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的伦理与美德的起源
我们现存的所有美德，如舍己救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诚信友爱等，来自何处？
答案是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是美德的起源，所有美德都建基于其上。大卫·休谟说：“人是自私的，但手段是匮乏的，没有足够数量去满足人的欲望和要求”。这句话需要细细品味。
稀缺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一切都能得到满足，那么根本没有私有财产的必要。每个人的所有超过所需，分配又有何意义？东西多得不可胜数，唾手可得，谁想要就有，何必还要把这件东西称为“我的、你的”？空气作为一般条件，没有稀缺性问题，就不需要私有，当然也不存在“呼吸的道德”这样荒谬的问题。
因此，休谟认为：公正的概念，必然起源于人的自私。人的自私又是因为稀缺这一不可克服的客观状态。
由于人是自私的，而手段是稀缺的，就希望占有更多的财产，以满足自己的欲求。这就必须分出你我。互不侵犯私有财产，这是原则，是基石，是基本的公正。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美德成长的可能。
因此，美德在公正之上，但它同样发轫于私有财产。
这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分野。
私有财产的伦理，是公正行为规则。人有自有权，能够论证，能够通过自己的理性认识到建基于私有财产之上的自愿交换与合作，最有利于提升人的尊严，增进人的福利。坚守私有财产伦理的群体，产生了扩展秩序，这种秩序使得这一群体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优于其他群体的文明。
但是，正如米塞斯所言：“私有财产是合乎人性的设计，并不是神圣的”。历史上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层出不穷。但结果也显而易见，尊重私产伦理，必然繁荣发达；无视资产伦理，必然受到惩罚——普遍的贫穷和野蛮的战争状态。 私有财产的伦理、自由交换的商业，能够增进人的福利，这早已被经济学逻辑推演和实践所证明，但它仅是原则和边界，是中性的，违反这个原则、突破这个边界，必然不道德。在此基础之上、边界之内，才有道德的可能。也就是说，私有财产的伦理，并不必然产生美德，只是为美德的成长提供了土壤。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私有财产的伦理能够让我们“仓廪实、衣食足”，进而为“知礼节”和“知荣辱”创造条件。 所谓“市场培育美德”，意思很清楚：仅仅是培育，而不是美德本身。我们通常所说的“有商业的地方有美德”，“无财产的地方无公正”，也是在说：商业为美德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为了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必然会不断为他人创造价值，并在此过程中养成诚实信用、谦和有礼的道德品质。而一旦财产权不保，人们必然会欺诈隐瞒、以次充好、相互掠夺、目光短浅，当然就没有了公正和美德的容身之地。
私有财产并不必然产生美德，但同样清楚的是：没有私有财产，讨论美德就缺少基础。因为美德源自自由心智，即自有权，这是财产权的核心。计划社会，人是工具，按指令行事，无所谓美不美德；黑奴的“奉献”也无所谓美不美德；东德边防警察执行命令射杀翻越柏林墙的人，当然更不是美德而是邪恶。
在没有财产权的情势下，人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美德，因为美德犹如市场，虽备受打压，却只要有雨露就生长。但是那残存的美德也仅存于私有产权能够作用的领域内。所谓“良心的一厘米主权”，就是在逼仄的环境下自有权能够作用的领域。人对亲情、对家庭的珍视，也是因为这是自有权最后的堡垒，当这一堡垒都被攻克，人就与禽兽无异。
因此，私产伦理是一切人类其他道德实践的基础、原则和边界。有私有财产，就有培育美德的可能；没有私有财产，就缺乏谈论美德的基础；突破私有财产的边界，人就会堕入野蛮的动物状态。
关于货币的几个真相
一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被定义为1/35盎司黄金，而且只能由外国政府或者央行兑换成黄金金条，没有任何个人或者企业可以换成金币或者金条，公民被彻底禁止拥有或持有黄金。
嗯，不让人民用美元兑换黄金，说黄金不是货币的人，例如邪恶的F·D·罗斯福，恰恰在使用黄金，而且最看重黄金。普通人已经无法再使用黄金作为支付工具，各国政府却依然把黄金当做支付工具。而且他们最担心的就是黄金外流。
吊诡不吊诡？这让我想起老和尚对小和尚说：女人是老虎。糟老头子坏得很！
二
过去的货币，如美元，英镑，欧元之前的马克，都是重量单位（物理学上称之为“质量”）。1英镑最初就代表1磅的银，1美元最初就是1盎司银。1磅=16盎司，1盎司=28.35克（1金盎司≈31克）。1933年以前，美元金本位时期，1美元就被定义为大约1/20盎司黄金。
现在，黄金、白银已经不再是货币，然而这些货币单位，却像历史的老照片一样提醒我们：货币就是黄金或者白银。
那些说黄金不是货币的人，希望他们能生活在津巴布韦或者1948年的中华民国，看他们是储存黄金还是储存那面额大得丧心病狂的纸币。看那时候是这些法币更适于交换到生活必需品，还是黄金容易。
三
各国要控制货币发行，因此才能收取铸币税，在不知不觉中掠夺民众的财富。于是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垄断货币铸造，降低货币成色，发行货币代用品，宣布纸币为法定货币，征敛用纸币支付，中止偿付，纸币与黄金脱钩，持有黄金被视为犯罪，污蔑囤积黄金的人是自私自利的卖国贼……
国家宣布人民手中的货币代用券中止偿付，实际上就是宣布：我破产了，你放在我这里的黄金，我不能再给你了。
为什么会破产？因为它发行了巨量的假钞，远远超过了库存的黄金。当人们都去要求提取时，它拿不出来那么多黄金，必然破产。事实上，部分准备金银行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处于破产状态。
你不服？不服也得服！
四
当纸币成为“法定货币”后，民众出于对政府的天然怀疑，以及对货币是一种贵金属、它本身有价值的朴素认识并没有立即改变，因此私下里仍然在用黄金或者白银交易。例如直到1860年代，美国加州人民仍然拒绝接受“绿钞”，以黄金作为他们的货币。
法律规定债权人必须接受债务人用纸币偿还债务，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州人民会将这种债务人的大头照公布在报纸上，令他声名扫地，今后再也借不到钱！
继续让民众持有黄金，用黄金交易，是对美国政府权力的羞辱，是对其控制货币发行权的巨大威胁，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没收黄金就是必然选择。持有黄金，除了少量的工业和装饰用途外，变成了严重违法行为。
假如有朝一日，这世界上的黄金多得数不胜数，塑料却少得可怜。会走过同样的路：你家里的塑料盆会被没收，私藏塑料盆，不但在道德上是羞耻的，而是在法律上是违法的！
五
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不再使用黄金交易，也仅仅百年。民间铸造货币，也是人类历史的主流；使用花花绿绿的纸，是人类误入歧途。
历史并不总是在前进，它时常大幅度倒退。
六
这世界上本来就不应该有法币体系下繁复而又玄幻的“汇率”这回事。假如在一个全部商品货币黄金的世界上，只存在重量单位的换算。你美国人拿着1盎司黄金来跟我交换货物，但我这件货物少了40克黄金就不卖，我只要用计算器算一下就行了。
在一个国家已经现实存在的世界上，如果采用金本位，英镑、美元、马克，也都是重量单位。它们之间的交换比率，也即汇率，同样也就是这些重量单位的换算，它随着自由市场而波动。
在一个金银共存的世界上，金银的交换比率随着金银的供给增减而变化，也会形成市场的汇率。
这是最诚实的交易，因为黄金白银没法造假；汇率自由浮动，谁家多发了货币代用品，市场的反应就是它贬值。
七
当各国滥发货币并且操纵汇率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国家一般都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货币。因此第一，让货币价值随市场自由波动，这是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第二，本币相对于外币贬值，国家很没面子；第三，这会引起民众对货币贬值的恐慌。
于是国家选择盯住某种货币，例如美元，实行固定汇率。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这相当于对货币实施了价格管制，被低估的货币会出现短缺甚至退出流通，被高估的货币则会出现过剩。人们会设法把商品卖掉换取被高估的货币，用被高估的货币换取被低估的货币，然而再用被低估的货币买进商品，从中获取丰厚利润。
所以，不回归金本位，不破除国家对货币的垄断，汇率问题是无解的，只看伤害的大小而已。
八
当一国信用扩张时，黄金会流向他国。这会令本国无比恐慌。
有一种办法可以防止这种黄金外流，那就是各国央行合作，同意扩张大约相同的比率。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强盗对另一个强盗说：你看，我都抢了他们20%了，你才抢10%，你这么搞让兄弟我不好做人啊！于是两个强盗达成默契了，要抢一块抢，抢得大概差不多，你抢得少了就不坦诚友好了，咱这协议就没法签了！
每过一段时间，美国就会鼓噪一阵子其他国家是“汇率操纵国”，这让人想起两个中国成语：贼喊捉贼，猪笑乌鸦黑。
九
自由市场有将货币统一的趋势。因为货币通用性越大，功能发挥就越充分，社会分工范围就越大，跨区域的交换规模就越大，市场就越广泛。总之一句话：单一货币最有利于市场的扩展和自由交换，最有利于福利的增进，是最理想的货币体系。
多种货币共存，是不利于交换的，因为它仍然要面对“双重巧合”问题，本质上还是直接交换，只是程度较轻而已。直接交换就是把人类社会拉向贫穷落后的方向。
因此货币有地理边界，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国界线不应该成为自由贸易的障碍，货币当然也不应该有地理边界的限制。如果货币有地理边界，从逻辑上说，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就都有一种货币，再推演到极致，每个人都可以有一种货币。那么这时候，整个世界将退回到以物易物的混乱状态，贸易会接近停滞，因为每次交易都要有一种不同的“货币”。
经济学不能“目中无人”
经济学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是研究人的学问。人的行动有目的，意味着人有自由意志，否则谈不上自主地选择手段实现一定目的。人不是机器，可以任由他人操纵；也不是一个计算机程序，输入什么和输出什么是给定的。
数理经济学家的最大错误在于把人当成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他们喜欢用数学公式来论证和解释经济现象和人的行动，问题在于，不同的人对某一物的价值评判迥然不同，正所谓“汝之砒霜，我之蜜糖”；同一人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事态，选择和偏好也变动不居。这种情况用数学方式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表达的，因为真实世界里并不存在这样的公式和函数。
他们认为，当采集的样本足够大，收集的信息足够多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就能把握规律。虽说经济学在目的面前止步，但我们仍可以从他们被豢养的身份中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管制和干预，并使其看起来顺理成章，以赢得权力的青睐。
且不论作为极据的目的，假定其出发点并非如此，即使从手段和方法上看，也是绝无可能的。
首先是信息无法获取的问题。信息是主观的、实践的。一种信息能不能发挥效用，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认知和行动。不仅信息如此，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人的观念和行动赋予了它属性和用途。信息的实践性意味着人的判断力，判断力更是无法用数学方法表达，否则就不需要企业家了。你可以分析某家餐馆或者某个行业的各类经营数据，但是办一个什么样的餐馆、在哪里办餐馆、采取什么样的经营策略，却是无论如何也收集不到的。
因此试图通过收集信息解决“知识分散”问题是误入歧途，注定是徒劳无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数理经济学家皓首穷经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消耗财富、浪费生命，其整个一生都是一出荒诞剧。
其次，信息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人的有目的行动意味着人总是从无到有地创造着新信息，这种动态信息是市场竞争中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是在给定信息下追求“最大产出”。创新的含义并不是亦步亦趋地简单模仿，而是颠覆性的“无中生有”、取而代之。与马车夫竞争的不仅是马车夫，而是汽车；与大哥大和诺基亚竞争的不仅是同类型的手机厂商，而是苹果智能手机的横空出世。
请问，一个还没有出现的信息，你怎么收集？
最后，信息动态的题中之意，就是收集到的信息是历史信息。人的行动变动不居，一个穷困的人可能平时省吃俭用，但是却“毫无预兆”地拿出他仅有的积蓄购买了一件奢侈品，这是那些数理经济学家通过他过去的消费习惯数据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测，并且难以接受的事实。但他不过是为了送给他心爱的孩子。人的目的外人无法揣摩，他认为这样做值得，而不是数据经济学家所定义的“不理性”。
这不过是简单的常识：你能收集到的，都是静态的历史信息，无法收集动态的未来信息。而人的行动，恰恰是面向未来的。
有人认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会使得这种采集和分析工作面临的困难迎刃而解。恰恰相反，技术只具有工具意义，人们运用技术改善自己的生活，只会使得各类信息纷繁复杂，收集和分析更为困难。道理很简单，收集和分析这些信息的，仍然是人，计算机也是人发明出来的，用人发明出来的计算机，来规范人的行动，就如同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总之，再多的信息收集和分析，也无法分析出乔布斯和苹果手机、马云和阿里巴巴。经济不是一大堆资本品、消费品、交易媒介自动地在那里排列组合，然后用函数计算出产出和人的选择。形成这些东西的，都是人，是人的企业家才能使得自然资源变成了有用的资本品，并将资本品一步步转化为终端消费品。离开人的行动因素谈经济，就是“目中无人”，就是本末倒置。
干预主义者都倾心于数理经济模型，大多都是实证主义者，道理也在其中。为了实施自己的干预计划，他们收集数据本身就是有选择性的，以支持其假设。这是任何实证研究都无法逃离的黑洞。因为他的收集和分析，同样是有目的的行动。但是不论其数据和函数看起来多么周延，却无法改变其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这一事实。他们不理解市场是复杂现象，是由行动的个体，而不是由一个个机器部件构成的；也不理解行动会产生非意图的结果，它并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经济学只能知道产生好的秩序的原理，不能预测、更不能决定个人的行为。
计划和干预阻碍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因为计划者容不下别人的计划。将一种计划凌驾于所有人的计划之上，限制人的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促进人类进步的信息根本就不会出现，也就是根本就不会出现乔布斯和马云，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没有新信息的出现，经济就会陷入一塌死水的停滞状态，人就变成了受他人奴役的行尸走肉。
所以，限制人的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不论是从功利的角度（阻碍经济进步），还是从伦理的角度（限制人的自由意志）看，都毫无正当性。
约翰·马歇尔大法官的经济观
按：以往我们观察约翰·马歇尔法院和美国司法制度时，往往关注的是最高法院定分止争、一锤定音的司法公信力、宪法解释的终极大杀器以及权力制衡，却忽视了马歇尔法院对经济问题——尤其是财产权的高度关注。
令约翰·马歇尔大法官名垂史册的是耳熟能详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此案确立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权，一举扭转了司法分支的弱势地位，使得美国权力分立制衡的架构真正得以确立。但是马歇尔大法官在捍卫财产权上同样不遗余力，并通过一系列判决确认了“财产权是自由的根基”这一基本命题，为19世纪美国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1810年的弗莱彻诉佩克案就是捍卫财产权的典型例子。佐治亚州议会的议员收受贿赂，将从印第安人手中获取的土地廉价出售给行贿者的地产公司。该地产公司将购得的土地分割后以高价出售。后来，州议会发现了其中的舞弊行为，遂撤销原立法，将购买契约视为无效。不明就里的购买人当然不服，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最终，马歇尔法院做出裁决：该地产公司与第三人买卖土地的契约已经履行，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新法律违反了契约自由的原则，应予撤销。至于前届议会受贿问题，属于另一个问题，应单独处理。
现在我们都知道，财产权的来源之一就是通过自由交换取得，个人财产属于不可被任何法律剥夺的既定权利，不论先前财产如何取得，是否符合自然法，但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个规则最大限度地杜绝了财产的不确定状态，保障了分立的财产权的稳定。只有财产权稳定有保障，才有人的自由，才有创新和进步，才有诚信善良的美德。
181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更具代表性。1769年成立的达特茅斯学院经英王乔治三世颁发的特许状成立。学院院长惠洛克丘八出身，管理无能且独断专行，学院董事会便炒了他的鱿鱼。惠洛克求助于新罕布什尔州政府，将学院变为公立，由州政府及其委派的委员会管理，同时授意学院秘书伍德沃德带走了学院的账簿、校印和文件，自己出任新成立的公立大学的校长。学院董事会不服，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
马歇尔法院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判决。最高法院认为：契约是神圣的，虽然特许状取得于殖民地时期，但却不因美国独立建国而失效。与一个人一样，法人作为法律拟制人，拥有自己的财产，自主管理属于自己的事务。由此判决新罕布什尔州违宪，捍卫了法人的财产权和大学自治传统。达特茅斯学院由此重获新生，私人经济从此蓬勃发展，开启了19世纪美国工业化和自由放任的狂飙时代。
此案清晰地表明，财产权先于国家而存在，不论政权如何更迭，有效的契约不可改变，合法的财产不受侵犯。契约条款的目的恰恰在于限制未来立法部门对财产权的侵犯。正如此案大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所言：“如果财产可以被剥夺或者改变用途，所有高尚的灵魂都会离开学院而远去，学校就会成为政治角逐的舞台。”
1824年的吉本斯诉奥格登案是关于垄断经营权的案子。罗伯特·富尔顿发明了蒸汽动力船（汽船），找到了一个大金主投资，此人是大名鼎鼎的利文斯顿——路易斯安那和新奥尔良购地案的实际操作者。他们认为此项技术对于美国扩张海洋权益意义重大，且投资风险极大，于是请求纽约州议会授予他们纽约水域运输的垄断经营权。纽约州议会同意，未经他们允许，任何汽船不得驶入纽约水域，否则予以扣押。亦官亦商的新泽西州长奥格登本来反对垄断，但后来为了反抗纽约州的地方保护主义，也申请了新泽西水域垄断经营权，并对纽约商船实行对等扣押。此案中的小人物吉本斯是一个私人汽船运输经营者，本来与奥格登暗通款曲，但后来受到了利文斯顿指控，认为他侵犯了自己的垄断经营权。于是，吉本斯受到了重重打压，利益严重受损，官司最终来到了最高法院。
马歇尔法院以州际贸易属于联邦管辖为由，裁决汽船垄断的州法违宪，每一个公民均有权参与经营。判决生效仅一年后，航线增加，船只猛增，船票降低，由此成就了纽约港的繁荣。
垄断经营设置排他性限制，侵犯了他人的经营权。而经营权是财产权的基本权能，如果一个人拥有财产，却不允许他将自己的财产投入市场中进行自由的交换和经营，追求财产的收益，那实际上剥夺了一个人的部分财产权，实质上是一种掠夺行径。垄断经营导致效率低下普遍贫穷，自由竞争能够增进福利造就繁荣，吉本斯诉奥格登案可谓一个鲜明的例证。
衡量一家企业是否垄断，不在于它的市场占有份额，而在于是否依靠权力设置了市场准入限制，排除和限制他人的竞争。
从当今的眼光看，马歇尔法院当然有许多值得诟病之处，马歇尔本人也是一个有集权倾向的忠实的联邦主义者，在联邦扩权、对州权的干预和限制、对“宪法默许权力”的扩大解释、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垄断等问题上同样不遗余力，而且，他做出的判决，也不乏党派斗争的影子。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却有效捍卫了财产权和基本的自由。后世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两个持久不变的信念主导着马歇尔：一是联邦主权，二是私有财产的神圣”，可谓切中肯綮。
这种思想观念看似矛盾，却有着时代背景和本人经历和倾向的必然性。极端珍视财产权和个人自由，警惕民主，在建国初期的美国人中并不稀奇，联邦党人也不例外。这是他们的直观的、经验的认知和信念。但同时，他们又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他们甚至有一种道德优越感：联邦是全体人民的代表，而州，却受地方利益格局的影响；财产权在不断扩大的各州民主体系下，在那些没有财产的人的煽动下，日益受到威胁。于是，在否定州权的时候，总有一种对抗州权、为人民利益代言的“道义自觉”。
马歇尔大法官并没有很深的经济学造诣，他不多的经济学知识，可能仅仅来自于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必须谨慎从事。然而，他却并没有搞清楚：一个强大的联邦与财产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个人自由的多寡，也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他们的局限。
但不论怎么说，他捍卫财产权的理念和愿望是真切的，而且影响了美国的后续走向，成就了19世纪直至“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的繁荣。
道理很清楚——保护财产权，才能建成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贼喊捉贼的把戏
1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到了爆发的顶峰，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两大美国政府赞助企业房地美(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和房利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陷入巨额亏损中，美国联邦政府随之接管了这两家公司。
次贷危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创新”，留给金融专业的人来解读。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所谓“次级贷款”，就是给没有偿还能力的人提供资金。道理很明显，这是一项极高风险的经营活动，只要这些缺乏偿还能力的人无法按时还款，银行破产就是必然的结果。
而所谓“金融创新”，无不是欺诈和盗窃的代名词。我们始终不要忘记，没有百分之百准备金的银行体系，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处在破产状态。此后所有的“创新”，都建立在欺骗和造假的基础之上，都是为了掩盖对债权人不利的破产状态。毒树之上，结不出好果子。
在商业运营中，诚实和审慎是基本原则。那么为什么金融机构会如此胆大妄为地贷放垃圾贷款，他们不用为股东负责吗，就不怕破产吗？
因为他们有两大靠山，其一是美联储，作为他们的坚强后盾，扩张信贷印钞票是其拿手好戏；其二就是房地美和房利美，会购买它们的抵押贷款，然后将这些资产证券化再卖出。为了确保这种操作得以运行，美国财政部每年给“两房”注资22.5亿美元。这样，银行就获得了“流动性”，能够在极低的利息下、不顾风险源源不断地向借款人提供资金。
就这样，大量的廉价贷款源源不断地注入房市，使得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似乎人人都在发财，并且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伟大美国梦！
2
并不是没有人发现这种模式中隐藏的巨大风险。早在2003年，就有监管机构的人员警告这种不负责任的借款行为必将引发银行破产。同一年，有人发现房利美和房地美有大规模的会计造假行为。然而他们的命运是，前者被解雇，后者受到威胁。
当布什政府发现其中的问题时，想要采取行动遏制“两房”的扩张举动。“两房”则立即与民主党人达成统一战线。民主党人在参众两院大声鼓噪，将自己塑造成为穷人利益奔走呼号的代言人；“两房”则雇佣游说团体，利用媒体造势，任何对极度宽松的贷款担保进行质疑的人，都被他们污名化，说他们是穷人住不起房子的罪魁祸首。选民们收到的短信是：“你们的国会议员正在让你的住房抵押贷款变得更贵，去问问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自有住房的美国梦？”
于是，所有不支持他们的人，都成了不支持美国梦和穷人的“美奸”、卖国贼，人人都噤若寒蝉，眼看着形势一步步恶化。扣帽子的下三滥招数，美国人同样玩得炉火纯青。
后来人们才发现，那些民主党人并非想象的那样高尚。那些参议员并不是什么穷人的代言人，而是与很多大型机构暗通款曲，他们很多人在任期届满后，摇身一变成为这些机构的董事或者顾问，待遇十分优厚。来自犹他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本奈特在参议院慷慨陈词，把矛头直指布什政府限制“两房”的相关法案，说共和党是美国人民自有住房的绊脚石。后来人们知道，本奈特参议员的竞选资金的第二大来源就是房利美，而他的儿子，就是犹他州的房利美分公司上班。
危机爆发时，甩锅大战开始了！民主党说这是因为共和党政府无能，共和党则说这是民主党人恶意阻挠。执政的共和党人“力挽狂澜”：“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迅速联手出击，对美股的稳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财政部将向‘两房’注资，收购相关优先股，联邦政府直接接管‘两房’，这是保护市场和纳税人的最佳手段”。
3
执政的共和党布什政府就那么无辜吗？
并不是。这一切的起因恰恰是布什一上任就实施的“所有权社会”计划。布什认为：“公民们通过所有权控制自己的生活和财富，这将增强公民的独立意识和责任感”。然而他认为自由市场显然不能实现他的宏伟蓝图，因此必须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增加房屋自有率，让所有穷人都能住得起房子。要达成这个目标，两个最佳伙伴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
当它的顾问团队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时，却已经真正成了“骑虎难下”。你承诺穷人有住房，民主党说，不但穷人要有住房，而且范围要再扩大，还要非常便宜。同时，在“两房”的游说和舆论的鼓噪下，民意绑架了政策，任何踩刹车的举动，都是对民众的冒犯，都将影响选票。在这里我们看到，政治就是相互比拼谁的承诺更加不切实际的游戏，民众则卑躬屈膝地匍匐在那些承诺给他们更多福利的政客的脚下。
于是，共和党一边甩锅给民主党，一边却不断支持民主党的政策。布什政府将提供给低收入群体的抵押贷款比例从42%提升到56%，其中，提供给超低收入群体的抵押贷款比例从20%一路上升至28%。布什希望，即使他们没有一分钱存款作为首付，联邦保险也能为他们提供保险。
就这样，人们看到一辆疾驶的列车在两党的共同操纵下，飞速地坠入悬崖。
人们这时才发现，他们不过是活在虚幻的泡沫中，不但持有的证券一夜之间一文不值，而且自己的房子价值也瞬间一落千丈，还要承受年复一年的房产税。于是房子从炙手可热的投资品，变成了甩都甩不掉的负资产。倾家荡产的人们，只有望房兴叹。
他们期待执政的共和党当局顺应民意力挽狂澜，布什政府也这样做了。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力挽狂澜”的布什政府，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如果再往前追溯，成立于1938年的房利美和1970年的房地美，是经国会批准成立的美国国有企业，它们的任务，就是担负起照顾民众住房这一“神圣使命”，让即使是乞丐，也能拥有“体面的住房”。多么“慷慨”的“福利”啊！
所以，人们感谢的美国政府，正好就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房利美和房地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浪费、低效、欺骗的代名词，就是美联储信贷扩张的“污秽池”。正是美联储的扩张信贷，让一部分处于权力顶层的人受益，抢劫了其他人的财富，并引发了金融危机和商业周期，没有真实储蓄做基础的错误投资必然被市场清算，导致资本消耗、财富浪费、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而为次级贷款提供担保这种饮鸩止渴的举措，只要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还款困难，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次第倒塌。
而这一切灾难的根源，是福利制度——联邦政府要给人民发房子。
4
先制造问题，然后将问题甩锅给市场、其他党派、投机者的贪婪，然后再以解决问题的救世主的面目出现，进而制造出更大的问题，这就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他们权力的扩张并且再也回不到从前，完成了对社会财富的进一步征敛，并且完成了全能政府的公众舆论的塑造，人们就这样一步步沦为任人摆布的奴隶。
所有问题，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套路。先发福利，让人们合法抢劫坐享其成，于是把移民当作前来瓜分他们福利的仇敌，然后修建边境墙；先管制物价，让市场出现短缺，甩锅给贪婪的商人，然后联邦政府将企业国有化组织生产；先规定最低工资，造成大量失业，然后征税、举债和信贷扩张搞政府工程安排就业；先搞“平权法案”，人为制造不平等，造成族群撕裂，然后打击种族歧视；先搞贸易保护，保护落后产业，导致经济衰退工人失业，然后“让制造业回到国内，热爱美国工人”；先管制和干预经济，导致萧条的延长，然后说这是市场失灵，要求更多的管制和干预……
贼喊捉贼，无耻之尤！
大多数人并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总是被他们、以及他们豢养的“思想保镖”牵着鼻子走。人们在他们的欺骗下，放弃了对问题产生的原因的追问，反倒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进一步呼吁“管一管”。殊不知，这些人才正是麻烦的制造者。这相当于让一个盗贼去看管自己的财产。
从每个人的行动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是一个并不愉快的过程，那意味着要将逻辑贯彻到底，意味着进行长链条的推理，意味着不能感情用事，意味着不断拷问自己。所以，人们往往成为多逻辑论者。其中有一条典型的特征就是将人群进行简单的划分，似乎不同的人群就有不同的思维逻辑结构。例如资产阶级有一套逻辑、无产阶级有另一套逻辑。但是所谓的阶级划分从来是靠不住的，因为人总是有目的地行动，并处在不断的阶层流动中。为了欺骗自己，他们只有说，那些不符合他们划分方法的人，必然是假的某某阶级，或者是叛徒。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自己的混乱找到自欺欺人的理由。
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国家理论中，就会出现一个结果：组成美国联邦政府的人，是一套逻辑；被联邦政府管控的人是另一套逻辑。人们相信联邦政府，是因为首先认定，联邦政府里的人必然是充满智慧，永不犯错的；必然是大公无私的，做任何事情必然都是出于大众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
多么荒唐啊！人性是相通的、不变的，联邦政府里的人，难道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难道一个普通人，一旦加入政府，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所有人性的缺陷就会消失，顷刻间变成天使？面对可以扩张的权力和由此带来的实际利益，他们会像一个圣人一样毫不动心？
在稳定的财产占有、自愿交换和诚实信用原则下，人们的福利就会得到普遍增进，任何对这一过程的管制和干预，必然减损人们的福利。这是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永恒不变的规律。一个经济体、或者一个行业，越是管制干预多，就会越糟；越是管制干预少，就越是兴旺发达。这既是经济科学揭示出的真理，又是非常容易观察到的现实状况，怎么就看不出来？那些枉顾事实的人，难道是眼瞎？那些鼓吹管制的人，难道是和人类有仇？
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出来混的，迟早要还。自我奋斗积累资本，不要想着去抢别人，哪怕以任何看似高尚的名义。自己看管好自己的财产，不要指望一个盗贼和抢劫犯。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要去依靠一个吸血鬼！
傅聪离去 世间再无家书
一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读《傅雷家书》时的情景。
那时女儿很小，我很年轻，才学着做父亲。读着傅雷的信，我觉得他婆婆妈妈、事无巨细，有旧时中国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交谈文化和艺术，信中最多的就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怎么做人做事、立身立命、求学钻研，诸如此类，严苛而又挑剔。记得他大概是因为傅聪字迹潦草，说儿子写信不“干净”，教导他“写信如做人”；又嫌他总是拖拉，责备他不给自己写信。我在旁边写了个批注：做您儿子，真累！我可不要这样对待我女儿。
现在，当女儿有时候说我俄罗斯名字叫啰嗦夫斯基的时候，我就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了她头上？傅雷是那么严谨、狷介、清高、不苟流俗，总想让儿子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他又是那么孤单和恐惧，1957以后，父子两人共同的人生主题是“逃离”。傅聪逃离令他恐惧的地方和人，傅雷则通过与儿子探讨人生和艺术，找回自己的存在和尊严，逃离那令人惊恐的人世间。
我愿意相信那份爱是真挚的。然而它是那么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成长，不应该是那个样子。
我记得傅雷写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66年8月的某一天。翻过那一页后，戛然而止，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令人肝肠寸断的“人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现钞53.3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从此，傅聪再也收不到父亲的信。
那天我站在玻璃幕墙前，泪眼婆娑，一遍遍在脑海里构想那副悲惨和决绝的画面：傅雷和朱梅馥在椅子下铺上一层棉被，以免椅子倒下后惊扰四邻，在屈辱中逃往自己理想的天国。那必然是一种解脱。当生比死难的时候，死是更优的选项。在死亡的问题上，他们终于找回了尊严和体面。因为在那样的社会，“留给个人的唯一自由，是那无法剥夺的自杀的自由”。
二
1958年是一个分水岭，傅雷成了“右派”，傅聪成了“叛国者”。
那一年，傅雷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提出了“改进d群关系的意见”，次年他被打成“右派”，命运由此急转直下。傅聪在波兰听闻这个消息后，没有启程回国，而是惊恐地逃到了英国。后来，又为艺术事业的方便，加入英国籍。
从此，家书的风格骤然转变，政治的阴霾笼罩着傅雷晚年重新捡拾的温情与高雅。那家书不再像是家书，而是一篇篇政治宣言，诉说着时代的荒诞。
参加完会议后，傅雷将讲话的笔记整理后寄给傅聪，兴奋地给儿子写信：“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士还有些胆小。”他称赞领导者：“他的马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是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此后的信中，表达自己的拳拳之心，教导傅聪不忘“祖国对你的培养、首长们的爱护”，做“人民的艺术家”；入籍英国，是对“民族自尊心的伤害”，不应该追求“小我”，而要追求“大我”；要“站稳立场，祖国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等你醒悟”等等言辞俯拾即是。知识分子的惶恐、无助和精神扭曲，让人感到无尽悲怆和凄凉。
真不知道，傅聪接到这样的信，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他是典型的书斋里的知识分子，只想着安安静静做学问，从无任何悖逆之心。他真的是怀着单纯的善意提意见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忠心，他甚至让傅聪将他们之间的信件寄回来，“给儿子的信，总是实际的思想情况，不会有虚假的了”，交给领导，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可是他太幼稚了，看不清这一切事态的逻辑和真相，于是对未来充满幻想。他刚烈而又率直，却不知自己的悲惨境遇来自何方；他学问精深，然而却缺乏认识这个世界的思想工具，始终不懂得进步和衰败的根本原因；他胸怀天下，总是对那些美妙的口号和承诺充满向往，却从来不去思考“如何泅过那片血海”。
在一次次希望自己被平反昭雪，又一次次希望落空备受凌辱后，他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一切都疏离脱节，拼命工作只是由于机械式的习惯，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无法安放，而不是真有什么信念”。
那并不是傅雷个人的遭遇，而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遭遇。他们主动改变，只希望躲起来做学问，然而那不啻一种奢望。
三
相比于傅雷信中国家、民族、文化、艺术那样的“星辰大海”，朱梅馥女士的信让人感受到了温情和烟火气息，那种正常的家庭对话才更让人心痛。从她对柴米油盐的诉说中，我们窥见了当时生活的场景，也明白了一个人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怎样追求。
1961年，到了最困难的时期。在爸爸妈妈多次去信委婉地请求接济，然而身在国外的傅聪却因种种原因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朱梅馥女士去信给儿子，直截了当地对儿子说：
营养之缺乏，非你能想象。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向儿子开口要东西是出于不得已，这一点你应该理解到……但每次嘱寄食物，心里矛盾百出，屈辱感、自卑感，一股脑儿都会冒出来，甚至信也写不下去了。
从日用品到食物都是计划供应，大家一律平等。每月每人可吃肉三天，吃鱼六天……因为我的一家之中最不重要的人，还自认为身体最棒，能省下来给爸爸和弟弟吃是我的乐处。这两年来瘦了二十磅，一有心事就失眠。
到1962年，情况还在不断恶化。三月九日，朱梅馥又去信给儿子：
爸爸的信谈实际也谈思想，妈妈只能谈些实际了……自一月份起，购买日用品必须凭工业券。发工业券的数目，以收入为准，每十元薪水发一张。像爸爸这样的专业作家，没有固定薪金的，就有作协来估计，他们每月送来21张。
21张工业券的购买力是什么呢？“呢绒羊毛等衣服，自16张起至60张止，看质量而定；绸缎每尺二至三张，而且只能现做，不能买了料子带回。洋火一张券只能买五小盒，平时每人每月一小盒的定额分配。”
二月份起，统战部给他食油一斤半、肉票二斤、蛋二斤、糖一斤；这是对极少数人的照顾。此外又给他文化俱乐部每月十五张餐券，平时由我拿了出入证去买熟菜回家给他吃。他觉得受之有愧呢。
所以她叮嘱儿子：“以后你若有多余的旧衣旧裤，千万保存好，寄回接济阿敏，便是破的也好。样样依赖你，增加你负担，心中不安”。
要知道，那可是傅雷这种级别的知识分子，那可是在上海这种级别的城市。想象一下那时候的其他人、其他地方……
四
这就是那个时代。那是一个一封信要几个月才能收到、衣食住行凭票供应、穷苦的无以复加的年代。
那是每个人都没有行动自由的时代，国家法力无边的时代。生产什么别人说了算，你能得到什么，也是别人说了算，人因此被扭曲得面目全非。那些呼吁管制的人们，但愿他们能在傅雷夫妇的生活中看到自己的“理想国”。
相比于那时，今天这个时代是多么美好。我们再也不会有几个月收不到家信时的那种心急如焚，科技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朱梅馥女士给孙子织的毛衣不合身，寄到英国需要几个月，因为可以在网上精挑细选直接下单，不满意还可以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商品和选择多得无以计数，我们既可以在菜市场买菜，还可以在互联网上团购。有钱就可以买，比起没什么可买，等着别人来分配，不知要幸福多少倍。
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的杰作。
但是许多人却只看到了这种结果，不知道这里面蕴含的自由因。他们仇恨资本、仇恨大企业，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资本推动的，大企业正是面向大众的产物。他们仇恨腾讯阿里，却不知道，正是它们谱写了这个时代最值得赞颂的乐章。 他们一边享受着这一切，一边呼唤管制想毁灭这一切。他们像是要挖个坑活埋自己。
所以今天，我们更要呼唤自由。因为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学艺术和人的尊严，也没有技术进步和物质丰裕、精神丰沛的幸福生活。
简要回应李永乐老师
李永乐老师，我看到你微博上发布的这条消息，这当然是有所指的。忍不住再说两句。
李老师你既不是风车，也不是巨人，没有人斗你，指出你错误的人也不是勇士，更不想借你出名。事实上，我们对斗争学说深恶痛绝，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和平合作的关系；而且我不出名久了，也不在乎这几天！
只是想指出：自然科学是实证主义的，经济科学是从先验命题出发的逻辑推理，二者研究方法不同。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动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因果关系的学说，人是有思想、会行动、懂取舍的动物，不同的人、同一人在不同时间，价值排序和偏好变动不居，怎么能用自然科学的“刺激-反应”、“变量-函数”那一套来研究呢？
教科书上的经济学，是为权力和干预主义背书的，本质上是反经济学的。市场失灵、外部性等等那一套凯恩斯主义的所谓经济学，把人当成机器，是计划和干预的理论根源。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计划的不可行的大辩论中早已被弃之如敝屣，现在还拿出来说道，让人不禁为观念之倒退而痛心。我们应该摒弃它，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解释市场，促进人的自由的增进和经济的增长。
市场并不完美，然而市场从未失灵。那些所谓的失灵，恰恰是干预的恶果。人类的悲哀在于，当这样的恶果出现后，会呼吁更多的干预，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求之不得，他们干预的恶果让其有了更多的干预的权力。自由交换的合作机制有利于所有人福利增进，任何干预主义的举措，要么造成一方受益一方受损，要么减损双方福利，最终的结果就是让所有人的处境变差。
外部性呢？它本质上是个产权问题。只要产权明晰，在财产权的框架内，人们自然会寻找出最佳的解决办法。只有在产权含混不清的时候，才会出现所谓公地悲剧、负外部性等问题。外部性问题是干预主义的尚方宝剑，正外部性，国家要补贴；负外部性，国家要征税或者惩罚。不论正负，权力都要介入，最终干预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更无须多言。这样的理论，难道我们不应该将其彻底扫进垃圾桶吗？
最高限价、最低工资、补贴、征税、贸易壁垒等管制和干预的恶果，经济学理论早已有深刻的揭示，我的文章中也多有述及，这里不再赘述。即使不读经济学论著，懒得看我的拙文，只要简单地进行逻辑推演，再看看现实，就能大概想明白。
经济学是谦逊而内敛的，它最值得称道之处并不在于它试图解释一切，反而是它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明白经济学必须在目的面前止步。它对自然科学采取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从来不持异议。反倒是自然科学，号称最讲科学，却想把活生生的人当做物理学实验一样来研究，张牙舞爪地把任何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领域内的学科，当成形而上学，任何形而上学的思辨，都被他们认为不科学，这不是很可笑的事么？我们不禁要问：人的思想、观念、心灵、价值判断，用自然科学怎样研究？
最可怕的是，实证主义“统一科学”的幻想，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规范人的行动，他们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模型、公式和函数，来计划整个社会。问题在于，现实世界里并没有这样的函数。然而他们却偏执地认为，任何不符合他们的函数的人的行动，不是他们的函数错了，而是人的行动“不理性”，必须予以强制和规范。当每个人都无法发挥自己的企业家才能进行自主决策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系统性强制的、“不服从者不得食”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悲惨景象，还用再描述吗？
所以，一个受过系统自然科学训练的人，何不像经济学一样，保持边界意识和谦逊品格？能不能稍微思索一下，你所信奉和主张的观点，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的善良愿望和支持的手段，到底是通向了天堂，还是先实现那片血海？
李永乐老师你是很有才华的人，对你讲的自然科学，我十分佩服，向你学习的地方很多。但是经济学，与人类生死攸关，何不谦卑地听取一下别人的意见？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承认自己在某个领域不行，或者领悟较晚，从来不丢人，反而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最可贵的品质。
君不见丁肇中教授，回答别人提问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不知道”。他说：“获得诺贝尔奖，只是在很小的领域内有一点点建树，我可不敢说自己什么都懂”。再看看张维迎，北大教授，著作等身，学者风骨，可是却坦率地承认：直到知天命之年以前，才初识奥地利学派，“对一个把经济学作为毕生志向并坚信市场的人来说，对如此重要的一个学派的忽略是不可原谅的，何况它是最好的市场理论。”
我们因此而看低他们了吗？我们只会更加尊重和钦佩他们！
李老师我并不是单纯地批评你，而是对那些错误的学说不断摧毁自由的根基和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感到痛心。你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受害者，粉丝又那么多，如果能从我们的批评中反思，从而学习和掌握正确的理论，进而传播带给我们所有人福利的市场经济学说，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我相信你有这样的胸怀，也有这样的能力。不要说你是经济学硕士博士，学的越多中毒越深而已。即使是教授又怎样？那些经济学教授，丢的人还少吗？
如果指出你错误，你就要“呵呵”，那我也就只能呵呵了。
不可把消费当投资
消费和投资，都是在购买财货，减少现金握存。但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消费是为了满足当下欲望，投资则着眼于未来。消费必然意味着资本的消耗，影响未来的满足，因为一件东西消费了就没有了；而投资则是节制消费进行储蓄的结果，其目的是进行更长时间的迂回生产，期待未来的更大满足。当企业家判断对了消费者的未来需求时，资本不但不会消耗，反而是价值的增加。
这两个概念本来是清晰可辨的。但是在凯恩斯主义的鼓噪下，却变得面目全非。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会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拿出储蓄来购买生产要素组织生产，他的投资总是十分审慎的。他绝不会贸然地去盖高档的办公楼和厂房、购进最先进的机器设备。那些旧的耐久资本品，只要付出很小的维护成本就可以继续运行，满足特定消费群体的需求，他更不会轻易淘汰。因为设备并不是越新越高精尖越好，而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就是好的。只有在维护它的成本高于未来产出的时候，它才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资本品利用率的最大化。
这是因为企业家的生产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他投资的成败，是消费者说了算，后果要自己承担。一旦判断错了消费者的未来需求，意味着他可能倾家荡产。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个“受托人”，他受消费者的委托支配财产，当能够赚取利润时，就代表消费者在继续授权给他；当他亏损时，就表明消费者给他敲警钟，打算收回他支配的财产，到一定程度，消费者就会终止这个授权，让更能满足他们需求的人接受委托。
但是当一个人不用花自己的钱，也不用承担后果的时候，他会怎么“投资”呢？
他会阔绰地建造豪华的办公楼和厂房，购进最先进的机器设备，雇佣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劳动力，一个令他心满意足的“现代化大项目”就这样建成了。去各地的工业园区看一看，那种大手笔令人叹为观止。
可是触目惊心的是，那些工厂很多已人去楼空，那些机器设备要么被闲置，要么并未满负荷生产，甚至有的工厂从建成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被贱卖的命运。原因无它，就是因为他不在乎盈亏，所以就不用考虑是否浪费；他不用承担后果，当然怎么高端怎么来。归根结底，他不在乎消费者需要什么，用自己的判断代替了消费者的判断。
但是，什么样的资本品应该存在，形成什么样的资本结构，最终来说是由消费者决定的。并不是花一大堆钱买很多先进的技术设备，就是资本品了。资本品是生产的中间阶段，是能够转化为消费品的高级财货，一件资本品之所以成为资本品，是因为它能不断地生产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消费品。当它不能产出消费品或者生产的东西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时候，在找到新的互补财货之前，立即失去了价值，成为一堆废品。
计划者们的最大迷信是认为砸钱就是投资，就能带来经济发展。然而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是为了投资而投资，也不是为了GDP而投资。资源是稀缺的，用在了这里就不能用在那里，把资源集中到某些人的雄心壮志上，意味着消费者更迫切的需求无法满足。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投资是资本的消耗，必然减少未来的满足。
不在乎资本是否消耗，投资不接受消费者检验，不讲求回报，自己也不用承担后果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满足个别人欲望的一种消费。
那一大堆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只是让他自己觉得赏心悦目而已，这就是他的当下满足。这与他给自己家里买一束花装点门面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那是纯粹的消费，跟投资没有任何关系。买一束花他可能会算计半天，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钱；买几千万的设备他却可能毫不犹豫大笔一挥，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钱。
所以，万万不可将消费当投资。不要一看到那些庞大的工程和先进机器设备就热泪盈眶，那不过是人家在花你的钱给自己放个烟花看看而已，你瞎激动个什么劲？
为了你们的幸福，去离婚吧！
一
今天距离年底还剩25天。在这之前你若去离婚，就是冷静的。从明年1月1日起，同样的事情就是不冷静的。“法律”就是这么神奇。
这样的法律预设了一个价值判断的前提：离婚是不好的，结婚是好的。追求的目标是“稳定的婚姻关系”。因此离婚的时候要强制你们冷静一段时间。
“稳定的婚姻关系”，从群体性的概率分布来看，可能是好的。但是不能用这种群体概率来规范个体的选择。火灾的发生概率是1%，你不能要求人人家里配备消防车和灭火器。离婚好与坏，是纯粹个体的主观判断，不能说婚姻关系稳定是好的，因此设置种种障碍阻止某个人去离婚。
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强制所有人不准离婚，才是最“稳定”的。有人五行缺爹，总是觉得state是父母，自己是儿女，管一管是对的。这下好了，你亲父母包办婚姻，你可能还可以抗争一下，你这个父母，可是不由分说的，稳定如磐石。其实最稳定的是监狱，等级分明，整齐划一，令行禁止；更稳定的是墓地，稳定得一片死寂。
再说冷静。一个人冷静与否，只能从“目的-手段”上去评判，它纯粹是主观的，只要他自我负责，任何人都无权干预。我买彩票，在你看来根本中不了奖，事实上也没中奖，很不冷静，你要不要管一管？乔布斯搞智能手机，最不冷静，人们都认为他疯了，而且特别爱疯，是不是应该“语重心长”地让他冷静下来？
离婚要冷静，更让人觉得不食人间烟火。他们认为离婚可能不冷静，结婚必然是冷静。但事实上恰恰相反。离婚往往深思熟虑，结婚往往草率行事。离婚的总是少数，离婚以后又复婚的更少，恰恰证明了离婚是冷静的。结婚那么草率，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冷静期”？这样的话问题就严重了，办完酒席，证领不出来，先冷静冷静。结果新婚之夜，police破门而入，罚你个非法同居，尴尬癌犯了有木有？
二 一个人是否离婚，何时离婚，是个人自由，禁止它、或者为它增加冗长的程序，就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
自由就是自我所有权，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自己的财产自己支配，只要不侵犯他人。一言以蔽之，自由就是财产权。国家和法律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护财产权。侵犯财产权的state，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侵犯财产权的法律，就不是法律，而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命令。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恶法”。
一个人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尊奉什么样的道德观，是他自我所有权的行使范畴。国家和社会不能强行规定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那将是战乱和冲突的渊薮。所有宗教战争和族群冲突，都是为了统一价值观的、狂妄而又无知的致命自负。
因为价值是主观的，道德是自发秩序的结果，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当立法者将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时，最大的价值就是做一枚任人摆布的棋子，最大的道德就是服从。这是对主观价值和道德的最大污蔑，因为它们是自由心智的结果，没有自由心智，谈不上什么价值与道德。
法律是保护财产权的“正当行为规则”，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制定的。立法者若僭越了这个界限，就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这就是“立法领域的jh经济”。
立法者总有一种“社会工程师”的梦想，妄图通过制定法律将他们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强加于他人，构建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任何不符合他们认知的思想和行为，都是离经叛道，必须予以改造。柏拉图曾有一个梦想，将国家所有儿童都交给他们培养，像在画布上作画一样任由自己涂鸦，这样就可以锻造出一代符合他们要求的新人。他们追求的是“哲学王”式的统治，由其代表国家负责立法，另一部分人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服从。国家与人之间，如同制陶工与黏土、牧羊人和羊群，一个理想的国度就此建成。
到那时，任何人都不能追求自己的目标，自由荡然无存，“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法则将被“不服从者不得食”取而代之。
不要认为这是危言耸听，自由如同堤坝，必须细心呵护。当你对管涌视而不见，溃坝就是迟早的事。
三
婚姻是什么呢？有人说婚姻的本质是财产关系，它直到离婚时才显露无疑。理是这个理，凡事追问本质也没有错。问题是，人的本质是什么？思想和情感来自何方？我没有想清楚，但它显然不是“灵长类动物”“一堆蛋白质”和“一束束脑电波”。
婚姻有更多的情感内涵。它是情感、是责任、是忠诚。家给人以安全感、归宿感，在家里，我可以卸去所有伪装，回归人的本来面目。财产关系至关重要，但是没有情感的婚姻，是对婚姻这个词汇的亵渎。所以我极端珍视家庭价值。在婚姻家庭问题上，我很“保守”。
我所经营的婚姻，就是即使正在生她的气，还是忍不住关心她；我喝酒醉了，即使她厌恶得要吐，还是给我递上热毛巾和蜂蜜水。她爱看韩剧，没有什么追求，我却夸她凭直觉生活挺好。我事业受挫，她并不安慰我，而是没心没肺地说：管它呢，咱吃喝又不愁，在外面伺候别人，还不如回来伺候你老婆。来，给我揉揉肩膀！
这就是婚姻啊！
别人离不离婚，对婚姻什么看法，跟我无关，我更不会干涉。有没有那张盖着血红色的印章的纸，对我来说，更是无关紧要。
两个人两情相悦，情投意合，决定组建一个家庭一起生活，面对未来的风雨，干嘛必须要有一个权力来承认？西方人结婚要宗教人士主持，我们要领一个本本，都挺滑稽的。再强悍的权力，都从我的家里滚出去！这是我们俩人的事。
所以，何必在意那张纸。别以为它能代表你的婚姻，它什么都代表不了。真正相互牵挂的人，不会因为那张纸而分开；没有牵挂的人，有那张纸也是白搭。事实上，那张纸好像很侮辱你们的感情，让人总觉得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似乎是因为那张纸背后有机关枪，所以才在一起。可是我们明明是由于心心相印。因此，如果有人因那张纸限制你们改善住房，那就别犹豫，赶紧办离婚。如果哪天又需要领了，受个麻烦再去领一个，结婚好像暂时还不需要冷静。总而言之，结还是离，一切以是否有利于你们的自由和财富增长为判定标准。
想通了这点，立刻豁然开朗，心境澄明。你们手挽手兴高采烈地去衙门办完了手续，回到了小区。物业的长舌张大姐看到了，一脸惊诧：这不过得好好的吗，干嘛要离啊？
因为过得好好的，所以要离啊！
然后你搂着她像往常一样回家，晚上和一个在张大姐看来已经不是你老婆的女人睡在一起，你实现了长久以来想和别人睡的梦想，让张大姐一脸错愕地站在西北风中凌乱吧！
南非：消逝的“彩虹”
1. 黯淡无光的“彩虹之国”
南非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度，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期冀种族和解，将其称为“彩虹之国”（寓意将过去的黑白分明变为缤纷色彩）。这里物产丰饶，盛产钻石和黄金，在布尔人统治期间，曾经是非洲最发达的经济体。1994年，南非终止种族隔离制度，曾被囚禁于罗本岛27年之久的纳尔逊·曼德拉在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胜出，当选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新南非诞生27年来，曼德拉所在“非国大”在普选中一直牢牢占据了执政地位，黑人真正“当家作主”了。这个国家不但实现了种族平等，甚至让黑人变成了特权阶层，对白人进行了逆向歧视。2017年，南非统计局发布一份统计报告显示，自1986年以来，约100至160万名白人外流，其中白人专业技术人才净流出约50万人，每个移民造成了10名非技术人员失去工作。
伴随着白人的流出，南非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窘迫境况中，许多年份呈现出了史无前例的负增长。2020年，受疫情影响，经济下降达7%，人均GDP已经从2011年的8000美元下降到不到5000美元，相当于2005年的水平。经济的下滑使南非目前的失业率达到了惊人的32%，贫困人口规模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领取社会福利的人数是所得税纳税人的约三倍之多，四分之一人口每天靠少于1.25美元过活。同时，社会矛盾加剧，新世纪以来犯罪率、艾滋病爆发率均不断上升，群体性暴力事件频发。
南非，已经从耀眼的非洲之星，变得黯淡无光，从发达国家倒退为发展中国家。
2. 民粹高手雅各布·祖马
南非本次的骚乱已经造成至少212人死亡，引发本次骚乱的直接原因是前总统雅各布·祖马在其贪污腐败的指控中，因藐视法庭被收监入狱，他的支持者借此打砸抢烧。有的人说南非“零元购”这么厉害，仍然尊重文化，超市隔壁的书店完好无损。殊不知，对于一个贫穷饥饿的人来说，书不能吃。在一个食不果腹的地方，没有科学和文化的容身之地，书是没用的。
新南非的历届黑人总统都在操弄黑人民粹，但是雅各布·祖马却绝对是个中高手。
他是南非政坛的常青树，年轻时以及被关进罗本岛监狱后，他就被曼德拉和姆贝基等人作为非国大的接班人加以培养。他曾长期担任非国大领导人，1999年-2005年担任副总统；2009年当选南非总统，直到2018年被非国大解除职务。所有新南非的问题，他都是亲历者、制造者。
祖马2005年被姆贝基总统解除职务，以及2018年的被迫辞职，都是因为贪腐。他被指控挪用公共资金3000万美元装修自己的乡间别墅，内设游泳池、私人诊所及露天剧场；在与法国武器制造商泰雷兹的数十亿南非兰特的军火交易中收受巨额贿赂，并涉嫌诈骗和洗钱；他还被指控犯有强奸罪。腐败和强奸的指控，伴随着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当然，他按照祖鲁人的习俗奉行一夫多妻制，先后与6名女子结婚，也是媒体猎奇的目标和南非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贪腐丑闻缠身的总统，却在南非国内享有巨大威望。一方面是因为他是祖鲁人，是南非国内最大的种群；但更重要的是，他奉行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
他通过巨额的财政转移支付，为黑人发放福利；他推动兴建了可以容纳400万人的“免费”住房；他为贫困的农村“免费”修路、通电、通水。在许多黑人眼中，他是为底层同胞谋福利的大救星。
2008年，在约翰内斯堡发生了大规模驱逐来自马拉维、津巴韦布、莫桑比克等国劳工的排外骚乱，蔓延到德班、开普敦等地，共造成62人死亡。姆贝基政府下令军队平息了暴力。这也是祖马上台的诱因，因为相对于姆贝基，他更加强硬，一直主张的是反对自由移民和外来劳工的保护主义政策，因此“深孚众望”。
然而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引发了经济衰退，并进一步加剧了族群冲突，让人们陷入了争夺政府福利的掠夺性战斗中，各地民众纷纷游行示威争取瓜分财富。这时候他展现出了一位民粹主义高手的“自我修养”：开辟了一条直接与平民对话的道路——总统热线，并亲自回复了其中一些求助，帮助一名妇女索回了养老金，并为一名居民联系到了修理水管的工人。
我们从中看到了F·D·罗斯福的影子。每一位民粹高手都有影帝的本领：一边在前台将自己包装成底层民众利益的代言人，一方面在后台忙着数钱。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窘迫境况，恰恰是他们的偶像造成的。
倒退与种族无关，是错误的经济政策的结果
细数27年来的历程，新南非政府就是一系列政府干预政策的“集大成者”。南非的急速衰落，跟人种没有任何关系，它纯粹是错误的经济政策的结果。以下是简要盘点，仅举其大者：
无视科学、政治正确的艾滋病防治。姆贝基无视南非艾滋病发病率高的事实，将其归结为西方种族主义偏见，认为南非艾滋病发病率高是因为过去的种族压迫和黑人贫困化的结果，因此“解决艾滋病问题，要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姆贝基政府的许多官员从忌讳谈南非的艾滋病问题，发展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反科学常识。
时任卫生部长姆西曼从声称艾滋病是种族主义祸害，到荒唐地拒绝承认HIV病毒是艾滋病的病原。于是否认现代科学防治手段，提倡用非洲人自己创造的神奇土方（非洲“中药”）来对付艾滋病。对国际医学界推荐的抗艾药物，以及提供技术在南非廉价生产的提议，南非政府却因为政治因素迟迟不予批准，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到姆贝基任期结束的2009年，南非成人感染率达到惊人的17.8%，感染者达到560万人，当年有31万人因艾滋病死亡，留下了120万孤儿，人均寿命从64岁下降到53岁，黑人更是降低到了48岁。
直到祖马上任，更换了卫生部长，制定了国家防艾计划，停止宣传土方“神药”，与国际社会合作大规模推广ARV防治， 才遏制了艾滋病蔓延的态势。这可以算是祖马任内唯一值得赞扬的成就。
赋予群体特权的《黑人经济赋权法案》（BEE）。南非政府不但要求企业、政府机构以及医院、学校、军队等各行各业必须雇佣黑人，而且要求企业和行政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中，黑人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政府实行“积分卡制度”，招收的黑人和高级管理人员越多，积分就越高，就越容易拿到政府采购合同。此举导致造假成风，但更重要的是，侵犯了企业经营自主权，人为制造了就业市场的不平等，使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人仅仅因为肤色得到雇佣，最终导致企业破产或者数量减少，产出降低，所有人因此变穷。
裙带关系和垄断资本。新南非建立后，面对丰富的资源，不是采取市场的手段，而是在政府主导下将稀缺资源低价配置到黑人手中，以实现所谓的“经济平权”，导致产生了一大批依附于政府的裙带黑人资本家。他们利用自己的黑人身份和政治影响力垄断资源，以所有人受损为代价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南非富豪帕特里斯·莫泽佩利用《黑人经济赋权法案》，拿下了多处矿产资源，一举积累财富27亿美元，变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富蜜蜂”（法案简称BEE，是蜜蜂的意思）。
而他的姐夫西里尔·拉马福萨，曾经是非国大的活动家、副主席，全国矿工工会领袖，过渡时期与白人政府谈判的非国大代表团团长。“蜜蜂法”BEE通过后，他立刻辞去政府职务下海“采蜜”，摇身一变成为“新非洲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广泛投资于矿山、能源、房地产、电信等行业，赚得盆满钵满。最近看新闻的各位应该知道了，这位拉马福萨，正是南非现任总统。
福利政策。新南非政府不是采取激励人们生产和人人自由平等的方法，而是矫枉过正，将过去只有白人能够享受的福利逐步取消，转移给黑人。财政预算中的社会福利支出，用于黑人的，从过去白人当政时期的43%急速上升到80%，而与此同时，用于白人的则从40%下降到10%。不仅如此，南非政府在解决黑人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上不遗余力，通过向高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税收，为每月收入低于1400兰特的黑人建造了大量“免费”住房，400万户家庭因此得到了政府分配的房子，每月只用交纳水电费。
在这种高福利的激励下，发生了许多看似荒唐、实则必然的闹剧。为了争取政府福利，人们纷纷变成了南非政府的奴仆，竞相争取权力的青睐，一方面造成了政府权力扩张，腐败事件频发，另一方面让人们变成了不事生产、心安理得攫取他人财富的抢劫犯，稍微“分配不公”，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人群之间从相互合作，变成了相互猜忌的斗争状态。政府官员冒充贫困群体领取福利和申请免费住房的丑闻频发；华人群体也为了谋求福利，将政府告上法庭，以便将自己归类为“黑人”（有色人种）。
福利制度不但造成经济衰退，而且摧毁社会道德，在南非得到了充分体现。
土地改革。1994新政府成立后就承诺要用20年时间，将30%的土地重新分配给黑人。他们认为白人农场主的土地都是抢来的，必须无偿归还给黑人。由此，670万公顷土地被强制划归黑人。2010年以来，又以资本重组方式改造696个大型农场，政府参股、黑人入股，将白人独资农场强行变成股份制。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人不满政府的操作，认为应当搞津巴布韦穆加贝的暴力土改，将白人土地通通没收。
财产权的不稳定，是导致经济倒退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白人纷纷外流的根本原因。据媒体所作的抽样问卷，目前大约有2/3的白人希望移民，目的地是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除了白人，南非经济情况较好的黑人、有色人种甚至印度人也开始咨询移民海外，希望离开这个没有未来的国度。
强大的工会。南非黑人工会势力强大，会员人数众多。最大的“南非工业大会”是世界最大的工会之一，下属21个行业分会，会员180多万。工会势力摒弃合作和契约精神，崇尚暴力抗争，动辄发动大规模罢工，使得经济瘫痪。2012年，南非最大铂金生产商隆明公司马里卡纳矿山发生大规模暴力罢工事件。矿工们无视与雇主签订的劳动合同，声称“民主18年了，我们不能老拿3000兰特！”他们无耻地要求把工资提高三倍多，达到12500兰特/月。由于另一个工人组织认为这样做会搞死矿山，导致每个人都失业，反对这次罢工，所以两方发生械斗，导致10人死亡。警方介入后，枪杀了34名矿工，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骚乱。最终政府介入“协调”，所有矿工平均加薪22%，并一次性补偿2000兰特，所有被捕矿工也被政府释放。
强制性要求工资高于市场工资率会造成恶劣的后果。首先，造成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自始至终不会得到雇佣，或者直接被解雇，因此会增加失业；其次，工会会员享受的高工资，是以排斥竞争的暴力手段达成的，他们的高工资，以没有加入工会的人的低工资为代价，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最后，这侵犯企业自主经营权，增大成本，缩小规模甚至导致企业破产，最终受害的是所有劳动者。工会势力和政府单方面提高工资率的政策，是南非32%的超高失业率和人均工资不到1000元人民币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南非彩虹”消逝的过程，是南非人民从黑白对抗走向底层互害、从富足走向贫穷、从和平走向战乱的过程。南非的衰退与种族无关，纯粹是错误的经济政策的结果。与他毗邻的博茨瓦纳保护财产权、减少管制和干预、鼓励外国投资，后来居上走向繁荣之路，就是鲜明的对比。
南非的故事告诉我们，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所有繁荣，都是自由的结果；任何一个国家，若无视经济科学的教导，必然付出惨痛的代价。
非洲的出路在哪里？
一
1966年2月，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借道中国打算前往越南，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调停南北越之间的冲突。
谁曾想，加纳北部的一小股部队因不满待遇太差，加之又有传言说他们可能会被派往北越参加战争，于是发生了哗变。加纳，这个非洲第一个从殖民地中独立的国家的第一次军事政变，就这样发生了。
在北京的恩克鲁玛前一天还是一个踌躇满志、“为人类和平事业”奔走的总统，第二天就成了人人唾弃的丧家之犬。他去越南的任务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还要去外国调停人家的冲突。尴尬癌犯了有木有！
然而这却是非洲国家独立以后的常态。许多政治狂人和妄人都经历了这样冰火两重天的命运，前一天还风光无限，后一天就流亡他国，或者变成阶下囚，甚至暴尸街头。远的不说，卡扎菲、本·阿里、穆巴拉克，国人早已耳熟能详。
那不断重复的故事，已经让人无心再去讲述具体的过程。只想发出一个疑问：从殖民地走向独立的非洲国家，怎么就走不出“混战-极权-政变-民煮-集权-再政变”这样的死循环？那片土地，怎么就逃不掉战乱频仍、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的悲惨命运？
非洲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二 上世纪中叶以来非洲国家从英法等国的殖民统治中走向独立的道路，并不是非洲人民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发轫于欧洲大陆的民族自决、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意识形态的流毒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看看非洲地图上那些滑稽的直线、匪夷所思的国中之国和海外飞地，以及小小的塞浦路斯岛上并存的几个政权、库尔德问题、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大不列颠的苏格兰独立运动等等，虽然表现方式有文明和野蛮之分，但思想源头却如出一辙。
好端端的人类合作，就这样被错误的意识形态和部分政客的肆意妄为生生区隔。在他们眼中，非洲人不是人，而是那些任性的疆界图之内的国家的仆从；人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那个标着国籍和民族的小小卡片。
非洲国家的政治狂人和妄人们就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粉墨登场。无知的人民在他们的煽动下不辨妍媸，自觉地给自己加戏，拥护这种似是而非而又注定给自己带来灾难的意理，首先将自己归入某一群体中，而不是将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个体。于是，那些举着民族自决和国家独立大旗的狂人们，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在欧洲国家随意划分的版图上强行地将不同族群捏合在一起，为此不惜进行血腥的杀戮。
国家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合作关系，没有人，国家什么都不是。然而，在那些非洲狂人眼中，“朕即国家”。他们打着民族、国家的旗号所从事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但凡脑子里有一点点人民利益的观念，都不至于为此而举起屠刀。
国家，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人是目的，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国家是为了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了国家而存在。如果人人互不侵犯，想和谁交换就和谁交换，要那个国干什么？到底是个人自由幸福更重要，还是虚无缥缈的国更重要？这些问题的答案，“拜国家教”造成的恶果，看看非洲触目惊心的历史就一目了然。
国就像微信群，不认同你群主的规矩，我就不入群；入了群以后，俩不对付的人遇到了，互骂一句SB然后退群完事，为什么非得要待在一个群里？
三 非洲国家的贫穷落后，是错误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总结起来无非两条：侵犯私有产权的国有化，以及阻断自由贸易的所谓“自立自强”。
津巴布韦的英雄人物穆加贝，没收白人土地和财产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政府赎买，第二步是强制征用给予适当补偿，第三步就是直接没收后分给黑人。前文提到的恩克鲁玛，将所有资源收归国有，实行计划经济；经济崩溃后祭出民族主义大旗，将这一切归罪于西方列强，切断一切对外贸易，让人民自立自强，自给自足。
几乎所有非洲独裁者上台后所做的事情，都是反市场的恶劣行径，但却是他们的“规定动作”。不要误会，所有这样的政策举措，都得到了人民的热切拥护。他们嫉妒、贪婪、懒惰，期望不劳而获；他们无知、幼稚、目光短浅，指望将选择和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交给他们的英雄，由此就可以坐享其成地享受幸福生活。
可是这样的愿望怎么可能实现呢？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式密切相关，当财产权不保，任何人都没有了生产的动力和激励，于是大家都“平等”了——贫穷面前人人平等。
而“国有化”，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幻觉：国家的就是我们的，就不再是西方列强和资本家的了！然而一切国家所有制，都是那个政治妄人和他的爪牙的私人所有制。钻石、石油、可可、橡胶，所有能带来利益的自然资源，都成了不允许他人染指、供他们骄奢淫逸、供养武装力量的自动提款机。他们没有利润激励，没有成本收益计算，不用承担责任，资源就被这样白白浪费。那些资源并不能给所在地的人们带来福音，反而成为他们的魔咒。
人们总是试图放弃自主思考和自我奋斗精神，将他们的偶像视为全能神，能够揣摩所有人的欲望和需求，并带给人们幸福生活。问题在于，人的自由幸福，以及国家的繁荣富强，是每个人自由意志自我选择的结果。他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享有财产的收益，才能激发其创造财富的不竭动能。市场经济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从来不是谁设计和计划出来的。
当那个全能神将自己的判断凌驾于所有人判断之上时，意味着人们必须放弃自由意志；意味着吃什么喝什么干什么都要看那个发号施令者的脸色；意味着每个人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不是为了满足迫切的需求，而是看那个发号施令的人的好恶。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崩溃。
四 在错误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之后，他们一方面号召人们自立自强，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都要由本国组织生产；另一方面，重新祭出散发着恶臭的民族主义大旗，将问题和矛盾归结为过去的殖民统治和如今的外国干涉，同时切断与国外的一切联系。
千万不要低估坏人干坏事、领悟和实践邪恶哲学的能力。“仇恨是最好的凝聚力”，为了抵抗西方列强，为了祖国和民族，一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还是米塞斯目光如炬：“对外经济隔离政策是国内干涉所导致的必然后果，是引起好战倾向的因素之一。”
然而什么是国计民生，从来都是他们自己在定义，而且从无定数。在半个世纪前的恩克鲁玛看来是生活物资，在南非布尔人政权眼中是核武器，在当今执政已经20年的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看来，是高科技产品。
可是什么东西不关系国计民生呢？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一切，都关系国计民生，是不是都应该自给自足？
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和平机制，就是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机制，其最大的特点恰恰在于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他人需求而生产。参与分工合作的人越多，就越有利于所有人的福利增进。只要奉行自由，实行市场经济，全世界所有人都是你的供应商。一个国家只需要发挥比较优势，生产什么都无关紧要。瑞士人生产手表，是因为那是他们获取粮食的最好办法。反之，美国中西部大平原的农场主生产粮食，是他们获得手表的最好办法。在一个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非要“自立自强”，无非就是为了满足个别人愿望的资源浪费。
贸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事，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事；贸易是双赢的合作，不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石油掌握在图西族人手里还是胡图族人手里，对你个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你到小卖部买东西，跟你与美国人交换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整天喊着大词说某某东西是我们国家的，似乎你买那东西就不用掏钱了？
自由贸易是不分国界的，甚至不分“球界”。有朝一日，火星殖民了，与火星人交换，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自然禀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长，都是细密的分工合作链条上的一环。自给自足只有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野蛮人那里才会存在。人为打破市场经济的分工合作，就是承认自己是个野蛮人！就是想把人们的生活水平倒退到原始时代！
五 把问题归结为西方列强，在划定边界时任性而为只图自己统治方便，当然是个很合适的借口。它可以为现时的相互杀戮和贫穷落后找到理由，借以逃脱自身的责任。不是说西方列强这样做就是对的，而是说，把一切不幸都归罪于他人，自己就不用反思了吗？
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不是强调个人自由和解放，而是将过去的国王、宗教对人的束缚换成了国家、民族而已。不断强化国家和民族认同，将集体凌驾于个人之上，制造了无数流血冲突。道理很明显，集体主义总是强调自己集体的优越性，并且制造一个偶像来增强集体认同。只要是在一个集体的环境里，个人就丧失自由意志，只能成为集体的工具，一切行动都要听从那个代表集体的偶像的号令。一切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举动，只要有“为了集体利益”这个理由，都变得顺理成章。其结果就是非洲国家不断上演的惨绝人寰的一幕：相互毁灭。
那些认为只要民族自决、国家独立了，就能够天下太平的人，心中没有个体的观念。他们对本民族内部的冲突和倾轧视而不见，把一切问题归结为外族的压迫。殊不知，那不过是将压迫者换成了与自己肤色和文化相同的一批人罢了。
矛盾和冲突，永远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而不是所谓外国人与本国人、外族人与本族人之间的。不坚守财产权的底线，杀戮和抢劫，不过是换个角色，或者变得温情脉脉而已。那实际上更邪恶。把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掠夺，说成是种族和国家问题，不仅将矛盾扩大化，制造族群间的对立，而且是一种思维懒惰和智力缺陷。错综复杂的矛盾，似乎只要扣上国家、民族这样的大词，就找到了根源。他们思维的局限性使得其不愿意再往更深层次思考一步。
当然，这更可能是一种极据。那些人的目的恰恰就在于制造矛盾和对立，进而从中攫取权力和利益。可问题在于，他们采取的手段仍然与其目的背道而驰。玩火自焚，被民族主义裹挟骑虎难下，最终为此而暴尸街头，还有什么权力和利益可言？
六 苦难的非洲，每次走近它，都会让人痛彻心扉。看到那里孩子们的境遇，不禁潸然泪下。它物产丰饶，疆域辽阔，有和我们一样心智的人民。它蹒跚地走向人类文明，每一步都走得跌跌撞撞。然而它绝不是没有希望，新的世纪，它已散发出和平与繁荣的曙光。
抛弃国家主义迷信，让地方自治，直至让每一个人自治；不要族群划分，而是关注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寄希望于圣诞老人式的全能政府，而是崇尚自我奋斗；摒弃计划控制，让所有人自行抉择；不要国有化，而要保障每个人的财产权；不可画地为牢，而要实行自由贸易。正确认识利益和谐，促进人类自由交换和和平合作，这就是非洲的出路。
一言以蔽之，拥抱自由的意理，保障财产权，实行市场经济，非洲自然会告别苦难，振翼飞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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