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厚辰

豆瓣书评

疫年纪事

2022 从封城到白纸革命: 克服并非“COVID”的顽疾

李厚辰 著

此书献给 2022 年春天一起困于上海的 2500 万人，和冬天在乌鲁木齐路和全中国街头高喊“自由”的人们

序 书写恐惧与恐惧的克服

在中国，撰写当代发生之事，具有独特的意义。“历史”概念，不同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开创的西方历史，那种人类学探究的旨趣或对政治变化的系统揭露。中国历史写作先天带有对他所处时代当权者那无限权力的张力。

其典型就是《春秋》与《史记》，他们订立了中国士人记述历史的动机与范式。孟子言春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因此每当那些“写诗变得残忍”的年月，中国士人便想拿起笔记录他的时代。

从 2012 年至今，是中国现代史写作的高峰期，已出版的著作不计其数，但那些最重要的几乎都还未面世。你可以想象，有多少仍然生活在中国之内的人，经历着荒唐年代，在夜里疾书，用他们充满伤痕又敏锐的眼睛，记录下发生的一切，这些人静静等待着历史的转向，则他们的作品将得以面世，而所有这些中国式的历史作品，将决定后人们理解这段时光的判断和基调，而不是当前庞大中共宣传机器所高喊的“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正如两千年前司马迁与汉武帝之间的那场记忆之战，忍受宫刑的历史记述者司马迁是最后的赢家。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连同我在内也都是被阉割的，官方巨大的审核机器与其投下的恐惧阴影，不可避免地掐住我们的喉咙，割去我们的勇气，隐没我们的声音。但就是这样的阉割，更唤醒人们身上古典士人的魂灵，让我们想起太史公在他的时代，秉笔书写的日日夜夜。

在我写下这本书的时候，我时时感受他穿越历史的审视，在我怯懦时，他给我勇气；在我怒意充盈时，他令我平静；在我陷入理论时，他令我重十情感与敬意；在我懒惰时，他令我勤勉而务求全面真实。

这便是我理解的中国人的历史：他顶着现世当权者的滔天威严，亲身与他的同胞承受痛苦，却不怒不怨；他写作不为报复自己的遭遇，发泄自己的怨恨，或仅仅满足读者某种复仇的道德快意；他也不拘泥于学理的牵绊，反而时时叩问自己对人之性情的关切。让这个写作成为一场漫长的治愈，为写作者自己，也为阅读的人打造一间名为历史的栖身之所，并逐渐成为每个人与历史相连的身体，这是任何瞬时的暴政都无法摧毁的，写作与阅读中文之人共有的历史身体。

中国式的“历史”还有更多的要求，有使命的、有历史抉择与明确立场的，以类似谱系学的技术瓦解权力者历史叙事，详尽的事实整理与呈现，克服一切轻率与谎言的诱惑，并养成重质轻文的写作风格。我坚信我正共享着这个时代中国写作者共通的旨趣，并只是希望谦卑地融入这场历史书写的洪流，而且对中国的未来抱有最乐观的态度。相信读完本书你会和我有同样的判断，如同历史上任何的极权暴政，他将在越发荒唐中走向终结，我绝不托其为天人道德感应的善恶报应，而是展示世俗的政治与社会机理，来阐释看似强大之物内在的脆弱。这本书想探讨的，不是未来的好坏，而是我们应该如何更平稳地走向未来，能否以最少的代价，迎接转变的到来。

与我理性的乐观不同，写作本书的过程也融合着恐惧与忐忑，但我每每回看资料中 2022 年发生的一切，与我们众人在白纸革命上海街头高喊“自由”的一幕，我便一次次克服或学着与恐惧共存，完成这本书。恐惧强烈呼唤着使命与审慎，让我们成为更完善的个体。这是一本描写恐惧，并描写恐惧之克服的历史记述。人当然可以在恐惧中沉沦，但同样也可以在恐惧中获得真正的同情、勇气与美德。我想这对于现在的中国人、香港人、新疆人、台湾人乃至全世界，都是重要的课题。让我们一起进入漫长的 2022 年，并从中逐渐看清这场灵魂之战，并一起克服这场名为“中国”的顽疾。

太史公啊，两千多年了，不管他们施加多大的恐惧，中国士人的灵魂不会亡。

前奏 大国幻象

活到 2022 年初，中国人还在他们大国的幻梦中，甚至说，他们正在经历大国幻梦的巅峰。在 2022 年初的两会上，习近平提出所谓中国发展的“五个必由之路”和具有“战略性”的“五个有利条件”，新华社稿件认为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我们为什么成功、未来我们怎样继续成功的中国密码”。

中国的成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辩驳的绝对事实。2020 与 2021 年外贸数据暴涨，疫情中中国经济似乎是一枝独秀，一种温热浮躁的乐观弥漫在社会中，而美国则在国力衰退，疫情“躺平”的冲击中千疮百孔，他们幻想着与腐朽堕落美国的最后一战，从而登顶全球。

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一年。

中国人生活的那个“空洞”

针对 2022 年的中国，经历了防疫的巨大疯狂，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赛博社会控制，到年末的白纸革命，又一场极权国家社会运动的发生，再到 Covid 疫情中最极端的防疫政策急转和最快速每天达数千万病例全民感染狂潮。这是疯狂的一年，也是痛苦的一年。

这戏剧性的一年似乎可以浓缩为两个看似矛盾的疑惑：首先，面临如此可怕的处境，中国人为何忍受了几乎整整一年而没有成规模的反抗？其次，身处如此恐怖高压的环境，空前强大的政府，中国竟然爆发了街头抗议？

这两个问题虽然表面矛盾，却相互激发了一种对答案与理解的探索张力。的确，中国人生活在福柯所述的恐怖的毛细血管式规训之中，失去了一系列基本人权，甚至在极端时刻随时陷入危及生存的困境。在任何现代国家，尤其是互联网普及的地方，甚至伊朗，这样的社会压制早已引发大规模抗议。然而，中国人却表现得如此温顺，忍受着这样的生活。这究竟是因为他们天性懦弱？被洗脑而热爱集权？目光短浅且未经启蒙？抑或有其他原因。

同样，第二个问题也值得探讨。如上所述，中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对公民的压制力度最大，行政技术最为完善，司法环境最为恶劣，而政府的压制意志最为坚决，能力和经验最为丰富。在这里，因言获罪者无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反抗，甚至私生活中的无心之言，也极可能遭受拘留等人身刑罚。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下，自 1989 年以来，社会管控几乎从未放松，从习近平 2012 年上台后更是急剧收紧，近乎一切社会矛盾都被高压控制。在如此背景之下，竟然爆发了迅速蔓延全国的抗争。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下降了？高压的社会控制文化渐趋松动？防疫引发了空前的民愤？抑或是因何机缘，许多人突然将生死置于度外，一跃成为了勇敢的人？

这两个问题并无简单答案，但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往往也很重要。这本书着眼于通过 2022 年经历的回溯与梳理，回答这两个问题，进而理解中国人，进而更理解中国。令我们对处理这场名为中国的时代顽疾，增添一些可能性与方向。

这令 2022 年成为重要和代表性的一年，那感觉像几十年的历史过程突然被不断加速压缩，生活如高压气体不断突破临界的危险挤压，一切的一切，被塞进了一年的时光。我们目睹一个极权政府从他极盛的顶点到失序的全过程，目睹其国民从飘飘然全心配合政府，到麻木犬儒，到信心快速地丧失，和反抗的产生。综观历史，也罕有如此极致跌宕的一年。

甚至我们还要看 2023 年，在经历这一年后，中国留下了什么？人们学到了教训？还是他们陷入更大的疯狂中。我要说，这两者都有。

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是困难的，这首先源于巨大的差异。中国还不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政府，与绝大多数现代政府不同，既有两千年帝国的深厚传统，又有 20 世纪继承自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主义体系，再加上共产党本身复杂的历史演变，使其成为独一无二的特殊政治实体。这导致发生在中国的许多事实与细节，在向中国以外的人讲述时，其第一反应往往是难以置信。越是了解更多，越可能感到不可思议。

理解这种惊异，恐怕无法从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上找到线索，而需要一个心灵的答案，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

中国人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空洞。

这并非指他们的心灵空虚，而是说他们实际上对自己的生活一无所知。这种了解的匮乏，以及在如此匮乏的情况下，这个社会竟能持续下去，不得不说是一个更让人惊讶的事实。

对于这个空洞，有一个直观的例证：很大一部分中国人都说不出自己所在城市的市长、市委书记的名字。这与其他实行地区性民主选举的政体有着极大的不同。首先，每个中国城市都同时拥有两位行政首长。一位是党的系统 ―― 市委书记（全称为中国共产党某某市委员会书记），虽然属于党务系统，但实际上却是地方政府，行政权的最高负责人。另一位是市长，隶属于国务院的行政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的第二负责人。

以我的家乡四川省德阳市（一个拥有 351 万人口的四线城市）为例，从 2015 年至今的 9 年时间里，已经更迭了 5 任市委书记和 4 任市长（若非为了撰写本文进行搜索，我对此一无所知）。这些人并非由市民选举产生，甚至不是由市民所谓的代议制机构 “市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机构如省委直接任命。例如，2016 年任德阳市市委书记的蒲波，很快在 2018 年升迁为贵州副省长，但仅在此职位上 102 天便因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而下马，创下最快落马的官员记录。导致其下马的关键原因当然不仅仅是他的“违纪”，而是他卷入了曾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和习近平的权力斗争，被视为周永康的“四川帮”成员。而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想说的是，这些权力极大的干部们，从上任、调离、撤职，完全超出市民和社会预期，一如 2023 年被津津乐道的两位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政治生命的戏剧性转折。中国的几乎所有城市行政官员都由这种完全无法被市民感知、参与和预料的方式被任命。他们也不是本地官员，悉数由遥远外地调派而来，这种突然的方式被称为“空降负责人”。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自然不会，也无法熟悉这些人的背景和人格。

对市一级行政官员的陌生，正是他们对生活世界全然陌生的缩影。例如，在一个典型的民主体制中，市长候选人通常会提及创造就业、税收政策调整、增进公共安全、提供教育政策和资源、公共建设、环境保护、财政计划以及社会正义等一系列议题。市民选择一位市长，实际上是在选择一揽子的公共政策组合。在 2020 年疫情之后，一个市的市长，当然还需要对防疫政策的选择和措施负责。

但对于一个中国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个完全模煳的空洞。首先是因为市政行政政策，本就不由市一级的官员决定，而是来源于至少省级甚至国家级，甚至最高首长，在近几年即习近平的意志。其次，这些政策大多非常突然，不管是针对疫情的粗暴转向，还是针对民营经济的限制，或是让某些行业的“突然死亡”。例如 2021 年 7 月 24 日，仅仅因为国务院印发一份称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行政文件，就导致全国各地的城市，中小学生家庭几乎不可或缺的、一个拥有千万就业人口的庞大产业在一夜之间突然瓦解。这些切身之痛，远远超出了市级官员的权力范围，更超出了普通市民的生活和预期。

这就是所谓中国人生活的“巨大空洞”，对现代市民最重要的那些知识与感受，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到底是如何忍受他的生活？中国人并没有不同的人性，依然需要对生活的安全预期、掌控和理解。一切现代政治的基础，社会契约的假设，对中国人同样有效。

因此，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这个巨大的空洞被其他东西填补了。从这种填补中，便可以展开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世界。为了给这种理解一个框架，我们可以将一个人的生活世界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他最日常的生活，被很多传统和实际事务包含，包括他们手机的所有功能、工作、消费和实际人际关系。中国并非奴隶社会，城市市民在工作选择、消费方面确实享受着一定的便利和富裕，与不俗的社会流动性与机会。在这个层面上，如果细数一个中国城市人的一天生活，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并没有太大区别。

第二层可以称为 “选择的世界”，例如选择减税、加税对市民收入和财政的影响；选择支持多元文化的主张，可以获得更多自由，但对个体的宽容能力也会有挑战；选择核电，可以获得更便宜充足的电力供应，但要承受核泄漏的危险。进而，许多政策之间相互联系，形成一种组合，例如在欧洲选择绿党，大概也就选择了一系列相对激进的进步价值观，涵盖了环境保护、医疗和教育的高福利、政府透明和民主化，以及对自由市场的一系列干预，积极的政府和财政主张。作为一个拥有 “社会契约” 的现代社会环境，公共世界对市民个体呈现为这种 “选择的世界”。市民通过对这些选择的理解，从浅入深，形成他的 “公共理性”。就像面对 “脱欧” 这样巨大的话题，支持脱欧的英国民众也大概明白 “脱欧” 意味着更少的移民、国家财政更少支持欧洲其他贫困国家而投入国内、国内立法更自由、不受欧盟干涉，以及与非欧盟国家的贸易政策更加灵活。无论这些判断是对是错，或考虑是否全面，这就是现代世界中市民的 “选择世界”。瑞士人最有感触，他们每年都收到像书本一样的公投手册，参与大大小小的决策。在正常国家，这是“公民”对生活掌控以及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来源。而这一部分，恰恰是中国人生活中的那个巨大空洞。中国人不仅因为压根没有任何民主选择机制而对这一切难以感知，甚至因为信息控制和禁忌，连其中的道理都不允许知晓。在大多数社会失序的灾难中，媒体、学者对中国的分析和批判，都会遭遇内容删除甚至更严峻的惩罚，中国人不被允许了解他们的“选择的世界”，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中国意识形态部门禁止社会新闻使用和传达“纳税人”这样一个具有公民意识的概念。在这样的匮乏下，还能够正常生活而非惶惶不可终日，说明中国人拥有一种很强的“信念”。

这个空洞得以使用信念进行替代性地填补，正是他们依赖的第三层世界――“理论”世界。中国人热衷于探讨宏观层面的“理论”，或者从他们的视角来看，这些被称为“大局观”。这些“大局观” 以一种伪装的智慧，越过“选择的世界”直接解释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例如，很多国人通过自己生活受到严格管制的直接生活经验，推出这样的国家有整齐划一的风貌，容易形成集体竞争力，从而更擅长 “办大事”；他们认为中国与美国存在竞争（直接新闻经验），因此只要战胜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中国人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由于拥有移动支付和高铁（直接生活经验），他们相信中国科技水平领先，正如邓小平所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人一定能够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在对财政、税收、政府考核、经济政策、土地政策，福利政策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国运”、“制度优势”、甚至“能源转化效率（指一个国家工业部门掌握的热力学总量和效率）”构成对他们日常生活的信心。

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人无法就他拥有实际经验的生活的机理展开“选择的世界”层面的讨论，而只能就各种外国、历史、军事、经济等问题构造虚无缥缈的理论世界。他们对世界大事拥有超乎寻常的喜爱，如他们的领袖一样对国际局势的隐秘逻辑变化洞若观火，这些内容充斥着中国的互联网，也充斥着日常的谈话。毫无疑问，这从根本上塑造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甚至行政文化，让中国公共环境缺乏理性，充斥大道理的空谈。当然这也让他们的认知失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有一个颇有洞见的认识论观点，即“理论盲区”，即由于超出经验偏信某种大理论，导致决策时出现巨大盲区的现象。从这个角度，中国人生活的巨大空洞，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高深理论”的盲区，而他们将感受到这样的代价。

面对 2022 年新冠疫情这一主线问题，这样的“盲区”同样深刻主导了防疫进程，防疫过程被理论深刻包裹和扭曲。一般居民的信念基于新冠病毒极度危险的假消息，又坚信 “生命高于一切”的官方空洞说辞，因而在这个“绝对理念”下轻而易举地接受了对日常生活、商业行动的压抑，因此认为中国政府是最负责任的，也是全球唯一成功的政府，并据此很多人一边忍受封城之苦，一边为政府开脱解释。中国人的生活信念，便是构建在这样宏观的 “大局观” 和一系列叙事之下。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神话，中国人在既往的过程中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样的神话。在过去那段高速经济增长以及政府不断注入资金的十年间，这个神话跌跌撞撞地前行和维持着。中国人得以忽视他们生活中的巨大空洞，选择对其充耳不闻，闭着眼睛向前狂奔。

而 2022 年的进程，就是这个模煳的空洞突然变得具象，支撑他们生活的理论开始瓦解，那后面是扑面而来的骇人獠牙。神话终于显露出了裂缝。

疫情：不是灾难，而是成功神话

回溯至这一年伊始，我们再次进入中国人那被神话支撑的世界。这一年的特殊和戏剧性在于，2022 年恰恰处在这个新神话的最高峰，很多中国人，可说是在一场美梦的最深处被突然惊醒，从一场丰盛的美梦被直接抛入荒芜的现实。但这场梦境荒唐而讽刺，因为一切都可以被编织进入这场大梦，连同这场发源自中国的疫病，都成为了这场梦境的质料，令他们心醉神迷。

若要更具体地描述这场梦境，了解其基础，可以引用习近平在 2018 年 6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一句话：“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在 2023 年，他第三任期开始，出访俄罗斯时，他握着普京的手说：“我们共同来推动，百年未有之变局。”

这句话便是这场梦的底色，其前半句说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蕴含着两层意义：一部分是对中国必然成功的国族天命给予确认，即习近平政府一再重复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与 20 世纪初德意志突然宣扬的民族复兴没有什么不同。另一部分是“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一部分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这是对“复兴”时间的判断。在这样的一个帝国承诺中，中国成为新霸主的时间不在虚无缥缈的遥远将来，而就在触手可及的视线内，甚至正在或已经发生，这是一场称霸之梦。

这与后半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相呼应。这句话意味着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和政治体制都在经历深刻变革。而这个变革的方向和结果已经清晰可见：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其模式和全球影响力，将取代逐渐衰落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在 2022 年全国两会的终章，习近平讲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紧紧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百年奋斗，洗雪民族耻辱，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在 2022 年的开始，从官方到民间，都在等待和盼望着这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迎接中国在全球的登顶时刻。这正是填补那个空洞所需要的，也是中国人为之忍受互联网防火墙、社会管控，以及一切不自由与权利丧失所换取的伟大成果，一张沉重的历史支票。

然而，这个神话的来源可能让许多人感到意外。许多人认为这种全球称霸的想象是随着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济增长和中国地位的提升而产生的全新野心。实际上，这种 “世界格局变化” 的想法却是一个陈旧的故事。

早在 1957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完成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苏联在社会主义体系中阵营领导力受到削弱之际，这样的一个神话便开始浮现。同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次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之初，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上即表达国际形势的特点是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可以看出，对共产党而言，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格局要发生变化的预言，就像基督教一再重复、一再破产的末世预言，形同 “历史终结论”，这是他们说服普通人放弃日常生活权利，忍受高压统治的神圣目标。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陈旧戏法的再次上演，不仅需要为其去魅，更要意识到这样一个神话的威力，中国人的空洞被如此有效地填补，以至于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可以选择不关注自己的生活，而仅仅通过关注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来获得信念。

因此，很少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国内新闻如此冷感，而对国际新闻如此热衷。例如，2023 年的美国俄亥俄州火车出轨导致化学品污染的事件已过很久之后，在中文互联网上仍有不少报道和关注度。当然，这些报道都是批判美国国力衰退和基建破旧，以论证美国的必然失败。

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中，影响力最大的自媒体，不管是具有企业运作性质的“观传媒”、“观视频”，还是如司马南等个人品牌的自媒体，都是依靠批判外国来维持他们的关注与热度，对外国的批判是中国自媒体环境下最流行的话题。既然中国人对自己的生活世界总是讳莫如深，他们就熟练地通过对外国的想象来维持着中国称霸这一“历史终结论”的神话。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成为 2020 年疫情后中国媒体的中心关注点，这三年是密集报道国外防疫失控的三年。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 2021 年 5 月 1 日，由党中央实权部门中央政法委运营的微博账号“中国长安网”发佈的一条讽刺印度疫情严重程度的微博。微博中配文“中国点火 vs 印度点火”，中国点火配图为长征火箭发射时的点火，而印度点火则配图为新冠死者火化时的场景。党中央部门如此赤裸地漠视基本人伦人道，对印度进行讽刺，可见这种对国外进行丑化的期盼，不仅是一种民间的共同心理冲动，更是国家权力意志直接下场引导的产物。

中国官方新闻通信社新华社、官方核心报纸《人民日报》在 2021 年皆推进一个对美国抗疫情况的评论，利用一系列排比句称呼美国为“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全球第一货币漤发国、全球第一疫期动荡国、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国。”这样的一个排比句式，甚至成为中国网络的一个流行梗。

这样的基调还通过中国外交部在境内疯狂传播着。照理说，一国外交部的新闻发佈会，本应是针对国际媒体的外交表达。然而，在中国，外交部发佈会的“战狼风格”使其完全变成了一场“出口转内销”的对内宣传，被网民热衷追捧的“外交天团”，特别是华春莹和赵立坚，因他们在发佈会上对外国进行尖锐讽刺和批评而在国内网络走红，抖音上充斥着外交部所谓新闻发言人们在发佈会上，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

我想在对其他国家认识浅薄的问题上，可能哪个国家都类似，在各种国际媒体上，对中国的很多批判也略显廉价，且可能在事实核查上有很大瑕疵。但至少，其他地区良好运转的媒体，让他们的主要探知兴趣在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对那个“选择的世界”有相对合理的认知。而中国人，则只能通过望向窗外的单薄萧条，借以猜测自己室内的繁华。这是一种二阶的廉价和瑕疵，中国人拥有各种错误奇异的认知，例如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有一种非常廉价的反驳方法。一个例子是美国批评中国对少数民族进行生物特征采集以进行监控，这被粗暴解释为美国人自己这样做，因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国完全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美国对中国的批评都是将自己做过的错事想像和诬蔑为中国做的。这个偏见的形成简直匪夷所思，但在微博，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反驳逻辑。

因此到 2022 年初，中国人深信一个在疫情中崩溃的世界与 “风景独好” 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不断目睹并吸收全球的疫情困境与混乱，从而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因此疫情对很多人而言非但不是一场灾难，反而是一种从中攫取优越的源泉。这不断喂养着中国人的盛世神话，甚至成为他们生活的“合法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然，在这一年，中国的防疫路线成为一种强迫症式的“执着”，如果要回答中国为何如此难以放弃“动态清零”，导致社会付出惨痛代价，答案就在他们根本没有把“防疫”当作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看待。这很奇怪，防疫如果不是公共卫生事件，能是什么呢？在 2022 年 3 月 20 日的《深圳特区报》头版文章中，写道：“疫情当前，是 “动态清零” 还是 “与病毒共存”？如何选择，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则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把这个问题抬高到如此地步，已经是一种绝对的神经质状态。但你也可以想象，正是这样的视角，中国人从 2020 年到 2022 年初被扭曲的防疫成功中，感受到了多么巨大的中国国力之强，制度之优越，治理手段之高明，文明之先进。

这算是一种精明的手段吗？一方面，强调具有神学意味的国族天命与历史终结论；另一方面，运用卡尔·施密特式的敌人塑造作为政治基础，对内进行动员和注意力的控制。看似依靠这样的统治技巧，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无限地对内施压，内部矛盾可以通过非正常手段压制，再向外通过意识形态手段转嫁。甚至很多反对中国体制的人也悲观得认为中国确实找到了一条肮脏的取胜之道，建基在这个大国通过恐惧和痛苦赋予他们的绝对悲观，即那种更糟糕、更无底线的的人会胜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最终胜利将属于最肮脏的人。

但我敢保证，现实令人宽慰。在整个 2022 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上，我们将不断目睹中国人为这样幼稚的政治技术付出的代价。生活空洞与政治神话，不仅无法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助力，还会成为中国实际面对疫情风险时最大的社会桎梏。为了构造这个神话，从 2020 疫情开始，连续两年高强度对全世界各国疫情的丑化和抹黑，已经完全扭曲了中国人对疫情的正常看法，这让中国社会甚至很难面对疫情的真相。

首先是关于病毒的生物武器论。为了将美国塑造成邪恶国家，恐怕直至今日，仍有许多中国人相信新冠病毒源自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是一种针对中国的生物武器，于 2020 年武汉军事运动会期间由美国代表团在中国散播。这种谣言在美国质疑病毒为中国实验室制造的相反叙事下，成为两国对抗过程中，官方引导的舆论反击，并在各种事件中不断得到强化。例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多次宣称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进行生化武器研发。这一谣言在 2022 年 3 月 1 日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佈会上得到进一步强化，由前述的赵立坚主持。赵在发佈会上敦促美国 “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化活动进行全面澄清”，并随后呼吁 “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接受国际专家的独立调查”。

这样的谣言进一步被扭曲，添油加醋为新冠是专门针对中国人基因和体质开发的生物武器，因而对中国人的伤害更大，这主宰了很多人对病毒的错误想象。

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疫苗问题。在整个疫情期间的三年，中国地区的市民可以接种的都仅仅只有灭活病毒疫苗，在 2020 年，为了体现出中国自研的灭活疫苗对 mRNA 疫苗的优势，大陆官方发动，掀起一场针对 mRNA 疫苗的污名运动，每天关于各个国家接种副作用、死亡、有效性疑问的谣言充斥网络。导致虽然从最初推出开始，中国民营医药集团复兴就获得了 mRNA 疫苗的生产授权，但直到 2023 年疫情结束，这款疫苗都无法在中国上市使用。因为对政府决策者而言，如果中国居民施打一款国外疫苗，而不选择国内疫苗，是对中国国力和技术能力的否定。而对 mRNA 疫苗的污名化，也成功让中国社会形成一种该种疫苗不安全的共识，也未对政府提出开放 mRNA 疫苗的压力。但多份基于香港的研究已经明显显示，大陆施打的灭活病毒疫苗，其保护力比起 mRNA 疫苗有不小的差距。这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面对疫情感染高峰时，自己人民的疫苗屏障效力。

最后是对病毒，尤其是 Omicron 毒株的认识，新冠病毒变异到 Omicron 毒株后，传播力大幅提升，但致病力也显著下降，这引导了很多国家据此改变防疫政策，如之前一直采取较为严格措施的新加坡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放开疫情管制，台湾也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进入“经济防疫新模式”。但中国对 Omicron 毒株，则非常难达成毒性减弱的共识，从而推动防疫政策转变，这源于一种“中国防疫特殊且最优”的思维定势。2022 年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唯一面对 Omicron 仍坚持清零政策的国家（朝鲜都在 2022 年 8 月退出“清零”政策）。为了证明这一倒行逆施政策的绝对正确，国内媒体不断夸大报道放开国家的死亡数、医疗挤兑、社会动荡。自媒体不断渲染新冠恐怖，尤其针对长新冠和后遗症，断章取义国外研究，渲染新冠对人各种器官的感染，甚至让“新冠恐怖论”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其中典型内容如美国因为长新冠而损失数百万，甚至 1600 万劳动力，未来还会持续导致更大的劳动力退出，导致必然衰退的论调。这种“新冠恐怖论”与“百年未有之变局”神话的结合，完美融合进入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中。

这样看来，敌人还真是“一天天烂下去”了，新冠恐怖叙事与中国作为最后的“清零国家”相结合，成为加速国族复兴命运的一种国运的证明。借助这场疾病，中国正加速成为全球霸主。在 2022 年初，这便是主宰很多中国人的想象，一种飘飘然、醉酒式的臆想。而说回来，产生这种臆想的可能，依然是因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巨大空洞，他们对国内的情况，其实一无所知。

四种中国：上海、西安、深圳、瑞丽

面对神话中恐怖，肆虐全球的 Omicron 毒株，中国人在 2022 年初充满自信。他们坚信中国社会的能力足以在很低的代价下遏制病毒传播，继续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发展。无论病毒多强大，这个国家都要更强大。

诚然，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尤其是 Alpha 和 Delta 毒株为主要传播毒株时期，中国采取的清零政策确实在保护公民健康和经济秩序方面取得了效果。然而，与中国人自认为是唯一防疫成功国家的想法相反，实现这种效果的国家不仅仅是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在 Omicron 毒株出现前或疫苗接种率相对较高前，也都采取和维持了效果不错的清零政策。而他们大多在 2021 年底或 2022 年初放弃清零。

既是因为该毒株致病性降低而没有必要，也是因为其传播 R0 值太高，清零政策已经不可持续。

但中国人怀着其生活的空洞，和对中国强大和特殊的奇异信念，他们对清零政策有不切实际的自信，最具讽刺意味的例子就是上海。在 2022 年初，上海被认为是清零政策执行最好，甚至执行得“闲庭信步”的城市，其代表是 1 月，上海一奶茶店爆发疫情，为此被设定为中风险地区，但这个中风险地区仅仅是这间 20 平米的奶茶店，被誉为“全球最小中风险地区”。这个中风险之小即代表上海市的流行病学调查能力之强，足以将病毒传播以最快的速度遏制，不至于因为限制病毒传播影响更大范围的市民生活。

彼时的上海，被认为是城市治理冠绝全球的典范，证明 Omicron 的清零不仅可能，而且在绝对强大的城市管理能力之下，清零还可以以极小的代价实现，防疫与平稳的市民生活完全可以轻松两全。诚然，在 2022 年的 1 月，上海作为防疫时期开放的境外航班口岸城市，每天新增境外输入病例双位数，偶尔外溢一两例机场工作人员，都可以很快扑灭，1 月奶茶店疫情自 1 月 13 日开始感染 5 例，到 1 月 15 日，这个传染链就已经封闭。这样的情况给了人们错误的信心，认为“动态清零”是一种综合成本最低的防疫模式。上海的成功，恰恰体现了中国的制度和执政能力的双重优势。全国媒体不断渲染上海防疫的优越，也连带让出自上海的传染病专家张文宏获得全国声誉，虽然从 2021 年开始他就一再提出“与病毒共存”的、倾向于疫情政策放开的声音。

但中国的疫情防控并非仅限于上海，2022 年初，深圳的疫情同样备受关注。与上海这种兼顾防疫和生活的模式相比，深圳的措施要 “硬核” 得多。2022 年 1 月 7 日，深圳发现 2 例阳性感染者，随即开始高强度的疫情管控。从 1 月 7 日当天起，深圳在两天内完成了一轮全市范围的核酸强制检测筛查，累计完成核酸采样 2218.78 万人次，打开了千万级人口城市全员反复核酸采样的先河。除了全员一次核酸外，深圳率先在超大城市中实施 “进入公共场所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的管制方式，这意味着全体市民开始每隔一天就要做一次核酸检测的生活，随后这种生活方式在 2022 年几乎成为了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深圳此轮疫情在 1 月 30 日结束，但仅仅一天后，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疫情，本就严格的防疫措施得到进一步加强，随后深圳一直保持这种防疫强度，并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成功将疫情控制在较小范围。

上海与深圳，同为中国四个所谓“超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之一，本来在经济和城市竞争中就暗暗较劲。上海作为传统经济强市和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总是给人国际化（西化）、开放的印象；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后从无到有的城市，则一直有草根和拼搏的文化基因。在 2022 年初，上海闲庭信步的“精准防疫”，与深圳费劲心力的“硬核防疫”似乎形成两座城市能力的对比。上海似乎用更少的代价，就遏止住了疫情，成为中国行政能力的代表。

然而，这个对比在 3 月上海疫情失控后发展为一种讽刺的逆转，深圳一跃成为“中国模式”的代表，而上海则成为“西化生活”注定失败的典型。中国模式必然成功，而中国模式已经不是防疫与生活的两全，那不过是一种小布尔乔亚的软弱臆想，中国模式是一种“敢于付出代价”的精神，敢于为伟大目标承担生活的困难。这种肤浅的英雄主义精神笼罩了上半年的中国，只不过由于他们生活的无知和空洞。他们既不知道谁在付出代价，也不知道到底要付出的是什么代价。那时我的很多深圳朋友都受到这种自豪感的渲染，开始表达自己对防疫的支持，认为每天花半个小时排队做核酸，并不会感觉对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他们可以付出的“代价”。直到 6 月疫情再次暴发，对这种英雄主义彻底去魅，这是我们之后要谈到的故事了。

而很多更不起眼的地方，代价已经在付出。上海与深圳这样的明星城市再显著，也不过仅仅是中国千百座城市的两座城市，不管他们是闲庭信步，或是硬核防疫，都不过是罕见的幸存者偏差，其他城市早已在动态清零中进退失据。

比如西安，这并不是一座小城市，西安是陕西省的省会，人口一千两百万，也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在 2022 年初的动态清零防疫中，已经疲态尽显。从 2021 年 12 月开始，西安用于疫情期间出行登记的“西安一码通”就多次崩溃，导致 2022 年 1 月 5 日，西安市大数据资源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军因此停职检查。在西安进行封闭管理中，物资供应也发生重大问题，12 月 25 日，西安 2.54 万吨政府储备菜已做好了投放准备，却受制于封闭管理期间社会运力不足，导致物资短缺。12 月 31 日，一名男子因为肚子饿出门买馒头，但遭到防疫人员拳打脚踢，手上的馒头更是散落一地，这段视频引发网民的极大愤怒。2022 年 1 月 4 日，一位孕妇因为就医时没有“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证明”无法进入医院，在长时间等待后流血不止，医院的工作人员这才将孕妇紧急送入手术室，但由于出血过多胎儿最终流产。这样的事件在西安连续发生多起。1 月 4 日当天，独立记者江雪撰写网络文章《长安十日》，记录了西安封城期间的荒唐，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也是毫无意外地，该文章因 “内容违规”在 1 月 8 日被删除。

西安经历的一切，就像是一场预演，上海之后的封城，完整地经历了其中每一个混乱与痛苦。经过 2022 年，很多人错误认为中国防疫的混乱始于上海，正是上海成为防疫缺口，才导致了之后各个城市问题的发生。这明显是一种无知或健忘，早在上海之前，西安就已经发生了所有的困难。西安的命运，才是所有中国城市的防疫缩影。

但西安还是个一千万人以上的区域性大都会，这在中国依然是少数。我们最后可以谈到云南省，中国与缅甸的边境的瑞丽市，这是一座人口在四五十万的小城。因为地处边境，一直在遏制从缅甸输入病例的紧张中。早从 2021 年 3 月开始，瑞丽便连续暴发疫情，自 2020 年 1 月 26 日至 2022 年 4 月 16 日间，瑞丽共经历了 9 次封城，最长 35 天。城区的封城时长达 160 天。这座边境小城彻底陷入停摆和秩序崩溃，支柱产业旅游总收入从 2019 年的 166.1 亿元下降到 2020 年的 52.92 亿元，2021 年再下降至仅有 8.64 亿元。民众大规模逃离，常住人口从四五十万降至十二三万。并在大规模逃离后，本地官员为防止疫情外溢，最极端时下达每日只有两人可以离开瑞丽的名额，让瑞丽成为一座巨大的监狱。后来放宽到确有特殊情况需要离开的，可申请自费集中隔离，隔离 14 天后即可离开。但近一年没有开工的民众根本难以承受隔离酒店的费用，瑞丽没有那么多自媒体，没有江雪的撰写，其他信息遭遇网络封锁。到底发生了什么，瑞丽人承担了什么代价？他们愿意吗？这又陷入到中国人的那个巨大空洞之中。

瑞丽代表的就是秩序彻底崩溃、财政枯竭，只能以最粗暴的停滞和隔离进行最终的管理，并信息封锁的死城命运。在之后，这不仅是小城市的命运，甚至成为乌鲁木齐这样省会城市的命运。

这样的四种中国分别有多大的规模呢？中国四座最大城市，也被称为“超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概共有 8500 万人口的规模；西安，作为“新一线”城市的代表，包括另外 14 座城市，代表中国经济和发展第二梯队水平，大概共有 2 亿人口。合计两项占据中国 20%的人口，其实是不小的规模，也是近年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结果。再往下是 30 座称为“二线”的中国城市，他们占据总人口的 24%，也是中国最近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类别，这个类别中的贵阳、石家庄、唐山等，我们都会在本书中见到他们的荒谬故事。而再往下就是从三线城市的典型乌鲁木齐，到四线城市如德阳，和更小的城市如瑞丽，再到乡村，他们一共占据中国 56%的人口。这是一个庞大，但逐渐萎缩的中国，人口正在向二线及以上城市集中，也是被忽略的中国，在 2022 年，我们极少听到这些地方的消息，而他们，恐怕才是沉默的，真正承受代价的人。

当然即便在四座一线城市，并不意味着好运。这些城市聚集着从沃尓沃权贵到贩夫走卒差异天渊之别的阶层，在疫情政策袭来时，他们也都有着不同的命运。随着 2022 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坠落，上海渐渐露出西安的面貌，而乌鲁木齐，逐渐变得像是瑞丽。这其中隐藏一种巨大的不公：由于中国政府根本无法解决防疫带来的问题，市民完全没有合理的诉求渠道，也完全缺乏通过抗议向行政施压的能力。导致在中国，很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依赖互联网的巨大关注，让政府忌惮舆论，为压缩事态，不得不息事宁人。而上海深圳作为市民众多受到瞩目的城市，自然最容易引发舆情。而其他城市则不容易得到对等的关注，因而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解决。在瑞丽封城中，瑞丽市前副市长甚至网上发文求助，称“瑞丽需要祖国关爱”，但现任瑞丽市委书记为了保住自己政治生涯，竟然出来辟谣称不需要帮助。上海深圳因其大而受关注，瑞丽因其小得到额外同情，但大量二线三线城市，例如西安，则面临没有“关注题材”的窘境。若不发生巨大事故，则很难在中国的网络舆论真正引发关切，付出何种代价都求助无门。

因此这场盛世的幻梦中？上海、深圳、西安、瑞丽，会有何种命运，到底哪个才更代表真正的中国，2022 年，我们会得到答案。

裂痕：被锁的女子

我们在之前讨论的都是些宏大的问题，如国族命运、城市、中国人对世界的想象。诚然，这些议题在中国网络舆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关注，不断填充着中国人对他生活的整体理解和想象，证明着政权统治的合理与合法。从这个角度看，似乎中国人心悦诚服地与这个政权同频共振，完美符合了一种愚民与极权的刻板想象。

但就在盛世的最高潮，这个整齐划一的极权社会想象，却竟然在一个女性身上产生了一道无比巨大的、与该事件本身并不匹配的裂痕。很多处于盛世中的中国人，突然从这个女人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

彼时是 2022 年初的深冬，距离农历春节这个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仅有 4 天。又一个倡议“就地过年”（因为避免疫情外溢而倡导在长假不可以回家和家人团圆）的春节，不过为了这个盛世节日，政府做足了安排。4 天后大年初一，一部备受关注的电影就将上映，这是 2021 年电影《长津湖》的续集，一部描写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艰苦战胜美国军队的影片，完全应和着我们在前面表述的那个全球霸主变换的时代主题。这部战争片在 2021 年取得巨大成功，直到现在也是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电影。而它的续集，即 2022 年春节档《长津湖之水门桥》，已经非常密集地宣传了半个月之久。

不仅如此，就在这个春节，中国还将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2022 年冬季奥运会马上就将在北京举办。这是中国第二次承办奥运会赛事，北京也因此成为史上首座“双奥之城”。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开始走红网络，引发了抢购热潮，并进一步激发了观众对冬奥会赛事的热切期待。

这个历史上对美国的战胜，和现实中站在全球聚光灯中央的 2022 年春节，本应该是中国在全球登顶命运中的一个闪耀时刻。没想到却在这宏大的叙事中，从一段分辨率模煳的视频中，出现了一个女人。

2022 年 1 月 27 日晚，在中国最受欢迎的短视频平台“抖音”上，一个叫“徐州一修哥”的帐号更新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拍摄于中国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下面的一个小村镇，拍摄对象是村里远近闻名的一位善人，他以艰难孤身抚养 8 位孩子的善举，成为很多短视频博主竞相采访的对象（抖音有一类依靠所谓“正能量”获取流量的自媒体博主）。在“徐州一修哥”更新的视频中，这位董姓的善人在镜头前为孩子穿衣喂饭，悉心照料。只不过在他居住农村大宅旁，有一间偏房破屋，屋里用铁链像狗一样锁着脖子，有一个女子――就是这位被锁的女子，小花梅，在 2022 春节占据了几乎一切的关注。

在这个临近春节的寒冬，小花梅穿着单衣，牙齿脱落，吃着令人难以下嚥的食物，她神情恍惚，对旁人的询问几难作答。但她在短视频中面容清秀（后发现可能是短视频美颜效果所致），令很多人感觉和她所处的环境与遭遇格格不入，她极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这件事立即在网络上掀起一阵风暴，成为无人不知的历史级热点事件。在次日中午，该县妇联工作人员称，已经接到多名网友反映有关情况，多个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在稍后被公布的一段视频中，小花梅操着方言说道“这个世界不要俺了”，再次引爆网络，她的表述似乎证明着她就是一位被拐卖又抛弃的妇女，“这个世界不要俺了”成为网络迷因。当然实际上更有可能，她在视频里说的话是“这个时候不用额”，而不是这么一句戏剧性的话。当时正是冬天，而拍摄者在问她平时是否有洗澡。

也许这件事本身都值得写一部书，来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但如果我在这里简要总结，此事爆发后，民众开始探入那个曾经巨大的空洞，进入长期与官方关于“真相”的角逐。这个“真相角逐”，会成为中国在 2022 年的主题。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个主题在 2023 年会被彻底抛弃。

回到小花梅事件，再过一天，1 月 28 日，丰县县委宣传部发佈通告，说明生育八孩女子名为杨某侠，于 1998 年 8 月与董某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通报又引述其家人和邻居反映，指杨某侠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并指她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已得到救治，丰县县委、县政府已对其家庭开展进一步救助。次日，官媒《澎湃新闻》引述丰县欢口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称，当地政府为该家庭申请了低保，拴铁链为拍摄者“炒作”、博取眼球，平时没有这些情况。

通告一出，全网哗然，官方否定一切指控，将小花梅定义为加害者，并为事件盖棺定论。这是中国人熟悉的，蓝底白字“通告”的一贯态度，即“问题并不存在”，息事宁人。所有这样的通告，都是政府面对中国人偶尔探向他们生活中空洞时给予的回应，甚至可以简化为两个字——“没事”，至多是五个字“小事，已解决”。这样的通告非但不是一种汇报，甚至是一种命令，即“不要再看了”。

在过去的无数事件中，人们当然都对这样的通告表示过各式各样的怀疑，但也就渐渐不再探究。但没有哪一次，反应如同小花梅事件一样巨大。很多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中国政府一贯的“受害者有罪论”，与加害者成为英雄的叙事，这是极权政府对正义的终极操弄。上访者从来是刁民，知识分子是钻营的卖国者，吹哨人是造谣者。警察与暴力机器是永远的英雄，这个父权政府给你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不管给你的是一副手铐还是一条铁链。在过去一切压抑都以此种逻辑被搪塞，最终全部在小花梅事件中爆发。她所谓的丈夫董某不可能是英雄，而小花梅不可以是加害者，人们在网上爆发出巨大的愤怒。

在这种从未有过的舆情压力下，丰县为迅速平息事态，两天后发佈了第二则次通告。

通告表示：铁链女在 1998 年 6 月流浪乞讨时，被已故的董志民父亲收留，此后便生活在一起，且该女子有 “智障” 表现，生活尚能自理，而办理结婚登记时，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核实。通报又称，铁链女之所以被锁链拴住，是因为她自 2021 年 6 月以来精神疾病病情加重，经常摔东西，将其锁住是为了防止她犯病时伤人。

这份通告中，他们的婚姻已经是异常的，但依然否定拐卖事由的存在。通告存在明显漏洞，小花梅如果有“智障”表象，那么“被收留”、“被结婚”和“被产子”的过程，还是合意且合法的吗？董氏父子是否已经涉嫌非法拘禁和强奸。因此这份通告不仅没有起到令事件降温的效果，反而在整个农历春节假期期间，持续引发网民自发探查事件真相。一次全网的民间侦探行为开始，中国人开始自主地探知他们生活中模煳的线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猜测，即小花梅为四川省失踪多年的，12 岁都市女孩儿李莹，直到今天，应该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中国网民，相信小花梅就是失踪的，来自大城市的李莹。一位城市女性，被拐卖到农村，遭受非人折磨和性侵的可能，让这个故事更容易地引发了广大城市女性的关注和共情。

在一切媒体报道都被禁止，甚至丰县主要路口都用铁板封住。拒绝外来人员进村的情况下，有勇敢的女性前往丰县，希望能够探望并访问小花梅。其中网名为“我能抱起 120 斤” 及 “小梦姐姐小拳拳” 的 2 名女性在 2 月 10 日驱车前往丰县第二人民医院，希望送花给小花梅，并一路微博直播过程。期间遭到阻挠，手机被抢，其后被当地警方“收留”，接受高强度的审问和严密监控，期间“我能抱起 120 斤”曾经被民警以电脑外罩紧套头部、险些窒息；2 月 14 日，她们被沛县公安押往徐州看守所，网民“我能抱起 120 斤”期间曾被便衣人士在警员面前殴打，伤痕遍布头部、颈部及脸部。两位网友突然的失联，激起网民更大的愤怒，在舆论高压下，两名网友被释放，并于 2 月 18 日更新微博讲述了上述恐怖经历。

女性在 2022 年的中国是另一个关键词，在社会各个成份中，因女性主义而觉醒的女性，在万马齐喑的中国几乎成为唯一的能动群体，在这一年几乎所有关键事件中，都活跃着勇敢女性的身影。但 3 月初，“我能抱起 120 斤（乌衣）” 家人称其又被警方带走，并遗憾地失联至今，为我们演示了在中国想要探知真相的代价。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持续在呼吁释放乌衣，公开有关消息，当然这一切都不再有回应。

小花梅事件在 2 月的爆发，引发了深远影响，为整个 2022 年定下了官民网络真相争夺的基调，也几乎耗尽了中国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本已不多的公信力。经此一件事，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其蓝底白字的通告，在非常大量中国人的心目中，几乎已经成为谎言和暴力的代名词。

诚然，在中国，比此事更加骇人听闻，性质更加恶劣，更值得普通人担忧和关注的事不胜枚举。这样一件发生在村镇的事件引发如此巨大的舆论浪潮，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一定包含了女性主义近几年在东亚和中国的发展，也积累了近 10 年来官方对信息和新闻粗暴干涉和封禁的怨气，其中更有自 2020 年疫情以来封城这种不可言说的困境，中国人终于对那个巨大的空洞表示了真切的怀疑：我的生活真的是安全的吗？

小花梅事件与 2022 年形成一种奇异的同构，受害者本身以“犯病”成为被加害的理由，而加害者反而一跃成为英雄和保护者，一种可怕的双重不公，以及其中官方粗暴的谎言，对事实一删了之，并动用司法力量不公开地惩罚探究挖掘者的一贯行径。就像是对 2022 年一年中国人经历的完整总结。

这件事也确实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也同所有地方的人一样，对真相、公平、自由拥有最基本的向往和期待，不论使用多么可怖的手段，多么精妙的欺诈，也不可能将这种基本权利的缺失之代价完全抹除，不在此处，就会在彼处出现。

失控的前兆

因此，你应该开始对 2022 年初的中国有个初步的了解了。他坐拥疫情以来清零的耀眼成绩，经济、尤其是外贸的暴涨，自以为是全球唯一可以控制与驯服 Omicron 的国家，看似如日中天，将要迎来他称霸世界的野望。其实却如同阿西莫夫笔下，《基地》中的银河帝国，老态龙锺，漏洞百出。

到 2021 年第四季度，中国 GDP 的增速已经放缓至 4%，生育率创历史新低，人口净增长艰难地维持了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正数，实际上很多人都相信，2021 年中国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

2 月 1 日，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以 1-3 不敌越南队，让若干年前中国国脚范志毅的担忧“再这样下去就要输越南了”竟然一语成谶，在当时他说的时候，这还被看作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小花梅事件席卷全国，让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达到空前高度。2 月 24 日俄罗斯悍然出兵乌克兰，大陆主流媒体和众多网络大 V 一片欢腾，纷纷表示战争会在 48 小时内结束，但没想到俄罗斯却疲态尽显，作为与俄罗斯合作关系“无上限”的中国，也感受到道义和国际局势上的双重压力。

曾经引以为傲的防疫，在进入 3 月，Omicron 成为主要毒株后，也终于迎来自 2020 武汉疫情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爆发。3 月 11 日，本土感染者出现了单日超过千例的情况。3 月 12 日报告本土新增确诊病例 1807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315 例，均创疫情以来最高。本土感染个案已波及 26 个省份。2022 年 3 月 14 日，上海全部客运站暂停营运，深圳全市社区小区封闭式管理，公交、地铁停运，这两位曾经的防疫优等生均情势告急。上海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当天表示，中国疫情陷入倒春寒，是疫情暴发 2 年来最困难时期。3 月 14 日当日中国大陆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3507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647 例，合共新增 5154 宗 2019 冠状病毒感染个案，疫情烈度重返当地 2020 年 2 月高峰前后的水平。

即便如此，中国人对防疫的信心依然表现得很强，在 3 月 15 日全国疫情发佈会上，发言人表示：实践证明，我国现行的 “动态清零” 总方针和一系列防控措施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疫情是行之有效的。要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动摇，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流调溯源，快速核酸筛查，规范集中隔离，严格社区管控，及时区域协查，查补防控漏洞，不折不扣做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治尽治。

3 月 14 日，上海单日新增感染人数 169 人。而次日上海市疫情新闻发佈会上，发言人依然乐观，他表示：疫情发生以来，我市按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没有采取 “封城”“停摆” 等措施。我们始终坚持主动防控、精准防控、科学防控、综合防控，因时因势因情调整我市防控策略，努力将疫情对市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影响降到最低，目前，我们没有 “封城”，现在也不必 “封城”。

彼时上海市民，对于是否会像深圳一样部分封城的预期，与新闻发佈会的想法类似。市民大多持有一种“上海特殊论”的想象。一是因为上海确实是全国经济、金融和外贸的中心，上海封城对经济影响巨大，市民相信就算是顾及经济，也不会封城；二来因为上海有非常庞大的外籍人口，高强度的封城措施，针对他们恐怕很难落实，如果强制执行，可能也会影响国际观瞻。因此即便当时上海疫情比之深圳更加严重，深圳已经开始封城，上海市民依然认为没有封城的担忧。当时生活在上海的我，同样持有这样的想象。

一切都预示着更加激烈和戏剧化的发展。3 月 21 日，发生了一件令人遗憾的怪事，从昆明飞往广州的东方航空 MU5735 航班，于下午在广西一处山林中坠毁，机上 123 名乘客和 9 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终结了中国 4,227 天的安全飞行记录。事发蹊跷，飞机当时航路天气适当，并无紧急状况，且飞机几乎突然从巡航高度毫无征兆的垂直下降，勐烈撞击山体爆炸。在我写到这里时，恰逢该事件一周年，依照国际空难调查专业流程，调查小组要在事发后 30 日内向国际民航组织提交初步报告，并在事故一周年前提交最终报告。但直到今天，这起空难一直讳莫如深，就像太多太多在中国发生的灾难，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流逝，留下那个不可探知的巨大空洞。

但这次，民间早有其他传闻，飞机当时襟翼未伸出，起落架未放下，飞行姿势与地面垂直，因此这架飞机人为操纵坠毁的可能性相当大。而导致坠毁的原因，直指副机长——一位马上就要退休，功勋卓著的老飞行员，但因为官僚系统运作，以中国最具经验的商业飞行员身份（该航班机长为他的学生），却难以评为机长，又因防疫导致航空业受到很大冲击，故作出这样极端的举动。

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人被体制裹挟的怨恨与疯狂，是可以让很多人和他一起走向毁灭的，这是一个寓言。2500 万人的上海，乃至 14 亿人的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架 MU5735 航班呢？

就这样，中国人越来越看不懂他周遭的一切，神话的迷雾渐渐散去，一切都超出了过去叙事的边界。他们一直经历着时事呼啸，过去被理解为民族飞升中所带来的飓风，似乎调转了方向。真实的地面带着血腥的恐惧气息扑面而来。

就在这起诡异空难事故后的五天，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开始了。

4 月/5 月 上海围城

3 月 22 日，上海市公安局发佈一则通报：

3 月 22 日晚，有关 “上海马上封城 7 天”“全封 4 天” 等不实言论在网上大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经警方调查，相关不实信息发佈者张某某（男，38 岁）、俞某某（男，42 岁）为博取眼球，吸引关注，自行编造上述信息，分别发佈在同事群、业主群内，造成大规模传播和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张某某、俞某某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上海警方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但 5 天后，名为《关于做好全市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的通告》，实为封城通告的通知就已发佈，且封城时间恰为浦东浦西各自四天，与之前所谓谣言吻合。这种先惩罚造谣者，后来又证实并非谣言的荒唐事之后在成都会再次发生。当然在中国，政府和警察不会对这种明显的错误惩罚进行任何解释、道歉或承担任何代价。政府享受着漤罚的随意和自由。

但在 3 月末，上海封城通告发生后，很多人依然坚信，这就是一次为期 4 天的短暂封城，其中最悲观的，至多认为可能会封到 4 月中旬。上海作为千万级人口，并在中国经济和外贸中举足轻重的城市，不可能长期停摆。但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竟然成为一场为期两个月的煎熬，恐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两千万级人口大都会的彻底停摆。

这是一场极其残酷的社会实验，很多人付出了一切，付出了远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手势”

在这一章节，我们试图深入剖析一个中国人在 2022 年所经历的生活细节，这样的生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实属罕见，堪称一场空前绝后的社会实验。一起探索这种独特的历史体验，以此为基石，洞察中国人的生活本源，并从他们不可思议的日常中揭示其背后的秘密。

我们将一起探入上海封城的两月，这段时光既是中国高压又荒谬的生活推至极端的实验，也是这个看似无所不能的政府在实际面临压力时进退失据的全景画。

当我们提及 “封城” 这一词汇时，实际上语境难以统一。在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各国、各地区纷纷采取 “封城” 措施，从宏观视角来看，其目的都是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人员流动，遏制公共场所的聚集，以实现传染病防控的目标。在这方面，中国的封城亦然。因此，“封城”这一词汇过于宽泛且具有误导性，它无法完整概述在上海所发生的种种。发生在不同地方的“封城”是完全不同的事件。

支持政府动态清零政策的人士，常常用肤浅的视角指责他人的 “双重标准”，他们质问：其他国家也都有封城措施，为何你们独独反对中国的封城，却对其他国家的防疫工作叫好？

那我就逐步揭示两者间的巨大差异，我们可以从一个在上海封城期间被官方频繁使用的词汇 ――“手势” 来探入这样一种生活。

最初使用这个词汇时，即使对上海本地人而言，也是晦涩难懂的。政府公文中开始运用诸如 “所有手势必须严格到位”、“坚持防控手势不松懈” 或 “操作手势不折不扣” 等表述。那么，什么叫 “防疫手势” 或 “操作手势”？这是指一种传染病学的特殊行政方法和 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ss）吗？

不久，人们逐渐理解了这个词汇的含义，并非从语文学角度，而是来自痛苦的现实体验。

上海市徐汇区的淮海坊，一片座落于市中心的别墅洋房，历史名人如竺可桢、巴金、徐悲鸿等曾在此留下足迹。街角的入口对面，矗立着一尊纪念泰戈尔的铜像，他于 20 世纪初也曾在此邻里居住。在上海封城的第 41 天，即 5 月 11 日（5 月 5 日为重要分界线），淮海坊的全部居民突然被告知需转移到方舱医院，实际为条件恶劣的毛坯房。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本地里弄，居民多为本地年长的中老年人，独居的百岁老人也不在少数，这种强制性的集体转运让市民既深恶痛绝又感到恐慌。

就在三天前，一段名为“上海居民对警察普法”的视频在中国网络上广泛传播。视频正拍摄于淮海坊——白天的阳光下，一位本地老阿姨面对前来执行转运任务的警察，要求他们提供具有行政效力的疾控文件以及至少街道一级政府的转运文书，否则她无法配合。换言之，阿姨希望政府的转运符合最基本的行政程序。年轻警察在面对质问时，保持了基本的礼貌和耐心，尽管一直希望阿姨配合工作，但也表示理解，并承诺转运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负责，一定会遵循“自觉”和“自愿”的原则。然后，阿姨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转运，因此 8 日的转运未能成功。这段视频被视为市民掌握法治知识以抵御行政漤用的范例，因而被称为“教科书式的对警察普法”。

但仅仅三天后，在黑夜降临的 11 日晚 8 点钟，一大群身披白色防护服的警察，犹如征服者般浩浩荡荡涌入淮海坊，急促地敲响每扇房门。居民们被给予仅一小时的准备时间，紧接着将开始强制转运。恐吓之词不绝于耳，若拒绝，便将遭受行政制裁，物资难觅，食物断绝。然而，关于去往何方，历时多久，房中宠物如何安置，老人与幼儿的处境，均无人给予答案，只留下冰冷而绝不容辩驳的命令。一个小时后，转运开始。

曾在手机镜头前表现出的礼貌与理解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暴力机器的冷漠与强硬命令。小区回荡着居民的怒吼、呼喊与哭泣，人们终踏上通往未知之地的巴士。

浦东新区的禹州国际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居民与要求转运的警察间激烈争执，首次强制转运在激烈抵抗下未能成功。网络上流传着他们的争执和相似“普法视频”的影像。黑夜再次降临，更多警察带着切割机来到禹州国际，这里是年轻人居多的高楼社区。警察成群结队，直接切开拒绝转运者的家门，将他们暴力地拖出，在走廊中拖行，以绝对的人数优势与缜密的暴力计划，完成了强制转运。

进入 5 月后，警察暴力已经司空见惯，网上流传着很多段幽灵一般身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手持警棍围攻居民的视频。其中一段视频中，两位拒绝转运的年轻女士，他们的二层小楼前后被警察包围，警察从窗口、门口向她们步步逼近。在她们拒绝开门后，一位愤怒的警察直接带着怒气踹碎了她们的木门，并开始对她们使用暴力。女孩惊恐中表示自己必须回到屋内换衣服，希望警察给予她们私人空间，但警察却不由分说地闯进了她的房间。

人们开始害怕夜幕的降临，害怕听到喧闹的人声，尤其害怕看到幽灵般穿着防护服的人潮，这像是一场无法预知的风暴。

不仅转运严格，在 4 月初，实际上政府对于转运的资源也是匮乏的，很多人已经确诊阳性，但恐怕直到他们已经康复转阴，都无法安排转运资源。但就在这种等待转运的时间内，对他们的人身限制能有多严格？4 月 13 日，一位孕妇的求助令人惊愕，她写道：我情绪不稳定，隔离在私家车中，目前确诊为阳性，有 6 天了…他们只让我等，我车里食物没有了，天气也越来越不好，我快受不了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没跳动了，大家救救我。这位无法转运的孕妇，为防止疫情扩散，竟然就这样被封在私家车内。2022 年，被封条完全封死的私家车、大货车（导致货车司机只能用窗户进行便溺），甚至摩托车头盔镜片的封条，又何止千千万呢？

这便是“手势”的意义，这个词在沪语生活中其实用于描述做菜放盐的多寡，如果做菜时放盐太多，就可以称为“手势重”。在所有的破门与暴力中，人们终于在防疫语境下领悟了“手势”的意义，即为完成防疫目标，该多严格就要有多严格，不要怕付出代价。

的确，代价是异常沉重的。上海封城数十日后，疫情依然在很多小区中蔓延。决策者认为，一定还有未被监控的人员流动。于是，出台了一项名为“硬隔离”的措施，采用彩钢板或铁丝网将单元楼或公寓楼的出口完全封闭。居民此时如同囚徒。起初，网上充斥着住户们反抗的影像。在乌鲁木齐路汇贤居，居民高声要求来安装铁丝网的工作人员出示证件和相关文件，这让第一次安装的尝试无果而终。在其他地方，有些胆大的上海爷叔甚至直接下楼，推倒铁板，破坏硬隔离设施。

然而，这样的居民只是少数。与行政机器的决心相比，少数人的反抗显得微不足道。硬隔离让人恐慌，最直接的疑虑便是：如果楼内失火怎么办？或是楼内发生暴力犯罪该如何应对？硬隔离阻止了外部救援的介入，也阻止了内部人的逃出，难道不会引发更大的问题吗？显然，这样灾难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硬隔离设立不久，上海一小区便爆发火灾。消防车不得不先挪开硬隔离外停放的车辆，破坏硬隔离钢板才能进入，他们匆匆在硬隔离上凿开一个洞，再将水管从洞中引入扑救。所幸这次火灾官方通告没有人员伤亡，不过消防员被硬隔离阻隔的视频已经传上了网，引发了居民巨大的疑虑，不过一切无济于事，“手势”必须落实。

直至 11 月 24 日，在封城中的新疆乌鲁木齐市高层小区，一场火灾席卷而至。以维稳之名，小区门口早设置了地桩与升降栏杆，他们阻碍了消防车的行进，捆扎在大门的铁丝也阻挡了居民的逃生。这场悲剧共造成 10 人丧生，9 人受伤，并最终拉开了白纸革命的序幕。

然而，官方事后辟谣，宣称大楼出入口并未封锁，关于铁丝封门的传闻不过是网络流言。官方企图将防疫与事故的关系一笔勾销，并将责任推诿给居民，称“居民自防自救意识薄弱，逃生路线与方法不熟悉，火灾发生时未能及时逃生自救”，这样的回应激起全民的愤怒。

“手势”的例子，又何止强制转运与硬隔离呢？各种灾难难以尽数，兹提另一事例。为遏制病毒蔓延，官方对于进入公共场合有严格的“48 小时（甚至 24 小时）核酸阴性”要求，在上海封城两个馀月期间，人们不可以离开自己的居所。几乎唯一必要前往的公共场合便是医院，作为一个拥有 2500 万常住居民的城市，每日医院的接诊量以数十万记。但就在疫情期间，尤其 4 月上旬，因为没有核酸阴性证明，而根本无法进入医院，死在医院门口和家中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活在上海、活跃在大陆地区的亲大陆经济学者郎咸平。他于 4 月 11 日在大陆微博证实，他高龄 98 岁的母亲因为肾病在医院门口苦等 4 个小时核酸未出结果，直接死在了医院门口。而郎咸平本人，因为无法出小区，后经多方协调出小区后又无法叫到计程车，甚至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但仅仅 14 天之后，刚刚经历丧母之痛，还在封城煎熬中郎咸平就在微博上发佈：“美国持续不断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国务卿到基辅，再增加 7.2 亿美金军火，而且是不断升级武器级别，就是不让俄乌停战，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如此敬业的亲共行为让人不解，亦令人不齿。

这便是我所讲的，无法使用“封城”二字概括的“中国式”封城，这不过仅仅是个开始，在 2022 年，中国人经历了什么，我还将向你细细展示，请预备一颗坚强的心。

“门”的突破

压抑封锁之下的上海，不仅仅由生活的暂停引发，更在于那严苛的流动管控，被称为“足不出户”的政策，即居民除日常核酸检测外，皆不得踏足家门之外。这就是一种囚禁。而即便是监狱，为了保证犯人的基本生理和心理需要，也会安排放风。实际上，对于“足不出户”这样的极端政策，是很难严格落实、保证“手势到位”的，这方才有前面我们讲到的硬隔离的需要，作为更粗暴的强制手段，彻底阻止人们出门。根据我的调查，当时在上海，严格落实足不出户的小区，大概是那些比较新，规模比较大的小区，与未能执行该政策的小区比例相当。因此当时上海能踏出家门，与不能的人，大概一半一半。我们的讲述就从他们的“家门”开始。

在解封时间遥遥无期、强制转运令人惴惴不安的日子，沉浸在无数悲惨新闻中的上海人，终于在 4 月 10 日夜晚，迎来了第一次情绪的总崩溃。

这尚属封城相对较早的时期，对于浦西而言，封城仅持续了 10 天。当日傍晚，一则消息戳破了人们心中最后的底线。突然传来的通知，针对整个徐汇区（上海最市中心，常驻人口 120 万人的一个区域），要将每一个小区的每一户居民门，全部贴上封条。众多小区已展开贴封条的行动，居委会亦开始紧急制作封条。我当时立即感到巨大的羞辱，并气冲冲地闯入我所在的居委会质问，所幸他们的工作还未开始，但在我们的小区微信群中，居民的不解和愤怒已经开始爆发。这无故而侮辱性的政策，激起了网上汹涌的反对和负面情绪。最终，在一个小时后，这一命令居然被撤回，众多小区不得不再增加拆除封条的工作。封城政策的随意和混乱可见一斑。

然而我更想探讨的是在封城期间，“家门”的争夺与突破。前文已提及，在强制转运压力下，有门板被切割机切开，或被警靴踹碎。在此，我们将见证更多的门。

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带有一种令人困惑的要素，那便是关于门上贴封条的奇事。既然大多数小区已经设定了“足不出户”的规范，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在门上贴封条又有什么要紧呢？为何会因为门上贴封条而崩溃暴怒？毕竟，那不过是一张无法被看见的门外纸片。但我想对于现代人，“门”就是这样一个敏感的器官，作为生活在巨型公共城市中的个体，家就像是他的内脏，而“门”就是这个内脏的一层敏感的表皮。

这并非一种矫情的城市情感，在中国，“门”具有特殊的含义。正如第一部分所述，中国人对周遭的世界充满陌生感，那是一个巨大的空洞，社区、街道、旁人对他而言，都是难以真正参与和左右的空间。在中国版本的社会契约中，市民们放弃对公共空间的参与，以换取不断提高的个体物质生活。我必须说，在这一点上中国是现代的。在以洛克政治思想为主的现实世界中，现代世界的核心就是私人财产权利的保全，这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现代政治体的核心合法性就来源于“经济繁荣”，因为这是“私产”保全和增值的绝对基础。从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中，可以说中国不断压缩公共自由，但却成功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塑造坚固的现代生活，即“中国奇迹”。这里浮现出一个关键的问题，这种中国模式是否可能一直成功？即国家以高强度压制公共自由保全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以这种近乎作弊的“低人权优势”不断推高经济，赢得国际竞争？这就是被人担忧的“昂纳克寓言”。

对于这个问题，在上海封城的例子里，我们至少就可以看到，这条脆弱的“低人权”底限，在执政逻辑下是否可能维持。中国人的公共性退却，是否存在一个无可后退，却必然遭受冲击的矛盾点。

这个公共性退却的底限就是他们的“门”。一般现代经济实体的 “私权利”包括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等一系列“公共言行”，而中国人的“私权力”则与这些公共性一概无关，他们早就被剥夺了这些。中国人的私权是一种彻底的私权利，即仅仅存在于他们的 “私家住宅”之中。因此，这道门便是其权利的底线。

正因如此，门才会变成一个敏感的器官，尊重这道门便是中国公权力与私人之间默契的最后一道防线。譬如“足不出户”，对许多人而言尚未突破底线；无论外面病毒如何肆虐，他们依然守住了自己的家门。然而，不请自来的敲门、贴在门上的封条，乃至切割机与将门踢碎的警靴，都是对中国人生活底线的彻底摧毁。这就是这个糟糕的社会契约了，也是中国人的一场豪赌，他们直接将私权的底限退回到门口，并期望着外面这个不可知的巨大权力将尊重这道门的契约。然而在 2022 年，这个契约破裂，那个巨大的空洞露出了獠牙。

假若破门入室的事件仅属罕见，为了保护人身安全，我或许能屈从命令，遵循转运。而那个贴封条的夜晚，过于短暂，且只涉及徐汇区，中国人的“门”似乎依然安全。但接踵而至的怪事，将牵动所有人的家庭 ―― 入户消杀。这的确带来了广泛的恐慌。

突破了“门”的屏障，权力侵入家庭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疫情防控很快进入到一种强迫症式的疯狂，在多种奇怪的迷信的作用下（防疫的非科学性我们之后还会涉及），防疫部门认为对于任何有染疫风险的地方，都有必要进行一种彻底的消毒。

“入户消杀”，指使用一种将酒精或次氯酸纳加压喷雾的设备，把雾化后的液体喷满全屋。这包括一切你放置在外的衣物、床褥等纺织品、挂在墙上的字画、木制家具乃至钢琴，甚至会打开冰箱门将里面所有的食品进行喷雾。一种对室内物品毫无顾忌的毁坏。网上流传一段视频，入户消杀人员进入卧室对床品进行勐烈的酒精喷雾，直到这些纺织品都彻底浸透，可以滴出酒精液体的地步，很显然从床埝到床品全部毁坏；另外的一个网络帖子揭露出，一对老夫妇被迫转运，而消杀人员入户，将老夫妇收藏的字画，摆在外面的纸制书籍喷到被酒精浸透，全部损毁；另外一段视频显示一个时髦的女士，回到家中，发现自己挂置在室内衣架上的高档成衣，和下面的很多鞋品，都因为次氯酸纳浸透而严重褪色损毁。

彼时我居住于上海，家中收藏数千本书籍，同样担忧一次消杀将书籍全数损坏。我神经质地购买了 20 卷宽胶带，预备在室内消杀之时，将书柜彻底密封，保全书籍免遭不测。

这项工作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可以如此突破基本权利底限，在我们提到的其他中国城市便会更加肆无忌惮，在辽宁丹东市下辖的农村中，一户养羊的农民被带走隔离，家中有很多只羔羊无法照料，防疫人员本来答应会帮他们照看。但前来消杀的人员毫无科学依据地认为感染者家中的羊也有传染该疾病的风险，因此在夜里消杀时将所有羊全数电死。这几乎是感染者家中最大的一笔财产。

对于那些未曾在中国生活的人们，这里存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在居民被送往集中隔离区之时，谁会在家中等待消杀人员呢？谁会为他们敞开家门？令人惊讶的是，在许多城市，当居民离家时，他们会被粗暴要求将钥匙留在门上或交给居委会。竟是如此轻松地，中国人便需要接受家门大开，被肆意破坏的命运。

当然，这一严苛措施在实施上颇为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市民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是疫情蔓延扩大，导致需消杀的户数众多，政府人员严重不足，无法逐一进行。最终，几乎所有消杀都局限于楼道。在这场封城之中，许多早期想当然的“严格措施”都因缺乏资源执行而陷入困境。然而，在命令刚颁布的那一周，总有些倒霉的市民遭受最严苛的“手势”。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便可以逐渐理解 2022 年中国突然涌现的反抗精神。在大多数人早期认同封城政策，并在对疾病的深切恐惧，避之不及的背景下，为何会逐渐在社会中达成放弃动态清零的共识？因为动态清零所消耗的并非仅是中央财政与医保资金，而是瓦解了中国人那本就脆弱和畸形的社会契约。在神话的迷雾消失后，他们才发现权力的巨兽已经近在眼前，过去的一切“安全”换上了一幅恐怖的面貌。从 2022 开始，中国人的“门”将遭遇权力的一再挑战。权力的巨手将探入家室，探入手机，探入每个人的银行帐户。过去被认为保护他们生活安全的那些锋利尖刺，逐渐看清那不是向外，而是向内直直地冲着他们的眼睛。这将成为令中国人持续惊讶的发现，并最终成为带来剧变的景象。

现代性饥荒

阿马蒂亚·森，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 1981 年的著作《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中，提出了一种独特的饥荒观念。他阐述道：“饥荒的特质是一部分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然而，并无证据表明粮食短缺导致了饥荒。” 森总结了现代饥荒与制度的关系，指出民主国家在现代史上从未经历过大饥荒，而所有大饥荒都非粮食不足所致。这个残酷的结论，不幸地在 2022 年的上海这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得到了政府官员们的再次验证，令人惋惜地彰显了森的观点的正确性与远见。

在 2022 年上海封城的那段日子，饥荒是否真的降临了呢？市政府当然会矢口否认，但市民们却拥有自己的经历。不过官方发佈的数据也暗示着市民们的遭遇，就如“上海发佈”所提及的封城期间主要死亡病例原因中，提到了“重度营养不良”和“电解质紊乱”，这基本是医学关于“饿死”的病理性描述。

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并不像他们展示出的那般上下一心，坚不可摧。上海封城期间，政府宣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障居民的饮食，动员国有企业的供应链，将物资发放至各个街道、各个街道再发放到各个居委会，由居委会发放给居民。表面上，这似乎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供应链，但实际执行过程却远非如此。

方案本身就是荒唐的，政府以“户”为单位分发食物，而不顾家庭中的人数。例如，在上海，我独自生活，而我所居住的社区中，有些住户实际上是九名在附近餐厅工作的服务员共同生活，他们和我获得的食物却一样多。同样地，我旁边的一家五口也领到了与我一样的食物配给。对一个人，我几乎没有食品的担忧，但对九个人，政府发放的食物也许仅够他们撑过一天。

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公。当然，许多社区内部已经出现了食物共享的方式。在我所居住的社区，我也设立了一张供物品交换和共享的桌子。虽然这样的行为出于善意，但在普遍的食物匮乏时期，实施起来却相当困难。我亲眼目睹了一户九口之家想要拿走约十个鸡蛋，却因贪心而遭受邻居的斥责。面对这样一张桌子，参与者背后的社会阶层和人数都是未知的。在这种特殊时期，这种善意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但我尚属幸运，我生活在徐汇区的天平街道，上海向居民发放食物的基本行政单位是“街道”。因此，街道这一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决定了食物发放的频率和质量。徐汇区是上海市中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天平街道则位于徐汇区的核心。街道首次发放的食品具有很强的安抚目的，甚至包括了大虾和鲜虾馄饨这样较为高级的食品。我很快将它们送给了邻居，因为对我而言，这些高级食材难以下嚥，因为同样的时间，浦东新区的居民已经因为饥饿在网络上悲惨地寻求帮助。

这场饥荒的基本特征不仅仅是“稀缺”，而且是“不公”。天平街道面积不大，但人口密集，财政充裕，物资发放也较为集约。而浦东新区的某些街道则面积巨大，且行政资源缺乏，那简易的食物供应链对于居民们而言，根本就是停摆和无法运转的。仅仅在封锁的第六天，浦东许多地区的居委会已不堪重负，物资调配陷入瘫痪，居民们开始在楼道中发泄式地喊叫求助，这样的视频在网上蔓延。

官方发放的物资，不仅稀缺且不公，质量亦堪忧。大多数包装食品都来自闻所未闻的企业，很多商品市民在网络上查询，都有过去非常可疑的经营记录，很多都曾因质量问题遭到曝光。这让市民自然联想到，这些发放的劣质食物背后存在着巨大贪腐。尤其是 4 月 16 日梅龙镇发放的猪肉，大多是被废弃的胸腹部的纯肥肉，令市民不忍卒视，也闹了极大的笑话。

整个饥荒与食物供应的荒诞，充斥着官僚的傲慢。他们对于一座拥有 2500 万人口的城市缺乏敬畏，完全无视其运转需要何种保障。他们对于满足 2500 万人的饮食需求，需要多么庞大的人力和机构参与这件事无知至极，却以为只需一纸行政命令，仅凭政府就可以魔法般喂饱全市人。且在西安年初已经因为短暂封城造成物资短缺后，上海市的官员似乎完全没有得到一点教训。这些缺乏最基本经济与社会常识，却又对自己过度自信的官员们，就如此在全国各个地方，粗暴打断市场的运转，搞砸一切，带来稀缺与饥荒。

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的饥荒后，市政府无奈妥协，让商业企业开始介入食品供应，最严峻的短缺开始在商业企业运作下缓解。然而，更大的不公浮现。为确保防疫要求，实体市场无法开放，一切购买都须在线完成。上海居民开始进入早上 6 点起床用手机抢菜的生活，不消二十分钟，一天的配送份额就被抢光。而老年人因不擅长操作手机和互联网，几乎被排除在购买体系之外。有些邻里关系较近的社区，团购时可以考虑到帮助邻居老人买一份，有些老人子女方辗转加到小区微信群中，为了帮自己的父母购买。还有很多老人，只能颤颤巍巍地敲开邻居的门，笨拙而生硬地问邻居买一点东西，很多不好意思直接打扰的，就手写一封小信，求邻居给一些吃的。上海的老年人，大多对生活有不少格调的要求，活到要让人施舍食物的地步，我想对他们是煎熬的。

那些尚能自理的长者，在封控中颤颤巍巍地勉力维持着；而那些无法自理、需子女或护工照料的长者又该如何是好？封城期间，有一位市民在网络上哀号，恳求有人去照顾他失去自理能力的父亲，他的父亲在电话那头的声音颤抖著述说饥饿已经五天之久。这等令人难以吞咽的苦涩，在当时的上海日复一日地上演。

团购成为必备的生活技能，这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手机程序组织的物资批发。如购买面包，需有五十人共同组团方可发货。在小区内，需要有人主动发起，并在小区微信群里找到五十个人一起购买，才能吃到一口面包。商业的潜能无疑是巨大的，在众多团长（团购发起者）的组织下，上海居民艰难求生。然而，对于这一切，对于城市到底在如何运转，领导们似乎一无所知。曾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李强，如今已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当年疫情期间视察居民小区，遭到一位居民噼头盖脸的批评，这位居民质问道：“我们每天的命都是团长给的！” 李强却对这句话非常错愕，面露一无所知，无法理解的神情。看来城市的命脉如何延续，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

团购虽然重要，却仍需金钱。一些最高品质的富人小区，物业公司手眼通天，竟然从五星级酒店订购到豪华的团购餐，在小区中发放，精致的包装与华丽的餐点惹人艳羡。但更多人因疫情失去工作，生活难以维持，甚至无力参加团购。在一个小区门口，一个男人痛苦地向居委会的人下跪，请求他们将自己投入方舱，因为他已一无所有，既无法煳口，也无法继续在小区内租房。隔离的方舱尽管艰苦，至少食宿免费。他希望自己能被关到上海解封，然而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居委会人员的认知，他们支吾地表示将与房东盟商。

纵使团购，也绝不顺利，每逢疫情肆虐抬头之际，政府又来粗暴干涉，他们对疫情已经是惊弓之鸟，常常毫无根据地将 “外卖团购” 这种商品流动想象成病毒传播的祸首。于是，他们制定所谓的“静默” 周期，在一段时期内全面暂停团购与外卖，唯有依赖政府发放物资。然而，每每“静默”开始，饥荒便如约而至。无法出门的居民在夜幕降临后，在阳台上疯狂地敲击铁盆铁碗，发出巨大的噪音，期盼食物的救赎。而首次冲破居民区封锁线，涌入街道的实质性游行，正是因为物资匮乏引发。上海逐渐陷入了一种 “按闹分配” 的模式：哪个小区的居民闹得越厉害，在网络上激起越大的舆情，他们就能获得物资。于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上海进入了一个夜幕降临后，敲击声此起彼伏的荒唐阶段。

面对抗议越演越烈，政府回应的方式简单而直接，除了拆东墙补西墙般的物资发放外，他们直接宣称，那些带头敲击，引起居民抗议的人，其实是受境外势力操控，恳请其他居民勿为境外势力制造搞乱中国的机会。在对抗异议的声音时，那个声称负责保护中国人的政府，总有最粗暴的手段。

四月之声，封城的二十五个断片

我们此前已经谈到了政府以最粗暴方式删除网络负面新闻和不同声音的方法，这就不能不谈《四月之声》，这是 4 月 22 日发佈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以黑白的上海空旷航拍作为背景，辅以悲伤的轻音乐，其主要内容是从若干网络视频音频片段中剪辑而出的音频，展示了从 4 月初到 22 日，这 22 天内封城下的生活，我愿意首先为你详细介绍这里面提到的每一段内容，很多都可以当作前面已经提及问题的生动例证。

片段一：3 月 15 日官方新闻发佈会：我们没有封城，现在也不必封城。

片段二：3 月 26 日官方新闻发佈会：咱们也就下定决心封上三五天，封上一周不行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上海，我们这个城市，承载了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我们这个城市还承载了在全国社会经济当中，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想我们全部的上海市民应该有这样的大局观。

注：官方发佈会也用了第三种世界的“大局观”来越过上海市的疫情状况，防疫处境，粗暴地解释市民日常生活的安排。但之后，同一个词——“大局观”，将用于解释一个截然相反的政策，成为封城的终极缘由。

这两段是 4 月之前的录音，非常讽刺，因为就在第二段发佈会后的一天，上海就发佈了叫做《关于做好全市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的通告》，实质性的封城通告。上海市封城，就在官方严惩封城谣言者，三番五次强调不会封城的背景下发生了。其原因，自然是本地官员意志与中央政府意志的冲突，本地官员对城市运行有更理性的认识，都认为封城绝不可取，但中央政府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任何“动态清零”的例外。如果上海可以在疫情爆发情况下不封城，则其他城市的封城令会更难执行。

片头字幕：四月之声

片段三：4 月 1 日 市民与浦东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主任通话：

主任：就是现在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病房很紧张，隔离点没有房间，120 没有车，这个就是事实

市民：明白

主任：现在嘛让我通知人家阳性，健康云上嘛是个阴性

市民：对的

主任：我们都让人家打 12345 投诉健康云，搞什么搞嘛

市民：现在连上海发佈微博上面都关评论了

注：片段三折射出两个问题，首先是在封城的背景下，医疗资源极度稀缺，无法承担这样一座大城市的需要，再加上大量医院资源被用于核酸检测、方舱运营等事项，实际上封城两月内，上海发生了很多因延误医疗造成的次生伤害。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健康云”的争议：因为检测为“核酸阳性”居民，将面临隔离程序，其开始是居民会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通知该居民将面临强制转运，方舱隔离等限制条件；但与通知相反，在官方的核酸结果查询程序“健康云”上，居民的核酸结果却是“阴性”，故他们很难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被感染，不希望自己不明不白被拉走隔离。这种荒唐也折射在这个疾病上，面对矛盾的核酸结果，市民为何在此时不知自己是否被感染呢？因为很多人的症状确实非常轻微，但就是面对相对轻微的 Omicron，政府依然坚持高压政策。在最初，对这种两个系统结果的矛盾，还有“复核”的程序，再检查一次以确定是否感染。但之后随着“应收尽收”的死命令下达，居民不再有申请“复核”的权利，一旦接到疾控电话，就相当于是下了隔离的最终判决。而进入到 6 月，隔离电话已经不再是疾控中心来打，而是直接由警察拨打，带着暴力权力而来了。

片段四：4 月 1 日金山某医院婴幼儿和父母分开隔离

（婴儿哭声）

注：这是 4 月初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政策，即婴幼儿如果感染，为了避免感染父母，需要离开父母单独隔离。完全无法理解这个政策制定的考量，如此幼年的儿童，离开父母的照料，且不论是否可以受到足够的关心，父母怎么会放心将婴幼儿就这样在特殊时期交给一个资源已经非常紧张，进退失据的医疗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婴幼儿的疾病，该如何处理呢？因此孩子感染，为父母的生活投下了很大的恐惧，在网上甚至出现很多父母交流如何能够最快速感染的经验，他们甚至开始吞咽孩子的唾液，以期望自己可以以最快速度感染，因而可以和自己的孩子待在一起。

这可以看出官员在“最小化感染人数”这个数量指标的驱动下，作出的匪夷所思的决定之一，在此你也可以看到在中国，行政目标是一个多么刚性，以至于官员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违背基本人伦和常识完成的事项。这并非中国的强大，行政目标的刚性是中国行政的一种脆弱的顽疾。

片段五：4 月 2 日救援物资货车司机无人对接

今天早上我们四点多钟就来了，到现在都几点了，这个菜是不是要全部烂掉？水也没得喝，上海有小卖部有没有？吃也没得吃。我是来支持的，无偿的，我现在我连温饱都解决不了。

注：这既证明了政府对“物资集中调配”这件事的无知和轻率，实际落实的时候，其实供应链的调配和高时效性的对接是非常困难的，很难想象在上海以“发物资”计划运行中，有多少生鲜物资在低效的官方供应链下被浪费，这实际上在西安也已经发生过。其次，货运司机的遭遇也说明这种全市所有商业停摆的激进，实际上连服务人员本身的生活需要都难以解决。

片段六：4 月 2 日大场镇市民拨打镇政府工作人员电话

居民：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有浦东的居民，浦东的朋友们，他们收到大礼包上面印的是宝山区政府，你知道我们作为宝山区大场镇的居民是作何感想？

政府工作人员：额…

居民：同时你知道吗？前面两天你们搞的所谓…

注：在物资短缺中，还有关于政府人员“转卖”物资的猜测，确实在上海，发生多起收到其他区域物资的情况。对居民而言，怀疑是政府人员违规将物资转卖牟利，虽然我认为大规模的物资转卖几乎不可能。应该是市政府一级的“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将其他区域物资调往最短缺，矛盾最尖锐的“浦东”。但这让物资同样存在短缺的宝山区市民，就会感觉难以接受。

片段七：4 月 2 日居民感谢支持医务人员

许多居民一起大喊：谢谢大白们，谢谢你们支持上海

注：上海市民是非常“体面”的市民，非常注重上海市的声誉。上海封城后，从全国调集了很多医疗工作者前来上海，支持核酸检测、方舱运营等一系列工作。很多上海市民确实存在一种真诚的歉疚。这也说明这段视频的制作者一种中道的态度，这不是一个纯粹为了批评与发泄的视频，其中甚至有官方欢迎的“正能量”内容。当然这与这段视频之后被删除的命运形成一种讽刺的对比。

片段八：4 月 2 日宝山顾村某小区

（大喊）发物资…发物资…

注：这是我们在上一部分提到的，封城初期一个尖锐的矛盾就是物资矛盾。

片段九：4 月 3 日浦东 居民与居委书记通话

居委书记（哭腔）：我也希望上面有好的政策来给我，我可以对居民有交代，现实是没有，知道吗？没有，这个工作让我身心疲累…

注：中国的市一级行政层级是“市-区-街道-居委会”，其中最低的行政层级为街道，居委会名义上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实际上是全权由街道领导，最末端的市一级行政组织。在日常情况下，居委会是一个相对辅助的角色，但在封城期间，居委会成为封城机器运转的核心，所以面对居民的执行都需要由居委会完成，但这根本就不可能。一个居委会不过七人左右的工作人员，据统计需要平均对接 3940 名居民。且他们往往责重权轻，需要为辖区内事项负责，但对绝大多数问题都没有决策权，这是封城期间一个严峻的行政管理矛盾，在 4 月期间，发生很多起居委会人员辞职，甚至到 4 月 9 日，三林镇翰城居委会集体辞职。这些行政管理困境我们会在之后详细论述。

片段十：4 月 6 日浦东 主人被隔离后柯基被当街扑杀

（楼上围观居民）要把它打死啊？（画面传来铁铲敲击声）哎呦，天哪

注：这是上海早期发生的一起很可怕的事件。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户人家阳性确诊，需要隔离，隔离时间很长不可以携带宠物，故认为该宠物如果独自在家肯定无法生存，无奈就要将其放生，让其自生自灭，到这一步，这已经是个足够揪心的故事。当这个柯基从家门出来后，防疫人员认为其可能携带病毒导致扩散，则将这只狗当街用铁铲打死，视频被居民分享到网上，导致舆论哗然。后来该事不了了之，不过上海确实也没有发生激进的大规模扑杀宠物事件。

在疫情期间，宠物扑杀事件在其他地方多次发生，江西上饶市一户居民用监控拍下防疫人员入户进行之前我们提到所谓“消杀”时，手持铁棍打死屋内柯基的视频。甚至在河北廊坊市安次区，还发佈了要将阳性患者户内豢养动物进行全面扑杀的红头文件，后在网络汹涌的舆论下收回。这也可以看出一种防疫中的“手势”强度。这再次让人感受到中国人之“门的脆弱”，在政府运动中，居民的安全底限岌岌可危。

片段十一：4 月 6 日 阿姨为邻居送食物

我们都是一栋楼的，我们都是好朋友（年轻人声音：谢谢你啊阿姨）你来自这么远的地方到我们这里很不容易（年轻人：阿姨，一定要让人家看看，谁说外乡人在上海不那个）不用不用不用

注：毫不夸张地说，在封城期间，很多人的性命是邻里互助中才得以保全的，这是这两个月期间难得的闪光点。

片段十二：4 月 7 日 闵行 警察为司机送饭

警察：还有搞点这个咸菜多吃一吃啊。司机：警察给我们送饭来了，上海的好警察，几天没吃饭了。

注：从这个片段，也可以看出原作者的这段视频的“中道”，他没有避开展示警察善意的片段，其实也没有选取例如张江高科人才公寓被征用做方舱，居民反对，被警察当街暴打哭天呛地的片段，可以说这个视频已经是在大陆环境下，创作者“自我审查”后的作品。

片段十三：4 月 7 日 浦东 父亲病重无医院接收

（沪语）这是我的爸爸，从早上八点钟，120 来来回回去了两次，没医院接收。和居委会说，居委会说医院肯定能接收的，现在就是这种状况，没人救，也没人来处理这个事情。你们都是父母生的，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吗？

片段十四：4 月 7 日 杨浦 封控办公楼，被困人员外卖被扔掉

我跟你说，我现在消毒，把它当垃圾扔掉（被困人员：为什么？那我们吃什么？）这我不管，在消毒…

注：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在上海疫情持续发酵时，科学声音被政治原因压制，导致疫情政策完全被猜忌主导。这是“物传人”的谣传中，各个小区对“外卖”如临大敌，这当然进一步加剧了四月初的城市饥荒。

片段十五：4 月 8 日 徐汇 夜晚 住户癌症化疗完无法回小区

病人：我到医院做了核酸，又去放了疗

帮助的旁人：他不让你进吗？

阻止进入的保安：小区不让进的

帮助的旁人：人家住在里面，不让人家进有这个道理吗？

阻止进入的保安：你去和街道讲啊，和街道讲这个问题啊…

注：住户为何不可以回小区？因为对街道而言，他们不愿意承担哪怕一点点风险，因而对每个人都持“有病推定”的态度。这不是为居民负责，而是对领导负责。这种对上负责的态度，是中国行政体系一个重大的问题，因而有这样对基本权利完全漠视的政策。再次，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封城”，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封城”都是不同的。行政目标极端刚性，完全扭曲了行政手段，成为了一种毫无人性的荒谬。

片段十六：4 月 8 日 浦东 夜晚 某小区

（巨大敲碗声）

片段十七：4 月 8 日 夜晚 松江 九亭 某小区

（齐声大喊）发物资…发物资…发物资…

片段十八：4 月 8 日 爷叔为被困装修师傅送食物

爷叔：我原来昨天就想送给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怕这个大家相互感染（装修师傅：对对对）爷叔：但是呢今天我想了想，因为病毒倒不会死人的，饿要饿死人的

片段十九：4 月 8 日 夜晚 虹口 医院门口老人无法回家

（沪语）怎么办？这样子要急死人的，没有毛病也要被他急出毛病了

片段二十：4 月 9 日 入住未完工方舱

这个楼你们看都还没有封顶，进来了以后就所有人先抢被子，抢床。这个地方都没修完你看（一人：那你告诉我哪里有厕所）我不知道，我不是大白，我也是来隔离的…这种是连床都没有支起来的，人家就直接睡地上了。

注：市民对隔离的恐惧，很大一部分来自对方舱的恐惧，突然在市内需要如此大的空间进行人员隔离。在相对富裕的城区，使用体育馆、展览馆、美术馆等设施改造的隔离方舱，相对条件较好。但对于很多不太富裕的城区，则直接使用未完工的楼宇甚至厂房作为方舱，没有保暖设施，甚至几千人使用一两个厕所。甚至在上海已经丧失隔离条件的情况下，最极端的例子会被千里迢迢送到几百公里外的安徽省，在一个完全空旷的废弃厂房隔离。所有物资，连同简易行军床、被褥、食物饮水，都是粗暴的哄抢制度。且所谓方舱，并无能力提供任何有效的医学介入，如果实际染疫，还是依靠自己的抵抗力在里面挺过发病时间，很多拥有基础病的人倒是病情加剧甚至直接死在方舱，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网上甚至还有在方舱中无法待下去，要自尽的视频。这就是当时所谓隔离医院——“方舱”中混乱的情况。

片段二十一：4 月 9 日 奉贤 小区居民食物快递无法领取

保安（阻拦拿快递并催促）：进去进去进去。

居民：那你们发不发物资？

保安：发不发物资你等通知。

居民：等通知我们都快饿死了。

片段二十二：4 月 10 日 徐汇 徐家汇 居民楼被锁

居民（反抗楼门上锁）：火灾怎么办？怎么能锁门呢？火灾怎么办？你告诉我火灾怎么办？

注：当然火灾最终就是爆发了。

片段二十三：4 月 12 日 凌晨，母亲挨家挨户敲门为发烧孩子求退烧药，120 三百多人排队，居委会没有药

（母亲哭腔）我的孩子发烧了，阿姨，请问在吗？不好意思打扰你一下

注：在疫情期间，不仅是很难买药，其中更可怕的情况，是普通人不允许购买感冒药和退烧药这种可能用于治疗新冠的药物。在政府看来，如果普通人可以购买感冒药和退烧药，那么他们就会避开核酸检测，而自己在家治疗，进而导致疫情扩散。因此政府粗暴地禁止了一切感冒药和退烧药的出售，导致视频中婴儿发烧，无药可用的惨状。而在 2022 年末在全民染疫时期的开始，这还将让社会付出惨痛代价。

片段二十四：4 月 13 日 徐汇 志愿者拒绝给居民楼贴封条

志愿者：不是说我们不配合，是我们作为志愿者根本就做不了这样的事情，对吧。（另一人：这样的话我们志愿者还怎么做啊）明天过后你们封条一撕，我们志愿者都不要做了。

注：这应该是 4 月 10 日晚，原视频制作者也许弄混了时间，这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第一次大家情绪崩溃的夜晚。当时要给所有门贴封条的疯狂举措，很多志愿者也拒绝执行。

片段二十五：4 月 12 日 徐汇 老先生向居委会求助送医无果

于老师：12345 打过了，110 也打过了

居委会：我知道您都打过了，您看有结果吗？

于老师：是没结果

居委会：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于老师，我真的很无奈，我现在我比你更伤心，因为您仅仅是一个家庭，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

于老师：对，您所谈的一切，我很…真的很理解

居委会：你的情况我以书面的形式都已报过，电话打过无数次

于老师：谢谢你

居委会：（哭腔）对不起，于老师，我无能为力

于老师：唉，真是

字幕：次日 老先生在疾控部门安排下，转运至医院收治

注：这既体现出当时医疗资源的紧张、居委会的无力，也体现出另一个残酷的情况：这样一段对话，因为其悲惨的语调与浓浓的悲观，在网上获得大量转发，因而问题得到解决。所以在当时资源极端失衡的情况下，最终能够获得解决的问题，是那些少数的、可以在网上获得关注和转发的问题。

最后字幕：从 4 月 20 日新闻发佈会获悉，上海市疫情近几日呈下降趋势，社会扩散得到有效遏制。上海，早日康复。

注：这是事实，但上海并未“快速康复”，而是一直封城直到 6 月，这个原因是我们之后要详细去说的问题了。

在默默观看这个视频，并将字幕逐段打出的过程中，我无法抑制地不断痛哭，在我每次暂停视频，打字录入内容时，我的心情都随这样的敲击而稍稍平复，但在我继续播放视频后，又开始止不住地流泪。一切都像把我自己拉回到 4 月的日子。让我痛哭的并不是创伤，而是想到在那样一个极端的岁月里，有 2500 万人一起度过，我在此并不在意市民是否对所有问题持有同样的看法，而恰恰是这些表达、求助、呐喊，让当时甚至让现在的我也知道，我们是同样经历极权苦难的人。愿这个中国式的噩梦可以快点醒来。

《四月之声》的网络真相战

我们已经目睹《四月之声》这部影像之诗，它以温和的风格，承载了市民面临的力道千钧的痛苦和委屈。短暂的时间内，它在微信平台上的转发量超过十万，观看次数无疑以亿计。

然而，这部影像诗篇很快消失了，与之相关的关键词也被禁止。一段来自北京网信的截图显示了一条简洁的命令：“请各平台对照样本全面清理 ‘ 四月之声 ‘ 相关视频截图信息，并举一反三清理变种图片。”

在此前关于铁链女事件的讨论中，那种 “真相争夺” 的敏感神经再次被全面唤醒。中国互联网上演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影像接力。在短暂的时间里，大量用户的微信朋友圈被 “四月之声” 的变种内容刷屏，无数人用自己的视频号转发这段影像。之后，这些内容纷纷被删除，帐号被注销。这如同一场壮烈的战斗，越来越多的人毫不在乎帐号被注销的结果，对着审核部门绝望地冲锋，前赴后继地投入到这场《四月之声》的接力中。

在微信官方的 AI 审核介入，很快屏蔽了一切微信内的简单转发。人们开始利用微信的收藏功能，分享二维码、网盘，甚至区块链。为了突破 AI 审核，他们还将影像上下翻转、左右翻转，甚至逐帧截屏，进行各种修改，以突破审核。

那天晚上，所有人仿佛在为这部影像孤注一掷。既然政府认为有能力禁止这段影像，市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延长它的生命力。尽管大家都知道，与官方的删除机器对抗，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努力，但《四月之声》就像是上海封城前半段所有怨气的一个出口。上海人，乃至更多的中国人，带着自我牺牲的悲愤，投身于这场战斗。

战斗从八点持续到子夜，随着 AI 技术逐渐识别出人们的所有变体，《四月之声》几乎被抹去殆尽。很多人开始转发《悲惨世界》中的歌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这首歌与《国际歌》一道，成为 2022 年白纸革命中的两首标志性歌曲。

但这场孤注一掷的悲壮运动，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反对。亲建制的市民和其他中国人开始毫不掩饰地反对这段影像，但他们的理由总是那些苍白的陈词漤调，如太过压抑、过于负能量，对封城中人心理状态有害，或是直接指这是境外势力所为。他们认为此刻需要团结，而非指责，真正的敌人是病毒而非辛勤的政府人员等等。

更多人的批判则是犬儒式的，表达了对这场抗争无用的意见，甚至认为这不过是一种 “刻奇” 与 “自我感动”。他们经常引述的例子是 2020 年初，当新冠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离世之际，人们同样群情激愤——因他被训诫时被迫签下惩戒书时，书写“明白”，很多人纷纷在微博与朋友圈刷屏 “不明白”。很多人在那一天动情地表示，这是中国人政治意识启蒙的时刻，历史学者罗新更略显夸张地表达 “一生所学，只为此刻”。然而事后证明这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中国的言论环境、社会政体的政治与公民意识，并未因为那天的表达带来什么不同。

因此，许多清醒又悲观的人将 “四月之战” 视作一场注定会被辜负的情感空耗。他们指责中国人并未对所处生活进行真正的反思与认知，在这种群情激愤时刻跟风的激情，不过是一种来得快、去得更快的冲动。这种批评自有其道理。我就看到看到许多在“四月之战”中情绪激愤的朋友，在几个月后二十大时又深感祖国强大，或对民族主义话题热血沸腾，呈现为一种“认知失调”。历经过几次这样的事件，自然容易对这种公共激情失望。

“认知失调”是理解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个特殊的言论控制环境下，此种现象层出不穷，例如既支持女权主义，又对国家建制抱有无限崇拜之情的粉红女权；或是人们一面对极权体制深感厌恶，但在面临不喜欢的社会问题时，却希望并呼唤极权体制超出法律出手干预和严厉惩罚。然而，人类总是复杂且逐步成长的，特别在中国这样的特殊环境下，我们更应对这种社会过程抱有耐心和希望。年末的 “白纸革命” 便是一例。即便对白纸革命，也有人持有很大的疑虑，认为参与者，尤其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刻奇心态。这种想法未免苛刻，我想中国的公民意识，可能会像中国的经济崩溃一样，必然到来，但经历漫长。

《四月之声》只是封城中网络 “真相争夺” 中的一个缩影。此外，还有许多文章和视频，激起市民的关注和传播，尤其是《上海逝者》一文。这篇文章列举了 13 位逝者，他们大多因核酸检测门槛耽误治疗而离世，实际上是死于 “防疫的人祸”。这篇文章的特殊之处是文章的评论区，那里成为因封城而逝去的人们的哭墙，很多人在此像建造纪念碑一般，记录着逝者的信息和令人悲伤的经过，以至于很快竟然触发了微信评论区的数量上限。这篇文章很快也被删除，而很多有心人已经将评论区截图，并在网上一再转发。

或许受到这篇文章的启发，一个网络共创平台 “上海疫情逝者名单” 应运而生，人们在此提交自己知晓的逝者信息，包括城区、地址、死者概况和事件介绍，还有佐证信息的图片。迄今为止，该项目已收集到 210 位因封城原因而逝去的死者信息。虽然这仅是其中一部分，却已是一种珍贵的民间记录。

在中国，政府对公共灾难的死者信息总是讳莫如深，政府公布的人数几乎已经丧失公信力。从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至今，封城乃至新冠疫情究竟夺去多少人的生命，这已成为一个无法争夺，不可知的隐藏真相。

在疫情争议逐步升级、民意愤慨之际，中国网信部门出台了一种独特的言论控制方式：在每个社交平台上显示发佈者的 IP 地址。如果在中国，则显示发佈者所在的省份；如果在国外，则显示所在国家。官方解释称，这有助于减少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恶意造谣、网络暴力等不良行为，帮助网民有效辨别网络信息真伪。例如一件发生在上海的事，如果一个人身在四川，显示为四川 IP，却冒充自己是上海的当事人，就会被这样的机制暴露。然而，实际应用中，这反而成为了培养偏见、使人因地获罪的温床。如一个用户如果 IP 地址显示位香港，发表的观点与建制相悖，则根本不需要理会其观点的内容和提及事实，直接蔑称其为“曱甴（对反送中运动中抗议者的蔑称）”就可以起到反驳的作用；如果 IP 地址在西方国家，则会轻易收获“境外势力”的头衔，IP 地址若在台湾就更不在话下。

IP 地址的显示很快成为了特殊的标签。封城两个月来，上海几乎一直处于国内新闻和关注的核心。上海市民持续表现出对封城的反感与抵抗，导致很多其他省市的人对上海产生反感。IP 地址为上海，逐渐成为思想西化、不能吃苦、态度傲慢，并因为无纪律的生活造成疫情外溢、损害其他省市居民健康的坏份子。直到 2023 年，上海 IP 依然代表着亲西方和反华的倾向。这本是一个侵犯公民隐私的设计，却不仅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反而因着这个简单的 IP 归属地机制，将原本无序的中国网络舆论进一步搅乱。这令人感叹中国社会在过去二十年以上的盘剥和严控下，社会的自我积淀已经几乎损失殆尽。中国社会在 2022 年随着白纸革命作为代表的反抗，是否发展出了新的可能性？在之后又会经历如何呢？

恐怖咒语：应收尽收

共产党擅长于发明各种词汇，在 “传播概念” 这件事上，他们堪称大师级的高手。这些概念既服务于党组织内部的传播，也被用作针对社会的 “恫吓”，以这些词汇将党的意志传达，并将这些抽象观念变为具体秩序。但这些缺乏社会经验的、简单粗暴的观念，往往需要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完成他们想象中的秩序和纪律。

在防疫这个问题上，位于核心位置的词句就是 “应收尽收”。在解析疫情政策之前，我们不妨先追溯这个可怕词句的起源。2019 年，《纽约时报》披露了关于中共在新疆进行大规模集中营和关押的 403 页文件，而 “应收尽收” 便首次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这份文件中。2016 年新疆新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任后，他首次敦促针对新疆可疑和危险的人员 “应收尽收”。之后，这个概念便广泛地出现在各种行政文件中。而在这之前，这个词汇主要用于收税和收粮的领域，但在新疆，这个概念首次被用于 “人”。

这个词汇的恐怖之处在于它并不仅仅代表一种 “态度”，而实际上它是一种数量化的行政指标。当 “收” 的对象是粮食和税收时，考核的结果仅仅是财物，而对于一个庞大的行政体系来说，税收和粮食财物的表达只不过是报表上的数字。然而，当 “收” 的对象是 “人” 时，其作用对象和单元便不再是报表上的数字，而是一个地区内的整个人口。

即便在新疆残酷的镇压中，“应收尽收”也遭遇了很大的张力，莎车县管理官员王勇智便感受到这种政策的困难。作为政策执行的末端，他实际感受到针对“人”的全面收押难以执行，在他后来被中共内部整治，签订的“认罪书”上，他被迫反省自己对“应收尽收”政策的错误认识。他说“在执行自治区党委‘应收尽收’要求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认为收多了会人为制造矛盾，增加抵触情绪”，他又自我揭露道：“我在各类会议上反复强调‘应收尽收’不是全部收押，擅自作主将全县已收押收教 2 万余人中的 7000 余人违规解押解教”。

对于发生在新疆的事情，内地群众大多不知晓，即便看到相关报道，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是西方反华媒体炮制的抹黑中国的新闻。就在 2022 年的前一年，瑞典时装公司 H&M 因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相关报道和指控而于 2020 年 9 月发佈一份声明，称“不与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或原材料”。这份报告于 2021 年进入中国人的视野，随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官方挑唆下被彻底点燃，爆发一股抵制洋货的运动。一波国内企业乘机开始民族主义的营销，纷纷标明自己的产品使用新疆棉制成。这一波针对新疆棉的风波几乎卷入中国最大的商业品牌和以李佳琦、薇娅、辛巴这三位最大直播电商主播在内的几乎所有营销界。这个事件，可以看作我们在前面提到那个“大国幻境”走向高潮的一个最典型的注脚。

随后讽刺地，这场来自新疆的“应收尽收”行政管理运动，降临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中，那个恶神话成为现实，“强大的国家”终于从一场迷幻的美梦，成为一个恐怖的概念。

在上海封城期间，“应收尽收”被扩充为“四应四尽”的典型中共排比句式，即“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对应四个核心的数量化 KPI，第一个针对核酸检测，每一个人都必须按照政府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第二个针对转运，每一个被疾控认为应当转运的人，都应该强制转走；第三个针对方舱等隔离设施建设，即方舱等隔离设施规模必须大于可能的隔离人数；第四个针对疾病治疗，每一个需要被治疗的新冠患者，都必须进行治疗。但讽刺的就在于，这四个目标中，唯一对民众真实健康有利的是第四条“应治尽治”，但这一条出现在这里纯粹为了从“文书上”实现逻辑的面面俱到和合理性，在官方的执行上，这一条却是唯一被抛弃的一条。因为官方的目的是遏制疫情传播，对于遏制传播而言，只要人关进了方舱，不管他们是否得到治疗，病毒的传播链就都打断了。这个恐怖的咒语，最后恰恰就避开了唯一对居民有益的那条“纪律”。

首先，我们谈论“核酸”。在封城期间及封城后，居民们仿佛陷入了一场无尽的循环，每隔 48 小时便需接受一次检测。居民们抵触这一检测，不仅因为它扰乱了日常生活的节奏，更是因为一旦检测呈阳性，居民就将面临强制转运、恶劣的方舱、入户消杀。且核酸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令人怀疑。然而，在各个城市强调 “快速隔离” 的背景下，被检测出阳性的人通常会在毫无复核与辩驳余地的情况下被投入方舱，即使在方舱复核阴性，也已经和感染者近距离接触，必须在方舱至少待 14 天后才能回家，就像一次徒刑。问题远远不只与此，就算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邻居感染，也会导致你面临 7 天时间的“居家隔离”。这个范围从同一楼层的邻居，快速扩大到整栋楼的范围。所以检出一个不精确的、假的“阳性”感染者，会导致他自己和同住者至少 14 天在方舱的隔离，和整栋楼邻居的 7 天居家隔离。

因此，你可以理解，居民对每 48 小时一次随机的 “生活休克俄罗斯轮盘赌”有多么厌恶。这不仅仅是生活的休克，对于家中财物、宠物，更可能是一场灭顶之灾。

那么，若不做核酸检测，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首先，每个居民实名关联的一个电子健康码会变为黄码或红码。在 2022 年的大多数时候，进出任何公共场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都需要出示绿色的健康码。换言之，不做核酸检测，就会被剥夺正常生活的权利，无法正常上班生活。然而，这也许还不是最严重的事。尤其是在上海封城期间，本来也是足不出户，无处可去。但除了健康码的影响，许多地方，不做核酸检测将影响社会征信，计入个人的诚信档案。当然，还可能面临拘留，吉林四平市便规定，两次以上不测核酸者，将被拘留 10 天，纳入失信名单（长时间无法乘坐飞机、高铁）。而在 3 月，福建泉州市一位女士因 4 天内未进行核酸检测，也被处以拘留 5 日的刑罚。

这还远不是惩罚的全部，以上的拘留惩罚仅仅涉及到未接受核酸检测，而你本身并没有被感染的情况。假如你未接受核酸检测，却实际上已染上病毒，那将可能招致极为严厉的惩罚。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两名货车司机未进行核酸检测和行程报备，最终导致其他 183 人感染，竟然被判处了四年的有期徒刑。因此，“应检尽检” 的核酸检测实际上已成为了一种 “染疫豁免权”，而中国正式进入“染疫有罪论”时期。倘若某人感染病毒，却未进行核酸检测，那么他可能面临非常严重的刑事处罚，只有参与了核酸检测且感染的人，才是“清白之人”。在 2022 年的中国，患病本身已是一桩严重的罪行。而各省市也在不断渲染这种恐怖氛围，当上海封城刚开始的那两天，官方新闻就发佈了一则以《上海警方：市民核酸应检未检将被依法处罚》为题的报道。

“应收尽收” 的恐怖比之更加深入人心，强制转运的骇人举措已让我们目睹。强制转运的力度究竟有多大呢？我的一位朋友在感染后面临转运，但当时正值上海封城初期，转运资源极度紧缺，距离她感染已经过去 7 天，她在家中已讽刺地康复，核酸检测转为阴性，但在机械式的 “应收尽收” 之下，她已然康复仍需要被强制转运，与大量感染者一同居住。居委会给予她的回复是：“连残疾人都要运走。” 这几个字背后蕴含无可置辩的“手势”：残疾人、95 岁刚做完肿瘤手术的老人、中风无法自理的病患、四肢抽搐的重度瘫痪患者 ―― 没有任何例外，他们都必须离开自己长久卧病的床铺，踏上那被强制转运的车辆，被关进那个失去医疗设备支持的简陋方舱之中。要知道，上海市曾经明文规定，70 岁以上和 4 岁以下的患者“不宜收治”，但现在随着“应收尽收”的咒语，“手势”进一步加强，一切底限都被突破。

一位 95 岁的老太，刚下转运车辆，已经无法行走，方舱不敢接受，唯恐闹出人命担责，遂让转运车将其送回所在小区，但小区居委会同样拒绝接受，这位老人成为烫手的山芋，无奈又被送回方舱。

而另一位罹患高血压的老人，被强制转运到方舱后，缺乏药物治疗导致急性青光眼病症发作，双目失明，意识模煳，不断用右手大拇指按压自己左手的手掌，他以为手机在自己手中，不断尝试拨打 110。这一幕，令人悲伤又愤怒。老人的性命便如此在“应收尽收”的教条下飘摇。

方舱大多临时仓促建成，厕所都是蹲坑，且为了排队搭建台阶，对很多坐着轮椅或腿脚不便的老人而言，如厕变得根本不可能，一位老人无奈直接在台阶下排便，引发同舱其他人的极大不满，这样太多的故事令人心痛。我能知道这一切，决不来源于媒体的报道，所有媒体对这一切都温顺地保持绝对沉默。这仅仅是因为我的朋友刚好在那个方舱，因而记录下这些故事，而记录下来这些惨状的文章当然也在微信被快速删除。这是上海上百个方舱中的一个，其他地方呢？就在这“应收尽收”残酷的逼迫下，有老人看到自己抗原检测结果两条杠（阳性确诊）后直接自尽，为自己保留最后的尊严和体面。

在这一切发生时，城市中的罪恶与残忍召唤了一场令人惊骇的暴雨，那天黑云压城，宛若末日。豪雨伴随大风席卷这座空荡荡的城，将所有在户外的东西摧毁，尤其是临时搭建的大量核酸帐篷，在狂风中像一片腐败的枯叶般被带走，连同帐篷中身着防护服的人，也在狂风中翻磙。质量低劣临时搭建的方舱有的被撕开顶棚，雨水像瀑布一样倒灌进来。在神灵冲洗城市的这天，生活在上海的人很难不感受到一些天人感应。不过正如遥远历史的重演，神灵使那个国王心肠坚硬，这场大雨当然无法遏制官员执行上意的意志，上海正加速疯狂。

“应收”与“应隔”到底要多大范围、多大力度才可以？上海的逻辑与新疆类似，从可疑份子被关进集中营，到他的家人被关进集中营，到政策进一步严苛，他们将整村整村的人都投入集中营。过去内地人听说新疆有一百万人被关集中营，纷纷嗤之以鼻，认为肯定只有极少数极端份子而已，直到他们自己开始经历类似的行政逻辑。在封城中，谁需要被隔离呢？从传染病学的角度看，当然是染疫者与他的同住者，但很快这一切就发展到染疫者同楼层的人全部隔离，进而发展到一人染疫，全楼隔离。到最夸张的情况，发展到全镇人的隔离，在 4 月 16 日，浦东北蔡镇就进行了全员转运隔离，共有接近 100 辆公交车到现场执行这场巨大而恐怖的转运。

对于开展如此大规模的转运，各个地方政府还有另一个隐而不宣的考量，即以此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正如在新疆创建的巨大集中营设施，成为各地拉动 GDP 的方式。规模巨大的转运，并因此创建巨大的方舱，成为在疫情期间百业荒废下，地方政府拉动经济的一种畸形方式。即便是在上海这样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市，时间进展到 10 月末，都又投入 61 亿元人民币进行更大方舱的建设。

而引发更大关注的，是到 11 月下旬，中国防疫政策即将发生巨大转向（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是最讽刺的地方），山东烟台市两个城区发佈的“隔离点建设项目专项债券”，还在预计未来 5 年防疫政策的持续，大肆借债修建方舱。在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 85 个方舱专项债券，项目总投资金额达 216.41 亿，在这种随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背后的财政扩张中，我们也能看到不断加码，不断扩大隔离和转运范围背后那种“一刀切”的行政懒惰与粗放，以及配合财政的经济逻辑。而最荒谬的，是这股建设方舱拉动经济的潮流，甚至延伸到 2023 年下半年，在疫情早已过去，所有防疫政策都悉数退出后。中国依然有不少省份在就方舱医院进行招标和实际建设，金额都在千万元级别。仿佛一只脑死亡的僵尸依然在机械的行动。

这种单一数量化指标的强制达成，也成为在行政命令横行的时代，一种彰显著行政能力退化的呓语。从上海封城后，应 X 尽 X 逐渐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一种神经症式的自我重复。在上海开放时，政府提出“应开尽开”，却未曾想到这根本不是一个可能的行政指标，甚至是一个反行政的口号，只要居委会停止管理，人们自会恢复生活。到社会各项考试恢复时，他们又提出“应考尽考”，场所码推行时，提出“应扫尽扫”，发放补助金时，提出“应领尽领”。甚至在城市间隔绝，需要禁止流动时还对往来旅客进行劝返，提出了“应劝尽劝”。

这个呓语在中国的魅力，实际上折射出中国行政管理的混乱。习近平上台后，各种运动考核层出不穷，在政府内部，突然出现大量的全新数量目标与质量目标需要考核，令官员无所适从。无所适从的不仅是他们不知要优先完成什么指标，还包括在对官员不断处罚的背景下，他们不知如何能保证政治生涯的安全。中国官员在目标丛林中进退失据。“应 X 尽 X”一扫数量目标与质量目标混合的困境，且也替代了例如经济发展等数量目标无上限的困境，“应 X 尽 X”代表了一种极端重要，且可以将数字实现为 100%的完美行政表现。对官员而言，“应 X 尽 X”就像是他们工作的救命稻草，不仅提供了成绩，还提供了绝对化的执政“安全”，这是官员行政最清晰最完美的“抓手（行政的作用对象，详细分析在最后一部分“危险的幻觉”）”。因此官员在完成此类指标时的不择手段与不计代价，也就可以得到理解了。但当中国行政退化为“应 X 尽 X”的机械数量时，这个政府的行政质量的低下，你便可以想象了。这个机械的行政病症已经在疫情后延续，你现在使用任何行政的“动词”组成成为一个“应 X 尽 X”，如“应管尽管”、“应投尽投”、“应帮尽帮”，都可以在网上搜到大量中国政府公文的使用。

当然，除了上述的“应 X 尽 X”，我想还有一个不会对社会说出的，对网上负面信息的“应删尽删（讽刺的是他们真的用了这个词，是在整治手机生产企业为手机预装软件的过程中，提出手机预装软件应删尽删）”，这也许是所有的命令中最持续、最刚性的那个。在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中国式行政的一种特征，管、收、停、罚、隔这些命令都可以得到最强力的执行，但放、帮、纳、投这些建设性的命令，则很难完成。“吓阻型权力”擅长禁止、停止、限制、阻隔，这对社会，乃至他们自己的财政和期待中的盛世，当然都构成一种“作茧自缚”的巨大阻力。这样的困境已经有一个大家共识的中国行政的总结，即“一放就乱 一管就死”。

只不过令人痛心的是，在疫情防控中，这个“死”不是比喻性的。

钦差大臣

我们刚刚接触到一种中共在语言上的特征，以及背后折射的行政臆症，在这里我愿意给你另一个更鲜明的例子，以及目睹这种语言如何进一步入侵到市民生活中。

在 3 月 23 日上海封城前，疫情已经相对严峻，上海市委常委会发佈一篇名为《扛起特殊责任拿出特殊担当坚决打赢疫情防控大仗硬仗！》的文章，里面提到：

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特点和规律，按照 “磙动筛查、锁定重点、切断传播链、做实闭环、织密防控网、控好社会面” 要求，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要突出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集中解决什么问题。严格核酸筛查，优化组织、加大佈局，加快提升大规模核酸检测能力，强化 “采、送、检、报” 全流程协同和精准调度……全市各方面要紧扣抗疫大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决扛起特殊责任、拿出特殊担当，全力以赴、尽锐出战。强化机制、提升效能，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果断处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确保城市运行安全、社会稳定有序。各级领导干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有方、守土有为，坐镇一线、靠前指挥。

这是非常难读的文章，对仗工整，充斥着无效的排比和各种奇怪概念，但其风格还可以更夸张。到一个月之后 4 月 23 日，经过一个月的折磨，同样是市委常委会的文章，文风已经成为了：

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疫情防控工作高度重视，为我们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了强大动力。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上来，进一步凝聚力量、增强信心，把坚持 “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动摇作为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的具体体现，以更加扎实有力行动，把 “动态清零” 总方针贯彻落实到防控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摆在首位，全力护佑每一个生命。按照孙春兰副总理在上海调研指导时提出的要求，坚决做到 “四应四尽”……会议指出，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以冲锋姿态开展攻坚行动，切实抓好组织实施，确保各项行动落实到位、取得成效。要筛得干净，精心周密组织，确保筛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拔得彻底，对重点点位集中力量 “拔钉子”，打好歼灭战。要管得到位，社会面管控要从严从紧，最大限度减少集聚和流动。

我不相信谁可以顺畅读完这个文章，这显然不是给人读的文字，不具备可读性和可理解性，充满着无意义的修饰语。如果你足够敏锐，应该已经可以体会到，这样的文章更像宗教祷文，文章中的词句并非要让凡人理解，而是向某种笼罩在大地上的精神发话宣告。当然我不是说中共实际上以某种宗教方式运行，如果要准确地说，中共拥有一种巨大的浪漫主义情怀，因而导致其强调不切实际的精神和意志，强调态度坚决和对领袖的服从与忠诚，相信“人定胜天”，以一种类福音派宗教的方式运转。这绝非我的个人猜忌，在很多居委会中，抗疫期间挂着这么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基层组织是堡垒，党旗一展病毒逃”的迷信呓语。

这前后文风的差异，与一个人的到来有很大关系，她的名字让上海市民闻风丧胆，她是否还在上海成为市民判断疫情走向的风向标，当她两三日不在新闻露面，市民纷纷猜测她是否已经离开，防疫措施可能放缓。当她又在新闻上出现，市民随即如丧考妣地哀嚎。

她就是带来这一切词汇与文化的那个人，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中国少有的高层女性政治家。女性在中国政治高阶圈层中常常负责管理妇女儿童、教育、医疗卫生等较为“柔性”的事务，而非经济、社会管理、意识形态等“强力”部门，这当然是一种歧视与偏见。但孙春兰作为副总理的期间，恰逢新冠肺炎时期，让这个本来略显平淡的职位，成为漩涡中央的核心部门，在一篇纽约时报对她的报道中，将她称为“清零沙皇”。因为她降临到哪个城市指导工作，便被看作是一种严苛政策即将实施的象征，她就是这场抗疫“战争”的督战队。孙春兰工人家庭出生，没有公共卫生工作经验，却有多个地方主政的经验，历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等职位，是一位典型的行政官僚。

因此她来上海，并非是带来新的医疗资源和公共卫生经验，如前所述，她就是上海封城的“督战队”。她在上海封城期间的媒体上的第一篇通稿，就立即旗帜鲜明地强调：

抵沪后即与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负责同志交换意见，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干部群众的关心和慰问。孙春兰强调，要坚持 “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态度坚决果断，行动迅速有力，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加紧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

这篇文章立即扭转了我们前面讲到的“上海特殊论”的一切提法，上海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从 4 月 3 日后整整一个月，从一种政治风向角度的分析，上海市官方渠道“上海发佈”每晚的第一条通告，都一条不落地公告着她的“指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每晚是排在她之后第二条发佈，且在同时段有 9 天都没有他的新闻，而时任上海市长龚正，则一般在第三条发佈，同时段仅仅有 9 条消息。可见在整个 4 月期间，孙春兰在上海封城中的特殊而至高的地位。

4 月 4 日，她指出：

上海疫情防控正处在关键时期，当前国家相关部门强力支持上海，全国多省市力量资源驰援上海。要加强统筹，做好衔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筛查，进一步摸清疫情底数。

4 月 7 日，她说：

当前上海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容不得丝毫松劲懈怠。要健全扁平化的工作机制，并联推进流调、转运、隔离、消杀等工作，多条线力量协同参与，提高转运入舱效率，有力确保应收尽收、应隔尽隔。

4 月 8 日，她说：

要深刻认识当前上海疫情的严峻性复杂性，争分夺秒把各项防控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进一步加强社区封控管控，守住大门，管住小门，做深做细群众工作，织密扎牢社区防控防线。

10 日，她说：

作为拥有 2500 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当前上海疫情防控正处在最紧要的关键阶段，要进一步统一思想，以快制快、兵贵神速，在核酸检测、转运收治隔离、方舱医院和隔离点建设等各方面迅速有力推进。

12 日，她说：

上海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既要看到防控任务的艰巨，也要坚定必胜的信心，压实 “四方责任”，坚决有力落实各项已部署的防控措施，推进 “采、送、检、报、收、治” 各环节紧密衔接，以快制快，兵贵神速，坚决彻底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14 日，她说：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推进干部层层 “包保”，明确落实责任，拿出实招硬招，研究制订攻坚行动方案，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16 日，她说：

要坚决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加快清零步伐，挂图作战、日清日结，尽快遏制疫情才是真正敬佑每一个生命。要强化阵地意识，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刻不容缓加快转运阳性感染者和密接人员，坚决遏制病毒传播扩散。

18 日，她说：

疫情不等人，要以快制快、全力以赴将已部署的目标任务落实到位，压茬推进，直至胜利。要压实领导干部包保责任制，紧盯人员密集、防控难度大的区域，紧盯资源力量的薄弱环节，坚决有力靠前指挥，加快破瓶颈、强弱项、补短板。要强化对防控政策的理解和执行，转运收治不打折扣、没有例外，切实做到应转尽转、日清日结。

20 日，她说：

开展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加快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举措，已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执行 “动态清零” 总方针，把各项工作深入细致开展好，把防控措施认真扎实落到位，坚决做到 “四应四尽”，明确重点，攻坚克难，彻底阻断病毒传播链条，齐心协力打赢社会面清零攻坚战。

21 日，她说：

当前上海疫情正处在清零攻坚的关键时刻，疫情不等人，决不能有歇歇脚、喘口气的思想，决不能在工作上松劲缓手。

26 日，她说：

开展新一轮核酸检测，是检验清零攻坚成效、摸清疫情底数、明确后续任务的一项关键举措和基础工作。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高质量组织好核酸筛查，做深做细群众思想工作，开展敲门行动，科学严谨做好现场组织，确保应采尽采，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很明显，就仅仅从我有限的摘抄中，就出现了“四应四尽”，“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守住大门，管住小门”，“以快制快、兵贵神速”，“压实四方责任（注：指属地、部门、单位、个人的四方责任，一种逻辑包纳，没有实际意义）”，“层层包保”、“实招硬招”、“挂图作战”、“阵地意识”、“压茬推进”、“歇歇脚、喘口气”、“敲门行动”等等这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咒语式概念。这套咒语体系还包含着浓厚的军事动员词汇，包括他们经常用到的“攻坚战”、“歼灭战”等术语，既是一种彰显严重程度的语法，也是一种表达“强力动员”的绝对命令。

孙春兰的这些发言，虽然在面对市民的“上海发佈”上公布，但明显其言说对象并不是普通市民，而是参与到防疫过程中的官员以及工作人员。“统一思想”、“艰巨”、“强化”、“克服”、“压实”、“紧盯”、“快速”是她的基本语汇，上面这些军事修饰语，是其填充的语焉不详的语气助词。

这里面没有任何新的防疫技术和工作方法，不过就是全民核酸，强制转运。但为何可以变着不同的方法不断言说呢？这背后就是中共一切工作的致胜法宝，一种“精神咒语”。我们可以回到最开始 4 月 23 日的那个表述了，其中有两段“咒语”最值得解读：

把坚持 “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动摇作为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的具体体现，以更加扎实有力行动，把 “动态清零” 总方针贯彻落实到防控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

这是在说什么？动态清零这样一个防疫政策是“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的体现？这些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四个意识”指“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自信”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两个维护”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这里我们暂时不详细解读这套神学教条话语的所指。这段话意味着，执行“动态清零”对于官员而言不是防疫问题，而是“政治忠诚度”的体现，以上词汇都代表一种顶级的“政治纪律”，如果不执行动态清零，会被看作一种忠诚和政治性的松懈，这在中共体系内部，是最原则性的问题。

在完成对政治忠诚度的恐吓后，第二句话是：

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以冲锋姿态开展攻坚行动，切实抓好组织实施，确保各项行动落实到位、取得成效。要筛得干净，精心周密组织，确保筛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拔得彻底，对重点点位集中力量 “拔钉子”，打好歼灭战。要管得到位，社会面管控要从严从紧，最大限度减少集聚和流动。

这代表中共对“动态清零”实际实现的唯一方法，其结果就是我们在之前提到的那些了，简单粗暴的隔离和流动性管理。如此简单的方法，何至于每日不断变换方法重复？这与中共的执政特点高度相关，如果关注中国政治，听过官员发表讲话的人，都应可以很快发现，中共官员发言时仿佛都没有“灵魂”和“人格”，更没有“风格”，而像是一台奇怪的机器，不同干部的发言，其内容大同小异，风格一致。将他们看作“机器”也许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因为中共的执政基础模式即“忠诚”与“动员”，在这样一个至上而下的权力大厦中，“贯彻”是他们最优先的风格，而保证“贯彻”的效果，并非是官员的独立思考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而是盲目的忠诚与坚决动员。而表达忠诚，进行动员的载体，就是语言。因此中共无疑是个“语言党”，是一套表达“忠诚”与开展“动员”的机器。上述“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是忠诚的语法和祷文；而上述战争词汇则是动员的语法和祷文。中共笃信只要人人都感受到共同的紧迫，这种紧迫就可以把社会充分动员起来，而一个充分被动员的社会，在忠诚干部的管控下，便可无往不利。

因此钦差大臣，便是“忠诚”与“动员”的大祭司，她的到来，将为这台巨大机器上紧发条，这发条的每一下几乎都是用恐惧来拧转的。这些方式真的有用吗？钦差大层孙春兰雷打不动的每日工作指导，为何从 5 月 2 日开始就消失了，这距离上海解除封城，还有一个月时间呢，这发生了什么，她的精神魔力消失了吗？是的，因为这台“忠诚”与“动员”的语言机器，将要祭出他终极的恐怖语言——斗争。

疫情的真拐点与假拐点

我们来看一件诡异的怪事。下图是上海在 3 月到 6 月底四个月期间每日新增病例数，可见其中达到高峰的时间是 4 月 12 日，当日新增确诊 27605 人，到 4 月 30 日，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 6804 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的疫情防控是卓有成效的，从 3 月 27 日封城，用了不到 15 天时间，疫情新增就出现了拐点，再经过 15 天，每日新增已经不到最高峰的四分之一。

从这个图上来看，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可怕的“硬隔离”、“强制转运”、“入户消杀”等，发生在什么时间呢？按照常识应该是发生在 4 月 12 日疫情达峰左右吧。但实际上，彩钢板，铁丝网的硬隔离措施发生在 4 月 24 日，淮海坊的强制转运，禹州国际的切割机破门发生在 5 月 11 日（当日新增已经降至 1343 人）左右，入户消杀引发的争议在 5 月 9 日。

这是为什么？疫情在 4 月末已经非常显著地下降了，政府同样在 4 月末有乐观情绪，钦差大臣最后一篇指示在 5 月 1 日，其标题是《续攻坚，扩大战果，一鼓作气实现社会面清零》（前一天的指示是《坚克难、决战决胜，尽快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谁想到这“一鼓作气”和“尽快打赢”竟然又是一个月？

我最后提供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封城之后，上海持续有两条穿城而过的地铁维持在最低限度的运营，但随后彻底停运，让上海市的所有公共交通“清零”。这最终的停运是哪天呢？是在疫情最严重的 4 月 12 日左右吗？实际时间是 5 月 10 日。

这一切怪异现象的答案，以及钦差大臣孙春兰在 5 月 1 日后不再“指导工作”，是因为在 5 月初发生了一件对上海市封城有转折性意义的大事件。对于上海封城，皇帝开口了。

5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了“动态清零”政策，习近平发表了讲话，并形成了一份会议决议。决议中有如下这一句话，也是会议决议最核心的内容，为了进一步完成新冠病毒的“动态清零”工作，这个会议决定：

要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 “动态清零” 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斗争”在这里出现了，这个词在中共语境下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在党史研究上，有“十次路线斗争”的经典阐述（来自《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十次斗争，包括刘少奇、林彪、彭德怀等等党历史上血淋淋的大分裂和对同志的彻底否定。因此，将“动态清零”的贯彻和认识，上升到“路线斗争”的地步，导致了本已经高度政治化的防疫工作，在这一天后，彻底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制造了从这一点到年末防疫政策转向中间的无数灾害和苦难。

且这句话丝毫没有给人留下误解或阐释的空间，在这里，“斗争”的对象不是病毒亦非疫情，而是“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很明显，这就是斗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还为上海的封城作出了指导，会议上说到：

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大上海保卫战”，是对上海封城这场浩劫，从最高领袖意志中贯彻的全新名字，实际上这一天，上海的疫情新增已经回落到每日 4039，真正最严峻的时间早已过去。但麻烦就在于，领袖要求一场伟大的保卫战，上海市的官员不可能告诉他：领袖，最严峻的战斗已经结束了，我们不需要一场新的战斗。

次日，上海召开会议，通稿名为《振奋精气神、立下军令状，排除万难冲锋攻坚！市委市政府召开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员大会》，这场封城已经沦为一场残酷的、以市民的生命与生活作为代价的政治秀。李强在会上表示：

要进一步激发排除万难、夺取胜利的精气神，咬紧牙关，奋战到底，倍加努力拼搏攻坚，坚决彻底做到 “四应四尽”。拿出破解难题、打开局面的硬招。开动脑筋、想尽办法，把能够调动的资源和力量集中起来、统筹起来，把一个个堡垒攻下来，下定决心打好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重点点位的歼灭战。

这是最高强度的“动员”，而上述所谓的“硬招”最后就变成最强力的大规模强制转运、强迫症式的消杀、与市民协商的彻底消失、警察暴力的肆意漤用。而他们要的歼灭战，口里要攻下的“堡垒”，就是淮海坊、禹州国际这样被白色幽灵般的警察在黑夜中突袭、拖行、完成转运的居民点。

这一天后，整个四月份所有的疫情防控部署全部作废。在四月中，上海将所有小区分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三种。最简单来说，封控区指 7 天内有新增病例的小区，管控区指距最近病例发生 7-14 天的小区，而防范区指 14 天内未有新增病例的小区。按照上海之前的想法，就是逐步将越来越多的小区变为防范区，进而让防范区的居民可以正常流动，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恢复。第一批次的“三区”名单早在 4 月 11 日就发佈，从那天后，居民们就一直关注着每次“三区”名单的发佈，寄希望于自己的小区成为“防范区”的一分子，恢复正常生活。

但如果“大上海保卫战”已经打响，但街面上竟然还有人员流动，这算不算在否定防疫政策呢？从“保卫战”打响后，一个叫做“提级管理”的概念被提出和漤用了，这个概念就是说因为疫情严峻，进而“防范区”提级为“管控区”甚至“封控区”进行管理。与市民的协议被瞬间撕毁，等待着生活恢复，甚至仅仅等待着出门放风的市民，被再次剥夺了权利。

“忠诚”与“动员”机器的最高强度开动，为中国人揭示了中国的某种现实，那个“空洞”的日常生活展露其本色，让本已脆弱的社群契约立即瓦解，市民基本生活被全面入侵，上海也终于成为任何一个普通的、政府可以肆意妄为的城市，封城中最压抑的时刻到来了。

面对这台机器的启动，市民的压抑立即演化为暴力，就在所谓“大上海保卫战动员大会”的第二天 5 月 7 日，警察在闵行区某小区进行强制隔离的举措时，就遭遇当地居民的盛大反抗，上演全武行，甚至演化为居民冲出楼栋，当街追打身着防护服的警察的行为。

当然，这样的反抗无法遏制上海政府在“斗争”恫吓下坚决执行领袖意志的决心，在疫情真拐点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之后，这个虚伪的、被纯粹政治清算塑造的假拐点上演了。

市民的互助秩序被严重干扰，在这种恐惧之下，市政府想尽办法要遏制一切流动，一种叫做“静默”的新提法被提出，进入“静默”状态的小区，所有生活物资采购都必须停止，已经被市场化机制解决的饥荒问题再次回到市民生活中。而很多小区创建起来的市民互助机制也被叫停。在疫情之初，面对很多居委会的实质性停摆，很多由小区居民构成的志愿者自治组织创建起来，尤其专注服务于小区内的物资采购分配等工作，并协调进行一些核酸检测的组织，在 4 月，这还是一个不小的亮点。因为上海是中国商业气息最成熟的城市，很多小区居民实际上是大企业的管理者，或是非常资深的各行业精英，他们善用互联网工具，懂得务实的协作，灵巧的沟通。全上海涌现出在恐怖年代中，很多小区志愿者的高水平自治管理的案例。但进入 5 月后，所有志愿者面临一个处境，自治空间完全萎缩，要么被居委会收编，在居委会的命令下成为压迫机器的一部分，要么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开始“静默”。体制外秩序现

在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禁忌。

官员们已经害怕到了什么地步，可以从另一个现象上呈现，就是上海“战国时代”的开始——从“大上海保卫战”开始后，上海的各条地面道路开始彻底封禁，封路的边界依照行政区划，例如徐汇区与静安区之间，就用路障将所有道路封住，团购和送餐开始禁止跨区流动。这样的措施既荒唐又可怜，其基本动机是害怕为其他区域的疫情担责，害怕旁边的区做不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忠诚秀，不如就彻底不要来往。就在 5 月 7 日的早晨，不同行政区交界处居民，纷纷上传了一系列视频，各条主乾道在清晨中纷纷开来一些运载着隔离设施的大卡车，并开始在路面上作业，将街道用各式各样的隔离装置隔开，上海自开埠以来，首次进入“战国时代”，被划分为彼此拥有“国界”的数个不同区域。

但就在如临大敌的另一面，市民们早已经被一个月的封闭生活耗尽了所有的耐心，小区管理者也完全疲惫，开始有人在深夜外出，尤其是那些反叛的年轻人，夜晚空旷的街道便是他们的乐园。我家附近是普希金雕像，一个不大的街心公园，那里成为周围年轻人的夜场，他们每晚十几人聚集在那里，饮酒狂欢，随着音乐起舞。直到几天后，同样的隔离设施将雕像附近的入口悉数隔离，一辆警察停在旁边全天戒备。

年轻人们又去了别的地方，毕竟上海是一座巨大的城市。

防疫行政机器的构成

在封城刚开始时，我小区内的一位美国朋友带着一点兴奋，也带着一点羡慕说道：如果伊波拉病毒拥有了新冠的传染速度，我想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能活下来。那时他并不知晓接下来将会遭遇什么，也对上海市政府，乃至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抱有极大的信心。

不到 5 月，他就只能每天在酒精中度日，一切早已超出了他可以承受的范围，到 7 月，他就永远地离开上海，回到美国了，如同很多人在封城后的选择那样。

不过我们现在来审视他的另一个判断，不管残酷与否，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是什么样的？毕竟上海封城也快速将确诊人数降低下来，在一座 2500 万人的城市中，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当然是个巨大的问题，我将尝试从几个具体的切片来说明。

防疫机器的默认组成：街道、居委会

中国的城市管理也是由“城区”，以及“子城区”构成，例如上海就由 16 个城区，以及 107 个子城区构成，这个“子城区”，在这里被称为“街道”。例如我当时生活的徐汇区，就是这 16 个城区之一，但徐汇区也是一个一百余万人构成的大区，因此他分为 13 个街镇，我所生活的“天平街道”，就是徐汇区的 13 个街镇之一。

街道是中国行政的最基层组织，由区政府直接派驻人员组成。为何说街道是一级行政组织呢，因为其具有自己的财政收支决算，以我居住的天平路街道为例，2020 年收入 1906 万元，支出总计 2.3 亿元，当然街道一级主要依靠财政拨款来完成支出，不可能自己做到收支平衡。更重要的，是在 2021 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中，将行政执法权下放至街道，让街道一级在商业、市政等多项管理事务上拥有处罚权力。因此在上海封城期间，如果市民看到由街道出具的各种规范，基本就无法在封城事务的合法性上有太多质疑。

但街道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真正衔接街道与普通人的，是被称作“居委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从官方定义上，这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符合基层选举的条件，这就是中国人在纸面上可以享受的“民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规定：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根据居民意见，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二至三人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但在实际组织上，居委会由街道直接招聘“居委会后备人才”构成，由街道选任，也直接由街道发放工资。所谓选举根本是无稽之谈，共产党组织的两个基层“直接选举”，即村委会选举和居委会选举，长期受到选举操控，指定候选人等额选举的质疑，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以我所居住居委会为例，为徐汇区天平街道太原路居委会，该居委会工作人员 7 人，负责周边 7 个左右小区的管理，实际上工作量十分巨大。

因此，在封城过程中，居民平日面对面接触的，不管是在小区组织物资发放，还是小区的核酸检测，亦或是小区内相关楼栋的封锁，都是居委会的人员；接到的与防疫相关的电话，例如确诊、转运等，应当主要是疾控和街道的通知电话，但这些工作人员，作为一个居民是见不到的。

可想而知，居委会首当其冲，成为疫情巨大压力的第一道关口，尤其作为浦东新区的居委会，在资源更缺乏，管理范围更大的背景下，早在四月初就陷入失灵甚至停摆的境地，而城区内各居委会，也很早爆出大规模的辞职潮。之前“四月之声”中共情小区内老先生，表达自己痛心与无能为力的，也是居委会工作人员。实际上，居委会在封城中扮演的作用，是行政末端的事务性执行者，和街道的“防火墙”。居委会接到投诉最多，引发冲突最多，却没有直接的行政资源与行政决策能力，能够提供给小区居民的，几乎只有“这是上面的决定”和“等上面的通知”两句话，却要负责封门、限制出入等一系列“手势”的执行。

这样的矛盾到 5 月 20 日，酿成一起极端事件。闵行晶城二区居委会中，一居民希望出门就医，被居委会限制进出，该居民情绪激动， 直接掏出刀具将居委会书记割喉，随后划伤自己的腹部，并从三楼跳下自尽，所幸二人最后均未丧命。

防疫专业机器：疾控、卫建委

这两个部门负责防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流行病传染调查，感染者、密切接触者、次级密切接触者的划定等，都是与防疫工作直接攸关的专业事项。

但是，中共并非是一个现代分工的理性官僚体系，而是各级政府官员的“包保”责任制，即为防疫负责的不是疾控与卫建委官员，而是市委书记、区委书记、街道书记、居委会书记这样的行政官员。因此，专业部门实际上完全没有权力，非常快地，疾控与卫建委就成为边缘化的执行部门。

早在 4 月 5 日，市民与疾控的投诉电话中，疾控一位官员，面对大范围转运，就直接坦诚直言：“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没发现这个问题吗？我告诉他，轻症无症的，你不要把人家转走了，就在家里隔离，我都提了 N 次了，有人听过啦？没有人听的啊！你现在还来指责我。”她接着对防疫政策评价道：“现在全部把这个病变成了政治性的一个疾病，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就在做一个防流感的，你看到现在哪个国家防流感这么防吗？”，最后对医务专业人员的边缘化，她说道“那这一轮的话，不是应该抓紧时间提高接种率嘛，我提案写过好几次了，知道不？所以你不要认为我们医护人员或者专业人员都是饭桶，我们都知道重点是什么，但是没人听”。这位勇敢的“技术官僚”已经道尽了他们尴尬的处境，随后上海疾控中心发佈通知要求“接听（电话）答复口径必须与国家和本市的防控政策一致，不得加以个人的主观意见”，“接听中如遇到本人无法回答的问题及时转至中心其他部门接听”。

在 2022 年整个中国防疫期间，专业部门都非常边缘化，或被政治绑架。从 3 月起一直担任国家 CDC 首席专家的吴尊友，就面对这样无助的困境，在疫情中他在公开场合一直无条件支持政府政策，甚至为了为捍卫政府政策而做出了非常不专业的发言，让他承担业内的巨大批评。在其后美联社的一篇报道中，吴的一位前同事坦言他面临巨大压力，在私下场合他一直反对“清零政策”，但有需要一直配合政府进行政治性发言的表演。在这场闹剧不到一年后，吴尊友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死于胰腺癌。

他不是唯一死去的卫生系统官员，在上面提及的那段录音的 8 天后，虹口区卫健委主任钱文雄自杀，像是要再次以死亡证明卫生系统在封城中的清白。

防疫的真实机器：警察

街道和居委会在高压中疲于奔命，而疾控与卫建委系统边缘化。在整个封城的两个月，真正具有高度能动性、执行力的就是警察。封城最初确诊和转运电话都是居委会或街道打出的，进入 5 月，在习近平发表讲话后，这些电话很多就直接来自警察了，带着暴力机关不可质疑的威严而来。

从 4 月到 5 月的过程，就是居委会和街道的行政权力，逐渐向警察转移的过程。在四月，如果一个小区产生群体针对物资发放的抗议，前来沟通的还是居委会或街道的官员，到 5 月浦东，前来沟通的已经全是警察队伍了。警察在封城期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风格，下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 4 月初，有一段视频引爆网络，浦东的一个小区，在物资发放上居委会与居民有很大冲突。因此几位比较负责的居民就在小区微信群中相约，一起去到居委会当面理论，给居委会施压。当他们还未走到居委会的时候，一位警察已经在半路截住了他们，为了让这次对居委会的施压立即停止，他当场“传唤”那位带头的女士，并立即要将她押送回派出所。就在居民向他解释一切，希望他可以理解居民处境时，他突然失去了耐心，毫无必要地，在人群中突然亮出警用甩棍，并以此逼迫旁人马上离开，并让那位女士和他一起离开小区，前往警察局。

无奈之下，这位女士只能被他以暴力威胁着走出小区，其他居民尾随着他们，并一直拍摄视频，记录下他的粗暴。一路上他一直向后挥动武器，希望驱散跟随的人群，甚至要来抢夺一位拍摄者的手机，还极不专业地询问女士的工作单位，暗示他有能力让这位女士丢掉工作。

这一切都让人无法忍受，在这个过程中，这位警察违反了几乎可以违反的所有警察条例：首先他独自一人根本没有“传唤”资格（必须两位警察同时在场才可以传唤嫌疑人，可惜在 2023 年恐怖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警察可以不受同僚监督地一人执法了），也完全违规使用警械的要求（必须在攻击警察或嫌疑人逃跑时才可以使用），也完全违规对居民进行工作的恐吓。在看完这段视频后，我当即致电浦东公安分局，也打警监电话，投诉这位警察的恶行。

但事件的高潮在次日到来，第二天，上海官方新闻媒体竟然发佈一篇报道，称赞这位警察文明执法，懂得与市民沟通，带着匪夷所思的心情我打开这篇报道。原来在押送这位女士之后，他还回到这个小区。他之前已经发泄了他的淫威，小区居民当然噤若寒蝉，只能由他说教。他这时换上一副典型父权式的嘴脸，大谈疫情特殊，大家要互相体谅，居民可以有意见，但必须以合法方式提出，必须符合《传染病条例》等陈词漤调。官方选择性释放他之后的这段“公共演讲”，并将其塑造为文明执法、讲道理说服公众的典型。

在那一刻，我难以形容我心中的屈辱，小花梅事件中的中国模式再次浮现，受害者成为罪人，而加害者成为了英雄。这便是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到的那种“做烈士”都不可能的时代。极权会最终扭曲一切价值，倒转善恶，带来最彻底的不公。

但就是如此，不被限制的警察暴力，成为 2022 年封城期间很多人最恐怖的记忆，也彻底改变了上海市的警民关系。在封城前，上海市警察队伍以高学历，文明执法在中国享有声誉。就我在上海生活的前两年，对警察队伍也有很好的印象。但封城与年底的白纸革命，将上海警队的文化塑造为与市民敌对的暴力，一座城市就这样堕落下去了。

面对两个月封城的困境，这三个行政机器也有非常不同的态度。卫生系统官员持有技术官僚的傲气，对荒谬的封城措施有实质性的抵触和反对；街道与居委会深陷行政层级与责任，在疲惫中无奈的执行命令，偶尔也流露与市民的共情。

而警察队伍在习近平上台后长期的高压政治之下，已经彻底沦为一架意识形态机器。4 月 14 日，浦东张江，当地居民就征用居民楼当作隔离设施与警察爆发巨大冲突，在抗议的居民中，警察迅速揪出站在前排较活跃的人士当街拳打脚踢，而其他居民惊慌失措甚至在痛哭中下跪苦苦哀求，那一幕令人愤怒又痛心。随后在一辆警用车辆上，一位女士愤怒地指责警察暴力执法。这时一个失去耐心的警察逼迫上来，冲她怒吼道：“你唯一的就是保持冷静，跟你说这不是我们警察造成的，这个是整个国际形势造成的，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我们中国没希望了，要跟美国打仗了，你知道吗？”突如其来的这句话，可笑又可悲，原来警察在内心为自己的暴行所设想的合理性，是中美对抗的“国际大局”，这再次回应了前面提到的那个“世界想象”。

另一天，我所居住的小区一栋居民楼产生新病例被封，一位戴着大金链子的警察在楼下看守，楼里居民大为不满，都感觉自己仿佛成为了犯人，人格受到羞辱。我大着胆子上去尝试劝他离开，说服的方式是说居委会有全小区的监控系统，他在大热天穿着防护服，不如移步到居委会，吹着空调监控效果也一样。听我这么说，他打开话匣子大倒苦水，说起来他们最近每天被安排进行各种劳碌的工作，昨天在大街上查快递人员的出入证，今天就来看楼，“这不是保安的工作么？”他抱怨道，但他马上像是接通了另外一条神经，补充道：“但上面人的安排和政策肯定有他们的道理，毕竟领导的远见，不是我们可以理解。”

这里的领导，当然指的就是市委领导，而非警察局的领导，因为中国的警察也明白，他们并非专业的“治安部队”，而是党的“综合性”治理机器。这是中国作为“警察国家”的典型例证。中国行政体系的目标都是政治目标，而非社会治理目标，政治目标由市委承担和制定，而非专业行政部门；而中国社会治理的根本手段是警力，而非专业行政部分，在关键时刻，首先被排除出体系的便是专业行政部门。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专业的理性语言，那久久回荡的都是暴力的恐惧语法。

这便是这两个月，驱动这座巨大城市防疫机器的构成。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台更可怕的机器等待着开动。从上海封城开始，“军管城市”的谣言就一再出现，4 月初军医乘高铁来上海支持核酸检测等事项，被市民惊恐解读为军队要接管城市；随后军队运 20 飞机协助上海运送物资，市民再次惊恐道“军队要来了”；整个两个月封城期间，关于“每个小区配备武警持枪巡逻”的谣言，几乎每周都要来一次。而上海之外的网友们，面对市民的诸多反抗与非议，支持“动态清零”的人，也一直呼吁建言，上海需要“军管”。

所幸最后这一切在上海没有发生，不过这倒折射出，对于武警到底在中国意味着什么，扮演什么角色，不管是支持政府的，或者反对政府的人，对这个问题都有统一的共识，那就是一台对内镇压的机器。当然这样的惊恐绝非市民的一厢情愿，在随后中国广泛的封城中，湖南株洲就有一辆标识为“株洲特警”的装甲车开上街道，并正气凛然地公告：“现对岳阳街道重点区域进行武装巡逻，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对不听指挥，不听劝告，违反防疫规定的，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置！”

文书防疫与真实防疫

我们已经了解了这几套防疫机器的构成了，但从市到区，再到街道，居委会的政府，是如何环环相扣运作的呢？透过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中国式行政治理和社会运作的一个关键特征，即“文书”与“现实”的截然二分。

我先举一个例子，上海市政府在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微信”拥有一个官方帐号“上海发佈”，针对疫情事项，我们前面描述的“卫建委”在封城期间每日召开新闻发佈会，公布上海疫情的最新状况和各项封控政策。到 5 月 19 日，卫建委的发佈会就已经全是喜讯了，而官方媒体公布的消息都是上海完成清零、城市恢复的新闻。导致不在上海生活的人，很多人都以为上海已经解封。甚至一些与上海本地企业有商业联络的供应链产业链企业，开始催促上海的公司，询问他们复工情况，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运营。到实际距离封城结束，还有 12 天之久，到 5 月 19 日，上海解封依然遥遥无期。

这样的差异形成一个颇为流行的网络吐槽：上海发佈是给外地人看的，我们只看居委会的发佈。这其中卫建委的职业官僚体系队伍，与居委会这种行政官僚体系队伍之间的张力就被真实地体现出来。卫建委逐渐构成一个不可能执行的、但纸面上合理的行政文书秩序，而真实在社会中运转的，是与其完全不同的一套绝对的混乱。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全国各地防疫封城中都无法解决的“加码”困境。卫建委体系对疫情防控有一套标准化的规范，包括我们在之前提到的三区划分，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次级密切接触者等等规范，涉及一套标准的传染病学管理逻辑。在纸面上，这套方法完美无瑕，但在执行中遭遇两个问题：首先是可执行性的问题，在孙春兰到达上海，乃至 5 月 6 日习近平讲话后，发现并完成对感染者和密接者封禁隔离的速度要求是“日清日结”，这远远超过了疾控、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作能力；其次，为防疫工作实际承担行政生涯风险的是行政官僚，而非技术官僚。

在这两个条件的作用下，纸面上完美无缺、科学无比的文书防疫无法执行，取而代之的是“加码”。这逻辑很简单，为了阻隔在自己辖区的疫情传播，最好的方式就是扩大转运范围，实现“一人感染，全楼转运”，因为被转运到隔离设施的人脱离了官方统计的“社会面”，就不再是自己辖区的行政责任了；其次，严格限制居民的流动和购买行为，如果真的实现人们足不出户，在家等待被反复消毒后的物资，这样流动性风险也会降低；再次，凡离开小区的人员，都被看作是“危险”的，禁止回流，因此才会出现外出就医无法回到小区，出门进行外卖或运输工作无法回到小区，甚至很多完成隔离期的人，也会因为居委会拒绝接受，而需要延迟回到小区的现象；最后，对辖区内的环境，进行强迫症一样的消杀工作，尽可能减少官员想象中“残留病毒”的影响。

实际执行完全与卫建委的“完美计划”脱节，所以基层行政部门不断发明诸如“静默”、“提级管理”这样的概念和词汇。最讽刺的，是和“动态清零”有关的核心标准，所谓“社会面清零”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实现统一标准，什么范围算“社会面”众说纷纭，还发明出了“社会面基本清零”甚至“社会面动态清零”这些概念。我已经放弃为诸位讲解这些颠三倒四的短命标准，只想提示大家知道，关于“动态清零”这样一个顶级政治文书目标，甚至无法有一个可行的实际执行标准。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行政体系是高度“对上负责”的，极度缺乏地方自治权力。这带来的实际效果是，例如上海封城这样的事件，实际拥有三个面相，一个面相是由上海本地居民和地方行政官员身体力行，实际经验的“封城”；第二个是被新闻报道塑造，由全国其他网民经历和感受的“封城”，这也会影响观看者自己对生活和这个政治实体的理解和预期；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是呈现为省级官员，中央官员的文书报告和数据上的防疫成果里的“封城”。第三个封城环环相扣，科学高效，第二个封城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第一个封城呢？我想这本书已经介绍了很多。

作为一个对上负责的“准帝国”体制国家，中国行政不仅呈现为文书和现实环境的巨大差异，更荒唐的是文书的重要性压倒现实的处境。

首先就是“封城”这个词汇。2022 年中国发生了多起封城，但在官方报道和文件中，却从未提及“封城”，因为在“动态清零”的绝对政治正确下，中国这个全球第一的政治体，作为唯一一个可以实现防疫目标与经济发展，即“既要又要”的优等生。怎么会进入“封城”的窘境呢？所以中国从未承认自己在 2022 年采取过“封城”措施。这让各地纷纷发明荒谬的词汇，上海两个月的浩劫从未提及“封城”，而是被称作“全域静态管理”，这在西安被称为“流动性管理”，在北京被称为“原则居家”，在天津被称为最荒唐的“保持原地相对静止”，还有的地方称为“临时社会面管控”等花样百出的词汇。不管实际执行多么严酷，中国的防疫从未“封城”。

还有一个荒唐的例证，即疫情中无数人签署了无数次的“保证书”。一次我从北京回到上海，就接到了居委会的电话，要求我去一趟。我到达后，居委会书记拿出一份保证书，要求我签署，上面列举了最近 14 天全国所有的疫情中高风险地区，需要我签字确认我没有去过其中的任何一个。见我在翻看，书记得意洋洋地说：“现在都有手机大数据信息，根本不可能骗人和隐瞒。”我随即反问道：“那签这个干嘛呢？直接调大家的大数据不就行了么？”主任变得支支吾吾，只让我签字了事。我当然知道这样的保证书没有任何意义，他仅仅是居委会对上的“免责声明”，如果其后有疫情发生，这就是签署了保证书的个人的欺骗，而居委会已经尽到了他们的义务，这是一份对上级官员的“交待”。这种“保证书”的实际角色，是一份将防疫责任从居委会的行政义务，转移到自然人的法律义务的文件。同样的保证书，在封城期间我还签订过一份，我所居住小区附近一条街道出现了零星的疫情，居委会再次找到我，告知附近的手机移动基站记录了我的数据，我必须签字保证我没有走过那条街，不然就要去隔离。我只能哭笑不得继续签订了这份名为“保证书”的“行政免责书”。

另一件更有意思的事件，是 5 月 6 日“大上海保卫战动员会”之后，上海各个区的书记纷纷立下“军令状”，承诺到 5 月 10 日，将要把自己区域的病例，降低到一个可观的数字。其中浦东新区的区长，甚至发下毒誓，声称“即使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完成任务”。

军令状誓言的前一日 5 月 5 日，浦东日新增 666 例，他承诺到 5 月 10 日，新增病例需要在 260 例以下。结果到 5 月 9 日，浦东新增病例依然有 582 例，距离 5 日下降不到 100，距离 260 例遥不可及。市民们纷纷开始嘲讽，距离浦东区长粉身碎骨还有 24 小时。但到 5 月 10 日，浦东新区的新增病例奇迹般的只有 250 例，相同的情况几乎出现在每个区，5 月 10 日与 9 日的新增病例断崖式的下降，而到 12 日，新增病例数又跳升了一个等级。这种拙劣而不加掩饰的数据造假，竟然对诸位官员都没有任何后续的处理。在这里我们就知道，现实在这一刻已经屈服于文书。

噢，12 日的人为造假导致的数据反弹并非对现实没有影响，它带来了新一轮各个区域防疫政策的疯狂加码。

所以在文书之外，市民经历的现实是什么呢？有一份文书与市民的现实最为接近，那是一份蓝底白字的、中国最传统的“权威发佈”排版的文件，从 4 月 13 日开始，被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每一个门上都有这样一份文书。根据前面的叙述，你猜这份文书由行政部门发佈，还是卫建委这样的技术部门，还是警察呢？我想你肯定已经有了判断力，这份文书就是由上海市公安局发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社会面秩序管理的通告》，上面列举了市民必须遵守的从核酸检测到转运到禁止流动的各种禁令，并在结尾强调：“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公安机关严格依法处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接近现实的“文书”，永远是暴力部门的“文书”，这是中国作为警察国家的底色，但即便如此，警察执法真的可以按照“文书”来“依法”执行吗？

在封城期间，被公安系统一直援引的法条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内容为“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佈的决定、命令的”进行惩罚。但据《宪法》第六十七条和第八十九条的规定，有权决定紧急状态的机关分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其权限划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国务院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也就是说，如果要宣佈上海进入紧急状态，因此公安系统可以依照上述法条进行惩罚，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但别说紧急状态了，上海在这两个月间甚至没有官方正式宣佈过“封城”。

就“紧急状态”这一点，我与朋友在国务院小程序，上海市 12345 作出了大量投诉，最后得到的回复来自徐汇区公安局，在这条不知所云的回复中，公安局主张“紧急状态”不是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客观事实”，“难道上海现在的情况还不紧急么？”我们在那个时候才明白，手持紧急状态的法西斯束棒，穿着遮蔽全身已然完全匿名的警察队伍，已经失去了几乎一切对他们的制约，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网上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违法犯罪典型案例的通报中，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一切“紧急状态”的描述。

到 2023 年，了解到台湾已经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防疫期间问题的行政诉讼。其中立法与执行程序，甚至封禁 14 天的计算方式等，都是可以进行诉讼的缘由，且已经有胜诉的案例。但在上海，早在 2022 年 5 月 11 日，上海市司法局就发佈公告，警告律师不得擅自代理涉疫投诉案件。即所有行政投诉和诉讼必须被逼入不透明且完全由政府操控的所谓“人民调解”与“信访”程序，让本就形同虚设的司法权力，面对 2022 的剧烈矛盾停摆。进入 2023 年，法治水平进一步大倒退，一地法院门口贴出的通知上明确写道：“律师来办理相关事项的，请配合工作人员的要求，不要把法律规定挂在嘴边…法院不需要你普法”。即便是司法机构，都可以如此大方地将自己的行政要求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得不让人感受到两岸社会文明水平的巨大差异。

这就是中国“法治”的真相。在“文书帝国”的视野下，我们还可以理解习近平从上台之初便一直强调的“法治”，这个他执政的核心概念到底是什么。很明显，中国的实际“法治”水平是不断下探的。在正常国家，“法治规则”是一种“社会契约”，是社会主体交往的权力义务体系，法是双向的，对参与到社会交往中的各方主体都有作用。但在中国当下的体系中，所谓“法治”指的是“成文纪律”，指的是上位权力者要以确凿的文书构成对被管辖者进行行为边界的定义和处罚。这种特殊的“法治”是让纪律更加固化、明显和刚性，而恫吓性更强。因此在他不断强调“法治”的过程中，中国不管在党体系内还是党对社会的控制中，单向的纪律性、惩罚性行政法规越来越多，而真正订立的成文法起作用的范围却随着对诉讼的多种限制在缩小，过去积累的对警察的程序性限制也在逐渐松绑。“法治”在正常国家的最典型代表当然是宪法，而在中国语境，“法治”的代表却是行政惩罚法规。

在正常国家，“法治精神”指一切规则，尤其是行政法规不得与宪法抵触。而在中国，“法治”指行政规则具有实时而明确的最高效力，宪法也无法削减其作用。因此卫建委的文书由于并非是实权的行政立法，屈服于行政官僚的肆意妄为，而最具有约束力的《宪法》文书，屈服于领袖定义的伟大“保卫战”，专业的文书、根本社会契约的文书被肆意扭曲，而司法程序被行政机构干涉、阻隔与打断。

这里起作用的文书，便是那些操着“忠诚”与“动员”的语言，被官员发明的不可琢磨的概念以及纪律、警察随意而模煳的惩罚性宣告，以及，从全国每一个残酷的地方，飘向那个遥远的中央，抹去上面的血泪，构成冰冷数字，与齐声呐喊的赞颂。

科学话语的排除

在政治化防疫至上的国度里，科学话语常被谣言和社会情绪扼杀，这并非中国独有，美国亦是如此。反疫苗、反封控的呼声，令美国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然而，在一个民主社会，美国所面临的境况与中国仍有很大差异。

在我们之前的叙述中，北蔡这个名字屡次出现。在恐怖的全镇强制转移之后，五月中旬，北蔡再度成为非科学防疫的祭品。九日开始，居委会派发消毒片，通知居民将其投入家中下水道。消毒片含有三氯异氰尿酸，具有强氧化、强腐蚀性。许多居民在投放消毒片后，发现水管系统锈蚀漏水，室内弥漫异味，身体不适。他们不知道的是，氯制剂消毒终产物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强致癌物三氯甲烷，居民的身体正在被逐渐侵蚀。

故事从这里才刚刚开始。五月十三日，上海迎来一场细雨。雨后，北蔡南新六村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居民惊讶地发现，前几天派发的消毒片已被整瓶整瓶倾倒在小区内的下水道窨井盖周边，甚至密集地扔在路面上。小区内很多居民开始出现呕吐、头疼等症状。这些消毒片都由居委会放置，其疯狂的初衷竟是期待天然降雨实现对消毒片的稀释，以彻底消毒整个小区的道路和下水道系统。

这种令人甚至同情的愚蠢行径，是对上海封城时期防疫科学水平的一幅真实描摹。在无法用肉眼直接观察的“病毒”面前，上海的基层官员们几乎以一种近乎“魔法”的方式去看待病毒及其传播。在他们的想象中，病毒无所不在，能附着在物品上传播，从而使得快递、外卖以及团购变得危险；病毒还能以气溶胶的形式沿着楼内的气道与水道传遍全楼，在楼宇之间，亦能随风四散。这些恐慌性的谣言和猜测引发了诸多问题，成为防疫工作中的一大难题。在上海市内隔离设施和场所极度缺乏的情况下，政府征用了一些酒店、空置居民楼和已经停课已久的学校作为隔离场所。然而，上述病毒谣言在居民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导致同小区居民以及学校学生家长强烈反弹与反对。

在各个社区，“物传人” 的谣言成为了居委会漤用权力的借口。许多居委会开始限制居民购买食品的渠道，声称只有通过居委会“认证”的购物渠道才是安全的。居民自主购买的物品，被他们阻拦并丢弃。5 月 6 日，网上流传出了一段宝山区祁连二村二居志愿者的视频。在视频中，身着防护服的居委会人员带着挑衅的口吻，将居民团购的物品逐个打开，并当着镜头全部倒进一个大垃圾袋。拍摄视频的一个女人语气轻佻地说道：“野团没有资质的，统统扔掉，拆拆光，拆拆光”，引发居民的愤怒。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疑虑重重，怀疑物传人、气溶胶和环境传播，却始终没有质疑小区内唯一真正的传播源 ―― 他们密集组织的核酸检测。人群摩肩接踵地聚集在一起，逐个摘下口罩在前人呼出气息的地方呼吸。如此简单的归因却鲜有政府提及，原因颇为明了。政府防疫体系的核心正是高密度核酸检测，哪怕它本身成为传染源，政府亦无法停止。因为一旦停止核酸检测，便只能依靠居民进行抗原自测，政府便需要相信并依赖居民的 “自律”。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正常的社会运作，然而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内却成为遥不可及的愿景，中国的政府不可能对居民投入任何信任。因此，官员们只能默默忍受核酸检测带来的传染风险，紧张地进行消杀和物资阻拦。

更为奇特的是，尽管行政系统对居民自律毫无信任，却一边进行每日核酸检测，一边要求居民每天在家自测抗原两次，甚至在最疯狂的地方要求居民自测抗原三次。这又是为何？这是因为对于防疫体系来说，居民自测发现的阳性病例，在控制上，优于核酸检测发现的病例。因此，各个街道设定了阳性病例 “自检率” 的要求，期望更多病例是自检阳性主动上报，而非等待核酸检测才发现。为了达成这一 “负责且自觉的居民” 的证明，街道要求辖区居民定期进行抗原自测。然而居委会却认为，如果等待街道要求的那次抗原才发现病例，岂不是居委会的失职？因此，居委会便频繁要求居民进行抗原自测，以证明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为领导的 KPI“分忧”。所以在很多天里双方的要求叠加，导致居民需要每天进行两次甚至更多抗原自测。

在这些不折不扣的非科学操作之下，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终于上演。5 月 12 日，金正恩在朝鲜逐步解除封控，发表讲话称 “非科学的恐怖比病毒更具毁灭性”。然而与这一言论相关的微博被大规模删除，信息全网封杀，中国人终究见证了连朝鲜的消息也要封禁的那一天。

回顾这一离经叛道的历程，我们不禁感叹中共体制的 “逆向淘汰” 现象。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张文宏曾一度成为民间信任和赞誉的代表，但因为他在 2022 年 3 月指出 “新冠病毒并非如想象中那般可怕，不能以牺牲人民生活为代价实现清零”，因而在上海封城之后，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变得极为低调。与此同时，一直拥护习近平的观点、强调 “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 动态清零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开始频繁亮相国家级新冠新闻发佈会，成为代表 “专家” 的声音。

然而这位拥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博士学位的顶级专家，竟提出许多令人哑然失笑的观点。一直认为多轮全员核酸检测便能实现动态清零的他，在面临 Omicron 病毒使得动态清零愈发艰难的情况下，辩解道：“有些感染者不是持续地向体外排出病毒，而是间歇性排出病毒，感染者在做核酸采样的那个时点刚好不排毒。” 这样一个闻所未闻的 “间歇排毒论”，立即受到很多专家的抨击。

在 2022 年 9 月，猴痘疫情爆发，重庆检出大陆地区首例境外输入猴痘疫情后，吴尊友提出 5 条建议，其中前三条为：1 不要同外国人发生肌肤直接接触；2 不要同近期（三周内）从境外回国的人发生肌肤接触；3 不要同陌生人发生肌肤接触。直白的种族主义言论，让境内外舆论哗然。

对外国不仅有敌意和偏见，还有拙劣的歪曲。4 月初 WHO 报告原文描述 Omicron 毒株，指出其进入 2022 年 3 月后，新增病例下降 24%，新增死亡病例下降 18%，全球疫情呈现缓和趋势。但这份报告在中文世界却被解读为《世卫组织：Omicron 导致出现大量住院和死亡病例》。这种巨大误读被自发进行查证的网友指出，但网友的传播力远小于官媒和其共谋自媒体开足全力的误导。这让很多人格外愤怒，也怀疑中共近年不断弱化英语教育、降低英语教育的重要性，除了所谓“大国自信”外，是否代表他们可以更肆意地歪曲国际事件和国际机构的报告。

张文宏的退隐，吴尊友的登场，对外国信源的蓄意排除和歪曲，正是中共那逆向淘汰机制的产物和表象。在这个体制内，真正具备科学精神和操守，尊重事实的人无法立足，因为他们所信奉的精神与疫情政治化，以及将领袖意志置于基本事实之上的做法，存在根本的冲突。我们便可以得知，逆向淘汰决不仅仅发生在医疗专家领域，只要绝对忠诚的铁律存在，逆向淘汰便一定存在。因为忠诚的体现，恰恰在于冲突条件下的个体牺牲，在个体与领袖利益冲突时牺牲个体利益，在道理冲突时牺牲个体理性，在道德困境时牺牲个体德性。因此让合理自利，讲求专业判断，拥有道德情操的官员，必然存在忠诚瑕疵而遭到淘汰。不仅如此，官员系统内还可用此种条件互相排挤攻击，让吏制秩序进一步恶化。这不仅是中国的困境，也几乎是一切极权体制的困境。

因此在权力不断膨胀的中国，在政府似乎可以垅断一切资源和人力的情况下，官员素质却非常令人担忧。在疫情期间，出现多次相关官员接受电视访问或新闻发佈会时，对自己所属专业领域的问题，一旦主持人或记者追问，就支支吾吾，完全无法回应的情况。这些非民选官员获得晋升的条件完全系于体系内部的忠诚和政治要求，已经离他们本职工作太过遥远。

就算在最专业的学术领域，而非行政官员，也涌现出了一批专门为了证明领袖伟大命题的专家，他们早已放弃了自己的良知。早在 2020 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就曾在某论坛上宣称，中国抗疫创造了约 67 万亿元的经济收益，大约占全国 GDP 总量的三分之二。而上海复旦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博士生导师陈学明，在讲座上竟直言，新冠是美国研发的生化武器，旨在消灭本国老龄化人口和贫困人口，节省国家福利开支，并配合俄乌战争，意图搞垮中国。其中最可怕的当属所谓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在谈及封城导致加工产业蒙受损失时，她直接提出方案“一线工人能不能暂时集中起来建板房…在工厂旁边隔离，一边生产一边隔离。”最戏剧性的就在于他这个恐怖的“工业集中营”想法竟然一语成谶，在 11 月被富士康实质性执行，并成为白纸革命的导火索。

与其相对应的是，有良知的学者却被淘汰，华东政法大学的知名宪法学者童之伟，却因在网络上质疑强制转运和入户消杀的法律依据而遭到删号禁言的处罚。这样的网络审查已经彻底腐蚀了对疫情等几乎所有问题进行科学探讨的基础。一些平日鼓吹反美反欧的自媒体，自 2020 年起就开始在妖魔化外国防疫上不遗余力，到了 2022 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传播新冠各种谣言的中坚力量，将新冠恐怖视为“动态清零”的必要条件。宣扬病毒的传染性和危险性成为一门“政治正确”的生意。随着大陆疫情的逐渐加剧，这些渲染疫情恐怖的内容几乎在所有平台成为持久不断的热点，贯穿了从文章到视频、再到短视频的所有媒体形式，覆盖了从青少年到老年人的各个年龄层。

而科学与事实，则离这块土地越来越远，甚至直到 2023 年病毒在中国爆发后，面对实际的染疫风险，整个社会都无法回到依赖事实与科学的态度。科学话语的排除是中国权力扭曲公共舆论的一个子现象，其本身没有被独立解决的可能。

最后一代

5 月 11 日，又一段强制转运的视频在网上传开，视频中，三位警察上门对一户居民进行转运的沟通，沟通无果后，一位女警恐吓道：那到时候就只能强制了，没办法。旁边一位男警察立即帮腔道：强制以后，强制了以后还会对你们进行处罚…到时候要对你们进行治安处罚…如果你不执行市政府的命令，就要对你进行处罚，进行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

面对恐吓，“不好意思，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视频中这位年轻的居民朗声说道，然后迅速关门。

网民评价这段话为“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对白”，而“最后一代”成为中国大量年轻人共同的心声。当人们彻底绝望之后，他们下定决定，让这样残酷的生活到自己为止。两个月漫长的煎熬，尤其是 5 月 5 日后的一切荒唐，瓦解了很多人的生活意志与希望。

这不仅仅是年轻人的想法。5 月 22 日，上海地铁恢复的第一天，电视台人员在地铁上随机采访路人并在网上直播，主持人在空旷的车厢中问一位年长的大姐“您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啊”，在中国过去几乎所有的媒体景观中，这位女士将说出一段激动人心的感恩之言。但没想到她说：“今天特别高兴，因为封了将近两个月了吧，自从我出生到现在，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日子，被关在家里不能出去，真是天大的笑话”。主持人只能尴尬的挪开话筒不进行收音，摄影师也只能将镜头摆向几乎无人的车厢。

这便是基本社会契约被瓦解后，人们的心声。几乎从 4 月下旬开始，“润学”就成为一个越来越火热的概念，“润”指它的拼音“RUN”，就是移民和离开。我几乎也是从相同时间，萌生了离开的想法，并最终在 2023 年初“润出来”。在上海，就算是生活和人权比本地人更有保障的外国人群，也对这样的生活彻底绝望，在 4 月中旬一项对在上海外国人的调查中，4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马上离开，或在今后 12 个月内离开上海，时间进展到 5 月，这个数据只会更加高涨。我生活在上海法租界（这个传统词汇现在也因为涉嫌“殖民色彩”而成为敏感词，似乎只能说“风貌区”）的中心，因为养狗的原因认识了很多周围同样养狗的外国人，疫情后他们至少 60%已经离开。这场润的大潮仍在继续。

这是一场中国人人生规划的根本转向，疫情与上海封城当然只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沉重稻草。从 2012 年以来国内政治环境大踏步的倒退，言论自由不断收紧，电影与游戏等文化产业休克式的停滞，互联网企业被政府粗暴干涉，教培行业一夜间突然死亡，习近平的修宪与任期终身制，这些噩耗不断提醒着他们放弃对未来生活的幻想。中国人开始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沉重，未来的终点是什么样没人知道，但过去的十年与将要到来的十年则完全黯淡。虽然二十年与历史相比不过是一瞬间，但对于一个个人的一生已经足够漫长，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这将耗尽他们现在可知的青年与壮年。这些人已经失去了积极的自由，也失去了消极的自由。时代为其留下的最后自由，就是放弃。对志业、对未来的彻底放弃，作为“最后一代”的决绝。

不是所有人都有放弃或离开的机会，能选择出国的人毕竟是少数，很多人还有父母难以割舍，还有那些已经有孩子的家庭呢？新的处境让他们进退维谷。我的一对好友在 2022 年初怀上孩子，在整个这一年中，既有对孩子到来的期盼和欣喜，也有对未来的深深恐惧和迷惘。不过当今年初孩子降生后，幸福依然填满了他们的生活。这预兆着很多生机性的东西，比那极权投下的恐惧能更深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愿他们的孩子，能生活在这场极权的噩梦终于醒来的时代。

封城结局的艰难来临

市民终究不是动物，尤其在上海，这里聚集了大量较有公民意识的个体。早在 4 月 2 日，一份《邻里倡议书》就在网上大量转发传播，这份倡议书明确表示市民接受居家隔离的风险，即便小区内有人感染，也可以接受他们继续居住在身边，反对长时间的强制隔离转运，反对封城。这种对激烈防疫措施的抵抗和张力，持续在上海存在，直到 6 月解封。

当然，这样一份“邻里倡议”绝对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上海人的想法。如前所述，3 年的新冠恐怖论传播，已经让很多人对这个疾病认识失真且扭曲。在邻里温情互助的另一面，两个月的时间和实质性的邻里“连坐”也让迁怒爆发，很多人将迟迟无法解封怪罪于依然在小区楼下散步遛狗的人、无法参加每一次核酸的人，很多人对于身边例如同一楼栋的感染者进行辱骂，如果他们还未进行转运，这些人甚至报警要求立即进行强制转运。这样的例子随着封城的深入，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面对不合理的高压政策，居民总有压力需要释放，要么这些焦虑转化为对封禁政策本身的冲击，但更懦弱的人，则顺应这些政策，将压力转嫁向邻人。整个政府的高压政策都倾向于鼓励后者，不断开动宣传机器，将邻人塑造为法律的破坏者、道德上自私自利者，甚至是外国势力搞乱中国的代表。尤其是人们的生活安全感快速收缩时，市民越来越像一群惊弓之鸟。这座城市，在封锁和惩罚下丧失信任，走向腐化，这是一场残酷的人性考验。

但不论如何，社会有其自己的机理，不断严酷的形式依然推动市民选择他们最可接受的契约和方案。在巨大的现代社会，我们对“社会契约”这样的抽象概念缺乏实际感受，但上海封城恰恰提供了一个例证——不可一世的极权将自己和社会都推至极端状态时，他们却发现在这个位置上，自己却越发不能为所欲为。在卫建委的三区划分方案，与行政官员所增加的静默或其他各种概念中，社会正在清晰地表达对前一个契约的选择，和对行政权任意妄为的抵触与敌意。尤其是居住于 14 日以上没有新增病例的“防范区”居民，他们认为自己实在没有被禁止出入的理由，尤其当市民发现从 5 月 5 日开始，困扰他们起码两周的所谓“静默期”，竟然不是一个行政命令，而被称作是“居民公约”。这样的一种混淆来自于我们之前提到的“居委会”。居委会在定义上是居民自治组织，因而并没有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的最低组织是街道。因而在各个居委会间心照不宣的“静默期”使用的行政原则是“居民公约”，即严格限制居民权利的举措，最后实际上是居民作茧自缚的举动——我关我自己。同样延续这个逻辑的还有各个小区的“出入证”管理制度，这个制度被居民戏称为“良民证”，最后在发佈会上，政府官员也澄清这样的措施是“居民自治”。利用“居委会”这个“假自治，真强权”的结构，居民不仅要忍受对自己的权利限制，还要进一步接受这些都是“居民自治”的强加，接受一种智力和人格上的双重侮辱。

随着这些事实的逐渐揭露，上海市各个小区逐渐开始发生居民与居委会的冲突，纷纷质疑所谓“静默期”的依据，要求防范区居民拥有自由进出的权利。在我所在的小区，5 月 21 日，我与几位居民就与居委会在小区门口大吵一架，我们说明静默期仅仅是“倡议”而非行政强制力文件，居民都有出入的资格，而居委会能提出的，仅仅是外面危险，万一感染连累全小区这样的“连坐”威胁。最后居委会率先报警，一位民警前来后，居民居委会警察三方继续争执两个小时。最终达成一个协议，居民需要出示 48 小时核酸阴性，并在进出小区时分别做一个抗原，并且严格登记进出时间的情况下，方可进出小区。虽然有很多妥协，至少从 21 日开始，小区居民拥有了进出的基本权利。次日，我到达门口要履行登记程序并走出小区，门口保安大叔却继续拦住了我，说“物业公司”有令，禁止小区居民进出。“物业公司”又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受到街道雇佣，负责小区保安、清洁等公司的企业，可以看作代行街道意志。在居委会、与警方代表都答应放行后，我们又受到代行街道意志的物业公司的阻拦，最后几经辗转，终于可以出门了。

在我要履行登记手续时，保安大叔无奈的闭眼扬手，示意我直接出去即可，不需要进行这些登记。只这一个细节，就几乎可以浓缩我们之前说到那种文书防疫与实际执行的巨大差异。这位保安大叔并非很多人刻板印象中站在政府一边蛮横的、自以为获得权力的管理者。他其实是个非常温和的中年男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兴趣，也因为疫情封锁几个月无法回到自己的家乡，且只能整整两个月住在那个狭窄的保安亭之中。我常常给他一些食物饮料，也有寂寞的本地居民晚上去亭子里和他彻夜聊天。实际上早在 21 日之前，对于居民在黑夜降临后熘出小区散步，他就一直“枪口抬高一寸”，任由大家进出，如果不是有领导检查等敏感时期，他都并不为难大家。

封城结束后，他立即告假回老家，且直到我离开上海，都再也没有回来，不知道他是被调到物业公司下的其他小区执勤，还是和其他人一样，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的城市。希望他一切都好。

进入五月下旬，在不断的居民为外出权利抗争的过程中，大家逐渐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原来，真正被赐予进出权利的，并非卫建委体系下的“防范区”，而是一个新的、被称为“无疫小区”的新概念。彼时上海各种规范叠加，先有疫情的高中低风险区概念，后又有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划分。这时又逐渐浮出一个“无疫小区”，很多居民与现在阅读本书的你感受一样，既疲惫又困惑，这到底是什么？而且这个概念并不像三区划分或风险区，有明确的基于流行病的数量标准。

我后来发现了这个秘密——三区划分和风险区概念终究是卫生体系的技术官僚标准，而“无疫小区”才是行政官僚体系讳莫如深的、背后真正支配他们运行的指标体系。在一份文件中提到：

为了强化激励保障，上海在工作经费、物资保障、人员配备、考核评比等方面向 “无疫小区” 创建工作倾斜。虹口区将物业企业的防控工作情况纳入本年度物业达标奖励、防疫补贴发放等；普陀区将 “无疫小区” 创建作为综合考核评比等的重要指标；金山区对创建成功的 “无疫小区 (村组)” 优先实行 “有限开放、有序流动”，创建情况列入全区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市复耕专项考核；静安区部分街道试点线下超市向附近无疫小区的居民有序开放。

也就是说，不管是居民可以享有的基本市民权利，还是行政体系自己的考核、升迁、资源，都直接依靠这个“无疫小区”评比。这套体系，是行政官僚真正的吏治“抓手”，而这些居委会街道的基层官吏，为何不断发明新的限制，绑架居民的合法权利，都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政治生命的发展和延续。

那无疫小区创建到底有何标准呢？我在网上搜到一份在线表格，发现比起卫建委规则简单的以新增病例作为指标。无疫小区包含消杀的效率、居民疫苗接种情况、抗原阳性汇报的比例、老龄独居人口的排查、居民内党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参与志愿者的比例等等，大量与居民防疫无关的、花样繁多的行政目标。熟悉中国行政体系和文化的人应该非常明白，这套方法与中国城市间的“文明城市评比”异曲同工，这套体系以突击式的、模煳的、对市民生活的无意义干涉闻名，其背后，却是中国唯一以中共中央常委挂帅、由党体系精神文明办牵头、全国市一级官员的最大评比系统。以官员行政生命作为吏治抓手，反过来侵入市民生活，是这套体系运作的关键。

但这套强力体系在市民耐心的彻底丧失与愤怒下也难以为继，更多小区开始投入与居委会基于出门权利的争斗中。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乌鲁木齐路上的汇贤居，在之前提到的硬隔离冲突中，最早成功抵御硬隔离设置的小区也是这里，而我们之后将要讲到的白纸革命核心地点，也就发生在距离这里 50 米的路口。乌鲁木齐路，注定成为 2022 上海故事的核心舞台。5 月 22 日，汇贤居居民在小区微信群中形成一致，到小区大门处，要求居委会立即解除将大门紧紧封闭的铁索，并把门口像狱卒一样身着可怖防护服的保安撤换。居委会顶不住压力只得开门，住户们蜂涌而出，随后他们步行到几百米外的湖南路街道办事处，进一步与街道进行沟通，居民代表表示，汇贤居数周早已无阳性病例，符合解封标准。如果第二天早上街道拿不出市里要求继续封控的红头文件，居民也拿不到应该获得的 “出门证”，那么汇贤居居民将 “自行解封、自由出入”。

作为上海有名的高档住宅小区，汇贤居的事件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居民反抗无限度封控的典型，也引发了更多的模仿，但其中有的小区，在抗议后也遭到小区被强制转运隔离的报复。

在这里我们可以一窥中国社会真正的“社会契约”，即“无疫小区”考核规章。在这个社会中，有一份“表契约”，和一份“里契约”。表契约例如中国宪法，例如卫建委的三区划分，这些看上去缔结于政府和居民间的契约，却总能被发现是做做样子，不可执行。但真正的契约，却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契约，不管是疫情中的“无疫小区”，还是日常的“文明城市创建”，这份契约才是真正支配社会运转的“里契约”。在这里，中国展露出他“假现代社会”的本色——这是一个从来不允许居民参与政治活动，表达意愿的社会，仅靠权力施舍，获得的社会契约终究是假的。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政治实体，真正有资格签订“社会契约”的，依然是有资格参与分享权力的官僚。这浓厚的僭主政治气息，恐怕才昭示了中国的文明水平。

不管如何，上海长达两个月的封城，终于要迎来终点了。从 22 日开始，街上终于开始出现了零星的行人痕迹，在乌鲁木齐路附近，两位外国人在街心绿地演奏手碟和锡克教的泵管风琴，视频被发到网上，很多人感慨地说道：熟悉的上海回来了。这样的不确定性依然延续了 8 天，人们每天猜测解封会快速来临，或是还要持续到 6 月中旬，在这个时间上，已经没有任何理性的缘由可以继续封城了。我想市政府也处于政治与经济考量的反复拉扯中。终于在 5 月 30 日，上海发佈《关于 6 月 1 日起全市住宅小区恢复出入公共交通恢复运营机动车恢复通行的通告》，算是正式公告 6 月 1 日，上海将正式解封，从 3 月 28 日到 5 月 31 日，这场两个月的社会实验落下帷幕。

实际这个情绪在公告发佈前两天就迎来一个高潮，5 月 27 日晚，很多已经可以自由进出小区的年轻人聚集在乌鲁木齐路附近的安福路，展开了一场盛大的狂欢，上千人聚集在这条街上，像狂欢节一样狂饮作乐，因为完全没有任何交通车流，市民占据街道毫无顾忌地唱歌大笑，做着好笑愚蠢的游戏，越来越多的人还开始继续前来。警方出动了，但已经狂饮的人们开始攀住警察的肩膀，邀请他们一起加入狂欢，这当然在上海不可能发生，警察最终相对和平地劝散了人群，他们像一股狂欢的河，从乌鲁木齐路逐渐向周围漫流，周围的街道逐渐充满了高声喧哗的人群，两个月的情绪得到了一次释放。

很晚的时间，狂欢的人群逐渐散去，他们躁动的情绪稀释在上海的依然压抑的夜空中。我在旁边的街道走过，一个男人盘腿坐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中央，一动不动，那姿态像是一位高僧的圆寂。不过他只是喝了太多酒，又太累了，他竟然就这样直接睡着了。他的压抑不仅在这一夜得到了释放，那两个月巨大的疲惫，仿佛也在这一夜彻底爆发出来，他就如此在昏黄的灯光中静止地坐在街道上，沉沉睡去。远处的街灯上，飞虫白蚁们正在悄然聚集。

解封前的五月最后一天，上海迎来白蚁的浪潮。因为封城期间，与蚊蝇监测和投药相关的工作全部停摆，最佳白蚁控制时期被错过。在与前几日的狂欢同样的一个夜里，乘着暖黄的路光，白蚁遮天蔽日，像一场风暴般掠过街道，让人想起 2000 年前开罗那个蝗虫压境的夜晚，他们似乎预兆了相似的命运。

间奏 最热的夏天

封城结束，小区门终于打开的兴奋，持续不过 10 分钟。市民又陷入名为“常态化防控”的新压抑。他们需要每 48 小时左右即完成一次核酸检测，以自证健康。如果被判定成为确诊、密接、次密接，很快将再次回到被封禁的状态中。像是一场每两天进行一次的俄罗斯轮盘赌。

在这样压抑的防控中，又叠加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在短短两个月中，上海有超过 30 天的时间日间气温超过 37 度，近 10 天日间气温超过 40 度，降水比往年骤减。在烈日炙烤的城市中，人们不得不日复一日大排长龙进行核酸检测。上海人无奈地谈论着，我们先是被封城关在家中，现在又被破纪录的高温关在家中。

在这压抑的时光中，城市的面貌大幅改变，街头随处可见核酸检测设施，核酸码，随申码，场所码，数字哨兵…在城市中的一举一动都面临严密监控和记录，市民率先体会后乌托邦式的赛博极权社会的样貌。如果你还必须出行到其他城市，则又会增加近乎一倍的行政流程和不确定性。很多中国人开始经历他们一生中最怪异的一段时间。

而在这个最炎热的盛夏，很多东西都在逐渐加温。

买办城市的覆灭

6 月 1 日清晨，破晓时分，一位女性市民独自在滨江边无尽地哭泣。徐汇滨江的工作人员担忧她可能会寻短见，因此始终在一旁关注着她。然而，这一关注竟延续了整整五个小时。这位女士在滨江边持续痛哭了五个小时之久，令人难以想象在过去的两个月，她所承受的痛苦与折磨。同样难以统计的是，在那个早晨，那些重新回到办公室，登上地铁公交，重新踏足这座城市的人们，有多少在读着这则新闻的同时，不受控地和她一起流下眼泪。

封城已经结束，但防疫的噩梦却仍在继续。市民们从第二层的噩梦中苏醒，却又陷入了另一个。这个新的噩梦甚至在封城还未完全结束时就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要求市民每 48 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以 “自证清白”，这与国外很多犯罪假释人员每隔 2-3 天需要去假释办公室报道类似。从那天起，进入所有公共场合与交通设施都需要这个核酸阴性证明。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第二天正常的生活，在 5 月 30 日晚上，大量市民涌向各个核酸检测点排队，其中一所医院门口，已经立出 “在此排队需要等待 4 小时 30 分” 的告示。

诚然，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市的财政相对充裕，随着时间的推移，核酸检测点非常密集。上海市民的核酸平均排队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已经算是非常低的。因此，6 月初的长时间排队，甚至排队 2 小时后发现核酸点耗材耗尽，无法检测，导致市民极度愤怒，把核酸点砸毁的情况并未长时间存在。其他城市就没有如此好运，即便是同为超大都市的北京，由于城市规划等原因，一旦开始全民核酸，便会面临频繁的长时间排队，我在 10 月去到北京，便体验了平均半小时排队做核酸的窘境。虽然上海核酸时间较短，这并不代表“常态化”就不会带来困扰，核酸结果阳性的恐惧依然存在，市民的生活依然随时可能被按下暂停键。

封城的痕迹依然弥漫在空气中，以一种人们无法预料的方式。6 月初，众多驾驶者在行进中突然发现自己的车胎被扎破。在另一个视频里，一位外卖骑手在路上行驶时，突然像撞到一道隐形的空气墙一般，整车被掀翻，人向前被甩出，生死未卜。这是因为在所有 “硬隔离” 被拆除时，市政人员只是粗暴地将彩钢板或铁丝网移走，而当时将这些隔离设施固定在地面上的钢钉则被仓促留在了原地。浅银色的钢钉大部分被插入地面的钻孔中，只有少部分留在地面上，几乎不易察觉。如果汽车碾过，就很容易扎破车胎；而对于电动车这种更轻的车辆，更是可能被迎面整个掀翻。

封城中留下的这些 “钉子”，至今也许尚未清理干净，包括地面的钉子和人心之间的钉子。封城虽然已解，但市政府依然希望高强度地介入市民在户外的生活。安保人员和警察队伍高强度地巡逻，对在室外进行聚集的人员进行驱离。而刚刚经历过严酷的两个月封城之后，人们的愿望恰恰就是与自己的朋友在外面重聚。因此，这导致了诸多矛盾。就在五月末刚刚经历狂欢的安福路三角地，正值中午时分，一位保安忠诚地在那里驱散所有要停留的人。一位刚刚饮酒的男士情绪因此变得非常激动，在路口非常大声地高喊：“给我们自由，给我们太阳！” 他的同伴忙将他拉开，他一面回头一面继续大声地喊道：“我们是同胞，不要互相为难。”

而就在旁边的一条道路上，一位年轻女生和其他几人在路边席地而坐，享受难得的、在城市空间的生活。巡逻警察来到现场，试图驱散她们，但却引发了一场口角。警察们紧紧围住这位女子，要求查验她的身份证件。然而，她拒绝配合，并试图离去。突然间，一名警察勐地抓住她背包的双肩带，企图拖拽她。这让她不禁惊恐万分，想要挣脱。更多的警察涌上前来，从背后制住了她，将她在尖叫中拖进了警车。旁观者们一直在劝说，他们相信女子并无过错，如果警察希望他们离开，他们会愿意离去。然而，警察还是带走了女子。这一幕被一位荷兰记者拍摄并上传到了网络。我们不禁要问，在未被记录的角落，这样的事件究竟发生了多少？

这正是之前所提到的警民关系的根本改变。这些变化并非仅仅源于封城两个月期间的种种恶行，更在于封城结束后，警察们的 “防疫职责” 仍在持续，纵使封城已过，他们仍在执行 “转运”、“驱散”、商业运营关停等与防疫相关的任务，深度干预市民生活。过去专业且界限分明的上海警队，对市民生活及基本权利的尊重已渐行渐远。在这里，我们发现，曾经的上海警队之所以素质较高，并非因为他们的学历较高等因素，而在于上海是一座多元的 “商业城市”，商业与社会运转为行政能力制衡提供了基础，是社会为警察树立了边界，上海居民的权利并非来自行政的 “恩赐”，而是社会运转的积累。然而，短短两个月的极端状态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海啸般的冲击，过往的积累瞬间消散，恢复遥遥无期。当社会后退，警察们扑了上来。

在开埠的漫长 179 年里，上海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罕见的商业与国际化大都市。然而，短短两个月便足以将这一切化为乌有。当然，这只是一个过于浪漫的夸张说法。实际上，行政与文化对城市的侵蚀远非一日之功。自 2012 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城市治理运动的兴起、街道编外人员的无节制扩张（如满街的保安人员对城市秩序的自然挤压），乃至大兴城市基建带来的连年不休的频繁修路，都是对城市的侵蚀和治理。封城的两月不过是行政吞噬都市的 “加速器”，这种行政通过警队吞噬城市的经验，香港人自 2019 年以来应该有类似的感受。

上海，这座商业气息浓厚的城市，其基石便是活跃的消费与服务业。封城结束后，首要的恢复任务便是消费与商业的复苏。尽管政府承诺对部分街边商铺实施租金减免政策，但并不是所有商户都有此好运，如果租赁物业属于国有，减免租金的难度相对较小；若租赁物业属于私有或企业所有，减免难度则大得多。因此，不管是饭店、健身房等商业主，经历两个月的停摆后，都渴望尽快恢复正常的经营。然而，困境在于，从防疫工作的角度看，这些商业活动都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于是，在解封后，针对营业场所仍然存在大量限制。这导致了上海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许多餐厅酒吧购买了超大的黑色垃圾袋，用这些袋子将窗户完全封住，使室内的营业状况无法被探知。借助预约制，他们在里面偷偷摸摸地经营。这并非偶尔一两间店主的奇思妙想，而是广泛被咖啡厅、餐厅、酒吧采用的手法。

在 6 月的上海，街道上人流冷清，安安静静，然而街头的空调室外机却不停地嗡嗡作响。贴近这些神秘的纯黑店门口，便可听到里面隐约的人声与音乐交织。当然，黑色塑料袋并无法完全隔绝警察和市场管理处（前述被下放到街道的行政执法权之一）的查访，在 6 月，这些地方竟然孕育出了无数荒谬而又刺激的故事。例如，一个餐厅表面上正常营业，但实际上却无法使用正常餐具。所有的餐点都被巧妙地藏在外卖包装之中，并嘱咐食客在食用时不要丢弃盖子和塑料袋，并用一次性餐具

就餐。这是为了在警察突然造访时，所有食客一起起立，拎起袋子，便可辩称只是前来自取外卖，并未在堂内用餐。这种如同 “特工” 的就餐体验，诞生了一张具备普利策等级的纪实照片。

在一处为了躲避警察巡察而关闭灯光的餐厅，食客们在昏暗光线下悄悄用餐。突然，磨砂玻璃外出现了明黄与浅蓝色的身影，食客们纷纷停止进食，屏息凝神地透过磨砂玻璃窥视着窗外靠近的人影。这是一个将要被撞破的秘密，也是他们脆弱生活的写照。

这种战战兢兢的生活，市民对商业运营和消费的执着，在中国许多其他省份的民众眼中，却成了一种 “不听话” 的表现。6 月左右，Omicron 疫情已在中国其他地区肆虐，北京、杭州、丹东、绍兴、深圳、无锡等城市相继告急。其中，上海周边地区的疫情恐怕与上海市的感染外溢密切相关，尤其是一对母女在杭州引发疫情传播，在网上驱动巨大争议和网络暴力。不仅如此，周边城市开始抵制与恐惧上海，其间发生了距离上海仅 100 公里的苏州市市民，自发抢空上海到苏州的高铁票，阻止上海人去到苏州的行为。更多地方开始举报上海人的来到，山西运城公告：“凡举报上海、吉林等地来的人，奖励 5000 元，奖励资金由被举报人支付。”

因此，许多人再度将上海与深圳进行对照，指责上海人的散漫、西化和不服管教的态度，是导致疫情难以控制的元凶。无论是不愿意佩戴口罩、喜欢在街头饮酒聚集的上海市外国人，还是悄悄营业的上海餐厅咖啡厅，抑或在封城前后一直在网上进行关于居民权利和社会底线重要性的公共说服的在上海居住的人，如我，都被认为是这种不识大体、需要被整肃的对象。

这种批判涉及了关于上海的一切，甚至包括上海市的传染病专家张文宏。直至今日，仍有大量中国人认为他是西方的 “买办”。 “买办” 是一个非常中式批判的词汇，指那些为外国资产阶级服务，通过贸易商业手段帮助对方在中国实现利益的人或组织，是对方利益的“隐性代理人”。张文宏被污名化为 “买办” 的起因是他提出 “与病毒共存” 的方针，被视为与 “动态清零” 相悖。他还建议国人接种复兴医疗引进的辉瑞 mRNA 疫苗，而不是持续鼓吹国产的灭活疫苗，这种医学判断被视为代理辉瑞利益的铁证。当然还有很多捕风捉影的捏造，如张文宏所在的华山医院于 20 世纪初由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创建，被认为“根基不正”，具有崇洋传统。还有张文宏与盖茨基金会、大陆医疗媒体集团 “丁香园（亦被污名化为买办）” 的合作。对他的污名充斥着这种低劣的“阴谋论”。实际上，这种阴谋论媒介在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早已 “胜出”，并随着最高领袖的“斗争”终极动员，成为 6 月初中国网络上一股骇人的风潮。刚从封城困境中获得一丝喘息的居民，非但没有因为两个月的惨状获得同情，反而开始承受来自全国的批判压力。

因此，上海已然成为一座自上而下被买办与西方势力渗透的都市。众多中国网民纷纷呼喊，要对这座买办之城进行彻底整风，否则中国的“动态清零”战略便无法取得成功，上海将成为永远的防疫缺口。然后，一个鲜活的例子就摆在他们面前：红玫瑰美容院，上海一家历史悠久的国营理发店，深受许多讲究的老年人喜爱。6 月 9 日，红玫瑰爆发疫情。因为众多市民对这家店有着特殊的情怀，解封后他们特地从远方赶来，处理已经两个月无法打理的头发。这导致红玫瑰美容院的疫情扩散力异常强大，密切接触者涉及上海所有 15 个城区的 502 名顾客。这个例子中包含了对上海的批判者所需要的一切要素：首先是上海人毫无必要的 “讲究”，而且在这个例子中，这些讲究的人并非年轻人，而是上海的老年人。其次红玫瑰美容院竟是一家国营机构，连国营机构都无法坚持执行高标准的防疫，那么如何能相信上海的其他机构呢？红玫瑰美容院的疫情被视为上海已经被买办风气彻底侵蚀、生活西化堕落的象征。

6 月 11 日，上海市对红玫瑰美容院采取了措施。所属集团的董事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非行政和市场处分，而是一个党务处分），总经理党内严重警告并免职。红玫瑰美容院暂停营业整顿，这间成立于 1936 年，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理发店，就此整顿至今，直至我写作的这一刻，红玫瑰美容院依然未恢复营业。（注：红玫瑰于 2023 年 10 月恢复营业。）

上海市的整风需求，对买办城市风气的批判，这已不仅仅外地居民的观念。许多生活在上海的市民，尽管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封城，也在这股对上海的抨击中默默接受了这样的规训。某日在安福路上，一位市民驾车经过，他摇下车窗，对路边站立聊天的人们高声喊道：“散开！这不是营业场合！” 试图以他个人的 “监督” 驱散市民。幸运的是，在场的市民纷纷拒绝了他的粗暴干预，这个人只能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悻悻驾车离去。尽管市民们依旧坚守着自己的生活，但上海确实已经不再是昔日的那个上海。就像红玫瑰美容院，很多曾经熠熠生辉的东西一旦破碎，便难以黏合。我想那位命令其他市民散开的人，也未必在封城期间对政府粗暴的行为全盘接受。这便是我说的那种中国人的“认知失调”，由于他们生活的巨大空洞，他从来拒绝从社会运行的角度融贯地理解他的生活。封城的粗暴与社会严控在他们脑海里并不连接在一起，而是两个彼此独立的事件，这些人仍然坚守着脑海里那个伟大的中国，支持他的严格政策，而封城不过是一场与其他事件并不联系的“例外”。“例外”是中国人说服他自己接受命运的不二法则，中国一切都好，所有理解不了的事情都是“例外”。但在 2022 年，随着“例外”逐渐增大，他的认知失调也随之扩大着。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即很多人遭遇防疫中的困境，在网上发帖求助或严厉批判政府时，人们都在他们的微博或朋友圈，找到他们曾经发表过完全支持中共的极右翼言论，表达仇视香港，仇美，仇视新疆的言论，这多少让人觉得他们在疫情中的遭遇有咎由自取的意谓。但经过 2022 年，有多少人放弃了这样的认知失调状态呢，还是更多人回到了让他们舒服且自觉安全的这种“失调”中，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这个新的上海，宛如解封后街头挂起的那面鲜红的巨幅横幅，上面铿锵有力地写着：“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不麻痹，不厌战，不侥幸，不松劲！”

一个新的斗争时代开始了。是习近平呼吁的那种路线之争，更是一种更高的中国人的灵魂之争。

巨富长合围战

对许多人而言，解封之后的生活充满艰辛。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封城仍在持续，甚至愈发浓重。这是因为，市政府时刻担心 “大上海保卫战”的恐怖恫吓，以及疫情暴发可能导致的再次封城的风险。在这个关头，决策层所能采取的唯一策略，便是尽其所能地“过度反应”，来快速压制一切风险。他们所采纳的方式，甚至比封城的两个月更为激烈，政府积极出击，要遏制一切风险。

我们曾提到过上海最热门的网红街区安福路，一旦发现有大量人群在这条街道上消费聚集，政府便会立即出动水马进行大规模封路，将安福路两端截断，硬生生让这条街道“静止”下来。这种粗暴的管控方式，同样出现在了上海另一条网红街区 ―― 永康路上。

知名酒吧“公路商店”为迎接解封，计划在店内举行盛大的促销活动，却因引发警方关注而被直接关停。更有甚者，在上海的外籍人士也盼望组织一个派对，在他们的圈子里，一张活动邀请海报在微信群和朋友圈中传播。然而，很快，所有在微信里转发过这张海报，或曾在发佈海报的群中停留过的外国人，都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警察非常礼貌和善地劝告他们不要参加这个活动，并在近期避免参加任何线下聚会。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种经历是惊悚的。首先，警察怎么会知道他们在微信中的行为？其次，警察又是如何知道他们的手机号码呢？这种对个人隐私毫无底限的侵入以及警方毛细血管般的社会管控，对外国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文化冲击。很多人在接到这通电话之后，即使原本还没有决定是否离开中国，也坚定了离去的决心。然而，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仍将继续生活在这种被中共直接探入生活最私密领域的环境中。事实上，我深知对政府如此肆意地侵入私人聊天，以及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直接与个人沟通，甚至对他们如何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下达命令，其中所蕴含的恐怖程度，我谈论的言辞太过平淡。在任何正常的现代国家，这三种行为的任何一种，都足以激起巨大的社会震动。然而，中国人，以及现今的香港人，却不得不对这种荒谬的恐怖熟视无睹，因为在当下，中国人只能就浮于社会表面的极端负面事件进行抗争，任何社会政策，尤其是管制政策，早已完全隔绝了公共讨论的空间，早年还敢于就此种事件发生的法律学者，也早早被注销了所有互联网帐号。

封城解除后，政府对新发疫情如惊弓之鸟，力求拖延市民的自由活动，甚至提出周末需要继续 “静默” 管理的说法，让市民感受到自己重获自由似乎仅仅是为了创造 GDP，而非享受自己的生活，成为了上海市政府的奴工。这个荒唐的 “周末静默” 措施终究是难产。然而，“巨富长合围” 这个事件，在 6 月份，却成为了市民无法忽视的痛苦。

巨富长是指巨鹿路、富民路和长乐路三条道路。这个区域毗邻我们之前提及的乌鲁木齐路街区，是上海法租界区域的中心。这个街区的特色便是老洋房，周围布满了各式酒吧餐厅，而众多居民也在此安家。就在 6 月 1 日，党报《澎湃新闻》还以《在 “巨富长”，夜生活重新回归》为题，象征性地为上海的 “复苏” 撰写颂词。

然而，不幸地，或者也可以说是必然地，巨富长区域在短短两天后便再次陷入了新一轮的疫情泥潭。这个上海所谓 “烟火气恢复” 的代表，再次被严密封锁，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政府立刻采取了硬隔离措施。且这一次，政府不再针对某个单元楼栋或某个小区，而是直接在街区的人行道上安装了硬隔离设施，其范围覆盖了三个街区，将这些街区就地变成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集中营。这是一个宽约 300 米，长约 500 米的整体区块，其中包括多个不同的居民小区。很快，封锁通知便贴满了这个地区，满载绿色铁丝网的卡车纷纷抵达，一座巨大的，铁丝网包围的动物园即将出现。愤怒的居民在封锁通知上涂写道：“没有公章！无效！无法律效应！不要忽悠老百姓。”

在政府实施这种超出常规的隔离措施时，这个街区仅报告了两例确诊病例。据后来的数据回看，这无疑是文书上的虚假掩盖。政府如此大张旗鼓地封锁这个区域，是因为病例数实际上可能更多，但为了压制此次疫情暴发，政府只能依靠超限隔离和拖延的策略。

巨富长的“集中营”引发市民的抵抗。在其他地区的人都可以自由出行时，突然出现的街区级别的超大硬隔离让居民不可接受。不久之后，一位身处“集中营”内的年轻人手持扩音器出现在隔离铁丝网边缘，他录下了自己的一段话，谴责政府突然实施的大范围硬隔离是随意“加码”的行为，缺乏合理的行政程序，他呼吁拆除隔离设施，尽快解封。

这段视频迅速穿越互联网的世界，成为上海首个以视频传播引发的街头抗议，这一模式在年末的白纸革命中再次得以重现。视频的力量驱使众多市民聚集在这位年轻人所在之地，他们分布在集中营的内外，铁丝网内是一群年龄各异的本地居民，铁丝网外则是数十位激昂的青年。警察们闻讯迅速赶来，试图将第一个表达诉求的年轻人带走，却因此引发了冲突。铁丝网内的居民意欲保护他，他们认为警察无权带走这位年轻人，因为他所表达的正是在地居民共同的心声。铁丝网外的青年们纷纷表达对他的声援，举起手机记录下发生的一切。智能手机的记录，成为中国人面对强权的最后防线，至少在平常日子里，中国的警察还保持着不干涉居民记录执法过程的底线（很可惜，这个底限在 2023 年将修

订的《治安处罚法》中也将被突破）。

在铁丝网外，一位年轻人情绪激昂，双手竖起中指，嘲讽着面前的警察。这成为了刚解封的六月初一幅令人震撼的画面，当然他最终也被警察带走。

在争论声中，走出来一位举止和善、充满沟通诚意的警察，他极具耐心地向居民解释，带走最初的那位年轻人只是为了了解情况，并不会对他造成伤害。一边解释，一边试图将年轻人带离现场。他反复承诺，只是想了解情况，并不会对他不利。这位年轻人忐忑不安地走上了警车。

这些善意和温情是个非常残酷的笑话，最终，他被拘留了 15 天，手机则被扣押 30 天以进行调查。不仅如此，他还是一名私营业主，在上海经营一所瑜伽工作室，工作室也被工商税务等部门审查其经营和税务情况。警方此次的处理手法堪称“私怨”报复，开动所有机器竭尽所能地让这位年轻人尝尽苦头。当他拘留临近结束，终于拿回手机时，对小区的人说：“不后悔，一起的事，身在其中。” 令人动容。

不仅是那位竖中指的热血市民和最初拿扩音器的年轻人，当天警察还带走了“集中营”内一位摇晃铁门作为抗议的市民，以及仅仅用专业相机拍摄了一些照片的另一位市民。我们再次可以感受到中国以“警察”作为行政根基的特征，在这样的事件中，居委会、街道和一切行政与卫生部门完全神隐，社会矛盾几乎全由抓捕完成平复。这在中国已经几乎形成一种共识，这种模式被称为“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正是这个思路，让警察在中国成为最“好用”的行政手段，也不断豢养着官员的惰性和暴戾的性情。

从头到尾，在“集中营”内的居民对范围内的病例数一无所知，不知道病例究竟在何处，也无从得知解封的时刻。然而，这一天的冲突促使居民强制对街道施压，沟通获得进展。于是，在 6 月 6 日，街道承诺从当日起计算，只要 7 日内无新增病例，小区便可解封。若出现阳性病例，则会第一时间向居民公开信息，并承诺只转运阳性病例，绝不会强制转运阴性居民。在达成协议后，街道立即加盖公章。看似这件事儿至少有一个相对积极的结果。

然而，次日下午，上海徐汇发佈公告，宣佈所有小区的封禁时间都将为 14 天，且部分小区的封禁起始时间自 6 月 7 日下午 15 点开始计算。这无疑是政府撕毁前一天所作承诺的所有重要事项。为防止抗议再次发生，政府自 6 月 7 日起在这些区域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隔离水马再度设立。政府以最高压力回应昨日抗议，除上述措施外，在这个巨大“集中营”的主要街口，政府加派特警全天候把守，还在“集中营”内的每个小区门口安排两名穿着防护服的人看守。这个街区最终成为一座大监狱。

这一切发生之后，居民们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一位老者在居民的微信群中说：“我以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年纪，以一个 73 年来太了解这个官场行事作风的见证人来看…… 政府玩弄百姓于股掌之间，这个国家难道还有公信力吗？我们这些屁民，把希望寄托在一张纸上，会笑死他们的…… 但无论如何，都丝毫没有减低在我心目中通过铁肩担道义，雄辩拿到协议的那些居民豪杰的大义形象，你们是好样的。”

最后，居民们经过商量决定忍气吞声，不再纠缠。是因为最初那位拿扩音器的年轻人还在他们手中，居民担心强硬地与政府对抗可能会影响到年轻人的后续处理。这就像政府抓住了居民的人质。这样的操作直接导致了这个巨大“监狱”中的外国人纷纷联系领事馆，开始离开，外籍人士如果直接离境，可以将自己快速摆脱这个荒诞的权力剧场。

政府开始在巨富长区域肆无忌惮地施加恶政，到 6 月 17 日发佈的公告，该区域封禁的计算时间，已经不是新发病例的时间，而是 “病例及密切接触者转运离开后”，但所谓 “密切接触者” 在政府操作中又是个无限扩大的概念。这不过是一种更严格的 “连坐”，让期待解封的市民，在小区内互相施压，逼那些被判定为 “密切接触者” 的人快速离开。

巨富长地区长长的绿色铁丝网，密集的白色防护服人员，街口铁黑色的特警镇暴车，向全上海市民宣告着政府至高无上、毫无节制的权力。这个荒谬的景观不仅对于居住在其中的市民是一种消磨他们所有斗争意志的恐怖，对于在此之外的人，也是一种权力炫耀式的恫吓。

上海市再次陷入压抑的氛围，直到 6 月 24 日，最初封禁 21 天后，巨富长合围的绝大部分终于打开，卡车重启它们的征程，将那些鲜绿的铁丝网一一带走。紧接着次日 25 日，上海骄傲地宣佈 “大上海保卫战取得胜利”。

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如今中国的二号人物李强表示：“两年多来的抗疫斗争，特别是大上海保卫战，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历史将铭记为这座城市坚守和付出的所有人。”

一场离奇的 “战争”，他们自我定义战争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战火蔓延至何处，以及最为关键的，谁是这场战争的敌人。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表明，这场战争的敌人从来不是病毒和疾病，而是持异见者，是不服管束的人，是敢于对巨大权力的任何安排提出异议的人。我撰写这本书至少有一个目的与李强所说相同，我希望历史铭记为这座城市付出的所有人，尤其是为这座城市献出他们身体和灵魂的人。然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是否正确，中国制度是否真具有所谓无可比拟的优势，我想历史早已有了清晰的判断。

关于这场灵魂之战，这场共产党的 “执政正确与合法性保卫战” 是否如他们宣扬的那样取得胜利，我想答案还远未揭晓。

暴力大地：从唐山到河南

我已经讲述了太多发生在上海的故事，这些漤权与傲慢的故事，我想各位已经深感疲惫。这种疲惫在上海的六月也显得尤为明显，经历了三个月糟糕消息的轮番轰炸，市民们的感受与现在阅读这本书的诸位颇为相似，对于这些屡次触及底线的事件，已经产生了一种麻木，再发生什么，都难以引发他们的惊异。

现在，我们将视角从上海挪开，审视六月发生在中国的另外两起引发巨大讨论和关注的事件。他们无一例外都与暴力有关，这极大地冲击和挑战了中国一直以来塑造的社会治安稳定的形象，也昭示着中国引以为傲的社会安全秩序的逐步瓦解。

其中第一件便是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现在回顾之，这件事竟然能引发如此巨大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分析的事。你若听闻，我想第一反应也会是，与前面讨论的在上海爆发的荒诞相比，这个烧烤店打人事件甚至显得 “普通”。

当然，这起事件本身依然是一起极度恶劣的公共暴力事件。事发于 6 月 10 日凌晨 2 时 40 分，在中国北部省份河北省唐山郊区的一家名为“老汉城烧烤”的餐厅。一共 9 名男子在餐厅外的人行道上就坐。酒足饭饱之际，对店内的一位女士起了色心。他们不仅走到这位女士身边，用手抚摸其背部和头部，还进行言语骚扰。在遭到女子拒绝后，恶行演变为恶毒言辞的挑衅和殴打。这位女士的闺蜜见状，拿起啤酒瓶进行反击。这 9 人恼羞成怒，从外冲入店内，用凳子、啤酒瓶对这两位女士进行殴打，并抓住她们的头发将她们拖到店外，进行处刑式的殴打。受害人随后逃进烧烤店旁边的小巷，这 9 人中的 6 人继续追入巷子施暴。整个过程中，烧烤店和路边的其他女性试图施救被打女子，均被他们阻止和殴打，随后这群暴徒逃离现场。

在经历了网络的巨大关注后，去年 9 月，核心被告人陈继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其他被告被判处十一年到六个月不等的刑罚。

理性地说，这起事件是极端的性别暴力事件，当然极为恶劣，背后也折射出中国女性在公共场合从被性骚扰到如此恐怖的暴力伤害的困境。但与我们之前提到的建制性权力漤用和警察的系统性暴力相比，这起事件依然具有偶发的特征。然而，它引发的社会关注与年初的小花梅事件类似。当然，原因之一是因为这是一起 “被允许讨论”的事件。之前看到的在上海发生的事件，都在很短时间内在网络上被删除殆尽，不可能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毕竟每一个都是针对整个行政与警察系统的直接质疑。而唐山事件即便引发对行政的质疑，也不过是行政体系的消极，他们玩忽职守，未能阻止作恶，而非上海式的直接作恶。

其次，这件事具备了充足的 “争议性”，互联网显然是一个如此的环境，充满争议的事件能引发巨大关注，反而非“更重要”的事件。这事在中国激起的争论与其他国家有某种相似性，即女性试图将此纳入 “女性主义” 的议题，而反女权的男性拒绝从“女性主义”的立场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即便是这个争议，在中国也呈现出了其独特的、不可思议的方向。

我兹举一例，这个例子匪夷所思的程度将使所有人惊讶。关于 “女性主义” 的定义争夺并非仅局限于网民之争，这种分歧也在中国的高校中蔓延。位于中国中部最知名的大学当属武汉大学，武汉大学社会学学院院长贺雪峰，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这位学者竟然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的一个门生发表了一篇评论唐山事件的文章，直言此事只是“普通”的社会治安案件，与 “女性主义” 毫无关系，将其与女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都是在挑动社会矛盾。可怕的操作从这里开始，贺雪峰将门生的这篇文章转发到其所在社会学院的微信群中，并要求学生去文章评论区，为撰写者的回复逐个点赞。他说：“性质非常严重。短短数年，女拳（对 “女权” 的蔑称）已成中国的重灾区！美国意识形态渗透真厉害啊！这是值得重视的大事件！” 他要求学生逐一对这篇文章表态，甚至特意强调：女同学特别是低年级女同学优先发言。所谓表态，就是在微信群中，站在他的立场上，对女权主义进行批判。因此他发佈的命令，就是要求学院里的女性批判女性主义。其中一位名字中有 “婷” 字的学生便响应他的表态要求说：“首先，从各个平台来看，肯定是有舆论操控的。单从这一点上，就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女拳已经成为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依托……” 确实，其后上百名学生在群里发表了附和他的各种言论。

难道所有这些人都和他对女性主义有同样看法吗？尤其是女生？显然并非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女生拒绝配合他的表演，结果被踢出武大社会学系的所有微信群。在一个院系内，贺雪峰实际上掌握着所有奖励和惩罚的权力，甚至能影响学生的毕业。他在学院内取消所有外来讲师讲座，中断武大社会学院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交换生项目，都是为了巩固他在院系内的绝对权威。他在学生中安插 “特务”，通过他们监视其他学生在网络上的言论，召开名为 “思想团结” 大会的内部会议，实际上就是对他的歌功颂德。

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操作，自然被学院中的一些学生截屏发到了网络上。贺雪峰一时成为了被网民嘲讽的对象，对于这样一个权力熏心的学阀，这当然是难以接受的。群中学生为了讨他欢心说道：“这种对拼命为祖国社会科学做贡献的科研者和团队的网络暴力和恶意攻击，其性质无异于对军人污名（作者注：军人在中国是“神圣身份”，会导致刑事处罚），性质极其恶劣。” 贺雪峰随后开始在院系内大搞清洗，试图找出到底是谁泄露了这个截图，学生附和道：“认真排查，严肃清除出团队。” 其后，他在院系内召开了长达 4 个半小时的批斗大会，希望找出这个泄密者，并对他怀疑的人在会上进行质问和恐吓，在院系内掀起一股白色恐怖。

我对贺雪峰的例子进行了特别详细的描述，正是因为它极具典型性。围绕在绝对权威周围形成的组织，它们以绝对权威为模板和标准运作。也反讽地，通过挑战和违背基本的人伦、人权和法治来凸显其权威性。从习近平所构建的 “两个维护” 秩序，延伸至各层党政组织，甚至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民营企业，都在沿用这种至尊权威式的组织方式。贺雪峰不过是这个极权模仿大时代下一个丑恶的典型。

这种风气在以前，或许还没有如此显著地影响到本质上崇尚自由和争鸣的学术圈。但武汉大学的这次事件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 “普天下莫非王土” 的绝望。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他将高校视为一种 “风险之地”，认为学术，尤其是以西方理论为主的社会人文学科，会对中共执政形成各种挑战。因此，在高校推行政治挂帅的高压政策，而像贺雪峰这样愿意迎合权力的学阀，则在这种背景下获得了他本不应该拥有的权威。

这其中还有一个需要 “中国语境” 才能理解的事件，即为何反对此事与 “女性主义 ”相关的人都主张这是“黑社会”事件这一奇特的观点？这种奇怪的关联原因在于“暴力乃黑社会所为”是中国的一种政治正确。其背景是习近平于 2018 年推动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旨在基层社会扫除黑恶势力，同时配合开展 “基层反腐败” 行动，揭露黑社会组织的 “保护伞”。这是一种类似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严打的运动式执法。一方面，习近平借此进一步整顿基层权力结构；另一方面，这也为基层警权提供了合法性。在“扫黑除恶”的名义下，许多案件和惩罚可以绕过正当程序办理。例如，在“扫黑除恶”所谓常态化（常态化是一个重要概念，稍后将详细描述）的背景下，中国公民在银行办理银行卡、转账、外汇操作等都变得极其困难，这被冠以“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之名，但实际上却是为了限制公民的经济权利，以遏制财产向境外转移，或偷税避税等影响财政的行为。

因此，反对“女性主义”的人将这一事件归类为“黑社会”的努力，不仅并未给中国治安带来负面影响，反而突显了过去 “扫黑除恶” 行动的迫切必要性，并为继续铲除黑恶势力、扩大警权、整顿旧有权力体系提供了佐证。唐山市随后迅速展开了“雷霆风暴专项行动”，并举行了类似阅兵式的警队游行和誓师大会。然而，针对想象中制度性的黑社会进行整治，对于中国真正的治安困境却无法发挥实质作用。首先，中国当下社会失序，表现为随机伤害，在过去一年中频繁出现，如街头随机砍人事件和更为恐怖的，驾车冲撞行人事件，均造成多人死亡。显然，这并非在“黑社会”设定下可解决的治安难题。社会失序引发的冲动犯罪，只能依赖于社会秩序的恢复才可能得以解决，然而这里所指的社会秩序，并非表面的治安秩序，而是通过人际和经济活动维持个体生活的大秩序。在中共随意干预社会的抗疫三年后，这一秩序在不同的社会建制中日益瓦解，而在 2023 年，在所有人都认为将迎来“休养生息”，社会恢复的一年中，似乎中共依然不想放开社会控制，还在持续对社会加码。

治安问题的另一根源，便是维稳体系所导致的系统性社会暴力。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便是此类事件的典型代表，该事件也是在上海封城之后震惊全国的一桩丑闻。四家河南村镇银行在四月份几乎同时毫无预警地关闭了线上取款和转账功能，客服也对此一筹莫展，只能建议储户报警，从而引发了广泛的恐慌。理论上，中国的银行系统设有存款保证金和存款保险业务，尽管涉及 40 万人、数百亿人民币的资金规模不小，但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应在其承受范围之内。美国硅谷银行破产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便拿出了 200 亿美元应对此事。

自五月与六月之交起，众多储户涌向河南银保监局表达诉求，而他们的声音往往被警方以暴力手段扼杀。此事便一直无法得到妥善解决。终于在七月十日，近千名（甚至数千名）储户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门前维权。维权群体形形色色，包括老人、儿童、孕妇，乃至残障人士。横幅上的词语指责警察的暴行以及河南政府的无为，如 “反对权力任性，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储户”，还有英文横幅写道：“Against the corruption and violence of the Henan government”。

官员遂前来与抗议者展开对话，河南银保监局局长秦汉锋在现场表示：“只要存款是合法的，就会保护。” 然而，这番话毫无实质意义，因为这些存款大多是通过百度、京东等国内大型互联网企业的线上金融平台进行网络储蓄的。对监管部门来说，这种超出村镇银行业务范围的 “线上存款” 本就存在合法性问题，因此 “合法就保护” 的说法无法令储户满意。后来河南信访局长李刚也来到现场，称储户应在网上申报诉求，而非现场聚集。然而，在中国，政府提供的网上诉求渠道通常会导致居民陷入行政推诿的“迷宫”和持续敷衍的拖延，根本无法解决实际的问题。这便是习近平的 “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现实性荒谬之处。

两位官员的沟通无法安抚人心，警察和特警汇聚于现场，严密包围。他们高喊着这是非法集会，威胁着拘留与罚款，然而这并未驱散众人。上午 11 点，包围之警察突然让出一道口子，犹如洪水般涌入的是百余名身着白色短袖 T 恤、戴着口罩的男子。他们迅速穿过人群，展开肆意的殴打。人们痛苦倒地，从央行那宏伟气派的希腊宫殿式的台阶被拖下，头颅一阶阶地磕碰着地面，让人不忍直视。这些暴徒毫无顾忌地打击着每一个人，包括妇老，现场喊声与哭声交织。警察在外围围观，却全程未有丝毫行动，任凭这群人施暴。抗议者被驱散，很多人被拉上大巴，送往分散地点，登记信息，签署保证书（又是保证书）承诺自己不会再集会，再次送至火车站，强制离开。这一幕，让人想起香港元朗的白衣人袭击事件。

关于这群攻击者的真实身份，政府至今未给出任何解释。当然，现场视频也在网络上迅速被删除。人们在无奈中竟然开始寻求美国人的帮助，如同现场的英文口号。众多网民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下留言求助，寻求国际媒体的报道，但警察会很快找到他们，拨打他们的电话，命令他们 “别跟国外媒体说三道四”。中国的互联网使用强制实名制，因此每一个人的网络行为对警察都是透明的。

在此事件中，有一则引人关注的事件，与本书主线 ―― 新冠疫情息息相关。中国强制要求民众进出公共场所，尤其是乘公共交通、投宿酒店时出示并登记 “健康码”。绿码代表无染疫风险，黄码则表示来自风险地区或与感染者有关，红码则是实际感染者。健康码推出之初，便引发质疑，人们担忧其被漤用于政府操控。实际上，在此事件之前，尽管众多民权律师与维权人士在代理涉及政府诉讼的案件，或日常行程中，已遭遇红码限制出行。普通中国人或许知晓此事，或许同情他们的遭遇，但绝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这是“例外”，认为这仅仅影响极少数“异见分子”，而普通人只需听话不惹事，即可保住日常生活。

然而，在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中，自 6 月起，大量无法正常取款的储户被异地赋予河南健康码红码，无法前往河南，已在河南的则被强制隔离。此事震惊了普通市民，终于受害者不再是“例外”的律师与异见者，而是普通人。民怨与关注日益加剧，至 6 月 14 日，大多数储户的健康码转绿。6 月 22 日，郑州市纪委监委表示，此事由郑州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及共青团市委书记等人策划。最终，5 名官员受到党内和政务处分，但无需承担任何刑事或民事法律责任。熟知中国行政者都明白，只要党内追责未达“留党查看” 或“开除党籍”，基本都是息事宁人的操作，一段时间后，这些官员将在其他岗位再次启用，甚至因此次帮政府背黑锅，而获得额外重用。而这样一个为上千人健康码赋红码的行为，决不可能是这些官员就可以决定的事。

然而，恐怖并未止于此。在 7 月初，我们曾提及的那场规模庞大的抗议活动之前，公安部门似乎再次获悉了储户们即将采取行动的消息，遂再次使储户们的健康码变为红码，印证了我上面的判断，被处理的官员不可能有权限下这个命令，而可以下命令的那个人，依然高枕无忧。短时间内行政权力的出尔反尔，再次激起了网络上的强烈反对声浪，甚至官方媒体人民网也评论道：“违背中央政令，顶风作案，蔑视民意，毫不珍视河南形象，性质尤为严重。” 随后郑州市卫建委将责任归咎于技术问题，称之为健康码系统数据接口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到了 7 月 8 日，这些储户的健康码逐渐恢复正常，而后，在 7 月 10 日，上面提到的这场巨大的暴力事件随之爆发。像这样的建制暴力将成为中国人未来不可避免地屡次遭遇的“命运”。

建制暴力可不会仅仅呈现为冷静理性的系统暴力，似乎只是冰冷地执行上级意志。建制暴力的执行者同样是个人，当这种暴力不被限制的时候，人本身的发泄和暴虐都会肆无忌惮地倾倒向社会。在防疫期间的河南流出一段视频，一间小餐馆中三个人正在吃饭，一个身着红色“党员志愿者”背心的人进入店中，指着三人恐吓道：“拘留你们一星期信不信”。更可怕的一幕出现了，另一个和这位共产党员一起来的男人直接拿着一柄消防斧，开始发泄式地噼砍屋内的桌椅，让用餐的几人大为惊恐。执斧子的男人像发疯一样将店内的木头桌子一个一个噼碎。店内用餐的人显然不是被拘留的恐吓吓走，而是被这位疯狂的暴力而驱散。我们可以想象，未被训练的基层暴力，面对市民时，决不可能是“理性而适度”的，建制暴力尤其在基层爆发时，大多附带着神经质式的疯狂特征，成为真正令人恐惧的景象。这在年末的白纸革命中还会反复上演。我在这本书中已经记载了多少警察暴力了？但我敢肯定地说，对于一个完全不透明且缺乏监督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浮出海面的冰山一角，中国警察暴力的规模和严酷，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我想只有肮脏战争时的阿根廷可与之对比。

由此可见，中国所面临的暴力问题绝非基层社会中黑恶势力的滋生，而是由治理模式的失范所导致的社会失序。这既会催生绝望者报复式的激情犯罪，亦会使政府在承受社会失序压力时，陷入警察暴力控制的路径依赖。这已经发生，中国在 2023 年开始排查所谓“五失”人群的运动式执法，即“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态失衡、精神失常” 人员，这个行动被包装为“关爱”，但目标写得明白，是为了“缓解他们心理失衡、法律失知、行为失范，增强预防违法犯罪的免疫力。”除了第一句缓解心理失衡，后三句都是法律惩罚的严酷恫吓。我们在前文已经展示，警力抓捕是中国最容易的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方法，这让中国陷入一种奇怪的下降螺旋——发生社会矛盾，随后催生政府暴力事件，随后削弱政府公信力，随后社会矛盾更高发。

这种暴力无处不在，在 2023 年，一次偶然的宠物狗伤人事件后，中国也爆发了全国范围对流浪狗和一部分家养狗的运动式抓捕和屠杀行动。建制暴力，可以从社会的几乎任何话题上系统性浮现。

在探讨政府暴力问题时，我们可以将其与防疫行政工具漤用并置来理解，并理解中国的暴力根源，实际上是一种“封锁网”。中国政府对公民的暴力，并非仅仅具有人身自由限制的暴力，还有一种更系统性的，即对公民“公共性”的限制。无论是防疫措施赋红码限制出行，网络审查限制言论，还是警察暴力限制公民在特定场合的出现，行政权力都试图将公民赶出公共领域，使其“失能”，从社会轨道中挤出。这样的一种巨大的“公共挤出”体系不仅仅由现实的警察组成，在网络环境包括网信办，在社会环境中则包括城管、甚至第三方雇佣的保安队伍等一系列组织，一旦任何公民遭遇问题并开始向像公共舆论求助，并到达一个很低的影响力，就会感觉到这张大网向你袭来。你在网上的内容被删除，暴力机器开始与你联系，并与你实际接触。那些在网上获得巨大舆论并最终因此得到问题解决的人，是短时间突破这张大网的不多的幸存者。但对社会，这无疑带来巨大风险，可能导致公民彻底丧失生活意志，要么自我毁灭，要么在社会上实施一种随机暴力。从此，警察暴力、自杀的暴力、随机社会复仇的暴力，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令人痛心的常态。促使中国成为一个暴力国度的基础，就是这样一张不断把公民从公共领域挤出的“封锁网”。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后，中国又发生令人心碎的消息，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刺激的玻璃栈道景区，4 名非常年轻的游客从各地相约来此自杀，他们先服毒再翻过护栏跳下，3 人完成，1 人被阻拦，但由于服毒在先仍然不治身亡，成为这残酷一年中决绝的一刻。

无媒体社会实验

前文所述的“张家界相约自杀事件”，难得在事件后有杂志媒体采访到了遇害者的家庭情况。在 2023 年，这已经成为一种例外，更多的事件发生后，则永远无法得到答案。这涉及到中国又一场激进的社会实验——“无媒体社会”。

所谓无媒体社会，并非指中国没有媒体。截至 2021 年，中国共有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播出机构 2542 家，日报 816 份，非日报 1344 份。然而，所谓的无媒体，意味着在这众多媒体中，竟无一家拥有真正的 “媒体职能”。在此，我所指的媒体职能，便是为公民提供 “信息” 的职能。

这些 “信息” 即指社会上发生了某件事后，关于事件前因后果的挖掘和揭露。在任何正常国家，媒体都是提供此类事实的机构。然而，在中国，可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往往只是一些偶发的 、不会危及建制的“小事”，而真正严重的大事则都是禁区，没有人被允许讨论它。例如，中国青年失业率可能已逼近 30%，但没有任何媒体敢以青年失业的问题为主题进行报道和采访。甚至这个数据之后国家都停止公布。

在撰文的前后，社会上又浮现出一件“小事”，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来体会中国社会的“无媒体性”。在成都的一家国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旗下企业，一名叫做 “志龙” 的员工因要求在节日期间超长加班而愤怒，在企业微信群和直属领导以及集团领导激烈争辩。这件事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共鸣。然而，随着这件事在网上引发太大的关注，人们对中电科这家企业口诛笔伐中，迎来不可思议的反转，这位名叫“志龙”的人已被拘留，一张权威通报称，一切都是他的捏造，他仅因未被中电科录用，便在网上编造谣言诋毁该集团。

在一个正常且有媒体的社会，如此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事件，若出现如此奇异的反转，必然会有媒体去采访当事人、中电科的其他员工。甚至不同立场的媒体会挖掘不同视角的事实。然而，在中国，没有任何媒体被允许或敢于这么做。而已经被拘留的志龙，也不可能有机会再为自己辩解。警察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给他施加足够的恐惧，令其噤声。留给社会的唯一选择，便是对于这份过于简单的公告，选择相信或不信。

最初提及中国人生活的巨大空洞，正源于此。上海封城两月，未见关于市民或相关组织的采访与调查；小花梅事件中，疑似精神失常的当事人从未被记者接触；唐山烧烤摊遭施暴的受害者未接受访问；东航离奇失事，航空公司或遇难者家属未被采访；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遭暴行，无人可接受采访。所有事件最终只能等待一张蓝底白字的所谓 “权威发佈”。然而，这种发佈的公信力早已在小花梅等事件中耗尽。

因此，中国所发生之事皆缺乏事实深度，最后留给人们的只是粗暴简单的叙事，和同样粗暴简单的反对。在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巨大共同体中，停止所有媒体的正常运作，乃是一个疯狂的社会实验。透过这一实验，我们得以一窥习近賓士国之方式与思路。中共自然非恶魔之组成，反之，该组织实际上自认为在最大限度维护中国人民的权益。虽然对他们而言，维持在中国的永恒统治也许是优先级更高的目标，但他们至少相信，给予中国人幸福生活，对这种永恒统治，也是重要基础。然而关键在于，该党以你所能想象的最傲慢方式鄙视所统治之民众。这种观念陈腐且带有 19 世纪色彩，他们认为人民如同简单生物，无判断力、意志力，不知幸福为何物，反而短视、冲动、利欲熏心、摇摆不定。这便可解释，在中国防疫千疮百孔之际，其他国家已成功实施的居民抗原自测，在中国无法推行。政府坚持所有人必须到官方管理的地方每 72 或 48 小时做一次核酸，依据居民的自律与其合作在此被完全抛弃。这背后当然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政府倾向于对所有事情负无限责任，因而政府负责任也就需要承担所有风险，掌握所有过程。

在新闻领域，中共亦秉持同样观念。他们认为，民众无需阅读新闻，知情权无需被给予。因为即使知情，民众仍不能理解、不具判断力，无法真正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有价值的言论。2023 年两会后，《国务院工作条例》修订删除了所有与政府透明度、政务公开相关条款，是一个巨大的倒退。但习近平及其团队坚信，民众所需并非复杂事实，而是简洁、包含完整判断与结论的“权威发佈”，如命令般简明。信息真实性、全面性在这里不重要。中共自信只要民众遵循这些“权威发佈”的指示行事，便能在习近平明智策略下获得幸福。这是一种结合政治现实主义、对民众负无限责任且自认绝顶高明的家长式政治风格。这三原则，可视为理解中国政府治理之关键钥匙。因此，每当社会事件引发巨大关注，民众最后所得，莫过于一张蓝底白字的权威发佈，告诉他们该爱戴谁、憎恨谁、什么可以、什么禁止、哪些话可讲、哪些不可言。

这并非中共的发明，这种统治技术恰恰存在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鄙视一般民众，认为他们完全缺乏理性和判断力，因而政治家和立法者不得不对人民言说“高贵的谎言”，以驾驭一般民众的冲动和无知。谎言政治一直作为一种“现实主义”观念出现在政治学的全部历史中，而中共当然是对此轻易地全盘接受。只要自大地抱持自己是神圣的“立法者”，而被统治者不过是一群毫无理性的庸众，谎言政治便是“必要之恶”。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斥恶行的国家，只不过对局中人而言，这不是一种“radical evil”，而是他们积极拥抱、轻率接纳的“必要之恶”。这就是中国表面上的“绝对正义”与他们的龌龊言行竟然达成融洽的原因，这些充塞社会无穷无尽的“必要之恶”，不过是他们完成“绝对正义”，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手段。

这个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矛盾，既然中国正在进行无媒体的社会实验，那么这几千家媒体平日报道何事？中国媒体与那些正常的媒体又有何不同？如近期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对此这些媒体如何反应？完全不发言吗？

并不是，面对青年失业率话题，中国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塑造一种故事，即高学历青年毕业生，回家乡从事体力劳动却赚得大钱的故事。这就是他们塑造的“高贵谎言”，虽然是假的，却给予人们希望，给予市场信心。这些故事中有女生毕业者回乡从事废品收购的案例，有回乡开早餐摊月入几万元的故事。这些故事即上文所指 “简单到近乎命令” 的信息，指示失业者回乡放弃白领工作妄想，去从事蓝领或个体体力劳动。那么民众会接受此命令吗？显然不会。这些创富故事过于简单粗暴，简单到无人相信其提供可复制成功经验。这些故事或虚假，或仅为少数幸运者例外。当政府对青年失业率开出的药方，就是毕业生放弃学历与生活质量的期待，去从事收废品早餐摊等工作，我们能发现，他们的“高贵”谎言至少不像其自己所以为的那么高贵和高明。

因此，中国现行媒体实际担任宣传部角色，复述蓝底白字权威公告、对居民进行“并不”高贵谎言的无效说教。当然，还有巨大篇幅用于介绍领导们的动态，包括习近平及各地市领导，常位于头版重要位置。其他内容有何呢？我借用中国著名笑星赵本山于 1999 年春节联欢晚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一段讽刺台词概括，在小品中，他故作滑稽尴尬地要朗诵一首自作诗：

九八九八不得了

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

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

尤其人民军队，更是世上难找

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

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

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

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独好

这首打油诗讽刺而完美地概括了当前中国媒体的普遍内容：夸大国内的成就、描绘国内负面事件被妥善解决的场景，以及强调国外的困境。如此陈旧的报道方式，导致主流媒体几乎失去了全部受众。“高贵谎言”变成了“平庸的谎言”，对受众失去了吸引力。占据这个空间的是大量自媒体，和个人，他们不像官方媒体尚且拥有最底限的新闻伦理，而是可以肆无忌惮地造谣，令中国的舆论环境彻底堕落，我们之后还会详细描述。

然而，这并不让这些媒体机构痛心，因为这些媒体归属于地方宣传部门，作为享有财政拨款的机构，他们的运作并非要向公众负责，而是要完成政治任务。大量的订阅和购买都是由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承担，他们并不关心自己是否已经沦为了僵尸媒体。

因为中国设有互联网防火墙，从而是一个与国际互联网完全隔绝的环境，中国公众丧失了从海外中文媒体处获得信息的能力。而在墙内，难道就没有任何具有新闻理想的人，在体系之外，为民众提供新闻服务吗？这种独立新闻网站和团队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基础的社会现实，但在中国答案是否定的。自 2021 年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佈新修订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十八条，列举了公众帐号生产运营者不得有的十项违规行为。其中第三条规定：“未经许可或者超越许可范围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等服务”。因此，行政法规已明确禁止自媒体提供新闻服务，包括个人不得就时事内容采访他人并发布。这一条甚至扼杀了中国仅有的几个民间“事实核查”组织。典型例子是 2020 年创立的自媒体 “有据核查”，它专门搜寻中文互联网上的热门信息，并对信息的真伪进行核查。尽管他们已经识相地避开了国内新闻，特别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他们主要核查方向便是针对该战争的假新闻。然而，其在墙内的主要平台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之后停止更新。

可见，中共绝不希望民众知晓“事实”，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民众了解事实，也只会从其肤浅的内心给政府的高明计划添乱，带来阻碍。毫无疑问，在如此逆向筛选的影响下，中国的自媒体环境变得越发混乱。到了 2023 年，抹黑外国的内容几乎不再具备任何事实依据，只靠虚构来吸引流量。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孟菲斯动物园的大熊猫丫丫事件。丫丫是一只于 2000 年出生于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经历了两个租借期后，于去年 12 月 21 日租期结束，孟菲斯动物园决定将其归还中国。

这是一只已经 23 岁高龄的大熊猫，因此它的体型消瘦，毛发失去光泽。实际上，动物园能够将一只大熊猫抚养到 23 岁，已经是非常用心的照料加之运气。然而，在中国的自媒体上，关于丫丫的新闻成为了 2023 年初持久热门话题。故事演变成了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动物园虐待大熊猫丫丫，不给它喂食，导致身材消瘦，毛发失去光泽，每天在动物园可怜地乞食（饲养动物都有一定的乞食行为）。而丫丫的归国被视为中国将其从美国的虐待中拯救的行为。这个新版本的故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真实的。尽管官方媒体报道了中国动物专家赴美调查，证实孟菲斯动物园对丫丫照料得当，但这些都被解释为“官方外交辞令，两国不想撕破脸皮” 的说法迅速掩盖。直到现在，大量中国网民关心丫丫被救回国的消息，许多自媒体借此事件大发横财，民族主义情绪再次被点燃。

同样的荒谬还出现在之后日本福岛核排水的事件中，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对此事持有极端反对态度的国家，中国出现大量针对福岛的谣言，且官方将大量基于科学事实的科普文章，和事实核查文章删除，却任由谣言信息通行无阻。权力与造谣环境的共谋，成为这场无媒体社会实验的第二阶段，中国人的生活已经远离基本的事实。

在中共肤浅的幻想之中，无事实的社会被视作一种更为简易的统治策略。例如，当代商品市场严重依赖人们对市场的信心，换言之，对市场的预期。这意味着，通过改变市民的想法和观念，无疑可以通过消费和投资的影响，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那么，禁止任何对社会经济唱衰的信息，动员宣传机器、专家学者释放积极信号，或许就能更轻松地促进经济发展？毕竟经济繁荣对所有人而言，皆为福音，因此向社会进行好消息的漫灌自然就是一种“高贵谎言”。因此，中共认为这是一种既切实又负责任的社会运作方式，即市场到底如何这一事实没有意义，而不断想办法促使人相信市场繁荣，提高他们的信心，促进他们的投资和消费，是最合理的统治术。

然而，这个并非天才之举的想法显然无法如愿。单一且毫无条件的乐观声音，长期与真实经验不符，这些信誓旦旦的言论早已信用破产，“高贵谎言”的统治术不过是让中国更快速更深度地落入塔西陀陷阱。

中共的幼稚正表现在，他们未能意识到新闻信息是最基础的公共品，与交通、电力和自来水同等重要。人们需要真实信息以指导和调整他们的生活，没有可靠和真实的信息，他们将如同失去清洁空气一般陷入长期困境。这并非文学修辞或比喻，2022 年中国疫情的进展及因谣言付出的惨痛代价便是一例。不仅如此，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而言，自由新闻信息是他们生活的保护屏障。在一个仅有政府单一信息渠道的社会中，任何人都无法顺利参与社会。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中，有一种被称为 “小作文” 的文体，无论是遭受公权力不公还是有其他维权诉求的人，都会以一定篇幅的文字述说自己的遭遇，以获得公众关注和支持。我们之前提到的关于 “加班” 的微信聊天截图便是这样的一篇 “小作文”。但这些没有公信力背书的叙述，天生就被置于真实性的质疑和困境之中，导致官方习惯以 “谣言” 来直接否定这些事的发生。在中国网络上，谣言与辟谣、所谓事件性质和内容的 “反转” 成为消耗公共参与和精力的事件，且难以取得令所有人达成共识的结果。这让中国的公共舆论环境效率极低，社会议题推进几乎寸步难行，这也是 2022 年防疫最后必须付出生命代价和以白纸革命带来转机的原因。真实性的缺乏消耗了社会中的信任，让社会议程甚至难以突破信任和真实的第一道基础要求，制度成本不断升高。

在暴力压制社会矛盾的惰性，和建制退化的双重作用下，中共拒绝提供的基础公共品何止信息。公民自发行动秩序被禁止；法治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要么被推入低效的“人民调解”，要么受到政治要素的干涉（例如在中国离婚会遇到很大行政障碍）；公共教育被政治宣导和洗脑侵蚀，社会教育支持体系还被粗暴打断（教培行业一夜间禁止）；公共卫生被中医与防疫挤占资源；文化保育也被粗暴干涉，“正确的记忆”替代各地真实的社会记忆与遗产。恐怕唯一做得好的，是对 GDP 有实际拉动作用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品都缺乏供应的情况下，你可以想象中国人其实生活在一个多么匮乏的环境中。虽然政府一再强调其过度且重复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优质的社会物质基础，而中国的公共安全环境天下无双，这意味着中国人可以在光鲜亮丽的环境下安全苟活，但若他们对自己和生活有再多一些的期许，或遭遇问题，便会面临社会支持匮乏的状态。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多理解中国人生活那巨大的空洞从何而来，所有上述这一切都缺乏的情况下，他们该从哪里去感受和知晓自己所处的世界呢？

因此，所有这些不提供社会公共品的治理实验注定会失败。在中共 “制度自信” 的绝对政治纪律下，他们总是误以为，不提供新闻信息的公共服务，不提供司法法治的公共服务，依靠宣传部门官员高明的社会引导，依靠信访部门官员对社会矛盾的耐心负责的化解，中共便可以避免遭受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对执政党本身带来的挑战，进而更好地塑造社会秩序。他们甚至向其他国家推广这种治理模式，将其视作人类未来政治共识的范本，用以取代宪政民主的社会共识。当然，对于沙特、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印尼、老挝、阿富汗、柬埔寨等具有威权和集权倾向的国家，这种模式具有邪恶堕落的吸引力。

但对于真正的“现代社会”，这不过是一个在六七十年前就早该被抛弃的幼稚观念。

恐惧是唯一语法

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一直有 “外儒内法” 的说法，这意味着华夏帝国的统治以儒家 “德治” 作为表象，然而实际社会治理内容却以韩商法家为主，强调惩罚的恫吓以及花样繁多的纪律，这被称作“律令细节主义”，构成了中国式“法治”的实际内涵。在当今的中国，这样的结构仍然存在，尽管其背后是完全不同的治理逻辑。中共强调官员对居民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习近平上台后，推广了大量以此类概念为政治宣导核心的观念，如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类大而无当的家长式官员概念。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个强烈的矛盾：中共将普通市民视作受激情和利益驱使的动物，丝毫不信任和认可他们的自觉和判断力，并将这种视野看作一种高明的 “政治现实主义”；然而对待党员和官员，却将他们视作受到强烈历史使命感和奉献精神驱动的圣徒，不需媒体监督、不需司法制约，仅需党内纪检和监察，就可尽职尽责，高效运转。中共极其强调 “学习”，这个词有双关含义，既是普通的学习之意，也是指学“习”近平之思想。中共面向所有党员，甚至扩大到事业单位等财政雇员，开发了 “学习强国” app，上面都是类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枯燥乏味的所谓“哲学体系”。而全中国几千万的行政人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则需要每天在这个 app 上完成一定数量积分学习任务，以维持他们的使命感、牺牲意志，维持他们道德的“纯度”。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认为，只要使用习近平思想这些高深莫测的哲学思想的反复熏陶，他们就在培养一种真正的“行政人才”，一种远超西方宪政式虚伪政客的官员类型。既能符合一党专制的要求，又能建成王道上国的人间乐土。

但实际上又如何呢？现在我便为你展示一个例证。随着 2022 年 11 月的来临，全国各地疫情波澜壮阔，人们在漫长的“常态化防控”之下疲惫不堪，官民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11 月 20 日，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的某居委会泄露出一段视频，几位居委会工作人员正在探讨如何应对一位不遵守防疫纪律的“刺头”。在视频中的这段对话，将彻底撕裂“保民父母官”的温情脉脉的承诺，向你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官员形象。他们首先谈到这位居民，提到他与前去沟通的官员发生冲突，还提到他与居委会的人日常都认识，接着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对付他的策略。

女工作人员一：这 XX 是惯儿（注：习惯如此的人，就是指这个人性格如此），哪天 XX 的找一个黑地儿…（意思是打他）

女工作人员二：（打断并笑着说）不是黑地儿，是警察局拘他三天…（大笑着对女工作人员一）咱俩想法关键是一致了。

女工作人员一：你就得唱个红脸儿（白脸是温和的，红脸是严厉的），给他关几天，然后中间有的人他就不敢上了。你注意一下你儿子，你要不要你儿子的未来啊，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

男工作人员一：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共治理就是这样。

女工作人员一：对啊，你就成为了失信人员，你的儿子以后就没有未来。

男工作人员一：扣帽子，咱们中国的法律就是扣帽子。

男工作人员二：嗯，看哪个帽子扣他合适。

男工作人员一：咱们把这帽子往寻衅滋事上靠。

然后他们发现了窗外的拍摄者，于是离开了这个房间。你可以想象这件事如何直接彻底引爆了网络。结合此前在上海那位警察威胁年轻人说 “影响你三代”，以及之前很多防疫的惩罚都包括将不服从管束的人 “列为失信人”、以及网上频繁看到防疫志愿者在讨论如何以暴力对待“刺头”等，都能看出，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只是这样的 “内部对话” 过去并没有机会被广大市民如此直接地听到，而在疫情期间，这些傲慢而赤裸的漤权随社会矛盾激化被顶出水面。在上海，也有志愿者在群中分享“驭民经验”，一人说：“所有志愿者集体对这个居民开骂…允许小范围动手动脚…此方法比较粗暴…并且行之有效”。另一人附和道：“特殊时期，志愿者就是法律，我个人一直这样认为”。在这些例子中，官员，甚至志愿者依仗着当权者默许而践踏社会，对许多人而言已经并不新鲜，市民早就知道基层官员的最有效行政手段就是“惩罚”和“连坐”，且丝毫没有任何道德与法律的约束，但当这样的思路以如此轻佻直白的方式被讲述出来时，依然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听到这里，你可能都会产生疑问，当中国的基层行政人员已经以这种态度对待居民的时候，居民为何还可以在家中坐视不敢反抗呢？事实上，此视频上网 6 天后，白纸革命便爆发了。我当然无意将这个视频视为白纸革命爆发的导火索，但在推动这场革命的进程中，它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在这段对话中，工作人员有一个精辟的总结，极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的行政与法律的现状：“咱们中国的法律就是扣帽子… 咱们把这帽子往寻衅滋事上靠。”“扣帽子” 是一个源自互联网的概念，我将尽可能精确地描述这个概念的微妙含义：这个概念特指将一件小事冠以一个与其无关的巨大政治化罪名。例如，一个人在网上发表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我完全不回应他的评论本身，而是指责他不爱国，是西方势力的代理人，这就是最典型的“扣帽子”行为。但这个词本身带有贬义，意指以莫须有的巨大罪名陷害他人的小事。因此，这个工作人员实际上非常精确地道出了中国法律的现状，他们对于其所参与的“驭民之道”的邪恶本质也心知肚明。

这里的这顶“帽子”――寻衅滋事值得特别的关注，这是一个在中国法律界长期被批评的罪名，著名的中国法律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罗翔曾经评价说这个罪名是“中国刑法的耻辱”。该罪名的前身为臭名昭著的“流氓罪”，这个罪名曾经覆盖了一切行政权力希望管束的社会行为，在上世纪 80 年代那个守旧迂腐的年代，着装、言语、性倾向的任何偏离主流，都可能被冠以“流氓罪”进行处罚。1997 年刑法修订，流氓罪这一“口袋罪”终于被撤销，其罪行被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盗窃、侮辱尸体罪”、“寻衅滋事罪”六种。其中寻衅滋事罪就继承了“口袋罪”的效用，从法条上看，寻衅滋事管理的是以下的事项：

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旨在制止公共场所暴力的罪名，但在司法实践中，却被用于以下事项。2022 年，一位公民在其自媒体上追问关于唐山烧烤店殴打事件的后续，被逮捕并以“寻衅滋事罪”起诉；南京一位佛教徒，因为恩在南京玄奘寺中，以慈悲心超度阴间鬼魂的地藏菩萨殿内，放置了几位与二战南京占领期间参与大屠杀的日本战犯，以及屠杀期间保护学生而抑郁自杀的美国传教士牌位，被以寻衅滋事拘留；一位外卖送餐员自组织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工会组织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并发起消极罢工维权行动，被以该罪名起诉；原《经济观察报》记者，在 2021 年中印边境冲突事件中，质疑官方发佈的死亡人数，被以该罪名逮捕，后改为侮辱、诽谤英雄烈士名誉罪；2020 年新冠疫情刚刚爆发时，一位律师以公民记者身份前往武汉进行视频拍摄，被以寻衅滋事罪获刑 4 年。以上我仅仅列举了较为知名的事件，且仅仅回溯到 2020 年。这一定令诸位感到匪夷所思，以上行为到底哪个和罪名中的“公共场所暴力”有关？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更为令人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网络言论被归入 “寻衅滋事” 的范畴。2013 年，最高法最高检发佈司法解释，明确了网络寻衅滋事的定义：

“那些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以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都应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与此相关的一例发生在 2022 年 8 月 29 日，一位网名为 “热带雨林” 的成都市民在 8 月 30 日晚宣称自己知晓了成都政府的内部会议议程，称成都将要封城。他因此被成都公安局以 “在网络群组中发表寻衅滋事言论，造成市民恐慌情绪，对疫情防控工作带来干扰” 的理由，以寻衅滋事罪拘留。讽刺的是，两天后，成都真的宣佈封城了。在上海封城期间，宣佈 “大上海保卫战”，进入政治防疫后，一个小区已经实行了所谓的 “静默” 管理方式，外卖快递全部停止，居民生活陷入困境，每日食用方便面度日。一位居民竟然拍摄到居委会人员正在办公室食用一款高档的西点 “瑞士卷”，引发市民和网民的愤怒。然而这件事的结局，却是拍摄者因寻衅滋事被拘留 5 日。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应该可以深刻体会到，“寻衅滋事罪” 实际上是 “公共言行罪”。在中国，任何公民在现实社会和网络上开展具有公共性的言行，只要与行政权力的认识相悖，或对行政权力造成影响，都有可能被归入这个口袋罪名。因此最初天通苑居委会想要给居民扣 “寻衅滋事” 的罪名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中国，这是一个万能的罪名，处于政府利用恐惧进行统治的核心司法工具。

在中国，恐惧问题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政府将超限惩罚视为塑造社会秩序的几乎唯一手段，而且民间对惩罚也有深厚的迷恋。我们之前提到的 “孩子是软肋” 和 “影响三代” 的问题，虽然看似是政府实施的一种超限连坐惩罚，但实际上，民间社会对此类惩罚也有着巨大的共识。在 2023 年的两会上，针对犯罪和失信者的子女是否有权考取公务员等国家行政职位的问题，社会上进行了广泛讨论。据《中国新闻周刊》在网上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 77% 的受访者认为必须 “株连三代”，犯罪和失信者的子女必须被剥夺考取公务员的资格。这只是中国人对惩罚痴迷的冰山一角，无论是废死议题、所谓的劣迹艺人（大多因吸食大麻或言论触犯法律而受罚）是否可重新从事文艺工作，甚至我们此前提到的针对上海市的仇恨导向解决方案便是 “军管城市”。这些都表明，居民对社会秩序的几乎唯一想象就是 “超限惩罚”，认为惩罚越重，社会秩序就越好。

这反映出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公共信任和社会资本近乎崩溃的环境，而政府却在进一步加剧这种社会失序。在疫情爆发的六月，北京公开表示：鼓励市民对违反防疫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举报。在许多领域，基层行政单位利用 “举报” 和 “告发” 进行管理，这种方式被他们称为“枫桥经验”。在中国旅行时，你会在许多高铁站或城市中看到“枫桥经验”的标语。枫桥位于浙江省诸暨市，在 1962 这个特殊年份 ―― 中国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间的 “喘息时期”―― 毛泽东一再强调希望创建具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他说：“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枫桥贯彻了领袖的指示，在随后浙江省公安厅的总结中，认为枫桥：“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效果。在这里，你不禁能够洞察到中共将残酷的现实主义与天真的浪漫主义巧妙地结合的构想。发动并依赖群众互相举报，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策略，在行政权力难以触及之处，通过举报告发的途径，确保背离权力的行为被完整地揭示；然而，依靠群众的教育，实现不惩罚，将人塑造成所谓的 “新人”，便是一厢情愿的中共式道德神话。因此，在实践中，所谓的枫桥经验便是指 “发动群众、加强对阶级敌人专政” 的一种方法。无论是文革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极力淡化了所谓“阶级斗争”的陈旧观念，枫桥经验自然也随之被扫入历史的故纸堆。

但 1989 年天安门事件过后，阶级斗争与枫桥经验再度进入中共的话语体系，尤其是在 2002 年习近平调任主政浙江后，对毛时代与毛泽东路线明显偏爱的他，又一次高度强调枫桥经验。随着他成为实际掌权者，“枫桥经验” 再次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策略，2023 年两会中，习近平在江苏代表团讲话时表示：要坚持并发展新时代的 “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基层、化解于萌芽状态。在最近几年，中国再次陷入举报告发的氛围，在大中院校中，大量教师被学生举报，失去教职；商业企业被消费者举报，面临关停整顿；艺人的粉丝相互举报，挖掘黑料，很多时候斗得两败俱伤；基于网络的举报更不用说，在各个平台，举报已然成为最常用的基础功能，在中国的互联网世界，被不知从何处而来的人举报，进而内容被删除或帐号被封禁，早已成为家常便饭。疫情中，举报也是常用手段，除了我们在之前提到过的举报上海人的事例，另一省份还推出了对超过 120 小时未做核酸者的举报，举报奖励 50 元，如果举报者核酸阳性则奖励 10000 元。这使得中国陷入一种类似东德的特务社会环境，在互联网技术的助力下，这种人人自危的环境更在社会中弥散而无处不在。

至此，你或许已能理解中国人对惩罚痴迷的诸多原因。他们对真正的社会合作几乎一无所知，公共品供应的完全缺乏使其对社会运作的理解和认识严重缺失。中共对社会的深度介入，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众多中国人的价值观，让他们沉浸在人要么是无私圣徒，要么是自私动物的对立视角。结合中国人的日常经历，他们对周围的人充满失望和不信任。在此之时，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巨大空洞”，即他们对普通人性在市场和社会中可通过自利驱动产生合作秩序这一重要的“现实经验和认识”的缺失，整个社会社会资本的丧失，以及整个环境信任的崩溃，使得市民丧失了 “良好秩序自发形成”的预期和想象力。在他们的生活期望中，惩罚和举报，成为他们维系生活底线的唯一现实手段。

在上海封城期间，一位女生在网上求助，自己的爷爷在 4 月经历核酸耽误治疗，险些丧命。而 94 岁卧病在床的奶奶又要被硬拉进方舱。这样惨痛的故事引发网上大量的传播，很多人都在替她想办法，但没想到事情进展到一半。这位女生竟然主动放弃救助自己的奶奶，原因竟然是她的妈妈劝服她放弃，因为她在政府机关公职工作，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她的前程。公职前程的利益诱惑，压抑住对至亲的同情和关心，这当然令人痛心，也能看到中共的惩罚与恐惧如何让人实际堕落与冷血。这非常普遍，在 2022 年，网警也以“停发退休金”作为恐吓，排查和威胁中高龄居民禁止和删除负面信息转发。在中国，人被禁止成为一个有道德、关心他人的人，让有道德的人心生恐惧，是这个政权的维系其统治的方法。

这让中国成为一种危险的“极端社会”，道德、自发秩序、信任、利他被悉数排除，恐惧替代合作成为唯一语法，决不仅仅指中国依赖警察与惩罚体系的恐惧治理，同样也意味着社会主体间的极端，持不同观点的人、群体，不管面对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甚至在兴趣群体间，都将网络暴力、举报、罗织罪名召唤公权力惩罚作为基本手段。就连不戴口罩，或在政府要求的封城其间下楼散步遛狗，都会成为邻里谩骂甚至动粗的理由，这尤其发生在成都封城期间，在多个小区发生对户外不戴口罩者的辱骂与殴打，并在报警警察来将不戴口罩者带走时，爆发热烈的掌声和喝彩。戴口罩成为一种公共泄欲的出口，网上充斥对在户外空间不戴口罩者的各种暴力，包括完全无执法权的保安使用钢叉等治安器械将其在街头制服；市民围住外国人，将其暴力制服，并强行为他佩戴口罩；在地铁命令保安驱逐不戴口罩的人；和一个幼稚又可悲的流行视频——在超市中将蛋糕拍在不戴口罩的人脸上。

中国人生活的巨大空洞，同样也是社会共识土壤的巨大空洞，社会中间状态的巨大空洞。缺乏细节与经验认识的国人，将一切推至极抽象的原则，期待极端，践行极端。

这是一种深重的社会失序，将许多人推向自我毁灭与对他人的随机报复之中。从政府到个人，恐惧成为了唯一的语言。

击落佩洛西！无法驾驭的民众预期

在中共及众多人的想象中，一个极权国家至少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反对声音被严密控制，社会共识被强力塑造，政府握有近乎无边的权力和资源。只不过，对中共而言，这种极权体制正义且强大；对很多反对者来说，这个体制邪恶而强大，甚至带有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悲观，正义体面让人显得脆弱，而邪恶者则将取胜。

在过去十年，中国确实以令人信服的速度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成长为一个强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也逐渐形成一个阵营的领导者。这个世界是在面对一只凶猛的巨龙吗？但这本书一直希望提供另一种形象，揭示这个极权体系的脆弱之处和治理逻辑的困境。这是面对中国问题时一种重要的视角，这并非简单的 “中国崩溃论”，也不会是恶人邪恶因而强大的悲观，而是一个老帝国在其晚期的顾此失彼之态。

2022 年的夏天，一切都在变得炽热和浮躁，中国有 366 个国家气象站打破历史最高温度记录，约有 9 亿人口笼罩在高温之下。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地持续数日的极端高温不同，中国在 2022 年呈现为一种长时间持续干燥炎热天气。极端天气叠加着疫情的蔓延，到 7 月与 8 月，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已经开始陷入反反复复的疫情爆发，而成都、西藏、大庆、乌鲁木齐等更多地方都陷入似乎不会终结的长时间封城之中。中国带着一种暮年的蹒跚，社会似乎千疮百孔。6 月 4 日高铁脱轨，1 人死亡，8 人受伤；同一天，大陆视频直播电商的第一号人物李佳琦，在直播时突然端出一个坦克造型的蛋糕，被认为是影射 89 年 64 事件中的坦克人，遭遇巨大惩罚；9 日一架军机训练失事，直接坠入民房，一死两伤；20 日，在香港具有相当历史与文化地位的海上餐馆珍宝海鲜舫在西沙海域沉没；6 月 30 日，网上开始有以 10 个比特币价格可购买的 10 亿中国公民信息，这些信息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泄露的 22TB 之多的数据，包含了公民的详细信息；7 月 1 日，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劣迹斑斑，公开场合讲话前言不搭后语的前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正式就任香港特首，令香港的前途彻底令人绝望；2 日，一艘工程船在广东阳江失事沉没，至少 25 人遇难；14 日，因为全国多个省市楼盘烂尾，全国爆发房贷停供潮；7 月 26 日，四川省乐山市一男子持枪杀死 3 人，杀伤 2 人后逃亡，其后发现他竟然是一名在职民警。这还不算我们在之前已经提到的唐山与河南的巨大轰动事件。

在这一片黯淡之中，美国众议院议长计划访问台湾的消息自 7 月下旬起渐渐进入国人的视线。在这个炎炎夏日，这条消息几乎成为唯一让建制派国人感到激动的素材。然而，由于缺乏真正的媒体氛围与专业分析，这一信息瞬间如脱缰的野马般进入不可收十的境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共采用严密打压反对派、创建无媒体社会的方式，并未有助于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社会效果，反而将自己置于更易受舆论束缚的位置。在佩洛西访台以及防疫政策退出的问题上，这一困境得到了印证。

对于许多亲建制的网络自媒体来说，佩洛西访台是他们在 2022 年的防疫困境中难得一见的，表现强国霸权与愤怒的机会。这也是很多国民一直等待的机会，那个强国的梦境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滋养了。很大一部分的国人蠢蠢欲动。

在这个躁动的时刻，完全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意见的背景下，这次政治狂欢马上变得激进。微博上拥有近 2500 万粉丝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便大胆地表示：“现在佩洛西被广泛定义为‘麻烦制造者’，世界舆论对中方非常有利。我们要借此机会展示解放军的力量……”。在解决佩洛西访台问题上，他甚至表示：“如果美军战机护航佩洛西专机，若美军机与佩洛西飞机闯入台湾 12 海里上空，解放军战机有权向美军飞机发射导弹，击落美军战机及佩洛西乘坐的专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微博拥有 260 万粉丝，日常以夸耀中国军力、贬低美国为主要内容，他也表示：“如果中美开战，中国胜算很大。” 一直以强硬挑衅风格著称的外交部与国防部发言人，也在发佈会上频繁表示 “我们说到做到” 和 “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一时间，佩洛西访台成为万马齐喑的 2022 年一场狂欢节，仿佛一次宗教的盛大仪式。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无人敢发表任何 “降温” 的言论或立场，这会被视为站在台湾和美国一方，是一个终极的政治错误。

不消一周时间，众多中国人真的创建起了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预期，即佩洛西不敢访台，如果她真的访台，她的专机便会被击落，而此时，中国军队将完成军事统一台湾的进程。任何具备国际政治常识的人，都会对这个白日梦嗤之以鼻。但在这个燥热的夏天，这种离奇的预期竟然在中国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社会共识。佩洛西确定访台的 8 月 2 日来临之际，人们充满期待地等待着见证历史的时刻，许多中国人兴奋地期待着，自己即将目睹台湾被收复的那一天。

实际上，这与官方希望的论调截然相反。在佩洛西访台之前，官方保持了非常低调的姿态，《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并未提及台海局势，仅仅强调加强中美关系沟通及习近平强军思想。

时间来到 8 月 2 日，记录飞机轨迹的网站 Flightradar24 迎来创站以来最高流量，中国人摩拳擦掌，等待着这场大戏的最高潮来临，Flightradar24 一度流量过载而宕机。但最终，佩洛西的专机毫无意外地降落在松山空军机场时，大陆民众陷入了难以置信的失望情绪。这种情绪一度失控，甚至导致微博封锁了大陆 IP 的登录。极少数民众的愤怒甚至波及到了现实生活，在抗议活动如此敏感的中国，竟然出现了多起针对政府的异见行动。一位男子到厦门市政府门口投掷鸡蛋的，另一位男子驱车至某地政府大门，拉起横幅抗议政府对佩洛西访台的 “无作为”，后被公安驱离。上海一男子企图前往美国领事馆喷漆抗议，但被警察带走。

在 8 月 4 日的盛大军演稍稍平息了民族主义的失控，另一个替代的梦境填补了无法击落佩洛西的失望，人们仍然相信中国会收复台湾，只是在等待佩洛西离台，解放军便会采取行动以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然而，7 日便宣告成功结束的军演再次使网上激动的人群感到失望。尽管解放军进入台湾领海等信息战手段让一些人充满激情，但收复台湾或永久封锁的非现实幻想已破灭。随着解放军公布第二阶段军演，人们又开始幻想军演的常态化，认为我们将从此开启一个全新时代，即持续不断的维持军演，持续对台保持军事高压和封锁，直至人心惶惶，便可以不战而胜。然而，随着八月末一波密集军机行动的结束，这个期望也宣告破灭。到 2023 年，蔡英文总统访美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时，大陆某自媒体再次强硬表态，在微博上几乎只能收获冷嘲热讽。

但即便是让国内民众无法满意的军演，也让国际社会开始正视中国军事侵台的可能，无疑改变了中美关系、中台关系，让台湾几乎坚定了决心，以武统一定会发生的假设开始备战。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状况，让印太地区一个遏制中国的联盟迅速紧密组织起来；也让中国陷入孤立，迅速转向被称为“大国外交”的道路，即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国际秩序，需要自行开炉铸造、构建属于中国的国际秩序。更重要的是，从此开始，外商和世界产业链对中国的“去风险化”进程开始，也对中国遭受重创的经济形式蒙上阴影，在 2023 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跌至 98 年后的历史级低点。

事件伊始，这或许并不是中国的初衷。但在国内的强大舆论影响下，与国内舆论一直紧密共舞外交部门似乎已经失控。随着 2023 年 1 月，最知名的外交部 “战狼” 发言人赵立坚，在无数次“祸从口出”后被调整职务，中国似乎希望在外交上拥有更加灵活的身段，但已经被挑动的舆论情绪和期待，并没有为中共提供太多的选项，且过去的路径依然在持续。在 2023 年初马克龙访华，表示对中共的信任后，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就发表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无主权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论调，这一论调在国内引发强力的支持，认为卢沙野就是为这些中国的敌人揭示“残酷现实”。但在欧盟和法国，却是一场实质性的外交事故。

民族主义情绪从不是一头容易驾驭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野兽，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尤其在一个官方禁止所有媒体运作的环境中。网络情绪以官方计划之外的极端方式主导民众期望，进而导致不可避免的失望。这种情况不仅仅体现在中美、中台关系上。在过去两年中，官方对“资本主义”与“民营企业” 的限制和惩罚，以及习近平对 “共同富裕” 的高度强调，使许多民众对中国激进财富再分配的预期滋生。然而，进入 2023 年，为了提振经济，官方突然 180 度调转对民营经济、企业家、外资释放前所未有的善意。海南省甚至提出在司法上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采取宽松措施，而国家网信办更提出要 “严厉打击网络上恶意损害企业与企业家形象声誉行为”。这使过去怀抱 “原教旨反资本主义” 信念的所谓左翼青年感到心寒和失望，成为 2023 年中国网络上巨大失望情绪的一个驱动力。

在这里，你应该还能感受到另一种现象，也会意识到为何这些政治秀注定会失败。这就是中国已经无法实施“中间政策”，无论是防疫、经济还是外交问题，中国舆论与共识很难回归中道。要么处于这个极端，要么处于另一个极端。极端立场的期待与社会情绪自然难以被满足。正如上文所述，中共采取的恐惧纪律压抑一切“政治不正确”言论，又废除媒体的综合性报道功能，任由“谎言”进行统治。这让社会言论与预期高度单一和扁平，他们可以辗转腾挪的舆论空间非常有限。在习近平树立的伟大前景以及对社会多元声音的全面压制下，民族主义情绪与对极权统治的赞美与配合，无数人每天都在激进地预言中国及其盟友的快速胜利，俄罗斯将迅速压倒乌克兰，伊朗将一整中东；而中国的敌人会快速崩溃，法国的年金抗议必将导致社会崩溃，美国的银行风险将导致大过 2008 年的金融危机爆发。而这些预言和期望都在不断破产。但新的预言又在不断浮现，驱使着这台国家机器疾驰向一个连他自己都绝对无力实现的白日梦中。

这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顽疾，十余年疯狂的宣传运动，媒体的彻底失能，反对意见的彻底歼灭。留下的是幼稚而神经质的社会，毫无耐心，不识中道，欲求的都是最不切实际，最极端的愿望。在全世界的国家中，你很难找到另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全面地，在几乎全部公开舆论中毫无节制地表达反宗教、反 LGBT、反种族平权、反性别平权、霸权主义、反犹、反穆斯林、反环保、军国主义等所有极右翼意识形态，这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国家。

高温山火停电疫情：重庆的崩溃

在这样一个历来反环保的国家，却在 2022 年迎来中国气候危机的开端。尽管关于气候危机的科学论证早在 2019 年就已经得到了 11000 名科学家的联署支持，而全球变暖问题的呼声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然而在中国，主流网络意见仍然将全球暖化危机视为一种 “西方阴谋”，这个阴谋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为了遏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而编造的。这种错误观念在 2010 年一段著名采访中得到了放大，那是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静采访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地质学家丁仲礼。他们二人之后的命运格外令人唏嘘，柴静于 2014 年离开央视，成为独立调查记者，2015 年推出了轰动中国的关于雾霾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起了社会巨大轰动和对雾霾的担忧。然而，该纪录片很快被封杀，柴静也只能慢慢淡出公众视野，现已移居外国。而丁仲礼则一路高升，2017 年当选民盟中央主席，2018 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在 2019 年香港反送中期间因为该职位遭到制裁，一下子成为民族英雄。那段 2010 年的视频也再次在网络上流行起来。

在这样的对比下，柴静被视为西方代理人，专门利用西方知识压抑中国发展，而丁仲礼则被认为是真正代表中国利益和诉求的真理掌握者。在这段早已过时、但被持续提及的采访中，丁仲礼表示：“不能证明全球变暖与人类排放二氧化碳的关系。”这成为很多中国人拒绝气候危机的座右铭。在采访中，丁仲礼几乎否定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所有结论，认为控制气温升高 2 度的目标没有科学依据，这种计算机仿真就像 “算命先生的水晶球”。这样的一段采访，主导了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气候变化的基本认知，直至今日。

但不管官运亨通的丁仲礼怎么想，2022 年的气候危机以高温、干旱和山火的形式降临中国，让所有人都能直观地感受到。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这个历史上最热的夏天。与此同时，这个夏天还伴随着极端的干旱。上海过去从 6 月中旬开始，到 7 月中旬大约都有一个月的梅雨季节，会带来持续的降水。但去年，这个季节几乎没有降雨，比往年均值下降约 70%。这不仅影响了上海，整个长江流域也遭受了严重的旱情。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干旱至湖底几乎完全暴露，变成了一片沼泽和草原。重庆两江汇合处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点，一直淹没在水中的佛爷梁岛礁露出水面，甚至露出了三座人们从未知晓的明清年代摩崖造像。

干旱不仅对农作物产生影响，还影响了中国的能源供应。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庞大，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 15% 以上，绝大多数都建在长江沿线。根据公开数据，夏季以后，水电发电量持续高速下降，8 月同比下降 11%，9 月下降 19.45%，10 月 17.7%，11 月 14.2%。导致夏季大规模的限电措施，如四川这样的水电大省的水电主要供应江苏、上海等地。这次电荒甚至导致上海照明工程在 8 月一段时间内关闭。而在四川和重庆，本地使用的电力短缺更加严重。四川从 8 月 15 日到 25 日经历了 10 天的用电企业生产全停的周期，8 月 21 日进而启动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一级应急响应。全省范围内所有 KTV、电玩、网吧、酒吧、洗足房、美容院、茶楼、五金加工、汽车美容等非民生用电全部限电，暂停使用空调系统；所有灯光秀、景观灯、店招、广告灯箱、广告显示屏、公益宣传屏、形象标识灯全天候关闭。这只是公告上的内容，实际上，许多乡镇由于位于电网末端，直接面临意外停电。停电和高温叠加，使这个夏天变得更为难熬。在以夏日酷热而著称的重庆，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有一位老年人，刚因酷热为自己购置了电风扇，但由于家中停电停水，电风扇无法发挥作用，结果中暑身亡。当被发现时，他的手里仍然紧握着电风扇的插头。因热射病而在家中去世的老年人，或在户外工作的人，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不可能公布和公开），很难评估其实际影响的大小。

在 8 月底，重庆的高温持续刷新历史纪录。21 日，山火爆发，由于重庆是一座山城，火势对城市居民极具危险性。因极端高温，山火反复燃烧，直到 8 月 27 日才完全扑灭。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历史级的高温、限电和山火是否已经足够可怕？然而不巧的是，重庆在此时还迎来了一波疫情。在 18 日，沙坪坝区实施封城，但之后清零效果依然不佳。于是，重庆市直接采取了一项全新措施，即 24 日的 “橙码”：中心城区的 1000 余万人的健康码全部变为橙色，必须强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后才能恢复。橙码未解除意味着出行等一系列措施受到限制。但实际上，在实施这个高压政策的 24 日，重庆的新增本土病例仅有 43 例。因此，在 25 日山火最为严重的时候，重庆市民不得不在历史级的高温下，在城市中排长队进行核酸检测。那天重庆气温高达 43 度。为避免高温导致大量人员中暑，核酸检测不得不从凌晨开始，因此人们在凌晨两三点就得出门进行核酸检测。而那天凌晨三点的最低温度也高达 34 度。

在网络上流传的视频和照片让人感到绝望。其中一张尤为讽刺的照片展示了还未天亮凌晨的核酸亭与市民的前景，背景是熊熊燃烧的山火和磙磙黑烟，中景是中国随处可见的正红色巨大广告牌，上面写着：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这一切荒谬的谜底在此揭示：在山火、限电和极端高温的困境下，重庆市疫情并未大规模爆发，为何坚持要对主城区人员进行不必要的全员核酸检测？这是因为 2022 年中国政治的最大事件，也是习近平打开超规格第三任期的关键起点，将于 10 月 16 日上演。

在二十大召开前，如果任何主要城市产生疫情大规模爆发和失控，这对该市领导人的政治生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本书中，我们已经多次提到 “政治生命”。在民主政体中，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取决于他与选民的期望，这当然也有风险。川普可以操弄人心，在他被刑事起诉时甚至显著提高了他的支持率。但在中国，政治生命近年来几乎只取决于 “对习近平的忠诚度”和“习近平的观感”。

“忠诚”这样一个极具封建制色彩的观念，在 21 世纪的中国依然牢牢占据政治生活的中心。 其怪异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现任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李鸿忠自 2008 年起主政湖北，任内表现平平。在 2010 年两会时，因被问及湖北当年轰动的 “邓玉娇案”，李无力回答问题，只是反复追问提问女记者来自哪家媒体。当得知记者来自《人民日报》后，李鸿忠表示要将此事告诉记者所在报社的社长，并一把抢下记者的录音笔，随后径直走向电梯。即便在中国，夺笔并威胁党媒记者，也是令人震惊的丑闻。在 2015 年，湖北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东方之星号客轮倾覆事件，造成可怕的 422 人死亡，仅 12 人获救。对于此事件，李不但没有道歉，还严格封锁所有报道，并表彰了 99 个单位和 253 人，授予他们 “东方之星救援先进集体和个人” 的称号。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官员，是如何步步高升的呢？在 2016 年的湖北省常委会上，他率先提出 “习核心论”，他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是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就要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领导核心。”

同年，他被调任为天津市委书记，在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令人难以忍受的 “对党绝对忠诚……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的言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成为中共病态意识形态体系的一句“名言”。在 2017 年，他即当选政治局委员，成为国家领导人序列的一员。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 “忠诚” 作为中国政治体系的 “铁律” 的重要性。因此，对于重庆的官员来说，一个多月后召开的二十大比历史高温、限电和山火等问题更加严峻。更关键的是，这些事实困境并不是全员核酸的阻碍，正相反，因为这些问题作为背景，排除万难坚持全员核酸才显得更加忠诚于 “动态清零” 的这场政治运动。因此，在中国的防疫过程中，核酸检测受到了病态的强调。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防疫措施，而是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政治忠诚仪式。在官方语境中，“核酸检测”既是具有绝对共识的防疫语法，也是可以体现社会动员力、决心和忠诚的“担当行为”。因此，在 2022 年，中国人在所有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进行核酸检测，你可以明显感觉到，那已经是一种“政治表演”。人们在山火下进行核酸检测，在台风中进行核酸检测，为鱼塘中的鱼进行核酸检测，为堆砌的石料进行核酸检测，翻山越岭 10 公里为深山中的人进行核酸检测，策马进入大草原为偏远的牧民进行核酸检测，甚至为攀登珠峰的人进行核酸检测，在“忠诚”与“动员”的语言体系下，完成极限动员，便成为展示绝对忠诚的手段。这让中国的一切政策都导向某种“极端”，不管是社会环境、人民期待、官员文化，再叠加外部的灾难高发的极端环境，整个社会政策愈发难以预测，难以捉摸，叠加极端施政的文化，让中国变得危险。在未来一段时间，不管是可能爆发的气候危机，还是地缘政治的紧张，中共的极端施政都让社会变得脆弱且容易失序。而中国的脆弱，也成为地区中的不稳定因素。且在这种失序中，官民矛盾也会处于紧张状态。

因为完全单向的所谓“法治”，让官员们唯一需要关注和取悦的对象是那个遥不可及却又无比接近的“中央”，排除在社会契约外的市民已不是他们的考虑范围。重庆人向来以激烈的脾气著称，市民对这种荒诞现象感到难以忍受。8 月 26 日，沙坪坝区一街道上的千名居民走上街头，准备冲击隔离路障。当局紧急调来特警与居民对峙，但居民坚决要求解封。最后，事件以官方妥协结束，涉事小区在当晚 12 点恢复自由。与此同时，在重庆，类似的抗议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二十大”这个真正的“政治紧急状态”的压力下，面对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以及在追求 “清零” 目标的过程中，官员们所能采取的唯一手段便是病态地推行核酸检测和封锁措施。在这个酷热的夏天，一场拉锯战正在上演，这并非是病毒与人的较量，而是行政体制与社会之间的较量。中国人原本就微薄的安全感和脆弱的社会契约，如今正走向瓦解。

常态化：疲惫防疫下的建制退化

上篇所提及的重庆在这个夏天的荒谬，却还不是中国一种最典型的情况，身为四大直辖市之一，重庆的财力和资源自然在西安等城市之上。这是一座既渴望展现忠诚，又具备充足行政能力的城市。在中国其他地方，根本不消如此多的灾难的共同降临，一座城市秩序早就要崩溃。这种秩序崩溃不是因为极端事件，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原因。

中国政府推行的“动态清零”方式，是一种对行政资源的要求极高的昂贵手段。短时间内完成病例的追踪、确认、筛查和隔离，既要求精确又要求迅速，其成本巨大。首先是核酸统一检测，为了覆盖整个城市，因应城市人口的分散性，需要大量人力投入采集和运输。以重庆为例，全市人口达到 3100 万，要完成全城核酸采集，重庆市需投入 13.7 万名采样人员。以每人每天 200 元的补助计算，仅采样人员的日成本便高达 2740 万元。末端检测方面，重庆市日检测量为 282 万管 / 日，另外从四川和贵州等省调配 40 万管 / 日，可达到 322 万管 / 日的检测水平。这与常驻人口的比例为 1:10，正好满足日常 10 人混合在一管样本的核酸混检要求。根据公布的单管成本 2 元计算，这又是 644 万元的支出。以上所述仅涵盖采集和检测的末端，转运、复核、沟通等中间环节尚未计入。在疫情紧张时期，核心区域为了提高检出速度，实行单人单管，上海市封城期间很长时间采用 5 人一管，因此封城时期，上海的单日核酸检测能力达到了惊人的 850 万管，与常驻人口比例为 1:3。这得益于上海市雄厚的财政实力，以及长三角周边许多城市的检测力的共同支持。

显然，动态清零所需要的检测量巨大，即便是重庆和上海，仅凭自己城市的检测能力无法完成单日的速度，因此核酸检测的“应检尽检”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城市的财力，二是城市是否处于一个周边城市集群中。在中国，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城市并不多。2022 年 3 月爆发疫情的东北城市吉林市，发佈的日检测能力为 29.3 万管，但吉林市拥有 400 余万常驻人口，因此检测与人口比例为 13:1，已经小于 10 混 1 检测的能力。换言之，无论疫情多么严重，吉林市都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全市人口的核酸筛查。因此，早在 2022 年 3 月 30 日吉林市便宣佈：不再全域开展核酸检测，转而采取更高效、精准的核酸筛查方式。这或许是中国最早宣佈放弃全员核酸检测的城市，而放弃之时疫情尚未到达拐点。这表明，放弃全员核酸检测并非基于疫情的考量，而是由于市政能力的硬性限制。

吉林市的问题实际上是全国许多城市的共性。回顾 2022 年盛夏时节，全国疫情大爆发，直至 9 月初几乎所有省份都出现疫情，共有 33 个城市封锁，近 4 亿城市居民面临 “常态化防控”。到了这个阶段，形势已经十分明显。对于郑州、兰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省会级城市，以及他们代表的二线及三线城市而言，一旦疫情成规模，清零目标就根本无法实现。这些城市既没有足够的核酸检测能力，也没有充足的流行病学调查手段，更没有足够的方舱供隔离，因此无法快速打断病毒的传播链。剩下的方法只有一个 ――“停止”，既封城让流动性归零，但也不采取什么措施。我称之为 “行政消极社会管理”，这种消极的停止贯穿中国的各个领域。面对行政风险，各种行业、项目、防疫和手续，政府都选择停止审批、运营、流动和办理。作为行政权力深入社会各个领域的国家，政府确实可以在各种领域关紧闸门，让城市、行业、网络停止下来。停止就不会犯错，停止就不会承担责任，至少政府领导们这么认为。

因此，在上述城市，全面封锁，禁止流动成为了通行做法。在 11 月 4 日，内蒙古呼和浩特新城区一名女子在封城一个多月后坠楼身亡，坠楼前她的焦虑症发作，家人求医却被拒绝。更为恐怖的是，跳楼后女子的女儿在物业群里哭诉，请求物业打开楼下被焊死的硬隔离，而物业在十多分钟后才前来开门，而救护车在跳楼后半小时才抵达。官方回应称：围挡门并未上锁，死者早就有自杀倾向，再次粗暴将所有责任推给死者。但在这之后，硬隔离措施也被悄然放宽。实际上，在类似呼和浩特这样的地方，到了 11 月初，行政能力已经完全疲惫和瘫痪。

然而，在更小的城市，行政权力还可以肆意胡来。7 月初，安徽北部近百万人口的小城泗县在一周内感染人数超过 500 例，仅 7 月 2 日一天就感染了 288 例。安徽省省委书记竟在发佈会上承诺“一周内实现社会面清零、零死亡、不外溢”。在一种科学的角度，这三个目标任何一个可以实现，恐怕都得要病毒拥有党性、听省委书记的命令才能实现了。此种目标承诺根本就是完全不顾科学的人定胜天思想，实际上能确保实现的唯一办法就是造假和掩盖。结果到了 7 月 8 日，泗县真的实现了社会面清零，我想其方法与上海各区完成军令状的方法相似。

这就是中国城市在进入 “常态化防疫” 时期的命运。所谓 “常态化”，指的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共总是以运动式的方式进行一种社会治理或内部建设。而在运动结束时，这种运动通常很难退出，而要进行某种 “常态化”执行。这是因为每一个“运动”都是针对一个“关键问题”的承诺，且在执行中具有极高优先级，成为一个官吏治理和驱动的“能动性结构”，因而成为一种在体系臃肿失序中的“秩序抓手”，只可能被新运动替代或自我蜕化，而基本不可能主动退出。这些“常态化”事项包括各城市在文明城市创建时会运动式地进行市政治理，近年来也开始提出 “常态化文明创建工作”。中共在二十大前进行了集中的党史学习运动，其后也提出 “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还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 “扫黑除恶” 常态化，党内也有作风建设 “常态化”。运动式的资源和精力消耗如何能实现常态化呢？所谓的常态化通常面临几种结局：一是新瓶装旧酒，将原有的日常工作重新命名，例如将日常公安事务纳入 “扫黑除恶” 常态化；二是逐渐消失于人们视线，如党史学习常态化已不再被提及，文明创卫常态化难以落实；三是政府迫切需要推动的项目，如今年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原本是临时去库存的措施，但在政府财政紧张之下，却有足够的 “募资常态化” 的冲动，当然在财政困局下也已经破产。

接下来回到 2022 年第一大政治运动，不得不实施的 “常态化防疫”，由中央政治命令推动，地方必须执行，并带有明确的 KPI 指标。中央权力强压的结果是让越来越多的城市变成郑州、兰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顾此失彼的城市。在追求指标的过程中，这些城市逐渐疲惫，最终导致政府建制退化，行政能力接近瘫痪。建制退化是理解 2022 年中国发生的转变的一个重要线索。传统上认为，极权政治体具有强大的社会控制力，但极权社会并非机器，而是由众多被激励和惩罚控制的层级制个体组成。在微观权力运作过程中，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个极权体制如何失效。

建制退化是本书后续的一个重要话题。在此讨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 “常态化防疫” 导致政府内激励体系的完全失效。正如前文所述，中共希望创建一个以信念和使命为驱动的组织。这样的组织理应能够摆脱日常激励而正常运转，全靠使命和初心。但这仅仅是幻想。中共组织仍需要大量激励措施才能运作。我们在上海封城时提到，在琳琅满目的防疫标准中，为什么 “无疫小区” 成为各个居委会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个目标与体制内的一系列激励措施捆绑而实现。在 11 月的郑州市，便一口气提出了无疫小区、无疫机关、无疫单位的创建，但这一切激励目标的上马，对郑州防疫情况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从富士康员工离职到大规模抗议活动，郑州的疫情愈发失控。这是因为在上海或重庆，各级行政部门尚有充足的财政和人力支持，仍然认为“动态清零”是可行的。但在其他城市，核酸检测、传染病溯源调查、转运、方舱资源都不充足，实现清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导致激励目标无法实现，进而使激励措施失效。

此外，防疫工作不仅有官方设计的正向激励，还有巨大的负激励。在 2022 年，许多地方官员都因防疫不力而受到处分和解职。在正向激励难以实现、负激励巨大的情况下，官员既畏难又畏惧，往往选择一个不负责任的最低风险方案 ―― 消极的 “社会静止”，完全静止疫情则不会外溢，而不检测，则不会知道有多少新的病例。

而防疫成为 2022 年的绝对主题，所有行政工作围绕防疫展开，防疫激励体系挤占并替代了其他正常的市政或经济发展目标，无论是在财政投入还是政府内部的关注机制上都是如此。这导致其他市政目标相继停滞。在中共的 “运动式” 和运动遗留的 “常态化” 工作模式下，正常的市政与经济指标激励失灵成为一个显著现象。最后，防疫消耗了许多城市的财政资源，实际上影响了大量公务员体系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行政体系仍在勉强运行，其运行也在激励资源枯竭时效率大减。

任何体系都需要在充分激励的情况下运转，而无法如中共所期待的那样靠“初心”替代激励。一个系统一旦激励失灵，行政行动就会逐渐停滞。为了应对这样的问题，技术手段被大规模运用于防疫之中，用自动化的技术完成防疫——这就是让人恐惧的“数字极权”。一旦政府可以使用全自动手段罗织一张居民的防控网络，上述激励丧失就不再是问题。当然，“数字极权”是个巨大的话题，中共也是全球维稳软硬件技术毫无疑问的第一大国，确实依靠技术投入让其治理的边际效应不那么快速上涨。但至少在当前技术水平下，技术发展还远远跟不上他们对社会控制野心的膨胀。上海在封城后运动式的投入大量名为“数字哨兵”的小区、写字楼进出管理设备。这是一个几乎三分之二人高度，圆柱形的机器，具有扫描和显示屏。设备通过人脸识别并和“健康码”系统联动，实现让没有核酸检测的人“寸步难行”的目标。逻辑上完美无缺，但实现上有巨大问题，如果有人直接绕开这个设备进入一个大楼或小区呢？因此在“数字哨兵”实施中，如果要实现对所有人的检查，就需要每个数字哨兵配备一个专人值守，提醒进出的人完成扫码。但如果已有这个人，何不直接由他完成“健康码”的检查呢？

市民进入各个场所比如扫描的“场所码”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对于任何不设置门禁的场所。政府又运动式地在进出位置设置了摄像头，以清点进出人数，与场所码的扫码数进行比对。但上海市的各个经营实体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数字比对工作又成为基层行政体系难以完成的任务，只能在有上级检查时运动式地执行。

数字技术不仅为官方提供能力，反过来对普通市民 hack 官方系统同样提供了方法。从夏天开始，各种各样“伪装健康码”程序突然流行，用户在手机上可以离线使用，并可以随意更改信息，生成各种动态的，与官方 UI 样式一致的“健康码”与“场所码”图案。一下子将众多市民从频繁的核酸检测中拯救出来，甚至很多人依靠“伪装健康码”在一些封锁城区完成了出城的操作。因为这是一个秘密的方式，因此很难统计有多少人实际上在使用这些“伪装健康码”程序。不过官媒新华网在 2021 年就发佈文章《假 “健康码” 背后藏了什么 “鬼”？》，并在文中恐吓程序的开发者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但到 2022 年，各种各样的程序依然被很多市民悄悄使用，技术不仅对极权有效。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官方体制陷入疲惫、困惑，与体制共生的诸多网络自媒体也开始纷纷改变立场。曾无条件赞扬政府政策的周小平、“爱国”艺人黄安等人，都开始对“动态清零”和封城政策提出质疑。这正是建制整合力开始瓦解的典型现象。

在那漫长的酷夏结束后，人们对国家的未来陷入了深深的困惑，然而更多的是疲惫。酷暑蒸发了希望，“常态化” 所带来的麻烦与生活暂停的恐惧耗尽了精力，此外，还有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不断袭击。这符合常识，没有人可以在极端状态下长期维持，对社会和个人，这都是一种危险的透支，随后便是失控。从上至下，这种感觉已从城市各个角落开始显现。

又一个寓言式的交通工具事故出现，9 月 18 日的贵阳，又一次强制转运开始。如前所述，转运总是在深夜进行，一方面是为了满足 “日清日结” 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深夜强制转运，其争执过程比白天更难用手机拍摄记录，从而降低舆论风险。在这天夜里，一辆载有 47 人的大巴在凌晨 2 点的高速公路上行驶。在炎热的夜晚，司机穿着一整套密闭的防护服，脸部也几乎被完全遮挡，载着全车人驶向他们无法预知的命运。大巴随后发生了严重的侧翻事故，直接夺去了 27 人的生命，其他 20 人也全部受伤。

“我们也在那辆大巴上。”事后，人们惊恐地说着。然而更让人害怕的是，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贵阳仍然在凌晨进行着大规模的转运，巨大的伤亡没有带来任何检讨和变化。看来，这将是一场难以苏醒的噩梦。

10 月/11 月 革命年代

故事将迎来最高潮。

不可能有人预料到，2022 年中国将爆发自 1989 年后最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这股浪潮会席卷全国。这恰恰是过去几乎所有人对中国想象的绝对反面，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高压到不可能发生街头运动的国家。

我相信在若干年后，如果需要一个例子，以证明政治的不可预测性，我们依然可以用 2022 年底，这场革命的突然降临，来为作为一次最生动的注解。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这次运动毫无意义，不过是一次片段的、短暂的、快速结束的革命，甚至可以被当作一种极端状态下的偶然事件，而没有研究的价值。

这是一次速朽的运动，还是一次开始，决定了你将如何理解和看待中国，我将细细为你展开其中的面貌。

四通桥：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2022 年犹如一颗奇异之星，它照耀在中国人命运长河中的特殊节点，像是中国人过去所有选择的一次出清。在这一年，他们为过去对政治与社会的冷漠与淡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年不仅关乎往事，更映射着未来的走向。二十大预示着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开始，他年仅 69 岁，失去了任期限制，预计还将在中国继续独裁至少 10 年，乃至更久的时光。

当这一切摆在中国人面前时，他们已失去了选择的机会，甚至失去了评价的权利。他们在惊骇地窥见命运的恐怖之际，同时也看到了命运的必然性。如今，我们等待着中国人面对这一切的抉择，尽管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中国的行政体系在社会管理、服务经济等诸多领域并非擅长，然而在压制社会方面，以警察为代表的体制却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也是中国公安警察体系的特殊性，即使所有政府部门陷入瘫痪，只要公安警察体系依然稳定运转，共产党就能维持对社会的极大压力，无论是在网络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中。中国拥有庞大的警察及相关队伍，正规行政编制的警察约 220 万人，事业单位编制和合同制的警察队伍约 50 万人，无编制的专职辅助警察队伍约 200 万人，武装警察队伍约 60 万人，执行警察职能的城管执法人员约 20 万人，城管的协管、助管员约 80 万人，受公安机关统一管理的第三方保安公司雇员约 530 万人。因此，中国负责社会安保的总人数达到 1160 万人，每 1000 人的治安人数为 8.2 人，这个数字是警察治安队伍庞大的美国的 2 倍多。

这部分人员和装备的开支被称为 “维稳支出”，它们分散在政府财政计划体系的各个方面，使得总数难以统计。这部分巨额支出在中国社会中如同一个公开的秘密，人人都知道其巨大，但不知具体数量。维稳支出非常刚性，自 2019 年以来，财政难以承受沉重负担，公务员的工资和收入持续下降，欠薪频发，但警察队伍却始终未受影响。因此，这是一个在人数、资源、政治整肃和教育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先地位的组织。这仅仅是现实中治安部队的人数。在网络上，中央和地方网信办以及第三方网络监测和审查公司构成了一张数量未知但同样庞大的网络维稳队伍。加上 AI 等各种数字化审查技术的支持，以及对公民隐私毫不在意的直接侵入，这是一套严密而残酷的体系，几乎扼杀了中国人反对政府政策的所有可能性，从线上言论到线下行为。任何言行都会被迅速发现、迅速介入，因而无法形成影响、其痕迹迅速清除，随后还会面临严厉惩罚的恐吓。在 “维稳” 这个社会能力上，中国政府几乎已经达到了顶峰。这意味着任何反抗者都必须带着孤注一掷的觉悟。除非最极端的困境，中国人很少有勇气突破这层厚实的铁幕。

因此，政府考虑在为社会反抗行为施加最大的恐惧的同时，只要控制人们对经济增长的乐观态度，使中国经济体系能够正常增长。再利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依靠负责任的官员解决人民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国岂不是建成了一个最安全、风险最低、最稳定的社会？但实际情况却是，这导致了另一种极端，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维稳体系总是能够“隐藏成本”、“隐藏反馈”地将居民逼至绝境，而铁幕则隔绝了所有温和、理性的反对声音，使一切变得极端。

在前述章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并非软弱可欺。疫情封城期间，中国人时常展现出抗争精神。然而，这些抗争往往是“生存抗争”，他们大多有一个实际的生存目标，如物资、拒绝去往方舱或要求解封，以改善自己的实际困境。在中国，政治性抗争当然比生存性抗争更为敏感，个人可以就自己的具体生活事务提出意见和诉求，但不能针对公共状况和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中共容许自私的公共表达，却不允许无私的公共表达，因为后者会对其执政合法性造成冲击。

因此，自 1989 年以来，抵抗强拆、反对化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抗议活动确实发生过，但政治性游行仅有一个例外，即被政府允许甚至组织的 “反日游行”。然而即使是反日游行，在 2012 年后也销声匿迹。最接近发生的政治性游行是 2011 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期间引发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但这场运动最终被政府迅速镇压。直至今天，虽然过去仅仅十余年，知道这件事的人已经不多。2019 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短短一个月内连续发生过百万人次的大规模游行，但这对硬心肠的领导人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相反，他对此感到不安和挑战，反而强压香港，导致公民社会在此之后几乎彻底瓦解，到 2023 年区议会选举大倒退后，香港基层社会几乎凋零。

因此，在中国，人们普遍对社会现状改变持绝对悲观态度，认为公共表达根本没有空间和可能性。尤其是政治游行和运动，更是无稽之谈。即使偶尔发生，也不可能规模化，会被迅速镇压。最大的悲观观点是，即使规模化，也不会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这解释了为什么 “中国崩溃论” 如此受到欢迎和追捧，因为任何主动行动都不可能，自然只能寄望于其自我崩解。在很大程度上，这确实是事实。然而，2022 年底的白纸革命和动态清零的结束，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新可能。

关于白纸革命，我认为将其放在整个 2022 年的抗争背景下，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人们最终走上街头。

2022 年的政治性表达最早出现在上海封城期间。那是 4 月中旬，上海仍处于封城之中，由于物资短缺引发的饥荒和因无法就医导致的死亡已经大量出现。

在 4 月 17 日深夜，网上突然传出许多照片，展示了兴国宾馆附近街头有人挂出抗议封城的横幅。这些横幅都是用白布制成，并以红色笔墨书写，共有 4 条。其中一条挂在华山儿童公园紧闭的铁门上，写着 “反对无限制封城”；另一条悬挂在路边监控探头的横杆上，上面画着一个红色惊叹号，写着 “此内容因违法无法查看”，这是微信文章被删除后的提示页面，批判政府在疫情中对负面消息的处理方式；第三条横幅悬挂在行人红绿灯和一颗树之间，上面写着 “人们正在死去”；第四条悬挂在另一个人行红绿灯和一棵树之间，这是字数最多的一条，上面写着 “逝者名单”，列举出了 “东方医院护士、一位哮喘病人、拉小提琴的人、浦东一位透析病人、信息中心主任、经济学家的母亲、一位抑郁症女子、保安队长、独居老人、一位癌症患者、被网暴给外卖小哥 200 元的女性、两位清华校友、共康新村的一位老人、交大退休教授、永康居民区一位老人……”，这些都是在封城前半期比较受到关注的一些典型的遇难者。在名单最下面，写着一句 “武汉上海丰县乌克兰你我”。

这是中国长时间未曾见到的纯政治性公共表达。然而，由于上海当时正处于封城前半期，《四月之声》事件尚未爆发，维稳部门立即对此事进行了大规模删除，导致事件影响有限，但在当前依然有非常广泛的传播。但对于目击者来说，这无疑产生了震撼效果：原来这是可能发生的。

几个月后，在 2023 年中共二十大开幕前三天，一件更震撼的事情发生在北京的四通桥。这是一次更为坚决的、不顾一切的抗议。四通桥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是当地高校密集的核心区域的一座高架桥。那天上午，一名头戴黄色安全帽、身穿橘色工作服的男子，伪装成市政工人，走上四通桥。他在桥上悬挂了两条横幅，打开了事先录好的扩音器，并点燃了轮胎，制造出磙磙黑烟。这立刻吸引了上班途中的人们注意。他们逐渐看到了与 4 月上海相似的白色布条和手写红字，只是这次的内容，尺度比 4 月上海上了一个台阶，这些文字直率坦诚，直指向所有最核心的诉求，让看到的人产生一种长期在维稳体系下生存的，生理性的慌张和恐惧。

一条横幅上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另一条横幅上写着更直率的话：“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起来，不愿意做独裁者奴隶的人们！反独裁反专制救中国 一人一票选主席！！！”在他的扩音器中，他说道：“要吃饭，要自由，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事件发生后，很多人在微信里讳莫如深地谈论“四通桥”，在算法对图片进行封禁前，纷纷分享这惊人的一幕。尽管很快被封禁，人们还是暗中告知如何在外网搜索到这则消息。这是一次破天荒的事件。

这起事件似乎是一位姓彭的勇士所为。他在 Twitter 上发过类似的口号，从事件发生后便一直失联，没有任何消息，官方对此事没有任何回应。他以殉道的方式抗议，深知自己将面对的全部命运。他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在二十大开幕时引发全国范围的罢工罢课，并推动政府内部的变革。他曾表示期望有勇敢的军人像蔡锷一样站出来，推翻专制政权。抗议后，他很快被捕，他的 Twitter 也被清空，可能是警方搜查手机后的举动。然而，在二十大召开当天，他的 Twitter 更新了一条孙中山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文”。

当然，他所期望的一切并没有发生，实际上这些愿景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关于新蔡锷的出现，实在是豪赌。中国军队错综复杂，整个体系极不透明，习近平上台后以整顿军队秩序和更换信任的将领著称，让他的预期存在于几乎不可能预测的黑箱。至于全国范围的罢工罢课，我认为这在短期内也不可能，这是我很想强调的观点。没有一场全国范围的街头运动能一蹴而就，这一代年轻人没有任何街头运动经验，绝大多数劳动者也没有罢工经验，因此从零直接跃升到全国罢工，这种期待不可能发生。彭的想法本身就透露出浓重的绝望，即使全国范围的罢工罢课也可能无法终结专制政权，政治体制只能从内部瓦解，所以他呼吁蔡锷，希望依靠军事政变完成变革。这几乎是寄托在奇迹上的希望。

这让彭的行为实际上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许多人认为他并未经过深思熟虑，只是在做无谓的牺牲。他的行为背后，似乎只是政治幼稚的体现。然而，这样的评价可能过于苛刻，事实上，今年发生的事件证明这些批评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彭飞蛾扑火式的行为无法实现他所期望的结果，但他的自我牺牲成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象征。在中国古典历史中，王朝更迭合法性的典型事件是 “汤武革命”。在《尚书·汤誓》中有这样一句激昂的宣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这句话描述了在夏桀暴政之下的人民无力推翻暴政，因此他们绝望地宣告：“太阳啊，你什么时候才能灭亡呢？我宁可和你一同灭亡。” 这表达了隐藏在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帝国末日景象，并揭示了人们的绝望，与他们以殉道表达政权不合法的传统信念。彭的主张在政治和社会运作上是不可行的，但他坚决的自我毁灭却点燃了至少在 2022 年末，国民对帝国灭亡的绝境期盼。这是一种特殊的暴力形式，属于我们在前述的警察暴力、自毁暴力与随机报复的暴力中，自毁暴力的政治式表达——当人已经决意赴死时，具有政治倾向的人当然会作出孤注一掷的努力。中国的社会机器唯一可以的应对方式就是通过网络删除抹除其痕迹，但这便会遭遇“真相角逐”的社会抵抗。面对悲剧性自毁的社会激愤，这种“角逐”的决心也是巨大的，刺骨的真实是很难压抑的。

就在十几天后，这绝望的口号就被人复制使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几位上海青年将他的口号制作为横幅，并跨过街道拉出长长的布条走在襄阳北路，在傍晚轻垂的夜幕中，他们迎着车流与车灯的亮光，沉默地逆流行走，让横幅掠过一辆辆汽车的顶部，像是在为这些汽车与其中的人洗礼，车中的人看到横幅上的字，以鸣笛报以他们的回答，像在说“我看到，我知道，我愿意”。

又两个月后，人们聚集在中国各地，突然高喊：“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 在场的每个人都对这句话熟悉得无需思考，似乎在心中已默念了千遍万遍。经历这些，我就明白，彭的牺牲并没有白费，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间里，他将成为一个绝对的象征。

弹窗中高潮迭起的二十大

彭在二十大开幕前三天的抗议，让中共备感压力，事发后北京市政府开始招聘 “看桥员”。实际上，在重要会议期间，北京的行人过街天桥通常会安排民兵或武警驻守。然而，四通桥抗议却发生在本没有行人通行的机动车高架上，这使北京市不得不扩大 “看桥员” 的数量。然而，北京如此之大，不仅仅是桥梁可能遭遇抗议。在二十大开幕当天，复制抗议再次发生，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男厕所被贴满了反对习近平的标语，墙上被黑色喷漆涂上了 “反核酸”、“反独裁” 的大字。张贴在墙上的海报上写着 “要吃饭、要自由、反独裁、救中国” 等字样，包括 “新护国运动” 等，明显主要信息来源于四通桥抗议，成为一次模仿行动。

在这些显现出的反抗事件之外，背后还有许多被系统压制的事件，数量难以估计。在二十大前半个月，公安部发言人在公布运动执法夏季 “百日行动” 的成果时，还是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发言人表示，截止 27 日，“百日行动” 共破获刑事案件 64 万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143 万余名。143 万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按照 15-64 岁人口数量计算，该年龄段共有人口 9.6 亿人，143 万人，相当于每 1000 人中就有 1.4 人被捕。这已经超过了治安状况最差的萨尔瓦多，每千人犯罪率为 0.48 的近 3 倍。在这个夏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难以想象。

除了警察系统的高压外，防疫体系也在以最高压力遏制北京在二十大前发生疫情爆发。然而，真正有效防疫技术是匮乏的，北京只能以最粗暴的方式进行人员流动性管控，即被称为 “弹窗 3” 的遏制方式。2022 年，中国人的合法流动都需要健康码绿码。所谓的弹窗与重庆的 “橙码” 类似，当你打开健康码时，不会出现任何颜色的码，而是一个无法被取消的弹窗。他的意思很明白——不可以去北京。

在 2022 年 7 月之后，北京市的健康码共有四种弹窗，其中三种都有明确的标准。弹窗 1 表示在过去 7 天内曾访问过疫区；弹窗 2 表示正处于入境隔离期；弹窗 4 表示未进行核酸检测。而关键的弹窗 3 有一个颇具科幻风格的名字 ――“时空关联排查人员弹窗”。这个概念源于一直被中国居民讥讽的 “时空伴随者” 概念。通过手机移动基站数据判断你曾经与确诊者在同一时间连接过同一基站，从而将你视为风险人员。然而，这种数据非常容易被操纵。当时的北京，只要离开市区，就很可能遭遇弹窗，而这个弹窗非常难以解除。像许多中国的问题一样，官方都提供了一套文书上完善的行政程序来解决问题，但在现实中，这些问题几乎不可能解决。当时北京的弹窗就是这样一个极为严格的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

因此，发生了一起荒诞且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2022 年 10 月 6 日，北京市房山区的 6 名成年人和 4 名儿童在登山远足时被困。房山户外搜救队接到消息后，前往营救。本来有一条正常路线可以到达事发地点，但救援队却意外地绕了一条远路。这条远路 “除了断崖就是绝壁”，“老队员像壁虎一样，趴在崖壁上，让新队员踩在自己的肩膀上行走。” 经过 10 个小时的夜间跋涉，他们终于在早上找到了被困的 10 人。选择这条远路的唯一原因是正常路线靠近北京与河北的交界，搜救队员担心自己的手机连上河北的基站会导致弹窗，使得在北京无法行动。当然，《北京晚报》报道这一事件时，这个故事变成了被困者的位置有些 “特殊”，在救援队副队长陈文明的带领下，大家选择了一条稳妥但距离较远的路。这是这个时代的魔幻现实主义。

在当时的北京，许多商务人士在不得不出差的情况下，会带上自己父母在北京的手机，以防万一出现弹窗，至少不会影响自己的健康码。而父母由于本就在北京，也不会遇到无法返回的尴尬。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商务人士的手机则全程关机，直至确保进入北京后才敢开机。这是这个时代的赛博朋克。

在 10 月，我也不得不前往北京一次。整个过程相当曲折。首先，我需要进行所谓的“养号”：由于大部分在京外人士的北京健康码都会显示弹窗 3，我需要在上海频繁地进行核酸检测，保证全部阴性，并将这些阴性结果同步到我的北京健康宝。此外，我的活动范围也必须没有疫情痕迹，才有可能解除弹窗。幸运的是，经过半个月，我的弹窗最终解除了。为了确保我的事务能够顺利完成，我不得不提前 11 天抵达北京，预留出 7 天的隔离时间。因为很多人的经历是，尽管事先没有弹窗，但一到达北京就会遇到弹窗，只有隔离 7 天才能解除。随后在乘坐高铁前往北京的过程中，我在列车即将抵达时在手机上完成了登记（必须在即将抵达时进行登记，过早登记可能会导致弹窗，甚至无法入京）。这份登记包括了我何时抵达北京、何时离开、来京事由、住宿酒店名称、酒店详细地址以及酒店所在街道的名称等信息，就像一份落地签证。因此，当时去北京的人都把这个称为 “北京入境登记”。

当火车抵达北京后，我迅速冲到火车站的核酸检测点，自费进行了一次速度最快的单管核酸检测。这样做是为了在 “北京入境登记” 被疾控人员审核时，我已经拥有一份在北京市所做的核酸阴性证明。在入住酒店时，我必须尽快主动给街道打电话报备。所有这些操作都是为了尽可能证明自己的 “清白”，以避免遭遇弹窗的厄运。回想起来，这次经历荒唐而有趣，但当时却感到无奈和屈辱。

所有这些，都不是因为当时北京或上海的疫情十分严重，而仅仅是为了让伟大的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能够按照习近平所喜欢的方式顺利召开。这次大会对习近平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他在饱受争议的情况下，突破最长连任两届中共领导人规律，开始第三任期的关键时刻。在此之前，当然人们只能在真实生活中抱怨他的专权和野心，在网络上，提及他的名字都是禁忌，更遑论批判他了。然而，在海外的中文媒体上，许多人迎合了国人对习近平连任的担忧，开始炒作关于习近平将被李克强替代的谣言。这个谣言甚至延续到两会期间，很多人都在期待变量的突然出现。但当然，意外并未发生。甚至，非习近平势力在二十大上遭遇溃败，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都未能入选新一届政治局委员。而习近平的亲信 ―― 上海封城时的市委书记李强成为新任国家总理，甚至被认为无缘常委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也跻身政治局常委序列。此外，习近平的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被认为与李克强和胡春华同为一个派系，却在一个诡异的场景中被架离现场。可以说，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以习近平的全面胜利告终。

在大会报告中，一系列展示习近平执政特色和愿景的新概念被提出。所谓的 “新发展格局” 指的是在未来外交贸易困境和脱钩风险增加的情况下，重点发展国内市场和内需。而 “高质量发展” 则意味着从以 GDP 增长为目标转向实现 “共同富裕” 和 “高技术领域的发达”。其中，一个关键点是 “坚持” 开放。这里的 “开放” 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邓小平 “改革开放” 的自由市场秩序，而是以中国为主导，通过 “一带一路” 等手段，将其他国家纳入中国的发展进程、参与中国构建国际秩序的开放。所谓 “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中国在 “民主” 话语权竞争中所采取的策略。因为 “民主” 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代价值观，中国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式，让官员扮演圣徒角色，倾听民众的诉求并解决他们的需求，以取代西方以行政分权和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制度。而 “中国式现代化” 则意味着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以西方的价值观为依托，而是融合一党专政、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等要素，用中国政府的方式来定义 “幸福”和“现代”。这是中国野心的全面爆发的时刻，从传统“改革开放”时放低身段，积极融入国际主流价值，到开始重新定义“民主”，定义“幸福”，定义“现代”，一种最彻底的“权力意志”，似要“重估一切价值”。当然这不过是他们给自己设置的又一个危险目标。从 2022 年的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到 2023 年的两会，解读习近平在第三个任期内的抱负、执政方向以及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无疑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或许值得另一本书来阐述。

在这样一个高压且受权力深度影响和塑造的背景下，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在 16 日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当天，中国最大的实时通信软件微信如常进行开幕式直播。然而，当天朋友圈却突然被另一个直播间刷屏。这是一个务农的电商博主正在出售自家的土鸡蛋。原本平时不受任何关注的直播间在当天突然涌入了 50 万人，观众们纷纷留言：“老母鸡还要再养五年吗？”、“你这只母鸡有大学文凭吗？是不是只上过小学啊？” 这让直播主大感惊讶，这个直播间一时间成为了人们发泄对习近平不满情绪的出口。尽管这个直播间后来也被关闭，但它也揭示着，这个社会还没有完全死亡。

富士康逃离与抗议：谣言与一切的反噬

二十大的“胜利”如期降临，但“伟大成就”未能抹去疫情中社会的疲惫和惨淡，反而因为确保大会顺利进行而施加的各种高压政策，加重了人们的失落。尤其是又一个重要希望的落空——在二十大前，很多人对防疫的共识是：它完全是政治性的。既然如此，防疫自然应服务于政治目的，因此社会渐渐产生了一种二十大后疫情政策放松的预期。但遗憾的是，这一切并未发生，二十大之后一切如常，疫情政策的转变遥遥无期。

然而，情况在悄悄起着变化。河南省郑州市从 10 月 4 日二十大前就开始爆发新一轮疫情，但在这轮疫情中，那种不管不顾的 “动态清零” 作为至高目标的原则似乎正在缓缓转变。这样一个例外，始于 2023 年以搅局者姿态加入台湾大选的台商郭台铭的富士康河南工厂。这家工厂对河南省而言，是一个特殊且举足轻重的经济存在。生产着几乎全球一半的苹果手机，它在中国的这个最大厂区最高峰曾雇佣了 35 万名员工同时工作。2019 年，郑州富士康以 316 亿美元的出口额位于中国之首，是当年中国最大的外贸出口企业；进口额 164 亿美元，仅次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个巨型央企。富士康占郑州进出口总额的近 82%，同时占河南省总出口额的 65%。因此，无论对河南省的就业情况还是经济发展，富士康这单一的企业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在上一章的“疲惫防疫”中已经说到，郑州市的财政能力远不及上海重庆，在完成“动态清零”上已经捉襟见肘，而防疫工作对经济活动又有毁灭性打击，如果导致全年税收因此彻底停摆，则会遭遇更严重的财政困境，进而引发行政困境。因此很容易理解当时郑州市负责人的想法：富士康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封闭式工厂园区，只要在这里划出一个“防疫特区”，并使用较放松的防疫标准，是否可以既可以保证富士康的疫情不会外溢到郑州市，还可以保证郑州的经济和税收不会彻底崩溃？在疫情中，每个人的生计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若此时能确保富士康工厂的员工在疫情期间继续工作和正常生活，那么设立 “防疫特区” 便可以实现郑州市、富士康和工人的三赢。

从理论上看，这个想法是可行的。然而，问题出现在工人这个环节。他们自然希望能正常工作，但在经历了一年关于新冠病毒的恐怖报道和谣言冲刷后，工人们对 Omicron 病毒充满了恐惧，尤其是其后遗症 Long Covid。当时在中国流传的谣言已经开始将新冠病毒称为 “小艾滋”，认为其多种后遗症实际上是病毒逐渐侵蚀和拖垮人的免疫系统的先兆，最终人会像感染艾滋一样免疫系统崩溃死亡。最令年轻工人担忧的是新冠后遗症会破坏生殖系统，导致一系列不可逆的生殖功能障碍。因此，当病毒在富士康园区蔓延时，引发了工人们的恐慌情绪。流言开始传播，声称为了保证生产进度，许多工人开始带病工作。而即使是在工厂内部进行隔离，隔离条件也相当苛刻，影响收入和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开始纷纷逃离富士康园区。逃离现象令人震惊，因为当时郑州及河南多地已因疫情停摆，交通服务完全停滞。因此，许多离开园区的工人只能徒步回家，他们提着大包小包，拖着拉杆箱，在中原大地上徒步数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工人们结伴而行，沿着国道的边缘走过，穿越无人的原野，只为逃离回乡。这给河南带来了巨大压力，因为富士康园区已有疫情，这种情况是否会导致疫情扩散？此外，如此多的人从工厂逃离，徒步数十公里，令人心酸的惨状，似乎也格外突显了河南政府防疫的失序和无能。其后河南政府介入，让各个地市派出大巴车从厂区接回想要离开的工人，这一方面遏制了网上工人沿路逃亡这一“有碍观瞻”的画面，对实际返乡人员也得到了控制，但之后，也发生了返乡人员遭遇自费隔离等争议事件。

显而易见，在缺乏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媒体之后，谣言在信息传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新冠恐怖论”的谣言在上半年确实吓得很多市民支持政府的“清零”政策，看上去对政府有利。但谣言高昂的代价已经开始逐渐浮现。类似的问题其实已经出现在封城期间的上海。当政府征用附近的小区或其他空置设施作为隔离点时，也因对病毒的过度恐惧和传播的谣言，引发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甚至演变成了不必要的警察暴力。

富士康产能因工人逃离而受到严重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郭台铭通过卫生系统官员向习近平提交了一封信件，提及动态清零政策的现行规范可能大幅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优势地位。然而，鸿海电子方面随后否认了这封信件的存在。不过，11 月初，中国发出了第一个积极信号，逐步放宽防疫政策。11 月 11 日，被称为 “新二十条” 的防疫措施调整发佈，将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时间从 7 天缩短至 5 天，并取消了防疫政策的两个中间层级，即 “中风险区” 和 “次密切接触者”，因为这两个概念成为了防疫随意加码的基础工具。

看似一切顺利，看起来从 11 月初开始，防疫政策可以逐步放宽，逐步退出。然而，为什么在 20 天内爆发了白纸革命，并在 12 月初导致中国完全放弃了动态清零策略呢？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中国行政的一种根本逻辑，这种逻辑揭示了“中道”在中国的困境，即 “优化方案” 执行的不可能。任何社会治理都需要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以及执行手段所需的技术。以防疫为例，目标是“动态清零”，即中国各城市一旦出现 “社区病例”，就需要迅速控制并降至零。而手段就是核酸检测和隔离，技术则包括实际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力、网点、检测能力、流行病学调查、转运等。

这里的困境在于，优化根本不可能。因为当技术无法在既定手段的框架内实现目标时，行政部门会为技术不足提供补丁，只要目标不改变，这根本不可能改变。这是很重要的逻辑，我们以防疫为例，作为目标的“动态清零”保持不变，然而“新二十条”限制了手段的范围，缩短了隔离时间，并取消了中风险和次密接的定义，实际上提高了对防疫技术的要求，要求更快地发现病例和更精确的隔离。但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所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城市政府有资源支持这样的技术运作，其他地区则缺乏财力和人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目标保持不变，唯一的选择就是 “加码”，即扩大 “密切接触者” 的范围，延长封锁时间，采取 “连带惩罚”，引发居民间的互相惩罚。实际上，我们之前提到的 “枫桥经验” 也是在基层治安技术缺乏、治安成本不足的情况下，被鼓励使用的一种突破基本法治原则的方法。

可见，目标不变，一厢情愿地限制地方政府的“手段”，只会让地方政府发明更多“加码技术”，来实现“清零”的目标。每一次遏制加码防疫、放松疫情管制优化措施的结果，是更多的加码防疫。

在任何正常的国家，此时应该对目标进行检讨，确保行政目标在行政资源和技术范围内可实现。然而，在中国体制下，行政目标来自至高领袖，具有最强烈的刚性，这使得行政目标的设定往往不合理，即这些目标在社会成本和技术条件下无法实现。因此，行政执行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扭曲手段本身。这导致中国防疫没有 “软着陆” 退出的选择。只要 “动态清零” 的目标不变，地方政府自 2022 年 Omicron 成为主要病毒毒株以来，防疫措施实际上一直保持一致，无法通过调整防疫政策来实现任何改变。

这种行政逻辑不仅影响防疫，而且贯穿于中国的各个事务。在富士康，类似的逻辑导致了 11 月下旬富士康的大规模抗议，可以说这次抗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白纸革命的预演。在 10 月底，工人纷纷逃离工厂后，富士康需要迅速发佈新的招聘信息，以弥补员工缺口。

但刚刚经历了员工逃离事件的工厂，招聘工作自然很难完成。然而，富士康的招聘在河南有些与众不同，作为一家商业企业，它的招聘却成为了一个行政事件。面临招聘困境的富士康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他们下令各行政区招募人员到富士康工作，以弥补工人离职后留下的劳动力缺口。各地都有刚性的招工目标和人数要求，你应该在这里已经感受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这几乎是另一种“清零”政策。据《纽约时报》报道，省政府甚至动员退休军人、基层干部和党员到富士康工作。这些迹象表明，富士康的招聘已完全变成了一个政治任务。正如前文所述，当事情成为政治任务，目标刚性得到绝对保证，而普通技术无法实现时，就只能打破现有手段。为了短时间内招聘到大量人力，政府和富士康只能充分利用 “劳务中介”，这是一种在中国剥削工人的做法。工人与劳务中介而非富士康签订用工协议，劳务中介则向工厂提供劳务调度和外包。所有这些合同都被包装成临时工形式，政府以牺牲工人受《劳动法》保护的权益为代价来完成招聘。这种招聘规则相当复杂，以小时为单位计算工资，但工人的主要收益并非来自这部分工资，而是劳务中介设置的复杂激励体系，就像“无疫小区”，被称为 “返费”。即如果工人能连续工作 30 天，可以获得一笔可观奖励。例如在 11 月，富士康劳务中介的招聘条件是每小时 30 元工资，但入职满一个月，可获得 3000 元稳岗津贴。之后中介再次提高激励，满 60 天可再发 3000 元。当时富士康仍处于封闭环境，工人需要隔离三天才能上岗，因此隔离津贴为每天也承诺发放 100 元。后来规定，若在职满 15 天，隔离津贴每天可达 400 元。

这些完全违反《劳动法》的招聘和薪资操作埋下了巨大隐患。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复杂的规则和高额返费促成了 10 万人的政治招聘目标被实现，但这些过度承诺根本没有经济上的理性支撑。工人们果然发现，在入职后，诱人的招聘条件出现瑕疵，这些复杂的规则被添加了更多限制条件。为了领取第一个月的 3000 元返费，工人必须在 2023 年 3 月 12 日前在职，且请假天数少于 7 天。要领取第二个月的 3000 元返费，他们甚至要等到 5 月。意识到自己被欺骗的工人们迅速开始反抗。11 月 22 日，大量工人走上厂房内部街道，并与迅速赶来的众多警察和特警展开对峙。警方随后开始使用催泪瓦斯镇压，并手持长棍冲入人群进行暴力清场。工人们则用灭火器进行反击，并在厂区内蒐集隔离的水马和铁栏杆等设施用以向警察投掷，或将它们放置在自己与警察之间，阻止警察逼近。为了让外界了解情况，工人们只能依靠 “快手”（一款与抖音类似，但用户更为基层的短视频 app）直播，让人们目睹现场惨状。在一段视频中，一名工人说：“今天晚上发生了如此大的事，但没有一个新闻台的记者过来。按理说这么大的动静，至少得有人来吧。结果没有人，都是我们自己在爆料…… 警察先动手，你们知道吗？” 读到这里，大家当然已经了解了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当然不会有媒体前来采访，大规模的网络视频删除行动已经展开，“富士康” 成为敏感词无法搜索。

第一天，富士康的回应依然强硬，表示 “22 日晚间起，郑州园区部分新进员工因对工作津贴有疑虑而提出诉求。公司强调津贴一直按合约内容履行，并会持续向相关员工沟通说明。” 第二天，暴力事件仍在继续。在政府强大的维稳压力下，富士康最终妥协，并找到了在中国最常见的借口 ――“技术错误”，我们在河南银行事件赋红码中已经听过一次了。富士康表示：“在招聘新员工过程中出现了技术错误。我们为电脑系统资料输入错误致歉，并保证将按照协议和官方招聘海报支付实际工资。” 然而，信任已经被破坏，许多工人不愿继续留下工作。为了让员工尽快离开，富士康不得不出钱解决问题，承诺向近一个月新聘员工支付 1 万元人民币作为离职补偿。周四早晨，大批工人排队等待大巴将他们送往高铁站返乡。这场风波逐渐平息。

在任何正常社会，这种大规模违反《劳动法》的怪异政治招聘任务很难发生，即使发生，也有合理的法治路径化解这种矛盾。甚至之前的工人出逃事件，是因为他们对疫情非科学的恐惧，听证会和专家证言可以打消人们这种疑虑。但中国恰恰绕开了这一切可以合理解决问题的渠道和途径，在政治信用透支的塔西陀陷阱与空洞的“选择世界”之下，一切被推向行政手段的扭曲变形、失序和警察暴力。

诚然，富士康的抗议与防疫工作并无直接关联，而是面对极限刚性的政治目标，其手段的必然失灵。但其发生时间 ――11 月 22 日，正是中国防疫工作面临极限挑战的最后几日。大规模的街头抗议、警察的暴力行为刺激了很多人的神经。富士康的抗议活动如同一股激流，汇入 11 月中国日益高涨的抗议情绪中，并将其加速为一场盛大的社会运动。

“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人的自由观

我们提到，富士康工人的抗议并非出于政治诉求，而更多地是源于他们的切身利益。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这类涉及个人利益的游行抗议在中国时有发生。关于实际利益的抗争，其对社会制度的冲击力常常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很少触及对政治现状的改善需求，而且容易被政府以拨款平息民怨的方式分化和解决。譬如河南村镇银行事件与富士康的事件，它们对中国实际政治进程的优化并未能发挥作用。

在中国，政治问题的触及向来是禁忌。尽管人们可以像彭生那样进行殉道式的抗议，但我们不禁要问，富士康抗议后的几天，如何会出现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为何在中国政治性抗争如此罕见？这不仅仅是因为当局对政治表达一直加以高压限制，还因为许多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需要现代政治权利。这一观念可以得到了三方面的论证。首先，中国拥有一种自上而下攻击和诋毁宪政民主体制的传统。在官方构建的文化中，民主制被描绘为混乱、低效、虚伪和表面化。官方媒体和其共谋的自媒体从不介绍宪政体制的实际运作，却总是大肆报道其象征性的混乱，如议会争吵、会议停摆等。如果让一个中国人举例美国民主运行的典型例证，他会提到特朗普的当选、骄傲男孩冲击国会山、高昂的竞选资金；让他列举韩国民主的例证，他会说财阀垅断国家、韩国总统败选后的悲惨下场。他们对立法、质询、选举程序和不同层级的民主运作一无所知，却对肤浅的反民主视角如数家珍。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十年二十年，除非有特意追求知识和反建制的冲动，否则恐怕很难突破这种视野，导致他们认为所谓的 “民主” 和 “权利” 仅仅是一套虚伪的概念。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尽管处于互联网信息便利的时代，中国人面对自己生活的空洞，本可用他山之石来叩击隐蔽他自己生活的壁障，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封闭了自由和权利的思想。虽然我相信这种封闭终将被打破，但恐怕还需经历一段曲折的道路。

此外，中共对公民社会的关键观念加以禁止。在中国可以谈论“法治”，却回避“司法独立”这一话题。在官方文件中，司法独立被视为“邪路”，认为司法体制必须受到党的领导。中国可以谈论“宪法”，但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出：“坚决反对和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曾经在中国致力于传播这些概念的人，都被判以非常重的刑罚，前有刘晓波，再有 2023 年被分别处以 14 年和 12 年有期徒刑的人权律师许志永和丁家喜。甚至连“纳税人”这个概念也受到抵制，拒绝创建政府对公民负责的观念，而政府更愿意强调其对人民负责的家长制体系，认为党肩负着历史使命和伟大责任感。因此，在中国，公民并不需要“虚伪”的言论自由。这种无效讨论掏空了“法治”和“宪政”与“政治”的意涵，中国人在政治领域完全被误导，缺乏理解政治问题的基本知识。

另外，中国民众普遍认为，那些需要依赖敏感的 “人权” 和 “自由” 来解决问题的人只是极少数。加上中共对负面信息的封锁，大多数人认为只要自己不惹事，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不会陷入困境，反而可以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例如，中国对网络的严密监控以及街头的人脸识别技术，普通市民可能认为只要不惹事，这些技术不仅无害，甚至还让中国成为全球治安最好的国家（他们的主观印象）。在 2022 年之前，绝大多数人认为人权和自由要么是虚伪和不可能的，要么是一种非必要的奢侈品。当然，为了维持这样一种想法，一个人必须彻底压抑他内心深处的同情之源。面对新疆问题，他必须使自己深信这件事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全是捏造；面对香港问题，他必须使自己深信香港人是劣等的西方走狗。牺牲人权与自由的重要性，使中国人成为了独断而充满憎恨的民族。谈论 “人权” 和 “自由” 的人，要么愚蠢得无法看穿这些概念的虚无，要么心怀叵测，只不过是西方利用这些概念来瓦解我们的“境外势力”。这便可解释，在上海封城之时，非上海的中国人为何对上海市民的权利意识如此不屑一顾甚至憎恨。直至 2022 年，他彻底丧失了这一切，亲眼目睹自己成为他人口中的敌人。当然，我并不指望 2022 年就能带来民权启蒙的曙光，大多数人可能将此视为特殊状态的一年。走出疫情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不需要权利、不需要自由的“正常”生活。

这让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极其肤浅片面，在他们的世界构成中，一切都只有一个唯一的动机——钱。经济动机主宰了一切，疫情本身是辉瑞的阴谋，辉瑞发明这个病毒，为了售卖疫苗和特效药，而上海就是他们在中国的买办代表。疫情无法结束因为核酸企业利益巨大，只要核酸企业无法国有化，可以谋求私人利益，他们就会篡改结果，疫情就不会结束。疫情乱象来源于官员勾结利益团体从中贪腐牟利，只要官员道德过硬，物资短缺就不是问题。将世间一切问题看作来自“钱”，当然阻碍了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事情更复杂机理的机会。

然而，说到这里，我无法对我的同胞施加过多责任，因为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中，公民意识并不仅仅是“知识”和“想法”，而是“积累”和“熟练”，在无数社会制度所支撑的日常信息和实践中完成。中国人已完全脱离了这样的日常信息与实践，想让他们对公民社会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犹如在沙地上创建高楼。中国是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庞大帝国，有着 2000 年以上的中央集权历史，地方主义从西汉朝开始就被长期压抑。公民社会这种生活，不管从传统还是现代的意义上都缺乏积累，地方自治秩序在鼎革后也一直缺席。80 年代社会些微松绑后稍有起步，但也快速被压抑翦除。一种最彻底的原子化笼罩在 14 亿人的生活之中，即使某个个体拥有公民意识，他也会觉得自己无法撼动如此庞大的共同体，公民意识不过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空泛愿望。

在中国，这是一个没有自由、不需要自由、无法感受自由的特殊环境，这便是中国人对于自由观念的诠释，也是一种认命。

但是，2022 年就是如此特殊，它竟然穿透了中国人对“自由”这种概念的重重壁障。就在 11 月 24 日，重庆市一座小区中的普通居民，却在一起高喊“不自由，毋宁死”，那天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菜他们说是为了保障公益，我们在美团上什么菜都买不到，我们能买到的，就是胡萝卜一斤 8 块钱，我问大家，正常的一斤胡萝卜到底应该多少钱？”

旁人高喊道：两块！最多两块五！

他指着一位阿姨说：这位阿姨肯定做了三十多年饭，你告诉我，胡萝卜多少钱？

他随后打开手机：“我给你打开美团，请问十六块九（应该单位是公斤）叫不叫保障公益，对于那些富人没什么，但是我们中国有 70%的人收入不到 3 千块，那些人买 16 块九的胡萝卜，你们想过没有他们要的幸福是什么？”

他随后开始将演讲推入高潮：“我是孔子 77 代孙，世界人生协会随时准备好，请把这段视频（旁人都在拍他）留存下来。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应该是两种）病，它叫不自由和穷，我们现在全占了。我们还在为一个小感冒而折腾，为什么我告诉你们最直接的原因。因为市政府已经错了，他们只能错下去，不然他们就要承认错误，承认了错误就必须要负责。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像诸葛亮一样，打败了一次仗就自降三格，你们不是诸葛亮，诸葛亮打了败战敢承认，我们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随后他说出了那句话：我们曾经有篇课文入选了我们的教材，上面说过 6 个字“不自由，毋宁死”。随后他开始重复喊这句话，旁人也开始和他一起高喊“不自由，毋宁死”。

随即，他被几位涌来的警察粗暴地锁喉，欲将他带走。周围居民纷纷大喊：“不能用暴力！” 或者 “不能冲动！” 他们将警察团团围住。演讲者大喊：“请帮助我！” 居民们对警察呼喊：“不能随意抓人！” 并将他从警察手中夺回。随后，居民们护着他深入小区，欢呼声中充满了胜利的气息。

我愿意展现乐观的一面，因为自由不仅是一个高深莫测的政治哲学概念，不管如何阻隔，它都是市民生活中直观的感受，尤其面对高度压抑的环境。在 2022 年，市民生活的基础边界被防疫政策压缩之际，他们在生活边界的抗争中会很自然地引向自由之路。上述发言虽然略显夸张，但那位演讲能力出众的重庆市民，因背着一个印有超人标志的书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超人哥”。他或许并未为自己准备发言稿，却熟练地从防疫期间胡萝卜的价格引到了自由，并在其中极具感染力地提到，实际上经济能力不足的市民更需要自由和权利，自由并不是奢侈品，反而是社会底层的保障。在不经意间，他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论证。一个不自由的社会是一个昂贵的社会，而非相反。加诸在社会上的制度成本都将逐渐反映在实际价格上。权力设置的每一个障碍，其租值都会被居民真切地感受到，就是那根 8 块钱一斤的胡萝卜。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想要获得平价蔬菜，有两种方式。其一是政府期望的，即居民直接要求政府提供平价蔬菜。政府无论是通过财政补贴、徵调物资免费发放、打击惩罚加价商家，还是直接扮演流通商，都是过去政府已经实施过的手段。在疫情期间，因加价而受到惩罚的商家比比皆是。例如，8 月 20 日，黑龙江大庆一蔬菜商将进价 1.2 元 / 斤的土豆拟以 2 元 / 斤销售，结果直接被罚款 30 万元。疫情期间，各地政府纷纷开通市场举报专线，这又是一种 “枫桥经验”。只要市民觉得售价高于平时，就会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然而，他们并未意识到商家涨价并非都出于贪婪，疫情时期的运营确实伴随着额外成本和消耗，以及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体现在价格上。强迫商家以日常价格出售的结果，往往导致商家退出市场，物资短缺随之而来，这就是森所提到的制度导致“饥荒”，政府强行限价导致物资短缺，在 20 世纪的中国和拉美已经上演了无数次。

第二种获得平价蔬菜的方式，便是 “自由”。当正常生活恢复，政府对生活的限制解除，物价回归市场机制决定时，行政成本的干扰退出，自然价格会回归正常。居民或许并未从经济学角度推演，但出行、工作等权力的剥夺让他们深刻感受到生活的 “异常”。这种异常感与物价的 “异常” 紧密相连，因此 “自由” 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目标。但这种追求并不持续，随着疫情结束，中国政府采用的网络监控和其他日常生活控制已成为 “新常态”，市民对自由的渴求也就一落千丈了。

中国人的政治意识确实受到了强烈压抑，以至于他们认为 “自由” 并非必需。但当这种情况发展到生活边界时，边界抗争将迅速激发政治意识觉醒。这正是普通居民的边界抗争与富士康抗争的区别所在。尽管在中国，工人与工厂的对抗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天然政治性，但实际上呈现为纯粹的经济算计。而在各个城市，基于小区出入权力和政府行为的生活边界抗争才是与政治性距离最近的社会行动。

这里折射出中国独特的自由困境。提到“自由”，我们总是容易想到一个自由的“个体”，但中国社会恰恰是被权力切割为极端原子化的个体构成。当市民处于原子化状态时，自由恰恰受到最大的遮蔽，原子化的个人感受不到“自由”的张力，这可能是在中国谈论“自由的根本困境”。但在一种极端状态中，居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具体的集体中，例如一个小区的居民，面对一个具体的处境，那个“选择的世界”终于在他们的生活中降临，具有实际语境的自由才现身在场。因此自由的对象恰恰不是个体，而是针对人群和群体，也就是说，自由针对“居民”这种具有语境和情境的身份。既非“人民”这个空洞身份，也非“公民”这个抽象身份，更不会是“个人”这个原子化身份。这凸显了中国的“自由”难度——在这种“居民”身份被巨大的国族神话的“人民”遮蔽、被意识形态“斗争”的故事所隐藏，而社会被“网格化”的行政撕碎时。在所有这些宏大叙事中，自由都不是必要的。让“居民”浮现，并令自由在人群中去遮蔽，可能是中国社会一种困难的目标。

因此，对于可能的未来，我们不禁要问，在 2023 年似乎一切重回疫情前的状态下，整个社会是否已远离生活边界抗争，回到了政治性和人群被完全屏蔽的状态？那么，除了边界抗争，中国人还会对什么萌发政治意识呢？这是一个难问题。

从最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方爆发革命

现在我们可以回顾白纸革命爆发前的一系列关键事件。10 月 13 日，北京四通桥事件如火山喷发；10 月末，富士康工人的逃离事件引起轩然大波；11 月 14 日，广州市海珠区多个城中村爆发激烈抗议，湖北籍在粤工人成为主力，愤怒的居民冲破一切障碍，甚至掀翻一辆警车；11 月 22 日，富士康工厂抗议事件更让局势高涨；11 月 24 日，重庆的 “超人哥” 高呼 “不自由，毋宁死”。至此时，全国许多小区都已上演了被我称为 “边界抗争” 的事件。政府多以妥协、开放小区或发放补贴物资的方式试图平息民怨。短短一月有余，抗争氛围已经席卷全国，这不仅昭示着社会矛盾恐怕已经逼近临界，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终于突破了和官方抗争的“临界”，抗争不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11 月 22 日，一篇名为《十问卫建委》的文章，或许创下了微信公众号阅读数的历史记录，它刷爆了几乎所有人的朋友圈。这篇文章横跨城市、职业、收入阶层，疯狂传播，包含对病毒毒性、疫苗效力等防疫路线问题的深入质疑。从内容上看，它绝对符合 5 月 6 日所定义的 “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然而，在如潮般的民意压力下，大家不再在意这个“政治正确”的铁律，展现出对防疫政策的全面质疑。《十问》的文章当然最终难逃被删除的命运，但这一事件使得社会舆论对 “动态清零” 的彻底失望和厌倦表露无遗。然而，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推动政策转变？毕竟中共政府并不重视民意的集结，在他们眼中，人民只不过是短视和冲动的动物。

权力的傲慢终于引发了自 1989 年以来中国首次盛大的政治运动，但我们首先关注这场运动的奇异爆发点，在这次运动中，这或许比后来在各中心城市的抗议更为重要。令所有人都难以想象的是，白纸革命竟从以下两个地点爆发：新疆和高校。这两个地点代表了中国最不可能爆发抗议的省份，以及中国最不可能爆发抗议的社会组织。这两个地点如此特殊，导致在之前的章节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谈论到了他们，新疆是在“应收尽收”的讨论，而高校是在唐山事件的后续争议中。

自 2009 年 7 月 5 日乌鲁木齐大规模骚乱及维吾尔族市民对汉族市民的无差别袭击以来，新疆便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省份。911 袭击之后，新疆与阿富汗接壤，与该地区的突厥语民族有联系，加上东突厥斯坦分离主义倾向，中国对新疆实行高压统治。七五事件可以说是民族与宗教政策高压的结果。自此，新疆以 “反恐” 为名，一直成为维稳的投入大省，其生活、互联网与其他省份的控制强度不在一个数量级。直至 2022 年下半年，新疆维持严密的社会管理，摄像头遍布，几乎所有事务都需实名制，荷枪实弹武警的巡逻，以及不能不提的，对维吾尔族公民长期、系统性、大规模的非法徒刑和强制教育。新疆实际上成为监狱之省、控制之省，其他省份称其为 “试验田”，意指此地为数字极权试验的场所，并已向全国其他地区输出了天网系统（AI 高清晰度街头摄像头）、手机敏感信息扫描、手机信息复制仪器、小区人脸识别实名制出入等措施。乌鲁木齐就是我们前述中国“里社会契约”最显著的地区，自治区党委作为责任的客体，警察作为行政手段，保安和城管作为边缘维持体系，一个完整的高压警察社会，且整个省份对国内完全失去“公共性”，意见表达和网络言论被严密控制，在长达 10 年的时间里，大多数国人几乎对新疆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被切断的互联网让信息都很难向外传播。在如此密集的权力之网中，谁能料到新疆会率先发生大规模街头抗议？

新疆是硬暴力警察社会，高校则是软暴力的归训与纪律组织。自习近平上台后，高校的特殊性愈发明显，他对知识分子本就不信任，我们暂且不做任何精神分析式的揣测，就实际来谈，在他上台的第二年 2013 年，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解决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煳、职业情感与职业道德淡化”的问题。2016 年 10 月，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首次提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标志着他彻底掌权后的 12 月，就特别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正式拉开高校意识形态整肃的大幕，中国高校和教育系统的乱象由此展开。这次会议用语非常露骨，例如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还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党委要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此后，思想政治工作成为高校管理重点，学生举报老师和顶撞老师的 “西化” 观点的骂战愈发频繁。

2019 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灌输的决心，以避免中国新一代年轻人像香港青年一样质疑国家体制。反送中运动从 2019 年 3 月开始延烧，就在同月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政课程的座谈会上，他讲道，“我们培养人的目标是什么要搞清楚，现在非常明确坚定地提出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如果培养了半天，培养出来的是吃里扒外，吃哪家饭砸哪家锅的人，甚至是我们这个制度的掘墓人，那办教育干什么？”这进一步强化了教育要为党的永久执政服务的终极目标。因此高校从思想自由之地，蜕化为管制最严密，意识形态色彩最浓重的组织。在过去相对松散的校务管理越发严密，在疫情期间更是直接借此原因完成了高校的“封闭式管理”，即学生出入校都需要额外的请假审批手续，在校内的流动和活动也有严格管控。甚至直到 2023 年 4 月，虽然所谓疫情已经是过去式，但各个高校似乎依然延续着“常态化”的管控，进出很多高校依然需要在校师生在校内系统进行预约，审批通过后方可入校。在如此严密管理的情况下，竟然还是发生了抗议活动，并由此点燃全国的抗议，也是一件颇令人惊讶的事。

这两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中国以高压管制为主的社会管控模式，具有明显的效用边界，且在这边界的位置，这种高压管制非但无法起到压抑社会的效果，反而会激发更大的反弹。

例如在乌鲁木齐这般异域之地，实施疫情的社会封锁，对当地政府来说仿若轻车熟路，类似的，甚至更强力的社会控制他们已经实施了十年，他们拥有足够的资源和经验将人们逼至绝境。新疆自七月末八月初便步入严密的封城政策，这样的政府在资源能力上完全是错位的，社会治理如公共卫生资源缺乏，无法达成 “社会面清零”的防疫目标，但维稳资源过剩，有足够的能力对居民施加高压，对他们的需求和感受视若无睹，这基本上就是自治区政府日常的行事模式。作为中国的一个偏远省份，新疆吸引着诸多入疆经商者。然而，一旦城市全面停滞，他们立即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因此，这些外地商贩逐渐离去，造成疫情外溢风险。但自 10 月 4 日起，新疆全面切断出疆的航班与铁路，意在使省领导避免两会前 因“疫情外溢”而承担政治责任。新疆彻底成为一座孤岛，但滞留的游客、商旅人士，以及经商活动完全停滞的人该怎么办呢？为此，在 10 月 8 日，新疆竟发出 “将帮助滞留旅客就业” 的消息。无论是来新疆务工或旅行的人，都可能在本地成为果园等地的劳工。因疫情防控，一个人竟需丧失原有的生活规划，抛离在其他省份的家人，在新疆从事体力劳动谋生。然而，作为已经几乎完全静止的省份，新疆连工作机会也匮乏。绝大多数人无望地被困在家中。事实上，截至 11 月，乌鲁木齐等新疆城市被封锁的时间已远超上海，成为 2022 年全国封城时间最长的城市。对许多商贩而言，四个月的经营停滞已是毁灭性打击，为维持生计不得不负债维生。据传闻，在商贩聚集的区域，每日皆有人因绝望而自尽。在网上，小区内的抗争、求助信息铺天盖地，成为从 2009 年七五事件，新疆与内地隔绝后，维族的面孔在互联网展露最多的时刻。这个公共性被长期压抑的省份，终于在生存危机下，突破了公共性的屏障。然而早已压制过更尖锐冲突的新疆政府，却对此视而不见，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的维稳力量足以压制反对声音。直至 11 月 24 日乌鲁木齐大火，市府仍然将责任推诿于居民，指责惨剧发生是他们“自防自救意识弱，不熟悉逃生路线与方法，火灾发生时未能及时逃生自救”。

当其他省市的人们听到这番话时，会因为官员的傲慢而感到愤怒。然而，对于身处新疆的市民而言，这已经远超愤怒，无疑是直接的生命威胁。当市府在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时仍然没有任何反思，那么居住在乌鲁木齐的居民就陷入了终极的困境——是生活彻底崩溃的绝望先到来，还是一场意外先到来的处境了。当生命威胁变得实在，政府的一切高压和希望施加于市民的恐惧，也就完全失效了。这就是法家政府最害怕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治术失灵时刻，但法家政府反而又最擅长将居民逼至“民不畏死”，揭竿而起的境地。

一天后，新疆的一个小区内爆发警民冲突。其近邻的社区居民深感威胁与底限将至，冲出小区上街抗议，要求政府解封，随即点燃了全乌鲁木齐抗议的烈焰。各个小区居民纷纷加入抗议，人们一直想象中的抗议终于发生了。当天晚上，抗议者汇聚，走到市政府广场，高举国旗并唱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国歌。深夜，网传民众突破市政府大门，并且冲进市政府大楼。局势失控，乌鲁木齐市领导还算有担当，市委副书记马志军与市委书记杨发森到现场民众对话，杨发森承诺低风险地区解封，并亲自前往各个小区解决居民问题，但是遭到质疑，民众要求立刻解封。

此后乌鲁木齐市终于妥协，快速表示“社会面基本清零”，三个月未能实现的防疫目标，经过一夜抗议竟然就实现了。然后生活秩序开始逐渐恢复，公共交通和出疆航班也逐渐恢复。新疆的抗议活动因此平息。

我们转向高校。南京传媒大学的事件仅仅起始于一位非常勇敢的女生，她的行动为“白纸革命”命名。从乌鲁木齐大火后第三天 11 月 26 日下午开始，她手持一张白纸站在学校广场的阶梯前。后来，一位辅导员上前夺走了白纸，她便继续保持着举白纸的姿势，像在进行无实物表演一样，从下午一直站到傍晚。她的行为感染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了她的行列，一起站在台阶和广场上，他们的行为也开始在网上疯传。为了让事件 “不可见”，学校自作聪明地关闭了附近的所有照明，使现场陷入黑暗。但学生们随即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明，让现场犹如璀璨星空，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加戏剧性和充满危机感。这让我想起台湾电影《女朋友·男朋友》中描述的野百合学运，警察同样关闭了灯光，男主角在台上高喊：“那就让萤火虫来带路！” 的政治浪漫氛围。在这种情况下的感召下，更多人站了出来。一位新疆籍男生情感激昂地演讲道：“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台上这两位女生激发了我，给了我足够的勇气，让我作为一个新疆人，拿出我自己的勇气，我以前觉得我自己很懦弱，直到这一刻我觉得我可以站出来，我代表我自己，我为我自己的家乡发声，我为火灾里面失去亲人失去家人朋友的逝者而发声，也为全国所有遇难的同胞而发声。”

和学生们真情流露的演讲相比，出现在现场的老师对学生的训导和指责，平庸到令人厌恶。一位女性老师带着嘲讽的语气对学生说：“你们很有意思，你们根本不理解国家的苦心。”如此“大格局”的陈词漤调令学生立刻讥讽着让她离开。随后校长到场，对学生祭出恐吓：“你们总有一天，要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学生立即愤怒回呛：“你也要付出代价，这个国家也要付出代价。”随后校长祭出黔驴技穷的最后法宝——对个体的恐吓。他走到一个站到中心的学生旁边，质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当时防疫政策未解除，大家带着口罩）”在他的预料中，学生会羞于说出自己的名字，恐怕遭到事后的清算，而他可以从学生的支支吾吾中找回一点面子。没想到这位学生毫不畏惧地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接着其他学生也一个接一个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形成一片勇气组成的声浪，校长只能无奈地离开了。

学生们高唱国歌，国歌的第一句歌词在这个新时代显得极尽讽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接着他们一起高喊：“人民万岁！愿逝者安息！”

第一场纯粹政治性的运动拉开了序幕。从现场传出的视频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我想绝大多数观众和我的想法一样，与现场那位发言的男生一样，都激发了因自己的懦弱感到的羞愧。既然学生们都勇敢站出来，我们还畏缩在家中，确实很难面对自己的良心，久违的公共良知在几十年后在中国再次被唤醒，一场革命很难避免了。

在这里，可以回答为何在两个最不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方恰巧爆发了革命这个问题了。首先，我们分析了高压社会管制如何剥夺了缓解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其次，探讨了对居民的恐惧恫吓如何失效。高压社会管制依赖于不受限制的行政处罚能力和基于 “枫桥经验” 的基层举报手段，这两方面都是非制度性和非程序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或激化）途径。这导致中国各级官员完全不具备调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经验。他们每次都带着对居民的居高临下的蔑视和惯用的恐吓出现，多个事件中都能看到这种模式的存在，而每一次，都只是让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棘手。在习近平的观念中，基层官员之所以能化解矛盾，是因为他们崇高的共产党品德和对中华复兴的雄心壮志。然而，这种观点过于肤浅。基层官员如果能够化解矛盾，只能是因为他们具有日常化解矛盾的经验和反复练习。当他们化解矛盾失败时，需要由其自己承担责任和痛苦，这才是唯一可以让人从中不断学习熟练的方式。而新疆和高校的高压管制，几乎就是对官员矛盾化解能力的彻底剥夺。他们每一次都可以利用行政惩罚的恫吓和不受限制的警权介入解决问题，这导致政府几乎只有激化矛盾的能力，而没有化解的能力。越是高压管制的地方，社会成本在居民和政府间的分配就越失衡。对于愚蠢的君主而言，这被看作是一种残酷而高效的统治方式，但实际上，这是对行政经验和能力的自我剥夺。

第二，中共过分依赖恐惧来维护秩序的法家思维定势。的确，在很多情况下，恐惧对于社会是有效的。然而，当恐惧逐渐加剧时，它对个人产生的影响不再是退缩，而是一种强烈的、互相的利他主义情感。这种情感成为中国人在产生对 “自由” 的切身体验和迫切需求后，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的强烈动力。在重庆，超人哥的邻居们尽管只是普通的市民，但他们也勇敢地从警察手中救出了他；新疆火灾引发了新疆市民的愤怒声援，而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们则支持最初站出来的女生，和她一起承担风险。学生们的牺牲和痛苦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声援。上海第一天抗议是为了悼念乌鲁木齐的市民，第二天的抗议目标则要求释放第一天被捕的市民，而全国许多其他城市的抗议目标则是要求释放在上海两天内被捕的市民。中共享恐惧和惩罚最终促动了共情和利他主义冲动，推动人们纷纷站出来。以另一个例子来说明，8 月 12 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对烘焙品牌巴黎贝甜开出罚单，原因是其在封城期间的一段时间内经营不规范。上海市民对此决定感到愤怒，作为封城期间共同的受害者，他们想起在封城期间购买或被发放的那些质量可疑的、令人难以吞咽的劣质产品没有受罚，反而是在艰难时势中坚持经营的诚信商家受罚。于是，上海市民在那之后纷纷前往巴黎贝甜几乎所有的门店，连续几天排队抢购他们的所有产品以示支持。

在恐惧中创建起的共同体，被同一种恐惧压抑的人，终于形成了人群，看到了彼此，也让“自由”变得必要，他们成为 2022 年中国最具活力的身份。这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如此勇敢，如此不顾自己的安危。因为在这个父权主义的社会中，她们最能感受到切身的痛苦。

面对中共不断施加的恐惧，人们终于在粗暴的铁幕驱赶下并肩站立，共同承担恐惧的代价。在这个时刻，一场革命降临了。

与革命命运突然遭遇

诚然，白纸革命只是小规模的街头抗议，和台湾、香港，甚至其他国家的罢工抗争相比，参与人数和激烈程度都远远不如，甚至比同为威权国家的伊朗和俄罗斯的街头运动，都有数量级的差异。如何能用 “革命”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似乎过于高估了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若我们深入审视这次事件、诉求和其结果，称之为一次革命并非过誉。更何况它带来的深远影响，仍在等待历史的揭示。

11 月 26 日，正值周六。人们仍沉浸在从下午到傍晚南京传媒学院抗争的震撼中，人们尚在考虑表示和讨论如何保护学生免受学校的清算报复。当晚九点，有朋友开始问我，是否要去上海市乌鲁木齐路悼念新疆乌鲁木齐大火的逝者。照片与视频随传来，在乌鲁木齐路靠近安福路的路口，有人用简易的纸板写着 “乌鲁木齐 11·24 逝者安息”，周围摆放着蜡烛和白色的菊花，周围零零星星站着十余人，都在默默地悼念。这让人回想起 2010 年 11 月 21 日，上海胶州路公寓大火导致 58 人死亡，71 人受伤后的头七。先后有 10 万市民来到事故地点献花，表达哀悼，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在官方临时许可后，在现场演奏了《圣母颂》等歌曲。又是一场大火，又是火灾后的默默悼念，这次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到达后现场人依然不算多，大约只有几十人。警察迅速也抵达，但保持了基本的克制和礼貌，只是提醒民众站在人行道上，不要阻碍机动车通行。在这表面的克制和礼貌之下，暗流涌动着。警察一直在默默观察，寻找所谓的“组织者”。对于群体活动的治安策略，警察一直怀有一种假设，即绝大多数人只是懦弱的群众，被少数刺头煽动，关键就是找出这些刺头并控制起来，群体活动便会自动解散。而这些刺头，几乎一定有外国势力的煽动和介入。我们的政府如此负责任，如此伟大，真诚的人怎么可能反对政府呢？警察在维持秩序的同时，也在持续搜寻组织者。他们一旦发现有人在人群中积极发言或协调行动，就会直接粗暴地上前追问，询问他们是否是活动的组织者。就这样，数码警察将一个带着背包的男士逼到墙角，仅仅因为他带来了白纸并向现场的人分发，引发了现场的第一次冲突。

子夜左右，现场氛围由安静变得躁动。乌鲁木齐路周围有许多酒吧，当时正值世界杯期间，许多喝完酒的人加入了悼念。酒后的市民更加情感充沛而倾向于表达，他们开始在现场朗诵诗歌，并对着人群发表看法，这让在场的警察更加紧张，他们开始劝现场的人快速离开，但在这样的氛围中驱赶自然无法成功。许多人开始大着胆子邀请警察加入悼念活动。一个略带酒意的男孩开始深情地拥抱现场的所有人，包括逐渐形成对峙的警察。然而，他的邀请被警察拒绝，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拥抱的邀请更像是一种袭警的尝试。他被警察拒绝后开始质问：“你们为什么要害怕拥抱呢？”这让警察感觉他们的在场受到了挑战。气氛在进一步加剧。

到凌晨两点左右，路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已经站满了街道，交通被实质性阻断。警察也随着多次增援达到百人规模，与市民形成了对峙，清场行动不可避免了。高压的恐怖氛围让现场的人群变得团结，一场静默悼念活动彻底演变为政治抗议。人们在路口聚集，高喊口号：“不要核酸检测，要自由！” 四通桥彭义士的口号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像是经过了反复的训练。这是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们都期待着在街头大声呼喊这一切的时刻，终于它真的降临了。随即现场的人开始大胆地喊出更多口号，直到他们喊 “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喊完时，人们带着兴奋与忐忑的神情，终于说出了这句话 ―― 对中共的“底线纪律”的突破，对最大的言论禁忌，即那位帝王名字的忤逆，也是对其永恒执政愿望的直率反对。这场白纸运动为何被称作革命？我想就是在这一刻，虽然这并不代表喊这句话的人真正谋划和期待着对政权的即刻颠覆，这当然也不可能短时间实现，但这代表着决绝的态度。人民的意志穿越庞大的警察队伍、维稳的上万亿经费、骇人的罪名、徒刑、庞大的网上与线下监控体系，终于在中国的中心城市现身在场，且第一次在场，便突破了其一切言语的禁忌，中共塑造的不可被侵犯的神圣对象，在此被剥去其用暴力维系的神性。

人们清楚直接地表达了他们的意愿，远不仅仅是针对 “动态清零”的反对，大家对一切心知肚明，“动态清零”不过是问题的最表象，其背后是一党专制，是政府对社会的彻底压抑。这场抗议如同四通桥，是毫无遮掩，纯粹政治性的。这里的难处不容易理解，因为在其他国家，对执政党或元首的反对司空见惯。但在中国，任何抗议在过去都谨小慎微，并将自己与“政治”切割，抗议者需要谦卑地表示自己对一切政治原则绝无忤逆的想法，仅仅是就事论事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至多是希望处理涉事官员。因为至高的元首是不会错误的，错误的永远是执行的腐败官员。

但在这一天晚上，人们在开放的街道面向夜空呐喊的，是长期被压抑的、他们真正的渴望。

抗议者们笨拙地想着还有什么可说，零零散散从四处喊出许多不同的口号，大多生涩而略显幼稚。人们最后无言可说，他们一起动情地大喊着 “自由！自由！自由！” 许多人都哭了，不是啜泣，而是放声地嚎哭，但人们是喜悦的，我们等待着说这句话等待了前半生，现在终于说出口了。从那之后，每当我想起那一幕，看到当时高呼“自由”的视频，我都会不受控地大哭。我相信这是一场对民族灵魂的救赎，我们从此不再是低人一等的民族，终于成为了在街上大声喊出自由的人们。

随后四点，清场开始，警察队伍不断壮大。他们毫不客气地逮捕离自己最近的抗议者，并暴力驱散人群。第一天，警察没费太大力气便占领了街道，很多人也因时间太晚而离开，抗议活动就此这样告一段落，约有十几人被捕。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仅是现场的人，更多人在手机上密切关注着现场的行动，不仅是在上海的人，也是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和现场的人一样，他们心中呼喊着 “自由”，与现场的人一样泪流满面。

第二天一早，现场已有警察执勤，驱散任何企图驻足的行人，唯恐再发生聚集。然而前去的人已经太多，到中午大量市民已经站满了街道。和第一天晚上主要由时髦的年轻人构成的抗议者不同，第二天前来的人更加多元，附近生活的上海爷叔和阿姨，中年人，甚至外卖骑手等蓝领人群，这些人默契地聚集在昨晚呐喊的路口，他们心中共同关切的是让被捕的十几位抗议者获得自由。在恐惧之下，人们的利他主义被彻底激发。此刻，大家已不再关心 “清零政策” 的命运，只希望能拯救那些勇敢站出来的同胞，以免受到内心充满愧疚的折磨。我第二天没有第一时间去到现场，而是在家写了一篇文章，号召市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拨打市长热线 12345，表达对市民抗议的支持，并传达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政府一直罔顾社会的声音和反馈，并对网络上所有意见一删了事，逼市民不得以只能走上街头，并希望市政府对被捕的抗议者保持克制，不要继续激化社会矛盾。我认为这是更多不方便直接上街的人，可以做的参与，且更加安全，是中共允许范围内的方式。这篇文章发出后几个小时就到达二十馀万的阅读量，随后被删除，这没什么意外。我也联络了在 YouTube 颇具影响力的王志安号召他的观众来做这件事，他肯定比我触达了更多人。做完这一切后，我前往现场。在核心路口，零星的、对人群中比较积极者的抓捕已经开始。

那是一个阳光非常和煦、与当天氛围丝毫不相称的周日，新二十条颁佈后后社会消费恢复，甚至很多店都开始排队，上海街头形成一组诡异的对照，距离抗议地点一两百米外，人们丝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悠哉悠哉地享受着一个典型的、消费的、惬意的上海周末。而就在他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对峙已经开始。不知情路过的市民甚至好奇地询问，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是否是在拍摄电影或是某位明星路过。从这一幕可以看出，中共对信息封锁是何等严密。

前往核心路口的道路已被封锁，警察将道路上无关的人向外驱散，更多人只能在外围观望。大巴车源源不断地抵达现场，穿着警察制服和城管制服的人们代表着中国多样化的暴力系统到达。在周日，这些力量高度组织且有着严密计划。他们首先占据了路口的核心区域，利用绝对优势的人力将人群沿四个路口分成八个部分，抗议者被分散了。下午 4 时左右，警察开始将人群从核心区域向外推。在场的抗议者不愿被驱散，激烈冲突随之爆发。警察在第二天一开始就启动了抓捕，很多人站在与警察对峙的一线都被粗暴抓走。稍晚时候，我听到一位老警察向一位年轻警察传授经验，他说：“你就推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动，你就抓一两个人，他们就会后退。”当天警察完全执行了这一策略，这群穿着制服，佩戴口罩，撕去警号的队伍极为暴力地不断抓人。女性在此处再次表现出远超男性的勇气，瘦弱的女生总是勇敢地站在最前排，面对和她们身高和力量完全不同的男性警察，很多人还勇敢地试图从警察手中解救被带走的其他人，尽管很难成功，并会让自己同样被抓走。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如同流水般从核心区域被推向各个街区，因此抗议者的力量也更加分散。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高唱《国际歌》，呼喊着 “自由” 和 “放人”。

警察在第二日准备充分，行动残酷果断，大量大巴车停在街区附近。从现场被带走的人被拖上大巴。在车上，警察肆意使用暴力，对尝试与警察对话的人拳打脚踢，如果有人在车上继续用手机拍摄执法过程，则会遭遇更大的暴力。一位被捕的男性，被警察要求解锁自己的手机，他拒绝后警察突然发疯一般地对他不断掌掴，空旷寂静的街道，周围居民躲在屋里不敢轻易发出声音，人们都吓坏了，从大巴中接连不断传出人们的惨叫。上海警察再次轻易摘下所有文明执法的伪装，露出他们的獠牙。

其中尤有一位警察，他在白天身着便衣在现场指挥，在入夜后的暴力中最为活跃，他先是在前排不断与在场市民挑衅，并在挑衅后抓人，其后又出现在大巴上，发泄式地不断用尽全力扇一个抗议者耳光。我们之前提到的建制暴力并非冷静理性，而是神经质和疯狂的特征，在他身上最好的体现出来，这种非理性的狂暴也给人以最大的恐惧和威慑。其后他在网上被网友人肉出姓名，所属公安局和职级，不过市民已经丧失了一切限制他、向他追责的方式。

天黑后，被冲散的人群最后重新沿着街道外围走入乌鲁木齐中路最南端的街心公园，成为了最后的阵地，那里有中国国歌作曲者聂耳的铜像。警察关掉了一切街灯，广场一片黑暗，只有从周围开过汽车的车灯，间或照出这片屠场的片段，那是黑衣的勐兽，张开的嘴，奔跑的足，被紧锁的手，推搡的手臂，扬起的拳头，还有默然的、青铜的聂耳，拿着他的小提琴注视继承其曲目的政权，正将其人民像畜生般抓捕殴打。

为了尽快驱散街心公园的抗议者，更多警察前来开始了最疯狂的抓捕。他们直接开来两辆大巴车，随后冲入广场，从各个方向包围在现场的所有人，已经疯狂的警察主要针对女性，因为她们的体力更弱小。我无法忘记那个时刻，我与很多人站在聂耳公园隔街的另一侧，那感觉就像是隔着一条无法泅渡的河流，零星有人能突破包围跑到街道这一侧。而另一边，已经彻底陷入喧嚣的疯狂，女孩儿的尖叫，警察的辱骂声从那片黑暗中破空传来，响彻夜空。在大巴车旁，借着车内的灯光，你能看到被两三个警察拖拽的女孩儿在车门口死死拉着门把手，一边大哭一边做最后的抵抗。河此岸的人大声斥责警察的暴力，不过已经彻底无济于事。聂耳公园的人们被冲散。

警察同时关闭了附近所有的通信基站，让人们无法与外界联系，在发现信号完全中断后，我不得不向一侧踱去。为了与在现场的其他朋友取得联系，我走了约三百米，终于恢复了信号，便在路边发送信息。这时，从聂耳公园方向走来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儿，她一边走着一边剧烈抽泣和颤抖着，神情已经彻底涣散。我走上前去询问并安慰她，这正是她人生中所遭遇的巨大冲击时刻。她的遭遇和感受，可以看作是一部分中国年轻人的真实体会。实际上，她在晚饭之后才来到现场，刚好目睹了最可怕的一幕。她与同样年轻的男友原本只是来乌鲁木齐路附近享受一个上海的精致周末。男友在国有企业工作，从手机上得知了周末上海的抗议活动，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些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不过是蚍蜉撼树，而抗议也不过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政府的高明和远见。这种观点代表了一大类中国亲建制男性自以为是的愚昧。然而，他们这顿饭并不愉快，因为女孩认为抗议是针对防疫政策的加码和过度，在上海生活的她完全理解这种处境。在他们不欢而散之后，她独自来到聂耳公园附近，而发生的一切让她彻底崩溃。她无法理解，警察为何会对赤手空拳的市民如此残暴？

我询问她：“你不知道过去在香港和新疆发生的事情吗？” 她反问我：“这些不都是境外媒体抹黑我们的吗？香港的人不都是拿了境外势力的钱才大搞破坏吗？” 我反问她：“你今天来到这里，有人给你钱吗？” 她摇摇头。我告诉她：“你明天就会看到，有人说上海的抗议者都是拿了境外势力的钱才上街的。” 我鼓励她多了解关于中国的真相，才知道她早就翻墙上网，但对政治内容一直冷感，只是看 Instagram。直到遭遇这一切，才遭遇人生中认知失调的时刻，过去中共和他们的自媒体爪牙施加在她身上的谎言，在这一刻彻底瓦解。不过在很多别的人的脑中，这些谎言仍然根深蒂固。

如同所有的初体验，这次抗议短暂而剧烈，全新的历程仅仅 24 小时内便结束，却孕育了无数不可言喻的细节。纵然我从亲身经历，也无法勾勒出此次事件的全貌，但我想要表达的是：其发生的突然，人们的惶恐，以及他们在决绝参与中豁出一切的勇气。此外，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终于摘下了所有文明的华丽面纱，暴露出中国式政权的同一底色。

就这样，出生并成长在 1989 年之后的这一代年轻人，从一场缄默的悼念仪式开始，步入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场街头革命。而所留下的记忆，决不只两个恐怖的夜晚。

一代人的首次街头运动

那天在上海，另外两处亦希望掀起类似的抗议活动。他们在网络上制作了海报，号召民众前去响应。一处位于上海核心地带的星巴克门店外，另一处则在一所高校附近的广场。然而，警察通过网络监控迅速发现了这些线索，并果断命令星巴克的核心门店关闭，同时在附近部署了大量警力。在另一处高校周边的情况也类似，警察大规模布防，实行严格抓捕，所有试图逗留或拿出手机拍照的人都被迅速带走。而在现场，除了警察之外，国安局的人员也协同行动。上海凭借其超限的应对措施，迅速扼杀了其他可能的抗议。类似的方式也在其他城市出现，譬如深圳网传的抗议地点赛格广场，那里以每隔两三米一位保安的密度，密密麻麻地占据了整个一层的主要区域。杭州的情形也如出一辙，警察采用人海战术，遏制他们认为可能引发风险的行动。

上海周日的抗议之后，警察也在乌鲁木齐路两侧用水马摆满人行道，既隔绝了街道看向人行道的视线，也让警察在需要再次清场时更加便捷。工作日的到来叠加警察的超限措施，上海的抗议就此告终。前两天被带走的人，大多依法例被拘留 24 至 48 小时，承受言语侮辱、查看手机之后被释放。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两周，更多前往现场的人陆续遭受传唤。警察运用新兴科技手段锁定了现场的参与者，首先是移动基站数据，由于中国人的手机实行严格的实名制，因此当天经过该区域的所有人都被记录入系统；其次是现场高清摄像头加上人脸识别技术，与基站数据比对，两个数据库均记录的人就被警察直接传唤，这造成了长达一周多的恐慌气氛。被传唤的人主要被寻找 “境外势力” 或 “组织者” 的痕迹。手机会被强制解锁并交给警方进行数据复制，警方还会拿出现场比较活跃者的照片，询问被传唤人是否认识，要求协助指认。在审问时，他们极尽对抗议者的侮辱，认为任何人去到现场的人都是受到了蛊惑，并告诫他们认为“正常”的抗议者，实际上现场大多数人都是“吸毒者”、“无业游民”和“同性恋”，这实际上这是对“艺术工作者”、“自由职业者”的污名化（在他们的刻板印象中，同性恋者也较多是这两个职业类型），和与俄罗斯、土耳其等极权威权国家同样恐同的恶臭偏见。通过将所有抗议者理解为“罪恶身份”，或“被蛊惑”，他们的抓捕和压制便取得了合法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党体系在合法性资源上的匮乏和粗暴，再进一步，就只能相信现场的人都是“境外势力”了。

警方，特别是国安部门，仍然坚定地认为这起事件背后肯定受到了境外势力的支持，并疯狂地使用侵犯隐私权的手段刺探人们的手机，希望发现痕迹。因此，除了大量传唤现场人员并强制查看手机外，上海还在人民广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和地铁站设卡，拦截年轻人，要求查看手机。警察会当着你的面打开你的相册，浏览照片和视频，打开微信等聊天软件，查看聊天记录，并搜索 “乌鲁木齐” 等关键词，毫无顾忌地探入一切你最隐私的部分。他们还会检查你的手机是否安装了 VPN、Twitter、Telegram、YouTube、Instagram 等应用。如果发现这些应用，就会带入警察局，进行进一步调查。这无疑是超出法规的。根据中国法律，警察无权在街头拦截人们并要求查看手机。只有针对犯罪嫌疑人，在合法程序下，才可以检查通讯工具。但可惜，也可怕的是，你当然可以当街拒绝警察的检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也不会强迫检查你的手机，但是可以无条件现场传唤你并扣押你 24 小时。针对这种情况，在中国或任何中国治下的地方，“法治”都仅代表着对市民的单向惩罚和管制，不会有任何司法的、警察内部监督的、行政的方法可以遏制此种警权的漤用。更可惜的是在 2023 年修订的《治安处罚法》中，警察获得了上述所有权力，还包括无条件在现场采集公民生物特征数据的权力，警权还在膨胀中。

尽管面临如此高压，这场革命仍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成都、大理、昆明、太原、杭州等地的市民以及全国上百所高校的学生，尽管面临类似的压制，都成功发起了各种抗议活动。所有人以相似的方式进行抗争，如白纸、《国际歌》以及彭义士的口号，例如 “不要核酸要自由”。自南京传媒学院事件以来，这一切已经彻底超越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居民生活 “边界抗争” 的局限，成为一场政治运动。在北京亮马桥，人们高呼 “我们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我们不要独裁”、“我们不想要个人崇拜” 以及 “上海放人”。在成都，参与抗议的市民高喊 “不自由、毋宁死” 的口号，以及反对习近平连任的口号，如 “反对独裁” 和 “不要终身制”。清华大学，作为习近平所谓的母校，同临近的以人文学科为主、倾向于自由价值观的北大相比，原本一直被视作亲建制、价值观上支持中共。然而，在白纸革命中，清华的表现竟比北大更为活跃。11 月 27 日，学生们在食堂门口聚集抗议，一名女生高喊：“从今天起，不再为公权力口交！” 这番言论赢得众人的赞誉。清华学生发表此言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他们的学校可能是最频繁地配合公权力进行宣传和表演的高校。紧接着，清华学生高喊：“民主法治，表达自由”，体现了对中国当前政治改革的实际期望。

不仅在国内，在香港、澳门以及许多海外华人所在城市，都有人在声援这场运动。海外抗议活动更加直接，主要呼吁习近平下台，还有许多香港人、维吾尔人和台湾人来表达他们的各自诉求。

面对如此巨大的抗议浪潮，中共一方面对于网络上的信息严格限制和删除，在 11 月末的期间，微信也掀起一波审查潮，无数微信群和帐号因此被禁用。另一方面，对内宣传机器继续粉饰太平，毫无底限地输出与事实完全相悖的观点，“共青团中央”帐号在 12 月 4 日说：“前几天，线上线下比较集中地出现了对一些地方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见，通过及时沟通、完善改进，事情本已平息……中国人有中国人办事的规矩，一切事情商量着办就是规矩。从官员热线、网络问政、来信来访、便民中心到社区村居、媒体舆论、基层组织，老百姓有方便管用、公开透明、各式各样的表达意见渠道，特别是各基层组织对群体呼声、对信访意见的重视程度和响应速度，在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个”，丝毫不考虑白纸革命的发生恰恰是因为其描述的所有表达意见的渠道和方式都只是无效的摆设而长期失灵。习近平面对来访的欧盟代表团官员的询问，则表示抗议是因为三年的防疫令一部分人感到挫败和疲倦，主要是学生和大学里的年轻人，这明显与乌鲁木齐、上海北京等地的现场情况不符。恶名昭彰、因为谈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没有合法地位的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延续他一贯口无遮拦的风格，表示白纸革命是“颜色革命”，“肯定是被境外反华势力收买”，记者追问他这里的“境外势力”指的到底是谁？他回应“你们自己可以想象”。

这种粗暴的、毫无证据的归因，无法说服任何一个中立的人。但对于那些在十几年反西方、反自由民主的人的视野中，却非常容易接受。而且对于网络上很多长期憎恨自由派的人，他们非常乐意以谣言的方式瓦解抗议活动的公信力，第二天，网上就流传着各地抗议的“价目表”，在完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给出北京上海一人 1200 人民币一天，杭州成都一人 600 人民币一天的谣言。看到的人会相信吗？我想是会的，之前我遇到的那位被警察的残暴吓到惊魂未定的女生，不就曾轻易相信香港的抗议者都是拿钱上街么？这迎合了中共数十年如一日宣传的民主都是虚伪有害的这一印象。因此，尽管这是自 1989 年以来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次街头运动，我却无法盲目乐观地说，这次运动能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即便那些对防疫政策持极端反对态度的人，对于街头运动也会有一种 “生理厌恶”。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政治高压和对一切街头运动的污名化，突破“暴民”、“境外势力”以及“危险动荡”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实在不是一件易事。这是国人的另一种“认知失调”，不管他们如何对政府不信任，对政府政策如何厌恶，但都近乎本能地反对街头运动，好让自己和抗议者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以确保安全。这是中共通过软硬暴力形成的一道社会屏障，他以恐惧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在我看来这已经不是一个“认知”的问题，而是中国人的一种“生理反应”，谈及美国、香港、日本、新疆、台湾，批评政府，寻衅滋事罪，《反分裂国家法》，《英烈保护法》，无数人触碰政治高压线遭遇训诫、拘留、起诉成为政治犯的经历。所有这些词汇带给人的已经不是“意义”，而是单纯的“警报”。中国人已经形成了一种“生理反应”，让中国的“政治冷感”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政治冷感”可能是对政治官僚体系的失望，认为积极的改变不可能发生。而在中国则是被无数“危险信号”构成的生理性公共禁区隔绝在外，这种远超“认知”的“生理反应”已经成为中国人接触与参与公共、探索他们生活中巨大空洞的终极障碍。

然而，这正是白纸革命的意义所在：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走上不可能走上的街道，喊出不可能喊出的口号，提及那个被认为不可触及的名字。这是一场漫长革命的第一步，其成果不是获得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而就是突破政治禁忌。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努力在 2023 年持续的街头抗议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

然而，我依然无法纯粹带着庆幸和自豪谈论这场运动，因为其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人的生活因此崩溃。上海抗议后的大规模传唤已经令人胆寒，但所幸未听闻有太多人被正式逮捕。然而，在北京亮马桥抗议后，现在被逮捕并处以至少拘留的人数应该超过了 10 位，其中过半数都是女性。这再次突显了这场运动中女性作为主力的勇敢形象。抓捕及之后的过程全无法治可言。警察上门出示逮捕令时，罪名栏竟然空白；而他们收监后，看守所以各种借口拒绝律师的探视。公民的司法权利在此事中荡然无存。

我还知道另一个令人唏嘘的女性，在上海 26 日的抗议中，有一位 “独狼” 式的抗议者在市中心静安寺举牌。警察很快走向他，准备将他带走。这时，一位勇敢的女士从人群中冲出来，紧紧地抱住抗议者，试图阻止警察。然而，最终她和抗议者一起被带往警局。在警局里，她受到警察极大的言语侮辱。警察质问她：“你父母知道你在外面拥抱一个陌生男人吗？你未来男朋友知道你抱一个陌生男人会怎么想？”警察恶毒地将如此英勇的行为污名为涉及性冲动的行为，实在令人作呕，无疑给这位女士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很快她被释放，但心灵的创伤一直无法愈合。她开始认为周围人对她的支持和帮助不够，无法给予理解和同情，从而拒绝他人的帮助和沟通，自我疏离与旁人保持距离。我完全理解她的处境。面对如此巨大的创伤，加上我之前提到的中国人对公共言行的 “生理厌恶” 以及高度政治化的环境，就连企业也担心这种行为会引来政府的隐性惩罚，将这类员工视为 “风险”。甚至还有更复杂的处境。这位女士最终辞去了工作，并离群索居。她英勇的举动，最终导致她自己的生活陷入破碎。希望她已经走出阴影了吧。

这些阵痛是这个残破的社会必须经历的磨难。正如我此前所提及，彭义士所向往的全国性罢工罢课注定在 2022 年无法实现，因为这仅仅是这一代中国人跌跌撞撞地迈出政治抗争的第一步。正如没有人在初次学会行走时就能疾走如飞，跌跌撞撞、摔跤乃在所难免。人们在这场抗争中，正笨拙地学习如何进行街头运动，尤其是在警力旺盛且毫无法治约束之地。这无疑是最为艰巨的挑战，犹如孩童面临巨人歌利亚，而此刻却无奇迹可寻。在上海，仅两个晚上，警察甚至没有使用催泪瓦斯便轻易驱散了人群。市民在如何组织、如何提出诉求、如何展开抗争等方面都缺乏经验，在上海和北京都出现了在现场甚至不知道该喊些什么好的尴尬境地。至于如何应对现场警察的暴力、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在事件发生后通过行政和司法程序等，更是处于完全初级的阶段。正如水之积过浅则无法承载巨舟，我无意严苛地指责所有勇敢的抗争者，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同众人一样初次参与这样的行动，对该做什么一无所知。我不像网络上许多人过分乐观地认为这次运动能立即带来巨大的变革。可以看看香港的民众，他们在 03 年经历反 23 条立法，14 年雨伞和占中，以及每年七一大大小小的抗争，以及每年六四的维多利亚公园纪念活动，才有 19 年反送中的巨大动员力、组织和抗争意志。而大陆民众和他们相比，对政治抗争甚至还未入门。

我对中共的党政浪漫主义嗤之以鼻，认为只需使命感和责任心，官员便能管理好社会；我同样怀疑抗争者的浪漫主义，只要有勇气和善良，抗争便会有如天助，好人成功，坏人失败。社会抗争是一个“做中学”的漫长过程，在中国这样的过程又受到政府的高压。因而这场 2022 年短暂又剧烈的白纸革命，就像流星一样快速消逝，它是在极端状态下爆发的运动，是人们责任感和自我谴责驱动的一场“自我救赎”式的抗争。在中国压抑生活，又无法抗争的人，长期与这种“懦弱原罪”共存。但革命恐怕没有改变民众根本的生活视野和他们的绝望，也没有以此为起点，推动立即可见的改变。待不下去的人依然在离开，离开后很多人将不再向后看，忘掉中国的一切，开始自己新的生活。而留下的人依然绝望，只能投身各种娱乐，醉生梦死。“希望”是一件非常昂贵的礼物，不知要花多大的代价、多少个勇敢的人，命运才能将它赐予中国人。

不论如何，作为在那些恐怖的夜里一起面对疯狂的警察、聆听刺耳惨叫的人们，我们因此命运与共。

12 月/1 月 全民感染方案

“These violent delights have violent ends,”――《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

再次出乎人们的意料，在防疫达到最高潮时，一切戛然而止。

三年盛大的防疫以一场完全失控的全民感染作为结局，在这里“中国速度”再次展现，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中国就以完全放任的方式完成了以全民感染为代价的“群体免疫”。至少 9 亿人在 60 天内感染新冠，日均感染人数高达 150 万。

被中国人嘲笑了三年的感染狂潮，在他们中间以更加剧烈的态势降临，但另一方面，这不就是在年末白纸革命中，人们期许的防疫放开吗？

他们将度过怎样的两个月？

新十条：中国疫情政策的政治突变

11 月末，两个极权国家都在经历抗议的风暴，中国的白纸革命与伊朗规模更大的抗议此起彼伏。玛莎·阿米尼因不当佩戴希贾布头纱被捕，不幸在巡逻队的关押中离世。这引发了伊朗自 9 月起的盛大革命，直至 12 月 4 日，伊朗道德警察解散的传闻传出（后证实仅仅是停止巡逻），宣告伊朗抗议迎来关键的转折。

中国的转机还未到来，但防疫带来的压力与解除限制的呼声愈发高涨。浙江省委宣传部发佈了一篇名为《“人民至上” 不是 “防疫至上”》的文章，赢得了网民的好评。然而，虽然标题似乎有倾向社会的态度，文章内容依然试图论证中国庞大的老年人群体使得放开防疫限制将导致大量死亡，因而 “动态清零” 策略是必要的。这篇循环论证的文章反映了当时官方犹豫。社会对防疫的厌恶已成共识，官方只能做一个无意义的循环论证：即 “人民至上” 而不是 “防疫至上”，“人民至上” 因而 “生命至上”，“生命至上” 因而 “防疫至上”。最后得出结论：“动态清零” 至关重要。

然而，在 12 月 4 日的中国，一个奇异的现象确实发生了。常驻人口接近千万的河北重镇保定市在这天公布无新增病例。但这是公开的谎言，保定市的疫情早已是网络热点。自 11 月 25 日起，保定市放弃了全民核酸检测，成为全国第一个放弃“动态清零”的千万人口城市，因而其后续备受关注。然而，当时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主导自媒体言论的仍是鼓吹疫情和疾病的恐怖。12 月 5 日，《率先跳火坑的保定，现在咋样了？》的文章占据了头条，描绘了保定市的惨状：城市宛如空城，比封城时更加冷清；人们纷纷抱怨症状严重，高烧不退，嗓子宛如刀割，并发症也非常可怕，心肌炎，糖尿病风行，医院人满为患，难以得到救治，甚至连北方的供暖锅炉厂都人员不足，导致冬天室内寒冷不堪。这片文章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一直以来要求放开的呼声，一直支持严格管制的亲建制声音被压抑了一个月后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严格清零派” 终于找到了重新夺回舆论阵地的机会，他们认为保定市发生的一切正是放开管制的危险预兆，因此必须继续严格坚持清零策略。

但就在双方忐忑拉锯之际，仅仅两天后，卫建委就发佈了所谓的 “新十条”。其中包括放弃强制集中隔离、允许轻症及无症状患者有条件居家隔离，不再展开大范围全员核酸检测，甚至提出“非必要不核酸”的激进提法。同时要求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不再对跨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这一通告正式宣告中国防疫结束，全民感染时代拉开序幕。在此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疫情政策跌宕起伏的演变史。

正如之前提到，在新冠病毒早期，许多国家都采用了“清零” 政策，与中国类似，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进入 Omicron 时代后，这些国家纷纷放弃了“清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零不再可行，即便是 Omicron 早期的毒株 BA.5，其传播的 R0 值就高达 18.6，这使得清零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早在 5 月 10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对中国喊话：“清零防疫政策不可持续”。当时，这一表态在中国被视为一直亲中的谭德赛对中国的“背叛”，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有关人士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批评”。然而，这种疯狂的清零计划并非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出现。早在 1956 年，中共颁布关于农业生产的《农业十七条》，第十三条内容就是 “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和蚊子。当时的中国政府计划在 7 年内，实现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的 “清零”。这些动物数量庞大，繁殖能力极强，依常识判断，就知道消灭它们绝对不可能，就如同实现 Omicron 的 “清零” 一样。当时中共为何会颁布如此荒唐的政策，可从《人民日报》对除四害的歌颂中略窥一斑，当时的社论歌颂道：“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中共的历史执念如鬼打墙般重现。除四害运动是臭名昭著的大跃进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最终导致全国大饥荒，至少 3000 万人非正常死亡，成为 20 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为悲惨的浩劫。大跃进运动提出的荒谬目标，除了老鼠、苍蝇、蚊子的 “清零”，还有粮食产量、钢铁产量完全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人民公社不切实际社会组织方式，以及“超英赶美”的历史国族梦想的达成。经过前面的章节，你应该已经感受到一种熟悉，当前中国除了病毒的 “清零”，还有芯片技术、AI 技术等不切实际的发展指标，国有经济和公有经济的不切实际组织方式，以及完成“百年未有变局”的历史国族梦想的达成。诚然，几十年时间过去，这一次的目标虽然在结构上与大跃进类似，实质上当然没有那么荒谬和疯狂。但它们背后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领袖的“野心”。大跃进产生于中国与苏联争夺社会主义领导地位的过程中，毛泽东希望取得不可思议的 “成就”，以完成他成为阵营霸主的野心。因此，这一切信心必须来源于 “制度奇迹”，即在他领导下的“体制”，可以实现其他国家、其他体制无法完成的目标。在民主制度下，当然也会选出不切实际、野心膨胀的政治家。然而，在美国和法国等国家，尽管总统权力已经相当大，但他们仍受到议会、反对党、媒体和社会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与之相反，中国式的极权体制一旦遇到野心膨胀的领导人，就可能使社会陷入又一轮“跃进”式的尝试。这些领导人总是制定不切实际的目标，采用不切实际的方法，以展示自己权力的特殊性和优越性。

我们此前已经论述过中共元首领袖设定目标的“刚性”，以及这种神话般的“刚性目标”所导致的混乱。在这里，可以进一步了解这种“刚性”的来源。在任何社会中，设定“目标”都是一种最高权力。因此，在正常的国家，设定社会目标需要经过法定程序，一般交由议会立法权，很难授予个人。尽管如此，政治家仍然有机会将社会目标与个人尊严联系在一起，把推进目标当作展示个人威信的手段，比如 2023 年初法国养老金改革的推行。而在中国，情况更为严重。“动态清零”政策难以撤销，与习近平本人的威信和尊严紧密相连。否定“动态清零”就意味着对他本人的否定。这种“刚性”导致中共在 11 月尝试缓解疫情时失败，最终导致了 11 月底的白纸革命。

之前提到，在全国范围内对防疫政策疲惫不堪之际，11 月 11 日出台了 “新二十条”，缩短了隔离时间，并取消了 “中风险” 和 “次密接” 这些加码措施。尽管我们也已提到，一个城市若要实现 “动态清零”，仍然不得不采取加码。但“新二十条”是否也给放弃动态清零的政策提供了空间呢？在中国，要了解类似政治目标的强度，需要通过官方媒体的“定调”行为。这是一场古老的政治暗语游戏，虽然无趣，但在中国却非常必要。在“新二十条”发佈后的 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仲音”的文章（谐音“中央之音”，是一种权威发佈，中共有若干这种谐音的笔名）《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 11 月 14 日，以同样笔名发佈文章《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这是首次此类文章首次未提及“动态清零”，这当然是个非常幼稚的语言游戏，但官方“仲音”文章未提及这个最关键的政治目标，被当作一种强烈的信号，代表“动态清零”作为至高政治忠诚纪律的原则被解除。

河北同样饱受防疫之苦的城市石家庄应声大限度放松防疫，撤回了小区内的核酸检测点，解除了小区出入限制。一时间，“国内第一个解除防控的城市” 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这两件事的重叠引发了各种猜测：“动态清零” 政策是否要退出舞台？然而，11 月 15 日，人们的猜测就被打消，《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了 “仲音” 署名的文章，标题直接回应大家的疑问，为《坚定不移贯彻 “动态清零” 总方针》，并导致石家庄匆忙辟谣，指出尚未放弃 “清零政策”，市民仍需定期进行核酸检测。可以说，11 月 15 日的文章几乎完全抵消了 “新二十条” 带来的防疫放松效果。

这本身足够荒唐，试图梳理一国的防疫政策，本应关注卫生部门。截止防疫退出时，卫建委共发佈了 9 个版本的新冠防疫措施。然而，我们却没有关注这些文件，而是关注《人民日报》署名为 “仲音”的空洞文章。然而，这正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真正的 “防疫政策”。了解这个视角后，我们可以体会到 11 月底政策突变的惊心动魄。11 月 24 日至 28 日，从乌鲁木齐点燃的白纸革命席卷全国，给政府带来巨大压力。11 月 29 日凌晨 5 点，《人民日报》再次发表了署名仲音的评论文章，标题为《坚持第九版 落实二十条》，尽管语气稍显缓和，但仍然延续中共“既要又要”的目标作风。文章提到：“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放松防疫措施，更不是放任和躺平”。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此时仍未意识到防控和经济的“既要又要”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然而，仅仅在一周后的 12 月 5 日，官媒新华社就发佈了一篇名为《优化防控措施 树立抗疫自信》的文章，全文再次未提及“动态清零”。开篇第一句便指出：“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仅仅两天后，全面放宽的 “新十条” 便发佈，防疫迎来终结。

这一周内发生了什么？根据美联社的一篇重要报道，就在《人民日报》仍在按照惯例坚持“动态清零”的第二天，即 11 月 30 日，我们之前提到的国务院总理孙春兰召集了国内医学专家开会。在这场会议上，她以令与会者都难以置信的姿态提出，必须“快速退出”清零政策。在这场会议上，中共高层突然对“清零政策”的解除变得非常激进。这个激进转变对在场的医学专家们完全是一个通知，而非与他们商量，需要他们的判断和建议。“我们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个 180 度的转变”，一位医学专家说道。不过这个时间点，也证明了白纸革命与促成疫情政策转向的直接关系。

从 10 月中旬，《人民日报》撰写《“动态清零” 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到 11 月中旬三连社论风波依然坚持《坚定不移贯彻 “动态清零” 总方针》，到 11 月末依然在《坚持第九版 落实二十条》中强调 “坚定不移贯彻 ‘动态清零’ 总方针，坚决克服麻痹松懈心理、等待观望心态”。直到一周后突然放弃一切防疫手段，让身处核心决策圈周围的医学专家都深感震撼。所有可以更早准备放开防控的机遇都被一个个错过，直到事态无法收十匆匆 180 度转向，习近賓士下的中共政策的随意性和非科学显而易见。在我看来，作为习近平的核心政绩，且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动态清零”，放弃它对体制而言当然是艰难的决定，这也将导致其后在其他“成就”上进行一种充分的“代偿”，不知这又将带给社会什么。

那么，社会是否已经为这场突如其来的防疫政策转变做好了准备？答案显然是没有。

安那其时代

在 11 月 18 日的国务院疫情发佈会上，政府发言人提示了一种错误倾向。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了他们对自身行政问题的充分自知。在发佈会上，发言人表示：要坚决反对两种倾向，既要持续整治层层加码，防止 “一封了之”，又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防止 “一放了之”。这两者，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中国防疫工作的特点。

“新十条”发佈之后，在文书纸面上，防疫仍然是必要的。然而实际上，从第二天开始，一切防控措施都如同灭霸打出响指，瞬间消失无踪。没有了风险区，周边的核酸检测点也只留下了空荡荡的帐篷，健康码和场所码不再被需要。曾经在街头随处可见的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在上海，甚至连过去密集的交警也减少了。居委会工作人员不再在小区中频繁穿梭，我们之前提到的行政系统、卫生系统、警察系统三者一夜间退出社会。让人感觉就像战争的结束，军队在一夜之间撤离，人们惊讶地回到满目疮痍的街道。

接下来便是风暴般的感染潮。12 月 7 日新十条发佈后，我在 12 月 9 日便感染了。感染速度之快，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北京、四川、河北和山东成为了最早快速感染的地区。然而，需要面对的第一个大困境是：没有药。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中国作为治疗新冠普通退烧药 “布洛芬” 的第一大生产国，产量占全球的 1/3。仅山东的一家药厂，布洛芬原材料的产量就达到了 8000 吨一年，足够供 33 亿人使用。中国坐拥庞大的布洛芬产能，和成熟的医药流通体系，却在此刻一药难求。根本原因在于，在过去的三年里，民众被限制或禁止购买感冒药。正如我们前面的章节所提到的，由于担心民众感染新冠后在家隐瞒病情，私自购买感冒药缓解症状，中国长期以来对感冒药销售实行严格控制，希望把感染民众逼到公共卫生系统中。这导致医药流通渠道不再维持感冒药的库存。这个信号出现在 2022 年 5 月 4 日国家药监局发佈的公告上，这一天共停产停售 223 种药品，就包含了布洛芬等常用感冒药。这让“新十条”的发佈时，社会毫无准备，各个渠道的退烧药和感冒药余量迅速耗尽。这再次证实森的观点，现代社会的粮食危机和药品危机并非因为本身的缺乏，而是来自权力对社会的粗暴干涉，以及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极端不信任，造成防民如敌的政治氛围。

幸运的是，布洛芬不仅仅是退烧药，还是止疼药。我几乎以超过原价 3 倍的价格买到两盒日本进口的 EVE 品牌布洛芬，这通常是女性为了缓解痛经而购买的。随后，我的很多朋友都依靠这两盒药度过感染。在政府突然全面退出、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的时期，人们只能依靠彼此。12 月，网络上的药物分享机制应运而生，在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到离自己较近的人的用药需求，并分享自己的余药。中国政府一直压抑公民社会和社会自发秩序，对政府掌控的体系盲目自信，希望一切都在他们自上而下的体系中得到解决。但在 2022 年，无论是封城中的食品物资缺乏，还是感染时的药物缺乏，政府都束手无策。在绝境中，社会都依靠自己完成自救。感染风暴来临，中国正式进入无政府时代。

那么药物短缺不谈，中国实现充分的疫苗施打、构筑免疫屏障吗？按理说，对于一个可以对居民实施高压的社会，要求居民强制接种疫苗应该不难，中国当有非常高的疫苗接种率，尤其是针对最脆弱的老年群体。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根据中国 在 2022 年 11 月底发佈的数据，全国 60 岁以上老人完成 2 剂接种的比例为 86％，完成第 3 剂加强针接种率约 68％；但 80 岁以上老人 2 剂接种率仅 66％，第三针加强针接种率更仅 40％，在东亚各国中埝底。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中国对事事都强加干涉，唯独在疫苗接种上尊重居民的自由？这当然是不可能的。除了少数地方，中国一直没有在基层推进疫苗强制接种。其原因是政府没有处理接种疫苗不良反应的能力。新冠疫苗在绝大多数地区都属于紧急批准使用的疫苗，其不良反应是一个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但这并不复杂，在很多国家都有国立卫生机构牵头的不良反应赔偿机制，例如新加坡在 2023 年 1 月的一篇报道就提到，全新加坡一共有 413 名新冠疫苗不良反应者收到了赔偿，共计 189 万新元。甚至在 2021 年，世界卫生组织就与安达保险集团签署意向协议，承诺向 92 个中低收入国家和经济体提供新冠疫苗无过失赔偿保障计划，以提高疫苗接种率。

然而，在中国，这个问题再次被政治因素所干扰。在 “科技自主” 这一伟大旗帜的笼罩下，尽管中国早已具备生产辉瑞疫苗的许可，但国内仍然坚持只使用“自主”的灭活病毒疫苗。那么，灭活病毒疫苗的效力如何？副作用比例？致死率？这些都是政府严密控制的数据，缺乏透明度。他们只告诉民众国产疫苗安全可靠、效果卓越，却拒绝公开详细数据。更有甚者，从一份外泄的医院内部培训资料来看，医院禁止医生在病历中将接种后的不良反应归因于疫苗。医生处理疫苗不良反应时，仅能描述反应本身，而不能在病历中使用“接种疫苗后”的归因描述。这让我们仿佛回到了乔治·奥威尔《1984》所描绘的极权语言神话。因此，为了展示国产技术的强大，疫苗不良反应变成了一种社会秘密，更是一种社会禁忌，自然也就无法设立任何保险或官方赔付机制。这样的“高贵谎言”能让居民无条件相信疫苗吗？不仅居民不能，连基层官员都不能。

中国的疫苗接种的组织安排都集中在街道和居委会一级。疫苗不良信息的不透明，让他们完全无法预知自己组织疫苗接种可能面临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人员对疫苗的安全性实际上与居民同样没有信心；进一步，若强制接种产生不良反应，且缺乏赔付和保险机制，居民便会将后续处理的压力和责任归咎于居委会和街道，而基层官员完全不认为自己能独立应对这个问题。因此面对疫苗，政府的手段是奖励，而非强制施打。在上海，接种疫苗可以获得米面粮油等生活物资，在 KPI 要求最紧张的周期，甚至可以获得一千元以上的现金激励，但可惜这种激励与身体健康的巨大风险是不成比例的，真正有疑虑的人不会为 1000 元以身犯险。且恐怕只有上海的财政状况，可以支持这样的奖励。

这便是为什么在中国，尽管政府持续对社会施加巨大压力，却依然无法顺利开展老年人疫苗接种工作。因此，独裁政府所谓的 “强力” 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更不能说明习近平幻想中的“圣徒官员”能依靠党建教育填补制度如此巨大的缺陷和漏洞。

面对这场开放挑战，中国政府在基础药物供应和疫苗领域的表现都令人失望。那么，在新冠特效药上，他们能否发挥作为 “科技大国” 的实力呢？遗憾的是，这恐怕是这三个领域中最离谱的领域。中国一直将一款名为 “连花清瘟” 的中成药视为新冠特效药。为了说明这款药的糟糕，我只需提供一个证据：在许多关于该药和制药企业的报道中，都提到“在吴以岭和他的研发团队连夜试验下，从研制到生产连花清瘟胶囊仅用了 15 天”。这款药在 2004 年 SARS 时期通过新药快速审批绿色信道匆忙上市，在甲型 H1N1 和新冠疫情期间均被国家推荐为特效药。如此神药，竟然只用 15 天就完成研发，这是草率还是医学奇迹？当然是前者。相信本书读到现在，你也能够知道，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情，一定与顶层权力意志有关。习近平喜欢在各个领域强调中国优于西方，在医药科学领域也不例外。早在 2015 年，他就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贺信中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他强调，“要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从此，药物不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在新冠疫情面前，中药自然不能缺席。许多具有强烈 “政治意识” 的医学专家纷纷开始为中医站台。在新冠防疫中被中国塑造为国家英雄的钟南山就率先进行了关于连花清瘟对新冠治疗效果的研究，证实该药对新冠病毒复制具有阻断效果，但其后发表的论文却被同行发现其小范围临床数据根本不具备统计学价值。尽管如此，钟南山仍然力挺这款药，在他应邀为留学生解答疫情疑惑时表示：“进行实验后，我有底气、有证据来说，连花清瘟真的有效。”另一位专家张伯礼在上海封城中也为中药站台，他表示“我们向密接、次密接和医务人员等有需要的人群大面积投放中药，即‘中药漫灌’。通过中药的积极干预，许多新冠感染者尤其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平稳过渡，转阴后出院。”但即便是中医药业内人士也对张伯礼的“中药漫灌论”表示惊讶和反对。

如此，习近平对中医药的偏爱主导了中国抗击新冠特效药的上半场。向上海市民发放的食品物资中，多次包含了连花清瘟胶囊。然而，市民对这种把戏心知肚明。在我所在的小区，一位爷叔一边向居民发放这种药物，一边提醒说：“这个副作用很大，不好吃的（注：不该吃）。” 尽管有国家英雄站台，但这种药在很多市民中的信誉早已破产。上海封城期间，有物流公司透露，仅连花清瘟就占据了他们 1/3 的运力。当时，上海市面临饥荒，这样一款无效药物竟然还在挤占宝贵的运力，令很多人愤慨。在隔离方舱中，连花清瘟也被当作基础药物发放，很多人拒绝服用。但一些方舱为了确保中医药抗疫的政治任务，竟要求隔离人员拍下自己服用连花清瘟的视频发给工作人员检查。这使得传染病隔离机构的管理方式与精神疾病隔离机构的管理方式趋于一致。

然而，到了 11 月，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压力，连花清瘟已经不能满足市民对医药的需求。尽管官方批准了进口的冠状病毒特效药辉瑞 Paxlovid，但由于采购数量太少，药物供应紧张。这时，一款名为阿兹夫定的药物被推向市场。这款药最初是为抗艾滋病研发，从 2013 年开始进行临床试验一直未获通过。直到 2021 年 7 月，它才作为 “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筛选” 的紧急项目投放市场。这样一款来路不明、效果不明、副作用不明的药物，竟在 11 月 18 日直接上架，可免处方在线销售，迅速引发巨大争议。第二天，该药就被下架，中国药监局也通知商家不允许零售阿兹夫定。然而，在没有替代选项的情况下，这款药还是进入市场，成为很多人在感染期间唯一的选择。这样一款被医学专家评价为 “机制和靶点目前不够清晰，且临床研究结果尚未发表。与其他国外生产的抗病毒药物相比，临床证据链不够充分。” 同时具有遗传毒性和生殖毒性等多种严重副作用的药物，在 11 月突然涌入市场，成为连花清瘟信用破产后的 “中国药” 的替代选项，无疑是国家的一场豪赌。

事实上，辉瑞的 Paxlovid 早在 2021 年 11 月就已经上市，中国应该有充足的时间购买并保证该药的数量储备，以应对可能带来的疫情风险。然而，在一连串的政治豪赌和投机中，所有本应完成的准备都被放弃。甚至在疫情严重的 2023 年 1 月 17 日，还传来 Paxlovid 与中国医保局谈判失败，未能进入医保目录的消息。这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指责政府在把钱投入无谓的封城和连花清瘟，却把真正有效的药物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当然很快被当局的互联网审查机器删除。当局对此事的解释版本由中国知名亲建制媒体人胡锡进负责发佈，他说：“辉瑞还是太想赚钱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捞一笔，所以不肯降价，导致了与中国政府关于 Paxlovid 进医保谈判的失败。药企想获利很正常，但辉瑞现在有点‘发大难财’的心态，这很不好。” 但随后，辉瑞首席执行官艾伯乐透露，中国要求辉瑞提供比给中美洲贫穷的萨尔瓦多更低的价格。

这就是从 12 月 8 日感染狂潮开始，中国人所面临的境况：没有退烧药，没有充足的疫苗屏障，没有特效药，没有透明的数据，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没有政府职能支持，一场纯粹的混乱。这与之前大半年的封城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民众迫切需要帮助的时候，政府却退出了社会，任由病毒肆意传播。这再次印证我的观点，即中国政府擅长阻喝、禁止、惩罚，其他国家不可能实现的封城在中国实现了。但另一种行政目标需要社会多方参与，需要树立信任、创建沟通、协调资源时，政府便呈现出无能，以至于畏难退缩。

残酷的狂欢

疫情陷入愈演愈烈的阶段，诸省市未见丝毫“拉平感染曲线” 的努力，任由病毒肆虐，甚至以快速感染为荣。河南省在 1 月 6 日，距离 “新十条” 发佈仅一个月后，便发佈了一则声明：“截至 2023 年 1 月 6 日，河南省新冠病毒感染率达到 89.0%”，苏州亦毫不逊色，官方宣称新冠感染率已触及 80%，彰显一种争先恐后之势。然而，在行政逻辑之中，这种比拼新冠感染率的方法也合理，代表着本省“乱局”的终结，感染高峰过去，医疗挤兑告一段落，死亡高峰成为往事。甚至在 12 月 16 日已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从防疫转向经济发展，快速感染也是响应中央号召，体现该省已经做好“拼经济”的准备姿态。

各省都渴望让疫情迅速完结，因此尽可能快速感染，使中国成为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面临大规模疾病感染潮而不采取任何延缓措施的国家。官员们不过问这个过程中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因为众所周知，中国绝不可能公开新冠导致的死亡数据，也就无人会为过多的死亡负责。这使得他们在 2022 年口口声声咏诵的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的誓言，变成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这里，你亦能明了，中共的道德高调，以及习近平心中那个圣徒党员队伍的幻想属性。在实际的行政实践中，他们是一群为了政治安全和政治前途，冷血到何等地步的人。

直至 2 月 9 日，中国官方终于公布了一个新冠死亡数据，为 83,150 人，这些人的身份仅仅局限于因为新冠原因就医住院且死因为新冠的病人数量。据《纽约时报》一篇文章透露，中国的实际死亡人数应在 95 万至 154 万之间。在 12 月和 1 月，中国多个城市的火葬场确实都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情况。

在中国近乎无政府的两个月里，人们在极度恐惧中度过，其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另一场谣言狂潮。作为一个“无媒体”的社会环境，经历了 3 年病毒恐惧论的洗礼，当真正的感染潮来临时，他们再次遭受了最疯狂的谣言侵袭。这个国家在新冠疫情上没有丝毫准备，缺乏药物、疫苗、医疗资源甚至对疾病的了解和知识。作为全球最晚开放的主要国家，本应借鉴全球的数据、经验和病毒研究，为普通市民提供足够的信息以避免恐慌。然而，中共在打压媒体、限制言论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能力，却缺乏管理和遏制亲建制谣言的手段。因此，中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曾经帮助他们嘲笑其他国家无能、赞美中国抗疫辉煌的自媒体，在疫情中恐吓全国人民，并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首先，这些网络自媒体严重歪曲新冠病毒的特征。Omicron 变种已经是一个几乎仅影响上呼吸道而非肺部的毒株，但许多自媒体却开始宣扬新冠是一种攻击“血管”的病毒，因此人体中凡有血管的地方都会受到病毒侵袭，尤其是心脑血管。他们炒作感染者患心肌炎的风险很高，并可能导致血栓。第二派谣言是关于大脑，这些人轻率地宣传新冠可以突破血脑屏障，损伤人的大脑，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尤其对尚在发育的儿童有害。此外，所有自媒体都在不断夸大重复感染的概率。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一位自称在苏州的“病毒学博士”，宣称自己在五天内两次感染，并声称有设备完成病毒测序，自己第一次感染的是 BF.7 亚型，第二次感染的是 xbb 亚型。这一消息一发出，引发了一众微博上“爱国大 V”的竞相转发，造成的恐慌太大，到苏州工业园疾病防治中心需要前来辟谣的地步。

这些谣言通常从国外论文中断章取义，完全忽略实验环境和数据背景，仅凭其中的一两句话就开始编织自己的观点。有时甚至没有任何依据，而是利用“从医院内部流出的消息”或“我的一个心外科医生朋友说”的话术来编造谣言。这些谣言接着由 “爱国大 V” 集体转发，以获取流量和商业机会。在感染潮中，这些内容在微信、微博和 Bilibili 上已经成为了绝对的主流，成为绝佳的媒体盈利模式，甚至吸引了一些在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参与谣言制造。例如，一位在 Bilibili 上认证为三甲医院医生的用户发佈了一段仅 2 分 30 秒的视频，毫无证据地陈述新冠病毒的可怕，认为“大多数人都会遭遇肺部感染”，这段视频在网站上获得了近 800 万的播放量，成功使该用户成为一个超级大号。

这些谣言不仅带来了情绪上的恐慌和伤害，还至少导致了两个严重的现实问题。首先是医疗资源的错配，大量年轻和中年人群在恐慌中为自己抢购并不需要的 Paxlovid，使得这种特效药在本已稀缺的情况下无法被最需要它的老年人群获得。这可能导致了许多不必要的死亡和重症病例。在短短一个月内，人们抢购的药物除了 Paxlovid 之外，还至少包括免疫球蛋白、蒙托石散、电解质水、辅酶 Q10、制氧机、呼吸机甚至抗生素诺弗沙星，其中许多药物的抢购导致了很多正常用患者遭遇药物短缺。这些抢购的启动大多由渲染新冠恐怖论的自媒体发起，他们也在这轮广告营销中赚得大量金钱。其次，谣言潮导致了大量恐慌性用药，有些人在感染前就开始大量服药“预防”，或在感染后同时服用四五种药物以求安全，但这反而导致了过度用药造成的肝肾损伤和就医住院。

诚然，任何社会都存在疫情谣言及其所带来的困境。在台湾，政党倾向也会导致对疫情相关知识理解的巨大差异，在美国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你可以把中国的情况视为这种困境的极端版本。在政府缺位的情况下，其实社会可以自主提供信息，医学专家应该出来发言，媒体通过调查提供事实和数据，第三方事实查核机构可以辟谣，而媒体平台提示受众注意涉及疫情的谣言，提供可信的信息源，但在中国这一个也没发生。医学专家面对完全“政治化”的防疫已经不敢提供信息，中国也已经是“无媒体社会”，事实核查机构被官方关停，媒体平台与“爱国大 V”实质性共谋。留下部分人尝试辟谣和提供正确的信息，但他们获得的声量与谣言媒体相比完全不成比例。民众在感染浪潮中当然渴望信息和知识，但媒体氛围已经深度扭曲。在正常信息难觅、透明度完全丧失的社会，人们最终只能接受一种叙事：这个世界极度危险，且真正的危险总是被利益、阴谋所掩盖。一个人想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必须拥有揭示深层隐藏危险的能力。而这些谣言型自媒体正将自己塑造成这种 “吹哨人” 的角色。

这就是在一个信息完全不透明，且政府已经剥夺居民安全感的社会所形成的舆论状态。市民都像惊弓之鸟，对危机敏感到无法相信和接受正常信息的地步。在这种信任瓦解的社会里，人们最容易被看似“揭示骗局”或“深层真相”的骗术欺骗。这天然就是谣言和阴谋论的温床。在 2023 年初，我不得不接受现实：刚刚在白纸革命中稍显激昂的社会，在疫情的挑战下迅速投降，一败涂地。

谣言的狂欢之后，是另一场政治狂欢。从 2022 年后期一直被压抑的亲建制媒体大举反攻倒算，社会诉求开明和公民权利的氛围快速消失。很多人在网上绝望地惊呼：“国家保护了我们三年，没想到最后还是敌人赢了。”

在 2022 年末的感染潮，许多之前期望终结封城和放开疫情管控的人开始后悔，市民们认为是境外势力主导的白纸革命欺骗了他们。微博上被转发最多的一条内容写道：“老百姓是反对躺平的，但他们却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在躺平派专家和资本雇佣的水军宣传下，特别是各路资本支持的媒体大 V 带动舆论，一夜之间，网上躺平的声音压倒了战疫的呼声，导致 Z 府（注：政府）误认为躺平就是民意。结果，老百姓被躺平派给坑了。” 网上开始充斥着对白纸革命中抗议者的谩骂，他们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污名 “躺匪”。曾受尊敬的上海市传染病专家张文宏再次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感染病毒后高烧的人指责他在新冠病毒的严重程度上欺骗了全国人民，抓住张文宏曾经提及的“无症状”比例大做文章。大陆另一位学者饶毅抓住机会，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几乎连续一个月批判张文宏，称张文宏及支持他观点的人为“为造神而践踏原则、牺牲科学的伪君子们”。疫情问题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政治化，使得在封城的痛苦中艰难凝聚的共识迅速丧失。我不得不无奈地承认，这不是社会进入异常，而是中国社会又回到了它的常态。社会持续处于被“爱国大 V”们塑造的二元冲突中，一方是西方、资本、企业、阴谋、买办、诓骗，另一方是弱小、诚实、善良又可怜的普通人，后者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一直保护他们、抵制外来危险的伟大祖国。人们忍受着高烧痛苦时，也不忘对美国继续咒骂，他们诅咒发明病毒的美国和他的走狗日本与韩国可以尽快从地球上消失，真诚地质问苍天为何如此不公，这些邪恶国家为何可以横行，而善良的中国人却要受到病痛的折磨。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愚昧和谎言，在很多来自农村的短视频中，显示了地方的迷信，村中人正烧纸做法，抵御病毒，一面念念有词，让病毒磙出中国，“回到”美国去。

他们似乎一下子就忘记了两三个月前发生的事情，认知失调的窘境轻易俘获了很多国人。这看上去似乎有点矛盾，政府现在期望放开，为何这些人和政府的新政策作对？鼓吹放开危险，竟然不被政府限制言论？这是因为此种公共论调与政府叙事构成一种微妙的平衡，首先鼓吹病毒恐怖，也就对“动态清零”的 3 年成就和绝对正确起到了捍卫作用；其次放开是被自私短视的市民逼迫所为，既撇清了政府的责任，又塑造了“中国政府会倾听民众”这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景观。因此政府默许了这种网络狂欢情绪，人们将发烧时的难受全然发泄到主张放开的人身上。

中国回归常态。在共同的痛苦中看到他人，而萌发公民共识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才是“例外”。而将所有问题政治化、回到可怕的对立视角、在谣言与阴谋中撕裂，反倒寻常。这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苦涩现实，也是中国“无媒体”而谣言肆虐舆论环境的必然。

这场剧烈的感染自 2022 年 12 月 8 日起，直至 2023 年农历新年，前后不到两个月便迅速越过高峰。随着新年的到来，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过去三年的疫情阴影，迎来了后疫情时代。然而，这个新时代从混乱开始，表现出中国社会的薄弱和危险。社会轻易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从容和体面，陷入长达两个月的进退失据。在此之后，因春节档的两部电影，社会再次陷入分裂，他们迅速投身到过去熟悉的那种网络对抗中，互相为对方扣上巨大罪名，揭露对方的丑恶和阴谋。其中叫做《流浪地球 2》的那部电影，简直像是一个与现实状况完全倒转的仪式。在这部电影中，现实世界中肆意破坏地缘政治安定的俄罗斯与中国联手拯救世界；而现实中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且还进一步用党的政策限制 AI 发展的中国，祭出最强 AI 完成不可思议的基建任务，成为中国登顶全球领袖的绝对助力；而片中的西方人，则是一群不愿面对现实、只愿沉湎于虚幻的梦境中的软弱者。反而是现实中不愿面对现实的国人，面对这场大梦，再度陷入梦境中的残酷狂欢。一切好像都回到了过去。

2022 年留下了什么？它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大多数国民带着生活的疲惫，迅速放弃沉重的现实困境，回到轻飘飘的安全中，全然失去他们在 2022 年获得的一切。因而，依然任重道远。

固执也必须的胜利

3 年防疫，在无政府与混乱的狂欢之中落幕，居民或许选择将这一切抛诸脑后，以煳涂的态度让自己少惹是非，投身于 2023 年炽热的经济活动中。然而，政府并不想要一个模煳的结局。正如 “大上海保卫战”必须赢得胜利一般，中国三年的抗疫也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尽管这意味着不得不撒下一些弥天大谎。抗疫工作已然结束，然而，对于抗疫的赞美和颂扬，才刚刚开始。

在 2023 年 1 月 19 日，当疫情尚未完全消退，正值所谓 “重复感染” 谣言肆虐之际，《人民日报》匆匆为解封的混乱局面粉饰。文章《中国优化防控举措，打的是有准备之仗》中，提及 12 月初的防疫政策转向“有精心的医疗准备… 有充足的产能储备… 有强大的组织统筹配备”。与事实显然背道而驰。

仿佛《1984》的小说，其中关于篡改和重塑历史的情节，本是一种夸张的文学表达，在中国却几乎完全重现。早在 2020 年 6 月，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关于中国当时新发表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时，便作出了 1984 式的论述。当时有外国记者质疑中国发表白皮书是为了自己辩护。华春莹却并不这么看，她说：“中方发表白皮书绝不是为了辩护，而是为了记录。因为抗疫叙事不能被谎言误导玷污，而应留下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 其中 “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 当时就引发了震撼，一般来说，记忆分真实或虚假，不分正确或错误。因此，所谓 “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都可能是 “虚假而正确”的记忆，例如《白皮书》中有一章节名为《依法及时公开透明发佈疫情信息》。这与李文亮医生在武汉市被要求隐瞒疾病信息的真相截然相反，他勇敢地率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却在 2020 年 1 月 3 日因 “在互联网上发佈不实言论” 而被辖区派出所警告和训诫。

然而，千万不要低估中共塑造“虚假而正确”记忆的能力。我之前提到的在抗议活动现场遭遇认知失调的女孩，曾经她的脑海中充满了这样的记忆。在中国的环境中，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虚假而正确”记忆由无数媒体高强度重复塑造。在不断涌现的事件中，官方需要的叙事不断重复，而相反的声音总是遭遇系统性的封杀。这便是很多中国民众至今仍相信新冠病毒源于美国德克斯特堡的原因。在过去的三年里，每当有任何与美国生物实验室相关的新闻，哪怕只是零星的言论，宣传机器都会全速运转，将病毒实验室阴谋论重复传播，直至谎言被当作真实。在 2023 年日本福岛核排水事件中，同样的手法，在国内也起到了成功塑造“正确记忆”的效果。

当然，在记忆工作领域，中共的擅长与行政类似，长于批判塑造丑恶，却不擅长塑造正面论述。在构筑胜利叙事时，他们的道理往往非常空洞的，2022 年 7 月底，封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全社会怨声载道。对于这种质疑，习近平开出的解释依然是防疫绝对正确，要求针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要“综合看、系统看、长远看，特别是要从政治上看、算政治账”。到“算政治帐”的地步，也就相当于在说，如果算出来的答案不是正面影响，就是“政治不正确，不忠诚”的恐吓之语，要成为“斗争”对象了。这些对疫情冲击经济的解释是非常苍白的。

除了这些空话，中共塑造正面记忆还有一套荒唐的固定动作，甚至匪夷所思。在上海封城之初的 4 月 13 日，本来在上海本地的官媒电视台，安排了称为《特别抗疫晚会》的大型文艺表演，大陆地区包括胡歌、王一博、张艺兴、易烊千玺、迪丽热巴等著名艺人都在出演名单中。节目是中国传统政治晚会最无聊的主旋律歌舞，这档晚会明显准备了很长时间，协调了中国几乎所有的主要艺人参与。但当时正值上海因为政府强力干扰社会，而造成大饥荒的时期，晚会消息泄漏导致市民震怒，最终无奈取消。

因此，仅从中共突然强调抗疫的绝对胜利和外交部发言人的 “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 ，以及无趣的抗疫晚会来看，似乎极权采用的只是愚蠢的洗脑。然而，这种轻敌观念并不利于真正和中共打交道。可以说，在塑造历史叙事并将其作为治理武器方面，是中共不多的擅长之处。这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一个问题：经过 2022 年，中国政府信用破产和大规模的权力漤用，导致民众反感后，为什么政府仍能维持亲建制的基本盘，在疫情最终爆发和社会混乱时，不仅没有引发对政府的质疑，反而让许多民众怀念政府的封城管制？

将社会舆论视为一个政治空间，参考我们在最初提到的三分法：一个人“日常接触的世界”、他的“选择的世界”和 “理论的世界”。这个结构同样有助于理解中国的舆论环境。一个人在中国接触到的舆论可以从具体到抽象，分为 “信息”、“公共知识” 和 “世界图景”，分别对应之前的三个类别。我们提到的某个具体的官方通告，或病毒的美国实验室泄漏论，都是中国人的“信息”层面。之前已经提到，“信息”是社会基础公共品，但很可惜中国并未提供，导致该领域非常混乱，但中共的策略就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即为真，再配合一众网络自媒体的造谣，国内受众确实生活在一个与现实世界无关的“平行宇宙”中。在 “公共知识” 的层面，中国人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空洞，他们对公共领域的构成和运作几乎一无所知，这与他们“选择的世界”之空洞形成同构。正因为此，他们才会一边相信病毒恐怖论，一边相信中国疫情的延续，是因为核酸检测机构谋取私利、数据造假。这是一种绝对的矛盾和“认知失调”。

而中共坚持强调的 “抗疫胜利” 等巨大谎言，构成了中国人的 “世界图景”，这是中国人灵魂之战的主战场。

尽管中国人明知政府满口谎言、明知政府对社会的粗暴干涉和欺压，但他们仍然对 “大国崛起” 充满躁动的期待，深信普通人的幸福与国家强大息息相关。这是因为在中共的塑造下，绝大部分中国人已经构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世界图景，即他们生活的世界是弱小的普通人面对充满危机的庞大环境。在这个庞大且注定虚伪的环境中，道德和善良被视为幌子。富人、资本家、大企业和外国政府随时可能欺骗和肆意掠夺，使普通老实人的生活陷入几近崩溃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国家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希望和依靠。因此，政府信用破产、虚弱和权力漤用无疑让市民们痛苦不堪，但在这种生活想象之外，又别无选择。宪政、民主和法治在几代人的生活中仅仅是遥远的概念，他们从未参加过任何实质性的选举，从未享有过宪法保护的权利，也从未通过司法程序捍卫过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相反，每天在舆论环境中的，都是对民主宪政国家虚伪和混乱的批判。这让大多数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运作既无经验，也无知识，还无信念。因此，现代普世价值观很难对他们产生影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仅对于几个超大城市的中产阶级是一种可行的生活图景，这也是他们成为中国主要反对派的原因，因为在类似上海这样的城市，市民尚有基本的市民社会实践，有更多的知识阶层和基本权利观念。但对于规模更大的中国人，包括已逝的前总理李克强口中 6 亿月收入甚至低于 1000 元人民币的群体，以及中国特殊的“中产阶级”，即主要由公务员和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国企人员组成的群体而言，自由主义仍然只是一个剥削性的西方体制，和一个希望颠覆中国的阴谋。

因此，在这场 “正确记忆” 的战斗中，中共牢牢掌握着 “大国崛起” 的唯一世界想象，这使得他们的 “抗疫胜利” 论调只要稍微拉开时间距离，当 2022 年的痛苦逐渐淡去、伤害变得模煳时，就能轻易地并入“大国崛起”的主线叙事，被民众接受。然而，不论是中国国内的抗议者还是国外与中国体制竞争的人，他们都未能为中国最主流的民众提供一个 “大国崛起” 之外的可行世界想象。因此，这场关于记忆和灵魂的战斗，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很简单，因为中共的叙事漏洞百出，甚至与基本事实不符，驳斥起来似乎易如反掌，然而这么多年来，谎言确实筑就了坚实的统治基础。

因为零散的事实层面的驳斥根本无法跨越 “公共知识” 层面来撼动 “世界图景”。因此，针对疫情，中共提供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对抗疫情的国家，这既是因为疫情本就是美国阴谋，是美国伙同西方大企业收割普通民众、残害老年群体的生化武器，而中国是唯一可以与这个阵营对抗的强国；也因为中国政府是全球唯一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实现大投入的治理目标。所以中国的重症率和死亡率是全球最低的，是唯一成功抵抗新冠疫情的国家。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但在“大国崛起”的“世界图景”下，这是一个民众愿意相信的故事。只要它是“愿意相信”的故事，这些真实的瑕疵就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且中国是一个事实完全不透明的无媒体国家，社会根本就没有事实查证的能力与土壤。这让中国人已经养成了轻视事实、重视叙事、轻易接受“真相不可知”，而喜欢复杂推论的阴谋论心态。在很多人看来，互联网已经彻底进入“后真相时代”，事实之争就是立场之争，唯一重要的就是叙事和议题的争夺。在官方和自媒体共同主张的“舆论战”背景下，本就缺乏信息公共品的很多中国人，在和他切身利益无关的领域，就会轻易放弃事实追求。这似乎与我们之前提到的中国的“真相角逐”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张力。是的，不少人在激烈社会矛盾中会面对已然失去公信力的官方开展“真相角逐”。而在非紧迫的日常生活中，却采用叙事、立场、敌我压过真实的状态，这甚至在中国文化中有极深的历史惯性。

中国人对“叙事”习惯而依赖，因为历史在中国与在西方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西方历史指一种通过探究调查才可以形成的故事，典型的古典希腊罗马“历史”都有人类学的特征，而中国的二十四史，除了其开篇的《史记》，其后都是官修史书，都在塑造“虚假但正确的记忆”。可以说，塑造此种记忆，依靠这种记忆完成统治，实在是一种中国传统。如今中国已经不仅仅满足向国内输出记忆，对台湾、对全世界，中共都希望通过类似的“世界图景”来占据心智，“百年未有之变局”至少对法国、巴西、印尼这些同样野心勃勃的领导者，都产生了真实的效果。

我的这本书，就是我对中共历史叙事的一种反对，是我在这场中国人灵魂之战中选择的对抗。因为 2023 年后，中共已经开始努力扭曲抗疫叙事，完全遮蔽 2022 年的一切。在公众舆论中，“疫情”甚至都成为了敏感词，人们只能用“口罩”来指代 2022 年的苦难。中共不断削减 2022 的细节，掏空事实使其成为一具空壳，并让这个空壳凝结为一个简单的胜利，政府现在正在推动这样的记忆。这件事他们成功过，曾经导致千万人死亡的浩劫“大跃进”已经被掏空，简单凝结为“三年自然灾害”，事实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并非灾年。但在大多数不求甚解的国人心中，那已经就成为了因为自然灾害而导致饥荒的三年。因此我既在事实上反驳他们的神话，尽我所能作为一个亲历者保留这跌宕一年的诸多细节，也在 “公共知识” 层面揭示其行政体系的必然失灵和致命缺陷。我还想揭示这套“世界图景”的幌子，通过民众在面对中共施加的恐惧中所形成的利他主义，从这种看到彼此和群体、萌发自由的经验中，提炼出一种新世界图景。即找到中美对抗，全球争霸外的一种全新可能，让中国人看到他们的处境不像美国，也不像西欧，而更像是缅甸、泰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中国人并不在一个登顶世界的进程中，而是在一个反抗与抵御本国极权威权主义统治的历史进程中。历史挑战不是东西之争，而是作为全球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后进者，依然在为创建现代社会制度而挣扎。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政治哲学课题，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来逐步接近。

目前，对全世界来说，中国已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学会处理这个顽疾的过程中，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学会应对它所提供的这套叙事。

尾声 漫长的 2022

历史学有“漫长的 19 世纪”之概念，将 19 世纪的 100 年向前延伸至美国革命甚至更远的时间，向后延伸至一战。框定这个时间，用卡尔•波兰尼的词汇，是一场“巨变（Great Transformation）”，19 世纪形塑了其之后的世界。

对中国，乃至被中国深刻影响的地区而言，2022 年也具有这样的“漫长性”，向前可延伸至 2020 年疫情之初，向后能够延伸到哪里，我不知道。2023 年初持续的游行抗议，经济不断通缩衰退，中国与西方对抗加剧，财政体系高压运行，我们仍然在漫长的 2022 年中。

在这里，我不想指代任何“历史决定论”，漫长的 2022 年是中国未来的转变之机，亦或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异常，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恐怕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历史中的人。让 2022 年成为一场清明之年，首先让它对我们变得漫长，那真正的改变，就将有可能发生。

迎接未来激烈与剧变的历史，与我们每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克服这场名为中国的疾病。

对中国能力的去魅

自 2022 年两会上宣佈中国“必然成功”，至 2023 年两会确定防疫取得了“重大决定性胜利”，2022 年似乎已完成了一个从成功走向成功的闭环。在这一年，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待解决的问题也得到了完整的解决，中国的国际霸权之路似乎未受丝毫影响。然而，2022 年是漫长，还是短暂的意外？这个问题现在没有客观答案，因为至少其中 50% 的部分依赖于人的理解与选择。将中国作为问题，展开 2022 年的漫长性，让可能的改变发生。

2022 年并非特例，发生的一切均来自中国行政文化的固有特征，我们将分析中国行政的顽疾。2022 的漫长性恰恰在于这些顽疾都是慢性病，并最终促成了一个巨大且显著的症状。此外，2022 年的纷乱局势不仅无助于这些顽疾的解决，反而可能推动和加剧它们。

我们从“既要又要还要”这个呓语开始，这话听上去就很荒谬。复旦大学在上海解封后，谈到该校的防疫工作，提到“学校坚持既要又要还要原则，全力统筹疫情防控”。理解这句疯言疯语来自习近平提出的“高质量发展”目标。领袖不切实际地自信，越发渴望他的行政部门能够面面俱到。以 2022 年防疫为例，最高决策层从未预料“动态清零”会让社会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相反，他们认为 “动态清零” 可以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在一种极端高效的精准防控下，疫情每次爆发都可以迅速被扑灭。这还不是完全的想象，而是延续 2020 年和 2021 年的成绩，中国一面疫情防控得力，一面经济独领风骚。关于疫情，尤其是在 Omicron 的背景下，为何这一计划绝无可能，我们已在前面部分详细分析过。那么，经过 2022 年的经验，中国是否会吸取教训，回归到一个相对现实的行政目标设计？不再期待矛盾目标的同时达成？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这种“既要又要还要”已经在三个方面被彻底确定。

第一个方面最荒谬，但也许最坚实，是一种智性主导的优越：“既要又要还要”符合一种新时代的“哲学”。如习近平谈到经济转型中的“破”与“立”时，他的观点是“不简单地以破代立，也不片面地强调破字当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既要勇于破，又要善于立，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引领开启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变革。”“既要又要”符合中国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高明的哲学成就。不熟悉中共或国际共运历史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哲学执念，但国际共运和中共早期的残酷权力斗争，表面形式全是哲学斗争，什么“布哈林机械论”、“主观主义”、“片面经验主义”等哲学批驳，这也是为何中共领导人每一任都需要有自己的“哲学创建”，如“科学发展观”或“三个代表”等。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时代，这种哲学执念像是一种体制的惯性，没有被认真对待。但习近平不同，在总结他的哲学成果时，官方的描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在一个已然去魅的时代，这种“哲学王”执念是奇异的。不过持续参与到体制内教育，长期浸淫“学习强国 app”的人员，一定对这种“哲学执念”有切身感受。千万不要小看“哲学”对习近平本人的吸引力和信心塑造的作用，他的治国风格已经一转邓小平开启的实用主义。在各方面将自己比拟为毛泽东的他，继承了毛泽东对于哲学的智性痴迷。这让“既要又要还要”成为了一种高明哲学的必然，执政体系正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下，实现普通政治体不可能实现的“面面俱到”，这在防疫政策中已经明确凸显。

第二个方面是为了证明中国进入“全新阶段”，在社会承诺上将自己与之前的领袖区隔，即他的核心观念——“高质量发展”。在他的叙事中，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 30 年里经历了快速发展，但在过去 30 年中，是以“经济发展”作为中心而牺牲其他目标来实现的。因此这个过程留下了许多问题，如环境破坏、贫富分化、产业结构不健康，以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西方思想对中国的 “侵蚀”。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更高明的领袖，他承诺的“高质量发展”让中国从强调中心目标（如 GDP）的行政模式，转向所谓的“统筹多重目标”的模式，因此可以一面继续高速发展，一面兼顾多种目标。这是习近賓士下“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特征。作为优越之证明，自然也不会轻易放弃。

第三，对于 “既要又要” 的工作风格，中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工作机制，即“调度”机制。这个系统擅长发明各种怪异概念，所谓的“调度”是通过评比，在多重工作目标上分别评估效果并分配资源。因此系统内有“一周一调度、一月一通报、一季一考核、半年一总结、年终总评比”的说法。“调度员”也成为一种体制内的新岗位，由于行政目标众多且繁琐，体制内不得不用庞大的队伍进行评估，分别对目标进行打分。在安徽毫州的一份文件中，就提到 “县区月度调度结果排名将在市级报纸、电视台予以公布，连续三次倒数第一的县区，将对该县区党委、政府分管负责人进行约谈”的说法。因此中共体系的执政考核已经围绕“既要又要还要”创建了体系。

“既要又要”的思维是一种危险的诱惑，让中共误以为自己的体制优越性可以不合逻辑、自相矛盾地“得个双份”，这种思维已经渗透到他们的工作各个层面。比如中国已被解职的国防部长 2023 年初访问俄罗斯时表态，声称中俄已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 - 政治同盟，同时这一切又创建在“不结盟”的原则上。这话本身根本就是精神错乱的。好像中国既坚守国际道义，又可以全力支持俄罗斯，然而实际上却往往两者皆未达成，既无法让国际社会满意，也无法让俄罗斯获得足够支持。且目标自相矛盾也让官员无所适从，从而最终让他们蜕化，去完成刚性的、可以必然达成的单一数量指标。2023 年，中国突然在“粮食安全”的关切下，提出“退林还耕”，增加耕地面积的数量指标，虽然这和刚刚推进不久的“退耕还林”的环保指标完全背离，前后矛盾。但地方官员依然在目标的海洋中抓住这个简单明晰的数量指标，并不顾一切地完成，也酿成了在完全无土壤的石头地面开垦的荒唐举措。我们之前提到的“应 X 尽 X”也是这种在“统筹兼顾”中重新蜕化为更粗暴的单一数量指标的例子。

中共的行政目标自我矛盾必然导致“建制退化”。在这里我们可以深入探讨这个概念了。在前面常态化防疫部分，我们已经从激励体系失灵的角度初步探讨了“建制退化”。中共总是以集权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急事”为体制优越性的论证，然而 “建制退化”恰恰反驳了这个观点，指出集权体制并未拥有强大的行政能力，反而导致行政能力退化。这其中包括行政目标冲突、激励机制失灵、过度行政责任风险、信任丧失、央地关系等问题。以上都是中国相对特殊的情况，此外还包括大型官僚系统的普遍问题，如中共利用恐惧进行统治，导致基层官员缺乏真实全面的社会反馈，因而没有实际化解社会问题的经验能力，官僚系统是一种经验隔绝的系统。

首先是过度行政责任风险，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与社会合作，因为合作则需要让渡与分享权力。这导致他们自己需要对社会承担无限责任，也让政府愿意对社会作出极端承诺，设计极端的目标，如“动态清零”。但这根本不是任何基层政府机构可以完成的目标。我们在接种疫苗的部分已经接触到，基层行政单位居委会和街道需要为接种疫苗的不良反应负责，导致他们根本无法对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全力投入。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各个学校，在当前因为习近平“中考分流”（一半初中生必须就读职高，而没有进入普通高中的机会）政策的影响，学生的升学压力巨大，让很多学生的心理状态不佳，中国已经是全球青少年自杀率第一的国家。但中国各个学校的校长实际上与基层官员无异，如果自己所在学校出现学生自杀，尤其引发舆情，就会被判定为“重大学生安全事故”，导致这位学校官员的政治生命直接死亡。这让中国学校面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大多采取极其粗暴和逃避的管理方式，往往是第一时间让学生强制休学或住院，将学生的安全责任转移到家庭或医疗机构，这当然对学生的精神健康只会有负面的影响。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都看到，过度的行政责任，其结果就是责任厌恶、责任恐惧。这与中国政治体制的帝国化与前现代有关，与现代国家条分缕析的技术化分工不同，如我们在前面提到孙春兰在上海的督战，就一直强调官员的“责任包干制”。这个概念最初其实用于改革开放时期对国营企业负责人的管理优化，放权给国企负责人，让他们全权管理企业，对企业的利润负责，是中国国企激励系统的重要优化。但在当前的语境下，对于并非企业的政府，缺乏“利润”这样一个责任中枢。“责任包干制”的意涵其实是一种“风险包干制”，即层层行政主体要对所有风险和负面事务“责任包干”。在这个背景下，本来应该由各个专业技术部门分担的风险，却集中在了主政官员一人身上，躺平懒政、推卸责任几乎很难避免。

第二，信任资源的丧失。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任何制度的运作都离不开信任资源，缺乏信任会使组织效率大打折扣。这从前面分析中国政府拒绝信任居民“抗原”自测，强迫在官方渠道进行核酸检测便可窥见一斑，因为傲慢的中国官僚体制对官员崇拜，对公民轻视。那么在官员内部，他们能否组成一个良好的共同体，相互合作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2022 年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 “健康码”。在防疫过程中，中国公民必须频繁进行核酸检测并获得绿色健康码才能自由通行。然而，中国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健康码，并互相不认可对方的结果。自 2020 年起，国务院便在推动全国健康码互认机制，但直至疫情结束，这一机制都未实现，仅在少数经济发达东部省份尝试过结果导入机制。这是因为各个省市为自己的疫情“责任包干”，也对自己健康码系统运行质量心知肚明。因此，他们推己及人，明白邻省居民的健康码虽为绿色，但仍无法信任其没有染疫风险。因此，在 2022 年，跨省市出行的人员即便在出发前获得了当地的核酸阴性证明，仍有很大可能在到达目的地后被当地赋予黄码，并遭受所谓“行程码”的更粗暴的风险判断，因而不得不在目的地额外检测。这种不信任不仅存在于各个省市之间，甚至在一个省市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官员也难以互相信任和合作，我们之前提到“大上海保卫战”开始后，上海各个区域阻断流动，进入各自为政的“战国时代”也是一例。这种不信任因习近平本人的多疑而进一步制度化。由于对前任大量官员的不信任，习近平在原有的国家反贪局和中央纪委之外，另设国家监察委，与国务院并立，专门负责管理全国官员的监察事务，形似汉武帝的“刺史”制度。这个体系的创建，使各级政府机关在日常工作中不得不应对大量的监察工作，以及为防范监察风险，而广泛开展的预先自我监察。其结果就像上海居民每天要做两次抗原检测，很多部门也得如此进行两轮监察。监察的力度有多大？2023 年前 9 个月，监察委立案调查的县处级干部就高达 2 万人，也就是全国每 30 个县处级官员，就有 1 人被立案的密度。这给基层很大的恐惧，也让本已捉襟见肘的基层人力因监察工作枯竭，包括前文提到的 “每周调度”，这种高密度的工作检查让基层苦不堪言。如此明显的问题中共当然知晓，也一直在倡导减少“文山会海”，减少检查督导。但这是不可能的，这套机制直接与官员的安全感与信任相关，但信任资源丧失，安全感因为内部高压剧烈降低时，这些流程的膨胀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一种对信任资源的全面剥夺。首先“责任包干”让信任的机会成本极高，信任风险带来的可能就是政治生命突然死亡，自然不可能选择相信；其次过高的行政目标根本无法实现，让被呈现于“文书系统”中的行政成果不可信；行政系统长期靠欺骗与隐瞒运转，彼此对对方成色也心知肚明；以及监察委等制度高压监控，没有为“信任”运转流出空间。可以说，整个体系方方面面的设计，都完全悖逆着“信任”的原则。

其实恢复信任资源的方式很简单，信任从来在多主体的监督，和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容易创建。与社会分享权力、分享责任、行政公开透明、权力分立互相牵制，在规则下信任自然会逐渐恢复。但分享权力、内部权力分立与公开透明，则与习近平“集中”和“一尊”的原则背道而驰。在短期内，政府体系的信任资源，只会进一步瓦解。

第三个方面是央地关系，集中体现为中央瓦解地方的行政能力。作为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帝国，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核心困境。为了防止干部形成地方势力，中国从古代就实行了“流官制”，即官员不能在自己的原籍任职，这与区域性民主选举式的国家有根本区别。例如，2022 年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严厉的封城，让市民怀念 2000 年至 2012 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出生并成长于上海的韩正，他是中国流官制体系的一个例外。上海市民认为如果还是他主政时期，肯定不会对本市同胞施加如此强力的“手势”。不仅如此，韩正对本地官员也有实际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经验，不至于将“动态清零”做完全教条化的执行。而李强等市委领导则全是空降，对本地中层官吏缺乏理解和打交道的经验，也没有情感和利益制约，只能一味对上负责。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巨大的话题，我们重点讨论与 2022 年相关的方面。首先是习近平上任后对权力核心地位的强调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政治纪律，导致地方权力在每次运动后逐步丧失。如在上海封城前，各省市在本地区实施防疫还有一定自主权，例如深圳防控较严格，上海则更灵活，而许多财政困难的省份如吉林，在全民核酸检测上可以有所妥协。然而，自 5 月 6 日防疫全面政治化后，全国各地区在防疫实际政策执行上失去了地方灵活性，因地施策会被当作缺乏政治忠诚，直接导致许多省市防疫秩序崩溃，引发严重社会矛盾。

其次，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地方从目标管理向手段管理的转变。对于一个如此庞大且各地资源和社会特点迥异的国家，即使是同一个行政目标，在各地也应有不同的实施方式。中央应对各项工作进行目标管理，但技术和手段则各地按特点分别自主决定。但习近平就像任何自大的君主，喜欢一种事无巨细的管理风格，从他上台后，央地关系逐渐从目标管理过渡到手段管理。这不仅在防疫方面，例如 2023 年两会后，习近平又开始大搞《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这在本就拥挤的行政流程中再次塞入了关于“调查研究”的会议、学习、文件、检查。而地方施政的灵活性就是在这些行政流程的挤占下消失。这当然对行政效率是极大的拖累。

在中央剥夺地方能力方面，习近平上台后的“干部年轻化”也成为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潮流至少受到两方面的驱动。首先，习近平对权力的整肃促使他对干部队伍进行较大程度的替换。在这个替换过程中，许多经验丰富的高龄官员在各级政府的逐层清洗中被提前退休或调任闲职，自然地让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其次，习近平上台后大力推行各种运动式行政，想要实现运动式行政，自然需要搭配相应的干部升迁激励措施。破格提拔正是这种非正常行政风格的最佳伴侣，因此每一次运动式行政，如 2022 年的防疫，都会导致一批年轻、敢于执行领袖意志的防疫干部被提拔上来，不管在政府还是在医疗体系。然而，行政事务是一个非常强调经验的领域。在中国县处级官员这一核心中层，有大量在一个岗位上工作相当长时间的人员，他们约有 60 万人，积累了大量实际工作经验和人际关系，成为一种地方行政的“结构洞”。干部年轻化对这些人的替代，实际上等于地方社会资本的一次清零。突然空降到一个位置上的年轻官员，除了教条式地按照文书执行领袖意志外，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运用在地经验应对实际事务，这当然会让行政质量大幅下滑。

这些“建制退化”可以看出来源于“不切实际的中央目标设计”和“中央权力过度侵入地方秩序”，后者可以说又是前者的缘由。这两个要素让官员背负过高、又过于复杂的期待，承担不能承担的行政之重；又全方位地受到中央意志的限制。对一个帝国而言，这几乎是个下意识的管控逻辑，即以高压和细节主义的要求来塑造权力秩序，一种难解的“帝国病”。在习近平的执政中，这个病症不仅很难解决，而且在社会危机浮现导致执政危机出现时，会变得愈发严重，这在 2022 年防疫过程中已经凸显。中央越是感觉情势紧急，越是认为只有依靠中央，这个更“智慧”且“道德”的权力核心，限制“愚蠢”且“自私”的地方，才能解决问题。其结果只会让“建制退化”更加严重。

这是一个重要的去魅，让我们认识到，在如此庞大的、拥有近 1.1 亿人队伍、掌握先进技术、不受制约的中国政府，不仅不是一个高效、能够实现诸多目标的体系，反而是在领袖目标和意志的干扰下，导致行政责任、技术手段都陷入扭曲，不断陷入低效的组织。在对其去魅之后，便能更好地理解国家机器运作的逻辑以及中国人在其中的独特处境。这为应对看似不可战胜的中国政府成为可能。将中国作为一种独特的问题，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

透支与违背：社会契约重签的危机

建制退化成为了中国行政和社会变迁的源头，它将引发一连串严重的后果。这种现象就如同漫长的 2022 年所揭示的，中国社会步入一种崭新又蹒跚的“新常态”。其线索就像是 2022 年经历的一切，政府承诺的不断破产、以安全为名的极端政策频出、疲惫且接近极限的政府和社会。只不过这一次，破产的承诺不仅仅局限于防疫，而是涉及到中国过去整个社会契约的核心。这对中国社会是转机，还是巨大的危机？

这里的“社会契约”，与宪政国家不同。虽然中国也有一部宪法，但那只是社会的“表契约”。这里说的，更像是居民大幅度出让个体权利和自由，换取政府全权以“责任包干制”提供社会秩序的“里契约”。这将随着“建制退化”导致的政府性质转变，社会契约接近破裂。

建制退化导致各级政府的效率急剧下滑，不断堆积的文山会海对机构人力造成了巨大消耗。但与其相反，因为“高质量发展”的教条，行政事务还在膨胀，这让行政资源捉襟见肘。因此近年来，中国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体系急速膨胀。令人费解的是，大幅度膨胀的省份，并非财政状况较好的，反而是财政状况最糟糕的，如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在 2023 年，公务员扩招比例分别达到 79.7%、59%、55.2% 和 50.7%。其中，甘肃的财政自给率仅为 21.3%，云南为 29.1%，广西为 28.6%，内蒙古为 48%，前三个均位列中国财政自给率埝底的省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大幅扩招公务员以完成行政任务，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这些省份的财政困境。中国各级政府的地方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定时炸弹，2022 年抗疫的大规模投入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峻。然而，真正让问题变得棘手的不是一个“例外”的年份，而是行政效率的大幅下降和“高质量发展”带来的行政目标复杂化之间的根本矛盾。目前，许多省份可以说已经放弃了债务控制工作。中国深陷债务的贵州省遵义市在 2023 年初就对高达 156 亿元的到期银行债务进行了重组，这批如此高额的重组债务直接展期了 20 年，而前 10 年仅需支付利息，且年利率仅为 3% 至 4.5%，这基本就是释放拒绝还款的信号。就在今年 4 月，贵州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发佈文章表示：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无化债方法。正式宣佈债务无法解决。就在这个情况下，贵州公务员 2023 年依然扩招达 20%。而全国来看，在 2023 年持续强调化解地方债问题半年后，看上去也决定放弃此任务。在财政部长刘昆在 9 月被免职后，中国突然宣佈新增高达 2 万亿的新发债务，这让中国 2023 年不仅地方债没有缩减，反而将突破 8 万亿新增的历史新记录。

一面是公务员、编外人员的膨胀，一面是地方债务的扩张，一面是长期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生命线的土地出让金毫无疑问随房地产衰落已经枯竭。政府的职能会因此发生不得以的转变。

在财政硬指标和领袖意志的硬指标驱使下，基层政府将迅速转变为三种功能：报表、财政和维稳。首先是满足这个庞大帝国对基层所要求的所有文书工作，包括我们提到的各种 “调度”、“监察” 和 “调查之风” 类型的文书。这是所有官员延续政治生命的根本。要注意，在一个帝国体制中，一个官员的政治生命，不系于对下，即对社会他做了什么，是否让社会满意；而在于对上，面对上层政府的文书上他做了什么，甚至社会的满意，也只会体现在他对上的文书中。没有基层选举、民调、媒体的中国社会，实际上不存在“社会满意度”的度量方法。其唯一例外便是尖锐的“负面舆情”，体现着社会的情绪，所以各级官员对“网络负面事件”如此敏感紧张，就是这个原因。“负面舆情”是其“对上负责文书系统”几乎唯一的例外。政府本是一个外向的、与社会和公民紧密接触并提供服务的体系，但当其将资源和人力大量投入对内文书编纂、监察准备，这个政府从对外转向对内，其角色就将发生根本的变化。

其次是维持基本财政安全，虽然大多数政府无法实现收支平衡，但依然面临财政开源节流的压力。这会一方面导致罚款等非税收入的增加，以及社会服务支出和福利支出的锐减。如 2023 中国在臭名昭著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城管）”外，还宣佈组建的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这将导致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粗暴干预深入到农村中。而进入 2023 年，至少有辽宁省葫芦岛市、黑龙江漠河市、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郸城县、商丘市等地的公交服务因缺乏资金而停运。在教育体系也是如此，中小学突然激进地引入“预制菜”在学校食堂中，引发家长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学校背后的动机依然是支出缩减。公共服务是政府提供的最基础服务，但随着财政困境的加剧、公共服务的退出，以及公共服务质量的下降，会从小城市开始，抽空政府在社会最基础的角色。

除交通教育体系这些公共服务外，更显著且影响居民生活的是医疗保险的改革。随着医保基金亏空的加剧，政府不断将医保的规则变得更为复杂，并承诺在复杂的规则下市民实际会得到更多好处。但实际上，市民的可见医保资金在缩减。这导致武汉市万名退休职工上街游行，辽宁大连和鞍山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活动，他们依然延续了白纸革命的范式，例如《国际歌》也是这几场抗议的主题曲。当局派出大量警察维稳，并再次指责老年人受到境外势力蛊惑，将有利的政策视为负面。政府的说法站不住脚，大家都知道医保资金在 2022 年因疫情产生了巨额支出，而即便没有疫情，医保持续亏空也早已不是新闻。在这个背景下，在 2023 年可以提高质量，这违背了基本逻辑。实际上，除了个人账户缩减这个最显著的改变外，中国医保在 2023 年开始实施 DRG/DIP 付费制度，让医保局可以更细节的调控和限制医院的支出。其基本结果就是中国医疗全面“廉价化”，进口药品耗材将逐步退出主要医保报销范围，一些罕见少数疾病甚至会因为不合算而被剔除医保目录，无法获得医保资源。这一切让医疗服务范围缩减，其质量同样下降。

现代国家皆有财政福利国家的色彩，中国也不例外。政府的最基本功能就是税收并提供公共服务和福利。中国政府与社会并不分享权力、不保障基本公民权利、不提供可行的司法、媒体等公共品，但至少也需要提供水、电、交通、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服务。当政府的低效和财政的困境蔓延到这些基本服务和福利时，中国的“社会契约”开始面临风险。

而这个契约的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就是中国公民放弃基本权利、自由、忍受极权，换取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不可否定，在过去 10 年，中国人感受到了高速经济增长，社会流动性在高校扩招和城市化中加速，公务员大幅度扩编的背景下也非常可观，再加上 2012 年后的房地产大潮，令相当多家庭感受到了财富的快速增值。自由换实利，是几乎所有极权威权国家想给其居民提供的“契约”。但在 2022 年后，这恐怕将迎来剧变。

中国宏观赋税水平冠绝全球，但为刺激经济、减少社会税务体感，也在不断推行减税降费措施。然而这个政治体不断证实“黄宗羲定律”，每年政府都大张旗鼓地进行减税降费的操作，但又在财政冲动下不断发明新的税收、费用和罚款事项。包括高悬在中国企业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金税四期”工程，国家将通过大数据方式将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关联稽查，几乎可以禁绝一切避税手段。而国家进一步充实和支持国有企业，背后的原因非常直接，财政从民营企业中可以获得的，不过是其净利润的 25%基准的企业所得税。而国有企业在所得税之外，还会向财政缴纳至少在 10%至 15%的利润，这一比例还有潜力大幅提高。因此经济实体面临税费压力和加速的“国进民退”，那个以“实利”为承诺的契约可能会逐渐落空。

“国进民退”也会加速中国政府性质的转变。过去，政府通过投资和采购来拉动和刺激经济，但这些措施的边际效应都已经在长期“路径依赖”后大幅下滑。该模式转变为效率较低的雇佣模式。通过雇佣和吸纳的方式将人力资源纳入体系，解决失业率高企的风险。除了前面提到的公务员大幅扩招外，国企招聘指标也激进增长，其实在 2022 年，国企已经招聘了 76 万人之多，较 2021 年同比增加 23%，这个数字竟然还可以增加。这无疑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降低，也为财政增加更大负担。

这带来一个奇怪的矛盾——政府雇员一面大幅扩张，一面因为财政压力强调清退雇员。在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务和财政恶化，许多地方都开始清退编外人员，甚至把这一点作为中央政府支持其化债的条件。然而，中国财政供养人员具有相当的刚性，这像是一种属于财政雇员的“黄宗羲效应”，越是清退精简部门和人员，体系却越是膨胀。这在 2013 年前后进行的“大部制”改革时已经发生过一次，部门一面合并精简，行政体系却矛盾地不断扩大。在 2023 年，基层为了维稳会努力削减失业率，在人员清退过程中，很多人会以改换身份的方式重新纳入体系，例如将编外聘用制人员转为补贴制的志愿者。或者干脆换个聘用体系，在其他部门被纳入财政。或是更奇怪的“中国式方法”——将清出编制的部门和人员，重新使用第三方公司保持雇佣关系，这是编制与聘用双轨制下的一种权益之计。财政雇员膨胀是政府角色的重大转变，政府从向社会提供“资源”和“政策”，以增加“劳动岗位”的角色，转向直接提供“招聘机会”的角色。在 2012 年到 2020 年八年的数据统计中，中国财政支出中雇员工资的比例高达 34%，同样的数字在美国是 9,4%，在日本是 5.9%。

财政雇员的膨胀逻辑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涉及，中国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国家，依然有强烈的帝国逻辑。在一个帝国之下，我们已经提到社会拥有“表契约”和“里契约”，表契约是任何现代体制都要面对社会功能与福利、基本社会承诺，在中国表现为经济成长和社会秩序。而对于帝国而言，政治体内有“真国民”和“假国民”，一般是其核心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区别对待，例如对俄罗斯，则是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与边疆省份的区别对待。在帝国内，政治和社会权力并不像宪政国家一样，在“国民”内是均等分佈的，帝国的政治与社会权力在“国民”内有严格的等级制。在中国，这既体现为汉民族对新疆、西藏、内蒙古的资源文化的压制，更重要的，体现为政府雇员对社会的等级制。

这种等级制不是比喻性质的，在中国是实际的，例如在养老和医疗保险上的双轨制。在这个帝国的分配体制下，和企业分配一样，国有企业和政府雇员的平均收入远高于民营部类，更不用说体制内官员受到“党纪律”的保护，让他们可以在“法律”上拥有豁免权。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国历史中，核心民族从来都是“官吏”，而边缘民族是“百姓”。唯有“官吏”有权与政府订立真正有效的“社会契约”，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无疫小区”契约，就完全盖过卫生部门制定的疫情管理规范。这种现实让无数中国人削尖脑袋也要进入“体制”，加入“共产党（中国党员人数已经快要突破一亿）”，让体制的清退变得异常困难。

在这个背景下，解决财政指标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降薪。在中国，不仅公务员薪资下降，许多领域，尤其是事业单位和金融企业，甚至开始追讨过去已经发放的绩效奖金和激励。这不是个例，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操作“手势”，再加上上面说的退出编制——更换聘用方式，也会导致工资和福利的下降，这导致中国庞大的雇员经济变得低效且充斥着普遍不满。5 月 12 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员工，就因为大幅降薪，在上海陆家嘴银行门口静坐抗议，这种抗议在中国白领阶层中是罕见的。进入 7 月，中国展开盛大针对医疗体系的“反腐”，但其中重要的措施是敦促医生群体归还“灰色收入”，这本身与退还绩效和奖金逻辑高度一致。这不仅会让这些体系内部的“激励措施”不充分，导致“建制退化”，还会彻底改变中国最核心人群——“财政雇员”的实际体感。他们无条件的“忠诚”在这一过程中，将会越来越依赖惩罚来塑造。针对这部分“核心民族”，即政府真正负有刚性责任人群的政策转变，他们的满意度和对政府支持程度的变化，将会成为中国未来变化的一条核心主线。

随着公共服务与福利的退出和质量下降，“自由换实利”的社会契约，不管针对社会，还是体制内雇员都逐渐破产。这注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政府对此心知肚明，自然衍生出政府的第三个重要职能：不惜一切代价压制社会风险――维稳。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熟练，2023 年 4 月 14 日湖北一造船厂发生事故，造成 7 死 5 伤，直到 17 日官方发佈时事件才被披露；4 月 18 日中午北京一医院发生火灾，导致 21 死，但直到晚上 8 点官方发佈通告时，这件事才被大家知晓，可见官方对信息压制的熟练。

还有一个骇人的例子。时间临近 2023 年 4 月，接近上海封城一周年纪念日。上海市如临大敌，生怕产生任何公共抗议和纪念活动，维稳工作非常严密。我的一些朋友在微信群中讨论要制作 T 恤等纪念物，仅仅讨论尚未实施，都迅速被警察传唤，接受调查并写保证书。这再次体现了微信这个通信工具在维稳体系前已经完全透明。这些绝不是个例。

然而，维稳体系的熟练和高压，只会进一步剥夺政府处理应急事件和负面事件的能力，使体系更加脆弱，这已经在新疆和高校首先爆发抗议的章节中进行了论证。当然，在 2023 年这种维稳并非是防疫封城这种对生活的硬性干涉，不是入户消杀这种对“门之敏感”的直接侵犯，而是一种更综合、更抽象、更隐蔽的方式。体感更轻，也让这种维稳的进一步强化变得可能。

这使得中国行政体系成为一种畸形的巨兽，其所有零部件都逐渐朝向内部，复杂地咬合形成一台并不精密的机器。原本面向社会的，以服务、资源提供、社会合作这种相对开放性行政系统，变成了文书、国企、雇员这样一个对内的封闭性组织。这个组织对外的部分，主要表现为 “觅食（财政）” 和 “攻击（维稳）”。它就像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头巨兽，原地打转，不断向周围摄取食物，造成伤害。

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动态清零”的封城阶段，政府还可以勉强完成封城职能，但感染潮流到来，政府就自动隐去，社会进入安那其模式。乃是因为这样的政府能力就是干涉、吓阻、制止型的，而非建设、支持型。依靠政治行政长官包干负责，加上警察作为主要行政力量，自然不具合作和建设能力。这也是一种建制退化的典型特征。

在这样一个报表型、财政型、维稳型的政府模式下，习近平想要的那个全能圣徒政府，依靠强大而负责的信访系统化解一切基层矛盾的幼稚愿望，必将变为一种可怕的现实主义，中国人的社会体感将迎来剧变。政府不仅不是矛盾化解组织，而就是矛盾本身，政府在经济投资和采购行为中出现大量违约现象，成为三角债问题的根源。这种情况已经多次发生。在上海封城期间，被政府徵调用作防疫隔离酒店的业主们，在解封后突然收到政府征召通知，单方面宣佈结算价格只能是最初合同价的 60%，理由是当时酒店单价高估了，要按照 6 月的价格结算。然而，在 6 月的上海刚刚结束封城时，全国都受到疫情影响，酒店业陷入低谷，价格极低。很多酒店业主感到愤慨，政府则轻描淡写地表示，只要当天签字就可以迅速付款，否则款项可能会越来越少。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没有任何司法和行政流程可以解决政府突然违约的问题。

在疫情中，与政府共舞的另一类企业是核酸检测企业，在 2022 年中国全民需要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情况下，核酸检测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但遗憾的是这些钱都需要政府支付，对各企业来说，这只意味着高额的应收账款。一家检测机构在 4 月对 2022 年会计科目进行减值计提，合计减值金额达 10.14 亿元。其中，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就达到 3.64 亿元。截至 2022 年 9 月，该公司应收账款高达 29 亿元，未来是否还会继续减值尚不可知。或许对于核酸检测公司来说，拖欠应收账款已经是相对较好的结果。在 2022 年，政府有意将疫情和封城归咎于这些公司的造假行为，指责它们为了在疫情期间继续盈利而制造虚假阳性病例，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公愤。当防疫措施在 12 月初发生转变时，网络上便出现了针对以张姗姗为代表的核酸公司的大量揭露和官方媒体的批评。后续可能会有人身安全问题，更不用说应收账款了。

在 2023 年矛盾高发的“烂尾楼”领域，政府欠债也是导致各个房企缺乏资金建设的重要原因。根据“经济观察网”的信息，多家民营房企的区域负责人表示，其所在城市政府拖欠款项在 10 亿元 - 20 亿元之间，主要包括承诺返还的土地出让金、土增税退税、安置房建设保证金、土地一级整理埝付款等。

在财政危机时期与政府做生意如同与虎谋皮，而这部分信用的丧失将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中政府投资部分的效率，令脆弱的、运行在边界位置的社会契约面临瓦解。

正如之前提到的，中国过去的社会契约是市民放弃积极政治自由，以换取物质生活的显著提高。这个社会契约在中国稳定执行，至少可以追溯到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和自 2008 年开始的财政大扩张及房地产市场爆发，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在这段时间的应用落地。然而，2022 年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三个方向齐齐走向强弩之末。在习近賓士下的中国，一旦遭遇结构性执政风险，解决方式必定是内部严格整顿、外部维稳。但正如上一部分所说，这实际上会导致进一步的“建制退化”，以及政府应对危机能力的下降，孕育类似白纸革命的新危机。

在这个背景下，政府是否有一种既要“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又要强化维稳的过渡之道？2023 年中国正将政策密集转向经济发展，甚至对民营企业家作出了各种肉麻的“安全承诺”，感觉政府确实要令社会“休养生息”。但同时，政府又对出版、知识分子、异见人士、遭遇问题的人采用更高压手段，利用人们被消灭的同理心，将上述人等完全挤出其公共领域，让其从社会景观中消失，以换取社会稳定。2023 年，对政治犯的抓捕和审判突然活跃。这便是中国继续维持当下“社会契约”的策略——紧紧抓住“自保”与“财富”的现代性核心需求，以警察国家的高压提高市民“自保”的恐惧，迫使他们退出公共领域，又寄希望于经济高速恢复，满足人们“财富”的承诺，让其可以暂时满意。

但我敢预测这个如意算盘几乎必然落入陷阱，将市民进一步逼出公共空间会大幅压缩社会的活力，陷入塔西陀陷阱的政府无法一面维持高压，一面让人保持信心。中共轻率地认为人的“经济理性”与他们的“公共理性”截然二分，执政者希望将国民塑造为矇住眼睛一心求财的个体。就像很多人因为公共言行被警方传唤后，警方为劝服这些市民在未来放弃公共表达，反而不会采用“爱国主义”进行洗脑，而是诉诸虚无主义的理由——警察最常用的话术便是：“这些都没有意义，不如一心搞钱。”这样的言语折射出他们内心的某种真实。中共已经掏空了大多暴力部门人的灵魂，他们能说出口的仅有“现实主义考虑”。但人真的很难矇眼“搞钱”，在基本公共安全面临高压的环境下， 2023 年社会活力一再萎缩，除了少数话题外，整体互联网的氛围都是悲观绝望的。而中国经济在高强度刺激政策下，也一直欲振乏力，这明显地反应在房地产和股市上。

不仅人们无法如他们所愿，成为“搞钱机器”，配合其延续“社会契约”的目的，这种拖延和“路径依赖”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休养生息”。企业节节败退，而政府还在咄咄逼人地膨胀。2023 年 1-9 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9%，但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大涨 8.9%，税收收入大涨 11.9%。社会资源的转移方向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那台恐怖的“维稳机器”可以听话地偃旗息鼓，停止运作吗？在这动荡的岁月里，“安全”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以执政安全为名进行的中共内部整顿和以社会安全为名的外部整治更加频繁和剧烈。就在人们沉浸在“休养生息”的短暂喘息中，中国最知名的脱口秀和娱乐企业“笑果”却因为一次演出中 8 个字的调侃，遭遇 1400 万的天价罚款与各种行政处罚，涉事喜剧演员还可能遭到行政处罚。从军队到官媒，到与其配合的一众亲建制自媒体与普通网民火力全开，为社会营造了喊打喊杀的文革氛围。因为一句玩笑，舆论已经上纲上线到了“笑果”甚至“脱口秀”是否是西方用于进行颜色革命和价值观渗透的平台，诉求对文化产业的大清洗和整风运动。

而《治安处罚法》的修订条例，也进一步扩大警权，让 2022 年执法行动遭遇程序争议和法规争议不再是问题。且处罚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到市民生活中。比如草案第 34 条第二和第三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可以最多被处以 15 日拘留，并处 5000 元人民币罚款。而“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也将受到拘留等惩罚。其中“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无疑成为了“寻衅滋事”之外的第二个口袋罪名。

这一切预示着中国从八九学运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的改革开放道路可能走向终结。这是最终的、最大的“社会契约”瓦解。中国政府提供的另一个“契约”条款，即虽然中国当前没有为公民提供足够的自由和权利，但“改革开放”意味着政府起码承诺不断向着提供自由权利的方向努力，“自由换实利”只是一个过程，而非终点。这就是前总理李克强在即将离任时反复强调“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改革开放一定会进行下去”，引发社会共鸣的原因。而在他突然离世后，人们悼念他，也主要引述“长江黄河不会倒流”这一句，表达着对“改革开放”契约破裂的担忧。

这便是中国面临的四重社会契约破裂，首先是基本的税收与社会服务福利平衡的打破，其次是“自由换实利”的契约的违背，然后是体制内普遍降薪，资源紧缺对“里契约”的违背，最终是“改革开放”的长期承诺的撕毁。在 2022 年后，这四个方向逐渐清晰起来。中国人将如何看待这一切？或者政府为了短期内替换更加激进的社会契约，会采取加尔铁里式的决策吗？

最终，这一难题仍将交给中国人民。他们是否已经为应对这一切做好准备？无论是行政部门通过 “连坐” 等方式将压力和成本继续转嫁给社会，还是可能出现的社会契约转换周期时的动荡和摇摆，在这里，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人。

中国人的心灵史

漫长的 2022 年最终将走向何方，中国人是否会再次站出来作出选择，引导整个国家走向积极的改变，这是一个充满未知的话题。

这个话题积极的想象是，我们似乎并不需要一个拥有 14 亿人的完全共识。就像白纸革命一样，推动改变的人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并不高。全民共识或许仅仅存在于神话之中，以及政治学中最抽象的原则之内。实际上，从 2022 年的例子来看，中国的改变需要绝大多数人对 “动态清零” 政策的厌倦，尤其是对 “动态清零” 政策必然导致 “加码” 的共识，再加上极少数人的勇气，在很大程度上就有可能推动改变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占据舆论场优势的亲建制者们并不能阻止政策改变的最终结果，这是一种乐观的估计。

然而，在另一种悲观的估计中，2022 年防疫政策的突然转向可能仅仅源于中央对财政崩溃的判断，与民众抗议无关。实际上，中央对民众的抗议态度漠不关心，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镇压并利用网络删除压制一切反对声音。

那么，中国人究竟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看待国家，以及看待中共政权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的未来。这样的几个话题在现代历程中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变，正是从这几次转变中，我们可以理解 2022 年并一窥中国未来的走向。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直至 1989 学运的时期，即亨廷顿在《第三波 ――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描述的全球民主化时期。第三波民主化以共产和极右翼政权大面积倒台为代表，以苏东剧变作为最高潮。中国在此期间深受影响，进步派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六四运动，推动自上而下的政治突变，进而实现制度的彻底变革。在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中国缺乏的是 “真正的思想”，过去苏联体制和毛时代留下的，都是陈旧腐朽的教条。因此第三波民主浪潮和中国的改变，是一种包含“国族启蒙”意义的“文明范式转变”，中国同其他国家一起，从陈腐落后的旧时代，一跃进入全新的时代，这时的知识分子和变革者，对旧时代体制下的官员，都持有一种鄙夷的态度。那是至今很多人都非常怀念的激昂年代，知识分子以绝对的自信坚持自己的判断和道路，并认为这种“文明突变”必然会发生。这种文明突变的设想到今天都依然存在，2020 年新冠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引发的巨大社会情绪，让很多人认为到达了中国的“政治启蒙”时刻。当然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失望。

第二阶段是 1989 学运遭到严厉镇压后的时代，这个时代政治和经济各自发展，中国逐渐进入政治不问、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契约。在这个阶段，“文明范式转换” 的欧陆风格逐渐演变为经验主义的英式保守思潮。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逐渐接受了一个假设，即中国会发生自下而上的变革。这个阶段人们相信经济行为与政治意识相连，中国的经济发展必将引发民众对政治权利的诉求，从而推动国家改革。这时知识分子们最常提到的是 “公民意识” 和 “公共参与”，他们不认为剧变是可能的，而是致力于通过教育和社会组织壮大公民社会，提高整个社会参与和影响政治的能力。被中共判刑的许志永律师就是这一阶段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随着经济发展，NGO 和社会组织纷纷成立，政府似乎也释放善意、与社会协调，例如被称为 “胡温新政” 的开明时期。但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共依然在加强各种控制，表面的开明氛围主要是为了成功举办 2008 年奥运会，以及在刚加入世贸组织后后满足国际社会的期待。这一时期的想象随着 08 奥运后的社会紧张而结束。

在进入第三阶段之前，我们可以总结前两个阶段中国人经历的心态转变，分别是 “文明范式论” 和典型的 “自由主义” 阶段。这两个思潮都揭示了相当重要的道理。我相信宪政相对于中国现代的状态来说是一个更文明的政治组织形式，民众的政治启蒙当然也极为重要。这两者都是绝对的 “应然” 目标，但不会必然发生。中国用血腥手段遏制了政权合法性资源耗尽情况下，叠加经济危机时期的第一次风波。开始重申改革开放，并通过 “三农问题” 和 “西部大开发” 加强社会公平建设，并在同时期不断取得成就，如亚运会、三峡工程建设、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加入世贸，到 08 奥运，中国用十几年时期走出八九的风险，完成执政合法性的再构建。在这一轮执政合法性构建的过程中，中国采用的是典型的克里斯马模式，不一定是领导人的克里斯马，但是主要构建一种国家的克里斯马，即以一系列重大成就的不断刺激，配合居民生活水平的可感提升。

正是这个过程，揭示了“经济生活带来政治意识觉醒”思路的片面，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带来个人权利观念和实践的普及，反而成为了一种国家主义“克里斯马”的遮蔽，造就了中国人生活的巨大空洞。尽管在新千年伊始，公民社会观念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它始终未能实现人们期待中的 “自动效果”。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国家成就” 取代了市民（请注意，不是国民，也不是人民）对法治制度的关注和归因。在经济发展与国家成就双向繁荣的时代，大多数国民被民族主义叙事所掩盖，陷入了一种新型民族主义氛围。可以说，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二十年里，公民意识运动在面对国家强大的意识形态塑造时遭遇了失败。这也说明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 “决定论”。我认为，在这个阶段，人们对于公民意识会随着经济发展自动兴起的过于乐观“历史规律”的依赖，可能正压抑了他们应该付出的努力，导致了第二阶段的失败。

第三阶段始于 2008 年奥运会后，直至今日。在 2008 年前后，中国对互联网对制度带来的冲击充满疑虑，开始大规模部署防火墙，并导致 2010 年谷歌退出中国市场，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严控策略的形成。进入习近平时代，2013 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围绕该媒体在新年致辞爆发的审核风波，揭开了中国社会的大倒退时代。这件事有一个颇为讽刺的开端：2012 年 11 月的十八大，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公布了开明执政的 “习八条”，提出了反腐、中国梦、法治社会的纲领。他在 12 月 4 日宪法施行 30 周年的大会上讲话，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到新水平。” 还说：“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这让人误以为一位锐意政治改革的领袖上台。

2013 年初，《南方周末》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发表声明，描述了 2013 年该刊新年致辞遭遇的干涉和修改风波。最初，《南方周末》以《中国梦，宪政梦》为题撰写新年特稿，却遭遇了复杂的审核和粗暴干涉，甚至指责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 “亲自操刀” 修改了新年献词。这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南方周末》隶属于南方报业集团，由于地处改革前沿，广东省媒体环境相对宽松，因而成为所谓 “自由派” 的言论阵地。然而，该事件标志着习近平时代新闻严控和社会收紧的开端。从此以后，公民社会逐渐被绞杀，包括媒体、NGO、律师、宗教团体、学者、高校、影视和出版业等，直至现在万马齐喑。

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文明范式进化，还是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随经济自然发展，都成为了两个幻觉。前者演变成了 “习下李上” 式的政治神话，后者的规律演变为 “中国崩溃论”。最后，人们唯一的希望是，中国这种体制无法持续发展，终将迎来自身的崩溃。这种想法又成为了 “加速主义”，即对第二阶段中国人通过公民社会改良的彻底反对，开始积极期待让体制问题快速暴露和加剧，以便体制加速自我崩解。代表人物是在海外和中国备受年轻人欢迎的历史学者刘仲敬及其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已经不再对公民实践做任何展望，而只是深度分析中国文明的固有和本质问题，不断预言其必然的崩溃。然而，这不过是又一个神话。这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道德神话，即善良方可长存，而邪恶终将毁灭自身。

那么更多的中国人呢？拥有上述意识的、对体系不满的中国人有多少？在 2022 年的下半年，在疫情的逼迫下，当然很多。但进入 2023 年后还有多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中国互联网管制和对社会施加的如此巨大的恐惧，让反对建制的人大多选择噤声。但我不会因此乐观地表示对体制不满的国人已经是“沉默的大多数”，在可见的环境和身边的亲朋中，仍有大量中国人，对上面所谓的三个阶段一无所知，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着统治。这里尤其要点出的是，他们真正拥护的恰恰就是“维稳机器”，他们拥抱与拥护着一切的恐惧。

这听上去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对同胞遭遇的痛苦毫无同情心，却对暴政拥护。这个荒唐的处境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已经有详细的论证，而中国就是这本书彻底成为现实的状态。如果要陈述其关键，便是在正常的现代国家中，人们对“公民”的典型设想是一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样貌，例如瑞典的环保女孩通贝里，不管对她的呼吁是否支持，她的生活形式就是一种典型的“公民”，这是被古典共和传统所继承的一种“积极公民生活”。但卢梭基于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深刻洞察，意识到了这种共和社会本身的张力。卢梭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人，他不认为对任何个体而言，社会可以是他们自由施展抱负和责任心的舞台。对他而言，社会对每个人都不过是一种强制性的纪律，传统是纪律，法则法规是纪律，成功也是纪律，这些纪律被惩罚和人的虚荣心推动。他唯一相信的，是人在孤独情况下绝对自主的“自由”，这与“自由主义”的公共自由就拉开了一段很大的距离，这种“自由”在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就是绝对的“纪律”，社会的存在是纯粹的“必要之恶”。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对社会处境和参与失望之人，都很容易堕落进入卢梭的领域，这不是中国的专利，进入 21 世纪后全世界很多国家政治的右倾化，与南美左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揭示出世界正笼罩在卢梭的幽灵下。

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呈现为完整“必要之恶”的氛围下，人们对卢梭秩序身体力行地接受。在这个情况下，“公民”的典型不是“积极社会行动”，而是为了“自保”完全的“服从”。“服从”成为最关键社会秩序的保障。而在任何积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纽带——同情，在这个卢梭式的社会中被人与人之间的“牵制”替代。一个悲观的“必要之恶”不需要同情，而需要一种统一，每一个人都牵制他人以完整的接受社会规训，实现完整的“服从”。

这是中国人拥护恐惧、拥抱恐惧的内核。他们都是绝对的悲观者，以卢梭的方式对社会的良好秩序完全无望。他们不期待积极的行动与生活的改善，他们期待的就是实现一种“平等”，每个人都平等接受恐惧，完全服从。这不仅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期待，这也是很多中国人为何对在香港执行“国安法”拍手称快，也对武力攻台热血上脑的原因。他们早就没有同情和公义，只希望更多人可以一起被纳入到这种“恐惧”和“服从”中。在中国绝望的人越多，那么抛弃那个商业与发展的“社会契约”，转向绝对服从的卢梭式“社会契约”便越是容易。

因此，在这个背景下，我担忧等待中共自动崩溃的消极态度，可能与第二阶段等待公民意识自动萌发的消极态度一样，历史决定论会害了我们。当前社会螺旋下降的周期，并不必然带来很多人的自然觉醒，还可能让他们进入这种恐惧的秩序。尤其是这种“毁灭论”，不仅无助于缓解绝望，甚至与中共一起推进着社会的绝望。

但这时确实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在第一阶段，若你问人们诉求是什么，他们会回答：民主、自由、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在第二阶段，他们会说：言论自由、社会参与、公民意识。那么在这个阶段，如果不是期待中共的自动毁灭，我们还能诉求什么呢？

绝望社会

中国人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空洞。是的，当他们失去了“诉求”，彻底进入“服从”时，他们的生活便成为一片荒漠。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所面临的绝望无需再赘述，一种被称为 “躺平” 的文化席卷全国，人们纷纷陷入了一种消极至极的状态，将自己的心灵向内收缩，回归至卢梭式的绝对“自我”，守护他们最后想象的高贵灵魂。

中共将此现象归咎于年轻人的懒惰与脆弱，有人则认为这是资本家贪婪剥削与东亚内卷的产物。然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这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紧接着上面那个话题，我要问，在什么情况下人会绝望进入“服从”，为何在绝望下人做的不是“反抗”和诉求改变？这里一定发生了一个可怕的事情。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中共依靠他的体系垅断了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人们已经彻底失去了“道德”的可能。

如启蒙思想家所言，人与人之间怎么会没有“同情”呢？甚至在中国传统中，孟子与认为这是人的天性。剥夺“道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共实现它的路径是对一切“正当”的强行捆绑和垅断——一切美德都必须与“党”相关，爱一切，都必须首先爱“党”。这是一个传递性的关系，首先是认为“道德”必须对社会整体有利，这是一个非常卢梭的视角。因此对他人的同情必须包括对社会整体的关怀，对社会的整体关怀则必须关联“爱国”，所以“爱国”在中国是一个至尊道德。

进一步，他们用宣传和恐惧塑造出一个秩序，人爱国就必须爱政府，进而必须爱党。你关心社会，就必须拥护和配合党的社会管理体系和制度；你有艺术追求，必须以“社会主义正能量”为主题；你有事业追求，不管你在互联网、教育、金融，都必须符合党对这些行业的“目标设计”，这些行业都必须服务于更高的国家追求；你是一个宗教信徒，你的信仰需要符合“宗教中国化”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连同你的爱情和家庭，也要符合“新型婚育文化”，接受官员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以上这一切，都被定义在无所不包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之下。而中国“责任包干”的官员，还需要承担传统古典儒家和法家“以吏为师”的职责。中国的官员不仅是行政官僚，还是道德和价值的权威，是社会的老师，而习近平则无疑是这个官员教师队伍的价值至尊。

这就是说，一切社会美德、一切价值追求，必须以“爱党”作为根本的纪律，他们已经把这个写进宪法。这听上去荒谬极了，但更荒谬的是中共不仅将其作为对本国人的铁律，还将其输出作为对外国人的要求。任何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的市场表达善意的人，不可以批评中共的政策、制度和其文化，不可以忤逆中共所要求的根本原则，不然就被视为“辱华”。这导致了多次对外国企业的处罚，对外国人包括台湾人的抓捕，类似事件在近几年异常高发，且越演越烈。通过强行捆绑中共意识形态与一切“善意”和“美德”，让所有美德都包含对“党”的拥护，最终让中国成为美德不可能的国度，这是绝望的根本。

他们堵塞了一切道德之流动，而他们所主张和提供的道德资源，却是幼稚和空洞的；他们的“初心”与“责任”早已荡然无存。当官员们以他人子女为要挟、罗织罪名时，道德虚无的病毒已将整个中共系统侵蚀得面目全非，无论他们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报表文书，勉力平衡财政状况，还是为了实现社会共享所谓的 “必要之恶”，对社会撒一个弥天大“高贵之谎”，还是皇帝本人乐于推进的“个人崇拜”，这一切都与“道德”背道而驰。这个系统的所谓“道德”已经被其内部掏空。

中国成为一个“道德”不可能的国度，高喊着抵抗“历史虚无主义”的中共，率先对内实现了“价值虚无主义”，让这片国土的国民几乎不可能实现“价值关怀”——所有真诚的价值追求都几乎忤逆了“爱党”的铁律，而党提供的“价值路径”却是创建在空洞哲学和虚假片面事实上的空中楼阁。中国人只能一头扎入“搞钱”和“享乐”，让中国成为一个任何人都几乎不可能获得黑格尔意义上“承认”的国度。但“承认”问题无可避免，金钱与享乐不给予人们最根本的生活图景。绝望正来自此处。这就像我们在之前提到的，在中国人一再目睹受害者成为罪人，而加害者成为英雄，社会呈现阿伦特所言的“成为烈士都不可能”的惨状后，他们就明白连自毁甚至都难以获得“道德”与“承认”，那么最终的绝望就降临了。在这种绝望下，最矛盾的一幕上演了：虽然很多人厌恶体制，深知体制的恐怖与压力，然而他们所能设想的生活唯一出路，却是投身于这个体制，成为“核心民族”，签订“里契约”。2023 年，国考报名过审的人数达到 259 万人，再次刷新历史记录，相较于 2022 年的 212 万，2021 年的 157 万以及 2020 年的 143 万，数字飚升，而在 2024 年，这个数字可能接近 300 万。即便面临着体制内工作的高压、低薪和不断降薪的现实，人们仍然义无反顾地加入这个体制。在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面前，成为吃财政饭队伍的一员，已然成为唯一的希望。这并非单纯的一厢情愿，在很多地方，尤其非一线城市，加入体制，拥有公务员或类似身份意味着受到尊重，甚至在婚恋市场上也成为最吃香的条件。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绝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阶层。年轻人竞逐公务员资格的圈子里流行着一句话：“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这句话揉合了今年在中国流行的仙侠复古文化的尴尬与小市民阶级的市侩。“上岸” 指成功考入公务员，获得一份有编制的工作，“先斩意中人” 则意味着与自己体制外的恋爱对象分手，因为进入体制后，可以马上寻找条件更好的人。体制已成为这个帝国中赤裸裸的 “核心民族”。

今年 2 月，贵阳市一位公职人员因相亲失败的聊天记录在互联网上疯传。女生礼貌感谢他的欣赏，直言两人不合适，不想浪费对方的精力和时间，算是很有礼貌的婉拒。没想到这彻底刺痛了这位“人上人”的自尊，贡献了形如天通苑居委会干部一样的“赤裸真话”。他马上开始贬低女生，说“今天早上来排队找我拷贝资料的文旅局女生，长得都和你差不多”，他自己不找她们只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还说“层层选拔进来的女生”，“同样从跑腿给我打下手干起”。他进一步炫耀自己参加的活动，“我们上课的都是市委常委，市领导”，然后说“你们这些人，能够成为我们市里这部分人的菜，还要看我们敞开信道的那一时刻，究竟是谁选择谁还不一定”，他最后说“能找到我们这种城市里摆脱压力的参政干部，是你们的福气，靠你们自己，在城市里断然是熬到退休年龄都躺不平的”。在这句话的最后，他再次诚实的道出中国当下绝对“道德虚无”的现状，终极的追求是“躺平”。

这段令人不忍卒读的对话已经道尽了中国当前这种赤裸的环境，顶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口号的公务员，实际上将自己看作中国至高的社会阶层 。且这绝不是他们的臆想，在这样一个被中共干涉到高度原子化，社会资本在不断的运动式行政中冲刷殆尽的社会，让很多人唯一可以感受到支撑和拥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环境，就是体制。在许多较小的城市，除了体制内的工作之外，城市中几乎没有其他白领工作机会。人们要么成为保险或企业的销售，接受较低的底薪，要么从事灰色产业，如进入传销等领域。只要中共对社会的压制和瓦解足够彻底，在一片废墟之中，公务员便会成为社会的高级阶层。收入上也是如此，到 2023 年，中国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仅相当于非私营单位的 57.2%，这并不是因为体制内有多么高薪，而是社会的薪资能力和财富能力被压抑所致。这也是前面提到的行政仅有吓阻与破坏能力，而不具备建设能力的特征。整个社会唯一活跃的组织，便只在这只破坏怪兽的内部，社会活力被其运作而“静止”。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中共开动宣传机器，号召失业率已经达到 20% 的青年群体所谓的 “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开始从事工厂生产、快递和外卖等蓝领工作。然而，这并非是只要付出努力就能赚到钱的领域。由于中国经济不振，导致大量劳动力涌入外卖等零工领域，使得人多单少，这些蓝领工作的回报大幅降低，更没有稳定和安全感可言。

在本书中，我一直提到中共的行政风格擅长“吓阻”而非“建设”，我的说法是否言过其实？毕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20 年，也有非常发达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依靠大规模补贴似乎也创建了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现在更是剑指芯片，这些难道不是“建设”，而是“吓阻”与“破坏”吗？我对中共行政的批判是否非常片面而言过其实？

试想一个人通过摄入过量兴奋剂来维持精力，你会称呼他的生活方式为“成长”还是“破坏”，这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概括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地产为支柱的经济和财政体系，是一种“破坏”还是“成长”。从另一个例子里，三峡大坝是一种“破坏”还是“建设”，对于一个江苏和上海市民，享受着其电力，可能是一种“建设”，但对生态环境和库区百万强制搬迁的移民呢？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在一个成熟的混合政体，大型项目受到生态、地方政府权力、居民私产的掣肘而难以推进，本身是一种“软弱”，还是一种“可持续”的机制。回头来想想政府在各个领域的补贴和投入，不管这个钱是给新能源产业和芯片，还是国企和政府债务，这看上去是“建设”，但从根本上限制了金融行业的“资源配置”能力，让资本回报率一直下探，从 2008 年回报率的 20%，到现在已经在 5%左右徘徊，净资本回报率即将归零，这样的趋势直接反应在中国的 A 股上，在一面高喊“经济奇迹”的背景下，中国股市的表现几乎在全球敬陪末座。再看当前整个土地与楼市的扭曲和混乱，就是中国持续限制土地与住屋自由交易（如限制土地入市、为土地和房地产价格设置上下限），并依靠“棚改货币化”巨量补贴的恶果。想想这些政策，虽然我们得到了 5 年房地产市场的疯狂，但这是一种“建设”还是一种“破坏”？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短期膨胀与可持续发展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利用“破坏”的方式完全可以实现局部高速成长，这就像兴奋剂可以让人短暂亢奋，在一片田地里砍掉庄稼就可以让野草疯长。但这种“破坏”，我可以准确的描述，对“信用”、“资源配置”、“社会活力”的破坏，已经成为了危及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根本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语境下，即便中国进行了很多看上去的“建设”，我依然说这个政府擅长“吓阻”与“破坏”。

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破坏”的威力，以及旧社会契约瓦解的幻灭感。在这种社会绝望下，许多人被社会挤出，采取了最极端的手段。他们从中国飞到中美洲的厄瓜多尔尔，再穿越丛林和无人地带，最终来到位于美墨边境的难民营。仅在今年 1-3 月，这样的人就有 3855 人之多。而条件更好的人，也以各种别的方式离开了中国，中国的移民潮到达历史最高。

这是否预示着中国的崩溃？我不知道。在中国崩溃的想象中，还有一种设想是社会治安大溃退，称为 “献忠遍地”。献忠指明末崇祯时期的民变领袖。鲁迅在《晨凉漫记》中写道：“他（张献忠）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 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蒐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有百姓的，他要杀之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这种无望下只能杀人以报复的想法，隐隐约约吐露着绝望时代人们内心的疯狂。诚然中国自 2022 下半年后，街头持刀或驾驶汽车进行的随机伤人事件已经多出不少，但到真正走向基层治安崩溃，恐怕还要以基层维稳和警察财政崩溃作为前提，这在短时间肯定不会发生。

极端的自毁开始越来越多地发生，相约自杀成为 2023 年的潮流。被公众知晓的年轻人相约自杀事件短时间内就发生了三起，他们大多是生活窘迫的底层城市务工年轻人，在网络上相约到一地自杀。4 月中旬流出一份无锡市的文件，指当地公安机关已经从一个微信的“生死相约群”锁定几位相约到无锡进行自杀的年轻人，并开始对他们进行“源头控制”。这再一次体现了微信这个工具对维稳政府的“绝对透明”，也说明了这种政府压力的巨大。公安的介入绝非对年轻人的生命负责，而是回避社会问题发生的政治风险，我想公安的介入，只会让这些本已绝望赴死的年轻人，进入“求死不得”的悲惨境地。不仅如此，微信的“全透明”，伴随着现代人的新器官——手机，给人一种 7X24 小时全天候的监视和压迫，这是一种全新的紧张感，比《1984》中老大哥街头海报的凝视更加可怕，他无时不刻在你所有的对话和表达中刺探与抠取，不是一种外部的凝视，倒像是长在你的体内，正侵染着所有粘湿的器官。这是涂尔干所言最典型的社会过度整合，在他看来，这就是一股逼人自杀的极权力量。

这是一种绝对沉闷的社会环境，伴随着绝望中的无效狂欢。从投资财政转向雇员财政的中国，已经豢养了超过 1.1 亿的财政人口。由于中国的外贸顺差不可能迅速归零，银行系统仍然拥有足够的资源来进一步扩大债务。这正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政府和国有企业疯狂地进行债务扩张，让低效的经济模式得以蹒跚维持。即使在某些经济周期中，它还可能获得喘息的机会。人们期待的“中国崩溃”在第三阶段并不会到来，这个漫长且无望的长期坠落反而让人更加疲惫和恐惧。

这便是中国的现状，在进入心灵史第三阶段后，这是一个充满绝望的社会。这并非仅仅因为中国经济的下滑。作为一个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2,000 美元的国家，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经济和物质生活比中国更糟糕的社会比比皆是。然而，没有一个社会试图垅断所有公共道德，无论是企业家的勤奋、社会活动家的责任、少数族裔或女性追求平等的团结、律师的智谋、学者的智慧、媒体人的敏锐、艺术家和文学家对社会的共情，统统被视为非法行为。进而，他们所把持的唯一道德 ―― 爱国与对人民的奉献，被操弄成一种幼稚和空洞的概念。因此，在这个国家，人们只能追求唯一的商业成功和金钱，但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极端不公分配的领域，而这个领域同样受到党的政策冲击，变得低效。

因此，你会发现中国的年轻人，甚至是那些亲建制的 “小粉红” ，也生活在一种认知失调中。当谈到中国的未来时，他们在网上表现得极度亢奋和乐观，相信中国成为全球霸权指日可待；然而，谈及个人的未来时，这些可怜的年轻人就像所有中国人一样，陷入最悲观的情绪中，诅咒他人和社会。这说明，在国家未来这个宏观且虚无的领域中，他们通过网络媒体的哄骗获得了信心。而在一切其拥有实际经验的事务上，不管是与其父母的关系、处理恋爱，应对工作，他们似乎从未在真正的经历中获得过承认与信心。

在这样一片道德的荒漠中，绝望者在服从中唯一的期待，是一种称为“入关学”的，危险的全球野望。

危险的幻觉：中国人的眼光转向世界

“入关学”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我们曾提及，中国的执政合法性基于克里斯马型魅力的理念，必须依赖在社会层面取得辉煌成果，辅以民众切身体会到的经济增长来维持。然而，在内部力量衰弱、成果寥寥的情况下，追求成就的压力便会自然地转向外部。这一现象并非罕见，许多强烈民族主义且对内进行压迫的政治体制均如此。先前提到的阿根廷独裁者加尔铁里便是如此。他接下一个烂摊子，国内刚完成了血腥镇压反对派的 “肮脏战争”，军费高企导致财政赤字，经济急剧下滑，爆发大规模抗议运动。

为了转移这种矛盾，加尔铁里决定与英国在福克兰群岛一战。在阿根廷国内，效果显著，短时间内，五月广场从警察对劳工进行残酷镇压的地方变成了支持加尔铁里的海洋。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阿根廷战败，借此契机走向正常化，终结了军政府的统治。这正是如今中国许多 “加速党” 所期待的类似情景，他们认为，只要中国对外侵略台湾，结果便如同加尔铁里的覆辙，中国便有了改变的机会。然而，这是一种过于残酷的期望，我希望这永远不要发生。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严肃对待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将其与中国内部的建制退化进行对比。习近平 10 年的执政实际上成果不多。他投入大量精力的项目，如雄安新区――这是中国的巴西利亚，意在河北省创建一个为北京分担职能的宏伟新城市，他称之为 “千年大计”，但现已陷入停滞，在 2023 最新一次非常高规格，由习近平亲自领衔的工作视察中，没有任何新的举措，反而被强调的是我们提到的那种倔强的“胜利”，他再次强调“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完全正确”。如果没有尖锐的质疑，又何苦反复强调“完全正确”呢。所有人都知道雄安新区不过是这位君王任性又昂贵的玩具。

当然还有雄心勃勃的芯片项目，为了快速追赶美国与台湾的芯片产业技术，工信部先后投入近万亿元创建基金，支持中国芯片产业崛起，但随着多个项目接连烂尾，该项目已进入清理阶段，芯片大基金多位高层相继被查。在 2022 年美国联合韩国、荷兰、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芯片禁运后，新一批次的巨额补贴再次上马。但 2023 年突然被炒作的清华大学光刻机新方案，甚至传闻已经在雄安将设光刻工厂的消息，仿佛一次性拯救了皇帝的两个烂尾工程，最后也被证明是纯粹的谣言。

当然，还有 “全面脱贫”任务，习近平要求在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20 年 11 月 23 日，如今已宣佈无法解决债务问题的贵州省人民政府称：该省最后 9 个贫困县正式摘掉 “贫困县” 帽子，中国也在 2020 年宣佈完全解决了“贫困”问题。然而，这个伟大任务完全无法持续，2020 年大量所谓的“脱贫”依靠直接补贴强制完成。这种直接补贴在财政紧张下不可能永续。但在 2022 年，他们甚至还宣称使脱贫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增长 14.3%，这恐怕要归功于统计局。但李克强另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言论，即是公布中国 6 亿劳动者月收入不足 1000 元，戳破“全面脱贫”的虚幻。

总的来说，北交所、亚投行、金山银山的环保项目，每一个都是以运动式的行政手段推行，但在遇到问题后，习近平往往选择畏难而偃旗息鼓。

这或许不能完全怪他，我并非要为他辩护，而是想表达，操作如此庞大的官僚机器，若还要与社会协同合作，领导人再宏大的想法，投入到这样庞大的社会中，都会逐渐变形走样。2022 年的防疫也展现了这样的特征，在领导层与末端执行人员之间，地理距离和人员层级系统越遥远，事情就越难推动和执行。自中国古典时代起便一直如此，野心勃勃的君王讨厌与丞相府及庞大的帝国行政体系沟通，更倾向于创建仅隶属于自己的少量专属机构，如尚书府、光禄勋府或刺史机构，但这样的结构，总是驭人有方，完成权斗目标非常顺手高效，但完成帝国治理却非常乏力。这就是独裁的困境：独裁者本人再有雄心壮志、权势，他也仅仅是一个人，他的精力和时间不可能让他深陷于复杂的事务性细节和长期关注中。尤其在遭遇推进困难时，需要他深入事务细节协调和解决，这基本不可能。这些项目多数便如此搁置或不再受到重视。

因此，中国所能实现的克里斯马式伟大成就，在目标是社会工程或整体产业升级等复杂任务（如另一个烂尾工程 ―― 中国制造 2025）时都面临巨大困难。但若是点状的巨大工程，如三峡水电站或高铁建设，相对就容易完成，只需掌控一家企业组织即可。我要介绍一个非常中国行政文化的词汇，称为“抓手”，即领导希望完成某成就时，他可以施加意志的对象。如果某事特别复杂，千头万绪，例如“中国产业升级”，那么这件事可称为 “没有抓手”。然而，举办奥运会这样的事情，单一组织 “奥组委” 便是领导的“抓手”，因为“奥组委”几乎对所有奥运会事务负有全权责任。对于阿根廷的加尔铁里来说也是如此，在解决通胀问题方面找不到抓手，而作为军人的他，在军事体系内与英国作战时，参谋部和几个关键将军就成了明确的抓手。这是理解中国未来的关键：独裁者在千头万绪和无数困境中，会逐渐放弃越来越困难的整体社会治理和纾困，转向那些“抓手清晰”的事务。

这本身是正常的，现代社会千头万绪，一个人无法执掌一切，这是基本常识。在许多议会总统制国家，总统确实主要负责外交和战争事务、关键人事任命和议会调解，而内政则由议会和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如台湾便是如此。这是某种历史规律，即使习近平想独揽一切大权，他也只能逐渐转向那些“抓手清晰”的事务。对于个体来说，抓手最清晰的国家事务，甚至进一步说，门槛较低的事务（与央行运转相比），就是外交与军事。

因此，在习近平的第三任期，有他的心腹李强执掌国务院后，他是否会改变在第一、二任期中疯狂创建超越政府的“工作小组”并亲自担任一系列组长的治理模式，转而让李强或其他心腹带领政府机构推进令他厌烦的内政呢？这对世界并非好消息，在现代国家的总统主导军事和外交领域时，他们通常不需要提供惊喜，而且其决策受到国会等多个机构的制约。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克里斯马式国家来说，最高领袖掌控的事务必须提供伟大成就的惊喜，而在中共体制内，他的制约非常有限，可以为所欲为。

就在国内经济万马齐喑的 2023 年，习近平便在他自己的理解中提供了这样的“伟大成就”。在两会上，中国公布调解了伊朗与沙特，促使他们的关系正常化，随后又召开了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抗衡同时间的 G7 峰会，之后南非的“金砖国家峰会”也完成扩容，提出去美元化主张，俨然在 G20 之外，拉起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联盟体系，而在秋天，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召开，这也是习近平提出的顶层外交战略“一带一路”的十周年。2023 年是外交密集的一年。

其中“中国——中亚峰会”最体现出这种中国式的野心。这次峰会在中国的古都西安举办。民族主义者最津津乐道的两个对外开疆扩土的古代盛世“汉唐盛世”，同时也是中国对西域展开军事征服与外交影响的时代，都是以西安为都城。习近平毫不掩饰他的野心，在西安花费巨资举办了这场诡异的“盛会”。会议的地址、晚宴、接待犹如一场主题公园秀，各种过度饱和的红色与黄色充斥画面，所有场地都尺寸巨大并显示一种皇家的庄严，身着唐代华服的人员在仿造唐代风格的建筑中上下起舞。而中亚各国领导人与习近平则身着黑色的西装，仿佛走错片场的演员，甚至有些不知所措。这与同时在日本广岛举办的 G7 峰会相对现代务实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这是一场失败的“主题公园秀”，其奢华风格映衬着一般市民在经济下行中的糟糕体感，在网上罕见地引发骂声一片。

但更多国民不知道的是，在习近平梦回盛唐的同时，西安市民却回到 2022 年的噩梦。在防疫期间被操练纯熟的城市管理手段在这时派上用场。与会场接近的市民回到“封城”时的足不出户状态，整片区域重新“静默”，每天进出小区进行必要的生活物资购买，也回到了“出入证管理”的防疫状态。为了防止彭义士那样的抗议爆发，西安城墙公园及所有公共景点关闭，由武警值守。能显示字迹的 LED 屏幕等全数关闭。甚至靠近会场的小区中，每一户居民家里都被强行居住进一个“安全员”，一对一地进行居民盯防，中国人那扇脆弱的“门”再次向权力敞开。

这种集现代野心与帝国旧梦，混合着暴发户式的审美与国家机器对其臣民的完全碾压的全新成就模式，被称为“大国外交”，是帝王的新玩具。

皇帝要的是什么呢？

在 2022 年底，已转变为“战狼外交”风格的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大国外交与习近平视野中的 “民族伟大复兴” 和 “世界百年变局” 紧密联系在一起。习近平口中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便是他在外交领域要实现的“克里斯马成就”。这个概念意味着东升西降，即自 19 世纪以来西方为中心的民主宪政共识与价值、多党议会制政治体制、自由主义私权观念和市场制度将被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命运共同体观念、共同富裕的财富再分配议程、一党制全过程民主的社会规则和从属于政治议程的功能性市场所取代。并且，采取后者路线的国家联盟将战胜前者的陈旧霸权联盟，实现全球霸权的雄心。因此，从 2022 年末开始，中国进入了外交高峰期，既有疫情后很多被搁置的外交事务重新活跃，也有习近平将精力转向外交领域的可能。

在习近平的视野下，许多旧概念已经获得了全新的内涵。例如，中共现在依然强调 “对外开放”，但这与邓小平时代的 “改革开放” 已经有很大不同。我们熟悉的后者是指中国放弃意识形态藩篱、融入国际经贸秩序、开展国际交流、搁置争议并融入国际主流市场。而习近平所讲的 “开放” 实际上更多地指中国施加国际影响力、塑造以中国为主导的秩序，如一带一路和美元替代等 “大国外交” 事项。

在国内事务的毛泽东式“大跃进”行政运动转向国际事务的 “大国外交” 时，这同样印证了我们在第一部分提到的中国人自身生活的巨大空洞——他们只能依靠世界想象来回溯自身。在创造惊喜和成就上，这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路线。然而，这对世界来说非常危险，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强烈大国沙文主义的国家。尽管中国的对外表达强调价值导向和全球命运共享，实际上国家内部已经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霸权叙事”，吸引着基本民众、专家智库和网络自媒体。这套叙事与前面提到的“绝望社会”密切相关，很多中国人沉迷于一种我们之前提到的：被称为“入关学”的世界观。这个概念最初是在中国最大的问答网站上被发明出来的，这很容易介绍，因为最初发明此概念的人也没用多少字，他说：

美国就像当年看似强大、拥有霸权的明朝，而中国便是还未“入关”时被剥削和压迫的建州女真，与其委曲求全，不如站起来推翻明朝的朝贡体系，创建自己的世界秩序。

因此，中国面向国际事务的最大希望就是取代美国，创建自己的世界秩序，成为霸主。这当然是 19 世纪德意志浪漫主义在 21 世纪的危险复兴。这种思想主导了几乎所有将眼睛牢牢盯住外国的中国人，就像之前提到的那位在镇压市民中预言“中美必有一战”的警察。习近平与普京离别时叮嘱 “百年未有之变局”，用“战略自主”离间法国与美国，和巴西阿根廷高谈“美元替代”，都是“入关学”的官方行动和表达的明证。

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中国人的“大国外交”不仅包括债务绑架和国际间的“合纵连横”，还越来越多地在各个领域主动进行外交挑衅和敌对行为。不仅有官方的卢沙野，还有大量的民间行为。2023 年初，一位中国臭名昭著的自媒体人在网络上造谣称泰国酒吧诱骗中国女性并进行活摘器官的残忍生意，这引发了中国网络对泰国旅游业的全面攻击，直至泰国旅游局不得不出面澄清。年初美国大熊猫丫丫事件中，网络谣言导致双方外交部门和相关人员不得不多次确认大熊猫的状况，并进行调查。因为政府不断对国际媒体的抹黑，在中国的外籍记者处境危险：在 2021 郑州大水期间，在郑州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还直接遭到了居民的围攻，认为他是来“抹黑中国”；上海封城结束后，一位外国记者在超市拍摄空置货架时，也被群众和保安围攻，要求清空照片。而福岛核电站和核排海，更演化为一场官民合作的对日舆论战争，中国几乎成为唯一激烈反对东电排海的国家。这些敌对行动都对国民产生了真实影响，2023 年日本与泰国的旅游业都迎来显著恢复，但这两个国家的中国游客数量较 2019 年都大幅下滑，泰国新上任的民粹政府即便对中国祭出免签政策，也并未达成吸引中国游客的效果。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官民互动模式，政府总是开出伟大成就的承诺，而民间会将这种极端成就进一步扩大，并将其转化为冲突。民间不断赞赏鼓励诸如卢沙野的挑衅举动，在互联网对外国激烈侮辱丑化，将其作为“中国崛起”的成就象征，并在其中期待更多冲突作为“大国崛起”的燃料。这场官民互动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更加暴力和失控。

中国确实在全面破坏二战后创建的国际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的两个危险途径，是成为军事化财政国家，或过度负债的财政国家，这两个路径都有走向帝国化的危险倾向。联合国安理会机制消解了国家财政投资于军事扩张的冲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消解了国家无度进行债务扩张的冲动。而中国将这二者重新带回了世界，以一种最虚伪的方式。对内，中国有一种绝对市侩的氛围，认为世界根本不存在公义，一切都是权力和实力，从国务委员杨洁篪对美国叫嚣：“你们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到民间最喜欢的格言：“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中国是一个赤裸相信弱肉强食的文化氛围。

对外，中国一面以负责任大国自居，强调和平公义，一面积极备战入侵台湾，军事化南海岛礁，与南海周边所有国家摩擦，又在印度高原大开基建，要与印度争霸，在背后支持苏丹军政府、缅甸军政府、塔利班恐怖组织、朝鲜以及非洲朝鲜厄立特里亚，更不用说对俄罗斯。中国在重新支持自己和一众军事独裁国家重新走上财政军事国家的旧路。

在经济方面，一面强调“一带一路”的国际支持和繁荣共享，一面输出无意义高额基建的“克里斯马模式”，绕开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诱惑其他国家政府走入无度债务困境，进入负债陷阱的道路。埃及、印尼、赞比亚在大幅向中国负债后，都有强烈的威权主义倾向。

将这些 19 世纪的旧日幽灵招魂进入 21 世纪，妄图重塑一个早已过时的霸权。这在国际社会，无疑已经起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毒效果。因此，作为一种顽疾的中国，决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他将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的顽疾，甚至可能迎来他的加尔铁里时刻。

中国作为问题

在漫长而充满挑战的 2022 年，中国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越发展露出其獠牙，使“中国作为问题”愈发迫切。这个问题让人不禁想起 1933 年德国国会修改《魏玛宪法》时，世界是否已经应当警觉，英国不应该签署《英德海军协定》，更不应在其后继续实行绥靖政策。在 1936 年 “罗马 ― 柏林轴心” 成立之际，世界是否已经或应当保持足够的警惕？然而，历史并未如此发展，直到 1939 年德国闪电战波兰。同样地，俄罗斯在 2008 年借南奥塞梯侵略格鲁吉亚时，世界是否已经应当警觉；在 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时，欧洲国家是否应当摒弃绥靖？然而，这一切皆未发生，直至 2022 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不仅是全世界，德国人在《魏玛宪法》修改时又在何处？俄罗斯人在 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时又做了何种努力？若德国人和俄罗斯人足够警觉、勇敢，他们是否同样能挽救自己，避免陷入后来的苦难？

那么，中国现已走到何种地步，世界是否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中国人又如何呢？这一次，我们是否有能力阻止灾难的发生？这本书所渴求的，便是将 2022 年作为一个生动的例证，让诸位得以深入观察这个庞大国家的细节，了解其运作方式、野心与弱点。毫无疑问，我的举动将被看作“给境外势力递刀子”。然而，我对自己的信念远胜于中共的任何历史论述。毫无疑问，我站在历史的一侧，世界将走向共和秩序的自我实现，野心家的灭亡和独裁者的自我毁灭将不断上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俄乌战争中，这个国际形式已经一再证明。独裁体制，作为一种低效、边际成本极高、无法长期稳定合作的政治体制，其灭亡是历史必然，我们的努力不过是为了减轻损失，让中国乃至世界以最小的代价度过这场漫长的 2022。且我在前文中提及积极的信号也在中国出现：在微博、知乎、抖音等网络平台，很多内容的评论区被称为“翻车”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即网上突然出现大量冲破审核铁幕，以与政府意识形态相反的方式表达批评和攻击的言论现象。越来越多的“翻车”代表中共的社会整合力在 2022 年之后确实遭到很大打击。而当白纸革命突破中共政治禁忌后，市民对街头政治表达似乎也没有那么恐惧。在前任总理李克强去世后，在他的家乡安徽引发规模巨大的悼念活动，人们纷纷到他的旧宅献花，排队献花的人绵延一公里以上，而这些花束中，不乏非常直接对中共和习近平本人的批判。让人不觉联想起周恩来和胡耀邦死后引发的公众大规模悼念，这两次均引发了政变行动，前者是打倒四人帮，后者是六四学潮。而 2023 年上海万圣节，在疯狂盛大的变装活动中，出现了大量直接政治迷因的装扮。不管是安徽合肥这个中部城市的大规模市民政治表达，还是上海如此直率的公共政治迷因，都是过去在中国不常出现的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漫长的 2022 年确实留下了积极的社会遗产。

那中国人还可以如何？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即 80 年代，人们直接追求民主；第二阶段，即 90 年后，人们追求公民社会。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呢？我认为是法治，甚至不需要达到宪政式的法治，而是社会持续要求行政必须符合严格的程序要求。就像疫情期间逐渐形成的习惯，任何针对公民的限制都必须符合程序，用程序理性对抗行政的任意妄为。这对一个报表型和财政型的行政体系来说，是对他们兀自运转的过程，所提出的社会最低要求。这样的要求足以对行政体系施加社会的压力。如果全社会对行政事务都提出制度性公开的程序要求，对行政惩罚要求都有严格的法理依据，就能对行政的随意性产生限制，进而对已经效率和能力退化的体系产生更大冲击，使其无法维持不断膨胀且仅对上负责的模式。更重要的，也遏制其所谓“法治”的单向惩罚特征，以程序和透明限制维稳体系的无限制运转。其次，扩大对 12345 体系的运用，正如之前在上海封城事件中提到的例子。既然共产党承诺了 “全过程人民民主”，那么我们就应该将信访体系视为成熟政治体的“市议会”质询功能，并通过 12345 向行政系统提出程序和目标要求。在当前的中国，这或许是一种安全的介入社会变革的方式，也是市民填补其生活空洞，了解“选择的世界”的机会。这让市民可以直面真实切身的问题，在每次问题中不断熟练政策结构、问政方式。在中国禁止一切公民社会自组织的背景下，反过来通过 12345 的建制化，以“去中心化”群体和身份推动公民行动。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自由才变得可能，而匮乏的道德资源，才能从中得到复兴。

并且在官方的 12345 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社会可以主动公开 12345 问政过程，展现对社会程序的思考和熟悉，对行政目标的构想，逐渐让社会的运作机制变成一种公共知识。这对于未来旧社会契约瓦解后社会的组织至关重要。正像白纸革命中市民除了“动态清零”的退出外，其实不太知道应该争取些什么。只有当我们对社会生活运转积累了经验时，这个答案和方向才可能显现。对于中国薄弱的社会，这可能是最需要积累的东西。

对于世界而言，抗衡中国需要更多国际合作机制，遏制少数国家、甚至野心勃勃的领袖单独倒向中国。如果南美洲国家联盟就台湾问题或俄乌关系达成一致声明，其方式将与卢拉截然不同。如果欧盟的整体观点比马克龙的观点更具影响力，那么西方阵营就不会轻易受到马克龙的任性伤害；欧盟如果可以更好促进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国内政治改良，也可以遏制中国以他们为跳板在欧洲构建“疑欧”联盟。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其能提供的短期利益对中小国家而言极为诱人，更不用说其中的政治家个体。这很像中国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故事。国际社会更需要团结行动，而非单独与中国创建经贸和外交关系。TPP 是抗衡中国的关键工具，可惜川普破坏了这一战略。但现在仍不晚，尤其是如果能包括更多东盟国家和台湾，加强 CPTPP 在亚太经贸领域的作用，将对中国在南海以及对东南亚的渗透产生很好的遏制作用。

对在中国内部运营的外国商业组织和机构，也有必要进行非诉讼业务的联合行动。目前，中国政府习惯于为大型外资企业提供超越法律框架的特殊待遇，短期看似具有巨大吸引力，但长期而言，在政治风向变化时，中国可能以非法治形式恶意霸凌企业。例如，韩国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期间，提供场地的乐天集团，在中国的超市业务受到消防行政法规干扰，最终被迫退出中国市场。面对这类政治事件，仅靠乐天一家企业，甚至韩国在华企业的力量，难以抗衡这种政治运动。但如果更广泛地，在中国外资企业拥有一个合规的联合机制，为此类事件提供非诉讼帮助和救济（在中国现行法治状况下，非诉介入可能比诉讼介入更具灵活性和较低成本），这将对中国的任意行为构成很大限制。

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上无节制的放贷已经严重冲击了国际信贷秩序，而且中国不可能持续慷慨地对外放贷，自 2017 年到达顶峰后就不断下滑。因此，中国过去肆意的放贷行为缺乏后续的重组救济能力，将对债务困境国家带来很大冲击，斯里兰卡就是直接的例证。中国必须为此承担代价，使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国际信贷行为减少。IMF 和巴黎俱乐部需要在弱势国家的债务重组中附加不得与中国进行单边贷款磋商的条件，将中国的信贷勒索式外交遏制在 IMF 和国际银行框架内。

显然，在国际层面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遏制和限制中国与单一国家的双边外交机会，尽可能采取多方姿态与中国接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个现代政治体可以将“中国问题”当作促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机会，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究竟如何影响了世界，如何影响了苏丹内战、缅甸政变、马来西亚政坛，以及一系列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等等。通过这种视野推动民选政府选民抵制孤立主义和中国 “战略自主” 的诱惑，促进更紧密的地区合作关系。

在此，我的思路非常明确：在中国国内，我们需要采用敏捷的合规和法治策略，不断提出不同个体和组织的诉求，指向行政的透明合规，遏制行政权的随意，迫使这个庞大而缓慢的巨兽应对灵活的社会要求，从而瓦解其现有的行动模式。不断强调中国的“表契约”，冲击实际运行的行政“里契约”，并不断促使“里契约”向“表契约”靠拢，让其尽可能一致。

而在国际上，通过多边相互制约和承诺，抵制被中国“合纵连横” 逐一击破的风险，同时让中国为其轻率行为付出代价。让中共明白，外交事务并非他可以轻易攫取成就的领域。当然，这些都不是复杂的思路。2023 年 5 月的东盟峰会，菲律宾便提出东盟作为整体与中国进行南海谈判的必要。而随后的 G7 也创建了对中国经济胁迫问题的联合机制。G7 和欧盟都推出抗衡一带一路的国际基建和融资工具，而 IMF 也在债务重组上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而以上不过是我的陋见，这本书更多是呼唤将中国作为问题的迫切性，只有当更多人参与这个过程，我们才可能化解 21 世纪最大的风险，并让多达 14 亿人，甚至周边更多人的苦难得到救赎。我不仅对中国必将改变的结局持乐观态度，而且我对能够以较低成本，在战争和动乱发生前，解决作为问题的中国也保持乐观。这需要我们共同的不懈投入。恐惧是这个政体少数擅长的东西。我深知恐惧的强大，但当我们逐渐克服这样的恐惧，并共同承担这些恐惧，因此直面这场名为中国的顽疾之时，就会看到，我们面对的不过是一个帝国暮年的缓慢残躯。

朋友们，如同今年被捕的许志勇律师此前所言，“改变会在我们这一代发生”。

后记

初冬很暖，东京的桂花开而不谢，空气中弥漫着甜腻微腐的香气，令人沉醉，似让人忘却依然困住我们的痛苦和命运。

这本书在四五月份完成初稿。那时，社会还在 2022 年的剧痛余波中呻吟，矛盾高发，经济不振，人们隐隐地期待着改变。但之后社会秩序与经济逐渐平稳，虽然依然糟糕，但至少为政府的“高贵谎言”赢得了空间。

半年时间，随着对东南亚国家诈骗与绑架的鄙夷，对日本核排水“有小礼而无大义”的批判，对以色列“纳粹化”的讽刺，以及从不缺席的，对美国的不间断攻击。加上华为 Mate60 Pro 的炒作，杭州亚运会的召开，金砖国家扩容和一带一路十周年这两个外交事件；加之全球经济都遭遇冲击，为官方和民间提出“中国虽有问题，但已经是全世界恢复最好的经济体”提供了背书。

中国重回一种甜腻的暧昧境地。网络舆论亢奋起来，咄咄逼人。而社会丝毫未有松动，前台实名制、《治安处罚法》修订、《爱国主义教育法》通过，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如箭在弦。生活极端压抑，“润”仍是爱自由的人唯一可见的希望。

我的一位朋友知道我的写作计划，一直问我：现在是拿出这样的书的好时机吗？恐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也未必能带来什么改变。是啊，一本书改变世界，我从来不敢有这样的希望。孔子着《春秋》了，秦始皇依然一扫六合，暴政统一天下；伴着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撰写，亚历山大轻浮地创建起帝国，城邦化的希腊世界走入历史；就连耶稣基督到来后，犹太人依然致他于死地，随后被罗马人摧毁圣殿，赶往欧洲各处的远方。一本书能有多大的作用呢？如果想着写一本书就力挽狂澜，扭转乾坤，那我实在与终日鼓吹崩溃论、谁下谁上的人无异了。

我想说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我更想说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渴望。我们固然可以拥有很多别的，可以深思熟虑地选择更轻松的人生，离开中国，然后忘记这一切，但我怀疑在这个紧密的世界，在你用着微信小红书的时候，一切真的已经过去。但我们也可以遵循本心，对同样操着这套被污染普通话的国人之自由充满渴望，对香港人、台湾人、新疆人、西藏人、内蒙人免遭荼毒而充满渴望，为女人的自由充满渴望，为失去孩子的母亲的公义充满渴望，为不被束缚的孩子们充满渴望。为我们脱离那个特定的、长久的恐惧而充满渴望。

我是如此强烈地渴望着。即便 2022 年重来，我依然将为我的邻人与居委会争吵，我将和你们再次走上乌鲁木齐路，一起高喊“自由”，并试着从警察手中救下彼此，我将再次义无反顾地离开，然后写下这一切。就算 2022 年不断重复，就像我们不断重复经历的苦难，那我就想不断重复地做这一切，并在里面越来越增进熟练，并在熟练中生出智慧和忍耐。

因为我是如此渴望这一切，我们追寻的不是过去的时间，而是新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变成什么模样，所以我们可以像没有明天一样地渴望着，并不断做着这一切，不带一点怨恨和疲惫。我们是全新的人。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罗马书 13:12》

我们可以像我们所渴望的那样生活。

李厚辰

2023 年 11 月于 东京

后记 贰

上一篇后记写于我决定要将本书分享出来的时刻，写得颇浪漫。刚好一位友人在读过书稿后和我有一些讨论，这引发了我写一篇更“实在”后记的冲动，也可以谈谈上一个后记中“举重若轻的渴望”问题。

读完这本书能得到什么呢？一种历史的义愤、一曲城市乃至国家的挽歌。但重点是，他能产生信心与希望吗？能否让人摆脱要么轻率相信中国将快速崩溃，要么认为名为“中国”的忍耐将无限漫长的艰难处境。在这种想象里，中国唯一能动的主体便是中共，而社会和个人的空间已经被彻底扼杀。这种视野中的悲惨不仅仅是活力和可能性的丧失，还是在维稳和宣传机器下被彻底支配的无奈。这让人认为中共可以将任何问题——政府债务、财政亏空等——都一股脑地将代价向市民阶层倾泻，而我们不会有任何办法。绝望与愤恨正来源于此。

因而唯一可以期待的就是中国的崩溃。如果依然如此，我们还未像序言所说，完成了“恐惧的克服”，期望中国快速崩溃不过是“恐惧”和“绝望”的应激反应。

这本书既提供了 2022 年民众抗争并取得结果的事例，也从细节总结这个庞大帝国的弱点。尤其是在现代，面对商品社会与互联网，帝国所面临的掣肘比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要多。更不用说在如此庞大的经济与财政规模，金融与负债体系下，政府对国内国外的经济依存，维持经济稳定的刚性，也远超任何的时代。时间毫无疑问站在我们这边。

而书中更重要的是展现出帝国迟暮的脆弱，以及帝国会妥协的事实。请注意，妥协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瞬间成为一个宪政的现代国家，仅仅是说帝国那坚不可摧的铁幕不如我们想象那般不可撼动。不管是白纸革命与疫情政策转向；还是 2023 年在提前还贷潮下调整存量房贷利率；面对地方债务困境放弃“谁家的孩子谁抱”的声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大幅度妥协；还有 2023APEC 会议，在美国于制裁、关税、出口限制都没有放宽的情况下，中国突然扭转了中美关系，甚至表示未来几年没有武力攻台打算。这些事实都可能让我们发现，确实存在一条中道。

没有天神般的极权，也无需期待其自我崩解，这是一场凡人与凡人的龃龉。我们不可能期待中国的“突变”，也不应该期待。当前体制下党、政府、社会深度绑定，经济与雇员体系悉数被党统治下的财政系统支撑。经济的突然崩溃，或是权力的真空，对社会都是灾难，这样一个编织在严密文书与行政中的社会，不存在“休克疗法”的空间。中国社会只能像一艘忒修斯之船一样逐块完成替换。而替换的关键，就是政府的妥协，不断摆脱帝国与“核心民族”的“里契约”，创建现代社会的“表契约”，就像我们在上海反对“无疫小区”的标准、坚持三区划分一样。不管是国民还是外国国民与企业，不断推动中国成为真正服从“规则”与“法治”的国家，这就是我们最可以期待的东西。

这绝对不是一条坦途，所有妥协都会非常有限，还会面临出尔反尔，进三退二，进四退三。这个过程会漫长而反复，中间夹杂着“加尔铁里时刻”式的风险。我虽然乐观，但不认为有一个胜利的终点必然在前方。我们能有的只是一个有风险的、不确定的、长期的希望。这种希望不会诞生于“理论世界”的宏大，而只会诞生于对“选择的世界”的精微探查，这就像我一直用作视频节目 Slogan 的话：通过了解克服恐惧。

面对未来，我们要成为的不是“有良知的人”，不是“殉道者”，不是“独立思考者”，而是“耐心的人”、坚定又耐心的人。正是这份耐心，让我们的渴望“举重若轻”。

这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了，也是留给读到这里的你：这个“耐心的人”是你吗？为什么是你？这是最难，也是最终极的问题，我没有完美的答案。只是想再次与你一起回想 2022 年，在恐惧与困境中，我们的利他主义被彻底激发，因而看到彼此、萌发自由冲动的时刻。进入到那样的时间，“为何是你”的问题就得到了解答。当然，这一切都系于你的决定。

要记得敢于去相信，也敢于分享你的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