书名： 常识
作者： （美）托马斯·潘恩 译者： 秦传安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16年09月
ISBN: 9787550284104

导言

或许，下面这些篇章所包含的观点并不够时髦，尚不足以赢得公众的垂青。对于某件事情，人们一向认为它并不是错的，这个由来已久的习惯使得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的。起初，本书中的观点总是引发令人生畏的反对意见，为的是捍卫司空见惯的传统。但喧嚣很快会平息。时间总是比理性能让更多的人转变观念。

由于长期而粗暴的权力滥用导致人们质疑权力的正当性（其他问题亦复如此，要不是受害者愤起而质询，可能从来就没人想到）；由于英格兰国王凭借其自身的权利，且又支持议会行使他所说的他们的权利；由于这个国家善良的人民受到了国王和议会极大的压迫，因此，他们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利，对二者主张的权利提出质询，同样有权拒绝接受其中任何一者对他们自身权利的侵犯。

在下文中，作者有意避免涉及任何个人化的东西，因此，这本书里没有任何对个人的恭维或责难。贤明之士不需要一本小册子的胜利，而那些见识浅薄之辈或心怀敌意之人，应该都会改弦更张，除非转变观念给他们带来太多的痛苦。

在很大程度上，美利坚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这里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而且还会继续出现，它们不是地方性的，而是世界性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切热爱人类的人，他们的原则都会受到影响，并因此影响到他们的情感。用火与剑让一个国家变得一片荒芜，对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宣战，并把这个国家的捍卫者赶尽杀绝，是每一个被大自然赋予了感知能力的人深感忧虑的事；笔者正是其中的一员，并不在乎党派的责难。

又及：这个新版本的印行被推迟了，这是考虑到应当关注一下任何试图驳斥独立主张的企图。鉴于至今尚未出现回应，现在可以假定没有人回应了，为公众准备这样一场表演所需要的时间已经过去。

本书的作者究竟是何方神圣，公众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应当关注的是学说本身，而不是作者其人。然而，有一点声明或许并非多余：作者跟任何党派无关，不受任何公共机构或个人的影响，其所受影响者，惟理性与道义而已。

托马斯·潘恩

费城，1776年2月14日

▲《常识》第一版扉页

匿名出版于1776年1月10日

政府的起源与目的总论，兼评英国宪政

▲托马斯·潘恩的出生地

有些作者把社会与政府混为一谈，对它们不加区别，或区别甚小。然而，它们不仅本身有所不同，而且起源各异。社会源于我们的需求，政府产自我们的邪恶。前者通过凝聚我们的友爱，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通过遏制我们的恶行，消极地促进我们的福祉。前者鼓励交往，后者制造差别。前者是庇护人，后者是惩罚者。

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类之福，政府则不然，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则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恶。这是因为，当我们遭受或者置身于政府造成的苦难，而这样的苦难我们认为只会出现在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时，此时想到我们遭受的苦难竟然是咎由自取，痛苦便会变本加厉。政府就像衣服，是我们不再天真无邪的标志；国王们的宫殿建造在伊甸园的废墟之上。如果人类清晰地、一致地、不可抗拒地服从良心的冲动，也就不需要别的立法者了。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发现，有必要交出我们的部分财产，为的是获得保护其余财产的手段。诱使人们这样做的，是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同样会遵循的谨慎策略：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安全才是政府真正的设计原则和目的之所在。我们可以无可辩驳地推断，不管政府是什么样的形式，只要它看上去最有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大的收益确保我们的安全，它就是最可取的形式。

为了清晰而正确地理解政府的设计和目的，我们不妨假设，有为数不多的一群人，定居在地球上某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们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那么，他们可以代表任何国家或整个世界最初的居民。在这种天赋自由的状态下，他们最先想到的将是社会。有许许多多的动机激发他们组成社会，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满足他的需求，他的心智根本不适合永久性的孤独，以至于他很快就不得不寻求别人的帮助和慰藉；反过来，别人也有同样的需要。四五个人联合起来，就能够在荒野中建起一个还算过得去的住所，但一个人就算付出毕生的辛劳，也可能一事无成。他砍倒一棵大树时却搬不动它，就算搬动了也竖不起来。干活的时候饿了，迫使他丢下手里的工作；各种不同的需求都要求他以不同的方式去满足。疾病，甚或灾祸，都可能意味着死亡，就算大难不死，也可能让他丧失生存的能力，陷入一种与其说是死去不如说是消亡的状态。

这样一来，就像地心引力一样，迫切的需要很快就会让这些新来的移民组成社会，社会的互惠之福将替代并提供法律和政府所承担的义务，在社会成员依旧彼此公正相待的时候，法律和政府是不必要的。但是，由于只有天堂才没有邪恶，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随着他们战胜了移居之初的种种困难——正是这些困难使得他们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团结在一起——他们便开始松懈下来，疏于恪守自己的职责，淡漠彼此之间的依恋；而这种懈怠，将会指向这样一种必要性：建立某种形式的政府，以弥补人的道德缺陷。

附近的某棵大树将为他们提供议会的会场，全体居民可以聚集到树荫下商讨公共问题。很有可能，他们最初一批法律的标题就叫作“规约”，其赖以执行的惩罚手段，仅仅是公众的蔑视。在这个最早的议会中，每个人凭借其天赋权利，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起初，他们人数甚少，住得很近，公众关切的事务也不多，而且都是小事。但是，随着聚居地的扩大，公共事务同样也会增加，成员之间可能隔得很远，这使得不能像当初那样每次集会都是人人到场。这就导致出现了一项便利的措施：他们从整个团体中选择出一定数量的精英，并同意把立法机构交给他们去管理，这些精英应当与那些选派他们的人有着相同的关切，他们的行事方式就像全体成员在场一样。如果聚居区继续扩大，就会有必要增加代表的数量，使得聚居地各个部分的利益都能得到关照。人们发现，最好是把整个聚居地分成若干部分，各部分派出恰当数量的代表；而且，获选者决不能把自己组成一个与选举人相分离的利益集团，出于审慎，恰当的做法是经常举行选举；因为这样一来，获选者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重新回到全体选举人当中，再次和他们打成一片，别让人戳脊梁骨的审慎想法将会确保他们对公众的忠诚。由于这种频繁轮换的做法将会确立社群各部分的共同利益，他们自然就会互相支持，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而不是凭借毫无意义的国王的名义），政府的力量和被统治者的幸福才得以确立。

这就是政府的起源和出现；也就是说，靠道德统治的世界是不行的，这种行不通使得政府这一统治模式成为了必要。政府的设计和目的也在于此，亦即自由和安全。不管雪花如何让我们眼花缭乱，声音如何欺骗我们的耳朵；不管偏见如何扭曲我们的意志，利益如何蒙蔽我们的理解力，自然与理性的简单声音依然会说：这是对的。

我是从一项自然原则中得出我关于政府形式的观念，任何人为的手段都推翻不了这项原则，亦即：越是简单的事物，越不容易产生混乱，即便产生了混乱也更容易纠正。接下来，根据这一普遍原理，我想对人们大肆吹捧的英国宪政提出几点评述。应当承认，对于它赖以建立的那个黑暗和奴役的时代来说，这一政体是高贵的。当世界被暴政蹂躏的时候，最微不足道的反抗也是一次光荣的营救。但我们不难证明，它并不完美，容易引发动荡，没有能力带来它曾经允诺过的东西。

尽管绝对政府是人性的耻辱，却有其自己的优势：它们都很简单。如果人民受苦受难，他们知道苦难的根源在哪里，同样知道补救的方法，不会被五花八门的病因和疗法搞得一头雾水。但英国的政体极其复杂，以至于国民承受多年的苦难，却发现不了毛病出在哪里，有人说在这里，有人说在那里，每一位“政治医生”都会开出不同的药方。

我知道很难克服一些地方性的或长期存在的偏见，但如果我们费心审视一下英国宪政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两种古代暴政的卑劣残余，只不过混合了一些新的共和元素而已。

▲“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这一言论是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权利的主要口号之一。1768年2月的《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是首次刊载本句口号的主要出版物，上图是该杂志刊载的卡姆登勋爵题为“关于‘大不列颠拥有殖民地主权宣言’”的演讲。

第一部分是君主暴政的残余，主体为国王。

第二部分是贵族暴政的残余，主体为议会上院。

第三部分是新的共和元素，主体为议会下院，英国的自由有赖于下院的德行。

前两部分都是世袭的，与平民百姓无关，因此，从宪政的意义上讲，它们对这个国家的自由毫无贡献。

说英国宪政是这三股势力的联合，它们互相制衡，则未免荒唐。这两个词要么毫无意义，要么干脆就是自相矛盾。

要说议会下院是对国王的制衡，必须有两个前提：

首先，如果没人盯着，国王是不值得信任的，或者换句话说，对绝对权力的渴望是君主制与生俱来的弊病。

其次，为这一目的而任命的下议院，要么比国王更英明，要么更值得我们信任。

但是，同样是这一宪政体制，既赋予下议院通过扣留王室供给来制衡国王的权力，同时又赋予了国王否决下议院议案的权利；因此它重新假定，国王比那些已经假定比他英明的人更加英明。荒唐透顶，莫此为甚！

君主制的构成中有极其荒谬的东西，它先是剥夺一个人获取信息的手段，然后又赋予他在需要最高判断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权力。国王的身份切断了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国王的事务却要求他透彻地了解外部世界；因此，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很不自然地互相对立，互相摧毁，从而证明整个角色是荒谬和无用的。

有些论者是这样解释英国宪政的，他们说，国王是一方，人民是另一方；上议院代表国王，下议院代表人民。但这种区分把一个议院的所有特征都割裂开来，互相对立。尽管这种说法编排得令人满意，然而，当你仔细审视的时候，它们便显得模棱两可，毫无意义。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最巧妙的词语组合在一起，用来描述某个要么不存在、要么太难理解以致无法描述的事物时，它们只能是听上去很漂亮的词藻，尽管悦耳，却不能启迪心智。上述解释包括一个先决问题，亦即：国王如何获得一项人民不敢信任的、并始终必须加以制约的权力？这样一项权力不可能是明智的人民拱手奉送的礼物，这种需要制约的权力也不可能来自上帝。然而，宪法所作出的规定却假设这样一项权力是存在的。

但条文规定胜任不了这项工作，手段要么不能，要么不会实现目的，整个事情无异于一次felo de se（拉丁语：自杀）。重的物体总是带动轻的东西，一台机器的所有轮子总是由一个轮子来带动；唯一要知道的是，这一宪政体制中哪一种权力最重，因为它将处于支配地位。尽管其他权力，或其他权力的一部分，可能阻碍——或者像上面的术语所说的，制约——其运动的速度，然而，只要它们没法让它停下来，它们的努力就是无效的。第一动力最终将会运转起来，它在速度上的不足将被时间所弥补。

不消说，在英国宪政体制中，国王就是这个压倒性的角色，其全部重要性仅仅源自于他是官位和津贴的给予者，这一点不证自明。因此，尽管我们足够明智，对绝对君主制关闭并锁上大门，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足够愚蠢，以至于把这扇大门的钥匙交给国王掌管。

▲彼得·提尔曼斯（Peter Tillemans）所作《安妮女王造访上院》（Queen Anne in the House of Lords）。油画再现了18世纪初，英国上院的贵族气息。

英国人对他们这个由国王、贵族和平民组成的政府青睐有加，这一偏爱源于理性，甚至更多地源于民族自豪感。个人在英国无疑比在其他国家更加安全，但国王的意志同样也是国家的法律，这一点英国和法国并无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直接出自国王之口，而是以议会法案这一令人敬畏的方式传达给人民。查理一世的命运只不过让国王们变得更狡猾，而不是更公正。

因此，撇开偏爱某些政府模式和形态的所有民族自豪感和偏见，一个清楚明白的真相是：国王在英国之所以不像在土耳其那样暴虐，完全要归功于人民的宪政，而不是政府的宪政。

此时此刻，十分有必要对英国政体中的宪法错误进行一番探究。只要我们继续受到某个主导性偏好的影响，就决不可能以正确的姿态公正对待他人；同样，只要我们依旧被任何顽固的偏见所束缚，我们也就没有能力对自己公正。正如一个喜欢嫖娼的男人没有资格挑选或评判妻子，任何偏爱一个腐朽政府体制的先入之见都会使我们不能识别一个好的体制。

论君主制与世袭制

▲壮年时期的托马斯·潘恩肖像

在 宇宙万物的秩序中，人类起初是平等的，只是由于后来的某些情况，这一平等才被摧毁了。贫富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用不着诉诸压迫和贪婪这些刺耳、难听的字眼。压迫常常是财富不均的结果，很少是，甚至根本不是致富的手段。而且，尽管贪婪会保护一个人免于贫困，但通常也使他变得太过胆小，不可能大富大贵。

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没有任何真正的自然理由或宗教理由可以解释，即把人分为国王和臣民。男女之别得之自然，善恶之分归诸天道；但值得探究的是，某个世系的人降生人世，为何就比其余的人更加高贵，就像是某个卓绝超群的新物种，他们究竟是人类幸福的手段，还是人间苦难的根源。

根据《圣经》编年史，创世之初并没有国王，其结果是没有战争。正是国王们的傲慢，让人类陷入了混乱。荷兰没有国王，最近一个世纪来却享受了比欧洲任何君主制国家都要多的太平岁月。古代的历史支持同样的说法，最早的族长制社会过着平静祥和的田园生活，快乐自在其中，当我们翻到犹太王权的历史时，这样的田园生活便消失不见了。

国王的统治最早由异教徒引入这个世界，以色列的子孙们从他们那里照搬了这一习俗。它是魔鬼为促进偶像崇拜而着手创立的最成功的发明。异教徒把神圣的荣耀赋予他们死去的国王，基督教世界通过对他们活着的国王做同样的事，从而对这一计划进行了改进。把陛下这个头衔用在一个其光彩正在碎裂为尘埃的爬虫身上，是多么亵渎神明。

正如把一个人抬高到超出其余人之上，并不能根据天赋平权来证明他的正确，也不能根据《圣经》的权威为之辩护。因为，正如犹太勇士基甸和先知撒母耳所宣布的那样，全能上帝的意志明确不赞成由国王来统治。在君主的治下，《圣经》中所有反君主制的内容都被巧妙地掩盖起来了，但无疑值得那些尚未组建政府的国家注意。“恺撒的归恺撒”是《圣经》中关于王权的教义，但它并没有支持君主制政府，因为那个时期犹太人没有国王，其身份是罗马人的臣属。

从摩西记述创世，到犹太人在全民妄想的影响下要求拥立一位国王，中间过去了差不多三千年。在此期间，他们的政体有点像共和制（除了万能上帝亲自插手的特殊情况之外），由一位士师和各部落的长老管理。他们没有国王，除了万民之主耶和华，承认任何人拥有这个头衔都被认为是有罪的。一个人只要严肃思考对国王其人的那种盲目崇拜，他就不必感到奇怪，一直要求绝对忠诚的全能上帝当然不赞成这样一种政体，它如此不虔敬地侵犯了天国的特权。

君主制在《圣经》中被列为犹太人的一宗罪，为此，有一个诅咒就是专门针对他们的。这段历史值得关注。

以色列的子孙受到米甸人的压迫，基甸领着一小支部队向他们进军，胜利（尽管有上帝的介入）决定了他深得民心。犹太人兴高采烈，把胜利归功于基甸的雄才大略，提出拥立他为国王，对他说：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诱惑了，不仅仅是一个王国，而且还是一个世袭的王国，但基甸满心虔诚地答道：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惟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些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基甸并非拒绝荣耀，而是拒绝赐予荣耀的权利，他也没有编造出一套感谢之词来恭维他们，而是以一个先知的坚定语气，指控他们背叛了自己真正的君主：天国的王。

此事过去大约一百三十年后，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犹太人对异教偶像崇拜习俗的热切渴望极其莫名其妙，但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抓住了撒母耳两个儿子的行为不端（一些世俗事务被委托给了他们），唐突无礼、吵吵闹闹地去找撒母耳，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指出，他们的动机居心不良，亦即，他们想要像其他异教国家一样，而他们真正的光荣，就在于尽可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急于仿效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国王，而是世间所有国王一般的行事方式。尽管年代相隔久远，具体方式不尽相同，但特征至今依旧流行。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这段描述与当前强征入伍的模式相同。）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这段描述了国王的开支、奢侈和压迫。）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由此我们看到，贿赂、腐败和偏袒是国王们长期存在的恶行。）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这段话解释了君主制政体存在的原因。自古以来，少数贤明国王的品格，既没有让这个头衔变得神圣，也没有洗脱它的原罪。《圣经》对大卫高度赞扬，但并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位职务上的国王，而是视为一个遵从上帝之心的人。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母耳继续跟他们讲道理，但白费力气。他向他们揭示他们的忘恩负义，但无济于事。眼见他们铁了心要干蠢事，他大声喊道：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时值麦收，这自然是一种惩罚），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圣经》的这些部分直接而肯定。它们不允许有模棱两可的解释。要么，全能上帝在这里对君主政府提出的反对是真的；要么，经文是假的。一个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由国王和教会统治的国家里，国王和教士同样都千方百计不让公众了解这些经文。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君主都是政府的教皇。

▲图中的树上挂着“自由之帽”（liberty cap）而被称为“自由之树”（Tree of Liberty).“自由之帽”即“弗里吉亚帽”（Phrygian cap），起源于古代小亚细亚、巴尔干地区，至罗马共和国后期转变为有投票权的自由民(non-slaves)的象征。公元前44年，刺杀恺撒的布鲁图斯及同谋者以此为反抗独裁和回归共和的象征。

类似上图的图案符号在世界近代史的多次革命中都曾出现，在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中也曾出现。

除了君主制之恶以外，我们还要加上世袭制之恶。正如前者是对我们自己的降格和贬低，后者——被声称为一项权利——则是对子孙后代的侮辱和强加。因为太初之始，人人平等，任何一个人不可能生来就有权利给自己的家族确立永久性的优先权，永远高于其他所有人之上，尽管他本人可能值得同时代人给予一定的恰当程度的崇敬，然而他的子孙后代可能远为逊色，不配继承这样的荣耀。说到国王们拥有世袭特权的愚蠢，有一个自然的证据是：大自然不赞成世袭，否则的话，它就不会经常让人类上演“驴披狮皮”的闹剧，让世袭制沦为笑柄。

其次，最初，除了公众给予他的崇敬，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其他的公共荣誉；同样，那些给予他崇敬的人，无权让渡子孙后代的权利，尽管他们可以说“我们选你做我们的首领”，但他们不能说“你的子子孙孙将永远统治我们的子子孙孙”，这对他们的孩子明显不公平。因为，这一不明智、不公正、不自然的契约可能（多半）在下一代把他们置于一个恶棍或一个傻瓜的统治之下。就其个人感情而言，贤明之士总是对世袭权心怀鄙夷；然而，它是那种一旦确立便很难消除的邪恶之一；很多人由于恐惧而屈服，还有人出于迷信而顺从，而一些势力更强大的人则和国王一起掠夺其余的人。

这是在假设，世界上当前的王族都有着值得尊敬的起源；然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假如我们能够揭开古老的黑暗遮蔽，追踪他们最早的崛起，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先祖不过是一伙狂躁不安的暴徒当中的首恶，他野蛮残忍的行事方式或出类拔萃的阴险狡诈，让他在劫掠者当中获得了首领的头衔；他不断壮大势力，扩张地盘，威胁那些平和安宁、无力自卫的人，通过频繁缴纳捐赋，花钱买平安。然而，那些推选他的人可能并未想到把世袭权赋予他的子孙后代，因为这样一来就永久性地把他们自己排除在外了，这和他们声称赖以为生的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原则水火不容。因此，君主制早期世袭继承的发生，不可能是作为一项理所当然的权利，而是作为一项临时性的或表示敬意的安排。但是，由于这些时期留下的记录很少，甚或没有，世袭制的历史充斥着神话传说，因此随着几代人时间的流逝，很容易编造出一个迷信故事，选择合适的时机，像穆罕默德那样，把世袭权塞进普通民众的喉咙。在一位首领去世和推选新的首领时，面临着引发混乱的危险，或者看上去好像有这样的危险（因为在暴徒当中推选首领不可能井然有序），起初，这样的威胁或许诱使很多人支持世袭权；这样一来，正如此后所发生的那样，起初作为一项权宜之计而同意接受的东西，后来却被当做是一项权利。

英格兰自诺曼人征服以来就少有明君，而是在数量甚多的暴君治下痛苦呻吟，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可能说，他们拥戴征服者威廉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一个法国私生子，领着一帮武装匪徒，不经当地人同意，自立为英格兰的国王，坦白地说，这就是一个卑微流氓的原型，其中肯定没有任何神圣性可言。然而，我们大可不必花太多的时间来揭露世袭权的荒唐，如果还有人软弱到竟至于相信它，就让他们一视同仁地崇拜蠢驴和雄狮好了，不胜欢迎之至。我既不会效法他们的奴颜婢膝，也不会打扰他们的忠诚奉献。

然而，我还是乐意打听一下，他们认为国王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呢？这个问题只能有三个答案，即：抽签、选举或篡夺。如果第一位国王是通过抽签产生的，那么就为下一位国王的产生确立了一个先例，也就把世袭继承排除在外了。扫罗王是抽签产生的，继承亦非世袭，从这件事情中也看不出有任何世袭的意图。如果有任何国家的第一位国王是选举产生，那同样为下一位国王确立了一个先例。如果说，第一代选民通过他们的行为，剥夺了未来世世代代的权利，因为他们选择的不仅仅是一位国王，而是一个永世统治的王室家族，那么，经文内外与之对应的只有原罪的教义，这一教义认为，所有人的自由意志都在亚当身上丧失了；而且，就算根据这样的类比，不承认其他任何类比，也推导不出世袭继承是什么光荣。由于亚当而人人有罪，由于第一代选民的选择而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由于前者，全人类都沦为撒旦的奴仆，由于后者，所有人都沦为君权的臣民；我们由于前者而失去了清白，由于后者而丧失了权力；由于这二者，我们再也不能恢复到从前的状态，重获从前的权力，于是便无可辩驳地得出结论：原罪和世袭继承是同类的。多么丢脸的归类！多么可耻的关联！就连最狡猾的诡辩家，也想不出比这更恰当的比喻。

▲彼得·罗瑟梅尔（Peter Rothermel）所作《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自治委员会前的演讲》（Patrick Henry before the Virginia House of Burgesses）。此次演讲和演讲人因一句演讲词而被铭刻在美国历史上：“不自由，毋宁死！”（Give me freedom,or give me death!)

至于篡夺，没有人会鲁莽到为它辩护。征服者威廉便是一个篡夺者，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一个明摆着的真相是：英国君主制的古代时期经不起审视。

但是，就攸关人类的利益而言，最荒谬的莫过于世袭制之恶。假如它能确保王族都是善良的贤明之人，倒也不妨打上神授权力的印记，但是，由于它向蠢人、恶人和非分之人敞开了大门，因此也就有了压迫的性质。那些自视为生来就要统治万民、别人只能服从的人，很快就会变得傲慢专横；他们被挑选出来，跟其余的人完全脱离，他们的头脑很早就被狂妄自大所毒化；他们行动的那个世界，跟整个世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了解现实世界的真正关切，所以当他们上台执政的时候，经常对整个领土上的所有事务都一无所知，不能胜任。

世袭继承的另一个坏处是：王座很容易被一个任何年龄的未成年人所占据；每当这个时候，摄政者总是打着国王的招牌行事，会有各种机会诱惑他们出卖所受到的信任。当国王年迈体衰、昏聩无能、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时，也会发生同样的全国性灾难。在这两种情况下，公众都会成为这些恶棍歹徒的受害者，当然公众也能够成功利用年幼或年迈国王的愚蠢。

人们为支持世袭继承而提出的貌似最有道理的借口是：它保护一个国家免于内战；假如这是真的，那这个理由就很有分量了。然而，这是强加给人类的最厚颜无耻的谎言。英格兰的全部历史否定了这一论点。自诺曼人征服以来，有三十位国王和两个未成年人先后统治过这个动荡不宁的王国，在此期间，至少爆发了八场内战（包括那场革命）和十九次叛乱。因此，世袭制非但没有带来和平，反而不利于和平，并摧毁了和平赖以建立的基础。

为争夺君主权和继承权，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的战争多年来把英格兰置于血腥之中。除了小规模冲突和围城战之外，亨利和爱德华之间打了十二场大规模战役。亨利两次成为爱德华的阶下之囚，后者反过来也曾是亨利的阶下之囚。当争执的理由仅仅关乎个人的时候，战争的命运和国民的心情是如此捉摸不定，以至于亨利在胜利中从监狱里回到了王宫，而爱德华被迫逃出王宫，流亡他乡；然而，由于国民情绪无法揣测，亨利又反过来被赶下了国王的宝座，爱德华被召回继承他的王位。议会总是追随更强大的一方。

这场争斗开始于亨利六世统治时期，直至亨利七世时期才彻底被扑灭，历时67年，亦即从1422年至1489年。

简言之，君主制和继承权让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这个或那个王国）陷于血泊和灰烬之中。这是一种上帝明言反对的政体，必然招致流血。

如果我们仔细调查国王的份内之事，我们就会发现，在某些国家，他们毫无作为。他们闲混度日，消磨平生，既没给自己带来快乐，也没给国家带来好处，随后鞠躬谢幕，退出舞台，留下他们继任者们同样无所事事地打发时光。在绝对的君主制中，军政大事系于国王一身。以色列的子孙们在要求立一位国王时提出的借口是：“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但在某些国家，国王既不是法官，也不是将军，就像在英国那样，人们不免迷惑不解，想知道国王究竟是干什么的。

任何形式的政府离共和制越近，留给国王的事务就越少。给英国政府找一个恰当的名号有点困难。威廉·梅雷迪思爵士称之为共和制；但就其目前的状况而言，它配不上这个名号，因为国王掌握着一切职位，吞噬了所有权力，侵蚀了下议院（宪政体制中的共和成分）的优点，从而带来了腐败堕落，以至于英国政府就像法国或西班牙的政府一样接近于君主制。人们为名称而争吵不休，却并不理解它们的真正意义。英国引以为荣的，正是英国宪政中的君主制部分，而不是它的共和制部分，亦即从他们自己当中推选下议院的自由——不难看出，当共和制的优点不起作用的时候，奴隶制便随之而来。英国宪政为何沉疴不起，还不就是因为君主制毒害了共和制，王权垄断了下议院吗？

在英国，国王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发动战争和封官晋爵；说白了，不过是让国家陷入贫困和纷争。一个人每年坐收八十万英镑，还能接受大家对他顶礼膜拜，真是一笔划算的好买卖。在上帝的眼里，一个诚实的人对社会的价值，比有史以来所有头戴王冠的恶棍要高得多。

对美利坚当前形势的思考

▲写作中的托马斯·潘恩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些简单的事实、朴实的论点和浅显的常识；预先要跟读者交代的，只有一句话：你得让自己摆脱偏见和成见，让你的理性和感情自行作出决定；你得拿出，或者说不要丢掉一个人的真正品格，并扩大视野，超越眼前。

关于英美之争这个主题，已经有过连篇累牍的著述。各个阶层的人纷纷参与这场论战，动机各不相同，目的五花八门；但全都白费力气，口舌之争已经结束。作为最后的手段，武力将决定这场斗争的胜负；国王的选择是诉诸武力，北美殖民地接受了挑战。

已故的佩勒姆先生尽管是个能干的大臣，但并非没有过错；据说，当他在议会下院遭到攻击，说他的那些措施只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时，他答道：“它们够用我这一辈子了。”假如一种如此要命而怯懦的思想在当前这场斗争中支配着各殖民地，那么未来几代人将会怀着憎恶之感，铭记祖先的名字。

▲北美战事打响不久后，1775年8月23日，英国政府以英王的名义发布《镇压叛乱和暴动的声明》（A Proclamation for Suppressing Rebellion and Sedition）。声明将北美的形势定性为“公开叛乱”，声称英帝国将以“最大努力镇压此次叛乱”。此外，声明还要求所有帝国臣民检举揭发他人的任何“叛乱信件”，以便政府将之绳之以法。

这份声明发布于第二届大陆会议向英国政府递交“橄榄枝请愿”（Olive Branch Petition)之前，事实上是对情愿的拒绝。声明发表前，大陆会议中仍有许多人将英王看作是殖民地与英国政府间矛盾的潜在协调者，因此它彻底打消了这些温和派的幻想，独立运动的步伐大大加快。

太阳从未照耀过比这更有价值的事业。它不是一城、一区、一省、一国之事，而是一片大陆的事——这片大陆至少相当于地球上可居住面积的八分之一。它不只关乎到一朝、一夕、一年、一代；子孙后代实际上也卷入了这场斗争，并多多少少受到眼下进程的影响，甚至直到时间的尽头。现在是大陆团结、信任和光荣的播种时刻。眼下最细微的裂痕，也会像针尖在一棵幼小橡树的嫩皮上刻下的名字，伤口将会随着树的长高而扩大，子孙后代读到的，将是触目惊心的大字。

事情从口舌之争，发展到刀兵相向。于是，一个新的政治领域被开辟出来，一种新的思考方法得以产生。4月19日（亦即敌对状态的开始之日）之前的所有计划、提议等等，全都像去年的老黄历；尽管当时它们还算允当，但如今已被束之高阁，毫无用处。争论双方当时提出的不管什么主张，最终都归结到相同的一点，亦即与大英帝国联合；双方唯一的不同是实现联合的方法：一方提议武力，另一方主张友好。但迄今为止发生的事情是：前者失败了，后者也销声匿迹了。

关于和解的好处，人们已经说过很多，它就像一场惬意的美梦，如今已经过去，大梦醒来，我们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有一点是对的：我们应当仔细审视这场争论中对立的一方，认真研究这些殖民地由于联合和依附大英帝国而遭受的，并且还会继续遭受的一些实质性损害。我们要依据自然和常识的原则，仔细审视这种依附，看看如果分离我们要交付什么，如果依附我们该期望什么。

我听到有人宣称，既然美利坚从前依附于大英帝国时繁荣兴旺，那么，同样的依附对于美利坚未来的幸福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始终会有同样的作用。没有比这种论点更荒谬的了。我们倒不如宣称：一个孩子吃奶茁壮成长，因此他永远不要吃肉；或者宣称：我们这辈子的前二十年应当成为接下来二十年的先例。但就算这是真的，也未免言过其实，因为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回答，假如没有一个欧洲强国跟美利坚有任何关系，它同样会繁荣兴旺，没准更加繁荣。它赖以致富的贸易是生活必需品，只要吃饭穿衣依旧保留欧洲的风俗习惯，这样的商品总是会有市场。

可是有人说，大英帝国保护了我们。说它独占了我们倒是真的，也应当承认它保卫了我们，我们出了钱，它自己也出了钱；它也会保卫土耳其，动机是一样的，亦即为了贸易和领土。

唉，我们被一些古老的偏见误导得太久，为迷信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们自吹受大英帝国的保护，却没有想到，它的动机是利益，而非爱恋；它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保护我们免遭我们的敌人侵犯，而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保护我们免遭它的敌人侵犯，而它的敌人，不曾为了任何其他利益而和我们产生争端，却总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而成为我们的敌人。让英国放弃它对美洲大陆的权利要求，或者美洲大陆摆脱对英帝国的依附，如此一来，就算法国和西班牙与大英帝国交战，我们也将与它们和平相处。汉诺威王朝的上一场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应当警告我们，要提防这样的依附。

最近有人在议会宣称，除非通过母国，否则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宾夕法尼亚与新、旧泽西及其余各殖民地，都是通过英国，才成为姊妹殖民地。这倒确实是一种转弯抹角的证明亲属关系的方式，但它是最直接的、也是惟一正确的证明我们与欧洲其它大国有敌对关系的方式，如果可以称之为敌对关系的话。法国和西班牙从来没有、以后大概也不会因为我们是美洲人而成为我们的敌人，倒是因为我们是大英帝国的臣民，才与我们为敌。

但有人说，英国毕竟是母国。这样说来，它的行为就更加可耻了。虎毒尚不食子，蛮族亦不杀亲；因此，这个说法就算是真的，也只是对英国的责难；更何况它并不是真的，或者说只是部分正确，父国或母国这样的说法，被国王及其食客们阴险地利用，怀着天主教会的卑劣意图，试图利用我们轻信的弱点，来增进不公正的偏见。欧洲，而非英国，才是美利坚的母国。这个新世界是来自欧洲各地的、热爱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受迫害者的庇护所。他们所逃离的，不是母亲的温柔怀抱，而是恶魔的残忍兽行；英国就更是如此了，当初驱使第一代移民背井离乡的暴政，至今依然在纠缠着他们的子孙后代。

在地球上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上，我们忘掉了三百六十英里（英国的宽度）的狭窄限制，把我们的品德带到了更大的世界。我们主张与欧洲的每一位基督徒结成兄弟，以博大的情怀赢得胜利。

▲“联合，或是死亡”，此图由本杰明·富兰克林设计，最早刊登在1754年5月9日《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上。此报刊也是由他本人创办。此画本意是在“七年战争”中号召北美殖民地团结一致，协助母国战胜法国及其印第安盟友。图中的英文缩写代表各个殖民地。该图的意义在独立战争又被重新解读，与亲英派的传统解读不同，在激进派眼中，它是殖民地团结一致反对英国政府的象征。下图标题之下的图是此画的另一种表现。

我们欣喜地看到，当我们不断扩大对世界的认识，我们也就逐步克服了地方偏见的影响。英国的城镇被分为多个不同的教区，一个人出身在任何一个这样的城镇，交往最多的自然是本教区的居民（因为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有着共同的利益），并称之为街坊邻居。如果他在离家只有几英里的地方遇到一个街坊邻居，他会丢掉狭隘的街坊观念，用同城老乡这个名号向他打招呼；如果他出了本郡，在任何别的郡遇到他，便会称他为同郡老乡；如果他们远走国外，在法国或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交朋结友，他们的地方记忆便扩大为英国人。同样的道理，欧洲人在美洲或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相遇，大家都是老乡；因为，英国、荷兰、德国或瑞典，跟整个欧洲比起来，在更大范围属于同一个地方，而街道、城镇和郡县之分，则在更小的范围属于同一个地方；对大陆思维来说，这些区分太过狭隘。即使在宾夕法尼亚这个殖民地，英国血统的居民也不到三分之一。因此，我反对把父国或母国这样术语仅用于英国，那是虚假的、自私的、狭隘的和小气的。

就算承认我们全都是英国血统，那又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意义也没有。英国如今是一个公开的敌人，其他的名号和头衔统统失效：说和解是我们的责任，真是荒唐可笑。英格兰当前王室的第一位国王（征服者威廉）是个法国人，英格兰的一半贵族同样是来自法国的后裔；那么，按照同样的推理方法，英格兰就应该由法国统治。

关于英国与各殖民地联合起来的问题，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有人说，有了这样的联合，他们就可以跟整个世界叫板。但这纯粹是假设；战争的成败是不确定的，这些说法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片大陆决不会竭尽所有居民，去支持那些在亚洲、非洲或欧洲的英国军队。

此外，我们为何要跟整个世界叫板呢？我们的目的是贸易，贸易搞好了，我们就会确保我们能赢得全欧洲的和平与友谊；因为让美洲成为一个自由港符合全欧洲的利益。它的贸易始终是一种保护，而缺乏黄金白银确保了它不会被人入侵。

我总是质问最热情的和解鼓吹者，请举出这片大陆通过和大英帝国联系在一起所能收获的一项好处。我屡次三番提出这样的质问，一项好处也没有得到。我们的谷物在任何欧洲市场上都能卖出好价钱，只要愿意，我们的进口商品在任何地方都能花钱买到。

但是，我们通过这种联系所遭受的损害和坏处却多不胜数。我们对整个人类的责任，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责任，都要求我们宣布退出这一联合；因为，对英国的任何归顺和依附都会直接导致这片大陆卷入欧洲的战争和争执，让我们与某些国家失和，这些国家原本愿意寻求与我们的友谊，而对它们，我们既没有什么愤怒，也没有任何抱怨。由于欧洲是我们从事贸易的市场，我们应该与欧洲的任何部分缔结不偏不倚的关系。美洲的真正利益在于避开欧洲的纷争，而由于对英国的依附，它从未做到这一点，它成了英国政治天平上的一块砝码。

欧洲王国林立，没法长治久安，任何时候，只要英国与其他任何欧洲强国爆发战争，北美的贸易就会因为北美与英国之间的联系，而遭受灭顶之灾。下一场战争的结果可能跟上一场不一样，假如不一样，如今的和解鼓吹者到那时就会希望分离，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立是一艘比战舰更安全的护航舰。我们有各种正当而自然的理由要求与英格兰分离。被杀戮者的鲜血，以及大自然哭泣的声音，都在呼喊：现在是分开的时候了。全能的上帝让英国和美洲天各一方，就连这段距离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自然证据，证明一者统治另一者的权力绝不是上天的设计。发现美洲大陆的时间同样增加了这一论据的分量，移民美洲大陆的方式也让论证的力量顿时倍增。美洲的发现在宗教改革之前，仿佛全能的上帝慷慨仁慈，打算在故国家园不能给未来的受迫害者提供友善和安全的时候，给他们开辟一个庇护之所。

大英帝国对这片大陆行使的权力，是一种迟早必定终结的统治形式。一个严肃思考的人，如果痛苦而坚定地确信他所谓的“当前政体”只是临时性的，那么他在展望未来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作为父母，我们不可能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政体不足以持久到确保我们传给后代子孙的任何东西。显而易见，既然我们欠了下一代的债，我们就应当为此做点什么，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在卑鄙可耻地利用他们。为了明白我们的责任之所在，我们应当考虑我们的孩子，把我们在生活中的立足点再往前推几年。登高望远，那一片被眼下的恐惧和偏见所遮蔽的景色便呈现在我们面前。

尽管我小心翼翼地避免不必要的冒犯，但我还是倾向于相信，所有支持和解的人都可以包含在下列描述之内：不值得信任的利益攸关者，不能睁开眼睛看的软弱无力者，不愿睁开眼睛看的心怀偏见者，以及某些对欧洲世界评价过高的温和之人。最后这一类人，由于他们的考量是基于错误的判断，因此他们给这片大陆带来的灾难甚于其他三者。

很多人的生活远离悲痛的现场，他们是幸运的；邪恶尚不足以被带到他们的门口，好让他们感受到美利坚人拥有的所有财产多么不可靠。但是，不妨让我们的想象力暂时把我们带到波士顿，那个悲惨不幸的地方将会教给我们智慧，令我们永远放弃我们可能并不信任的权力。那座不幸城市的居民，仅仅几个月前还安逸而富足，如今却别无选择：要么待在那里忍饥挨饿，要么出去乞讨。如果他们继续待在城内，朋友的子弹可能危及他们的性命；如果离开城市，就会遭到军人的洗劫。就他们当前的情况而言，他们就是无望获救的囚徒，在一次试图解救他们的总攻中，他们被暴露在双方军队的炮火之下。

一些消极冷漠的人，以轻松的心态看待英国的侵犯，依然抱有最好的希望，他们总是大声说：“来吧，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朋友。”但是，请仔细审视人类的激情和感受，让和解信条经受大自然的试金石的考验，然后告诉我，从今往后你是不是还能热爱和尊敬那个把火与剑带到你的国度的强国，并忠心耿耿地为它效力？如果你做不到这些，那你只是在欺骗自己，而且通过你的拖延，带给子孙后代的是毁灭。对于英国，你既不热爱，也不尊敬，你未来与它的联系将会是强迫的和不自然的，仅仅基于当下的权宜之计，要不了多久就会重蹈覆辙，比前一次还要糟糕。如果你说，你还是会把这些侵犯抛到脑后，那么我问你，假如你的房子被烧毁了呢？假如你的财产在你的面前被毁于一旦呢？假如你的妻儿没有安睡的床榻，没有赖以为生的面包呢？假如你在他们手上失去了自己的父母或孩子，你自己成了一文不名、悲惨不幸的幸存者呢？如果这些经历你都不曾有过，那么你就没有资格评判那些经历过这些灾难的人。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经历，还能与杀人凶手握手言和，那你就不配做一个丈夫、父亲、朋友和恋人，不管你在生活中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头衔，你都有着胆小鬼的内心和马屁精的灵魂。

▲阿奇博尔德·维拉德（Archibald Willard）所作《76年的精神》（The Spirit of’76），又名《扬基小调》（Yankee Doodle).”76年”指的是《独立宣言》签订的1776年，“扬基小调”则最初是英军嘲讽大陆军粗俗的歌曲，却被华盛顿当作了大陆军的军歌。此画表现了大陆军战士朴素和无畏的精神。

这不是煽风点火，也不是夸大其辞，而是用大自然已经证明了的那些情感去检验它们，如果没有这些情感，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履行生活中的社会责任，也没有能力享受生活的幸福。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激起报复而展示恐怖，而是为了把我们从致命而怯懦的沉睡中唤醒，好让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追求某个既定的目标。如果北美没有以拖延和怯懦征服自己，英国或欧洲都没有力量能征服它。这个冬天如果善加利用，将会称得上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时机，但如果坐失良机，整个大陆将大祸临头；无论是谁，无论他是做什么的，无论他在哪里，如果他浪费了一个如此宝贵而有用的季节，他受到的任何惩罚都是罪有应得。

把过去时代的所有先例推定为事物的普遍秩序，从而认定这片大陆可以在更长时间里依旧臣服于任何外部强权，这是讲不通的。在英国，就连最乐观的人也不这样认为。此时此刻，最大限度的人类智慧也谋划不出一项这样的计划：它不包含分离，却能允诺美洲大陆哪怕是一年的安全。和解不过是黄粱一梦。天理已经抛弃了联结，人力岂能回天。正如弥尔顿的至理名言：“深仇大恨刺入伤口如此之深，绝不可能真正愈合如初。”

每一种安静平和的和解方法都已失效。我们的祈祷已被轻蔑地拒绝；我们只能相信：没有什么东西比反复请愿更能助长国王的自负，强化他们的顽固——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做法更能让欧洲的国王们变得绝对专制：看看丹麦和瑞典吧。因此，既然只能爆发，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让我们走向最终的分离吧，别让下一代在已经毫无意义的父子名义下引颈就戮。

说他们再也不会那么干，是毫无意义的幻想，当初废除《印花税法案》时，我们曾这样想过，但一两年之后我们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正如我们认为那些曾经战败的国家决不会再起争端一样。

至于治理问题，大英帝国没有能力公正对待这片大陆：北美大陆的事务很快也会变得重大而错综复杂，一个与我们相距遥远、对我们一无所知的政府，不可能管理得差强人意；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征服我们，他们也就不能统治我们。一个传言或一份请愿都要跑三四千英里，然后等待答复要四五个月时间，得到答复时又要五六个月时间对它做进一步的解释，几年之后，这样的事情将被看作是愚蠢的和孩子气的——有一段时期它是恰当的，而如今到了结束这种情况的恰当时机了。

▲图为一张“自由之子”的歌谣宣传页。“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是北美13州殖民地的地下组织，为反抗英国政府而成立，并在反印花税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当印花税被废除后，该组织也随之解散，但在之后的独立战争中，“自由之子”的称号为大陆军战士继承。

几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小岛确实是大国关照的恰当对象，但要是认为一片大陆要永远由一个小岛来统治，则未免荒谬透顶。大自然尚未提供这样的实例：卫星大于其所环绕的星球，就像英格兰和北美那样，这违背了普遍的自然秩序。很明显，它们属于不同的体系，英格兰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自己。

我拥护分离和独立的主张，并非出于傲慢、党派或怨恨的动机；我清晰、肯定而真心地相信，这样做符合这片大陆的真正利益，如果缺少这一步，任何做法都不过是修修补补，不可能带来持久的幸福——那只是把刀剑交给我们的孩子，自己却临阵退缩，而在这个时候，只要做得再多一点，走得更远一些，就可以使这片大陆成为全世界的光荣。

由于大英帝国没有表现出最起码的妥协倾向，我们可以确信，最终获得的任何条款都不值得美洲大陆接受，也没有任何方式配得上我们已经付出的鲜血和财富。

为之奋斗的目标应当始终与代价保持恰当的比例。诺斯的撤职，或者解散整个令人憎恨的政治集团，都抵不上我们已经花费的数百万英镑。暂时的贸易中断的确有些不便，但如果能废除我们所抱怨的所有法案，这样的不便就会得到足够的补偿。但是，如果整个大陆必须拿起武器，如果每个人都必须成为士兵，仅仅是一届可鄙的内阁就不值得我们与之战斗了。如果废除那些法案就是我们为之战斗的一切，那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太大了；这就像我们因为法律问题，或者土地问题，而付出了邦克山战役那样的代价，这实在太蠢。我始终认为，这片大陆的独立，是迟早要到来的一件大事，从美洲大陆最近迅速成熟这一事实来看，这一天应该为期不远。因此，在敌对行动爆发的时候，根本不值得去争论一件时间最终会予以矫正的事情，除非我们的争论是认真的；否则的话，那就像浪费我们的财产，去打官司控告一个租约即将期满的房客非法侵入。在生死攸关的1775年4月19日之前，没有人比我自己更热烈地希望和解了，但就在得知那一天的事件的那一刻，我就厌弃了那位铁石心肠、脾气乖张的英国法老——永远厌弃；我鄙视这个恶棍，他假称“人民之父”，却听任人民惨遭杀戮，泰然自若地让自己的灵魂沾满他们的鲜血安然睡去。

但是，承认事态如今已经平息又会如何呢？我的回答是：美洲大陆的毁灭。理由如下：

首先，统治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国王的手里，他将有权否决这片大陆的立法。由于他对自由已经表现出了根深蒂固的敌意，以及对专制权力的渴望，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恰当，他都会对我们这些殖民地说：“除非是我满意的法律，你们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在美利坚，难道有哪个居民无知到竟然不知道，依据所谓的现行宪法，除非国王批准，这片大陆不能制定任何法律？或者，难道有人如此愚蠢，竟然看不出来（考虑到已经发生的事情），除非符合他的意图，他不会容许任何法律？我们可能由于缺少美利坚的法律而被迫受人奴役，就像由于服从英格兰为我们制定的法律而受英格兰奴役一样。在事情平息（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之后，难道还会有人怀疑，国王不会运用他的全部权力，尽可能让这片大陆保持低贱而卑下？我们要么前进，要么只能后退，退回到没完没了的争吵或荒唐可笑的请愿——我们已经比国王所希望的更加强大，他今后难道不会竭力让我们变得更弱小吗？一言以蔽之，一个嫉妒我们的繁荣的强国是否是适合统治我们的强国呢？对这个问题回答否的人就是一个独立派，因为独立的意思只不过是：我们是不是应当制定我们自己的法律，或者，推举国王，这片大陆曾经遇到的或可能遇到的最大的敌人，是不是应当对我们说：“除了我所喜欢的法律，这里不得有任何法律。”

▲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所作《沃伦将军之死》（The Death of General Warren at the Battle of Bunker’s Hill）。邦克山战斗是独立战争的起点之一，图中描绘的是在殖民地军队与英军的战斗中，沃伦将军（当时还未正式接受军衔）牺牲的一幕。

不过，你会说，国王在英格兰有否决权；未经他的同意，人民不得制定法律。就正当而良好的秩序而言，这里面有非常荒谬的东西：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经常这样），竟然对几百万比他年长、比他聪明的人说：我禁止你们提出的这项或那项议案成为法律。但在这里，我不打算答复这种问题，尽管我决不会停止揭露它的荒谬。我只想说，英格兰是国王的地盘，而美利坚并非如此，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国王在这里的否决权比它在英格兰危险和要命十倍，因为在那里，他很少拒绝批准一项增强英格兰国防能力的议案，而在美利坚，他决不会容许提出这样的议案。

在英国的政治体系中，美利坚只是一个二等的对象。英格兰顾及北美殖民地的利益，充其量不过是为了满足它自己的目的。因此，万一我们的利益没有促进它的利益，或者对它有丝毫的妨碍，它自己的利益就会导致它压制我们的利益。考虑到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这样一个间接政府的治下，我们将很快沦入何等状态！人们不可能通过改换名号而化敌为友。为了证明和解如今成了一项危险的主张，我断言，废除那些法案只是国王在此时此刻的政策，为的是恢复自己对各殖民地的统治；接下来，他就可以通过长期的诡计和狡诈，来实现他在短期内靠武力和暴力不可能实现的目的 。和解几乎就等于毁灭。

其次，即便是我们可以指望获得的最好的条款，充其量也不过是一项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或者是一种由监护人实施的统治，不可能持续到各殖民地成熟起来，在此期间，事物的这样一种普遍的面貌和状态是悬而未决的和没有前途的。有财产的人不会选择移民到一个政体命悬一线、时刻处于动荡和混乱边缘的国家，而现有的居民也会审时度势，处理他们的财产，离开美洲大陆。

不过，所有论据当中最有力的是：只有独立，亦即只有建立美洲大陆自己的政体，才能维持美洲大陆的和平，保护它免遭内战之害。我担心，万一现在与英国和解，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各地接踵而至的叛乱，其后果远比英国的所有恶意都更加要命。

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英国的野蛮行径而倾家荡产，大概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那些人的感受与我们这些幸免于难的人有所不同。他们如今拥有的一切便是自由，而他们从前享有的一切都牺牲给了争取自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他们鄙视屈服。此外，各殖民地对英国政府的普遍心态，就像是一个满师出徒年轻人，对其不怎么在意。一个不能维护和平的政府根本就不是政府，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付出了金钱却一无所获；假如和解之后的那天就爆发内战，我们还能祈祷英国人做什么呢？他们的力量是一纸空文。我听到有些人说——我相信其中很多人是不加思考而说的——他们害怕独立，害怕那会导致内战。实际上，我们最早的想法很少是正确的，这里的情况便是如此；因为修复联结比独立更令人害怕十倍。我对受害者的情况感同身受，我断言，假如我被赶出家园，我的财产被洗劫，我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作为一个清楚自己遭受损害的男人，我决不可能欣赏和解理论，也不认为自己应当受到这一理论的束缚。

各殖民地都表现出了一种热爱良好秩序、服从大陆政府的精神，这就足以让每一个明智理性的人在这一点上感到舒心和愉快。没有人能给自己的担心提出任何借口，除非是这样一个十足孩子气的荒唐理由：一个殖民地会谋求对另一个殖民地的优势。

彼此没有差别，就不存在哪个殖民地更有优势的问题，完全平等不可能提供权力的诱惑。欧洲的共和国全都和平相处（我们始终可以这样说）。荷兰和瑞士没有战争，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有一点倒是真的：君主制政府从来没有长期的安宁；在国内，王权本身就是激发暴徒野心的一个诱惑；国王的权威始终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自豪和傲慢，其极度膨胀的结果便是与外国列强决裂，而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更加自然的原则组建起来的共和制政府，将会通过谈判避免这样的错误。

对于独立，如果说有什么真正的理由感到恐惧，那只能是因为尚未制订任何具体的计划。人们看不到出路何在——因此，我提出下面一些思路，作为这项事业的开端。与此同时，我谨慎地声明，我的这些思路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如果能够集思广益，个人的零散想法常常构成了智者能人的素材，从而成为有用之物。

议会每年召集一次，只设一位总统。代表应当更平等。他们的事务完全是国内的，并服从于大陆议会（Continental Congress）。

每个殖民地分为六个、八个或十个方便的选区，每个选区派出恰当数量的代表参加大陆议会，这样每个殖民地至少派出三十名代表。大陆议会的代表总数至少是三百九十人。每届大陆议会按照下面的方法推选一位总统。当代表们集会时，通过抽签从十三个殖民地中选出一个殖民地，这之后，整个大陆议会（通过投票）从那个殖民地的代表中选出一位总统。在下一届大陆议会，只从其余的十二个殖民地中通过抽签选出一个殖民地，排除上届大陆议会从中选举总统的那个殖民地，依此类推，直至十三个殖民地全都轮到。为了确保只有足够公正的议案才会获得通过，成为法律，大陆议会中至少要有五分之三的成员赞成才能称为多数——在一个如此平等地组建起来的政府中，挑起争端的人就会成为撒旦的叛乱同谋。

但是，这件事情最早由谁发起，用什么方式发起，还需要仔细考量。如果发起者是介于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亦即介于大陆议会与人民之间的某个中间团体，看来更可取、更一致，为此可召开一次大陆会议，其方式和目的如下：

由大陆议会的二十六个成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即每个殖民地两名。该两名委员由各殖民地议会推选，同时在各殖民地首府，或者如果更方便的话，在该殖民地人口最多的两三个地方，由来自该殖民地各个地区的数量恰当的有资格选民，选出五名人民代表组成殖民地议会，代表整个殖民地。在这样召集起来的大会中，知识和权力这两项重大原则将会统一起来。大陆议会和各殖民地议会的成员都有处理国家事务的经验，都是能干而有用的顾问，整个机构由人民授予权力，将会有真正合法的权威。

议员们开会，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制订一部《大陆宪章》，或者叫《联合殖民地宪章》（回应英格兰所谓的《大宪章》），确定大陆议会成员和州议会成员的人数和选举方式，以及开会的日期，规定他们的事务和管辖权（必须始终记住，我们的力量是整个大陆的，而不是各殖民地的），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和财产，尤其是依据良心的命令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以及一部宪章必须包含的诸如此类的其他事项。这之后，上述会议将立即解散，依据上述宪章选举出来的机构将暂时成为这片大陆的立法者和统治者。愿上帝保佑这片大陆的和平和幸福，阿门。

对于今后为这一目的或类似目的而被委派为代表的人，我要送给他们下面这句话，它摘录自贤明的德拉戈内蒂关于政府的论述：

政治家的学问在于发现幸福和自由的真谛。那些能够找到让国家付出最小代价、为个人提供最大幸福的统治模式的人，值得人们世世代代地感激。

——德拉戈内蒂《论美德与奖赏》

▲图为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纪念画，画的底部是20世纪初美国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言论：“我们的政府以自由为基本，在血泊中诞生，须时时保持警惕方能使之永存”。

但有人会问，美国的国王在哪里？朋友，我要告诉你，他在天上统治着我们，不像英国国王那样给人间制造劫难。然而，如果我们庄严地留出了一天来宣布宪章，希望我们以人间的荣耀的眼光看此事，也没有什么缺陷；让发表的宪章是以神的法律，亦即上帝之言为依据；让我们给它戴上一顶王冠，好让全世界知道，其实我们赞成君主制，只是在美利坚，法律就是国王。因为，正如在专制政府中，国王就是法律；在自由的国家，法律就应当是国王，而且不应当有其他国王。但是，为了防止今后出现滥用，最好是在仪式结束时便砸碎王冠，把它分散给有权享有它的人民。

拥有我们自己的政府，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当一个人严肃地思考人类事务的不确定性时，他就会相信，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时候，以沉着冷静、深思熟虑的方式制订一部我们自己的宪法，远比把这样一项攸关重大的事件托付给时间和机遇，要明智得多，稳妥得多。如果我们现在漏掉了这一步，今后就可能出现某个马萨尼洛之流，抓住民众的不安，纠集铤而走险的亡命徒和不满者，把政府的权力据为己有，从而像一场大洪水一样，把自由从美洲大陆扫荡殆尽。假如美利坚的统治权再次回到英国人的手里，动荡不安的时局就会诱使某个铤而走险的冒险家试图碰碰运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又能给出什么样的救助呢？在它听到消息之前，生死攸关的大事可能就办妥了，我们自己就会像倒霉的不列颠人在征服者威廉的压迫下一样受苦受难。你们这些今天反对独立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们是在让政府的席位一直空缺，从而向永久的暴政敞开大门。有成千上万的人都会认为，把那股凶恶野蛮的势力从美洲大陆驱逐出去是光荣的，这股势力已经煽动印第安人和黑人来毁灭我们，这样的残暴行为有双重罪恶，对我们是残忍，对他们是背叛。

至于那些人，理性告诉我们不要信任他们，已经被伤害得千疮百孔的感情叫我们要痛恨他们，谈论与他们之间的友谊简直是疯狂和愚蠢。我们与他们之间残存的一点亲情纽带日渐销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希望，当这种关系已经消亡，感情却会增加呢，或者当我们争吵的问题十倍于从前而且更加重大时，双方却能更好地达成一致呢？

你们这些跟我们奢谈和谐与和解的人，你们能让已经逝去的时光回头么？你们能给娼妓从前的清白么？你们也不能让不列颠和美利坚重归于好。最后的纽带如今已经断裂，英国人正在发表反对我们的言论。有一些伤害天理不容；如果天理宽恕了这样的伤害，那就不是天理。正如丈夫不能宽恕强奸他妻子的人，美洲大陆也不能宽恕英国的那帮杀人凶手。全能的上帝为了有益而明智的目的在我们身上植入了这些不可磨灭的情感。在我们的心中，这些情感就是上帝形象的守护人。它们使我们区别于一群普通的动物。假如我们对这样的情感麻木不仁，社会契约就会解除，正义就会从人间绝迹，或者只是偶然存在。假如我们的情感所遭受的伤害不能激发我们伸张正义，强盗和凶手则会逍遥法外。

噢，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啊！你们这些不但敢于反抗暴政，而且敢于反抗暴君的人，请站出来！旧世界遍地都是压迫。自由在全球遭到围追堵截。亚洲和非洲早已把自由逐出。欧洲把她视为异乡人，英国也对她发出了逐客令。哦！接纳这个逃亡者吧，及时给人类准备一个庇护之所吧。

论美利坚当前的实力，附杂感若干

▲托马斯·潘恩纪念碑

美国艺术家约翰·弗雷齐（1790~1852）为托马斯·潘恩所立纪念碑。1832年，纽约州新罗谢尔。

不论是在英格兰，还是在美利坚，我所遇到的人无不坦承己见：这两个国家迟早要分离。然而，在努力描述美洲大陆独立的成熟性或适切性时，人们表现出前所未见的缺乏判断力。

所有人都承认独立的必然，唯一的意见分歧是时机，既然如此，为了消除误解，我们不妨对事态做一番总体的考察，尽可能努力找出这个时机。不过，我们用不着长篇大论，探究很快就会结束，因为时机找到了我们。大家团结一心，以及所有事态令人满意的发展，证明了时机已到。

我们伟大的力量，不在于人多势众，而在于团结一致；更何况，我们目前的人数也足以抵御全世界的武力。美洲大陆目前拥有天底下最庞大的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队伍；而且，我们的力量刚好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任何单个的殖民地都无力自保，联合起来就能无坚不摧。我们陆军已经很充足，至于海军，我们不可能感觉不到，只要美洲大陆依旧掌握在英国的手里，它就决不容许建造一艘美利坚自己的军舰。因此，在海军方面，再过一百年我们也不会比今天好多少；事实上可能还不如今天，因为这个国家的木材每天都在减少，最后剩下的都天遥地远，很难得到。

假如美洲大陆人满为患，它在当前情况下的痛苦将会是不可忍受的。我们拥有的海港城镇越多，我们需要保卫和放弃的城镇也就越多。我们现有的人数幸好在比例上符合我们的要求，谁也不会闲着没事干。贸易的减少产生了一支大军，一支大军的必需品创造了新的贸易。

我们没有债务；我们今后由于这个原因而欠下的任何债务都是我们美德的光荣纪念。只要我们能把一个稳定的政府形态、一部自己的独立宪法留给后世子孙，为此而付出的任何代价都是划算的。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废除几项恶法、把现任内阁赶下台，付出几百万英镑就很不合算了，也是极其残忍地对待后世子孙；因为我们留给他们的，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以及一笔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债务。一个看重荣誉的人不应当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一个心胸狭隘、蝇营狗苟的政客的典型特征。

只要大功告成，我们可能欠下的债务则不值得我们关注。没有哪个国家不欠债。国债就是国家契约；就算没有利息，也谈不上什么委屈。英国的负债高达一亿四千万英镑，支付的利息就在四百万以上。作为其债务的补偿，它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美利坚没有债务，也没有海军。然而，我们只要花费英国国债的二十分之一，就能拥有一支同样庞大的海军。目前，英国海军的价值不超过三百五十万英镑。

表现法恩堡岬海战（Battle of Flamborough Head)的版画。尽管此次海战规模很小，且战斗经过颇具争议，但由于它是为数不多的大陆军海军（Continental Navy）战胜英国皇家海军的战斗，因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独立战争期间最著名的海战。在此次战斗中，美海军共有五艘大小船只参战，以损失一艘战舰的代价俘获了全部两艘英舰。下图是该海战中的美海军英雄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

这本小册子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没有下面这些数据，我现在把它们列出来，以证明上面对海军的估算是正确的。参见恩蒂克：《海军史》，导言，第56页。

各种等级战船的造价，装备了桅杆、帆桁、帆和缆索，连同相应比例的水手和船匠八个月的海上供应品，由海军大臣伯切特先生计算：

由此不难推算出整个英国海军的价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成本，在其最鼎盛的1757年，英国海军拥有的战船和火炮数如下：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利坚这样，有着得天独厚的内部条件去建立一支舰队。沥青、木材、铁和索具都是它的自然物产。我们不需要国外的任何东西。荷兰人通过向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出租战船，挣到了巨额的利润，而他们所使用的大部分原材料却不得不进口。我们应当把建造舰队看作是一宗商业，它是这个国家天然的制造业。它是我们能够发起的最好的一笔投资。海军一旦建成，其价值将超过它的击沉，于1935年被打捞出水。造价。国家政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商业和国防统一起来。让我们建造战船吧，如果我们不需要，可以把它们卖掉，还可以借此用真金白银来取代我们的纸币。

▲“费城”号炮舰（USS Philadelphia）是独立战争早期大陆军海军舰艇，它是弱小的大陆军海军的代表，在1776年的库瓦尔岛战斗中被英国皇家海军

谈到给舰队配备人员，一般人的想法都大错特错；船上的水手不必占到四分之一。在上一场战争中，“恐怖”号私掠船的“死神船长”经历了最激烈的交战，但船上的水手不到二十个，尽管其定员超过两百人。只要有几个精明能干、善于交际的水手，他们很快就会教会足够数量的虽然缺乏航海经验，但积极活跃的新手，从事船上的普通工作。因此，我们开创海上事业的最佳时机莫过于现在，眼下，我们的木材供应充足，我们的渔场已被封锁，我们的水手和船匠纷纷失业。新英格兰四十年前就建造了装备七八十门火炮的战舰，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同样的事呢？造船业是美利坚最大的骄傲，在这个行当，总有一天它会超过全世界。东方的大帝国多半是内陆性的，因此没有与美利坚竞争的可能。非洲处在未开化的野蛮状态；欧洲的任何强国，要么没有这么长的海岸线，要么没有这么丰富的内部原材料供应。大自然的馈赠，往往在一方面慷慨，而在另一方面吝啬；只有对美利坚，它在两方面都很大方。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几乎没有出海口，因此，它浩瀚无边的森林，它的沥青、铁和索具只不过是商品而已。

就安全而言，我们该不该拥有舰队呢？如今我们已经不是六十年前的小国寡民了，那时候，我们可以放心地把自己的财产放在大街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放在田地里，夜不闭户、高枕无忧。这种情况如今已经改变，我们的防卫方式应当随着财产的增加而改进。就在十二个月前，一艘普普通通的海盗船便可以闯入特拉华河，对费城肆意勒索；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而且，任何一个大胆之徒，只要驾驶一艘双桅船，配上十四或十六杆枪，就可以劫掠整个大陆，裹走百万钱财。这些情况需要我们给予关注，并指出了海防的必要性。

或许有人会说，在我们跟英国言归于好之后，英国会保护我们。我们怎么能这般糊涂，竟然认为英国会为了保护我们而让一支海军长驻我们的港口？常识告诉我们，在所有国家当中，这个竭力要征服我们的国家是最没有资格来保卫我们。征服可能打着友谊的幌子实现；而我们自己，在长期而英勇的抵抗之后，最终上当受骗，沦为奴隶。我要问，如果不允许英国的战船进入我们的港口，它又如何保护我们呢？一支远在三四千英里之外的海军，派不上多大用场，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则一点用处也没有。因此，如果从今往后我们必须保护自己，那为什么不靠我们自己呢？为什么要靠别人呢？

英国的战船清单长长的一大串，令人望而生畏，但能够随时服役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中有很多战船已不复存在。然而，只要战船还剩一块板，它们的名字就会堂而皇之地继续留在清单上，能够随时随地待命、适合服役的不到五分之一。在东、西印度群岛、地中海、非洲，以及英国势力所扩张到的其他地区，这些地区对英国海军有着巨大的需求。出于误解加上粗心，我们对于英国海军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谈起来仿佛我们要同时对抗整个英国海军似的，并因此认为我们必须有一支同样庞大的海军，而这不可能在短时间实现；这一观念被一批所谓的托利党人利用，好让我们打消创建海军的计划。没有比这种观点更远离事实的了，因为美利坚只要有英国海军的二十分之一，就完全可以与之抗衡；因为我们既不拥有，也不索求海外领土，我们的全部海军只用于我们自己的海岸线，由此，从长远来看，我们的优势两倍于英国海军，它们要想攻打我们，先要航行三四千英里，还要航行同样的距离，回去修理船只和招募新兵。尽管英国凭借它的舰队，可以阻止我们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但我们有一支同样庞大的舰队阻止它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因为西印度群岛与北美大陆相邻，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如果我们认为不必要养活常备海军的话，还可以想出某种办法，在和平时期维护一支海军部队。如果给商人一些补贴，建造装备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门火炮的船只，供他们自己使用（补贴的多少视商人的载货损失而定），总共建造五六十艘这样的船只，加上几艘常规执勤的护卫船，便可以维持一支充足的海军。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不像英国那样，在和平时期让舰队躺在船坞里烂掉，从而造成很大的负担，弄得怨声载道。把商业和国防的力量联合起来是一项明智的政策，因为当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财富联手发挥作用时，我们就用不着惧怕任何外部强敌。

几乎每一项国防用品我们都很丰富。麻绳都快泛滥成灾了，因此我们不缺索具。我们的铁优于其他国家的铁。我们的轻武器不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逊色。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铸造大炮。硝石和黑色火药我们每天都在生产。我们的知识时时刻刻都在增进。坚韧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品格，勇气从未离开过我们。因此，我们还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犹豫呢？从英国那里，除了毁灭之外，我们别指望得到任何东西。只要允许它重新统治美利坚，这片大陆就不值得居住。嫉恨总会出现，暴乱不断发生，谁愿意挺身而出平息它们呢？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令自己的同胞服从外国的统治呢？宾夕法尼亚与康涅狄格之间关于某些未定土地的分歧，表明英国人的统治毫无意义，并充分证明：只有大陆的政权，才能管理大陆的事务。

为什么说当前是最好的时机，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的人口越少，尚未占用的土地就越多，这些土地没有被国王慷慨地赏赐他无能的仆从，今后不仅可以用来清偿当前的债务，而且可以用来维持政府的日常开支。天底下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优势。

我们所说的各殖民地的婴儿状态，是一个有利于独立而非不利于独立的论据。我们的人口已经够多了，假如再多一些，我们就可能不那么团结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个国家人口越多，他们的军队就相对更少。就军人数量而言，古代远远超过现代，理由很明显，因为贸易是人口增长的结果，人们太多地专注于贸易，也就无暇他顾了。商业既削弱了爱国主义精神，也削弱了军事防御的精神。历史充分地告诉我们，最英勇的业绩总是在一个国家未成年时完成的。随着商业的增长，英国失去了它的精神。伦敦城人口众多，却以一个懦夫的忍耐，屈服于连续不断的侮辱。人们可能失去的东西越多，就越不愿意冒险。富人一般来说都是恐惧的奴隶，像一个马屁精那样战战兢兢、口是心非地屈从于宫廷的权势。

▲埃玛纽埃尔·洛伊茨（Emanuel Leutze）所作《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Washington Crossing the Delaware）。描绘了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776年12月25日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发起特伦顿战役的场景。在此次作战行动之前，大陆军已连续败于英军。华盛顿为了振作士气，选择在圣诞节之夜的暴风雪中，强渡布满冰凌的特拉华河，成功袭击了在特伦顿的英军兵营。这次战斗的胜利令北美殖民地的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极大改善了独立战争的局面。

青年是良好习惯的播种时期，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莫不如此。再过半个世纪，要想把美洲大陆组成一个单一政府，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利益的千差万别，伴随着贸易和人口的增长，将会带来混乱。各殖民地将互相为敌。各殖民地可能瞧不起彼此之间的互助：在骄傲而愚蠢的人为自己微不足道的优势而自鸣得意的同时，贤明之士则扼腕浩叹，懊悔没有早点结成联盟。因此，现在是建立联盟的最佳时机。幼年时结下的亲情，患难时形成的友谊，是一切情谊中最持久、最牢固的。我们现在的联合兼具这两个特征：我们正年轻，我们在患难；但我们团结一致经受了磨难，我们正在开创一个值得铭记的时代，让后世子孙引以为荣。

同样，目前也是一个特殊时期，这样的时期一个国家只能遇到一次，亦即为自己组建一个政府的时期。大多数国家错失了这样的良机，因此被迫接受征服者强加的法律，而不是为自己制订法律。他们先是有一位国王，然后有某种形式的政府。然而，应当首先制订政府的条款或宪章，然后再委派代表去执行。不过，我们不妨从其他国家的错误中汲取智慧，把握住当前的机遇——从头开始组建政府。

当征服者威廉征服英格兰时，他用刀剑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法律。在我们同意美利坚的政府席位应当合法地、权威地占据之前，我们一直面临着它被某个幸运的恶棍所窃据的危险，他将以同样的方式威胁我们。接下来，我们的自由何在？我们的财产何在？

至于宗教，我坚持认为，保护一切凭良心宣称自己信仰的人，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不知道在这方面政府还有其他什么选择。如果你抛弃掉各行各业的小气鬼都很不愿意丢弃的狭隘心灵和自私原则，你就会立即摆脱掉在这个问题上的恐惧。猜疑是卑琐心灵的伙伴，是一切善良社会的祸根。就我自己而言，我发自内心地相信，我们当中应当有宗教观点的多样性，那是上帝的意志：它为我们基督教的仁慈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假如我们大家都只有一种思考方式，我们的宗教倾向就会缺乏进行检验的实质。根据这个自由主义的原则，我把我们当中各种不同的宗教派别看作同一个家庭的孩子，唯一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教名。

在第52页，我对如何制订一份恰当的《大陆宪章》提出了几点看法（因为我只是冒昧地提出了一些思路，而非方案），在这里，我斗胆重提这个话题。我认为，宪章应当被理解为全体人民缔结的一份关于神圣义务的契约，以维护各方宗教的、个人自由的和财产的权利。契约牢固，计算正确，交朋友才长久。

前面我还提到了广泛而平等的代表的必要性；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政治问题莫过于此。选民人数少和代表人数少同样危险。如果代表不仅少，而且不平等，危险就更大。我举下面这个例子作为这个观点的一个例证。当“联合者”们的请愿书被提交到宾夕法尼亚议会时，只有二十八名议员在场，巴克斯县的八位代表全都投了反对票，切斯特县的七位成员同样投了反对票，整个殖民地被两个县所控制，而这种危险时时刻刻危胁着我们。同样，该殖民地议会上次开会时也不正当地越权，为了获得不正当的权力而争取该殖民地的代表，这一事实警告了人民，我们是如何由于信任而拱手交出了自己的权力。把一套给各个代表的指示放到一起，无论是从理性还是从实务的角度来看，就连小学生也会感到丢脸，现在却经过少之又少的几个人在门外同意之后，被带进了议会，在那里，由议员们代表整个殖民地予以通过；另一方面，假如整个殖民地的人都知道，议会怀着怎样的恶意着手通过某些必要的公共议案，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些代表不值得如此的信任。

迫在眉睫的需要使人对很多事情大开方便之门，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会发展成灾难。方便和正当是两码事。当美利坚的灾难需要开会磋商时，最便利，或者当时看来最适当的方法，莫过于从各殖民地的议会中选派几个人，他们进行工作时所拥有的智慧曾经保护这片大陆免于毁灭。但更加可行的方法是，既然我们不能没有一个议会，每一个希望建立良好秩序的人都必须承认，推选议会成员的方式值得认真考量。我要对那些研究过人类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让同一伙人既当代表，又进行选举，这样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当我们为子孙后代设计谋划的时候，我们应当记住，美德并不是世袭的。

正是从我们的敌人那里，我们常常获得一些至理名言，而又常常因震惊于他们的错误而变得理性。康沃尔先生（一位财政大臣）十分轻蔑地对待纽约殖民地议会的请愿书，他说，因为该议会只由二十六名成员组成，他认为，这个人数微不足道，不足以代表整个殖民地。我们感谢他无意中表现出来的诚实。

总而言之，不管在某些人看来多么古怪，不管他们多么不愿意这样认为，但事实情况是，有很多强大而显著的理由证明：只有公开而坚决地宣布独立，才能迅速地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些理由包括：

首先，根据各国惯例，当两国交战时，其他没有参与冲突的国家将作为调停者介入，提出和约的预备条款。但是，在美利坚自称是大英帝国的臣民时，任何强国，不管有着多么良好的意愿，都不可能提供调停。因此，就现状而言，我们可能永远争执下去。

其次，认为法国或西班牙将会给我们任何种类的帮助是毫无道理的，如果我们只是打算利用这种帮助来修补裂痕、巩固英国与美利坚之间的联系的话；因为，这两个强国将会成为后果的受害者。

第三，在我们声称自己是英国臣民的时候，在外国人眼里，我们必定被视为叛乱者。这个先例对他们的稳定来说有点危险，因为许多人是在臣民的名号下武装起来的；我们可以马上解决这个悖论；但是，要把抵抗和臣服统一起来，需要非常精妙的观念，常人无法理解。

第四，假如发表一篇宣言，呈递给各国政府，陈述我们遭受的苦难，以及我们徒劳地用来补救的和平方法；同时宣布，在英国朝廷残酷统治下我们再也不能幸福而安全地生活，我们被迫有必要断绝与英国之间的一切联系；同时向各国朝廷保证，我们对它们抱有和平的意愿，希望与它们开展贸易。对美洲大陆来说，这样一份备忘录，比起装运一船请愿书去英国，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目前我们顶着英国臣民的名号，既不能被国外所承认，我们的意见也不会被听取。各国朝廷的惯例都对我们不利，而且一直会这样，直至我们完成独立，跻身于其他国家的行列。

这些行动起初看上去可能奇怪而困难；但是，像我们已经迈出的其他所有步骤一样；用不了多久，它们也会被人们熟悉和接受。而且在宣布独立之前，美洲大陆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把某件令人不快的事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的人，然而，他知道此事非办不可，却不愿动手，希望它过去，然而又会念念不忘地惦记着它的必要性。

第三版 附言

▲托马斯·潘恩除了是一位政论家之外，也是一位工程师。他设计了横跨桑德兰河的铁桥。这座铁桥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座铁桥，也是最大的单孔铁桥。潘恩也因此获得英国专利。此外，潘恩还改进了无烟蜡烛。

这 本小册子初版问世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在它面世的那一天，国王的演讲便出现在本城。如果说未卜先知的精灵控制了这部作品的诞生，那么，不可能有比这更恰当的关头、更必要的时机把它发表出来了。一者的嗜血意图，证明了追求另一者主张的必要。人们为了复仇而阅读。这篇演讲非但没有把人吓倒，反而为勇敢的独立原则铺平了道路。

客套，甚或沉默，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只要给予卑鄙而邪恶的表演以最轻微的认可，都是一种有害的倾向。因此，如果同意这句格言的话，那么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国王的演讲，作为一件已经完成的邪恶暴行，当时和现在都应当受到大陆议会和人民的普遍诅咒。然而，一个国家的内部安宁，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风”（这个说法可能是恰当的）的淳朴，因此更好的做法常常是，在默不作声的轻蔑中放过某些事情，而不是使用敌视这样的新方法，它可能给我们的和平与安全的守护者带来最小的革新。或许，主要是由于这种审慎而微妙的策略，国王的演讲至今没有受到公开的谴责。这篇演讲如果可以称之为演讲的话，充其量不过是对真理、公共福祉和人类生活的一次厚颜无耻的蓄意诽谤，是一种正式而夸张的方法，把人类的牺牲奉献给暴君的傲慢。但对人类的这种普遍屠戮，是国王们的一种特权，也是国王存在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因为，天理不知有他们，他们也不知有天理，尽管他们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存在，但他们不知有我们，反而成了其创造者的神明。这篇演讲只有一个优点：它不打算欺骗，我们也不可能被它欺骗，即便我们愿意被骗。残忍和暴虐赫然纸上，不会让我们产生误解，甚至在阅读的那一刻，每一行字都让人确信：那些赤身裸体的、粗鲁的、在弱肉强食的森林里捕猎的印第安人，也没有英国国王那么野蛮。

据说，约翰·达尔林普尔爵士是那篇名不副实、狡诈哀鸣之作——《英国人民致美利坚居民书》的作者，他或许想当然地认为，这里的人民应该会被他对一位国王的吹嘘和描述所吓倒，于是便谈到了（尽管对他来说其实很不明智）当前国王的真实品格。“但是”，这位作者说，“如果你们对一届我们并无怨言的内阁（他指的是废除《印花税法案》的罗金汉侯爵内阁）表示敬意，而不颂扬国王，那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只有经国王首肯，内阁才被允许做点事情。”这是彻头彻尾的托利主义！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赤裸裸的偶像崇拜。谁要是听了这种信条而心平气和地接受，他就没有资格声称自己是理性的——成为一个背离人性秩序的人；他应当被视为一个这样的人：他不仅放弃了人的尊严，而且沦落到与动物为伍，像蠕虫一样卑贱地在世间爬行。

然而，英国国王现在说什么或做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他已经邪恶地抛弃了每一项道德的和人性的义务，把天理和良心踩在脚下；并由于一种坚定不变的、与生俱来的傲慢和残忍的精神，而给自己招来了普遍的仇恨。美利坚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自强自立。它已经有一个年轻的大家庭，它的职责是要照顾这个家庭，而不是拿出它的财产，去供养一个辱没了人类和基督徒之名的强国——你们的职责就是要守护一个民族的道德，不管你们属于哪个教派或宗派，而且你们是公共自由更加直接的守护者，如果你们希望保护你们的故土家园不被欧洲的腐败堕落所玷污，你们就必定暗暗地希望分离。但是，除了把道德问题留给个人去思考之外，我主要就下面这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评述：

首先，与英国分离符合美利坚的利益。

其次，究竟哪一项计划最容易、最可行，是和解，还是独立？连同一些必要的评述。

为了支持第一点，如果我认为合适的话，我可以举出这片大陆上一些最能干、最有经验的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论点尚未被公众所知。实际上，这个立场是不证自明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处在对外依附的状态，它的商业就会受到限制，它的立法权就会受到限制和束缚，永远不可能在国际上赢得重要的地位。美利坚尚不知富裕为何物；尽管它已经取得的进步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无可比拟，但是，假如它像它应该做的那样，把立法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跟它能够实现的进步比起来，目前的它还只是处在童年时期。英国目前还在洋洋自得地探求那些即便得到了也对它没什么好处的东西。北美大陆在一个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这个问题如果被忽视了，将会是它最终的毁灭。英国从中获益的，是美利坚的商业，而不是对美利坚的征服，这两个国家假如像法国和西班牙那样彼此独立，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还会继续。因为就很多商品而言，它们还找不到比对方更好的市场。这个国家脱离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而独立，如今成为了唯一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就像其他所有必然要被发现的真理一样，这个问题也将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力。

首先，因为它迟早会走到这一步。

其次，因为拖延的时间越长，实现起来就越困难。

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人场合，我经常默默地观察着那些不加思考便高谈阔论的人，他们言谈中常有似是而非的错误，我在心里暗自发笑。在我听到过的很多言论中，下面这个说法似乎最普遍：假如这一决裂发生在四五十年之后，而不是现在，美洲大陆将更有能力摆脱掉依赖。对此，我的答复是：我们目前的军事能力，源于上一场战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再过四五十年，将完全不复存在。到那个时候，美洲大陆不会有一位将军，甚至一个军官也不剩；我们，或者我们的后继者，将会像古代印第安人一样，对军事问题一无所知。若仔细思考，单是这一状况便会无可辩驳地证明：现在才是最佳的时机。由此得出的论点是：在上一场战争结束时，我们有了经验，但人数不够；而四五十年之后，我们有了足够的人数，但没有经验。因此，恰当的时间点必定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特殊点，在这个点上，前者所剩依然足够，后者又得到了恰当的增加。这个时间点就是现在。

请读者原谅这次跑题，因为它并不完全在我最早着手申述的论题之下，下面的论述将再次回到原先的论题。

假如我们与英国达成和解，它依旧保留了对美利坚的统治权和主权（在现在的形势下，这个论点正在被彻底放弃），我们将失去偿还债务或继续举债的手段。未开发土地——由于加拿大边界的无理扩张，某些殖民地的这些土地被暗中侵蚀了——的价值就算只以每百英亩五英镑计，也有二千五百万宾夕法尼亚币；免役税每英亩一便士，也有一年两百万宾夕法尼亚币。

出售这些土地，即可偿还债务，而无需增加任何人的负担，对土地保留的免役税将会一直减少，最终完全用来支持政府的日常支出。多长时间还清债务并不重要，只要出卖土地的收入被用来还债就行，至于具体的实施，议会将暂时充当大陆人民的受托人。

下面我来谈谈第二个论题，即：究竟哪一项计划最容易、最可行，是和解，还是独立？连同一些必要的评述。

凡事顺应自然的人，他的论点是不容易驳倒的，基于这个理由，我总体上这样回答：独立是唯一简单的路线，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和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涉到一个背信弃义、反复无常的朝廷，结果可想而知。

美利坚的现状让每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真正感到忧虑不安。没有法律、没有政府，除了建立在谦恭的基础上并由谦恭授予的权力之外，没有任何形式的权力。人们凭借空前的观点一致而团结在一起，然而这种一致很容易改变，每一个隐蔽的敌人都在竭力瓦解它。我们当前的情况是：有立法而无法律，有智慧而无计划，有政体而无名号，而更加令人吃惊的是，有完全独立的机会却拼命想要依附。这种情形没有先例，此前从未有过，谁能说出结局会是什么？在目前风雨飘摇的局面下，没有人的财产是安全的。民众的思想摇摆不定，前方看不到确定的目标，只好追随幻想或舆论所指示的方向。没有什么事情是犯罪，也不存在叛国这么回事；因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可以为所欲为。假如托利党人知道自己的行为违背了国家的法律并因此而送命的话，他们就不敢气势汹汹地聚集起来。应当在作战被俘的英国士兵和武装投敌的美利坚居民之间画出一条清楚的分界线，前者是战俘，后者是叛徒。前者要被剥夺自由，后者要被砍头。

尽管我们有智慧，但我们在一些行动中存在明显的软弱，从而助长了分歧。大陆的腰带扣得太松。如果不及时做点什么事情的话，到头来做任何事情都为时已晚，我们将陷入这样一种状态：和解和独立都不可行。国王和他那帮不中用的追随者在玩他们的老把戏：分裂北美大陆，我们当中也不乏一些印刷商，在忙于散布似是而非的谎言。几个月前纽约两家报纸以及另外两家报纸上发表的那封狡诈而伪善的信札便是一个证据，证明了有一些人要么缺乏判断力，要么缺乏诚实。

躲在阴暗角落里谈论和解很容易。但这些人是否认真考虑过，这项任务多么困难，而且假如大陆因此而分裂的话，它又是多么危险？他们是否关注过各种不同的人，是否考虑过这些人的情况和处境，以及他们自己的情况和处境？他们是否设身处地地考虑过那些已经失去一切的受害者，那些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放弃一切的士兵？如果他们有欠考量的克制只是适合他们自己的情况，而无视别人的情况，那么事实将让他们确信：“他们是在擅自做主。”

有人说，让我们回到1763年的状态吧。对此，我的回答是：这个要求如今不是英国所能同意的，它也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即使它能做到，甚至答应了这样的要求，那么，我要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疑问：我们有什么手段让这样一个腐败堕落、背信弃义的朝廷信守约定？下一届议会，不，甚至是这届议会，今后也有可能不再履行自己的义务，谎称它是在暴力下被迫接受的，或者是很不明智地答应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哪里去寻求补救？我们不可能跟国家打官司，大炮是国王们的律师。决定诉讼胜负的，不是正义之剑，而是战争的大刀。要回到1763年的状态，仅仅让法律回到当时的状态是不够的，还要让我们的环境回到同样的状态，我们被烧毁和破坏的城镇要修复或重建，我们的个人损失要补偿，我们的公共债务（为了防御而借的）要偿还，否则的话，我们将比那个令人羡慕的时期还要糟糕百万倍。这样的要求如果一年前得到了满足，那就已经赢得了大陆的民心，但现在为时已晚——“已经过了卢比孔河”。

此外，仅仅为了强制废除一部涉及金钱的法律而拿起武器，就像为了强迫服从这样的法律而拿起武器一样，都是神的法律所不允许的，也与人类的感情相抵触。无论站在那一边，目标并不能证明方法和手段的正当性；因为，人的生命太宝贵，不能浪费在此类琐碎之事上。戕害和威胁我们人身的，正是暴力；毁灭我们财产的，是武装部队；入侵我们家园的，是火与剑，这些在良心上证明了使用武器的正当性。在这种自卫形式变得必要的那一刻，对英国的一切服从都应当停止；美利坚独立的时代应当被认为是从射向它的第一颗子弹开始，并由这颗子弹公布于世。这条线是连贯的，既不是异想天开地画出来的，也不是野心的延伸，而是产生于一连串的事件，各殖民地并非这些事件的始作俑者。

我将用下面几点适时而善意的建议结束这些评述。我们应当反思，今后实现独立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方式；这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有朝一日将决定美利坚的命运。它们是：通过人民在议会里发出合法的声音，通过军事力量，以及通过民众暴乱。我们的士兵不可能总是公民，民众也不可能总是理性的团体；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德并不是世袭的，它也不是永久性的。假如通过第一种方式实现独立，我们就会有各种机会和各种激励来建立世界上最高贵、最纯洁的政体。我们有能力开始重建新世界。自洪荒初辟以来还从未出现过类似于目前的情形。新世界的诞生之日近在眼前，一个人口或许像整个欧洲一样庞大的人类族群，将从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中获得他们应得的那份自由。这个想法令人生畏，从这个观点看，跟这项有着世界意义的大事比起来，少数软弱自私之人微不足道的无端指责显得多么无足轻重，多么荒唐可笑。

假如我们错过了当前这个有利而诱人的时期，今后的独立就要通过另外的手段来实现，这个后果必须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或者更恰当地说，应当由那些思想狭隘、心怀偏见的人来负责，他们习惯性地反对这个方法，既不研究，也不思考。有一些理由可以拿来支持独立，人们私下里想到了，但没有公开谈论。我们现在不应该争论我们是不是要独立，而是迫切地希望在一个坚固、可靠和光荣的基础上实现独立，并为它尚未着手而感到不安。每一天的形势都让我们确信独立的必要性。就连托利党人（如果我们当中还有这样的人的话）也应该比别人更加热切地推动独立；因为，最初委员会的任命保护他们免遭民众的怒火，同样，一个贤明而稳固的政府形式也将是继续保护他们的唯一可靠的手段。因此，就算他们没有足够的美德成为辉格党人，他们也应该有足够的审慎希望独立。

简言之，独立是唯一能够让我们团结起来并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到那时，我们就会看清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耳朵就能不再听信诡计多端、残酷无情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到那时候，我们还将站在一个合适的立足点上来对待英国；因为有理由得出结论：对于英国朝廷来说，与美利坚政府就和平条款进行谈判，比起与那些它称之为“叛乱臣民”的人就和解条款进行谈判，其自尊心受到的伤害要小一些。正是我们拖延独立，助长了英国征服的妄想，我们的后退往往只会延长战争。我们曾经为了补偿我们的不满而终止了我们的贸易，却没有得到任何好的效果；现在我们不妨试试另外的方法，独立地处理我们的问题，然后提出开放贸易。英国的商人和理性之士还是会跟我们站在一起；因为有贸易的和平比没有贸易的战争更加可取。如果这个提议不被接受，我们可以向其他国家提出。

我把问题的解决基于这些根据之上。既然至今尚没有人提出意见来反驳这本小册子先前版本中所包含的主张，那么这就是一个反面证据，证明这一主张要么不可能被驳倒，要么是支持的人太多，没法反对。因此，让我们每个人不要互相猜疑地盯视着对方，而是伸出热诚的友谊之手，联合起来画一条线，这条线就像一道大赦令，使我们消弭旧恨，捐弃前嫌。让辉格党和托利党这样的名字彻底消亡，让我们当中从此只听到下面这些称谓：好公民，开放而坚定的朋友，人权的高尚支持者，以及自由而独立的美利坚各州的高尚支持者。

附录Ⅰ

美国先贤对托马斯·潘恩的评价

——翻译于Joseph N.Moreau1861年编辑出版的Testimonials to the Merits of Thomas Paine

1.乔治·华盛顿

1776年1月31日，华盛顿从坎布里奇致信里德将军说：

另外几点像法尔茅斯和诺福克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充满激情的论证，加上小册子《常识》中所包含的明智可靠的学说和无可辩驳的推理，将会让很多人对分离的正当性有着更加坚定的决心。

1776年4月1日，华盛顿从坎布里奇致信约瑟夫·里德将军说：

通过我最近收到的一些来自弗吉尼亚的私人信件，我发现，《常识》一书正在给很多人的思想带来强有力的改变。

1783年9月10日，华盛顿从新泽西州的洛基山致信托马斯·潘恩，邀请他共商国是。原信如下：

自我到达此地之后，我便得知您在博登镇。至于是为了退隐，还是出于经济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是因为其中之一，还是兼而有之，抑或由于其他任何原因，如果您愿意来此地与我共事，我将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的在场可能让大陆议会想起您过去对这个国家所做的贡献，如果我有能力让他们对您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将竭尽全力，而他们也会很高兴由一个对您的工作之重要性抱有强烈感受的人向他们引见您。

1784年6月12，华盛顿从弗农山庄致信约瑟夫·里德将军说：

他的《常识》，以及他的《危机》中的很多篇章，都非常及时，对公众的思想有着十分有益的影响，我相信，任何一个联想到它们得以发表的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他的贡献迄今为止尚未引起注意，这一点有目共睹。

2.约翰·亚当斯

约翰·亚当斯不放过任何机会贬低托马斯·潘恩，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嫉妒，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独立议案最大的推动者，因此，1776年3月19日，他写信给妻子说：

你问我，《常识》的思想是什么。明智之士都认为，这本小册子中，有一些异想天开，一些诡辩，一些针对迷信的民众所发表的狡猾致辞，还有激发热情的强烈企图。但所有人都同意，里面有大量的良好判断力，以清晰、朴实、简单和紧张不安的风格呈现出来。他关于美利坚的实力，以及与英国重新和解的困难的这些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

3.托马斯·杰斐逊

1821年1月19日，托马斯·杰斐逊从蒙蒂塞洛致信弗朗西斯·埃普斯说：

你问我对博林布鲁克勋爵和托马斯·潘恩的看法。他们在给他们那个时代的神父和伪君子们制造仇敌的功绩方面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是诚实正直之人，都是人类自由的提倡者……这两个人在写作风格上迥然不同，就极端的简朴和崇高而言，他们各自留下了最完美的典范。在轻松随意、无拘无束的风格上，在表达的清晰易懂上，在阐述的贴切上，以及在简单而谦逊的语言上，没有哪个作者能超过潘恩。在这方面，他可能比得上富兰克林博士。

4.詹姆斯·麦迪逊

1784年，一项议案被提交到弗吉尼亚立法机关的面前，提议在切萨皮克湾东岸给潘恩先生一块地。该议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了。7月2日，詹姆斯·麦迪逊从里士满致信乔治·华盛顿说：

以后是不是有任何场合，人们更愿意奖赏一位天才值得尊敬的爱国努力，这不是我所能预先决定的。假如最后看来，这个作品可激发和促进美利坚人民独立精神的人，其功劳却不能激励他们作出公正而慷慨的善行，那么世人恐怕会对我们的政策，特别是对我们的感恩之心，不再报有信任。

5.詹姆斯·门罗

詹姆斯·门罗是美国第五任总统，也是独立战争中的一名战士。1794年9月18日，就在托马斯·潘恩这位“自由的使徒”从巴黎卢森堡监狱获释之前，詹姆斯·门罗从巴黎写信给潘恩说：

我必须告诉您，您所有的同胞——我说的是广大人民——对您的安康有多么关切。他们没有忘记他们自己的革命的历史，以及他们所经历过的艰难困苦；每当他们回顾革命的几个阶段，他们的内心里都会重新燃起对一些人的感激之情，正是这些人，在那场伟大而艰苦的斗争中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们。忘恩负义之罪尚未玷污，而且我希望永远不会玷污我们的民族品格。他们认为，您不仅在我们自己的革命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人权之友，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有能力的公众自由的拥护者。对托马斯·潘恩的安康，美国人不会漠不关心，也不能漠不关心。

6.安德鲁·杰克逊

安德鲁·杰克逊是美国第七任总统，曾在1812年英美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在谈到一封提议给托马斯·潘恩建立一座纪念碑的信函时，第七任美国总统、“新奥尔良英雄”安德鲁·杰克逊对纽约深受尊敬的慈善家赫特尔法官说：

托马斯·潘恩不需要用手建造起来的纪念碑，他自己已经在一切热爱自由的人的心里建起了一座纪念碑。《人的权利》将比人类所能堆砌起来的一切大理石和花岗岩都更加持久。

7.本杰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最早把托马斯·潘恩介绍给新世界。在1774年9月30日的一封信中，他向自己的女婿理查德·贝奇推荐了潘恩：

持信人托马斯·潘恩先生，有人向我推荐他是一个机灵而可敬的年轻人。他抱着定居此地的想法来到宾夕法尼亚。我请求你给予他最好的建议和支持。

大约13年后，富兰克林博士给了他一些引见信，写给几个最著名的法国文人。其中，在写给拉罗什富科公爵的信中，富兰克林写道：

持信人潘恩先生，题为《常识》的著名小册子的作者，此书在这里出版，在革命之初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思想。他是一个足智多谋、诚实正直的人，因此请允许我向您推荐他。

8.理查德·亨利·李

李是独立革命时期著名的爱国者，1776年，作为来自弗吉尼亚的大陆议会代表，他最早向大陆议会提议宣布独立，在感谢华盛顿送给他一本《人的权利》时，他说：

它是一项任何人都可以为之自豪的成就，我真心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把这样一个人留下来，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公民，他在观点上是一个如此彻底的共和主义者，而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上又是如此勇敢无畏。

在1784年7月22日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一封信中，李写道：

我十分敬重您的推荐，这就足以让我竭尽所能，全力支持潘恩先生，无关乎他在我们的独立革命中所立下的巨大功劳。我完全清楚这位先生的著作所产生的非凡影响；这样一种重要性质的影响，让他在任何地方受苦受难，都将令美利坚各州蒙羞；而允许此事发生在他们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在他们自己的边界之内，则确确实实是有罪的。当（弗吉尼亚）州议会考量潘恩先生的事情时，我不幸并不在场，否则的话，可以肯定，我将代表他竭尽全力。我被告知，有一项支持他的议案惨遭失败，有人指出，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公共利益》），有损于我们索求西部领土的主张，从而显示了对本州的敌意。在我看来，这本小册子是潘恩先生保持真我本色的结果，它与其说是人的过错，不如说是地方的过错。然而，比起他的其他著作为合众国所作出的巨大而本质性的贡献，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附录Ⅱ

莱斯利·斯蒂芬：独立革命中的潘恩

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

英国作家，其女儿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潘 恩的作品，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当然，对于英国人来说，潘恩比其他任何人更能代表1789年的原则；特别是这些原则与美国独立革命之间的联系。那么，他的履历和他的功绩是什么呢？

首先，潘恩是塞特福德市一个贫穷的贵格会教徒的儿子。贵格会的精神无疑和他的成长大有关系。像富兰克林一样，潘恩也是一个缺少正统信条的贵格会教徒，正如晚年的卡莱尔是一个抛弃了教义的加尔文教徒一样。实际上，神秘主义曾经是这一教派早期成员的鲜明特征，而潘恩对此没有共鸣。就像富兰克林一样，在他的身上，神秘主义被18世纪的形而上学自然神论所取代。但他肯定吸收了某种注重实际的观点，而正是这种观点，使得贵格会教徒在他那个时代的所有慈善运动中扮演了一个如此可敬而显著的角色，潘恩还像他们一样反感一切形式的教会机构。

他在《理性时代》中宣称，贵格会的宗教最接近于真正的自然神论。蔑视尘世的浮华和虚荣，热衷人类的手足之情，尊重个人良心的权利，这些表述，既可以用在乔治·福克斯身上，也可以用之于托马斯·潘恩。我们只要用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取代“内在之光”，就不那么感情用事了，却同样至关重要。

然而，从年轻的时候起，潘恩对任何宗教教派的坚持想必都非常轻微。有一些模糊的迹象表明他布过道，但他的布道——如果有的话——早和去年的雪一道消融于无形了。没有丝毫证据表明，目睹时代的罪恶对他有什么特殊的影响。一个9岁大的小孩子，大概更高兴听到从苏格兰高地回来的军队的战鼓——如果有哪支部队经过塞特福德的话——而不是被坎伯兰复仇部队那血迹斑斑的制服所震惊。

毫无疑问，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在短时间内成为了一名私掠船的船员，这几乎不应该是一个早熟慈善家的选择。他作为一个束身衣裁缝以及后来作为一个收税官的职业生涯自然是默默无闻的。我们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他很有抱负，他疏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刘易斯市，他是一个快乐友善的政治俱乐部的成员，写过歌曲和讽刺诗，代表（似乎这样）威尔克斯和自由非常活跃地与人争论。

在18世纪中叶的深度平静之后，英国激进主义缓慢地搅动了人们的生活。我们可以猜测，潘恩阅读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论述“人类不平等”的著作的英文版，这些著述是新生精神的先知之声。就算他没有读过这些著作，他也应该听过对它们的介绍。

他在伙伴当中变得引人注目，足以让他在一场要求加薪的闹事中被提名为他们的代言人。对于所有阶层的人来说，这个位置都很危险，而收税官们是最不可能指望公众同情的人，加薪的要求也很少赢得上司的支持。一点也不奇怪，潘恩很快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与当局格格不入的收税官。那时他只有一个资源可用，潘恩的高智力和数学家的气质，让他在某个时期获得了科学知识。他从两个自学成才的人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是本杰明·马丁和著名天文学家托马斯·弗格森，这两个人当时都在伦敦举办讲座。

很可能是通过他们，富兰克林知道了潘恩，而富兰克林早已因为从天上获取电流而名扬天下，他很快就要从国王手里夺取节杖。1774年底，潘恩揣着富兰克林的介绍信，乘船去了费城，打算创办一所学校。结果，他以每年50英镑的微薄薪水成了一家杂志的编辑；但没过几个月，他找到了更有挑战性的职业。

当潘恩到达美洲大陆时，一次大陆议会已经在费城召开。列克星敦的小规模战斗（1775年4月19日）和邦克山战役（6月7日）之后，紧接着是华盛顿被推选为各殖民地军队的总司令。那年秋天，潘恩写出了他的《常识》，1776年1月面世，使他一举成名。3个月的时间里，这本书卖掉了12万册，成了公认的革命党宣言。一个只在塞特福德接受过训练的收税官，却成了一个国家的代言人，而一年之前，他在这个国家还几乎是个外国人。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首先，潘恩天生就具有一个新闻记者所能拥有的最有价值的本能。

美国人直到最后一刻仍在声称，他们不希望分离。富兰克林宣称，他没有听到过“任何人”表达过这样的愿望，“不管他是喝醉了，还是清醒的。”潘恩在别的地方说了很多同样的话，但在《常识》这本小册子中，他还说，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美利坚，他所遇到的人无一不预期，分离迟早会发生。

据说，一份报纸如果把人人都已经在说的话说得更好一些，就会事业兴旺。然而，说出每个人明天要说，但今天不敢说的话，就是一次更大的胜利。

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则，有一个奇特而有趣的说明出现在柯勒律治《文学遗稿》中。柯勒律治说，当他阅读莱顿的作品时，他似乎“只是把他自己的思想重新思考一遍。”在接下来的一页，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他几乎相信，莱顿实际上是一个很有灵感的作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把我们自己的思想揭示出来。

当武装抵抗实际上已经开始，当殖民者们组成了一个同盟，推选了一位总司令，你应该会想到，任何要想继续假装不承认独立的愿望，都是很难的。那可能纯粹是一种把责任抛给母国的方式；随着战争的爆发，提出这样一个特别请求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接下来需要做的，是清醒地揭开这个迄今为止被掩盖起来的坚定信仰的面纱。

在文学的意义上，潘恩就是那个“给猫系铃铛”的人。他有一批乐意把他作为先知来欢呼致敬的听众，因为他响应了他们，不是响应他们的言辞，而是响应他们的思想。但他还清晰而生动地提出了他的论据，考虑到他完全缺乏文学经验，这一点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他的方法很典型。可能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雄辩的言辞具有所谓的煽动性。当地的美国人可能会更多地考量具体的不满，但潘恩对于这种事情没有任何具体的个人认知。

他把这些事情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细说缘由。他在论说时就像是一个人在坚持某个绝对可论证的科学真理。他所论证的命题很简单：“到了分手的时候了”；证据源自于上帝显而易见的设计，正如地理学中所昭示的那样：认为一片大陆可以永久性地被一座小岛所统治是荒谬的，大自然也没有把一颗卫星造得比它所环绕的行星还要大。

冲突一旦爆发，和解便明显变得荒谬。任何和解都不可能解决这样的分歧。暂时达成协议只能把争执留给下一代。英格兰很小，而美利坚是一片辽阔的大陆；因此，英国对美洲的统治处在一个不稳定平衡的位置上。一旦打破了平衡，你就决不可能在金字塔的塔尖上再次获得平衡。这就是其论点的实质，这个论点无疑也配得上《常识》这个标题。它基于广泛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当然，书中还充分提到了人们对英国人统治的憎恶，这一点也支持了他的论证。不过，潘恩还给他的论证提供了某种形式的绪论，取代任何形式的权宜之计。亨利·梅因爵士也是如此，他追踪了社会契约理论，从它罗马法学的源头，一直追踪到卢梭对它的变形。

他说，卢梭把这一理论传给了杰斐逊。因此，它出现在独立宣言中，潘恩大概受到了独立宣言的某种影响。他在《常识》中充分阐述了这一理论。他从人的生而平等和一小群人“在地球上某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开会这个常规假设开始，并把讨价还价视为他们的权利，我们立即得到了一种轮廓清晰的政府理论，以及对国王和贵族的绝对荒谬的证明。通过先验性的推理来证明英国宪政的价值简直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潘恩看来，美国革命已经是以最绝对的形式宣布“人的权利”。据他说，各殖民地之所以揭竿而起，并不是因为英国政府违背了殖民地的特许状，或对商人造成了具体的损害，而是凭借某些像欧几里得的命题一样正确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英国人和美国人，而且适用于整个人类。

只要所有爱国者都同意把乔治三世赶出去，他们选择什么样的形而上学原则作为其主张的根据，也就无关紧要了；不管他们拿起武器战斗，是以大宪章的名义，还是以人权的名义。宣布的原则越是包罗万象，作为战斗口号也就越发有效。

潘恩的学说涵盖了足够多的主张，就算它涵盖的主张未免太多，暂时来说也并不重要。他发言的时候，仿佛他的敌人不仅缺乏审慎，而且拒绝纯粹理性最清楚明白的指令。

必须补充一句，整个战争期间，潘恩都是按照其学说的精神采取行动。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总题为《危机》，尽管良莠不齐，但显示出了相同的典型品质。

如果说，对一个人的观点过于自负的确信在哲学家身上是一项值得怀疑的特点，那么，在一项并不稳固的事业的支持者身上，它无疑就很有价值了。开篇便是“现在是考验人的灵魂的时候”——它成了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格言。

它写于这项事业明显处于巨大危险中的时期，紧接着却是一次意想不到的成功。据说，华盛顿曾把这篇文章在军队中广为分发，供人们阅读，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姿态攻城略地。潘恩的力量的秘密，在同一篇文章的一句短语中透露了出来。“对我来说，我自己的推理思路就像一束光一样笔直而清晰。”

潘恩本人也曾参军服役，直至被任命为大陆议会一个委员会的秘书；他的话听上去经常像是一个人在炮火硝烟中确实要说的真心话。他的同伴们的观点，特别是华盛顿的声明，让人毫不怀疑，它们比其他任何小册子更加有力地唤醒了美国人的精神。潘恩以那种有点自鸣得意的平静——在一个突然成名的人身上，这样的自得是可以原谅的——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坚持认为，他自己的笔所做出的贡献丝毫不亚于华盛顿的剑。他完全可以公正地声称，不管什么样的功劳，都属于那个毫不畏缩地投身于捍卫一项伟大事业的人。他在官方事务上陷入了某些麻烦，最糟糕的是，他想要揭露不诚实交易的愿望使他无视外交礼仪。

他脱口说出了法国在宣战之前曾帮助过各殖民地，而这一点是千万不能承认的，此事迫使他辞去了公职。但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运气押在了战争的结果以及应该得到的更大奖赏上，以至于他的那些小册子没有让他收获任何东西。

他为了提高发行量而放弃了这些出版物的版权；他最终得到的报酬肯定不算多。纽约慷慨大度地送给他一处庄园，还是从一个托利党人手里夺来的，而宾夕法尼亚给了他500英镑。

当战争的结果最终确定下来的时候，潘恩却丢了工作。他要做的工作是用数学的方法证明人的权利，这样的差事是徒劳无功的。把各自独立的殖民地组成一个国家，调停它们之间的相互嫉妒，做出实际上能发挥作用的妥协，是那些品质完全不同的人的任务。《联邦党人文集》如今是论述完成这项功绩的指导性原则的最著名的文献，它属于另一种思想类型。作者们所遵循的领路人是孟德斯鸠，而不是卢梭；把它跟潘恩的作品进行任何比较都是荒谬的。潘恩的强项是唤起战斗的呐喊。

说到潘恩的力量，我认为，其主要的秘密就是同样的彻底性。像另外一些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的人一样，他也把一些人们并不经常发现的品质结合在了一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天生就有着强烈的常识观。他生来就是一个科学人，他想当然地认为欧几里得的方法对一切思考主题都适用，并爱上了一个很好的数学公理，以至于他对把这一公理应用于具体事实时所遇到的微不足道的困难都不屑一顾。事实必须被歪曲或无视。这种类型的人物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理论家当中足够普遍，但对我们英国人粗糙一些的头脑来说，通常有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们有点痛恨对称，任何逻辑的外表都会引起我们的怀疑。

附录Ⅲ

朱学勤：两个世界的英雄——托马斯·潘恩

人 们常说，18世纪末的拉法耶特是“两个世纪的英雄”，却遗忘了那个时代更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的民主战士——托马斯·潘恩，拉法耶特执剑，潘恩执笔。前者之剑只能连接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新旧大陆两个战场，却不能揭示那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后者之笔不仅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且对那两场革命据以进行的近代政治学说做出了重大贡献。潘恩之笔走在了法拉耶特之剑的前面。但是，潘恩的命运——无论是个人生涯还是历史地位——却远不能和拉法耶特等人相比。拉法耶特生前就赢得极高声誉，遍受欧洲各国首都欢迎。潘恩生前却饱受磨难。他被柏克诬蔑，受庇特审判，又为罗伯斯庇尔逮捕入狱。最后，还饱受华盛顿忘恩负义见死不救之害。他遭旧封建宫廷追捕，并不奇怪，可悲的是，他还被新执政党人打击，而那些新执政党人不久前都还是他的同志。他以世界公民自命，在英、法、美三国鼓动革命，结果却颠沛流离，不得其所——其遭遇之惨，只有卢梭才能与之相匹。即使如此，卢梭尚有死后哀荣，远胜于他。没有一个人在他那个时代参与了那么多的重大事件，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赢得过那么多的读者，但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被同时代人遗忘得那样快，以至连遗骸都下落不明，至今无人知晓。

一

1737年1月29日，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塞特福德一个穷苦的束身衣匠人家庭。他幼年失学，曾相继当过店员、裁缝、教员和税吏，屡遭失业和饥饿的威胁。他两度结婚，结局都很悲惨：一次悼亡，一次离异。在《常识》发表之前，他一直把自己的姓写成“Pain”(”痛苦”），以示对英国社会的抗议。

1774年他组织了一次下级税吏要求增加工资的请愿。在伦敦向议会请愿时期，他与北美殖民地驻伦敦代表富兰克林结识。后者赞赏他是个“有独创精神的高尚青年”。请愿失败后，潘恩被英王政府解雇。这年10月，他带着“富人的财产就是另一些人的灾难”这一结论，离开了日益仇恨的英国，流亡北美。抵美后，他凭借富兰克林的推荐信，很快找到了新工作。

1774年11月至1776年5月，潘恩在费城任《宾夕法尼亚》杂志编辑。1775年3月8日，他发表《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一文，抨击对黑人的奴役是“谋杀、抢劫、淫恶和野蛮”的行为，呼吁北美人“以沉痛和憎恶的心情立即停止并废除这一制度”。历史学家们考定，这是北美土地上反对奴隶制的最早也是最杰出的文献之一。宾夕法尼亚州的废奴主义者为他的文章所鼓舞，几个星期后，组成“美洲废奴协会”——北美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废奴组织。潘恩当然成为其成员。

潘恩抵美后，北美事件逐步走向武装抗英的高潮。但是，当时的北美人并未下决心独立。“国王仁慈，议会暴虐”的看法不仅在民间，甚至在军队中都很普遍。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宣言犹在宣称完全忠于王室，依附大不列颠：“有人告诉你们，说我们是好乱的，不满政府和希望独立的。请相信，这些都不是事实……只要我们再回到上次战争（指英法7年战争）结束时所处的地位，我们之间的和谐就能恢复如初”。迟至1776年1月，在华盛顿坐首席的军官餐厅里，每天晚上都要为英王的健康干杯。对大多数北美人来说，这时从母国独立出去，建立共和国，无异于让历史上那些混乱、灭亡的惨剧在北美重演——远如古罗马，近如波兰，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只有少数先进分子如本杰明·拉什、约翰·亚当斯等人看到了战争的前景是独立，独立的前景是共和。但他们为种种现实利益所限，又不敢公开呼吁。可是战争却在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地进行着，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局面：战争在持续，但战争的前景却模糊不清。可以这样说，这时的北美大陆只有战争，没有革命。战争是在潘恩的《常识》发表以后，才获得近代意义的革命内容和划时代的历史地位的。

1776年1月10日，潘恩在罗什等人的鼓动下，匿名发表他那篇惊骇世俗的小册子。在这本不过50页的小册子中，他宣称这些真理如常识一样自然可信：

1.“乔治三世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皇家畜牲”，他是北美事件的首恶之源。英国王室并不神圣，因为据英伦三岛征服史记载，英王的“始祖是某一伙不逞之徒中的作恶多端的魁首”。

2.“和解与毁灭密切相关”，独立才是唯一的出路。“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本身”，“现在是分手的时候了”。

3.独立之后，实行共和政体，而不是恢复英国留下的制度。“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人民”。“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国家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

《常识》一出，震聋发聩，犹如划破黑夜的枪声。不出3个月，发行12万册。总销售量达50万册。当时200万北美居民中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读过或者听过别人谈这本小册子。《常识》流传之广，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当时在许多乡村茅舍，如有幸拥有一本藏书，那自然是《圣经》，可是如果拥有第二本，那就是《常识》。在许多大陆军士兵的背囊中，都有一本读得皱巴巴的《常识》。一家英国报纸惊叹：“《常识》无人不读。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华盛顿曾承认这本书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常识》一书还为《独立宣言》铺平了道路。历史学家们发现，在《独立宣言》中强调的那些民主原则早已为《常识》以更酣畅淋漓的语调阐述过。《独立宣言》的那位作者也曾坦率承认，他引用过《常识》，并对此“引以为荣”。

《常识》一书推动北美人民走上公开独立道路的历史意义不可估量，毋庸置疑。时过200多年，历史学家仍在称赞这本书：”1776年《常识》一书把国王和议会的权威撕成了碎片，……从那以来，除《汤姆叔叔的小屋》外，在美国，再也没有一个出版物曾发生那样巨大的反响”。但是，《常识》赢得的评价大都集中在它鼓吹独立的作用上，这就掩盖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它在北美大陆首倡共和的重大意义。而忽视了这一方面，就违背了作者的本意。

人们应该体会《常识》一书为什么以那样的形式开头，它并不是具体评论北美与母国的关系，而是分析人类组建政府的各项原则，攻击包括英国制度在内的各种君权制、世袭制。潘恩一再强调：《常识》中有关共和政体的观点要比呼吁独立的那些论述更有价值。他后来写道：“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我本人对它就不会有这样经久不息的热情。独立之后，继续前进，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政治制度——才是我写作时考虑的首要原则。”

北美斗争波峰相逐，内在逻辑经历有经济斗争、民族斗争和民主革命三个阶段。纠纷初起，北美人的口号仅是：“无代表不能征税！”他们要求的是在大不列颠内的参政权，以保护殖民地的经济利益。1775年3月，帕特里克·亨利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发出“不自由，勿宁死”的誓言，北美人民才意识到经济冲突之外，还有更难调和的民族矛盾。不久，列克星敦枪声打响，北美人民以“不自由，勿宁死”的口号，进入争取民族解放的第二阶段。但是，第二阶段并不是最高阶段。这时，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刚刚觉醒，尚摇摆不定，近代意义的民主革命要求则更加淡薄。如果北美斗争停留在这一阶段，尽管最终还会取胜，但结局很可能是：赶走了英国总督，民族独立，却恢复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就在这时，1776年1月，潘恩《常识》出版。他不仅呼吁独立，而且还喊出了共和和新口号：“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以这一口号为标志，独立战争的内涵获得了崭新的含义。北美人民从此意识到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们不仅仅是为本土十三州而战，而是为开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时代而战。这样，长期纠缠不清的独立是否合法、共和是否可取的论争就此结束，战争的前景迅速廓清，北美斗争上升到第三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最高阶段。

潘恩把独立和共和联系在一起，把一个区域性的民族战争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史上的共和时代联系在一起，把北美斗争推上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为后来的法国革命奠定了实践典范——这才是他发表《常识》一书所获得的最重要的历史功绩。这一功绩是同时代其他任何政治家、思想家都难以比拟的。

《常识》出版后，潘恩投笔从戎，加入格林将军的志愿部队，上前线作战。1776年8月，英国在长岛登陆，继而占领纽约。美军一退再退，士气低落，纪律溃坏，几至瓦解。战局危急，民族垂危，潘恩应华盛顿请求，又一次拿起了他的利笔。他在行军旅途中，以《美国危机》为题，连续写作多篇战斗檄文，鼓舞士气。以下这些激动人心的词句，就是他屈着膝在一面行军鼓上写就的：

这是磨炼人的灵魂的时候，能共享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的人，在这场危机中将在为国服务中退缩，可是现在能够挺住的人，应该受到男男女女的热爱和感谢。暴政同地狱一样是不容易征服的。但我们可以此安慰自己：斗争越艰苦，得来的胜利越光荣；得来的胜利越便宜，赢得的尊敬就越小。

华盛顿命令：集合全体官兵，向他们宣读这篇文章。1776年圣诞之夜，在潘恩檄文的激励下，美军一鼓作气，连夜渡河作战，取得了特伦顿战役的辉煌胜利。

1777年，潘恩被任命为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在那里，他与美国驻法商务代表塞拉斯·迪安等人发生冲突。他不能容忍那些人利用法国援助假公营私的行径。1778年12月4日，他在报上公开揭露迪安谋取10万厘私利的丑闻，引起轩然大波。大陆会议的某些当权者公开表示对潘恩的不满。保守派首脑古尔诺·莫里斯在大陆会议上说，外交委员会秘书一职根本不应掌握在“从英国来的一个纯粹的冒险家，一个既没有财产，又没有家庭和亲戚，甚至连语法都不懂的人”手里。次年2月，法国驻北美使节向大陆会议递交抗议书，抗议潘恩暴露了法国军援的秘密，要求大陆会议“对目前的状况采取合适的措施”。会议为此辩论不息，风波持续了一年多。1779年2月9日，潘恩被迫提出辞呈。在辞呈中，他悲愤地说：“我并未辜负信任，因为我所从事的一切都是忠诚于公众利益。我并未泄密，因为我并未说出什么我认为称得上是秘密的东西。我确信迪安犯有罪恶，我惟愿自己已克尽职守。”

迪安事件是潘恩在美国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之后，他的信誉遭到极大打击，总是处在谣言包围之中，再也难以恢复《常识》出版时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美国上层社会讥笑说：“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如一根拐杖。”北美战争结束后，出身低微的潘恩更受排挤。他为这个国家预言了足够它几代人实践并为之感激的真理：从共和政体到外交中立，从中央银行到邦权至上，直至美国国名。这时却成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失业游民。1783年11月，他投书扭约州议会说：“我不谙经商，亦无地产。我从另一个国家流亡出来后，并未置办另一份家业。有时我不禁自问，我比一个难民究竟好多少？最可悲的是，我这个难民曾为这个国家竭忠尽智，却得不到一丝好报。”经他抗议，邦联议会才同意给他一笔补贴，又经过两年多反复辩论，邦联议会才确定补贴金额为3000美元。潘恩以此款在纽约市郊的新罗歇尔购买一座庄园。

像启蒙时代的其他优秀人物一样，潘恩既有民主献身的热情，又有沉迷于科学实验的奢好。因为他们都认为若要拯救人类摆脱愚味，民主和科学缺一不可。潘恩曾发明、设计过一连串东西，从刨床、轻型起重机到车厢轮子、无烟蜡烛。有一次富兰克林对他说，“对于闲暇者，有书籍；对于伟人，有大厦；对于教士，有教堂；对于普通老百姓，却没有人为他们建筑桥梁”，于是潘恩发奋制作铁桥，以取代不能经受冰凌冲击的木桥，解决凌汛期间民间的舟楫之困。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短暂间隙里，他设计了一座铁桥模型，先在富兰克林家的花园展出，后拿到巴黎、伦敦展览。他对这座铁桥充满柔情，称它为“《常识》之子”；十三根弯梁撑起一座单拱桥身，他说，这是对十三州组建合众国的纪念。

二

在英国，他的铁桥模型和建桥计划曾一度受到辉格党领袖柏克的欢迎。在法国，他自豪地写信给华盛顿说：“我已建造了一座跨距110英尺的单拱铁桥，拱顶离水面5英尺高。”为了留在欧洲建造他那心爱的铁桥，他不惜放弃了一个可以回美洲大陆大出风头的机会：受拉法耶特之托，横渡大西洋，把法国革命的圣物——打开巴士底狱的钥匙转交给华盛顿。

但是，当柏克起而攻击法国革命时，潘恩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铁桥和友谊，重回政坛，奋起迎战。1791年3月，他在伦敦出版《人的权利》，激烈抨击柏克的《法国革命感言录》，引起海峡两岸舆论界的轰动。

《人的权利》一书是潘恩对法国大革命的最大贡献，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

《人的权利》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局限于逐条批驳柏克的论点，而是把英国17世纪革命和美国、法国的18世纪革命相比，强凋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先进性，以及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血缘联系，鞭笞英国革命，尤其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保守性。他使读者看到，他和柏克的分歧，不是两个人的论争，而是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对话，是18世纪与17世纪的对话。他不是一般地阐述法国革命的合理性，而是在一个比柏克视野远为广阔的背景下，突出勾勒法国革命的划时代意义。

《人的权利》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冲破了当时笼罩于整个西方先进思想界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迷信，深入骨髓地批判了这一政体，给当时还处于摸索状态的法国革命指明了共和主义的崭新方向。在这之前，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一直在教诲人民追随英国榜样。卢梭虽然提出了共和制理想，但由于他片面否定代议制，崇尚直接民主制，结果，却把这一理想封闭在小国寡民的范围内，封死了在大国范围内加以实现的可能。《人的权利》一书超越了他们的这些局限。它在批判英国政体之后，向法国人民详细解释了美国共和政体试验成功的经验，即抛弃卢梭的直接民主制的幻想，“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获得一种能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近代共和政体。潘恩说，这一政体已在比英国本土大十倍的美国试验成功，法国人没必要继续犹豫观望了。他们既不必迷信英国政体，也不必为卢梭式的难题所困惑，应该起而仿效美国，建立大国共和政体！

《人的权利》一书在法国激起的反响一如当年《常识》在美国激起的反响。各种政治性俱乐部以自己的经费莅穷人中散发了3000余册。罗伯斯庇尔在他自己创办的政治刊物《宪章捍卫者》1792年6月号摘要转载了《人的权利》，热情称赞潘恩“是一个人类权利最雄辩的辩护者”。1792年8月26日，法国议会授予潘恩荣誉国籍。紧接着，加莱、索姆、多姆和瓦兹四郡不约而同都选举潘恩为他们在国民公会中的代表。加莱还特意派了一位官员去英国通知这位外籍议员已光荣当选，并写信相邀，热烈呼唤这个“人民之友”去和他们一起共图大举。后来的史实证明，《人的权利》对法国革命转变方向起了巨大作用。

《人的权利》出版，对英国思想界的意义难以估量。一位西方学者认为：“发生在柏克和潘恩之间的这场大辩论，可能是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意识形态论战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场论战。”到1793年底，《人的权利》已销售或免费散发了大约20万份。以持论严谨著称的英国《年鉴》杂志也承认：“对这本书的热情是无法形容的。它被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阅读，特别是在那些大工业城市，无论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都是如此。”

在谢菲尔德，磨刀匠用下列新词填进国歌，走街串巷吟唱：

上帝保佑伟大的托马斯·潘恩，他的《人的权利》照亮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他使盲人看清了被愚弄、被奴役的命运。他给全世界指明了自由之神。

《人的权利》及其影响激怒了庇特内阁。英国绅士百年来视若圭臬的改良主义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受到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思想家公然挑战，庇特不能坐视，他说：“若放纵潘恩的主张，我们必将有一场流血的革命。”1792年6月8日，英国政府指控潘恩犯有煽动叛乱罪。不久，英国出现官方煽起的反潘恩狂潮，街上开始烧毁潘恩的模拟像。潘恩临危不惧，凡有暴徒集会，他都免费寄去几百本《人的权利》，附一份书面发言。法国9月3日大屠杀消息传来，英国托利党人的反应越见猖狂。9月13日，友人获悉警方的密谋，劝说潘恩立即逃亡，否则便有杀身之祸。潘恩初意不走，经从法国加莱来的那位官员恳劝，方同意连夜流亡法国。在伦敦，他逃脱追捕，只差几个小时。在多佛尔海关，只差20分钟。

三

英法两国判若两个世界。9月13日，当潘恩乘坐的邮船进入法国加莱港口时，军舰上礼炮齐鸣，沿岸爆发一片欢呼声。当加莱的这位议员踏上法国土地时，士兵夹道欢迎，淑女上前献词，官员和他拥抱，市民则冒雨迎立在街道两侧，高呼：“潘恩万岁！”9月19日，潘恩抵达巴黎。20日晚，进入法国议会。所到之处，那种法国式的亲吻和拥抱总是如潮涌来，把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弄得疲惫不堪。10月11日，国民公会选举组成起草新宪法的九人小组，潘恩得票第二，光荣入选。从此，他卷入了法国革命的政治中心。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远超出法国人之意料，亦为潘恩本人始料所不及。在革命初期，潘恩尚发生过很大影响。他上一次在巴黎旅居时就曾参预起草了《人权宣言》。经他修改，《人权宣言》增加了美国革命为之奋斗的经济自由、财产权不受限制的思想，与《独立宣言》遥相呼应。这一次起草1793年宪法，他至少提供有45页用英文写就的材料。他对丹敦说，采纳这一方案后，法国应该成为欧洲的代言人，“她应该为所有民族讲话，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然而，随着革命愈演愈烈，潘恩与雅各宾派之间出现了隔阂。潘恩不谙法语，很难走出上层去和法国百姓直接交往。革命上层中能说英语的法国人大多是吉伦特派，这些人早年往往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在那个战场上就与潘恩结有情谊，而雅各宾派则多是一些土气十足的外省人，既不会说英语，又不关心世界革命，自然不易与潘恩交结。这样，潘恩在法国的朋友就大多为布里索、佩蒂翁、罗兰夫妇这些吉伦特派领袖。潘恩之所以与他们亲密，不仅仅是因为口语相通，还因为他们在世界革命、博爱主义、共和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方面有一系列政治上的共同语言。而对这些，雅各宾派不是冷眼旁观，就是持反对态度。

潘恩对国王审判案的态度，尤使雅各宾派难堪。他以美国人的身份不忘前情，继续感激路易十六对北美战争的慷慨援助。他反驳柏克时，就颂扬过法国革命的高尚之处不在于与一个国王作对，而是与产生国王的那种制度作战。所以，他希望法国革命能像美国革命那样，原则尽管彻底，行动却保持温和，少给欧洲众王室留下报复的借口。潘恩认为国王早该废黜，昏君通敌亦必须惩办，但只宜流放，不宜处死，他担心处死国王一要伤害美国盟友的感情，二要激起欧洲王室的联合干涉。1793年1月15日，他在国民公会中公开投票反对处死国王。

潘恩执意认为法国革命是“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的第一批丰硕成果”。他坚信“正是美国的理想打开了巴士底狱之门”。这一独特的认识角度，使他能超脱法国革命中激烈的竞争偏见，富有旁观之明。反过来，却也使他难以理解产生雅各宾专政的法国特殊国情，更不能同情罗伯斯庇尔那一派人在大风大浪中掌权的艰难处境，继国王问题之后，他在法制溃坏、限价风潮等问题上，又和雅各宾派发生争执。他提出了很多稳健观点，在后世历史学家看来十分可取，但在当时政治家看来却断难实行，故而都被拒绝了。罗伯斯庇尔那一端最初对潘恩也有误解。他为《人的权利》倾倒，以为能写出这样激烈的小册子的作者理所当然地是自己的同道。可是不出两年，他就发现《人的权利》的作者原来并不是一个无套裤汉，结果大失所望，掉头而去。雅各宾派素不以宽容精神著称，那时在这一派人中流传的口号是：“要么是我的兄弟，要么就死去。”对他们来说，从欢迎一个人到猜忌这个人，然后再激变为打击、迫害这个人，并不需要多长时间，更何况潘恩作为理想主义者，轻易不愿放弃自己的见解。如此两相冲突，形势急转直下。

1793年春相继发生马拉受审案和米兰达诬陷案，潘恩都出庭作证。他在后一案中为米兰达洗冤，与吉伦特派相合；在前一案中当众抖落马拉的隐私，深深激恼雅各宾派。6月，雅各宾派正式执政。潘恩当年的朋友非逃即亡，他本人在1793年宪法中的思想主张被无情删除，他悲叹：“共和国死了。”同年10月，潘恩的名字上了黑名单。11月25日，罗伯斯庇尔公布取缔外籍议员的法令，潘恩被逐出国民公会。12月28日深夜，潘恩锒铛入狱。

罗伯斯庇尔死后，人们在他的文件中发现有一份亲笔短简：“为了美国的利益，同样也为了法国的利益，要求通过一项对托马斯·潘恩起诉的法令。”

潘恩在这个他所颂扬的革命圣地系狱达10个月之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时在海峡彼岸，英国政府正在对他和《人的权利》进行缺席审判。与雅各宾党人的猜度成反比，潘恩被英国保守党用歌曲谩骂，骂他是个雅各宾党人！有人编排了一个历史最可恶者的名单，从恺撒开始，以潘恩结束。缺席审判的结果是：潘恩为非法之人，从此不受法律保护；《人的权利》被全部查禁。潘恩为了法国，永远失去了回归故土的权利。

在狱中，他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由于意外的奇缘，他才逃脱了断头台，却又差点死于病魔之手。即使如此，他还是坚持写作《理性时代》（第二部分）——有关宗教问题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因为其中的激进观点，他后来在美国吃尽苦头。1794年1月27日，他在该书扉页上赫然写道：“我一向极力主张人人有保持他的意见的权利，不管他的意见如何与我不同，凡是否认别人有这种权利的人，会使他自己成为现有意见的奴隶，因为他自己排除了改变意见的权利。”

美国公使莫里斯写信给国务卿杰斐逊说：“他在狱中以著书反对耶稣自娱。我倾向于认为，他在狱中如果安分守己，或许能有幸被人遗忘。他若引人过多注意，那把早就悬在他头上的利斧就会落下来了。”

如果不是莫里斯作梗，潘恩本来是可以出狱的。当时潘恩曾向美国求援，要求证实他有美国国籍。否则，雅各宾党既可以他的出身把他说成英国敌侨，亦可凭他曾被授予法国荣誉国籍一事，把他当成国内敌党。无论是敌侨，还是敌党，都难逃一死。莫里斯因前述迪安事件与潘恩失和，这时乘机报复，拒绝证明他有美国国籍。华盛顿正暗中与英国商谈《杰伊条约》，不想因为潘恩开罪英国，竟也袖手旁观，故作沉默。这时的潘恩真成了“法外之人”。他的朋友见死不救，他的敌人幸灾乐祸。美国曾授予他国籍，拒绝证明；英国取消了他的国籍，却巴不得他被认为是个英国人而被处死；法国仅授予过荣誉国籍，却正好借此罗织罪名。他参加过或鼓动过三个国家的革命。三个国家同时抛弃了他。

四

1794年8月，门罗取代莫里斯，出使法国。这位后来以“门罗主义”出名的大使比他的前任多一副侠义心肠。他惊讶地获悉潘恩还在狱中，于是四处奔走，火速营救，1794年11月7日，在门罗多方斡旋之后，潘恩终于获释出狱。他在门罗夫妇悉心护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休养，才恢复了健康。

潘恩死里逃生，对法国人却从未口出恶言。但他永远不能原谅华盛顿。华盛顿逝世后，潘恩听说要为他树立雕像，曾给受命雕塑的艺术家写道：

把最冷最硬的石头采出矿坑，

无须加工：它就是华盛顿。

你若雕琢，可留下粗陋的刀痕，

在他心窝镌刻——忘义负恩。

潘恩出狱后，拿破仑曾访问过他。1797年秋天，拿破仑告诉潘恩：在他的枕下总有一本《人的权论》，每晚睡前必读。他也曾宴请过潘恩，席间他说：“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应为潘恩树立起一座金质雕像。”但拿破仑执政后，与潘恩的关系迅速冷却下来，因为潘恩厌弃一切类型的个人独裁和残忍行为，拒绝与他合作。

从督政府到执政府，潘恩曾多次表露出一个世界公民的超脱本色。他本不是一个吉伦特党，更不是一个雅各宾派，这时，也不是一个热月党人。他只是个不讨任何执政党喜欢的理想主义者。l795年7月7日，他出狱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公会，就单枪匹马地向1795年宪法挑战，他斥责这部宪法放弃普选权，规定对选择权的财产资格限制，是背叛了革命的初衷。他还在议会外散发小册子，鼓动法国人抵制这部宪法。为此，他又一次丢掉了议员职位。而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这时对这部宪法只不过作了些模糊软弱的反抗。

1795年宪法公布后，潘恩和巴贝夫几乎同时产生了这一感觉：只要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还占统治地位，就谈不上什么政治平等。从这一点出发，巴贝夫走向武装起义，潘恩是抓起笔书写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土地正义论》。他在书中呼吁实行土地改革。他的土改计划，简略地说，就是凡有土地者都把土地捐赠给一个基金会，然后再从这一基金会领取少许现金补贴，作为他捐地义举的报偿。潘恩设想，社会借此能逐步废除土地私有制以及一切建立其上的经济、政治不平等现象，同时，还能避免巴贝夫式暴力剥夺带来的流血和动乱。这一计划今天看来不免浅稚，但在当时却是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倾心向往的改革设想。它足以说明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晚年思想并未失去活力，还在苦苦探索理想的社会蓝图。为此，不惜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滑动。

1801年，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潘恩害起了思乡病，日甚一日地盼望返回美国。他对来访者说，他已重操旧业，搞起了科学实验。新近发明有一种新式车轮，准备将它和当年的铁桥模型一起带回美国。

1802年9月，他应杰斐逊之邀，回到他精神上的故乡——美国。从他登陆那天起，他就发现他回来的不是时候。他正碰在美国革命后宗教复兴的势头上，他那本《理性时代》给他带来了严重后果。联邦党人群起反对他的到来，说他是个“无神论者”，还把他和杰斐逊并称为一对“汤姆”。塞缪尔·亚当斯以新英格兰全体人民的名义恳求他不要再扰乱人心。他彬彬有礼地致书潘恩：“值此敦促联合维持和平之际，阁下是否还有意于重煽争辩之恶火？”邀他回国的杰斐逊这时正为竞选总统苦苦奋斗，为了避嫌，不得不开始回避潘恩，甚至拒绝他在政府中担任公职的请求。最使他寒心的是费城的本杰明·拉什。这位当年《常识》的书名命名人这时写道：“他在《理性时代》中所宣扬的原则，我觉得讨厌，我都不愿意和他再来往。”

潘恩这时一定觉得，相比现在，北美战争结束后那段“特殊的流亡者”的生活真算不得什么。如今，在他下榻的旅馆周围，入夜就有嘘声。邻居围攻他，连马车也不让他坐。他不得不徒步行走，可是来往车辆又故意溅他一身臭泥。人们总不相信他这个鳏夫能耐住寂寞，于是诬告他与女房东有暖昧关系。甚至只差一点儿了，他就被第三次取消美国籍：在他临死前三年，有个地方官剥夺他的选举权，说他是个外国人。他最后几年成了美国社会里现成的攻击靶子。教士们以潘恩的遭遇吓唬会众，收拢人心；母亲使淘气的孩子就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说一句：“魔鬼和汤姆·潘恩来了！”1804年圣诞节之夜，有人干脆向他开一枪，枪口离他10英尺。临终前一年，他的头发长得像鸟的羽毛，却没有人到城里为他请一个理发师来，虽然离城不过1.5英里。

1809年6月8日早晨8点钟，世界公民托马斯·潘恩在孤苦无依中含愤死去。纽约只有一家报纸注意到这个人的离去。一个记者在6月10日的《纽约邮报》上草草报道了这条消息。其笔调之轻薄令人难以置信：“昨天，他葬于西切斯特县新罗歇尔附近，可能是在他自己的庄稼地里。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不过他活的也够长了。他做过一些好事，可更多的是坏事。”

送葬队伍只有六人，其中还有两名黑人。据他的法国房东波纳弗尔太太回忆，下葬时的冷清场面让人揪心：“当棺木落地，墓土撒上时，我站在暮穴的东端，让我的小儿子站在西端。环顾周围寥寥的旁观者，我说：‘啊，潘恩先生；我的儿子站在那儿，代表美国向您致谢。而我，则代表全体法兰西人民！”莽莽旷野，只有一妇一孺在代表美法两国向这位合众国的取名人和《人权宣言》的起草者致哀——日后想起，美法两国必定觉得这是它们百年难洗的共同耻辱。

1819年10月的一个夜晚，有个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的英国论敌——记者柯贝特偷偷起出潘恩的遗骨，运回英国。他本想发动募捐为潘恩建造圣祠。结果除了招来一片谩骂，一事无成。英国官方对潘恩耿耿于怀，生不宽容，死不接纳。一个巡街念公告的人，因为宣布潘恩遗骨到达，被官方收监九个星期。柯贝特保留那堆遗骸直到他本人于1835年去世。他儿子继承了那些遗骨。1836年柯贝特儿子破产，遗骨作为他的财产也被没收。可是大法官又不承认那是贵重物品，于是便由一个打散工的老头保管，直至1844年。接下来又转到一个叫B。蒂利的家具商人手里。到了1854年，潘恩的遗骸只剩下颅骨和右手骨了。一位牧师这时突然宣称，他拥有这两块骨头。但后来人们追问时，他却闪烁其词，避而不答。到现在，连这点遗骨也无影无踪了。

潘恩刚死，即有人向他的一个密友约稿，请他撰写潘恩传记。这位友人回答得很巧妙。他说：“现在还不是撰写潘恩传记的时候。凡想了解潘恩生平的人，可以去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平。”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的作品：他有《常识》，反抗那时的政治传统；他有《人的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正义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最后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他从地上打到天上，横扫俗界国王之后，又向灵界国王宣战，最后激起天怨人怨，自然要落个遗骨飘零，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其实，他既然死无葬身之地，生亦不该享有国籍，他是世界公民，属于新旧大陆上一切爱好民主的民族。他既不能为他那个时代充分理解和接受，就该让他归属于历史。他来到这个世界时，是个贫民；离去时还是一贫如洗，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穴墓地，真可谓“赤条条来去”。他完全可以用他的笔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获得像他那样广泛的销路。可是他分文不取，把全部稿酬捐给英、美、法三国的民主事业。这样一个无畏无私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两个世界的英雄”。

潘恩的可悲之处恐怕在于他跻身政界，却不是一个圆熟的政治家。严格说来，他只是个带着书生意气的革命家。他尽情泼洒理想主义者的热血，从不知谋略、心计为何物。他既不给自己留后路，当然也不允许别人走些曲径。他与罗伯斯庇尔、华盛顿等人发生的那种同道之争，后人不妨看得轻松一点，就像一根直线在通过几个同向螺旋圈时发生的内摩擦。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热爱人权，但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不谙人情。如果两者兼备，他或许就能避免那些痛苦的摩擦和纠纷。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向来不动感情，可是他看到潘恩那样下场，也不禁感叹一声：“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可是罗曼·罗兰却正好相反。他看中的却正是潘恩至死都天真未凿的好斗性格。这位常洒英雄之泪的法国作家为潘恩的悲剧打抱不平，曾预告要给“勇敢的空想主义者托马斯·潘恩”作传，把潘恩列入他的英雄长廊，与贝多芬、托尔斯泰等人作伴。至于与潘恩同时代的那些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他却一个也没放在眼里。

（本文初次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11期）

附录Ⅳ

朱学勤：托马斯·潘恩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尸骨现在安息于何处，可是他的原则并没有安息。他的思想虽也像他的遗骸一样难以追寻，却已传遍了他魂梦牵萦的整个世界。

——丹尼尔·康奥

欧美近代史上，很少人像潘恩那样，一生中在美国、法国参预过两场大革命，在英国鼓动第三场革命，身陷囹圄，还想发动第四场宗教革命。更少有人像他那样将近代先进政治理论投诸实践，并在实践中给予了重大发展。他的著作并不是闭门整理前人思想资料的结果，大多是应时而作的战斗檄文，无意中却给近代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至今还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大多数西方学者至今不承认潘恩是个政治思想家。他们只把他看成一个宣传家、鼓动家，充其量是个小册子作家。西方出版的许多政治思想史专著中，潘恩没有一席地位。也有少数西方学者对潘恩的悲惨命运给予深厚同情，但对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贡献还是未予充分评价。这是因为潘恩写作时，并不像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那样只把开明绅士、上流贵妇设想为自己的读者。这个制作过女式束身衣、船桅支索的作者，属于下层人民。他知道怎样用他们的语言说出他们的要求。潘恩生前受尽世人亏待，没有理由还要在死后忍受历史学家的冷遇。他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应该享有一个独特的地位，而他本人的理论贡献早巳为他赢得了这一地位。今天看来，至少有下列六个方面为潘恩思想所独有。

一、潘恩的人权论在理论上克服了财权论的局限

潘恩生活的年代以自然法学说为最先进的政治思想体系。他参加的美国、法国革命就思想史意义来说，是自然法学说的实践阶段。自然法体系的旗帜是天赋人权。但是人权的内涵却有很大的弹性——它既可能被广义地解释为最大多数人的生存权，更可能被资产阶级狭隘地规定为牟取利润、保护资本的财权。当天赋人权旗帜初提出时，生存权和财权可以互为表里，统一在一个口号里。但是随着资本剥削代表封建剥削成为主导地位的经济关系时，财权和生存权很快就会分裂为资本剥削和反资本剥削的相反要求，获得尖锐对立的不同的阶级意义。这种分裂将导致整个自然法体系的破裂。

在洛克时代，自然法学说已从古典形式嬗变出来，为资产阶级所用。但是人权内部财权和生存权并立的两元局面已经初露端倪。洛克思想之所以进步，就在于他以人权否定神权，又以其中的财权对抗君权。但洛克是个财权至上论者。他在处理财权和生存权的内部关系时，为维持财权，又求援于君权。财权和生存权如果发生冲突，谁是最终裁判人？洛克说：是君权。这样，君权乘隙而入，又回到了放逐它的自然法体系之中。结果，和洛克政治上的三权分立的要求相呼应，洛克的思想内部也出现了一个君权、财权和生存权三权分立的局面。这正是洛克思想的不彻底之处。

到了美国革命时代，君权终于从自然法体系中被驱逐了出去，剩下财权和生存权两者以统一的人权形式支撑着18世纪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财权和生存权这时在理论上相处尚好，是资产阶级早期历史地位的反映。他们和人民大众这时在反封建制度方面有共同语言，他们的要求这时还包含着人民的要求。对资产阶级来说，人权一度是他们真诚追求的目的。但越往后越成为一个空泛的策略口号，仅用以号召人民力量的支持。他们真正的核心要求却越来越偏向于财权。尤其到了革命后期，资产阶级上升到统治阶段时，君权既倒，财权和生存权的矛盾就公开暴露了。资产阶级以实现财权为满足，人民大众则接过天赋人权这一旗帜，要求兑现生存权。生存权和财权的关系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新剥削制度是限制还是反限制的关系，昔日互为表里的理论联盟逐渐破裂了。这时，政治上往往发生人民起义资产阶级回头镇压的事件。原来集合在联盟旗帜下的思想家也随之分化，重新组合。1787年以后在美国，整个《独立宣言》签署者集团开始分裂，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分道扬镳，形成民主党和联邦党两大派别，就有这方面的思想背景。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从神权——君权——人权，最后人权又分裂为财权——生存权，是一层比一层深刻的理论，在这些理论层次上，站着一层又一层的落伍者。反对神权，是大多数自然法学说的信徒经过动摇、观望，最终都能做到的。但要冲破君权，恐怕首先就会引起洛克和拉法耶特的不悦。美国革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冲破君权的束缚。然而，大多美国革命的领袖却又冲不破财权的限制。有勇气陪着潘恩走到底的大概只有杰斐逊。可是杰斐逊的要人权论又不及潘恩彻底。

在潘恩看来，人民的生存权集中体现为参政选举权。要争生存权，首先就得争参政、选举权。杰斐逊虽然和潘恩一样反对用财产权限制人民的参政、选举权，可是他既不给黑人、又不给妇女以选举权，而解放这两部分同胞，潘恩早在北美独立战争前就呼吁过了。所以，到头来，只有潘恩走到了自然法体系的极限——对天赋人权说给予他那个时代最大限度的民主解释，一种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还包容进广大人民群众生存权乃至参政权的解释。他是神权和君权的天敌，自不用说，更可贵的是他和财权也照样无缘（至少在主观上是如此）。他第一次在自然法学说史上公然以追求幸福权代替财产权，后为杰斐逊吸收，汇入《独立宣言》。他晚年在法国系狱一年，虽然九死一生而不改变初衷。出狱不久就向取消普选权的1795年宪法挑战，抗议无理的财产资格限制，宣称：“选举权是保护其他权利的最基本权利，取消这一权利无异于把人民推向奴隶的境地。”阅读他的著作很难找到为财权辩护的地方，触目皆是有关人民参政权、生存权的论述。他一生中似乎很少有约翰·亚当斯和汉密尔顿那样的苦恼：为人权理论的内部冲突而苦恼。他出身于英国社会的最低层。他的阶级地位决定他的人权论总是紧紧围绕着大多数劳苦人民的生存权利。

二、由上述前提又产生潘恩思想的第二特色：自然法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交相融汇

自然法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是十八世纪西方政治思想的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产生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特点：它总是在强烈的对抗性中发展，其经济意义上的每一次进步都要带来社会意义上的一次倒退。它每前进一步，都能使一部分人受益，同时又扔下更多的受害者。那些受益者看中它的进步性，提出或拥护自然法学说为它辩护；那些受害者则抱怨它残忍无情，提出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它，并试图推翻它。但在空想社会主义萌芽阶段，它还不得不从自然法学说的某些理论前提出发，利用其天赋人权、博爱主义等抽象概念。所以，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曾一度是孕育和被孕育的关系。自然法学说孕育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空想社会主义以前者的终点为出发点，回过头批判资本主义。自然法学说在人权论上破裂的终点，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始。空想社会主义是以发扬前者理论中的生存权、扬弃其财权而发展起来的：两者的分水岭就在对待财权——私有制的态度上。后者跨过了财权，最终脱离母体，成长为母体的对抗者。因此，自然法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既是近代前期政治思想史上一度并存的两条主线，又是前后相替的两大发展阶段。由于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这两种思想体系通常是由不同阶级的思想家来表现的。但是又由于两者在理论上有相通衔接之处，因而也有出现特例的可能，两股思潮在某一个思想家那里突然交汇，进发出奇光异彩。只有这样的思想家才可能有幸交汇两股思潮：首先，他要信奉自然法学说，而且特别彻底，以至一直走到了这一学说的尽头；然后，他又得与下层人民——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保持密切联系，为他们遭到的损害呼鸣不平。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是很罕见的。杰斐逊只能做到前者，巴贝夫只能代表后者。独潘恩一身而二任，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潘恩终其一生都是在自然法学说的旗帜下度过的。但他并未受财权观念的束缚。他走到自然法学说的尽头，然后，又跨出一步，提出了一整套只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才会接受的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他在《人的权利》中以几十页篇幅呼吁普及公费教育，设立儿童津贴和养老金，为失业者安排就业门路；与此同时，要对私有财产征收累进所得税，对收入最高者每镑征收20先令。让富人们的金钱向穷人的口袋流，这在当时是一般自然法学说的信徒不敢设想的。伏尔泰在解释“平等”一词时，曾经硬着心肠这样说过：“除非有无穷数量有用的人一无所有，人类是不能生存下去。”如果让他看见潘恩的社会改革计划，他一定又要怒斥“这是想要使穷人掠夺富人的穷光蛋哲学”。

潘恩晚年有一本重要著作《土地正义论》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可是正是在这本1796年发表的著作中，我们看到潘恩的经济思想有一次重大飞跃。他和过去模糊存在的阶段和谐观点告别，开始揭露经济领域中的阶级剥削现象。他说：“个人财富是对创造财富的劳动所付报酬过少造成的结果”，“这一现象的后果就是工人累死，雇主却富上加富”。他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谴责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文明现在绝对走向了它的反面，在它的内部应该来一场革命。就像死亡和生命被锁链铐在同一个躯体中，贫富悬殊日益在扩大，刺人耳目。穷苦大众正在变成一个世袭的种族，几乎不能自拔。在每个欧洲国家，成百万人的生活状况要比他们出生在文明开始前还要恶劣”。

对当时占首位的生产资料——土地，洛克曾有这样的区分：土地只有在自然状态下才是公共财富，但在市民社会中，它应该被合法地承认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潘恩在《土地正义论》中对此作出了激进得多的回答。他并不反对区分两种财富：一种是自然财富（未开垦的土地），一种是“增殖”财富。问题在于他认为：“增殖”财富实际“已附上了十倍于投入劳动价值的价值”，因此他主张：“既然个人财产的全部总和，除去个人亲手创造的部分外，大多来源于社会，那么，个人理应把来自社会的那部分财富归还给产生它们的社会。”他得出的结论为：“土地在它未开垦时，曾经是，甚至现在也继续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这些思想与早已享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之称的掘地派领袖温斯坦莱的思想有多大区别呢？正是这些主张：贫困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资本的苦果；贫困的原因在于土地异化为个人私有——使潘恩成为十九世纪欧美土地改革运动的最早代言人之一。不仅如此，欧美工人阶级也在他的思想中听到了他们自己的声音。英国第一个工人政治团体——伦敦通讯委员在潘恩在世时就曾向他致函表示诚挚的谢意。潘恩的追随者中不仅有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还有一大批欧文主义者、宪章运动派等这些早期社会主义分子。到了二十世纪，美国共产党人则把潘恩的名字作为“民主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传统”的象征之一，写上了他们的党章。

三、潘恩是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划分社会与政府的思想家

《常识》以此观点开篇。在《林中居民信札》和《人的权利》中，潘恩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西方学者在评价这一观点时，仅仅承认它是近代社会中长期流传的这一观念的起源：“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还有一些东方学者注意到了这点，却莫名其妙地把它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开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回避了或遗忘了这一思想所具有的爆炸性革命意义。

几千年来，政府与社会混为一谈，使得统治者在镇压反叛时总能打出代表全社会的旗帜，使得普通人民总是被这一思想束缚：反抗政府，就是反抗社会；政府之敌，就是社会之敌，全体居民之敌。这种害怕被整个社会敌视的传统心理扼杀了一代又一代政府的反叛者。突然听到有人这样说：“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是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反叛者将会怎样地欢欣鼓舞！是潘恩把政府与社会划分开来，劈开了套在被统治阶级思想上的紧箍，给了他们一个论证革命权、反叛权的有力根据：反抗政府，不是与社会为敌，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拯救社会！在马克思以前，还会有谁能比潘恩对政府持有更轻蔑、更激进的观点呢？

划分政府与社会——这是一个使历代反动统治者都要吓得发抖的革命理论。19世纪的英国工人阶级在向政府发动冲击时，曾经一代又一代地复诵潘恩同时代人约翰·特维尔所说的一段名言：“什么时候人们的语言还能叙述那些曾有惠于人类的英雄们的名字，什么时候托马斯·潘恩的名字就将迎着政府的迫害在全世界重新响起。”

四、潘恩的社会契约论思想紧紧围绕着社会与政府的对立展开，这使他对社会契约论学说作出了重大发展

在潘恩之前，社会契约论已经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三大发展阶段。君主论者霍布斯认为，政府起源于人民之间的相互契约。这一部分人民与那一部分人民相互订约，把全部主权交给了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就是政府。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专制。政府起源于人间契约——这就推翻了政府起源于神意的中世纪观念，这是霍布斯的进步之所在，人民交出全部主权组成政府，从此不得反抗政府，因为反抗政府就是反对订约者自己——这就剥夺了人民的革命权；使专制君主恣意妄为，这又是霍布斯的反动之处。洛克比之霍布斯，前进了两步。第一步是认为人民交出的不是全部主权，而是部分主权。留下的那部分主权（财权和生存权）比交出去的那部分主权（防卫权和惩罚权）还要重要。交出那部分主权是为了更好地保持留下的这部分主权。第二步是主张主权在议会，不在君主。议会以立法权体现主权，君主仅以行政权执行主权。洛克的议会主权说排斥了君主，是一大进步，但同时也排斥了人民主权，故而为卢梭所不满。卢梭因此又提出人民主权说与之相对抗。在历史上卢梭第一次提出了人民主权说，使社会契约论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一进步应予充分评价。但是，卢梭为了维护他的人民主权说在逻辑上的严密和完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提出了主权不可分割说和主权不可代表说，结果反而造成实践上的破绽和混乱。主权既不能分割，那么人民在订约时，只能把主权全部交出，这就必然导致一个极权政府；主权不能被代表，只可被直接代述和运用，那就只能要求一个小邦共和国。这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只给人带来了一场两难选择：要么是大国极权，要么是小邦共和。在十八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复古的。两者都没有进步意义。所以，卢梭既推进了社会契约论，又拖住了社会契约论，并使之向后倒退，倒退到洛克后面去了。

把社会契约论从卢梭式的矛盾中解脱出来，使之继续前进的，是潘恩。潘恩解决矛盾的利器就是他的社会政府划分论。他从人权至上论和政府祸害论出发，首先肯定卢梭的进步；确定主权在民，坚决排斥君主主权论和议会主权论。议会充其量是主权的执行者，不是所有者。然后，他又继承了洛克的合理内核：主权必须分割，这样才能使三权分立成为可能，也不致使人民交出全部主权。只有在人民留有大部分主权，交出的那部分主权又实行三权分立时，才能堵死政府向极权方向蜕变的道路。主权也应该被代表，通过层层选举的代表实现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给大国共和留下广阔的实践余地，才能保证人民渴望民主的愿望不流向复古的方向。

根据人权至上、主权在民说，潘恩又向前跨进一步，认为订立契约是每一代人的权力，不能一劳永逸。他主张，为了防止上一代人订约形成的政府压制新一代人，契约应被每一代人重订或修改。在修约时，政府是被修改的对象，就和当初不能参加订约一样，这时也不能参加修约。他曾用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对邦联条约的修改过程以及宾夕法尼亚州修改州宪的过程为例，论证过这一观点。“在修改宪法的两个例子中，当时的政府都没有参与。在关于宪法的形成或修改的原则或方式的辩论中，政府无权使自己作为辩论的一方。宪法（政府是由宪法产生的）并不是为了那些行使政府职权的人的利益而拟定的。对所有这些事情，有权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是那些出钱的人而不是那些得钱的人。”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社会契约论。杰斐逊说他在《独立宣言》中引用过《常识》。他从《常识》中采择的精华就是这种主权在民，人权至上的思想。从他如何修改《独立宣言》可以清楚看出潘恩思想的影响。《独立宣言》前言部分从初本到定本有十处改动，其中改动意义最大的是对政府职责的规定。在初本中，《独立宣言》列举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这三项天赋人权之后，说：“为了保障这些目的（ends），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定本改为：“为了保障这些权利（rights），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从“目的”改为“权利”，既是为了使人权的提法更确切，同时，显然也是要表明政府的作用不是（实现待取的）人权，而是（保持既有的）人权。这就把政府的职责由积极的、主动的意义降为消极的、被动的意义，随之也就降低了政府对社会的地位，提高了人权对政权的优先地位。用潘恩的话来说，那就是：“政府本身不拥有权利，只负有义务。”

由于《独立宣言》的历史地位，包含其中的潘恩思想对后来资产阶级近代宪政体系的建设产生过深远影响。至于潘恩的社会契约必须被每一代人修改的观点也曾被杰斐逊所继承。1786年，潘恩把这一哲学观点具体叙述为：每过30年，每一项法律都应被下一代修改或作废。30年后，1816年7月12日，杰斐逊才在那封著名的致塞缪尔·克切瓦尔的信件中重述了这一思想。这时，他根据欧洲最新的死亡率统计资料，进一步推算出“宪法修改的周期应以十九年或二十年为宜”。

五、潘恩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最早呼吁在大国范围内建立共和政体，破除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迷信

在美国独立战争发展到距共和主义革命只有一步之隔时，不少人曾预见到了这一前景，却不敢出来大声疾呼。《常识》写成后，拉什和富兰克林、塞缪尔·亚当斯等人都读过《常识》手稿，并作了一些改动。但潘恩注意到，有两个字眼这些绅士们一直避免说出：“独立”或“共和”。可是，如果回避了这两个口号，尤其是后一个口号，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用潘恩的话来说，“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脱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

北美事件波峰相逐，经历有经济斗争、民族战争和民主革命三个阶段。英、美冲突最初局限于征税与反征税的经济范围。那时北美人民的口号是：“无代表不能征税！”他们要求的是在大不列颠内的参政权，以保护殖民地的经济利益。1775年3月，帕特里克·亨利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发出“不自由，勿宁死”的誓言时，北美人民才明确意识到经济冲突之外，还有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斗争由此进入第二阶段民族斗争。这时，北美人民的近代意义的民主革命要求却并不强烈。如果北美斗争停留在这一阶段，尽管最终还会取胜，但结局很可能是：赶走了英国的总督，民族获得独立，却恢复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就在人们徘徊于战争和革命之间，很可能步入迷途的时候，1776年1月，潘恩的《常识》出版。他不仅呼吁独立，而且还喊出了共和的新口号：“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这一声喊，犹如划破黑夜的枪声，惊世骇俗。北美人民从此意识到，他们肩负的不仅仅是为本土十三州而战，而是为旧世界的非殖民地化而战，为新世界的共和政体而战，为在地球上开辟一个崭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而战！“推翻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人民”，“只要我们能够把一个国家的政权形式，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立的政体留给后代，花任何代价来换取都是便宜的”。以潘恩的共和主义新口号为标志，北美民族战争获得质变，嬗变为革命。北美斗争就此上升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最高阶段：资产阶级近代民主革命。

潘恩把独立和共和联系在一起，把一个民族的斗争和全人类政治制度史的共和时代联系在一起，使得北美事件摆脱一国局限，成了共和政体的一次“辉煌日出”，傲视当时旧大陆上星罗棋布的大小宫廷——这一历史功绩是同时代任何思想家都难以企及的。以往对《常识》的评价往往局限于它呼吁独立的现实影响，却忽视了它呼吁共和的划时代意义。事实上，当时“独立”的口号已经为帕特里克的誓言发出。潘恩首创的口号不是“独立”，而是“共和”。潘恩当时最大的反对者也不是独立党人，而是那些在“独立”问题上暗暗赞成他，而在政体问题上却公开反对他的人。如约翰·亚当斯，即称他为“灾星”，害怕他的共和思想为平民所用。现在，谈到近代共和政体的起源，人们只注意到《独立宣言》，说它是近代共和政体由理论转向实践的伟大转折的标志，可是，《独立宣言》表述的那些思想早已在《常识》中以更酣畅更动人的语句表述过了。马克思说过，美国是“第一次产生伟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历史学家应该承认，在那块土地上，托马斯·潘恩就是提出那一“伟大思想”、实践那一“伟大思想”的第一人。

潘恩又是这一思想的传播者。美国革命后，潘思的视野转向欧洲。当时欧洲思想界对美国革命的共和思想还很隔膜，盛行的还是对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中建立的君主立宪政体的迷信。1790年11月，英国辉格党人领袖柏克出版《法国革命感言录》，激烈攻击法国大革命，无形中给了潘恩一个阐述美国共和思想的好机会。潘恩以《人的权利》反驳柏克，首先批判英国制度，扫荡流行欧洲的“英国热”。

柏克声称，英国人民无权受法国影响，起来反抗自己的政府。理由是：1688年建立的议会向威廉和玛丽作过声明：“上下两院议员们谨以人民的名义，最谦卑地最忠诚地表达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孙后代永远顺从之意。”

潘恩抓住这一论调，层层剖析。他说：“詹姆士二世因擅自建立权力而获罪被逐，但是这个罪过竟然为放逐他的议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演。”詹姆士二世同1688年议会擅自建立起来的那两种权力“在专制无理方面，性质肯定是一样的。唯一不同之处是，一个是对在世之人僭权，另一个则对未出世的人僭权”。“人不能以他人为私产，任何世代也不能以后代为私产”，所以，“死后统治的狂妄设想是一切暴政中最荒谬而又蛮横的”。

潘恩揭露：统治者用遗嘱转让他们的权位，把人民像荒野里的野兽一样移交给他们指定的任何继承人——就是英国议会政体据以建立的原则。这样古老、这样丑陋的制度应该趁早结束。

被英国绅士视若圭臬的改良主义政体就这样第一次被一个来自底层社会的思想家揭开了幕布：读者看到，他们所崇拜的那一制度内里原来浸透着多么浓厚的中世纪色彩！

当时，在欧洲也有人抵制过英国政体，例如卢梭就曾提出过共和国思想。可是，他从前述主权不可分割、不可代表的理论中却得出了代议制和三权分立不可取的结论。这就封闭了共和政体在大国范围内的实践可能。他所提出的用以对抗君主立宪制的是简单的直接式民主制。这只是一种偏激的空想。人们难以设想，一个既没有三权分立，又没有代议制的共和国是什么？那只能是一个全体居民相互熟识，一个早上就能召集起来的农业村落。所以，尽管卢梭对共和国倾心向往，却注定要把它封闭并窒息在一个小国寡民的范围之内。卢梭提出的共和理想是一个死胎。死胎不足以对抗他所厌恶的英国式君主立宪政体，也不能说服他的欧洲读者，相反，只能加深欧洲人对共和政体的偏见。撕掉卢梭的封条，把共和国从小国寡民的可怜疆域内解放出来——这是潘恩在美国号召实践并已实践成功的事业。现在，在批判了英国议会政体之后，他回过头来要做的，就是向欧洲居民介绍这一伟大实践，向他们耐心地解释这个新共和国何以能在一个数倍于英国本土的广大地域内矗立起来，又何以能获得持久的生命？

什么是一个大国最好的政府体制呢？潘恩回答：“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代议制集中了社会各部分和整体的利益所必须的知识。它不让知识和权力脱节，摆脱了一切个人的偶然性”，“这是所有政府形式中最容易理解和最合适的一种，并且马上可以把世袭制的愚昧和不稳以及大众民主制的不利一扫而空”。

潘恩使欧洲人看到，美国新政体的活力就在于代议制和大众民主制的结合。因此，雅典人只能在小邦之内实行的，美国人就能在大国范围内推行；因此，雅典仅成为“一个古代社会的奇迹”，而美国则“成了一个现代社会人人赞美的目标和典范”。

《人的权利》出版对英吉利海峡两岸思想界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英国，一位学者认为：“发生在柏克和潘恩之间的这场大辩论可能是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意识形态论争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场论战。”英国匠人曾把歌颂这本书及其作者的歌词填进国歌，走街串巷吟唱。在法国，《人的权利》曾像《圣经》般传诵，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大革命前夜，法国舆论倾慕英国政体，法国思想界的泰斗教导人民追随英国。法国革命是在上述舆论和教导中孕育起来的，但是一旦进入实践，它却迅速地摒弃了英国模式，转而追随美国革命的共和主义。发生这样急剧的转折，首先就是和《人的权利》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

六、潘恩的自然神论思想具有浓厚的无神论倾向，别具一格

1794年潘恩在法国狱中著书，试图发动宗教革命。在难以想象的艰险困厄中，他写就《理性时代》一书。后人不应该把《理性时代》仅仅看作是一本与政治无关的宗教著作。在当时的欧美社会，宗教是哲学与政治的中介。宗教上出现的变动有时比政治变动还要影响深远。潘恩期望于宗教革命的正是这种政治性的连锁反应。

他在书中说：“我不相信犹太教会、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土耳其教会、基督教会和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布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教会。”他逐篇分析《圣经》，结果认定“这是一本谎言、罪恶和亵渎（上帝）的书”。他希望，“指出《圣经》是伪造的，这样，由于把它的基础拆除，建筑在上面的迷信结构就会立即全部倾倒。”尽管他声称自己是个有神论者，但他仅仅虚尊了一位上帝。他把与上帝发生交流，使人感觉上帝存在的一切事物——教会、教义、《圣经》、启示、忏悔等等一扫而光。这种手法太容易使教徒们想起一种叫作“清君侧”的中国策略了。而且，教徒们还有根据说他虽然留下了一个上帝，但他对这个上帝的信仰只不过是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因为他说过：“人可以和上帝的名称联系在一起的唯一观念，就是关于（第一原因）的观念。虽然什么叫作‘第一原因’是不可思议而难以叫人想得明白的。但人们终于相信了它，因为不相信它的困难要大到十倍……我们不得不信仰一个永久存在的‘第一原因’……而人则把这个‘第一原因’叫作上帝。”

这样谈论上帝，与其说是宣称神的客观存在，勿宁说是承认人的主观局限。这样的信仰，毫无虔诚可言，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这样的上帝，只有逻辑上的意义，没有宗教上的意义；只有认识论的意义，没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尽管他一再声明，他不同意无神论的过激倾向，尽管他通过一种奇妙的逻辑把基督教说成是无神论，但“无神论者”的“恶名”还是像飞去来器一样回到了他自己头上。当时欧美社会中的自然神论者并未与基督教会公开决裂。启蒙学者们议论起教会来可谓处处留神。他们大多认为自然神论是上流人士的精神专利，不希望底层百姓来分享，没有一个人像潘恩那样“带着一把利斧在基督教的森林中行进”，一口气砍掉了创世传说、伊甸园、耶稣复活、圣灵显迹、启示预言，砍掉了一切与启示宗教有关的事物。他砍完了这些，自然神论还能和基督教同床共梦吗？在潘恩以前，一个人在相信自然神论的同时，还可以心安理得地信仰，至少可以劝别人去信仰基督教。现在，这种二元论的宗教诡辩还能站住脚吗？从前，他撕碎了国王、议会的权威，现在他又来撕碎教会和《圣经》的权威，并抽空上帝的权威。他反对人间的君王，还能得到某些党派的欢迎，而今他反对天上的君王，却受到几乎全体地球居民的一致抨击和厌弃。难怪他被人称为世界头号异教徒，难怪他当年的那么多密友——杰斐逊、塞缪尔·亚当斯、本杰明·拉什等人都为《理性时代》感到难堪、恼怒，纷纷与他疏远甚至绝交。正如他的《常识》、《人的权利》使他走到自然法学说的尽头一样，他晚年的这本《理性时代》，也把他带到了自然神论思想的最远境界。不过这一次，可是个世人难容的境界。

美国历史学家贝林说“除了马克思，潘恩是有史以来最好斗的一位小册子作家”。确实如此。他是这样好斗，以致与人权除外的一切权力为敌。他的著作几乎构成了一场对十八世纪社会的全面挑战。他也有缺陷，有矛盾，有一切思想家都无法避免的时代局限。但他被诽谤，被故意遗忘，却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世人所难接受、学者所不习惯的敢于实践、勇于战斗的美德。可是，恰恰因为这种美德，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这一页才放射出了夺目的光芒。

（本文初次发表于《陕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