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看中华文明如何在一次次暴力战争中渡尽劫波、浴血重生，每一次战争劫难的逻辑何在，胜利者胜在何种战略，失败者败在何种战略。

前言　两千年帝国，两千年战乱

统一战争与衰亡战争

所有战争都是典型的零和游戏，一方的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所失。由于战争的损耗，即便所得的一方，也要遭受巨大损失。在整体上，战争对整个人类造成的是破坏和伤痛。人类不得不通过战争重新分配利益，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的博弈。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战争有且只有一个好处：将国家统一起来，形成统一的市场。在这里，国家统一只是手段，市场统一才是人类的福祉。

在世界上，中国之所以一直作为大国存在，就在于它的地理天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疆域，在这个疆域内的人们倾向于成为一个整体。在统一的国家中，人力、物资、资金这三种最重要的要素都可以较为自由地流动。在国界之内，人们也不用过多担忧人身和资本的安全。

正是统一市场的出现，使得统一战争一结束，当社会恢复了和平，就会形成一次新的盛世。不管生活在古代盛世还是现代盛世，人们都是幸福的，他们安居乐业，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协作，共同创造了财富的黄金时代。

但是，历史上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统一战争，还有许多战争导致了国家的分裂。根据这两点，我们把战争分成了统一战争和衰亡战争。

也因为这种划分，中国的战争就有了第一个密码：在乱世时期，战争促进了统一，统一又结束了战争；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大国崛起的幻象会让很多和平时期的人再次渴望战争；这种战争就带有巨大的破坏性，即便是打胜了，也会造成社会不可磨灭的伤痕。

这就是为什么在朝代初期，人们总是讴歌那些将国家统一的战争，因为通过战争，他们获得了长久的和平，能够在稳定的大市场中过上好日子。

当日子刚刚开始变好时，人们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害怕和平被新的战争打断，这时对战争的看法就变得负面起来，更倾向于从个人的遭遇角度去解剖战争的残酷。

可社会发展到更富足的程度时，没有经过战乱的民众在民族情绪的刺激下会渴望武力，战争的阴影再次复活，整个社会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很可能要进入衰落期了。

朝代中后期的战争对社会的影响也主要是经济上的。为了战争，政府必然要加税，而加税又必然导致社会的凋敝。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旦经济进入了下行周期，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反而会增加，因为当社会上没有了赚钱的机会，许多人就会考公务员进入官僚队伍，所以，社会下行时，养官成本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种增加最终会拖垮社会经济，到了这一步，就可能进入下一个改朝换代的周期。

如果我们把朝代之初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那么朝代中后期发生的战争则可以称为衰亡战争，它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衰落。

但衰亡战争又是很难避免的。在封建帝国中，必然存在着强大的宣传机器，用于鼓动人们的情绪。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众情绪的积累必然失控，到这时，不是皇帝领导社会去打仗，而是社会自发地推动皇帝向战争方向前进。

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对于人类的智慧不抱太高的期望，在未来，战争必定还会出现，也许现在已经在路上。

既然战争无法避免，就进入了本书探讨的最主要问题：那些历次战争的胜利者是怎么胜利的？那些失败者为什么会失败？其中有什么秘密可言？

战争的地理逻辑

与人们强调人心所向不同，乱世时期的战争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反而是地理。

中国人对于战争的认知大都来自那句古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实际上，真正能够进入战略的只有地利。所谓天时，更多是战术层面把握的稍纵即逝的机会，而人和也并非是可以客观衡量的标准。只有地理是长久不变的，如果论山脉，从人类出现后就基本上没有变化；如果说水体，在几十年里也是相对固定的。

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军事战略家，首先是一个精通地理的人。当刘邦进入咸阳时，萧何首先想到的是进入秦宫室将天下图籍搜走，就是为了了解地理关隘的所在，为后来的楚汉战争指明了战略方向。诸葛亮的《隆中对》之所以著名，在于他率先将南方的地理纳入战略考量，制订了从南方如何反制北方，甚至统一北方的战略。在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从关中和中原出发，才能获得天下，诸葛亮的策略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却极大地丰富了南方战略，使得他之后的军事家都必须在他的基础上重新制订全国战略。

本书所考察的，就是以地理为基础的军事战略，并试图总结其中规律性的因素。

本系列的前两本《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和《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都能区分出明确的历史大循环，比如秦汉以来的中国财政大周期只有三次，而哲学大周期只有两次。但在军事上，战争的逻辑却并不能区分出如此明确的周期。

实际上，军事规律是随着人们地理视界的打开而变化的。秦汉时期的战略家在统一战争中很少考虑南方，因为当时的地理中心在北方，南方太微不足道了。可是，到了三国时期，南方的长江就成了战略重点之一。在秦汉时期，关中是全国最重要的地理要素，可是唐代之后，关中地区虽然还很重要，却再也不是战略地理中心了。这是因为秦汉时期的中原和长江都还不够富裕，到了唐代，东部的财富远超西部，对于东部的地理也已经探索完毕。

不同时代的发展，决定了军事战略的演化。

中国的军事战略演化可以分为五个时代，分别是：关中时代、分裂时代（长江时代）、失衡时代（第二次关中时代）、中原时代，以及以蒙古和满洲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帝国时代。

第一个时代关中时代，包括了春秋战国到秦汉的数百年时间。这个时代最典型的地理基础是，当时的中国文明国家大都以关中和中原两个地方为中心，唯一的例外是占据了江淮地带的楚国，以及刚刚进入文明视野的四川。

当历史局限在这个区域之内时，人们会发现关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这主要是由于，除了关中之外的其他地区没有形成可以防御的封闭式结构，比如中原虽然足够富裕，却没有足够的天险抵挡四面的攻击。只有关中是一个四塞之地，在它的四面都环山，且有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四大关口保护着其中的土地，只要把守这些关口，从任何一面进攻关中都是极其困难的。

即便在秦汉时期，仅仅靠关中仍然不足以与全部中原和江淮对抗。关中的优势在于，还有两个富裕的盆地成了它的附属，那就是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一旦关中的政权同时掌握了汉中和四川，就拥有了足以与整个中原对抗的资源，同时由于关中、汉中、四川都地处上游，打击中原更加占有形胜。

秦国正是借着这个战略统一了中国。当秦朝崩溃后，汉高祖又按照几乎同样的方式，利用关中、汉中和四川反攻中原成功。

但关中模式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随着时间的延续和江淮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关中、汉中和四川三地中的任何单独一个，所拥有的资源都无法与中原抗衡，只有三者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联手才可以对付中原。东汉光武帝就利用这个弱点，乘关中、汉中、四川等地四分五裂时，以中原为基地反击关中得手。这次反击，也预示着关中优势已经成为过去。

关中时代虽然结束了，但人们探索关中地理战略所留下的经验，还会在以后的战争中屡屡被使用。从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时代的落幕，并不意味着前人探索经验的失效，它只会以更高级的形式出现在新的战略框架之中。

第二个时代分裂时代，是长江成为中国战略主角的时代。关中时代是围绕着黄河制订终极目标的，长江地区由于发展较晚，处于附属性地位。但随着长江地区经济发展，这里逐渐拥有了与北方抗衡的资本。特别是光武帝顺着长江三峡进攻四川，将四川与湖北打通。在这之前，通往四川的主道是从关中出发的蜀道，这使得四川一直是关中的附属地，但自从四川通过长江与湖北直联之后，四川逐渐加入了南方阵营，与关中的关系反而疏远了。

在分裂时代的开篇，是两个划时代的军事战略，分别是东吴张竑提出的江东战略，与蜀汉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两个战略的共同点，是提出长江不再是北方的附属，而是足以与北方对抗的基地。张竑指出了江东地区的重要性，认为首先占领了江东，再顺长江而上，将赣江谷地（江西）、湘江谷地（湖南）收入囊中，最后进攻荆州，甚至四川，这些地区加起来已经足以和中原对抗。诸葛亮则认为，只要占据了荆州和四川，就拥有了两条北上的道路。在中国南北之间沟通的主要通道本来只有三条，占据了两条，就足以借助四川粮仓，向中原发动钳形攻势，甚至统一中国。

张竑和诸葛亮的战略虽然都没有完成统一中国，却是对长江流域最好的战略探索，为日后的中国战争增加了足够的深度。

东晋南北朝更是进一步对长江进行探索，特别是中下游区域，探索出了“建康（南京）—荆州”轴心，这两个超级城市成了南方军事和政治的中心。一个轴心、两个重点区域（南京和荆州）、三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四条江（长江、汉江、湘江、赣江）、五座城市（镇江、马鞍山、九江、岳阳、武汉），构成了南方的军事战略基础。

但在探索结束时，人们发现，南方虽然足以称霸，却很难统一全国。这和南方较少战略纵深有关。北方由于有太行山和山西高地，构成了足够的纵深，使得南方对北方的攻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然在某一个点被迫停滞。而北方对南方的进攻，却只要攻克了长江就行，再往南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纵深空间和富庶的粮仓，构不成对北方的有效抵抗。

南方的这种缺陷，导致它可以丰富中国的军事战略，却很难颠覆北方的优势。于是，北朝借助地理优势最终统一了南方，结束了分裂时代。

隋唐时期开始的第三个时代（失衡时代），战略重心又回到了北方的关中地区，但这时的关中已不足以支撑整个庞大帝国的战略中心，使得唐代的战略一直处于失衡状态。

由于关中不够富裕，为了保卫和养活关中，唐王朝花费了大量的财富，却仍然无法解决失衡问题。加之无法解决养兵难题，唐朝皇帝发明了节度使这种制度，却将帝国送上了不归路。

但是，安史之乱中，叛军由于战略错误并没有占上风。这时山西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唐朝就是从山西太原起家统一的全国，安史之乱中，又是由于唐军守住了山西，并防住了襄阳、商丘一线，使得安禄山的军队被压缩在华北平原一个倒“L”形的平原区域。这个区域由于缺乏制高点，使得安禄山如同风箱中的老鼠，四处挨打。如果唐王朝完全采取李泌的关门打狗策略（见本书第十二章），安史之乱将更快被平定且后遗症较少。但可惜的是，唐朝没有采取这种策略，虽然平定了叛乱，却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失衡时代，另一个战略浮出水面，成了后世的叛乱者们经常使用且屡屡奏效的战略。这就是黄巢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当一个帝国处于不稳定状态时，起事者最好的方式不是建立基地，而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长征，击打帝国最虚弱的地方，直到引起它的财政和行政崩塌，灭亡帝国。黄巢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能长征的人，给后来的李自成等都提供了范本。

失衡时代表明长安再也无力主导中国的战略发展，于是，中国军事战略史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中原时代。这个时代以北宋为代表，甚至可以延续到明清时期。

中原时代的关键是在中原地区找到一个足够富裕又拥有战略优势的中心点。不幸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虽然看上了洛阳，却由于过早去世，让开封成了北宋首都。这个失误造成了中国的指挥中心处于无法防守的大平原上，加上北方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使得游牧民族可以长驱直下，直捣龙庭。

北宋的策略失误到了明代被弥补，明成祖将首都选在了最具有防守优势的北京。但到了明朝后期，北京的劣势又被放大：由于地理的关系，北京可以防御北方的攻击，却无力抵御来自南方的叛乱。

在中原时代继续的同时，另一个时代也到来了，那就是元朝和清朝所代表的帝国时代。这个时代，中原、长江等汉人居住区已经更加合为一体，皇帝要做的更多的是将边缘地带一一整合进入中央帝国。

如果没有元朝和清朝，中国的国土面积将缩小一半以上。元朝是划定中国新疆界的开始，可以说，元帝国当年征服过的地方，大部分现在都还保留在中国之内，元帝国没有征服的地方就永久性地成了外国。越南和云南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在宋朝时都不属于中国本土，但由于蒙古人征服了大理，使得云南彻底并入了中国版图。而越南由于击败了蒙古人，永久性地成了外国。

清朝虽然是靠击败李自成取代明朝而占据了中原，但它获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是靠和当时另一个霸主准噶尔人竞争而赢得的。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性节点，如果准噶尔人获胜，中国将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但清朝的胜利，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多元化的庞大遗产。

本书叙述了中国历史上军事战略的详细演化过程，探讨每一个时代的军事关键点，寻找那些成功者和失败者的秘密。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中央王朝如何成长，直到成为现在中国的模样。

本书与传统的军事史书有两大区别：

第一，本书既不探讨三十六计，也不强调民心可用，而是从技术化的角度出发，聚焦于最不易变的地理因素，旁及其他，来叙述中国两千年的军事战略演化史。这样做，是想让读者在读历史时，不光是看热闹，而是知道每一场战争背后的逻辑所在。只有了解了客观的历史，才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第二，阅读本书，实际上是理解中国地理的一个过程，从关中出发，直到新疆、西藏，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会更加理解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幕悲喜剧，并在谈论中国现状时，也更能理解它的演化和逻辑所在。

楔子　蒙古人：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协同作战

为了进攻南宋首都临安，蒙古人选择现在甘肃境内的达拉沟作为进攻起点，以云南大理为中间点，实现了上万里的大迂回，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最有想象力的进攻之一。

宋元时期，沟通中国南北的主要通道有三条，分别是长安（汉中）四川道、南襄隘道，以及淮河平原交通网。北方进攻南方，通常选择三条道路的一条或者几条。

蒙古人在传统的三条道路上都遭到了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从机动战变成了攻坚战。他们必须重新掌握机动性，才有可能击败南宋。

蒙古人重新获取机动性的方法，是首先进攻云南，再以云南为基地，从南方包抄打击南宋的重庆与湖北地区，形成大迂回。

为了进攻云南，蒙古人在中国西部开辟了几条前无古人的进军通道，完成了这个上万里的大迂回。

获得云南后，蒙古人在数千里的战线上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协同作战，这本来是一次载入历史的大战略，却由于一个人的死亡而功败垂成。

在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中，地理是讨论战争问题的基础。本书的目的，就是抛弃那些主观的成分，讨论中国的地理在历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每次战争的具体逻辑，引导读者了解战争背后的客观事实。

甘肃与四川交界的一个小山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奇袭的起点。

这座山沟叫达拉沟，位于一条叫作白龙江的河流上游地区。如果现代人想从内地去往这个偏僻的山沟，必须首先从西安出发，跨越巨大的陇山山脉，去往三百五十公里外的甘肃天水，再从天水向南，前往二百三十公里外的陇南市。从天水到陇南同样要翻越好几个山谷，才进入位于迭山山脉以南的一条河谷盆地，陇南市就坐落在这个小盆地上。这里看上去相当偏僻，除了市区之外，四处都是高山大壑，在中国古代，已经属于极端的边疆地区。但是，陇南仍然不是故事的起点。

陇南所在的河谷叫白龙江谷地，是由一条同名的河流冲刷而成的。从陇南开始，白龙江继续向东南方奔流几百公里，汇入著名的嘉陵江。而要想到达本书提到的现场，不是沿河向下，而是向着河流上游方向再西行二百多公里。

一路上，这二百多公里都是沿着白龙江所在的峡谷前行，谷地极端狭窄，即便最宽处也只有几百米。在峡谷的南北两岸，是两列高耸入云的山脉。这两条山脉近在咫尺，却截然不同，南侧是著名的岷山山脉，而北侧的叫迭山山脉。

在河谷靠近迭山山脉的一侧，有一座小城叫作舟曲，这里在公元2010年曾经发生了巨大的泥石流，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在舟曲附近，河谷越发狭窄，由于山脉太高，是滑坡、落石、泥石流的高发地带，行走在峡谷中，仿佛已经离开了文明。

从舟曲继续向前，到达一个叫作迭部的县城。在这里，白龙江已经缩成了一条季节性的小水沟，抬头可以望见岷山山脉巨大的雪峰。已经是河流的极上游，再往西走，地势会突然变平坦，就进入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了。从陇南到迭部虽然只有两百多公里，却路途艰难，即便开车，也往往需要一整天时间。

但迭部县还不是故事的起点，这里距离达拉沟还有数十公里。从迭部县城出发，向东走三十公里，从白龙江的北岸过到南岸，就会看到一条湍急的小河（也是白龙江的主要支流）在岷山山脉上劈开了一个山谷。顺着小河走到山谷的尽头，形成了一片山间小盆地，这个小盆地才是达拉沟的所在。

从西安到达拉沟，即便借助最便捷的交通，也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到达。

达拉沟如此偏僻，但在七百多年前的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这个谷地里却拥挤着一支远征的大军，在如今荒芜的高寒树下和草甸中，曾经人声鼎沸、马嘶刀鸣。对这支大军来说，达拉沟还不叫现在的名字，而是被称为“忒剌” 。

在来到这个偏僻地方之前，远征军已经跋涉了千山万水。主要人马是从现在的蒙古境内赶来，经过内蒙古、陕西北部、宁夏，到达现在的甘肃境内，又从甘肃兰州附近的临洮穿越了迭山山脉，才到达了达拉沟， 集结时间就花费了整整一年。

这支大军的统领叫作忽必烈，在当时，他的身份是蒙古大汗蒙哥的弟弟。副统帅则是刚刚从俄罗斯境内回来的大将兀良合台，他也是蒙古人最骁勇善战的勇士速不台的儿子。

那么，蒙古人如此大动干戈，他们攻击的最终目标是哪里呢？答案出乎意料：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个西部的小山沟里，最终的目标竟然是位于中国东部的南宋首都临安（杭州）。

即便到了现在的高铁和柏油路时代，从杭州到达拉沟的距离也在两千两百公里以上，几乎是绕着当时的中华文明转了一整圈。如此遥远的距离，蒙古人在这里集结重兵，到底如何才能打到杭州？为什么要选择这里作为打击杭州的跳板呢？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当时蒙古人已经占领了现在山东、河南、江苏的许多土地，从这些地方出发，距离杭州最近的不过只有三四百公里，也没有太大的高山阻隔，为什么蒙古人不直接从更近的地方发起攻击，反而要找数千里之外、隔着重重高大山脉的西部小山沟作为出发点呢？

解读这次战争的过程，我们能充分领略作为世界战争大师的蒙古人的谋略。

最顽强的对手

南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蒙古人与南宋联合将金国灭亡。但也从这时开始，失去了屏障的南宋直接与蒙古人对垒了，双方之间发生了连绵不绝的战争。

最先进攻的是南宋，南宋的目的是收复被金国占据的三大京城：“东京”汴梁（现河南开封）、“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现河南商丘）。这三大京城都在黄河以南，借助收复三京，可以巩固黄河南岸的防御系统，将北方民族赶到黄河以北。至于号称“北京”的大名（现河北大名），由于已经过了黄河，是无法收复的。

但事与愿违的是，南宋收复三京之战不仅以失败告终，还激发了蒙古人的好战性，于是战争就演变到了下一个阶段：蒙古人进攻，南宋防守。

不过战争也并非一面倒，蒙古人在进攻南宋时，发现原来南宋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堪一击。实际上，它可能是蒙古人自从离开蒙古高原后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

在宋蒙对峙时期，双方的分界线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从东面靠海的海州（现江苏连云港）出发，直到西面的岷州（现甘肃天水以南的西和县）。虽然南方与北方有着数千里的分界线，但实际上，由于山脉阻隔，沟通南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北方的军队如果想占领南方，要从这三条通道经过，才能顺利地到达南方的地界。

这三条通道的西道，是从长安（现陕西西安，已经被蒙古人控制）出发，翻越秦岭，到达南宋控制的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地区走古代的蜀道进入四川，这也是三国时期魏国灭蜀的主线路。如果能够控制四川，再从四川顺长江而下横扫湖北、湖南，甚至直达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是西晋灭吴之战的主线路之一。

西道是三条通道中绕得最远的一条，从位于杭州的南宋中央政府视角来看，这条路过于迂回，且必须通过两个最艰难的关口：从汉中到成都的蜀道，以及连接湖北和四川的长江三峡，蒙古人几乎不可能短期内打通这些关口。

从西道往东，就遇上了巍峨连绵的秦岭山脉。在中国古代，秦岭就是天险，几乎是不可通过的，只有绕过秦岭寻找进攻机会。在秦岭东侧还有一系列的小山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这些山脉从河南西部一直延伸到江苏、安徽、江西，将北方与南方隔开，也不容易通过。

但是，这一连串小山脉之间却有一个空隙。这个空隙位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在历史上称为南（阳）襄（阳）隘道，也叫方城隘道。宋蒙对峙时期的中道就位于这条隘道上。

南襄隘道从现在河南的方城县，经过河南的南阳市到达湖北的襄阳市，从襄阳可以继续向南走陆路，到达长江边的荆州，也可以在襄阳顺汉江而下，走水路到达湖北武汉（宋朝时叫鄂州）。

从荆州和武汉，可以过江去往湖南，也可以顺江而下进攻江西和江苏。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道都是最主要的南北通道，宋蒙对峙时期，蒙古人占领了中道北端的唐州（现河南唐河县及其周边区域）和邓州（现河南邓州市），也就是将南襄隘道的南阳部分占领了，而宋朝则占据了襄阳，双方形成对峙。

从中道再往东，又是连绵的桐柏山和大别山，这些山脉向东南方延伸。在两山的东侧，终于到达了位于现在江苏、安徽的淮河平原地区。淮河就是从桐柏山发端，向东流入大海。

按常理讲，既然到达了平原地区，那么这里的道路系统就应该是四通八达，也是最容易进攻的。但不幸的是，淮河平原却是个例外。这里河湖纵横，充满了沼泽，非常不利于行军。蒙古人擅长骑马，却对河湖地区不够适应，反而不容易发挥机动性。

在淮河平原上，人们经过数千年的交通实践，发现利用这里丰富的河网系统，也能找到几条比较容易行军的水陆交通。所谓东道，就是在淮河平原上形成的一系列的水道和陆路的综合通道。

最著名的通道是：从北宋曾经的首都开封出发，附近有数条淮河的支流，分别是东面的汴河，中间的涡水，以及西面的颍水，北方的军队可以从这几条水路出发，进入淮河。再从淮河转入陆路，或者仍旧走水路，进入长江。

在长江北岸（以及西岸），又有两个著名的战略要地，分别是扬州（位于现江苏省）与和州（现马鞍山市和县）。在扬州的江对岸，是另一个著名重镇京口（现江苏镇江），当年南宋高宗逃避金军追杀，就是从这里渡江。而在和州的对岸也有一个城市叫当涂（现马鞍山市），这里拥有长江上著名的江岸礁石采石矶，驻兵采石矶附近，就可以封锁长江水道，防止北兵前来。

既然从北方攻打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那么蒙古人在这三条道中选择哪一条为主攻方向呢？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军事行动中，往往会采取以一路主攻，其余方向佯动（牵制敌人兵力）来进攻。

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作为进攻大师的蒙古人很少采取“一路主攻，其余佯动”的做法，而是习惯于数路大军并进。由于他们的机动性太强，在每一个方向都配备实力雄厚的大将，几路大军是竞争关系，他们争先恐后，谁先获得突破谁就是主攻方向。这种做法在北亚、中亚、西亚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敌人根本无法配置兵力在广阔的战线上做出有效抵抗。当某一处被突破后，蒙古人就蜂拥而入，整条战线一溃千里。

在最初的宋蒙战争中，蒙古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三路并进，进攻南宋。但这一次，蒙古人却遭遇了巨大的困境：南宋的疆域太庞大了，地形也过于复杂，超过了蒙古之前并吞的任何国家。要想在如此庞大的战线上进行机动作战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在中亚，两路大军之间往往只隔了两三天的行程，通过快马传递消息，就可以做到各路军之间的协调与协作。但是，中国南北三条道路之间却隔着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行程，三路大军之间很难协调，更无法取得联系，在进攻中纷纷变成了局部的孤军奋战，从机动战变成了阵地战。

在西道，如果要从西安进攻四川，首先要拿下的是汉中地区。汉中是秦岭以南、巴山以北的一块小盆地，是入蜀道路的中点，当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根据地就在这里。南宋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蒙古人顺利地攻克了汉中，获得了进入四川的跳板。

此后，蒙古人数次进入四川盆地，甚至攻陷了成都，但他们接下来碰到了另一个问题：他们试图从成都平原沿长江三峡进入湖北的宜昌、荆州地区，一旦过了三峡，也就可以乘胜攻克湖南、湖北。但南宋守将孟珙却在三峡部位扎住了口子。蒙古人经过数次尝试，不仅无法突破三峡，甚至连四川都守不住。他们每次攻克城池，劫掠完毕后，都因为后勤以及当地人反抗问题，无法久守，最终还是得撤出四川盆地。

与此同时，南宋蜀地守将余玠也找到了正确抗击蒙古人的做法。四川盆地内部和边缘分布着许多小山，他在各地的山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堡进行死守，将蒙古人擅长的机动战变成了攻坚战。蒙古人在西道的进攻虽然让四川成了废墟，却无法获得更大的进展。

在中道，蒙古人曾短暂地占领了襄阳，但随后，南宋在中道的守将孟珙建立了完善的防护体系，让蒙古人在中道也丧失了机动性，变成了持久战。

而在东道，蒙古人的马队不熟悉水战，骚扰之后，也无法形成稳固的进攻点。

传统的三条线路都无法获得突破，在全世界罕有对手的蒙古人第一次尝到了僵持的滋味。善于快速作战的他们被迫进入了汉人的战争模式，双方围绕着一城一池展开了争夺，将蒙古人耗在了中国广大的土地上。

如果要打破这种僵持，就必须重新机动起来，回归到蒙古人习惯的作战模式中。但是，他们到底如何才能重新机动，打破僵局呢？

这时，蒙古人想到了一位汉人将领曾经提出的极其大胆的主张，正是他的奇谋让一场千里跃进式的奇袭载入了史册……

蒙古人的第二战场

当我身临其境地站在滔滔金沙江边时，心中想的却是一位叫作郭宝玉的元代将领。

郭宝玉，字玉臣，自称唐代著名将领郭子仪的后代。他曾经在金朝为官，后投降了蒙古。当时，蒙古人还没有灭金，成吉思汗向他询问如何才能夺取中原，郭宝玉提出了大胆的主张：开辟第二战场。

他认为，不管是金国还是宋国，对于中原的山川地理都很熟悉，要想奇袭，非常困难，只要对方不犯错，蒙古人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赢得胜利。

蒙古人最大的优势是机动性，因此，必须开辟新的进攻路线，出其不意，才能更快速地灭亡金国，乃至灭亡南方的大宋。

郭宝玉看上的进攻区域在西南。在宋、金的西南方，是位于现在西藏的吐蕃和位于现在云南的大理。西面是中原的上水方向，一旦蒙古人将吐蕃、大理收入囊中，再顺流直下，夺取中原，会方便得多。

郭宝玉提出建议时，蒙古还没有灭亡金国，因此他主要针对的是金国。当时蒙古人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是金国灭亡之后，蒙古人在对宋作战的三条战线上都碰了钉子，才终于想起了当年郭宝玉的提议。于是，在提出四十多年后，进攻西南的战略终于上了台面，大理进入了蒙古人的视野。

蒙古人决定首先拿下大理，再以此为跳板合围南宋。

但是，云南大理怎么会成为蒙古人攻打南宋的新跳板呢？大理与杭州的距离在两千五百公里以上，甚至比从达拉沟到杭州还要遥远。更何况，在宋代，云南并不属于宋朝版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用玉斧在地图上划界，将云南划在了界外，宣布宋朝不谋求并吞云南。即便蒙古人能够打下云南，又怎么千里跃进去打击南宋呢？

这就要从蒙古的另一个战略与云南的地理位置谈起。

在人类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是最会机动作战的军队。与其他游牧民族不同，为了获得机动性，蒙古人还是最会打迂回战的民族。

所谓迂回，包括战术与战略两个方面。两者的区别是规模的大小。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正面进攻，派遣骑兵绕到敌后夹击，这是战术方面。许多军事家也都擅长战术迂回。但在战略上能够做到迂回的统帅就不多了。战略迂回要求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开辟另一条行军路线，迂回数百数千里，以求达到奇兵的效果。

比如，在攻打金国时，蒙古人为了包抄金国（主要位于现在的河南）后路，就从现在的陕西转战汉中，顺着汉江绕到湖北境内，出现在金国的后方（南方），与北面的军队配合，形成包围圈，最终消灭了金国。这次迂回的直线距离达到了数百里。

在宋蒙战争时代，当从北方进攻南宋的三条路线都演化成了持久战之后，蒙古人想到的也是在南方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与北方形成包夹，快速将宋军击败。

可是，与迂回金国相比，迂回南宋的难度要大得多。迂回金国只不过是数百里，要想迂回南宋，却必须达到数千里才有可能。

南宋的南方疆域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和四川南部。广东的南面是大海，无法进行迂回。但广西的南面却是一个叫作安南的国家，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安南是南宋的属国，实际上却保持着独立性。南宋面向安南的重镇是老苍关（昆仑关附近，现广西南宁附近），如果能够从南路攻破老苍关，就可以继续北上桂林。

在桂林附近有一条古代著名的通道，向南流的漓江和向北流的湘江都发源于此。两条江的源头近在咫尺，秦代开辟了一条人工运河叫灵渠，将两个源头连在了一起，这里就成了古代沟通岭南与中原的首选。人们从湖北进入湖南，沿着湘江向南，到达源头附近，再通过灵渠进入漓江水系，也就进入了两广地区。

蒙古人可以反其道而行，从漓江北上湘江，顺湘江而下，经过潭州（现湖南长沙）直达鄂州（现湖北武汉），在鄂州附近与北路军南北夹攻，将两湖地区（湖南和湖北）收入囊中。一旦获得了两湖地区，南宋也就失去了半壁江山，距离灭亡不远了。

安南比南宋更加弱小，容易攻取，因此，只要蒙古人先拿到了安南，就可以借助安南进攻南宋。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安南距离蒙古人控制区域达数千里之遥，更何况它们中间隔着南宋，蒙古人又从哪条路去攻克安南呢？

除了南宋可以通往安南之外，第二个可以通往安南的地区叫大理国（现云南省境内）。如今的云南省河口县，仍然是中越两国最繁荣的边境城市之一。一条叫作红河的河流经过小城静静流淌，顺着红河而下，就可以到达一片叫作红河三角洲的平原，这里就是安南的中心（现越南首都河内）。

如果蒙古人能够拿下大理国，就可以顺红河而下前往安南。

云南的战略重要性不止于做通往安南的中间站。实际上，大理国除了绕道安南之外，还有着其他数条孔道可以共同压迫汉境。

在宋代，通往云南的道路，在四川境内与现在的成昆铁路基本吻合，从成都出发，经过雅安、凉山，再经过攀枝花之后进入云南。但进入云南后，并没有沿现在的铁路向东拐向昆明，由于当时云南的政治中心在大理，道路直接向楚雄方向延伸，经过大姚、姚安，最终到达大理。

也就是说，如果蒙古人可以得到大理，就可以反向走这条路进入四川盆地和成都地区，对四川形成压力。

不过，蒙古人最感兴趣的还不是利用云南压迫成都，而是想突破长江三峡和两湖地区。从云南出发还有另外几条路，除了通向安南和四川成都之外，在云南东部，另一条古代经常使用的道路，是从云南的昆明和曲靖，经过贵州的六盘水、毕节，到达四川宜宾（南宋时称叙州）和泸州的道路。到泸州后，可以顺长江继续去往重庆府。

在南宋末年，重庆以及北面的合州钓鱼城已经成了余玠防卫体系中最坚固的堡垒，蒙古人从北方进攻合州，一直无法攻克。如果能从云南出发，截断钓鱼城的后方，再南北合击，那么重庆地区就可能落入蒙古人手中。有了重庆，就可以继续顺江而下进攻三峡。

从云南还有两条路也非常重要：一是从云南曲靖，横穿贵州，到达湖南怀化，进入两湖（湖南、湖北）盆地；另一条是从云南直接进入广西，与从安南进入广西的道路相会合，再顺着漓江、湘江进入两湖。这两条路绕过了三峡，直接出现在了两湖盆地中，威胁性更大。

不管是进攻重庆，还是借道广西、贵州进攻两湖，都给了蒙古人最大的选择性，提供了充分的机动性以包抄和夹击。一旦获得了两湖和重庆，蒙古人就可以从东西两面夹击宜昌和长江三峡一带，将荆州、襄阳地区收入囊中。

总结起来，如果蒙古人能够拿下大理，进而拿下云南甚至安南，就可以获得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并至少为蒙古开辟两条新的进攻线路，第一条是经过宜宾、泸州，从重庆南部打击重庆。第二条是经过贵州、安南或者广西，进入湖南，从南方夹击湖南、湖北地区。

由于两条进攻线路都是在南方，将牵制南宋一半的兵力，使得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宋朝军事力量更加分散，也利于蒙古人的快速打击。这样做，比一味地从北方三线进攻层次要丰富得多，也更符合蒙古人的性格。

在蒙古人的战略中，云南已经提上了日程。但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出现了：云南与蒙古人控制的陕西、甘肃之间，仍然隔着一个巨大的四川地区，南宋在四川的守卫力量并不弱。那么他们到底怎样越过四川，去打击云南呢？

这难不倒被称为战争之王的蒙古人。

最伟大的行军

在蒙古人之前，云南曾受过来自汉地的数次入侵。他们大都采取了两条进攻路线。

在战国时期，楚国人庄蹻进入云南，成了一代滇王。之后秦代开发出一条五尺道，从四川的宜宾，经过云南的昭通或者贵州的毕节，再从曲靖进入云南的昆明附近。

秦代和汉初，由于云南的中心在昆明，道路的终点大都在滇池，古滇国的首都也在滇池附近。古滇国的历史直到现代，随着滇王墓葬的发掘，以及当年汉代皇帝赐给滇王金印的出土，才从重重迷雾中重新浮现。

汉武帝时，由于张骞在西域听说有一条从四川经过云南进入印度，再去往中亚的道路（现在被称作丝路南道），汉政府开始加大昆明以西的开发，大理和洱海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时，人们又找到了另一条路（称为新道）：从成都，经过西昌、姚安，直接去往大理的道路。

唐代时，五尺道已经逐渐衰落，新道反而成了最常用道路。

南宋时期，大理已经成了云南地区的中心。不管是走老道，还是新道，如果要去往大理，在进入大理盆地（也叫洱海坝子 ）之前，都必须首先经过一个小盆地，也就是现在的弥渡坝子。

在弥渡坝子和洱海坝子之间，有一条小山岭叫定西岭。越过定西岭，就可以进入洱海盆地。

古代大理地区的统治者都知道定西岭的重要性，于是在定西岭下建立了一座城池叫作白崖城。所以，要想进入洱海坝子，必须首先翻越定西岭，如果要翻越定西岭，又要先拿下白崖城。白崖城遗址也是近年才通过考古发掘，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就算翻越了定西岭，进了洱海坝子，仍然不见得能够打下大理。

从定西岭方向进入坝子之后，首先到达的是洱海南岸的东侧。在宋代时，洱海南岸还是一片荒地，大理真正繁华的所在位于洱海西岸的平地上。

洱海坝子是一个不平均的盆地，在盆地中间是叫洱海的湖泊。洱海周长一百二十八公里，是一个形似耳朵的湖泊，南北长，东西短，东西两岸间距只有几公里。由于形状的原因，南北两岸地方很狭窄，且充满了沼泽地。在洱海的东面，也没有平坦的土地，而是直接与山地相接。只有在洱海的西侧才有大片的平地，这里才是南诏和大理的故乡。

宋元时期的大理都城位于现在的大理古城，位于洱海西侧平地上。出于战略需要，古城的位置选得特别有利于防守的一方。首先，古城的东面是洱海，西面是巨大的苍山山脉，这两面被山水阻断，无法进攻。只有南北两面有两条通道可以到达大理城。要想进攻大理，必须首先绕到洱海南面或者北面，再利用这两条通道进城。

但大理国在通道的两端各设立了一个关口。在北方的叫作龙首关，也叫上关。在南方的叫龙尾关，也叫下关。

如果从白崖城和定西岭方向进入洱海盆地，那么一般会选择南面的龙尾关。但龙尾关并不好攻打，因为从洱海流出一条河（西洱河），把洱海南岸和西岸隔开了，龙尾关就在西洱河的北侧，要想攻打龙尾关，首先必须渡过西洱河。

西洱河与苍山交界的地方，是巨大的悬崖绝壁。从地形上，龙尾关被夹在了东面的洱海、南面的西洱河，与西面的苍山之间，很难攻克。

唐代天宝年间，大将李宓就是越过定西岭，进入洱海盆地后，在攻打龙尾关时，在西洱河边大败。至今，大理的下关区域还有两座巨大的坟茔，分别称作千人冢和万人冢，就是当年唐朝将士的埋骨之所。天宝战争让人们认识到大理是一个非常难以攻打的地方。

如果蒙古人还是按照唐军的线路来进攻大理，那么必须克服好几个障碍：首先，李宓是走从成都出发的新道进入云南，前往大理的，而成都还掌握在南宋手中；其次，经过白崖城和定西岭时必须与大理军队鏖战；第三，如何突破大理在洱海苍山之间的防御工事（龙首关或者龙尾关）？

这三个困难中的任一个都可能决定蒙古人的成败。

但如果仅仅从前人的路线去揣测蒙古人，那就大错特错了。蒙古人并没有选择传统的线路，而是走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天路。

公元1253年8月，忽必烈大军来到了如今甘肃南部的临洮。之前，为了准备这次远征，忽必烈调动了一切资源。蒙古人把各个征服的地方分给不同的宗王治理，忽必烈治理的土地在如今的陕西、山西一带。由于山西解州产优质的盐，忽必烈把盐当作报酬付给商人，让他们把粮食输送到嘉陵江上游的军队。为了更充分保证军需，还在陕西凤翔一带屯田积攒粮食。最后，为了筹措经费，他还模仿宋朝和金国发行了纸币。

蒙古人打仗习惯于奇袭，但绝不是偷袭。在临洮，忽必烈派遣了三位使者前往大理劝降。但由于中间路程山重水复，三位使者都没有到达。

大军从临洮出发后，顺着洮水向南，到达了洮州（现在的临潭）。这里的南部有两条平行的大山，分别是迭山和岷山，两山中间部位是那条叫作白龙江的河流，这两山一河阻断了蒙古人的去路。

但在崇山峻岭中，却有一条羊肠小道穿过了两山一河。在迭山的西部，有一条叫作车坝沟的山沟穿过迭山，顺着这条山沟就可以进入白龙江河谷。

过了江，忽必烈的大军在岷山的达拉沟中做了最后一次集结。这条山沟就因为这次集结被记入了史册。

如果顺着这条山沟继续南走，越过岷山山脉，就会到达川北地区一个著名关口黄胜关，过了黄胜关，有一条小路通往四川西北部的松潘地区。 对于现代人来说，松潘地区意味着风景名胜九寨沟，但对古代人，却意味着这是一条通往四川盆地的道路。

这条路大致上与今天人们去往九寨沟和松潘的公路重合。从成都去往九寨沟旅行的人们如果坐汽车前往，会从成都经过都江堰市，再北行经过汶川、茂县、松潘、川主寺，就到了九寨沟的附近。成都平原最重要的一条河叫作岷江，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建在岷江上。古代从四川通往川北、甘肃的道路就顺着岷江直上。如果蒙古人要想攻打云南，把这条路反过来走，顺着岷江向南，进入四川盆地，应该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道路。

但蒙古人却并不满足于这条路。实际上，就在达拉沟，忽必烈突然决定，将大军分为三路，向着数千里外的云南进发。

三路大军中，只有最不重要的抄合、也只烈率领的东路军选择了岷江道，在达拉沟与其他两路分开后，东路军从达拉沟翻越岷山，经过黄胜关到达川主寺，沿着这条路到达成都的西面，在都江堰附近，擦过成都和四川盆地的西边缘前往雅安，再顺着如今的成昆铁路线方向行走，顺着人们常用的新道到达云南边境，渡过金沙江后，从云南姚安县去往大理。这条路虽然是最普通最好走的路线，但由于许多地段经过了宋朝国境，并不容易通过。蒙古的东路军看上去更像是一支牵制部队，为了吸引南宋军队的火力，而不是主攻方向。

东路军之外，忽必烈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以及大将兀良合台的西路军，才真正展现了蒙古人的想象力。他们选择了两条对于当时人来说不可思议的道路。在当时人看来，岷江以西横亘着无数的高大山脉，这些山终年积雪，处处是悬崖峭壁，充满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蒙古人到底从哪里通过，才能不经过四川盆地，直插云南呢？

在现在的四川省阿坝州西部，以及甘孜州境内，有数条巨大的南北流向的河流，除了已经被开发的岷江之外，在西面还有大渡河（以及上游支流大金川）、雅砻江（及其复杂的支流系统）、金沙江。这几条河流在宋代还属于化外之地，但对于早已居住在那儿的羌族和藏族人，却并不是不可跨越的天险。特别是大渡河与雅砻江通道，只要顺着河两岸的高山一直向南，就可以与金沙江最终汇合，越过金沙江，进入云南。

忽必烈的另两路大军就利用了这两条通道，穿越在崇山峻岭之中，在山高谷深的川西大地上纵横驰骋，超越了当时人们能够想象的极限。

其中兀良合台率领的西路军在翻越岷山后向西疾行，经过晏当（今天的四川壤塘县）直插藏区，利用雅砻江河谷向南到达金沙江。虽然无法完全复原当时的线路，但整个路线极有可能经过如今的阿坝县、壤塘县、炉霍县、新龙县、理塘县，再擦过稻城北部，进入乡城，翻越大雪山进入云南的中甸（如今称为香格里拉）。从中甸南下丽江，到达大理北郊的龙首关。

忽必烈亲自率领的中路军是主力军，则可能选择了大金川—大渡河河谷向南，经过如今的若尔盖县、红原县、马尔康县，沿着大渡河直下金川、丹巴、康定、泸定一带，到达了南面大渡河边的满陀城（又称盘陀寨，在如今的汉源县附近）。从这里渡过大渡河后，沿着安宁河谷的青溪古道一路前行，经过如今的西昌、盐源，进入云南的宁蒗县境内，此时距离丽江和大理都不远了。

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是，在现在云南境内，还有一支保留了走婚传统的族群，叫作摩梭人。这个民族在宋元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元史》中称之为“摩娑蛮人”。摩梭人现在主要分布在泸沽湖地区，而在宋元时期分布却更加广泛，他们在金沙江流域也有活动。当蒙古大军经过时，摩梭人没有选择抵抗，而是迅速归顺，成了蒙军的帮手。

蒙古大军利用北方常用的羊皮筏子迅速渡过了金沙江。公元1253年十二月，这两路（中路和西路）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就绕过了南宋控制区域，进入了云南，完成了对大理的进攻集结。

此时的大理已经处于衰落之中。蒙古人到来前，渡过金沙江后，忽必烈按照蒙古传统，不搞偷袭，再次派人要求大理投降，结果使者被杀。忽必烈来到龙首关，大理国王段兴智和权臣高泰祥仓促出战，被击败了，只好退回龙首关和龙尾关之间的大理城，借助地理优势死守。

此刻，蒙古人东路军也赶到了。忽必烈与兀良合台可能驻扎在龙首关，而东路军可能从龙尾关前来。就算三路大军集结完毕，忽必烈仍然没有直接攻打大理，继续采取震慑策略，他派人从北面绕到了苍山之后，在如今的大理州漾濞县境内的苍山西坡，有一条小道可以直上苍山顶。在如今苍山玉局峰和龙泉峰之间，还有一个叫作洗马潭的小池塘，据说就是当年忽必烈翻越苍山洗马的所在。

蒙古人把旗帜立在了苍山顶上，可以俯瞰大理全城，这也意味着蒙古人只要冲下苍山，就突破了龙首关和龙尾关防线，直达大理城下了。

眼见大理失去了苍山天险，大理国王段兴智与权臣高泰祥只好选择了逃跑，大理城门顿开，蒙古人完成了对大理的进攻。

接下来的两年，蒙古人在大将兀良合台的指挥下，以大理为基地，向东和向南横扫了整个云南地区，完成了对云南的直接控制。

到了公元1257年，兀良合台进攻安南，于第二年逼迫安南国王向蒙古人请降。安南一直没有像云南这样进入蒙古人的直接管辖，只是属国状态。但蒙古人已经获得了经过安南的权力，也就可以借道安南进攻南宋了。到这时为止，蒙古人第一阶段的战争以全部实现目标而结束。

在获得了云南之后，如何利用云南攻打南宋呢？这就进入了战争的第二部分。

功败垂成

公元1258年，云南、安南平定后，蒙古人获得了西南方的交通要道，元宪宗蒙哥大汗开始了他上任以来对宋朝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

这次行动是中国历史上在最广阔疆域内同时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战场几乎席卷了整个南中国，进军路线和战场涉及现在的宁夏、甘肃、陕西、四川、重庆、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云南、广西、贵州等省份。总结起来，可以称为三大战场、五大方向。

所谓三大战场，仍然以南北交界的三条通道而言，也就是西面的四川战场、中间的两湖（湖南、湖北）战场，以及东面的江淮战场。但与之前的攻击不同的是，为了进入这三大战场，除了北方的三大方向之外，又增加了两条从南方进攻的方向，这两条新的方向是由于获得了云南才打通的。

具体来说，针对四川战场，有两个方向。北方，蒙哥大汗亲自率领大军从陕西进入汉中地区，再利用汉中通往四川的道路，从北面进攻四川。

同时，在南方，镇守云南的兀良合台也派出人马，从云南经过泸州直趋重庆，与蒙哥大汗在重庆附近会合，扫平四川。之后，两支大军再一起从长江向湖北地区扫荡。

针对两湖战场，也采取两个方向共同攻击。忽必烈和大将张柔率军从北方进攻鄂州（现在的武昌）。南方，则由兀良合台亲自率领人马，带着云南的部队进入广西，再从广西进入湖南，从南方与忽必烈形成合围。

除了这两大战场之外，淮河战场虽然离杭州最近，却仍然是牵制战场，由大将塔察尔率领，进攻方向在荆山，荆山位于现在安徽蚌埠市的怀远县境内，是淮河与数条支流的交汇处。蒙古人不习水战，所以这条线路更多是牵制性的，让南宋不得不分兵防御。

计划已定，就差执行。接下来蒙古人的进攻，让人们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军事协调能力。在如此大的区域内，一旦制订了军事协同方案，各方立刻开始了分步实施。

在四川战场，南路军迅速打通了云南东北通道，将前来防卫的三万人击溃之后，夺取了两百多艘船顺金沙江而下，直趋重庆与合州。

与此同时，北方大军也迅速行动，经过汉中地区向四川前进。从汉中进入四川一般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是走剑阁的金牛道，这条路主要是前往成都地区；而另一条更少走的被称为米仓道，汉中正南方有一座米仓山，如果翻越了这座山，就进入了四川盆地的东部，古代的人们常常翻越米仓山前往重庆。

蒙哥同时利用这两条道路，与南方军会兵于合州钓鱼城下。只要攻克了这座城，南宋在四川的抵抗就基本瓦解了。

与前几次进攻不同的是，此次蒙古人占领四川不是以扫荡为主，而是要长久占领，并与进攻湖北的军队合力向杭州进军。

蒙古人在四川接近成功时，进攻两湖的部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在湖南地区，最重要的据点是潭州城，也就是现在的长沙。兀良合台的云南方面军接到的命令就是从云南跃进到湖南，占领潭州。他招募了上万云南蛮人，加上三千骑兵，从云南进入广西，在现在南宁附近的老苍关击溃了宋军六万人。之后乘胜追击，进入桂林，经过现在的怀化地区进入湖南境，直抵潭州城下。在潭州城，他击溃了南宋二十万守军，围城月余，也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云南方面军的战绩是：大小打了十三次战役，杀敌四十余万，从来没有败北。

从北面进攻鄂州的忽必烈和张柔方面军在渡过淮河后，也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扫平了江淮地区，并顺利渡过了长江，将长江南岸的鄂州（现湖北武昌）重重围困。一旦攻克鄂州和潭州，湖南、湖北的两大据点长沙和武汉就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了。

如果再与重庆的西路军会合，湖北西部的荆州、襄阳地区也就保不住了。一旦湖南、湖北失守，再加上江苏和安徽的长江北岸地区易手，那么宋朝的江东（江南）部分就很难维持超过一年。

但就在这时，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

公元1259年8月，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蒙哥可能死于疾病，但对于汉人来说，他们更愿意认为他是死于汉军的炮火。

大汗的死亡，让几乎没有弱点的蒙古人突然显现出一个最大的弱点：一旦大汗死去，蒙古各路诸侯将会集到漠北的斡难河边举行新的选举。汗王之间的钩心斗角，让所有的人都必须撤军，赶去争夺权位。

忽必烈是蒙哥之后最有权势的汗王，也最有可能继承大汗之位。他试图继续进攻鄂州，为争夺王位留下点儿可以称道的成果，但随着汗位斗争形势的恶化，他不得不与南宋签订合约，赶快北返争夺汗位去了。

南宋在已经接近崩溃时突然间获得了新生。这次撤兵，让赵氏江山又苟延残喘了二十年时光。

中国历史上最具想象力的一次军事行动竟然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以失败告终，不得不说，这就是战争的魅力之一。

不过，蒙古人远征云南并非毫无成果，我们不去总结蒙古人获得了什么，而是看它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什么。

蒙古人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云南从此彻底并入了中国版图。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云南与中国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在秦汉时代，云南的部分地区曾经属于中央政府，唐代丧失了大理地区，却还保留着一部分疆土。到了宋代，云南大理虽受册封，但相对独立。是蒙古人的征服行动，让云南永久性地与中国合一了。蒙古人没有征服的越南、泰国、缅甸，则再也没有属于过中国的版图。

蒙古人的另一个贡献出现在忽必烈进军的六百八十一年后，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几乎沿着蒙古人进攻的反向，重走了这条道路，他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在我访问蒙古人遗迹之路上，经常会看到纪念长征的纪念碑。比如，在达拉沟附近，就是举行红军俄界会议的所在。而在丽江蒙古西路军渡江南下处，也是某支红军渡江北上之地。

蒙古人还有一个小贡献，在如今的湖南省桑植县境内，竟然还有一支白族人幸存。云南大理是白族人的故乡，在数千里之外又怎么会有另一支白族人呢？他们的祖先就是跟随兀良合台征战湖南的蛮人士兵。据说，当蒙古人决定撤军时，兀良合台就地解散了云南部队，让他们自行回家。大部分人都归去了，但还有一小部分留在了湖南，在深山里披荆斩棘，开辟了另一片天地。

蒙古人在阿富汗留下了哈扎拉人，在中亚产生了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将吉尔吉斯人从蒙古赶到现在的中亚，他们也在云南留下了蒙古族、回族的后代，而给湖南的礼物，就是那一支白族人。

地理是战争的基础

我们常说，在战争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误，就像蒙古人的奇袭，最终却毁于一个人的意外死亡，这就是人和因素。

但人们对这句话过于迷信，就容易产生反作用，过分地去强调人和，而忽略了战争中更多的客观因素。把战争理解为一种情绪的鼓动，或者精神式传销，只要有了士气，一切都迎刃而解，至于其余的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不需要深究。

实际上，战争却是有规律可循的，最基础的要素就是地理。

地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他因素都是变化的，只有地理是相对固定的。天时是不固定的，虽然季节有规律，但天气每天都在变。所谓人和，也充满了偶然性，不容易把握。只有山川是近乎静止的，只要掌握了地理规律，就可以计划一场战争，至于人和、天时，都是在根据地理制订了作战计划之后，才去考虑的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都是很好的地理学家。以蒙古人为例，许多蒙古将领在从蒙古到俄罗斯，再到西亚、高加索、东欧，以及中国、东南亚的巨大范围内调兵遣将，他们的活动空间比徐霞客不知道大多少倍，出行也并不是游山玩水，必须在短时间内摸透已知世界的地理特征，才能准确地设计出大战略。

蒙古人最常用的战术是分兵迂回、出其不意快速打击，至于人们常常谈到的屠城，虽然可以起到心理震慑的作用，却并不是战场上的决定因素。

蒙古人如此，其他历次战争的胜利者也都必须对地理有清晰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自古及今战争的逻辑。

不仅是东方，西方的战略大师们也往往强调地理因素，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制订的施里芬计划虽然在战前就已经被论证过无数次，看上去已经无秘密可言，但真的打起仗来，德国人还是能在这个战略上进行修改，加入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大战略不变的情况下，在小战略上做调整，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地理就已经决定了。

但人类对于地理的认识是逐渐升级的。比如，中国从古代到现在，华夏民族的征服从三代时期的陕西、河南开始，地图逐渐打开，到了战国，加入了华北、四川、西北，再到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也进入了古人的视野。至于长江成为战争中的一极，已经是三国时期的事了。宋元时期，西南、东北也进入了战争考量，现代的疆域才逐渐形成。

在每一个时代，地理规模的不同，导致地理特征也有区别。而这些地理特征，就决定了战争的走向。

总而言之，地理不见得是决定因素，却是讨论战争逻辑的基础。

本书试图分析的，不是人们早已经翻烂了的《孙子兵法》，而是利用具体的战争，引导人们熟悉中国的战争地理，理解在秦汉时期为什么得关中者得天下，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为什么那么高瞻远瞩，南北朝时期的长江争夺战，安史之乱的睢阳坚守，这些战争之所以如此发生，其背后的逻辑都在于地理所带来的大战略。

于是，我们将视野拉回到中央帝国形成之初，两千多年前的另一场战争，这又是一次不啻蒙古人的大迂回……

第一部　关中时代（公元前771—公元189年，秦到东汉）

第一章　得关中者得天下（公元前771—公元前221年）

秦汉时期，由于中国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函谷关两侧的关中与中原地区，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关中平原成了争夺天下的最佳起点。

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缺乏适合防御的密闭地形，因此屡被关中军队攻克。

关中平原四周都是大山，在大山中有著名的关中四塞，只要控制了四塞，外面的力量就很难进攻关中，这种地貌使得关中具备了“得关中者得天下”的军事地理优势。

春秋与战国时期战争的最大区别，是春秋的战争不以杀人为目的，而战国的战争是以杀光敌方有生力量为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击败对方。

用战败者的头颅垒金字塔，是中国古代战争的特征之一，并非蒙古人的发明。这种号称“京观”的人头塔至今仍有遗存。

秦国巩固了关中地区后，并没有首先向东方进攻，而是首先攻占了“天下之砝码”的四川，既获得了物资支持，也获得了上游的优势战略地位，从而为统一中原创造了条件。

赵武灵王除了胡服骑射之外，也是唯一一个发现了对抗秦国可能性的人，他发现了进攻秦国的北路。不幸，他的发现并没有被利用，反而成了秦国统一之后防范游牧民族的工具。

秦国统一六国，分为北线、中线和南线，历代国王在三线中首先挑选最强大的国家作为敌人，而与其他国家暂时结盟，如此循环，将各国逐渐蚕食。

从关中和四川发起的联合进攻，帮助秦击破了楚国的首都郢都，并获得了整个楚国西部。这次战役也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借助长江发动的战争。

解决了楚国的问题，秦军利用长平之战消灭了赵军的主力，完成了统一战争中最重要的一次突破。长平之战只是一次战术上的迂回作战，却由于赵括的轻举妄动而中了并不复杂的圈套。

秦国的统一可以概括为：扎根关中，先取四川，同时拥有关中与四川，占据上游，再从北、中、南三路依次打击中原，这是秦汉时期最大的军事密码。

公元2015年9月底，在甘肃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展览。这场展览的主角是一批从法国返回中国的文物，最著名的是几片巨大的鸟形金箔。

这些文物在两千多年前曾经属于秦国早期的某位国君，在他下葬时，金箔片曾经附着在他的棺椁上埋入地下，直到20世纪90年代被盗墓者挖掘。

文物的出土地点在甘肃省礼县的大堡子山。由于盗墓事件的曝光，人们才逐渐发现这里就是秦国早期的都城所在，在古代被称为犬丘。与后来秦国占据的关中平原不同，大堡子山位于甘肃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在西汉水之畔，西周时代曾经是少数民族西戎的地盘。

关于秦人的来历，有人认为，他们本来就是戎狄之人，所以才占据了犬丘这个地方。另一批人则认为，他们是周初从东方迁徙过来的。不管怎样，在西周末年，秦国仍然是一个不起眼的边缘国家。然而，随后发生的事件改变了秦国的命运。

公元前771年，西方蛮族犬戎联合申侯与缯国攻陷了西周的首都镐京（也叫宗周），杀死了周幽王，占领了位于陕西的关中平原。

关中平原是周的发源地，拥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当这里陷入蛮人的蹂躏时，新立的周平王只能带着他的政府班子向东撤离，过了函谷关，退向了今天河南洛阳一带，历史上称此后的周代为东周。在当时，洛阳一带建有另一个大都市成周（也叫洛邑），平王动迁后，成周成为东周的新首都。

在东迁时，一位叫作秦襄公的秦国国君离开了大堡子山的本土，率军从山上进入了关中平原，护送周平王到洛邑。周平王为了感谢，封他为诸侯，并表示如果秦襄公能够收复关中平原西部，就把这里当作秦襄公的封地。

周平王的分封只是客套话，因为整个关中平原已经从周王室手中丢失，成了戎狄的牧马场。秦国只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又如何能与善于打仗的戎狄相抗衡？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分封却为未来留下了巨大的变数。更为要紧的是，当周王室东迁之后，整个关中地区陷入了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必然为另一个势力的崛起铺平道路。

那么，关中地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就要从关中的地理位置说起。

四面皆险的关中平原

周文王觊觎商王朝的东方之地时，绝没有意识到造物主在西方已经给了他一份多么大的礼物。这个礼物叫作关中平原，也就是现代以西安为中心的平原地带。

这个平原宽五十公里，长三百多公里，以现代的眼光看并不算大。但在周代，关中之外的中国大部领土都处于蛮荒之中，仅有的文明区域只是现在的河南大部，以及河南与山东、河北、山西交界附近的领土。在这有限的已知世界内，关中平原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世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必然成为一代王国的开基之地。

在商周时期，以位于河南、陕西交界附近的函谷关、崤山为界，其西为关中，其东为中原地区。在中原，最重要地区大都位于现在的河南省内。但并非整个河南省都很重要，现在河南省的粮仓是郑州以东的大平原，但在周代，东部却仍然是水网纵横、沼泽密布、坑坑洼洼的湿地，并不适合人们居住，只有在中部和西部靠近山区的土地上，才适合人们生存。这些土地大都位于现在的洛阳到郑州之间。

另外，还有一些适合耕种的土地分布在河南与山西交界地带的山区，以及与河北、山东交界的山脚平原。

这些土地虽然适合耕种，却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缺乏地理上的安全性。

在周代之前，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商代的首都商城（位于现在安阳的殷墟），这座城市规模巨大，被称为“大邑商”。然而，商城的地理位置却并不优越。它的西面是太行山脉，东面是黄河。在商代，黄河的河道并非今天的河道，而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流去，在天津附近入海。 安阳位于黄河与太行山之间，属于这个区域中最安全的位置，如果从东方攻击大邑商，必须渡过滔滔黄河，从西方则需要翻越高耸的太行山脉。然而，大邑商在南方却有一个巨大的弱点：这里有一条天然的通道存在，进攻者只要顺着这条道路过来，就可以轻易到达首都。

这条通道也处于黄河与太行山之间，位于黄河北岸。在山西、陕西和河南交界地带，奔涌的黄河从北方而来，突然拐了个九十度的大弯改向东流。在黄河的北岸是太行、王屋等山脉，但在黄河与这些山脉之间，有一条平坦的过渡地带一直在黄河北岸延伸，只需要越过几个低矮的山丘，就可以经过现在的河南济源、庆阳、焦作等地，畅通无阻到达大邑商。

周武王时代，周朝的军队就是从洛阳北上渡过黄河，在黄河北岸再沿着这条路东进，攻克了大邑商，建立了周王朝。

商朝首都尚且有这么大的弱点，其余地区更是无法安守。

崤山以东的区域没有形成封闭的防御地理，崤山、函谷关以西的关中地区却是天然的防御宝地。它形成了一个盆地地貌，在盆地的正中心，是海拔较低的关中平原，这个平原主要由渭河和泾河两条河谷组成，适合农业生长。盆地四周则是一圈易守难攻的高山，从地理上保护关中平原不受侵略。

在盆地的南方，是一道巨大的山脉——秦岭，诸多的山峰高达三千米以上，将盆地与陕西南部的汉江谷地分开。在盆地的北方，是一系列被总称为北山山系的山脉，与陕北高原隔离。在盆地的西方，宝鸡以西迅速爬升，进入了南北走向的六盘山，广义的六盘山又分成了两组山脉，北方是六盘山，南方是陇山，这两列山脉把盆地与西方的甘肃和宁夏分开。在盆地的东方，黄河以南，顺着秦岭余脉向东形成了几个小的山脉：小秦岭、崤山、外方山、熊耳山、伏牛山，黄河以北则是太行山、中条山，将中原与关中盆地隔开。

在中国古代以人力和畜力为主要动力的时代，这些山脉构成了巨大障碍，任何人想攻打关中地区，都充满了艰难险阻，无法做到奇袭或者快速奔袭。

如果要攻打关中，在这些群山中只有几条孔道可以通过，这些孔道就成了兵家必争的关塞之地。在盆地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有一个关塞最著名，构成了著名的“关中四塞”。

在东方，洛阳和西安之间的黄河南岸，是著名的函谷关。黄河南岸有着典型的沟壑丘陵地貌，从远古以来，这里的大地上就充满了巨大的冲沟，高达数百米，任何人想要通过，都必须在这些巨大的冲沟中翻来翻去，把体力消耗殆尽。在这些冲沟中，在现在河南陕县与灵宝之间，有一条规模巨大的冲沟，如果军队顺着这条冲沟行走，可以较为容易进入西面的关中平原，这就成了古代人联通关中与中原的通道。人们走在沟底，望着两侧的山脉，如同走在箱子底部，这就是函谷关名字的由来。

自古以来，函谷关就是从关中到中原的必经之路。从关中盆地沿渭河进入黄河谷地，再顺着函谷关进入三门峡一带，最后离开黄河河岸，向南突破小秦岭和崤山，进入前往洛阳的大道。这条道路经历过无数军队、皇帝、文人墨客的造访，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连接两京（长安和洛阳）的大道。

在南方，庞大的秦岭山脉中，有几条河谷南北向纵切秦岭，成了古人翻越秦岭的孔道。最重要的有五条：

第一，在宝鸡附近有一个关口叫作大散关，从散关向南有一条通道到达汉中地区，这条路就是著名的散关道，也叫故道；

第二，在散关道以东，有两条山谷纵切了秦岭，它们分别是北面的斜谷与南面的褒谷，古人就从北方的斜谷进入，直达秦岭的山脊附近，再顺着褒谷下行，到达汉中地区，这条路也非常著名，被称为褒斜道；

第三，褒斜道以东，又有一对山谷纵切秦岭，连接了关中与汉中，这对谷地叫作傥谷和骆谷，因此道路被称为傥骆道；

第四，继续向东，又有一条叫作子午谷的山谷沟通了关中与汉中（也可以去往现在的安康地区），被称为子午道；

第五，继续向东，来到长安的东南方，有一条山谷，经过蓝田和武关，前往湖北的襄阳地区，这条道被称为武关道。

这五条道路中，前四条都是为了到达汉中，再从汉中进入四川，第一条还可以向西南方向进入甘肃南部。第五条则是例外，它沟通了关中与湖北，可以不经过中原，直接从湖北北上南阳盆地，再斜插越过秦岭进入关中。

在这五条道路中，商周时期最有战略意义的是第一条和第五条，其余各条由于道路险阻，在当时还不适合大军行动。在西周时代，周王向楚地的征伐大都走第五条武关道，而西部的戎狄则通过第一条散关道骚扰周王。边远的秦人要想进入关中盆地，也必须经过大散关附近的宝鸡进入平原。

大散关与武关，就和函谷关一样，成了关中四塞中的两塞。

在西北方，挡住了盆地外戎狄的则是庞大的六盘山脉，在山脉的深处，却有一条古代的道路贯穿。从宁夏境内贺兰山开始，沿着黄河到达中卫，再从中卫沿着清水河进入一块相对平坦的小平原，这就是如今的固原地区。

从固原继续向南就到达六盘山下，越过几道黄土山梁，可以进入一条泾河的支流，经过平凉与泾河汇合。从固原到平凉之间的六盘山就成了西北最著名的军事要地，这里在历史上被称为三关口，在三关口西侧有一道巨防，称为萧关。

东面的函谷关、东南的武关、西南的大散关和西北的萧关，就成了防护关中平原的四个最重要关塞，被称为关中四塞。

西周王朝之所以立足，就是因为掌握了关中四塞的险要。只要掌握好四塞附近的控制权，外人就很难攻入关中地区。

然而，关中盆地也并非无机可乘。比如，西周的灭亡就在于西北方向的失手。在西周时代，面向西北的萧关外有一片缓冲地带，现代称之为固原平原，如果西周能够同时占领萧关和固原，那么固原就能成为萧关的前哨，避免敌人的袭击。然而西周后期，固原一带变成了少数民族犬戎的势力范围，犬戎经常越过萧关进攻西周腹地，并最终从这里出发，攻陷了西周的京城，灭亡了西周。

秦国：从化外到关中

在如今的河北易县，有一片巨大的废墟记录着两千多年前的战争。

现在易县最著名的地点是清朝皇帝的西陵，以及穿越太行山的关隘紫荆关，熙来攘往的游客大都匆匆而过，前往这两个知名的景点。游客们很少知道，在县城外的南方几里处，就是当年一个巨大的都城所在。

战国时期，这里叫燕下都，如今的遗址内仍然耸立着数座巨大的夯土墩台，它们是当年宫殿的遗迹。根据当地的传说，燕昭王招贤和燕太子丹请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可如今这片遗迹上最大的谜题却是十几座巨大的土丘。当人们无意中打开其中一个时，却发现了中国仅存的京观遗存。

所谓京观，是指战争中，战胜者把战败者的头颅收集起来，集体埋葬形成的土丘。当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横扫中亚，修筑人头金字塔时，实际上他是继承了汉族人的传统。燕下都京观的发现，至少表明中国自从战国时期，就有割去人头聚集成塔的习惯。

公元2015年7月底，我到了燕下都城南五里的解村，看到了那几座土丘。虽然说这种土丘曾经有十四座，但我去的时候，大部分都已消失，有显著地表凸起的只找到了三座。

在其中的一座土丘上，有一个巨大的盗洞，地上散落着大量的头骨碎片，有的相对完整，有的已经在水浸的作用下，变得像一团海绵。在地表最多的是人类的牙齿，这些牙齿都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战士。据估算，每一座土丘下都埋葬着上千个人头，十四座土丘内的人头总数将有数万个。

至今，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战士死于哪场战争。最可能的战争是发生在燕王哙三年（公元前318年）的子之之乱。根据史书记载， 燕王哙学习尧舜禅让，将燕国的王位让给了国相子之（可能也是燕国宗室），他的太子随即发动叛乱，引起了一场燕国内部的大屠杀。随后，齐国和中山国乘机侵略了燕国。直到太子平继位成为燕昭王后，这场动摇了燕国根基的内乱加外患才终告结束。

这些人头可能就是在子之之乱中死难的士兵。不过，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到底属于子之的人马，还是太子平的人马，抑或是赶走齐国侵略者时遭斩首的敌方士兵。

在战国时期，类似规模的屠杀不计其数，人头墩在华夏大地上也不止一处。甚至这一处并不算最大的，只是它穿越了历史，保存到现代，让我们体会到当年的血雨腥风。

人头墩的发现也向人们揭露了战国时代的一个战争秘密。在春秋时期，战争不是以杀人为主，它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战争双方并没有想要灭绝对方，而是点到为止，最终是为了签订条约，获得对方几座城池。

但是到了战国时代，战争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并吞手段，最终的目的是消灭对方的国家。在战国时期，人们的国家归属感也非常强烈，一个赵国人哪怕投降了秦国，一旦被释放，他仍然回到家乡变成一个赵国人，下次打仗时，秦军又会在战场上看到同一个赵国人。

秦国唯一能够消灭赵国抵抗力的有效手段，就是将对方的年轻人都杀光。于是，战国时期的战争突然间变得血雨腥风，失去了原本文质彬彬的特征。秦国是最早体会到战争变化的国家，也更加娴熟地完成了对敌国有生力量的屠杀。

但在秦国崛起之初，他们首先要做的还不是与六国厮杀，而是怎样从化外的一个边缘小国变成统一关中的强国。

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后，整个关中盆地成了犬戎的牧马场。几乎所有的周王室诸侯都跟随平王逃往了函谷关以东，只有秦国由于地处偏远，留在了西方。

此刻的秦国也没有占领关中平原，而是在陇山西面、位于甘肃礼县的崇山峻岭中生存。不过，周王室离开后的真空，以及犬戎无力建立政治结构，给了秦国足够的机会。

秦人占领关中平原的第一步，是从襄公时期开始的。由于西部面临的戎人压力太大，襄公决定将秦人的势力向平原移动。秦襄公十二年（公元766年），他率领人马进攻了盘踞在岐邑的戎人，并死在了战争之中。他的儿子文公随后将都城迁往了陕西眉县附近的汧渭之会，进入了关中平原的西部，控制了如今的宝鸡地区。

文公在汧渭之会一共统治了四十六年，他南征北战，将盘踞在平原中西部的戎人赶走。秦国的胜利让那些留在西部的周朝遗民看到了希望，他们成了秦国的忠诚拥趸。

公元前697年，秦武公继位，这时距离周平王东迁已经七十多年，秦国通过几代国君的努力，终于将蛮人赶出了曾经的西周土地，将整个关中平原据为己有。

然而，直到战国时期，秦国仍然没有办法将关中所有的战略要地掌握在手中。对它的威胁来自东方的魏国和南方的楚国。

在秦国东部，直接接壤的是从晋国分出的魏国和韩国。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晋国下属的三个次级封君取代了原来的晋国君室获得了诸侯的资格，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韩、赵、魏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中，赵国地处东部，不与秦国直接接壤，而韩国和魏国却控制了数个战略要地，对秦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在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分散的是魏国。魏国的领土包括了黄河以西（河西，现在的陕西北部）、黄河以东（河东，现在山西境内，临近陕西与河南的黄河大拐弯处，以首都安邑为中心）、黄河以北（河内，现在河北境内）、黄河以南（河外，现在河南省，以后来的首都大梁为中心）四大部分，从现在的陕西延安一带一直延续到河南的开封。

在关中地区，除了四塞之外，在关中平原的东北方向还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位于现在的韩城方向，顺着缺口可以从陕西的关中平原越过黄河到达山西的汾河谷地。不过，这个缺口有个天然的屏障：黄河。也就是说，秦国的陕西和魏国的山西之间，只隔着一条黄河，如果秦国想保持疆域的安全，就必须全部占领黄河以西的土地，把黄河作为天险进行防卫。如果东方国家（魏国）跨过了黄河，秦国就会感觉到危险。

魏国的第一个正式国君魏文侯是个雄才大略之人，一方面，他重用李悝、吴起、乐羊、翟璜、西门豹等人，聚集了大批的名将文臣；另一方面，魏文侯一眼看穿了关中平原的战略地位，他避免与其他山东五国争斗，而是将秦国的关中平原作为主攻方向。

在三家分晋之前的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419年），魏国侵入黄河以西，在少梁（现在的陕西韩城）筑城，取得了军事据点。

随后在吴起、李悝的联合攻势下，魏军进攻了位于关中平原的郑地（如今的陕西华县），并占领了秦国洛河（注意：是位于陕西的北洛河，不是位于洛阳的南洛河）与黄河之间的大量据点，推进到了泾河一线。随后，魏国筑了一道长城，加强了对黄河以西地区的控制。此时，魏国的首都就设在黄河东岸的安邑（山西夏县境内），距离中原地区路途遥远，却距离秦境很近，可见魏文侯的军事重心所在。

魏文侯的扩张让秦国的关中地区不再完整，随时受到魏军的威胁。此后几十年，秦国被迫收缩防线，与中原地区断了联系。

但秦国的麻烦并不仅仅在东北（河西地区），还在于函谷关。最初秦国与晋国分别占有了函谷关两侧，三家分晋后，韩国继承了晋国函谷关东侧的土地。随后，魏国攻占少梁，将函谷关西侧的土地也据为己有，这个对秦国价值最大的关塞也不再被秦所控制。

在东南的武关地区，由于楚国的扩张，秦国也无法通过武关威胁楚国。

函谷关和武关的断绝，使得秦国无法染指中原事务，被中原六国长期当作夷狄。为了向东扩张，秦国首先必须打开函谷关、武关通道，并占领魏国的河西之地。

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秦国却激发出了最强的动力。在历代秦王的领导下，秦国一直致力于两方面的变革：第一，从制度上建立一种能够供养庞大军队、激发士兵斗志的财政和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必须比六国的更加持久，也更加能够组织起庞大的军事供给；第二，多杀人，消灭六国的有生力量，让他们因为人员不足，从财政和社会上出现总的崩溃。

致力于战争的财政和社会制度是由商鞅建立的。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连续两次进行变法，将秦国社会打造成了一部专门为战争服务的财政机器。

商鞅变法的内容包括：

第一，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在商鞅之前，华夏各个国家流行的是分封建制，国君并不能直接统治国家的所有土地，他把一部分土地分给了一些下级封君，让他们代自己进行统治，在已经分封出去的土地上，国君并不能直接插手经营，这就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商鞅在全国建立了郡县制，各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官员由中央统一指派，减少了下级封君反抗的可能性。他还在民间建立什保制度，五家为一保，互相监督，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政府的税收也大大增加，可以组织更加庞大的军队。

第二，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虽然土地属于农民，但农民不得擅自离开土地。通过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每一个农民就都被“标准化”了，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生产粮食，并通过政府控制的流通渠道输送到秦国的战争机器之中。

第三，实行军爵制，将整个社会生活和军事挂钩。一个人只有在军事上有所贡献，才能得到爵位，爵级共二十个级别，一个人先受封低级爵位，下一次再受封，就可以累积到更高级，依次累积，直到最高级。爵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也越提升。

第四，秦国由于发展晚，土地充足，而山东六国的土地不够，人口众多，商鞅就鼓励六国向秦国移民。一旦这些人移居到秦国，就分给他们土地，并免除他们三代人的兵役，让他们专心种田。这些人就转化成了秦国的生产机器，而打仗参军则由原来的老秦人承担。

一个生活在秦国的人，不管他是做什么职业，都被一整套的国家制度纳入了军事体系之中，这个体系能够产生出足够的军人和粮食，完成对外作战。

当秦国的军事体系建立之后，对外扩张成了必然。商鞅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目光卓越的军事家。在他的策划和努力下，秦国扭转了百年的颓势，从魏国、韩国、楚国手中收回了关系命运的几大战略要地，重新巩固了秦的疆域。

在秦孝公继位四年后的公元前358年，秦国出击伐韩，四年后伐魏，拉开了巩固关中的序幕。最能表现商鞅谋略的是夺取魏国河西之地的战争。

战争的序幕是魏国在东方的失误。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年），魏国在马陵之战惨败于齐国，由于孙膑的计谋，魏国主将庞涓被迫自杀。魏文侯之后，魏国几代国君失去了先辈的睿智，文侯始终知道最大的敌人是秦国，然而随后的武侯、惠王却缺乏目标的单一性，将重心逐渐转移到了中原地区，时常发起韩、赵、魏三国的内斗，又卷入了与齐国的战争，最终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两次被齐国击败。

就在魏国东线失败的同时，西线的秦国乘机发动战争。秦孝公派遣商鞅率军收复河西，魏军派出公子卬迎战。商鞅在魏国时，与公子卬是朋友，他写信给公子卬，回顾以前的交往，希望能够见面缔结盟约，维持和平。公子卬按照春秋时期的君子战争规则欣然前往，但商鞅却毫不留情地采取了战国时期的小人规则，将公子卬扣留，失去了主帅的魏军大败。

这场战争让魏国割让了河西所有的领土。由于失去了河西，距离秦国太近的首都安邑已经不再安全，魏惠王不得不将首都迁到了东部的大梁（现开封），远离了与秦国作战的前线。

魏国的迁都意味着它已经将重心转移到了东部，不再参与西部的纠纷，秦国可以舒服地在黄河以西活动，并逐渐占领了韩国和魏国在函谷关一带的战略要地。

在南方，秦国也在与楚国交界的武关一带加强了军备，修筑了关塞。武关、函谷关的天险从此掌握在了秦国手中。关中地区巩固了。关中四塞的占领，意味着秦国已经成了独一无二的大国，拥有了其余六国无法比拟的战略地位，下一步，自然就是向东扩张。

然而，秦国稳固了关中之后，并没有再接再厉向中原扩张，而是又走了一步谁也想不到的妙棋——进军四川。

四川：天下之砝码

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在中国西部发生了一起足以影响战国军事格局的事件。

执政的秦惠文王是秦孝公的儿子，他一上台就杀掉了商鞅，对于商鞅的改革措施，却全部继承。惠文王时代，是战国时期变动最大的时代，他执政十四年后，各个国家的国君不满足于称“公”或者“侯”，也就是周王的下属，纷纷也和周王一样改称王。

随着称呼的改变，列国战争频发，苏秦在函谷关以东的六国频繁穿梭，进行合纵，联合六国共同抗击秦国。

就在这一年，秦国周边出现了两起需要用兵的事件：第一起，秦国东面的韩国派兵攻打秦国，秦王想出兵迎击，顺便入侵韩国教训它一下；第二起，秦国南面隔着崇山峻岭，有两个处于文明之外的国度，分别是位于现在重庆地区的巴国，和位于现在成都的蜀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出现了争执，纷纷派遣使者翻山越岭，来秦国求助，秦王看到了这是一个并吞巴蜀的好时机。

然而，秦国的兵力不足以同时双线出兵，到底先干哪一票，群臣们在朝堂上议论纷纷，意见不一致。

两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伐韩派的客卿张仪和伐蜀派的大将司马错。两人观点迥异，却各有道理。

张仪的理由非常充足：韩国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位于天下的中心，攻取了韩国，就有了号令天下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地位。相对而言，作为化外蛮荒之地的蜀国简直无足轻重。两相对比，伐韩比伐蜀有利得多。

在战国中后期，韩国和（丢失了河西的）魏国是两个有趣的国家，它们的领土面积是七国中最狭小的，也是军事实力最弱的，却处于七国的正中心，是连接各国的战略要地，被称为天下之枢。

在现代地图上，韩国的土地包括河南西部和南部的丘陵山地，加上山西南部一部分山谷地带，以及河南东部平原上的首都新郑。 而魏国的土地主要在河南东部平原，河北、河南交界地带，以及山西西南部的河谷盆地。

这两个国家占据的地方恰好是从秦国的关中平原去往中原地带的主要道路。从秦国往中原去的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走函谷关的大道，这条路在黄河以南，从函谷关出来，所经过的土地大都属于韩、魏，如陕地属于魏国，宜阳和成皋、荥阳属于韩国；另一条道在黄河北岸，也就是黄河与中条山、太行山之间的狭长通道，道路同样被韩、魏阻断，中间的上党属于韩国，两端的蒲坂、皮氏、汲等属于魏国。

除了秦国与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的交通需要经过韩、魏之外，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道，从燕赵通往楚国，这条路同样要从韩国和魏国经过。正是因为沟通了南北和东西的交通，韩、魏才成了天下的枢纽之地。

张仪的计谋是：秦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第一次出兵只针对韩国，甚至为了袭击韩国，要主动去联络魏国和楚国，秦国从北方进攻，截断韩国北方的领土上党，魏国从中间袭击韩国黄河两岸的腹地，而楚国则从南部袭击韩国的首都。

击败韩国之后，秦国可以谋取更大的目标：韩国曾经的首都宜阳与周天子所在成周（洛阳）距离很近，秦军利用攻韩的机会，可以顺便出击洛阳，直抵周天子最后的领地，胁迫周天子，取得象征天子权势的宝鼎，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果。

一旦获得了韩国和周天子的领土，秦国就取得了天下之枢的一半，为接下来进攻其他国家做好了地理上的准备。

张仪认为，与韩国的地理位置相比，蜀地所在的四川只是蛮荒之地，与中原的联系非常松散。如果要从秦国去往四川，必须先穿越秦岭（走子午道）前往汉中，再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金牛道）进入四川盆地。由于地理遥远，取得了四川对秦的意义也不大。

张仪的分析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人们普遍认为，决定天下命运的是中原腹地，秦国既然处于西面，就应该时时刻刻想着去占领函谷关以东的中原领土，逐渐蚕食，最后统一，至于西南、西北，并不是主要的战场。

幸运的是，有一个人反对张仪的提议，他就是秦国的大将司马错。

司马错的观点与张仪相反，他认为暂时放弃韩国，进攻四川才是最明智的做法。这个观点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但司马错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在司马错死后两千两百年，英国的一位战略学家李德·哈特（Liddell Hart）提出了一个概念：间接战略（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 。所谓间接战略，就是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并不是直接向目标前进，而是适应环境，随时做好改变路线的准备，积攒必要的“势”，当万事俱备的时候，再向最终目标发动总攻。司马错的观点恰好与哈特的战略是一致的。

为什么不直接攻打韩国？司马错认为，秦国的目标虽然是统一天下，但这个目标如果过早地暴露出来，不仅无法实现，反而会让六国变得更加警惕，联合起来对付秦国。

韩国的地理位置重要，是六国皆知的事实，所以，当秦国攻打韩国的关隘、图谋周王时，韩国和周王会立即觉察到秦国的野心，转而向齐国和赵国求救。

同时，虽然秦国想联合楚、魏一同伐韩，但韩和周为了拉拢楚国和魏国，会把周王的宝鼎送到楚国，把韩国的土地割让给魏国，再一同抗击秦军。到最后，秦国的野心暴露无遗，却没有捞到任何好处，战略彻底失败。

秦国之所以达不到目的，终归还是因为它的实力没有强大到可以灭亡六国，缺乏足够的“势”。土地不够多，兵不够强，国家不够富裕，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秦国未来的征战都会遭遇困难。

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司马错给出的答案是：走间接战略——伐蜀。通过征服蜀地来扩充土地，增加财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最后再进军中原，统一全国。

蜀虽然是偏僻的国度，却是蛮人中最强大的一个，又恰逢内乱，攻取了蜀地，就等于秦国在西方的势力获得了最大化。对秦最重要的是：蜀地已经是极其富裕的国家，一旦被秦国攫取，就可以利用蜀地的财富进行备战。

实际上，如果要统一（当时认为的）全世界，一个关中地区仍然不足以积累足够的财富，可是加上一个蜀地，情况就不同了。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把韩、魏当作天下的枢纽，那么蜀地就是天下的砝码。秦国无法凭借关中与整个山东六国抗衡，可是加上蜀地这个砝码带来的资源，胜利的天平就朝秦国倾斜了。

除了资源之外，蜀地的战略地位其实也并不低。在秦国的敌手中最强大的是楚国。楚国地方五千余里，一个国家的地域就与韩、赵、魏、燕四国相当。楚国依靠着巴山秦岭的天险、汉江长江的天堑，足以抵抗秦国的进攻。但楚国也有一个弱点：它位于长江和汉江的下游地区，而上游正是汉中和蜀地。如果秦国控制了这两条江水的上游，就可以顺流而下，利用地理上的天然优势压迫楚国。

所以，要想并吞六国，首先要占领蜀国，在不知不觉间获得资源和地理上的优势，趁别国还没有注意到，已经成了最强大的国家。

司马错的提议，也是第一次将四川的战略地位提了出来。在中国军事历史的关中时代，蜀地一直是胜利天平上决定胜负的那块砝码。如果一个国家只占据了关中地区，那么因为资源不够，很可能无法统一中原，可如果同时占领了四川和关中，就具有了统一的资本。

不仅仅是秦代，在楚汉相争中，四川仍然在背后默默地支撑着刘邦的补给，它虽然不出名，没有直接参与战斗，却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

秦国的幸运在于，司马错的提议已经超出了当时人们的视野范围，却出人意料地被采纳了。执行战争命令的，就是主张伐韩的张仪。当年十月，秦国大军从子午道越过了秦岭，乘着巴蜀的内乱，将蜀地收入囊中。

由于蜀地在六国的关注之外，当秦国走出这个重要的胜负手时，六国都毫无反应，不知道胜利的天平已经在朝秦国倾斜。

直到秦国利用蜀地的地理优势开始进攻楚国时，人们才意识到，秦国占领蜀地是多么重要的一步。

武灵王：河套大迂回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前后，已经足够强大的秦国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天，一队赵国的使节出现在秦国首都咸阳，并获得了当时秦国国君秦昭王的接见。

昭王看见使臣里有一个人相貌雄伟，举止威严。更不同寻常的是，其他使节在与这人打交道时，都不由自主带着恭敬的痕迹，即便想掩饰，但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接见完毕，使节的队伍离开了首都。秦昭王仍然纳闷，这个人不像是位居人下的臣子。出于好奇，他派人骑马追赶，试图再问个究竟，却发现此人已经骑快马先行离去了。

这是一个俄国彼得大帝式的故事，因为秦昭王见到的这个人就是当时他最大的敌手之一：赵武灵王。

武灵王冒险进入秦国首都，就是来探秦国的虚实，以及地理情报的。就在秦国迂回四川，获得资源和地理上的双重优势时，武灵王也发现了一条大迂回袭击秦国的通道。这条道路对于战国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同样是具有开拓性的。

如今，在内蒙古包头北面的山中，仍然保留有两道古代的长城，它们分别是秦国统一后修建的石长城，以及赵武灵王当年修建的赵长城。

从包头去往固阳的省道211上，从一个叫大庙村的村子分出一条岔路通往石拐区，从大庙开始，有一道低矮的土堤时隐时现，伴随着公路一直向东。这条土堤就是当年的赵长城。

赵长城与后来的长城不同，并没有修建在高高的山脊上，而是修建在两道小山脉中间的谷地里，它只是一道边墙，很少有敌楼，代表了中国早期的长城形态。如果敌人攻打长城，必须首先翻上北面的山脉，然后冲到谷地里，在谷地最深的地方遭遇到这道长城。

由于坍塌和被土埋入地下，赵长城已经成了一道不明显的土堤，但人们依然可以沿着长城走上数公里，不至于迷失。随着现代的开山筑路，有的地段把土挖开，露出了长城的剖面，可以看见雄伟的夯土墙体。在长城边上，偶尔可以看到后来各个朝代屯戍的痕迹。

赵武灵王修建的这道长城，表明赵国的北疆已经延伸到了黄河“几”字形最北端的阴山深处，那儿无法进行耕种，却有着无比重要的军事价值。到了秦国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不满足于赵长城的简陋，派遣大将蒙恬在赵长城北方几十公里的一道山脊上，劈山取石建了另一道石长城。与赵长城建在谷地不同，秦长城已经选择建在山脊上，进攻难度更大了很多，也表明秦朝的疆域比起赵国又向北推进了几十公里。

赵武灵王之所以跑到遥远的北方筑城，正是要从后门进入关中平原，对秦国进行打击。他是战国后期唯一一位制订详细计划打击秦国的君主。当其他国家纷纷迎合秦国时，武灵王却奋发图强，为进军秦国做着准备。

在武灵王时期，秦国的关中四塞已经成型，武备森严，从武关和函谷关入境打击秦军都已经不可能了。当别国束手无策时，武灵王却发现了一条遥远的道路，可以绕过武关和函谷关，进入关中平原。这条路就是：从北方塞外进入河套地区，然后翻越北山山系进攻秦国。

在关中四面的群山中，只有北面的北山山系是低矮且充满了豁口的，武灵王就是想利用地图的宽度绕过太行山，从北面进入河套和陕北高原，再打通北山山系进入关中平原。

到了秦始皇时期，他也意识到从河套到首都咸阳这条道路的重要性，故主持修建了一个伟大的工程：秦直道。秦直道笔直地从咸阳出发，穿越陕北高原，越过黄河，终点就是包头。

如果赵武灵王的战略得以实现，这条路就是赵国打击秦国心脏的出兵之路，但因为秦国的统一，武灵王的发现成了秦国防范北方匈奴人的运兵道。

当赵武灵王认识到可以从北方打击秦国时，赵国的北方还有中山等白狄国家，以及更加北方的胡人（林胡、东胡、娄烦等）。为了增强赵军的战斗力，与胡人周旋，武灵王决定改穿更加方便打仗的胡服，减少笨重的战车使用，利用马匹和弓箭增加机动性。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成了战国后期最著名的一次军事技术改革，并直接影响了未来军事发展的方向。

完成改革后，武灵王花了十年时间灭掉了中山，进入了胡人的区域，将赵国的疆域直接推至黄河河套以北，占领了现在内蒙古境内的云中、九原，作为进攻秦军的后备基地，并越过黄河，到达了陕西北方的米脂、延安一带，初步具备了打击秦国的能力。

也就是在这时，武灵王率队冒险潜入了秦国首都，完成了对秦国的最后观察。

为了做进军秦国的军事准备，他甚至将王位让给了儿子惠文王，自称赵主父，专心准备军事行动。在当时世间没有太上皇的说法，这个词是汉高祖刘邦为他父亲发明的，所谓主父，其实就是太上皇之意。

如果赵武灵王能够活得更久一些，那么他对秦国的进攻将会成为现实。但不幸的是，当他决定让位给儿子时，事实上铸就了自己的毁灭之路。

虽然让位给了惠文王，但他在两个儿子（惠文王与安阳君）之间一直态度不明，致使儿子之间出现了内斗。公元前295年，武灵王突然被惠文王围困，三个月后，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带着无数的征服梦想，被活活饿死在沙丘宫。

武灵王死后，赵国的政治从对外扩张变成了守成，没有人能够继承他的雄才大略，也没有人有他的眼光，能够看到那条北方遥远地带的道路有多重要。进攻秦国成为泡影。

不过，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却为赵国留下了一支兵强马壮的军队，到了战国后期，赵军的战斗力已经成了秦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也正因为此，赵军成了战争中损失最惨重的军队。

赵武灵王另一个想不到的是，在他饿死八十五年后，沙丘宫迎来了另一个著名的帝王——秦始皇。在巡行全国的途中，到达沙丘宫时，秦始皇患病身死，让沙丘宫成了帝王们最诅咒的地方。

统一的代价：长平枯骨与郢都赤地

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但高平这座城市，仍然仿佛只为一场战争而存在。

当我还在去往高平的火车上，铁道旁的墙上就出现了长平之战的地图和宣传画。打开任意一张高平地图，就会被许多怪异的地名所吸引：企甲院（弃甲院）、箭头村、围城村、王降村、三军村……这样的地名有几十个。在火车上，老人们已经开始向我推荐：一定要去谷口村和骷髅王庙看一看……

实际上，高平就是一座建在古战场上的城市，在两千多年前，这片战场曾经尸骨遍野，丹河水为之变色。为了说明战争的规模，先举一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被歼灭三十三万人，而在两千年前的长平之战中，赵军投降的一共四十余万，被秦将白起悉数坑杀。

在战国时代，一个国家能够组织的兵力最多只有百万之众，在所有国家中，秦国和楚国是最强大的两国，能够达到百万，其余国家的兵力都只有几十万人而已。长平一战，消灭了赵国的大部分军队，使其在秦统一之前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由于地理的关系，韩、赵、魏三国是在抗秦战争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其次是楚国。仅以秦国武安君白起发动的战争来计算，除了长平之战坑杀赵国四十多万人之外，白起还在在伊阙之战中斩首韩魏联军二十四万人；秦昭襄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战役中，斩首（加沉河）魏赵联军十五万人；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斩首韩国五万人。

另外，在惠文君七年（公元前331年），秦军斩首魏军八万人。惠王（惠文君，称王后改元纪年）七年（公元前318年），斩首韩、魏、赵、燕、齐和匈奴联军八万两千人；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斩首楚军八万人。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攻克宜阳，斩首韩军六万人。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斩杀楚军两万人；十年（公元前297年），再斩杀五万人；三十二年（公元前275年）攻魏斩首四万人；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攻韩斩首四万人。

秦国的统一，实际上是将中原国家的人口资源消耗干净，使得他们无力反抗才获得的。在中国历代战争中，以血腥消耗人口为代价获得胜利的例子并不多，除了秦之外，就只有蒙古人的对外扩张，以及清朝对准噶尔人的镇压。在大部分时候，战争是为了让对方臣服，而不是消灭。

秦的统一之所以如此残暴，和中国第一次进入统一帝国模式有关。在进入帝国模式之前，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地域归属感，哪怕暂时被打败，也牢记自己是楚国人、赵国人，不是秦国人。一旦进入了帝国模式，人们自认为属于一个国家，就会随时做好归顺胜利者的准备，在天下一家的心理作用下，征服者不用做动员，人民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时，杀人就变成了辅助手段，最重要的反而是人心。

我们总是把秦国的统一当作一个事件，实际上，它却是很长时间段内各种事件积累的结果。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并吞六国，其根基是在孝公时期打下，并由历代秦王通过蚕食逐渐积累优势的。

秦孝公之后，继承了孝公扩张思想的是秦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和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

惠文王时期主要的政策制定者是张仪，张仪的主要任务是破坏诸侯的合纵政策。在当时，由于秦国军事优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六国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秦国，一位叫苏秦的纵横家推出了合纵政策，游说六国国君共同抗秦。苏秦死后，张仪的任务就是帮助秦国破掉六国的合纵，他采取了新的措施：连横。

在张仪时代，韩、魏这两个国家地域狭小、实力有限，而赵国（赵武灵王）、燕国、齐国与秦国没有接壤，赵武灵王虽然试图打通北方通道进攻秦国，却还没有引起秦国的重视。

在惠文王和张仪的眼中，对秦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南方大国楚国。以领土而论，楚国比秦国还要庞大，是齐国领土的二点五倍，几乎与燕、赵、韩、魏四国领土相当。以军事而论，只有秦、楚可以组织起百万军队。双方领土相接，在武关形成对峙，这样的楚国成了秦扩张最大的障碍。张仪十年的工作重心，就在于孤立楚国、削弱楚国，击碎六国的合纵梦想。

秦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313年），身为合纵国首领的楚怀王在郢都（现湖北荆州偏北）的宫殿中迎接了一位不速之客：秦国的使者张仪。

张仪向楚怀王推销连横之术，认为秦、楚本是友邦，不应兵戎相见。然而真正打动楚怀王的却是张仪许诺，为表诚意，秦国向楚国献出商于地区的六百里土地。商于之地在武关之外、秦岭之南，本来属于楚国，后来被秦国夺得。由于它已经越过了秦岭山脉，深入楚国的腹地，一直让楚国如鲠在喉。这片土地的面积很大，几乎相当于韩国的三分之二。

对于土地的渴望让楚怀王昏了头，他干净利落地与齐国绝交，派人前往咸阳去接受土地。然而，回到咸阳之后的张仪却消失了，三个月内一直称病不出。怀王认为秦国的拖延，是在检验自己的态度是否坚决，于是派人去临淄的宫廷内大骂齐王。齐王大怒，决定与秦联合。

楚怀王的一厢情愿换来的却是耻辱。秦国拒绝承认割地一事。怀王终于明白上了当，决定对秦国采取军事行动，结果，八万楚军被秦国歼灭。楚国没有得到商于之地，反而丢失了军事价值极为重要的汉中地区东部。

汉中地区是沟通关中和四川的交通要地，秦国虽然已经征服了四川，但如果汉中不稳定，关中和四川的联系就会中断。在此之前，秦国只是占领了汉中地区的西部，这次终于获得了整个汉中。

更让楚怀王感到耻辱的是，欺骗了他的张仪随后再次出现在他的宫廷，这一次，张仪是来要求楚国的黔中郡。

这时，秦国并吞巴蜀的优势就显现了出来。黔中郡位于如今湖南西部的沅陵，是楚国的南方领土，本来与秦国距离最遥远。但秦获得了四川盆地之后，重庆地区已经与黔中郡接壤了；更重要的是，秦国的四川盆地更加富饶，而楚国的黔中郡却是边缘的贫瘠之地，没有办法与四川盆地相抗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仪的威胁就显得更加现实。张仪声称，如果楚国不割地，秦军就要从四川顺水而下，经过长江直捣楚国首都。至于黔中郡，秦军也可以越过武陵山，顺沅江而下，收入囊中。

昏庸的楚怀王在威逼之下决定求和，割让了一部分黔中郡，与秦国缔结和约。黔中郡的割地，让秦军在楚国的南方有了进攻点，形成了夹击之势。楚国更加危险了。

在秦国历史上，对统一贡献最大的是在位五十六年的昭襄王。他在穰侯魏厓和将军白起的帮助下，南征北战，将楚国、魏国、韩国、赵国一一削弱。他的继承人完成统一已经只是临门一脚了。

昭襄王的战略，可以视为中国战略思想的高峰之一。他熟练地挑选对手，每一次都先认准最强的那个对手进行打击，而与其他的弱者相联合。当把强者削弱后，他再从其他对手中选出下一个最强的，如此反复，直到所有的国家都疲弱不堪。在他的威逼利诱之下，其他的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秦式和平，或者被动迎战。

在昭襄王时代，赵国已经完成了北方攻势，占领了大片胡人的地区，从北方河套地区与秦国接壤，赵国对山西北部的占领也让秦国与赵国在黄河两岸对峙。韩、魏两国作为一个整体虽然已经沉沦，但它们的领土包括了黄河两岸的许多战略要地，也必须一一夺取，以便成为进攻赵国、齐国、楚国的跳板。南方的楚国虽然被削弱，却仍然是六国之中最强的国家。昭襄王必须从北线（对赵）、中线（对韩、魏）、南线（对楚）这三线中来回移动，决定下一次出击何方。

他首先把目光瞄准了最强大的对手楚国。这时的楚国仍然是楚怀王当政，为了迷惑怀王，秦国先和楚国结盟，让韩、赵、魏等国再次怨恨楚国。随后，秦国寻找借口进攻楚国，由于楚国的朝三暮四，其他国家袖手旁观。当进一步削弱楚国后，秦国再次提出结盟，邀请楚怀王和秦王在双方边境上的武关相会，商讨和平条约。

楚怀王刚到武关，就被劫持到了秦国首都咸阳，客死他乡。

秦国劫持楚王，目的是逼迫他进一步割地。这次秦国想要的是巫郡和整个黔中郡，巫郡位于长江三峡附近，黔中郡位于湖南的沅陵，如果要从秦国控制的四川进入楚国所在的湖北，走长江则必经过巫郡，走沅江则必经过黔中郡，楚国丢失了这两处领土，意味着国家的西大门朝秦国洞开。

令秦王没有想到的是，囚禁中的楚怀王拒绝了秦国的要求。楚国也另立了新君，表明了与秦国对抗的决心。

昭襄王依靠阴谋夺取楚国领土的计划失败了，只能采取武力解决问题。但为了准备对楚战争，秦国不得不暂时把注意力转到中路的韩国和魏国。

如果要继续攻打楚国，必须经过武关进入南阳盆地，再南下楚国的首都郢城（现在的荆州）。但是，秦军一旦到达南阳盆地，就必须考虑侧翼的危险：在南阳盆地的北方，隔着伏牛山就是韩、魏的地界，如果韩、魏从北方袭击秦军，与南方的楚军相配合，必然导致秦军的被动。

为了解决侧翼问题，秦军首先要对韩、魏发动进攻，切断韩国和魏国南下的路径。于是，就有了秦国统一中第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伊阙之战，这也是白起登上战争舞台的一战。

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军对伊洛盆地（洛阳所在盆地）以南的新城发动攻势，试图掌握从洛阳地区前往南阳的通道锁钥。韩、魏派出大军前往解救。此刻，指挥秦军的就是左更白起。

白起放弃了新城据点，率军抄了韩魏联军的后路，把韩魏联军向南压缩。在伊水谷地的深处，有一处叫作伊阙的山谷，这里两山并立，伊水从中流出，越往上游，峡谷越狭窄，庞大的韩魏联军在谷地中无法施展，被白起尽数歼灭。

伊阙之战，韩魏联军共被斩首二十四万人，成了战国时期长平之战外的第二次大屠杀。这场战争消灭了韩国和魏国的主力部队， 使得两国无法组织起对秦国的攻势。秦国乘机继续扩大战果，将魏国的河东之地据为己有。在河南、陕西、山西交界地带即黄河大拐弯处，山西境内有一块三角突出地带，如果秦军从黄河南岸进入中原，这片三角带就是很好的侧翼突袭基地，秦军占领这片三角之后，出入关中已经毫无阻碍，函谷关天险已成坦途。

除此之外，秦军还占领了韩国在山西汾河谷地的领土武遂 ，为秦军提供了一条沿着汾河谷地进入太原的道路。经过此次战役，秦国已经与赵国领土接壤了。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在解决了侧翼问题之后，秦国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着手解决最大的对手楚国，直接向它的国都进军，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千里跃进。

楚国的首都郢在如今的荆州城东北角、长江岸边。这也是荆州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决定生死的主战场。

从地理上说，楚国选择郢作为首都，有着无比的地利优势。郢所在地是长江流域的江汉平原，在平原的北方是桐柏山，西方是巴山、巫山的天险和长江三峡，南方则是武陵山连绵的山地。东方腹地广阔庞大，提供了无尽的粮食和兵力资源。这样的地理对于楚国是有利的，对进攻方的秦国却充满了艰辛。

由于秦国在楚国的西北，如何越过北方和西方的山地，就成了秦国首要解决的问题。

在传统上，秦国进军路线是走武关，进入南阳盆地，再越过大洪山、荆山垭口到达郢城。但这条路也是楚国最严防死守的道路。

当秦国打通巴蜀之后，另外两种选择出现在了秦国的战略板上。由于巴蜀在战国时期仍然属于化外之地，楚国很难想到秦国会借助巴蜀跃进江汉。

秦国镇守巴蜀的仍然是老将司马错，根据秦王命令，司马错从陕西进入四川，再沿着岷江进入长江，到达重庆，在重庆兵分二路。一路翻越巍峨的武陵山脉，进入湖南的洞庭湖盆地，沿着沅水占领黔中（现沅陵，之前秦国已经割走了一部分）。黔中这个楚怀王到死也不愿放弃的地方终于归秦所有。占领黔中后，秦就抄了楚国南方的后路。

司马错另一路大军沿着长江而下，进入三峡，进攻西陵，对楚国的西面进行包抄。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沿长江攻击。在人类历史早期，山区的主要交通是沿着江河岸边的谷地前行，然而长江却由于峡谷众多，一直是人类通行的障碍，直到三国时期才正式确立了长江的交通地位。秦国利用长江是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探索之一。

在西路和南路进攻的同时，秦国的北路军也从传统线路逼近楚国。秦王命令白起掌管北军，由于楚国必须三路分军把守，应接不暇之际，白起已经乘机攻克了大片领土，将战略要地鄢（现湖北襄阳宜城市境）、邓（河南邓州市）均收入囊中，并与中路军一起攻克西陵。到这时，秦军完成了对楚国都城北、西、南三方面的包抄。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秦军攻陷，秦军不仅大掠都城，还将楚王的陵墓尽数烧毁。

残余的楚国势力将首都迁往陈（河南省淮阳县），随后又前往寿春（安徽寿县），进入了淮河中下游地区，江汉盆地划入秦国版图。

秦国对江汉盆地的占领，将楚国远远地驱逐到了对秦不产生威胁的淮河流域，楚国的战略地位一落千丈，不再对秦构成威胁，最大的对手被除掉了。

并吞了楚国西部之后，秦国最大的敌人瞬间转换成为赵国。在其他国家经受重大损失之时，赵国却仍然保持着兵强马壮。赵武灵王改革的成果仍然持久地影响着这个国家。

赵国的地理战略地位也很强大，它位于韩、魏的北面，如果赵国保持强大，秦军在出击韩、魏时，很可能会遭到赵国在背后的袭击。同时，只要赵国存在，就很难越过赵国去攻打北方的燕国和东方的齐国。

赵国还是一个领土广阔的国家，它包含了北方的草原地带，也有险峻的太行山区，易守难攻，更有太行山东麓的首都邯郸，远离秦的边界，要想进攻，必须进行远程打击，不管是对士兵还是后勤都是巨大的麻烦。

为了对付赵国，秦国必须还从韩、魏入手，层层推进，将韩、魏在黄河两岸的战略要地一一收入囊中，推进到赵国的边界上，再实行打击。

此时，秦国已经得到了韩国的宜阳、南阳，魏国的河内、安城、陶等地。为了更加东进，秦军以新获得的楚地为依托，从南方向魏国的大梁（现河南开封）发起了进攻，并在韩国的华阳大败赵魏联军，斩首十五万人。这是除了长平、伊阙之外，杀敌第三多的战役。这次战役彻底打击了韩国和魏国的军事实力，从此以后，韩国几乎没有能力给秦国造成麻烦，而魏国在秦赵的长平之战前，也没有能力再帮助邻国。

随后，秦国直接对赵国发动攻击，在通往邯郸、位于太行山中的阏与要道被赵奢领军的赵军击败。这证明，秦军过于远离家乡，进攻半径太大，突破并不容易。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机会摆在了秦军的面前。

这个机会来自韩国的上党地区。所谓上党，是现在山西境内以长治为中心的一片山间高地，夹在山西高原的太行山与太岳山之间，它的东侧和南侧是太行山，西北侧是太岳山，自古以来是连接山西与河南的要道，也是晋中山地去往黄河的重要通道，同时还处于从关中通往赵国首都邯郸的路途中间。如果秦军要进攻赵国首都邯郸，最便捷的途径就是经过上党，再穿过东面的太行山，直达邯郸城下。

战国时期的上党地区分成了两块，以浊漳水为界，北部属于赵国，南部属于韩国。

除了上党地区，韩国的主要领土位于黄河以南的新郑一带。上党与南方国土之间由一条狭窄的中间地带相连接，在这狭窄地带上有三个主要城市——平阳、野王、南阳，都位于黄河以北和太行山以南。如果秦军占领了这三个城市，就切断了韩国南方和北方的联系，可以逼迫韩国让出上党地区。一旦韩国的上党地区被秦国并吞，就可以作为打击赵国的前线基地。

秦昭襄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白起率军攻克韩国南阳，正式将韩国上党与首都隔断，韩国国土被分割成了两部分。

秦军的本意是逼迫韩王割让上党，然而，这个计策却被上党的守将冯亭识破了，为了断绝秦军的念头，他率部投奔了赵国。秦王大怒，派兵进军赵国，双方在上党以南的长平形成了对峙，由此拉开了长平之战的序幕。

在赵国，曾经的抗秦英雄赵奢已经去世，赵军的指挥权归属了老将廉颇。在如今的高平一带，到现在人们还都能指出廉颇修筑石长城的所在。

赵国的长平防线一共三道，廉颇到任时，位于最西面的防线已经失守，最东面的防线则是一条建在山脊上的石长城。为了占据险要，廉颇率领赵军退居石长城，但为了形成纵深，他又在石长城以西，沿着一条叫作丹河的谷地构建了一条新防线，丹河防线位于失守的西防线的东面和石长城的西面，是位于中间的一条防线。如果丹河防线失守，赵军就可以全体撤退到石长城进行防守。

在廉颇的指挥下，虽然赵军的损失不小，却阻止了秦军的推进，如果假以时日，秦军粮草耗尽，就是赵军胜利之时。

但这时，赵王却不满于廉颇的防守策略，派遣赵括替代了廉颇，要求提前发动进攻。

此时，秦军将领白起假装撤退，引诱赵括率领赵军主力离开了石长城，前往中间的丹河防线，以便继续西进打击秦军。

当赵军主力离开石长城之后，白起却派遣奇兵包抄到丹河防线以东，夺取了石长城。这时，赵军就被秦军包围在西防线和东防线（石长城）之间。所谓丹河防线其实只是沿着丹河的一条谷地，缺乏高度，成了瓮中捉鳖之势。石长城本来是赵军防御秦军用的，现在却被秦军用来截断了赵军的归路。

白起的做法，实际上是战术层面的迂回作战，即正面撤退，侧翼迂回到敌人后方，形成包抄，将敌人围困。如果是有经验的将领指挥赵军，是可以将白起的战术识破的，只要牢牢守住最后一道防线石长城，秦军就无法将赵军围困住。

白起围困了赵军之后，又派另一支奇兵冲击赵军的中部，将赵军斩断，分成两截。

四十多万赵军就此被困在了狭小的丹河谷地中，前后两段都自顾不暇，无法协同突围。四十多天后，粮草匮乏的赵军试图突围，主将赵括身死，四十万赵军被白起活埋。

到秦赵长平之战结束时，秦统一六国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对于六国而言，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丧失殆尽。韩、赵、魏的主力部队已经被消灭。齐国、燕国虽然由于偏安而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却无力与占据了半壁天下的秦军抗衡。楚国的实力大打折扣，只有防守之力，无力组织进攻。

公元前246年，经过了两个短暂的秦王之后，年幼的秦王政继承了王位。在吕不韦、李斯等大臣的辅佐下，秦国开始了最后的统一阶段。

统一中最大的障碍仍然是赵国。长平之战后，赵国又涌现出一位优秀的将军李牧，在武灵王开创的军事传统下，继续与秦军抗争。为了对付赵国，秦军花了九年时间，才最终攻克了邯郸。

赵国灭亡后，秦国统一的步伐迅速加快。此刻，韩国已不战而降。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灭赵后的大军在王翦的率领下，直接向北进攻燕国，燕国灭亡。两年后，在进攻楚国前，王翦的儿子王贲在伐楚前顺便灭亡了魏国。楚国的抵抗更久一些，经过李信的一次失败远征后，王翦重新披挂上阵，灭亡了楚国。从第一次出兵到最终结束，花了两年半时间。当秦军进攻齐国时，这个曾经的东方大国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就投降了。

从最初的落地关中，到缓慢蚕食山东地区，到获得四川基地，进攻楚国，最后摧枯拉朽般横扫六国，秦国的成功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第一，关中地区的封闭环境，有利于秦国统一关中，又有利于秦国守卫边境，防止六国攻入家园。

第二，同时获得关中和四川后，有足够的后方生产粮食，保证了军事供应。

第三，秦国由于后起，国内的行政较为简单，便于商鞅通过变法将国家打造成一台战争机器，从民间压榨出最大的能量用于战争。

第四，关中、汉中、四川地区的上游位置，便于秦国包抄进攻楚国，击溃这个最大的敌人。

第五，中原地区的碎片化，让秦国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连横，各个击破。

在秦统一的过程中，关中地区的优势地位显现无疑，也为那一个时代提供了胜利的法门，这个法门是：一、同时占领关中和四川，就有了足以对抗中原的资源优势；二、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来说，如果不想被关中打败，就要避免关中和四川掌握在同一个敌人手中。汉高祖刘邦就是采取第一点统一了天下，而汉光武帝刘秀则是利用第二点，挫败了关中的敌人。

在关中时代，秦统一的难度也是最大的，由于处于摸索阶段，许多战略都是由秦国的尝试而定型。比如，对楚地的打击必须从上游着手，并利用分路包抄，才可能取得成果，这一点被后来的王朝无数次利用。

另外，从四川进攻湖南、长江三峡、赵武灵王的北方通道，都是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当这些战略要地被秦摸索出来，之后历代的将军们都可以循着秦的足迹去排兵布阵。加上人心逐渐适应了一统的局面，统一全国的难度在逐渐降低。这就是为什么秦国要花几百年完成的统一，到了汉高祖时期，只需要五年就可以复制一遍。

第二章　西楚霸王：不懂地理之困（公元前209—公元前202年）

战国与秦时期的三种长城反映了战术的变迁：包头赵长城建立在谷地之中，是长城的早期形态；固原秦长城建立在面向敌军的缓坡上，并有着严格的“两墙夹一壕”形态，便于防守，万一长城失守后，也可以利用车阵从山顶冲下，对敌人进行打击；包头秦统一之后的长城建立在陡峭的山脊上，更加易守难攻，是长城的完成形态。

秦国之所以崩溃，除了政治层面之外，在军事层面上，在于它无法在原有的六国区域内建立稳定的军事结构，又无法将六国的年轻人吸收进入中央军队，从而造成了关东地区的失控。

四十八岁的刘邦在和二十四岁的项羽对比中，展现出了更多的战略性眼光。项羽有年轻人的冲击力，却缺乏足够的阅历去理解军事地理的重要性，他选择了最不具有军事价值的西楚，却把最具军事价值的关中留给了刘邦。

刘邦占据的汉中与四川是最偏僻的，却由于项羽把关中分成了三个国家，被刘邦各个击破，迅速占领了全部关中。于是，刘邦按照秦国的战略，在同时拥有关中和四川的情况下，完成了另一次统一。

项羽的西楚是一片没有险阻的四战之地，经济富裕却没有战略价值。关东地区分散成为十五个国家，也无力对抗强大的关中刘邦，这样的失败是必然的。

韩信的北方战略和侧翼攻击，是楚汉战争中巨大的胜负手，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大迂回。

荥阳的战略地位在汉初达到了顶峰。荥阳以西是山地地貌，以东是平原。只要控制了荥阳，位于西部的中央政府就可以镇压来自东部的对抗。

在如今的宁夏固原一带，保留着一道雄伟的长城。

秦统一六国之前，这里曾经是秦国的边境所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关中四塞”中，北方的萧关是通往塞外的门户。萧关在平凉以西的六盘山上，位于一条叫作弹筝峡的峡谷之中。这条峡谷沟通了关中与塞外，从弹筝峡北上，可以到达宁夏固原所在的固原台地，再顺清水河而下，即可到达黄河沿岸，顺着黄河，南可到兰州，北可往银川，如果从陆路向西，就是去往河西走廊之路。

从古至今，从黄河入固原，过萧关进入关中平原，就是北方蛮人进入华夏核心区的一条最主要通道。萧关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必然成为历代定都关中的统治者最关注的要塞之一。

然而，仅仅守卫萧关是不够的。在萧关以北，就是一个小盆地——固原。对于蛮族而言，固原是进攻萧关的前哨，哪怕暂时没有获得萧关，但只要占据了固原，就获得了一个前进基地，也是一个补给基地，从固原长期骚扰萧关，总有一天会将其攻占。

对于关中政权而言，为了保卫萧关，必须占领固原作为缓冲。有了固原才能破坏掉蛮人的进攻企图。

秦国在惠文王之前，占据固原地区的是少数民族义渠，惠文王出兵灭掉了义渠，获得了固原，随后秦国开始在固原以北修建长城，将这里变为国界。

固原的秦长城穿越了历史，直到现在仍然清晰可辨。秦朝统一之后的包头长城建立在陡峭的山脊上，而赵长城则建立在山谷里，固原秦长城与这两者都不相同，选择建立在面向敌军的缓坡上，位于半山腰位置。

长城的这种形态也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军事战术。此刻，诸侯的战阵仍然是以步兵配合车阵为主。将长城修建在缓坡上，有利于修筑更复杂的结构。固原的秦长城是中国早期长城修筑的典范，它有着双重城墙结构，进攻者首先要翻越一道矮墙，到达一条壕沟，越过壕沟，再翻越高耸的内墙，才能占领长城。另外，这段长城有着严密的敌楼结构，每隔百米，就会有一座圆形的敌楼。如今这些敌楼仍清晰可辨，即便都变成了土堆，却体积巨大，与城墙构成了独特的项链结构。

城墙修筑在半山腰，还有利于防守方的二次防御。哪怕进攻方攻入了半山腰的长城，守城者也可以从山顶借助地形优势，从高处冲下，对进攻方造成二次杀伤。

固原秦长城到秦国统一六国就完成了使命。统一之后，国境线推向了北方。黄河以北的巴彦淖尔、包头一带早已被赵国征服，也并入了秦国的版图。秦国在这里修建了第二条长城，包头的石长城就是这段时期的杰作。

为了防止北方蛮族的进攻，秦国的历代国君可谓花尽心思。统一之后，秦始皇仍然在抽调大量的人力修建长城和直道，应对游牧民族的攻击。

他没有想到的是，毁掉了秦朝社稷的力量并不来自外部，而是在内部滋生。秦始皇死去的第二年，公元前209年，在中原地区的内部叛乱就毁掉了这个统一帝国。

秦末起义：制度之失

秦朝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灭亡？最大的原因在于制度。

战国时期的秦国是一架典型的战争机器，每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这架机器添砖加瓦。农夫种地，多余的粮食要供应战备，商人养马卖给部队，人们要想受到社会尊敬，必须取得军功，获得军爵，一切都是以战争为标杆来衡量的。

统一之后，这架战争机器由于惯性却停不下来，对于人民的严苛统治仍在继续，秦朝的庞大机器开始深入六国的土地，对民间经济进行抽血。由于一下子无法找到如此众多的理解秦朝体制的官员，秦的政策不仅没有让人民驯服，反而激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只要有一丁点儿的火星，就可以形成燎原之势。

另一个原因则隐藏在军事之中，秦朝虽然已经统一了全国，但在军事上仍然是关中本位的。它把主要兵力放在了如何保卫关中上，在六国区域内没有建立起强大有效的军事组织。

征服六国后，如何防止六国的民间反抗？秦始皇采取的措施是：收缴天下的兵器，只准秦国的军队持有武器。但政府却没有办法把六国的年轻人吸纳进秦朝的精锐部队之中，秦军的组织仍然以关中兵为主。

六国地区的年轻人无法参军，经济又由于管制下滑，上升通道被堵死，在民间形成了巨大的不满。

为了对付六国民间的不满，最有效的方法本应该是在六国加强驻军，并形成联合指挥。可是，秦始皇在建立民政组织的同时，把中原地区的兵力也分散了，分散在每个郡的官员手中，缺乏统一领导和调度。而秦国的大部队仍然集中在关中地区和北方边境。这种处理方法，使得中原地区一旦有事，各个郡中的少量守军立即土崩瓦解，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领土由于没有政府军，反而成了游击队的天堂，陈胜、项羽、刘邦等人都出自这样的游击队。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政府征发戍卒前往北方的渔阳地区，楚地的九百名戍卒在大泽乡附近因为下雨，无法按时赶到。戍卒的首领之一陈胜于是掀起了造反的大旗。

陈胜的起义让秦朝军事部署上的缺陷被无限放大。军队归各个郡县自行管辖，缺乏统一的指挥，中原地区又没有精锐部队，陈胜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占领了周围的几个县城，并把各县的兵力收归己有。

当他到达陈邑（现河南省淮阳县）的时候，已经聚集了骑兵上千人，士兵总数达到了数万。陈胜随后定都于陈，建立了张楚政权。

如果仅仅是一个陈胜，那还好解决。更令秦二世没有想到的是，陈胜成了各地反抗者的榜样，当他在陈邑建立政权时，各地也纷纷响应。他们都发现，秦朝在中原的军事控制力是如此有限，根本没有办法对付蜂拥而起的反抗集团。

这些反抗集团包括两种：一是和陈胜一样的民间反抗者，借助世间纷乱的机会脱颖而出；二是刚刚灭亡了十几年的六国贵族后代，他们想重新建立贵族政权。

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纷纷仿效六国的模式建立了政权。

除了陈胜建立的张楚之外，陈胜派到北方赵地去的将军武臣，在收复了原来赵国的土地之后，自称赵王。武臣被部将李良杀害后，他的部将张耳、陈余又击败了李良，选了一个赵国宗室的后裔赵歇为赵王。赵国复辟了。

武臣曾经派部将韩广收复燕国地界，韩广随即自称燕王。这是唯一一个没有六国后裔（或者宗室）血统的王。

齐国的王室后裔田儋起兵恢复了齐国。田儋死后，他的弟弟田荣争当齐王，但齐国人却选择了齐国最后一个国君齐王建的弟弟田假为王。齐国复辟了。

陈胜死后，楚国人项梁选择了楚国楚怀王的孙子，名叫心，立为楚王，也号称楚怀王。与战国时期一样，楚国的势力也是最强大的，刘邦、项羽都出自楚国名下。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就这样实现了。

陈胜部将周巿选择了魏国的宗室魏咎，立他为魏王。魏咎死后，他的弟弟魏豹继承了魏王。

韩国人张良请求项梁寻找韩国宗室公子成，立为韩王。

当六国复辟后，整个函谷关以东地区已非秦所有，秦朝的疆域退回到了关中一隅。然而，中原豪杰们普遍没有战争经验，队伍拥有极大的热情，却没有战斗力。当秦二世从关中调来军队时，中原各支武装迅速转为劣势。

首当其冲的是陈胜。陈胜曾经派遣将军周文率军乘着混乱闯过函谷关，进入了关中平原，试图颠覆秦政权，却被秦朝大将章邯领导的临时拼凑的刑徒军队（正规部队大都在边疆筑长城）击败。随后，章邯越过函谷关，进攻陈胜的首都陈邑，再次获胜，陈胜在逃跑途中被叛徒所杀。

陈胜死后，章邯在华北平原的南部，如今的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交界地带与魏、齐、楚的军队相周旋。在临济一战中，歼灭了魏王咎，平定了魏国，并杀死了前来救援的齐王田儋。在定陶一战中，消灭了项梁为首的楚军主力。然而，楚军主力虽失，但楚怀王心还是退回了彭城，项羽、刘邦等人跟随着他。

章邯没有等到完全剪灭楚国，就掉转矛头，北上攻击赵国。根据秦国统一的经验，每一次出击都应该先找对方最强的部队。项梁死后，反抗力量中最强的已经变成了赵国（赵歇），如果击败了赵国，就可以威胁北方的燕国（韩广）和东方的齐国（田荣、田假），所以章邯的选择并没有错误。

但此时的秦军与统一六国过程中的秦军有一个区别：在统一战争时期，秦国尽量每一次选择一个敌人，将其他的对手通过连横变成朋友，至少胁迫他们不要帮助敌人。但章邯与反抗军对峙的过程中却没有办法结交朋友，随时都必须做好与所有反抗军队同时作战的准备。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楚军已经被削弱，却仍然会北上帮助赵国抵抗秦军。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章邯率军北上，击败赵王歇。赵王歇带着他的部将张耳逃入巨鹿城，并向齐、楚、燕三国求救。三国纷纷出兵援助赵国，却又纷纷作壁上观，不肯与秦军交战。

此时，决定战争的另一个偶然因素出现了：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决定了战局。楚军统帅原本是更加懂得兵法（也更加谨慎）的宋义，宋义做出了更加程式化的选择——拖延，直到秦军疲惫。但项羽却打破了这种默契，杀死了宋义，自任统帅，破釜沉舟，与秦军大战，击败秦军，解了巨鹿之围。

到这时，章邯的秦军已经过了巅峰期，他选择了逃走。如果能够逃跑成功，秦军仍然可能占据关中，与关东地区形成割据。等待关东群雄们内部发生争斗，就是秦军重新采取连横之策，统一中原的时机。

但项羽并没有给章邯留下机会，他率军紧追不舍，在邯郸以南（现河南、河北交界地带）截住了章邯的后路，逼迫二十万秦军投降。

为了防止秦军再次叛乱，项羽在向关中进军途中，在新安（现河南省义马市）坑杀了二十万秦军。曾经庞大的如猛兽一般的秦国主力部队就这样不存在了。这也是战国以来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杀俘事件。项羽之所以杀害俘虏，是因为战国遗风犹在，士兵的地域性忠诚让他们很难被对手所利用，叛乱的可能性很大。汉朝之后，中国进入了统一时代，士兵的地域性减弱，也就不用靠杀俘来防止叛乱了。

从项羽参加的数次战役来看，他不愧为战国的继承人，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在杀俘上也继承了当年的做法。从军事角度上说，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将才。

可是，项羽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却为什么无法凭借这种冲击力继续取胜呢？为什么更加不起眼的刘邦反而能够超越项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战略地理：楚汉战争的决定要素

关于刘邦为什么会崛起，项羽为什么无法统一全国，答案可以有很多。

有一条重要的原因：项羽太年轻了，巨鹿大战时他只有二十四岁，可以打仗，却缺乏战略眼光。那一年刘邦却已经四十八岁，早已懂得战略和谋士的重要性。

在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地利与人和。所谓人和，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士气，而是一个有效的组织形式，最能够激发战斗力的制度。所谓地利，指的是必须了解全国的山川地理，以便选择主攻点和战场。

项羽是一位战术家，在局部战役时可以选择战场，但他不是战略家，并不了解全国山川关隘的优势所在，所以才会在分封诸侯时，将所有战略要点都拱手让给别人，只选择了最不能守的平原之地给自己。要想认清人才、制度和地理的重要性，必须经过足够的历练才行，项羽太年轻了，没有办法积累这些经验。

在项羽依靠年轻人的冲击力发动巨鹿大战时，在远处的刘邦却已经展现出他战略天才的一面。

刘邦对于中国的地理结构要更熟悉，当他从彭城向关中地区进发时，首先选择了通往关中的最主要通道：长安（咸阳）洛阳道（函谷关大道）。为了获得这条通道的控制权，首先要夺取洛阳。为了进攻洛阳，刘邦先占领了嵩山以南的阳城。在阳城与洛阳之间，是一道著名的关隘——辕关，越过关口后，就可以袭击洛阳。

但刘邦的兵力太弱小了，虽然秦朝的主力已经北上，但他仍然无法攻克洛阳。

如果是项羽，可能会选择在洛阳与秦军决一死战，但刘邦却选择了迂回战略。既然洛阳不容易攻打，就绕过去。除了函谷关大道，在洛阳以南的南阳盆地，还有一条越过秦岭，经过武关直插关中的道路，也是当年楚国与秦国对峙的主要通道。

刘邦从洛阳回到阳城后，折向了西南方，越过了伏牛山脉进入南阳盆地。他的战略其实是钻了一个空子：当章邯带着主力与项羽鏖战时，秦朝关中的兵力已经不足。同时，由于项羽的主力部队随时可能从函谷关进攻关中，秦王必须把函谷关作为第一保护目标，不敢从函谷关调兵去支援武关，使得武关一直处于空虚状态。

刘邦借着这个空当，在武关打败守军，进入了关中平原，又在蓝田附近取得另一次胜利。他的出现引起了关中地区的恐慌。此时秦朝早已出现了严重的内斗，权臣赵高杀死了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他本人又被子婴杀死。没有执政经验的子婴在获悉了蓝田的失败后，放弃抵抗投降了刘邦。

曾经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在刘邦不起眼的起义军面前消失了，此时，起义军主力项羽的部队还没有赶到关中。

当子婴投降后，所有的将士都无比激动地开始了狂欢，纷纷到秦朝的各个府库中瞄准金银珠宝时，只有一个人显得与这样的场景格格不入。而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也预示着未来楚汉战争的走向。他就是萧何。

萧何进入秦王的宫殿后，并没有被其中的华丽所吸引，只是默默地将秦丞相府和御史处的法令、文书与天下图籍收藏了起来。

日后，这些图籍成了刘邦的重要资料，天下的关塞、户口、强弱，萧何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战略上进行针对性的军事准备。刘邦对于萧何的倚重，表明了一个拥有足够阅历的人的智慧，而萧何的谋略则是刘邦胜利的保证。

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对各路将领进行论功行赏，共封了十九个国家。

项羽的分封是周代的封建制继续，在他的理想中，世界并不需要统一，只需要如同战国时代一样分为许多国家各自为政，再由一个如同春秋五霸那样的“霸王”进行总的约束。不过这个霸王只是负责监管国际秩序，并不干预各国的内政。从这方面讲，项羽心目中的霸王很像现在的美国扮演的角色。

十九国也只是七国时代的更加碎片化。在灭秦战争中，由于需要犒赏的人太多，项羽将原七国疆土中每一国，都再次分成大小不等的几部分，比如，齐国分成了三国（济北、齐、胶东），韩、赵、魏、燕各分为二（依次为：河南、韩；常山、代；殷、西魏；燕、辽东），秦国和楚国由于地域广大，各分为四（依次为：汉、雍、塞、翟；西楚、九江、临江、衡山），其中项羽的西楚出自楚国，刘邦的汉只是原秦朝领土中最偏僻的一个。

但项羽没有预料到，这种更加碎片化的政治局势是不稳定的，必然会出现许多摩擦，很难通过一个“霸王”协调国际秩序。如果西楚想把所有的国际事务管起来，会立刻陷入疲于奔命的状态。在现代社会中，作为“霸王”的美国也同样受困于此，参与国际事务太深，就影响国内的发展，而不参与国际事务，又受到国际的批评，只能在参与与收缩之间来回摇摆。

在分封结束后，各国的政治形势也果然向着分崩离析滑去，立刻陷入了互相征伐，西楚霸王徒劳地维持着国际秩序，却没有效果。即便没有刘邦的出现，项羽的精力也必然被这种徒劳无功和诸侯的怨恨所削弱。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项羽由于缺乏战略眼光，留给自己的国土实际上是最危险的。西楚名为楚国的西部，却处于当年楚国疆土的东北部， 在现在江苏、安徽与河南东部一带。按照经济学来看，这里一马平川，的确是产粮食的好地方，然而从军事角度入手，却发现这是一个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

当年的楚国之所以强大，除了有东部平原之外，还在于它拥有着地理的优势，西部、南部、北部都被高山包围，易守难攻。当秦国攫取了楚国的西部之后，楚国就衰落了。

项羽为了尽量攫取膏腴之地，无意中放弃了西部的山川地带，就失去了雄关险隘，变得易攻难守。这样的地方，必然是所有人觊觎的对象，最容易发生战争的所在。

与项羽相对应的刘邦则把地理上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表面上看，项羽把刘邦分到了最偏僻的地方，在楚汉相争的时代，汉中只是关中的附庸，而四川只是半开化土地。但汉中和巴蜀却几乎是封闭的地域，只需要少量的兵马把守住几条秦岭通道，就可以拒敌于险阻之外，没有后顾之忧。

消除了后顾之忧，就到了扩张的时候。刘邦在分封几个月后，就从汉中出发，利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出其不意，用一个月时间的闪电战，绕道剿灭了关中地区的三个王。分封时，秦朝原本的关中地区分给了三个秦朝的投降将领，项羽这样安排，就是为了让他们抵御刘邦，把刘邦封锁在最偏僻的地方。

战国和秦汉早期，汉中（包括四川）与内地的联系，大都必须经过关中地区，主要道路就是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平原的山路。项羽认为，当三个秦将占据了关中，刘邦就没有办法进入函谷关以东地带了。

但项羽没有想到，如果刘邦消灭了三个关中王，就统一了关中、汉中和四川，形势就与当年的秦国很相似了。一旦获得了关中四塞，山东（崤山以东，即中原地区）的军队打不过去，关中的军队却可以随时骚扰山东地区。由于四川根据地的存在，刘邦在战争中不会缺乏后勤支持，变得更加强大。

刘邦强大的同时，面对的却是一个比当年六国更弱小的中原。当年山东六国由于领土太分散，形不成合力，被秦国一一歼灭；楚汉时期，山东地区变成了十五个国家，更加碎片化，根本无法协调。

更麻烦的是，年轻的项羽在性格上不仅无法联合山东诸侯，还将他们推向了对立面，变成了刘邦的友军，他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中央帝国在军事上的形成

公元前205年冬，在剿灭了关中地区的三个秦朝降将之后，刘邦趁项羽北上伐齐时，向中原进军。

齐国之乱是项羽分封的后遗症。他把齐国分成三块，分给了跟随他入关的三位齐国王室后裔，然而最初自称齐王的田荣由于没有跟他入关，却被忽视了。田荣不满这样的格局，起兵灭掉三齐，重新统一了齐国，自称齐王。

田荣不仅自己称齐王，还帮助另一位项羽的敌人陈余击败了常山王张耳，把张耳的疆土送给了代王赵歇，让他称赵王，而赵歇则把代国送给了陈余。

与此同时，继承了燕国属地的两个诸侯也乱套了，辽东王韩广被燕王臧荼所杀，燕国重新统一了。

作为新的国际秩序维护者，项羽不可能置身事外，让世界大乱，只好出兵去惩罚首恶，也就是函谷关以东最有实力的诸侯田荣。

与刘邦习惯于将民政和军事委托给得力的帮手不同，项羽在军事上更倾向于亲力亲为。他指挥的战役都有很高的胜率，但如果同时在几个方向都出现了紧急情况，需要分兵时，项羽就陷入了麻烦，无法做到几路同时行动。

与项羽相反，由于善于委任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刘邦却可以做到几路同时行动。

刘邦获得关中地区之后，与项羽的胜负手主要在当年的韩、魏地区。秦国正是因为打通了韩、魏，才能北上攻击赵国，或者南下楚国。项羽的西楚位于东部的大平原，一旦刘邦得到了韩、魏的山地，就让项羽彻底失去了山河险阻。

项羽攻打齐国之前，也对刘邦可能的进攻做了防范，他杀掉了亲刘的韩王成（韩成虽然是韩王，却一直被项羽扣押没有赴任），改立亲楚的郑昌为韩王。他这么做，是想利用韩国的位置，封锁刘邦的进军通道，好给自己缓冲的时间。

但没有想到，零散的关东诸侯对于强大的关中军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刘邦的连横战略也运用得非常成功。

在获得关中两个月后，刘邦就招降了河南王申阳，又派韩信攻克了不肯降服的韩王郑昌，另立了韩王信，将整个河南西部收入控制之中。这时，函谷关天险就归属了刘邦。

五个月后，刘邦又招降了黄河以北的西魏王魏豹，以及殷王司马卬，获得了黄河以北的战略要地。黄河南北的平复，打通了通往西楚的道路。之后，刘邦又和常山王张耳联络，联合伐楚。

到这时，只用了半年时间，刘邦就已经打通了河南、山西的中部通道，获得了伐楚的路径。

刘邦的伐楚部队一共聚集了五十六万人，可谓规模巨大。他兵分三路，南线出武关，通过南阳；中线出函谷关；北线走黄河以北的河内通道，三路并进直捣项羽的首都彭城。

此刻的项羽仍然在北方与齐国作战，无暇顾及首都。他的将领都无法胜任保卫彭城的重任。刘邦的进攻显得无比顺利，三路大军只遇到了短暂的抵抗，就占领了彭城。

从项羽分封诸王，到刘邦出击关中，只隔了四个月时间；从刘邦出击关中，到攻克项羽的首都，又只用了八个月，可谓闪电战。

但这只是楚汉战争的开始阶段。

听闻首都失陷，在北方前线的项羽急忙回师。攻克了彭城的刘邦却因为大肆庆贺而没有做好准备。项羽战术家的优势瞬间显现，在他的快速打击下，刘邦损失了二十万人马，仓皇逃出了彭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荥阳稳住了阵脚。各路诸侯见项羽得势，纷纷背叛了刘邦，第一次联合伐楚失败了。

彭城一战，将双方的优势都展示得淋漓尽致：项羽是战术天才，刘邦是合纵与驾驭的高手，但在战场上绝不是项羽的对手。到底是战术指挥重要，还是战略重要呢？

事实证明，刘邦即便出逃，他还是占了上风。

刘邦虽然逃离了彭城，却没有失去中部（河南、山西）的所有战略要地。关中、汉中、四川完整地掌握在刘邦手中，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的山区通道也没有丢失。刘邦相对于项羽的战略优势，仍然相当于战国时期的秦始皇前期。

双方的接战线位于荥阳，这是一个在黄河边的小城，距离现在的郑州西面不远。荥阳的北面就是黄河，南面是高耸的嵩山山脉，只有一条狭窄的道路与洛阳连接。在荥阳的周围，还有一组要塞，包括广武、修武、成皋（现在的虎牢关），与荥阳共同组成了链式防御体系。这个链条上的要塞可以互相支援，共同防止东方的军队进入西部。

只要守住荥阳和周边城市，项羽就很难攻打洛阳，更无法通过函谷关进入关中地区。只要项羽无法进入关中，刘邦的后方基地就是安全的，粮草兵马可以源源不断地从西方运往东方前线。而荥阳以东就进入了平原地区，通往徐州（彭城）的道路完全打开，对于项羽的后方基地始终是一个特大的威胁。

刘邦和项羽围绕着荥阳、广武一线展开了拉锯战，虽然荥阳屡有丢失，却最终稳住了阵脚，数次夺回。

此时，也是展现刘邦军事政治谋略的时刻。既然从正面战场上只能稳住阵脚，无法击破项羽的进攻线，就到了开辟第二、第三、第四战场的时候了。

能够影响战争格局的两个人物是彭越和英布。英布是项羽的爪牙，在封王中被封为九江王，国土在西楚的南方。彭越是早期的反秦名将，却在封王中被项羽忽略，活动于山东、江苏、河南一带。

刘邦通过谈判和诱惑，将彭越和英布都拉入了汉集团，从此以后，英布在南方成了抗击楚国的第二战线，而彭越继续从山东骚扰项羽，形成第三战线。特别是彭越，他的骚扰破坏了项羽的粮食基地，使得在楚汉战争中楚国一直缺乏粮草。

但第一、第二、第三战线仍然不足以击穿项羽的战线，刘邦还有更重要的一个砝码：大将韩信。在与项羽在荥阳对峙的同时，韩信开辟的第四战线，打破了双方的实力平衡。

在韩信出兵之前，除了刘邦控制的西部和项羽控制的东南部之外，还有一大片地区，大约占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处于中间状态的，它们不服从于楚国，但也不服从于汉王。这片土地就是赵国、燕国、齐国所在的中国东北部，占据了现在的山西中北部、河北、山东全境、河南东北部、北京、辽宁等地。如果这些地域能够归属刘邦，就会把项羽压缩成一个东南部的小势力，并开辟从北方压迫项羽的新战线。当初秦国也是在首先灭掉了韩、魏、赵、燕之后，才有了更大的空间去攻击楚国。

韩信的军事行动可以视为一次巨型的迂回与侧翼攻击。公元前205年8月，获得了刘邦的许可，韩信率军来到了黄河西岸的渡口临晋关（现在陕西境内的蒲坂一带）。临晋关是进攻魏国首都安邑的最重要渡口，魏王豹在这里布置了大军，以防汉军的偷袭。此时的魏豹已经再次叛离了汉，要进攻燕、赵，必须首先击败他。

韩信在临晋关大肆准备，布置了许多船只准备渡河。当魏军紧张地等待着汉军渡河时，韩信却派出了一支兵马，从汾河入黄河口不远的夏阳渡河。夏阳在如今的龙门口附近，在临晋关北方。渡河之后的汉军南下抄了魏军后路，大败魏军，并乘胜追击抓住了魏王豹，并吞魏国。

魏国的灭亡，使得刘邦的黄河运输线完全没有了威胁，也为韩信提供了一条进攻赵国的路线。随后，韩信率军从汾河北上进攻太原，一战而胜。从太原走井陉进攻赵国，在这里，他遇到了久经沙场的老将陈余，并留下了千古名局背水阵。

在井陉口的河边，韩信故意让士兵先过河，然后布阵。在《孙子兵法》中有明确记载：不要背水向敌，以免没有退路。 然而韩信所需要的就是没有退路。韩信派兵挑战，当陈余进攻时，汉军佯败退到了背水阵边，将士们由于没有退路，进行了死战。

当然，不能光靠背水阵，韩信的军事手段实际上更多样。当敌人离开了井陉的工事后，韩信派两千骑兵绕路攻入了他们的营垒，拔掉赵旗，插上汉旗。这就对赵军形成了包围态势。赵军击不穿对方的背水阵，也回不去自己的营垒，阵脚大乱，汉军大胜。

这次出击导致赵国的覆灭。随后，韩信依靠威慑招降了燕国，并通过两场战役击溃了齐国和前来救援的二十万楚军，整个北方都成了汉家的天下。

韩信对北方的扫荡，彻底孤立了西楚霸王，从北方而来的骚扰行动也摧毁了项羽的军备。到这时，战争的天平彻底转向了刘邦。

表面上看，在刘邦与项羽的直接对抗中，霸王胜多负少，刘邦屡次狼狈逃窜。然而由于战略的失败，霸王却越来越陷入孤立之中，最终被消耗致死。

公元前202年，筋疲力尽的西楚霸王项羽决定与刘邦言和，双方以鸿沟为界划定疆土，其西归刘邦，其东归项羽。这个看上去是和平协议的方案却反映了双方实力的差距。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公平的交易，鸿沟是一条人工河，在战国时期由魏国开凿，从荥阳引入黄河水，向东经过中牟、开封，南下通过颍河进入淮河，再通过邗沟与长江贯通。这条河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先声，也让魏国成了富庶的贸易中心。

但中国战略分界线也恰好经过鸿沟，在鸿沟以西，进入了山区，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在鸿沟以东进入了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无险可守。

以鸿沟为界，意味着刘邦随时可以跨过鸿沟袭击项羽，而项羽却无法骚扰刘邦的关中根据地。这样的条约反映了刘邦已经占据了完全的优势。失衡的条约必定无法维持长久，西方肯定要把东方并吞。

更令人惊讶的是，订立条约后，项羽立刻率军回到了彭城，对于未来可能的打击未做任何防备。

刘邦的打击来得格外迅速，在张良等人的劝说下，刘邦完全没有履行协议的打算，等项羽一回军，立刻组织大军前去攻击。这次进攻直接击败了项羽，结束了楚汉相争的局面。

由于是西部山区与东部平原的分界点，荥阳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还可以在西汉其他的内战中得到体现。

刘邦为了攻打项羽不得不分封了几个异姓诸侯王，在随后剪除异姓诸侯王的战争中，刘邦始终派大军镇守荥阳，避免对关中造成威胁。

剪除了异姓王，刘邦又把自己的子弟分封下去，封了一批同姓王。到了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这些同姓王又成了反叛的主要动力。在贾谊、晁错等人的影响下，文帝和景帝都进行了削藩，目的是把大的诸侯王进行拆分、削弱。

文帝时期，将疆域过大的淮南国分成三国（淮南、衡山、庐江），而齐国则被分成六个（齐、菑川、济北、济南、胶东、胶西）。景帝时期致力于削弱诸侯的封地，楚、赵、胶西三国割让了部分封地给中央政府，接下来被削的是吴国。为了保持自己实力，不受中央政府侵食，吴王刘濞被迫起兵反叛中央。

吴王联系了赵国、楚国和齐国拆分的六国，它们都是受中央政府压迫的对象。除了齐王和济北王之外，其余七国都发兵攻汉。

在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荥阳仍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汉将周亚夫死守荥阳一线，不让吴王的军队骚扰豫西和关中，保证了后方的稳定。荥阳又是天下最重要的粮仓所在，守住了这里，就可以依靠粮食的丰足等待叛军粮食的耗尽。

七国之乱中另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是梁国，梁国的国土是继承自原来魏国的领土，都城设在了睢阳（如今的商丘），到后来的唐代，这座城市因为抵御安史之乱将获得大名，其实在七国之乱中，睢阳已经成为坚固的堡垒。

梁国处于叛乱诸国的腹心地带，在东面、南面、北面均被叛乱国家包围，周亚夫将梁国放给了吴国尽情围困，牵制住吴国不要进攻荥阳。

吴王叛乱之初，也有人提议不应该在意东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应该以最快速度绕过城池，率军直趋荥阳和武关，尽快打开进入关中平原的要道，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如果吴、楚攻打武关和荥阳，赵军从北方沿汾河过黄河威胁关中，齐六国再从东方牵制汉中央的军力，那么七国还有所作为。一旦七国无法占领这些战略要地，被拖在东部平原地区，陷入消耗战，则必败无疑。

果然，七国之乱只持续了十个月就被平定，其中作为主力的吴楚联军只持续了三个月，就在周亚夫的战略下土崩瓦解。

经过了楚汉战争和七国之乱，地方诸侯终于没有能力再抗击中央。当儒教被汉武帝树立成中国两千年的指导思想之后，中国的分裂趋势终于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千多年的大一统时代。

在这个时代，统一已经成了中国人思考问题的基础，由于士兵不再有国别属性，在战争中的杀俘也得到了控制。

但后续王朝的战争无不借鉴战国时代的军事经验，两千多年前开辟的战场和战略要地，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秦岭、淮河、太行山、崤山以及“几”字形的黄河，成了争夺全国必须掌握的屏障，函谷关、武关、汉中、河内、上党、四川盆地，是战争中巨大的胜负手，在历次战争中都会涉及，至少是涉及一部分。

但战国和楚汉时代的战争又是有局限的。在这个时代，长江还没有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四川以南、广东、江浙一带虽然已经进入了文明圈，但都还是边缘地带，北方的蛮族还没有成为核心问题，关中盆地以西地区也没有受到重视。

在未来，随着中国疆域的扩大，这些当年的边缘地带都会进入中国的地域战略之中，直到形成现在的版图。

在汉代向外扩张中，首先瞄准的是塞外的广大地区，于是，我们把目光瞄向了遥远的蒙古高原……

第三章　汉武帝的塞上曲（公元前133—公元169年）

燕然山铭的发现，确定了汉代军队最北到达的区域已经进入了蒙古境内。但燕然山却还停留在大漠的北沿，没有深入蒙古最富庶的草原和森林地带。

汉匈战争中，由于各自王庭设置地的不同，汉军的打击往往落在西部，而匈奴的打击大部分在东部。

在与异族的战争中，大量的非战斗人员会死于杀戮，这与同种族之战只杀军人形成对比。

汉匈战争中，李广等老将由于只对军队作战，很难获得太大的战果。无所畏惧的新人却可以通过对部族的屠杀，形成大捷，获得丰厚的赏赐。

卫青第一次大捷杀戮五千人，获得了三千八百户的封赏，接近一个人头一户，可谓昂贵的战争。

汉武帝发动的战争对于国家最大的破坏作用，是对财政的破坏，使得汉代失去了健康的财政，不得不建立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国有政策，从而导致了经济的凋敝。

西汉时期的汉匈之间的消耗战，几乎同时拖垮了西汉与匈奴，使得汉朝社会出现了极大的萧条，也造成了匈奴社会的崩溃。双方均得不偿失。

当一个王朝处于稳定和繁荣期时，人们往往被大国崛起的幻想所迷惑，更愿意发动战争。然而，战争的巨大消耗又会反作用于财政，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导致社会的衰落。

在现在的蒙古国境内，仍然有数目众多的古代石堆墓葬。这些墓葬年代久远，但由于地广人稀，至今仍然广泛地分布在蒙古草原的西部，以及中国的新疆境内。

当我访问蒙古时，曾经在西部的乌瑞格湖（Uureg Lake）畔和科布多河（Khovd River）畔见到了大量的石堆墓葬。回到新疆后，又在清河县的三道海子见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游牧石堆墓，这座大墓高达近二十米，直径近百米，如同一座小山的规模。

墓葬是由中间的一个石堆，加上周围的石圈构成。从石堆到石圈之间，还有若干条辐条结构，最多的大概有七条。石堆的大小、辐条的多寡，可能反映了墓主的社会地位。

在墓葬前，有时还会发现树立的鹿石或者草原石人，石人的形象大都带着刀剑，留着胡子，一看就是亚洲人种。

这些墓葬并不来自单一的时代，在数千年的时间里，草原上的各种民族都有建立石堆墓的习惯。早期墓葬中，甚至有印欧血统的人，而更多的墓主则属于东北亚血统。

许多墓葬的年代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秦汉时期，他们很有可能就属于当年的匈奴人。

中国人对蒙古的认识是从汉代开始的。秦代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仍然采取闭关的政策，建立了长城，试图将匈奴人隔离在北方。到了汉代，中央政府采取了另一种政策——主动出击。

在出击政策的指导下，人们对于北方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汉代时，两次出击最远的战役，分别是霍去病到达狼居胥山和窦宪到达燕然山的战役。自古及今，人们就在争论这两座山到底在哪里。

最流行的说法是，狼居胥山就是蒙古东部的肯特山（Khentii Mountains），肯特山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东面，它不是一条山脉，而是一组山丛，它并不高大，却非常遥远。肯特山现在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蒙古人的图腾成吉思汗就出自这里。而在汉代，中国人可能就曾经出征到达。

燕然山可能是杭爱山（Khangai Mountains），杭爱山位于蒙古的中部，呈南北走向。在杭爱山以东，就是一个硕大的盆地，盆地之中拥有着蒙古最著名的首都哈拉和林遗址，以及唐代突厥人建立的都城所在。当年匈奴人的都城早就不见了踪迹，但也可能在这附近。

但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针对狼居胥山和燕然山的另一种说法是：霍去病和窦宪并没有到达蒙古，这两座山可能都位于内蒙古境内，或许就是阴山和贺兰山。这种说法的依据，是认为汉代还不具有穿越大漠的手段。

在蒙古国和现在的内蒙古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戈壁，被称为大漠。这座戈壁几乎是人类的禁区，只有游牧民族才能根据生物的蛛丝马迹穿行而过，对于汉代军队来说，能否穿过庞大的无人区，的确是存在疑问的。

这个疑问随着现代考古的进行，终于画上了句号。公元2017年，考古学家发现了燕然山在蒙古国境内的最直接证据。当年窦宪到达燕然山后，随行的人中，有《汉书》的作者班固。班固写了一篇铭文《燕然山铭》刻在了燕然山的山体之上。由于考古学家发现了这篇铭文，汉朝人到达过蒙古终于成了定论。

准确地说，燕然山不是杭爱山的主脉，而是在杭爱山脉东南方的一条余脉上，距离主脉有上百公里远。这条余脉位于中戈壁省的西南方，处于戈壁之中，并不高大。

燕然山的确进入了蒙古，却还停留在大漠的北边缘，没有到达蒙古最肥沃的北方草原和森林地带。也正因为这样，汉代对于蒙古高原的回忆充满了沙子和石头。

西汉与匈奴的战争，带着不同种族的偏见与仇恨，以及统治者的贪婪，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作为战争本身，却又是一次发现地理的冒险之旅，让人们可以借助战争的开拓作用，将北方广大的地域收进汉民族的记忆与地理认知之中。

北方长战线

汉与匈奴的战争，可能是中国战争史上最长的战线之一。在鼎盛时期，这条战线的东线在辽西一带，而西线则到达了新疆西部。这条战线如此漫长，是因为南北的两大文明都达到了一次巅峰。北方的游牧民族统一在匈奴之下，而南方的大汉王朝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也处于经济高峰。

在这漫长的边境上，又有若干个战略要地，成了汉政府控制全局的关键。

在这些战略要地中，最突出的是黄河组成的特殊地形。在中国的北部，黄河从甘肃北上，拐了个“几”字形的大弯，经过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诸省份。这个“几”字形大弯容纳了一片东西近四百公里、南北六百多公里的庞大区域。这个区域包含了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在南部仍可农耕，随后是连绵的山脉，最后过渡到荒滩和草原。秦朝在巅峰时期，曾经把整个河套地区纳入了版图。到了汉初，位于陕西榆林和延安以外（以北和以西）的河套地区已不再为汉人所有，成了游牧民族的天堂。

这里也是游牧民族向关中地区发动进攻的大本营。只要占据了河套，眼前就摆着两条路可以直趋关中：一条顺着黄河南下，在如今的宁夏中卫市，顺黄河支流清水河而上，进入固原盆地，再走经过萧关的回中道进入关中；另一条则是从延安翻越北山的道路，秦始皇利用这条路修筑了秦直道，从黄河北岸的包头直达长安。

从河套再往北，就是著名的阴山山脉。秦始皇为了保护直道，在阴山山麓建筑了秦长城。

阴山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在南部有着广大的草场，北方则更加荒凉，并逐渐过渡到戈壁地貌。在如今的中国和蒙古交界，是著名的大戈壁，戈壁北方叫漠北，南方叫漠南。班固的燕然山就在漠北的南沿地带，没有深入蒙古草原。

从河套往西，在黄河西岸，就是著名的贺兰山，这座山现在以岩画和西夏王陵著称，在两千年前曾经是汉匈争夺的重要地区。

贺兰山以西，越过沙漠，就进入了河西走廊的范围。河西走廊是汉代入西域的必经之路，也是匈奴东西交通的要道。

从河套往东，则进入了山西北部的山地，这里分布着一系列的碎山和小平原，在战国时期，这里是代地的一部分，代地（中心在现河北蔚县）曾属于赵国，楚汉相争时期单独成国。继续往东翻越五台山和太行山，就进入了燕、赵的领地。

在这些高山大川之间，汉政府继承和修建了若干个城市，以满足对于北方的防御，最著名的是平城（现山西大同）和马邑（现山西朔州）。

汉高祖时期，韩王信（不是淮阴侯韩信）勾结匈奴造反，汉高祖在平定韩王信之后，顺便想试一试匈奴的战斗力，被匈奴大军团团围困于白登山，差点儿做了俘虏。白登山就在当时的平城、如今的大同。

除了平城和马邑之外，著名的城市还有平城西面的雁门，也就是现在的雁门关所在地附近，雁门西面则有定襄，以及黄河河套东北角上的云中。在黄河河套的西北角内外，则分别有五原和朔方，后者是汉武帝时期新筑的城市。

在平城以东，五台山脚下有代城（现河北蔚县境内），继续往东，在如今的北京附近，有上谷和渔阳。

而在河西走廊地区，当霍去病平定了这个区域后，汉武帝修筑了四座城市，分别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构成了著名的河西四郡。

这些城市之间建立了大量的长城和烽燧，以保证彼此之间的联系。卫青、霍去病等人伐匈奴的出发地，也大都在这些城市。

另外，双方的首都所在也影响了各自的战略。汉代的首都在长安，距离河套地区、固原、天水、河西走廊等地较近。这些地方决定了首都的命运，因此，汉政府的军事出发点首先是进攻这些地方，保证首都的安全。

而匈奴的王庭却包括了两个部分，在漠北（如今蒙古境内）的王庭，汉军几乎很难到达。在漠南匈奴也设了王庭，位于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境内，距离山西、河北、北京都不算遥远。

除了王庭之外，匈奴单于王庭东面的广大区域，从王庭直到辽宁境内，是左贤王的居所；西面广大区域，从王庭直到新疆，是右贤王的居所。

汉军的打击常常落在右贤王的辖区，所以右贤王的损失总是更加惨重。而匈奴人的打击则更加倾向于放在东面，给汉军的渔阳、代、上谷造成了持续的压力。

杀戮换功名

边境线虽然漫长，但汉匈战争也许规模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当卫青、霍去病杀敌成千上万时，其中可能包含了大量非战的平民。

在中原的战争中，双方士兵在战场上决一胜负，失败者的士兵或者投降，或被斩首，至于妇女儿童以及非参战人员，并不受影响。

即便是最残酷的秦赵战争中，白起坑杀赵国士兵四十多万，但这仅限于士兵，而不包括非战斗人员。汉代之后，杀俘行为也少了下去。

但在汉匈战争中，主要存在两个原因：第一，双方的战争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都不把对方当作平等的人；第二，皇帝按照人头进行封赏，所以，不仅保留了残酷的杀人习俗，就连非战斗人员也不幸成了杀戮的对象。

另外，早期的游牧部落也很难区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他们逐水草而居，男人骑马放牧，女人照顾家庭。即便男人也只是生活在草地上，并非是纯粹的战士。如果首领召集出征，男人们就骑马上阵，进行掠夺或者格杀，战斗完毕后各自归家，仍然是平民。如果敌人来了，所有的男人也都上马保卫家庭，女人和孩子则躲起来，避免被屠戮。如果男人失败，所有的孩子或者女人要么被掳走，要么被杀死，所有牲口都归属战胜者。如果将妇女和孩子留在原地，孩子长大后势必会复仇。

在匈奴攻打汉代边疆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模式。汉文帝时期，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大批向边关迁徙人民，希望他们在边关生活下来，生产粮食，代替远程的屯戍。 这个建议把人民推向了与匈奴交界的前线，立刻在两方的人民之间产生了冲突。随着冲突的激化，匈奴开始了战争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将汉人赶离土地，恢复草场。

文帝时期，匈奴的进攻多以掠夺为主，一直持续到武帝初年。以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的情况为例，那一年，匈奴组织两万骑进入辽西地区，进行掠夺，抓走了边民两千多人，又在雁门郡杀掠千余人。这些死亡和被俘的人中，既有士兵，也有平民。

汉军的出击也采取了类似的模式。以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军针对匈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大捷为例。这次大捷针对的是匈奴的两个部落集团。这两个集团生活在原来秦的疆域之内，却在汉的疆域之外，这片地方在现在的宁夏黄河河套以内。两个部落的名字叫作楼烦和白羊。

作为部落的居所，这里必定是牛羊成群，妇女儿童穿梭其间，男人骑马放牧。随后，卫青率军侵入该地，展开屠杀和驱逐。汉军共杀戮了五千余人，剩下的部落民众跟随着首领逃走了，剩下的牛羊有上百万头，都成了汉军的猎获品。

如果只是针对军队的厮杀，匈奴绝无可能将上百万牛羊带在行伍之中，所以，汉军攻击的必然是游牧民族的部落，而不仅仅针对军队。

如果把男女老少都算上，那么卫青这次的胜利就显得苍白，这意味着，斩首的五千人中，也许真正的战士要少得多。因为这次战役，卫青被封为长平侯，赏赐给他的俸禄达到了三千八百户，即他享受每年三千八百户人家打出的粮食。平均每一个人头，价值将近一户，可谓昂贵的战争。

汉武帝后来的历次战争大都采取了类似的模式：派出大军在北方茫茫的草原上进行扫荡，看见有游牧民族的部落，就进行屠杀和抢掠。

之所以卫青、霍去病的出击屡屡有收获，原因就在于他们适应了这种新式的战法。匈奴部落逐水草而居，在广阔的草原上，总能碰到不少牧羊人。

汉代以李广为代表的老将军心中仍然有着正规作战的念头，很少采取针对平民的行动，只和匈奴的军队打仗。只有年轻人在民族偏见的激励下，敢于对一切人动手：当他们遇到了游牧民族的部落，开始对男女老幼和牲畜进行扫荡时，游牧民族的男人们不得不骑马来战，无法逃避追击。按照这种战法，即便不是卫青、霍去病，换成其他人，也可以获得巨大的胜利。

老将之死与新星联欢

汉武帝时期，最早的战争是“马邑之谋”。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六月，汉武帝终于决定不再对匈奴采取绥靖政策，而是通过战争解决匈奴问题。在这之前，汉朝的文帝和景帝更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随着汉朝的国力增强，鹰派已经占据了上风。

马邑之谋又显得非常平淡，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也有说二十多万 ），兵分五路，试图在马邑附近伏击敌人，同时派人诈降，将匈奴十万大军引入马邑伏击圈。但匈奴在进军途中看穿了汉朝的阴谋，主动撤退了。兴师动众却徒劳无功，汉武帝只好将献出计策的大行令王恢杀掉，给自己留个面子。

但马邑的这场军事行动又是非常重要的标志，它破坏了汉匈之间的信任关系，双方从此不再把和平当作选项，战争也连绵不绝。同时，战争还破坏了汉初健康的财政，迫使武帝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特殊的依靠国有企业和控制金融来筹钱的财政体系，这套体系一直到现在仍然被沿用。

马邑之战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出四路大军，分别从上谷、代郡、雁门和云中出发，北上袭击匈奴。其余几路或者吃了败仗，或者徒劳无功，只有一位年轻的将军获得了斩首七百人的小功，这位将军就是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

我们可以对比两位将军的运道。此刻，号称飞将军的李广已经成名了三十多年，令匈奴闻风丧胆。但不幸的是，在这次袭击中，李广却碰上了匈奴的大部队，全军覆没，连他本人都被俘，只是靠侥幸才逃了出来。而这场战役却是卫青成名之始，这个年轻的毛头小伙子第一次带兵，就获得了小胜。随着汉匈战争的发展，卫青官封大将军，又有三子封侯，父子的封户加起来达到了一万五千七百户，而李广临死时甚至连个五百户的小侯都没有混上。

汉军出击后，匈奴开始反击。他们的反击从王庭和左贤王部出发，向汉帝国的右翼（东方）进攻。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匈奴兵分数路，开始骚扰汉疆域东北角的辽西郡，其中一路杀掉了辽西太守，俘虏了两千人，又击败了渔阳的千人，围攻了镇守渔阳的韩安国，差点儿攻克了渔阳城。另一路匈奴军进攻山西北方的雁门郡，杀了千余人。此刻，汉军仍然处于被动防守阶段，派出了将军卫青和李息，分别解救雁门和渔阳。这次卫青又获得了小胜，斩首数千。

让卫青声名鹊起的一战，是对楼烦和白羊部落的讨伐，卫青将两部落从河套赶走，将他们的牛羊全部虏获。这一次可以算作汉军对匈奴的第一场大胜。这次战役也确定了汉军的出战模式：当匈奴以主力攻击东方时，汉军派出主力从西方出发，向匈奴的各个部落人民发动进攻，除了斩杀之外，也以驱逐为目的，将匈奴赶往北方更加蛮荒的土地。

随后两年，匈奴反攻，除了进攻刚刚丢失的河套地区之外，其主要兵力集中于战线的中部，在代郡、雁门、定襄之间，造成了汉边境一定的伤亡。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军进攻。与匈奴喜欢攻打中部和东部不同，汉军的重点仍然放在了右贤王所在的西部。东部虽然也派了兵力，但更多可能属于骚扰或者牵制。这次，已经封为车骑将军的卫青率领三万骑兵，出阴山的高阙塞，进入漠南。此外，卫青还节制其他六位将军一并出击，分别是：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他们从朔方出发；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在东方作为牵制。

在此之前，汉军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北方作战。卫青的冒险换来了回报，当汉军到达匈奴人的放牧地时，匈奴的右贤王根本没有做准备，他的部落民众处于生活状态，更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汉兵开始屠杀时，右贤王仓促之间带着一个爱妾和数百个亲信骑马逃走。其余的男女老幼和牲口悉数被卫青俘获，共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数十万。

此役之后，卫青已经成了汉王朝最著名的军人，得到了大量的封赏，官拜大将军，位于所有的将军之上。官爵背后，是那些被掳的离开了草原的妇孺的眼泪。

削弱了匈奴的右贤王（右翼），第二年，汉军开始将目标转向了匈奴的核心——单于的军队。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领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从定襄出发，向匈奴王庭发动了攻击。这一次，汉军没有像前面几次那样，碰到毫无防备处于生活状态的匈奴人，而是碰上了匈奴单于的大部队。交战后，汉军斩首数千人，撤退回到定襄。

一个月后，卫青不满意于上一仗的结果，再次率军出发。随后遭到了匈奴大部队的围攻，右将军苏建在军队被围歼后只身逃脱，前将军赵信原本是匈奴人，当他的人马损耗殆尽时，率领最后的八百人投降了匈奴，成为此后汉匈战争中匈奴最重要的智囊之一。

第二次出击斩首敌人上万，但己方的损失也很大。最终证明，当面对匈奴的精锐部队时，汉军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可言。汉军如果想获胜，必须袭击那些不做防备的匈奴部落。

不过，这次战役最大的收获，是汉武帝又找到了第二员大将——骠骑将军霍去病。这位年轻的将领当时只有十八岁，在战争中已经初露头角，率领八百骑兵斩首敌人两千零二十八人。汉武帝随即提拔了霍去病，使之在随后的战争中成了主角。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由于攻击匈奴中部单于难度太大，汉军又把精力转回到西部的右贤王处。这次的目标是打通西域通道。右贤王所在的区域恰好包括了著名的河西走廊。在汉代，通往西域只有一条路——河西走廊。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曾经派张骞出使西域，去联合大月氏一同抗击匈奴，张骞却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抓获，十年后方才回归。张骞的遭遇证明，为了联合西域对抗匈奴，打通河西走廊、确保联络线的安全是必需的前提条件。

霍去病在春夏之交接连发动了两场战争。第一场在春天，第二场在夏天。

春之战中，霍去病从长安出发，扫荡如今的天水一带，再从陇西（现甘肃省临洮县境内）北上，过焉支山（现甘肃省山丹县东），一路掩杀，斩首八千人，其中包括两个匈奴部落折兰、卢胡的首领，以及活捉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相国等人。第一次战争以擒贼擒王为目的，机动性强，没有时间劫掠民众。然而下一场战争就不同了。

夏天，霍去病再次出击，彻底打通了河西走廊，将走廊地区的匈奴人驱离，斩首三万零二百人，投降二千五百人，擒获了五个部落首领。这次战争还导致了匈奴的分裂，以浑邪王为首的一个上层集团率领十万人投降了汉朝，被安置在河西走廊地区。同时，汉武帝建立了武威郡和酒泉郡，以保护走廊的安全，之后又建立了张掖和敦煌，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

河西走廊的打通，是汉武帝伐匈奴最大的成就。这条通道的畅通，令汉人与西域有了稳定的联系，形成了丝绸之路的第一次繁荣。

获得了河西走廊、击溃了匈奴的右翼之后，汉武帝决定对匈奴发动一次总攻，同时攻击其中央军（单于本部）和左翼（左贤王部）。这次总攻由卫青和霍去病联合指挥，其中卫青率领人马攻击左贤王，霍去病率领精锐部队攻击单于本部。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两支大军集结完毕，按照计划，霍去病将率领六将军（加上两支匈奴降将）从定襄出发北上直接攻打单于王庭，而卫青率领六将军从代郡出发，攻击左贤王。然而在出发前由于情报出错，以为单于在左翼，两位将军于是交换了位置，改由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

这次交换，使得卫青率领的非主力部队遇上了单于的主力部队，与单于搏杀多日，深入漠北，最后斩杀上万人，烧掉了匈奴的辎重，却无力消灭匈奴单于。霍去病率领主力部队，斩杀左贤王部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基本上击溃了左贤王的部属。

这次战争，也代表着老将军的谢幕与新将军的巅峰时刻。当霍去病再次受到皇帝的隆重封赏时，李广却在战争中黯然谢幕，这位在北方战场厮杀了几十年的老将，本是卫青麾下的前将军，却由于率领的部队迷路，没有赶上战争。

卫青责问李广时，李广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他决定不面对皇帝的审判官，引刀自刭。他死时，率领的部卒全部痛哭，百姓中认识不认识他的，老的少的，都跟着流泪。

李广不知道的是，他所参与的其实是汉武帝最后一次大的胜仗。汉代的军事力量已经在汉武帝的挥霍面前耗空了，他已经无力再组织如此巨大的征伐。

战争的财政陷阱

在世界上，规模巨大的战争往往不是在战场上决出胜负，而是看谁经得起战争对财政和经济的蚕食。

到最后，必定有一方被消耗战拖垮，或者没有了可以上战场的年轻人，或者出不起战争的费用，引起了社会的总坍塌而告负。

汉匈战争到最后也变成了漫长的消耗战，对战争的双方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对匈奴而言，最大的资源是人，当部族被一次次劫掠，年轻人遭到屠杀时，人口稀少的匈奴人已经无法守住如此广阔的地盘，它开始收缩了。单于从漠南退到了漠北，整个民族开始向西方移动，左贤王退出了东部的北京、辽西一带，来到了云中郡北方，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和陕西一带。而右贤王失去了河西走廊，进入了新疆北部。

除了人力之外，匈奴还失去了大量的牛羊和粮食储备，没有了后勤支援，战争就无法进行。

但对于汉帝国而言，这些战争同样是得不偿失的。人不是问题，霍去病两次出击匈奴，人员损失比例都高达百分之三十，但汉帝国仍然可以找到源源不断的士兵去送死。出乎意料的是，汉朝最先被消耗光的资源竟然是马。在卫青、霍去病发动的最后一场攻势中，汉军一共使用马十四万匹，活着回来的不满三万匹。巨大的马匹消耗让武帝凑不够足够的马匹发动下一次战役。

除了马匹之外，汉武帝的国库也变得空空如也。作为汉代最喜欢打仗的皇帝，除了征战匈奴之外，他还发动了针对朝鲜、南越（以广州为中心，涵盖了广东大部，广西、越南的一部分）、西南夷的战争，也消耗了大量的战略资源。

由于前几位皇帝都采取了和平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继位初年，政府的财政状况异常宽裕，仓库内堆满了粮食和钱币，串钱的绳子断了，钱滚得到处都是，无法详细统计。社会上马匹充足，人们羞于骑母马赴宴。

但这样巨大的财富竟然禁不起几场战争的消耗。

实际上，汉代的财政在卫青元朔六年之战后，就发生了巨大的困难。原本丰盈的国库到这时已经消耗殆尽，大司农拿不出钱来应付皇帝打仗。

这两场战役造成了汉军兵马十余万的损失，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汉政府又拿出了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约合二十亿钱，仅仅战争的赏赐就达到了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了优待，吃饭穿衣都由汉政府供给。还有正常的战争物资、粮食消耗。

为了应付这巨大的开支，除了拿光积蓄之外，武帝只好下诏卖爵，因为卖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买爵的人可以免除一定的人头税，还可以当公务员（吏），甚至当官。这就破坏了汉代官僚系统。

霍去病的两场战争更是消耗巨大，元狩二年之战中，汉政府的财政消耗是上百亿。这个数字甚至超出了前几次战争的总和，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

元狩四年之战中，战死的马匹又高达十多万匹，而为了奖赏出生入死的战士，皇帝拿出的赏赐高达黄金五十万斤（折合五十亿钱），超过了政府一年的正规财政收入。

到这时，汉武帝已经无力再应付下一场战争了，于是汉匈战争如同虎头蛇尾一样，突然间进入了低潮期。但它的后遗症却一直保留下来，汉武帝为了应付财政问题，不得不建立一系列的国有垄断机构，从自然资源、金融等各个方面敲诈民间，来获得收入。这一系列的改革，最终造成了汉代经济鼎盛的结束。

汉匈战争的尾声

整体而言，汉匈战争是一场悲剧。两个正在崛起的民族，随着各自变得更加富裕强大，信心满满，冲突不断，最终变成了规模巨大的连绵战争，两败俱伤。匈奴进入了衰落期，而汉代也过了鼎盛期。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性质的战争。一种是原有世界崩溃之后，为了将中国重新捏合起来而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原有世界崩溃的自然结果。这样的战争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重建，由于前期的崩溃，社会经济已经糟糕到极致，随着统一进程，社会经济逐渐好转，到了统一之后，全国性市场的建立、和平的维持，经济立刻进入全面恢复时期，带来一次盛世。

另一种是不必要的战争，当一个王朝处于稳定和繁荣期时，人们往往被大国崛起的幻象所迷惑，更愿意发动战争。然而，战争的巨大消耗又会反作用于财政，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导致社会的衰落。

武帝后期，经过近十年的休养后，恢复了对匈奴的部分对抗，但再也没有赢得巨大的胜利。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由于匈奴内部的分歧，其左大将军企图与汉朝联合反对年幼的单于，武帝派遣浚稽将军赵破奴率领两万骑兵前往接应，却由于左大将军计谋泄露，汉军被匈奴单于围困全歼。这是汉匈之战中，汉朝的一次大败。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遣三路大军攻打匈奴。在三军之外，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蒙古境内，与匈奴接战，战败投降，其麾下只逃回了四百人。贰师将军（得名于著名的贰师城，也就是现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城）李广利进军天山，大胜而还，却在回师途中遭遇惨败。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七万大军进攻匈奴，战败投降。

经过几次惨败后，汉武帝晚年回顾自己的政策，终于认识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

此后，武帝再也没有主动向匈奴挑起过战争。而真正决定了西汉胜利的，是匈奴的衰落而不是汉军的胜利。

汉宣帝时期，进行过一次失败的远征。又过了十几年，匈奴内部分裂越来越严重，最多时曾经五个单于并立。最后，呼韩邪单于投靠了汉朝，郅支单于逃往了西部，最终被陈汤所杀。西汉与匈奴的战争终告结束。

到了东汉时期，匈奴虽然又有了一定的恢复，但在窦固、窦宪的两次打击下彻底衰落。但匈奴的灭亡并没有给汉朝带来太大的利益，因为灭亡了这支蛮族，还有其他的蛮族填补。东汉时期，甘肃境内的羌乱成了帝国财政的大包袱。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羌族的叛乱开始，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六十年，直到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破羌将军段颎平定东羌，汉羌战争才暂时告一段落。在这一个甲子的悲剧中，汉军屡次出兵，甚至遭遇了五次全军溃灭。

安帝永初年间陇右羌乱持续了十二年，中央政府因为战争，直接军事花费就达二百四十余亿钱。 从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烧当羌叛乱到公元169年东羌叛乱结束，战争费用更是高达三百二十亿钱。

这些叛乱造成了东汉政府的财政崩溃，并最终导致了东汉政府的灭亡。由此看来，对于中央政府造成最大困扰的不是匈奴，也不是羌，而是战争本身，只要战争存在，就必然会导致财政的扩张和入不敷出，并影响到社会。

第四章　光武帝：中原反击关中（公元8—公元36年）

与秦和西汉的统一不同，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统一难度更大，他只带了少量人马，从无险可守的河北地区出发，仅仅三年就攻占了两京，又两年已经称雄了东部，再七年后统一了全国。刘秀的战略为中原地区提供了击败关中地区的可贵蓝本。

在推翻王莽的战争中，南阳地区由于控制了进攻关中的南线和中线入口，成了胜负的关键点，加之四川、甘肃等地的军阀摆脱关中领导，使得关中无法抵抗中原的进攻。

刘秀占据河北后，为了获得战略立足点，必须获得山西的控制权。刘秀的战争展现了山西在北方的战略重要性。

山西是中原的脊梁，在群山之中拥有四处价值巨大的盆地，分别是河内地区、上党高地、汾河谷地和太原盆地。同时拥有山西与河北，进可攻、退可守，就在中原的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

关中分散在数个军阀之手时，洛阳成了对抗关中的基地。洛阳作为小关中，四面皆山，中间的平原可以生产足够的粮食，光武帝以此为基地征服了关中地区。

与光武帝相比，曾经占据上风的赤眉军由于缺乏战略，不懂得寻找根据地，在流寇生涯中日渐衰落，最终灭亡。

光武帝从中原出发统一全国，也预示着第一次关中时代的结束。随着中原的发展和长江流域步入文明进程，关中的重要性降低，中原、山西、长江的地位在缓慢抬升。

更始二年（公元24年）春，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在逃亡的路上。他从邯郸逃出，最初的目的地是北上蓟城，再从蓟城去上谷郡。然而在到达蓟城时，他却发现这里已经投降了他的对手刘子舆，只好仓皇南返，寻找机会。

刘子舆本名王郎，是一位算命先生。在西汉末年和王莽新朝，随着各地起义频发，天下大乱，王郎乘机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舆，在河北邯郸起事，获得了当地人的支持。他把更始帝派去平定河北的刘秀当作心腹大患，用十万户的爵位悬赏刘秀的人头。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刘秀南逃的路程显得格外艰辛。他只有少数人马跟随，由于担心被俘，即便到了黑夜也不敢进城，只能在路边野营吃饭。到了饶阳，由于缺乏粮食，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决定铤而走险，到官方的驿站里去要点儿吃的。刘秀带着他的人，宣称是邯郸刘子舆派来的使者，要求驿站提供食物。

在吃饭时，随从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太饿了，纷纷不顾礼节争夺着食物，没有官家的吃相，这引起了驿站官员的怀疑。

驿站官员想验证一下刘秀的真假，于是敲起了鼓，说邯郸有位将军也路过驿站。如果刘秀是假使者，自然怕被邯郸将军识破，必然露出破绽。

果然，刘秀的随从们一听邯郸有将军来了，脸色立刻大变，就连刘秀本人也向车辆跑去。但他随即一想，又回到了座位坐下，假装镇定地对驿站官员说：请邯郸将军过来和我相见。

到刘秀要离开时，驿站官员也没有摸准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使者。官员暗示负责守门的门长不要给刘秀开门，但门长说：现在天下是谁的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得罪人呢？

刘秀这才惊险地逃出了是非之地。

由于天寒地冻，这些人的脸上都生了皴、裂开了口子。但也由于天冷，到达呼沱河后，他们才能不用准备船，直接从冰上走过去。不过由于冰面不够厚，他们损失了好几辆车。

继续向前到达了博城的西面，就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时，遇到了一位穿白衣服的老头儿。老头儿不仅给他们指了路，还对刘秀说：努力呀！信都郡（现河北省冀州市）现在还没有投降刘子舆，奉长安的更始帝为正统，再有八十里就到信都了。

刘秀大喜过望，带人去了信都。果然，信都太守任光欢迎他的到来，刘秀这才有了第一个落脚点。

就在刘秀疲于奔命的时候，放眼全国，却发现他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这时，篡夺了西汉皇位的王莽已经被杀死，杀死王莽的是绿林起义军的一支——新市军，首领刘玄是汉朝的宗室，已经在长安称皇帝，自称更始帝。刘秀就是更始帝派往河北收拾局势的，但他除了少量人马，一无所有。

更始帝之外，全国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十几处，加上一支庞大却混乱的起义军——赤眉军。所有的这些军阀和乌合之众，都比刘秀强大得多。

而刘秀所在的河北平原也并不是什么战略要地，这里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没有任何的险阻可以依靠。这样的地方根本无法成为王朝的根基，反而会成为众多军阀的靶子，随时被战争所蹂躏。在这样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

但出人意料的是，刘秀在落魄逃难短短三年之后，就攻占了长安和洛阳这两京。再过了两年，就将东方的军阀一一剪灭。再七年之后，他又打败了西部军阀，重新统一了汉代疆域，建立了近两百年的东汉政权。

在光武帝之前，中国的统一往往是从关中开始，以占据中原为结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关中地区拥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易于防守，难于进攻。如果再加上汉中盆地和四川作为后勤基地，基本上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可是，刘秀是从关东出发，特别是地形最不利的河北平原，他又是如何从一个丧家之犬变成皇帝？又用什么战略，从最劣势的地位崛起，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呢？

这要先从王莽的崩溃开始讲起……

新莽：改革导致的军事大崩盘

公元8年，王莽篡夺了西汉政权，建立新朝时，整个社会并没有看出崩盘的迹象。实际上，除了少数人进行了简单抵抗之外，大部分西汉官僚都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改朝换代。

之所以说兴高采烈，是指官员们到最后都进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争相上书讨好王莽，他们先是要求按照周代周公当摄政王的先例，封王莽为安汉公（摄政王），王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个称号。之后，群臣纷纷要求王莽当摄皇帝，也就是暂代皇帝，比摄政王又高了一级。最后，他们干脆上书请王莽当真皇帝。

群臣争先恐后生怕自己被忽视。在一片欢呼声中，王莽当上了皇帝，建立了短命的新朝。

新朝之所以短命，与人心向背无关，却与王莽的改革相关。在他当皇帝时，整个社会依然较为稳固，但又有许多暗流存在。经过两百年的运行，贫富差距已经很大，社会流动的渠道越来越少，引起了许多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不满。王莽在没有当皇帝之前，就和这些人打得火热，上台后，立刻按照他们的理论设想实行了全盘改革。

但可惜的是，这些被排斥在权力之外的儒者往往也是腐儒，他们如同法国大革命中的平等鼓吹者一样，树立了一个高高的标准，却没有提供可行的路径。

如果说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路径，也是不对的。他们的确提出了一条崇高之路，只是这是一条死路——回归古代。

古代是什么样子，他们也并不真的知道，于是在头脑中勾画出一个想象中的模型，这个模型要求皇帝对经济进行全盘控制，由皇帝分派贤人来管理，所谓贤人自然是这些腐儒。

所谓全盘控制，包括：对土地实行公有制，对货币进行全面改革，对政府和官制实行全面改革，等等。

当王莽把这个模型实现的时候，社会却立刻陷入了混乱。由于设想的模型过于宏大，官员们理解不了皇帝想要干什么，而民间更不知道皇帝要把他们带到何处去。

货币改革太复杂，民间分不清几十种货币的兑换率，干脆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官制改革成了半拉子工程，结果连官员的工资都被冻结了。土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也实行不下去，找不到足够的官员去负责执行，民间更缺乏动力。

全盘改革失败后，全国立刻陷入了动荡之中。最先起事的是关中之外的东部地区，由于中央政府设在西部的长安，对东部地区控制弱，这些地方率先起义。

最大的两股人马，是位于现在山东省境内的赤眉军（起事于天凤五年，公元18年），以及位于湖北、河南西部交界地带的绿林军（起事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尤其是后者，由于距离王莽统治的核心区域更近，敲响了灭亡新朝的丧钟。

在湖北省的西北方与河南省的西南方，是著名的南阳盆地和南襄隘道所在地。王莽时期与楚汉相争时一样，从东方的中原地区进入关中平原，主要道路还是三条：中路，从洛阳出发，翻越崤山，走函谷关大道；南路，从南阳出发，走武关；北路，从山西出发，渡过黄河进入关中。

南阳的位置就在第二条入关道路（南路）的起点。另外，人们还可以从南阳北上，经过昆阳（现河南叶县）抵达洛阳，进入第一条道路（中路）的起点。从南阳还可以南下，经过襄阳，到达湖北荆州一带，抵达长江沿岸，成为沟通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一条直达道路。因此，人们常常把“南阳—襄阳—荆州”看作一个整体。

王莽时代，首先出问题的是位于荆州地区的新市（现湖北京山县境内），由于发生了灾荒，新市人王匡、王凤带头起事，他们流亡在绿林山中，号称绿林军。绿林军击退了周围州县的几次镇压后，人数已达五万人。

随后，绿林军遭遇了粮草困难，从山中出来，一支人马在王匡、王凤等人的带领下，号称新市兵，他们进攻随地（现湖北随州），合并了一支号称平林兵的部队。平林兵中有一个汉朝的宗室子弟，叫刘玄，即后来的更始帝。

当新市兵到达南阳舂陵（现湖北枣阳市）时，另两位汉室子弟加入，他们是后来的光武帝刘秀，以及他的哥哥刘。

与普通的起义军（特别是山东地区的赤眉军）不同，新市兵从离开山林开始，就不是一支流民或者底层的军队，而是由地方乡绅阶层、汉宗室子弟参与的，有政治目标的军队。他们很快意识到王莽政权的虚弱，很早就打起了复兴汉室的大旗。

为了复兴汉室，必须有一个路线图。这个路线图是：政治上，拥立一个有皇室血统的人当皇帝；军事上，首先攻克南阳的中心城市宛城，占据了宛城，就可以向西进攻武关，或者向北经过昆阳、洛阳，进攻函谷关。一旦占据了宛城或洛阳，就尽快向关中地区进军，灭亡王莽。

在拥立谁当皇帝的问题上，是刘玄和刘的争夺，最后新市兵大部分人选择了刘玄，号称更始帝，而刘则在随后被刘玄杀害。作为刘的亲弟弟，刘秀没有被害，却受到了刘玄的排挤，成为他日后北走河北的原因之一。

在军事上，新市兵节节胜利，他们顺利占领了宛城，获得了战略据点。在攻打宛城的同时，派出一支人马（包括刘秀）向东方进攻，占领了昆阳、定陵、郾等据点，打通了通往洛阳的道路。他们的胜利也引来了王莽的关注，王莽派出四十二万大军，号称百万，进驻洛阳，要与新市兵决一死战。但出乎意料的是，王莽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在刘秀敢死队的强力冲击下战败，将通往洛阳的道路拱手让出。

宛城之战和昆阳大捷，预示着新市兵已经成了王莽的劲敌。不过由于王莽占据了关中这个四塞之地，只要指挥得当，从中原地区很难攻破武关和函谷关的天险，王莽虽然丢失了东方，仍然可以保有西方。

但王莽没有想到，昆阳大捷引起的震动导致了统治链条的进一步松动，于是，西方也纷纷举起了反旗。这次造反的是位于甘肃的隗嚣，以及位于四川的公孙述。甘肃和四川的丢失，使得王莽政权只占有了长安附近的平原，关中变得不完整了。

在秦汉统一的过程中，四川都是重要的一环，只有同时占据了四川和关中（包括汉中），才有可能利用资源和地理优势获得天下。四川丢失后，王莽不仅无法再统一中国，甚至想保住关中都困难了。

他不仅丢掉了一个巨大的粮食基地，还不得不分兵西面和南面，防守难度大大增加。起关键作用的还有甘肃的隗嚣，在与更始帝取得联系后，双方夹攻王莽，造成了王莽的疲于奔命，并最终灭亡。

王莽为了守卫关中，将兵马集中在南方的武关、北方的洛阳，以及函谷关东南侧的回溪（河南洛宁县东北）。回溪位于东崤山的山坡上，这里是古代关中洛阳大道上的一个防守点，只有过了回溪，才能前往函谷关。王莽对这条大道非常重视，他手下有九位将军，号称九虎，被派到了回溪。

更始帝派出的负责攻打长安的是西屏大将军申屠建和丞相司直李松。申屠建负责攻打武关，从蓝田入长安，而李松则从如今的西峡县北上攻打九虎将守卫的回溪隘。

为了防止九虎将叛逃，王莽在关中扣押了他们的老婆孩子。这么重要的任务，本来应该给予重重的赏赐，但此刻，王莽守财奴的本性却暴露无遗，虽然皇帝的财宝无数，却只给每人赏赐了四千钱。 结果九虎将无精打采地上了战场。

这样的军队自然不堪一击，李松的北路军顺利攻占了回溪隘，进而攻克了函谷关天险。由于在渭河南岸受到了王莽军的阻拦，李松分出一支军队北上渡过渭河，从北方进攻长安，而大部队仍然从南岸进攻。与此同时，隗嚣的部队也从西方攻打长安。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初，更始帝大军攻克长安，王莽战死。同月，定国上公王匡攻克洛阳。新莽政权落幕。

王莽溃灭，证明关中地区即便再牢固，但是当政权分崩离析时，依然无法抵挡住敌人从四面联合攻击。

但王莽的死亡并非混乱的结束。实际上，更始帝虽然占领了长安和洛阳，但反抗王莽的各地的起义军却并不听从他的号令。人们纷纷嗅到了改朝换代所带来的机会，揭竿而起，互不服从。

事实证明，更始帝可以推翻旧政权，却不会建立新政权，也无力镇压众多的起义军。于是，中国向着又一次大分裂滑去。

在长安的西面和南面，有甘肃的隗嚣、四川的公孙述、汉中的延岑，以及占据了宁夏和甘肃北方一带的卢芳。而在函谷关以东，各地的政权则更加零散。

除了流寇性质的赤眉军之外，在北方有邯郸的王郎（刘子舆）、临淄（现山东淄博）的张步、东海（现山东郯城）的董宪、睢阳（现河南商丘）的刘永、寿春（现安徽寿县）的李宪、江陵（现湖北荆州）的秦丰、夷陵（现湖北宜昌）的田戎。

刘秀被更始帝派遣去平定河北，却被刘子舆追得东躲西藏。而更始帝在长安的政权更是成为各路人马觊觎的对象，其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况下，地位最微小，又处于开阔平原地带，缺乏纵深的刘秀，又怎样才能统一天下呢？

他的冒险从信都开始……

光武帝：寻找战略点

对刘秀来说，对他有利的因素只有一个：全国军阀割据得太散，那些拥有地理优势的人无法完全运用地理优势。比如，更始帝刘玄同时占领了洛阳和关中，关中本是四塞之地，而洛阳同样是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可以称为小关中。更始帝具有绝对的地理优势，本应该借此统一中原。

但是，更始帝所占领的关中与秦始皇、刘邦时期的关中完全不同。秦始皇时期，秦不仅仅占领了关中，还同时拥有着四川的粮仓，这才对中原地区形成了压倒性优势。更始帝虽然拥有了关中，四川却被公孙述割据走了。同时，在关中地区的西面，陇山之西的甘肃地区，还有一个隗嚣。在汉中地区还有个延岑。在宁夏地区，包括了最要紧的固原盆地，还有一个卢芳。这三家对关中的威胁，使得更始帝无法集中兵力对付中原的军阀。

如果更始帝更加机智，应该尽全力消灭隗嚣、公孙述、卢芳、延岑等人，将四川和陕西统一在手中，并消除西方的威胁，利用地理优势牢牢地守住这些根据地，然后出兵中原，对分散在东方的军阀各个击破，那么也许刘秀根本没有机会获得主动。

可是，更始帝却无力控制局势，没有任何战略构想进行统一。当最具优势的一方不采取措施，就给其他人留了机会。

不过这时的刘秀还谈不上考虑全国性战略，他首先要做的，是寻找到战略依托。在河北的平原上，由于无险可守，他随时会被周围的军阀消灭掉。

当信都太守任光决定支持他时，刘秀只是获得了一个小小的立足点，他必须将这个立足点迅速扩张，站稳脚跟。在信都太守任光，以及旁边和戎（现河北巨鹿县）太守邳彤的支持下，刘秀开始进攻和收编周围的小县，并一路向邯郸进军。

虽然华北平原上缺乏有力的险关要地，却有若干个交通枢纽，邯郸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处。邯郸曾经是赵国的首都，其西面就是巍巍的太行山。虽然邯郸无法防止太行山方向的袭击，却可以倚靠太行山，防范东面的攻击。加上这里是连接南北交通的要道，从洛阳到北方的道路在这里经过，要想控制河北，首先就必须控制邯郸。

此刻的邯郸在算命先生王郎（刘子舆）的手中，此人是冒牌的汉朝宗室，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当刘秀打出正统的旗号时，周围的地方守将纷纷响应。特别是北方上谷、渔阳的军队前来支援，加上更始帝从南方派来了援军，使得刘秀实力大增，击溃了刘子舆的部队，获得了邯郸。这是刘秀获得的第一个战略点。

拿下邯郸时，刘秀的名义还是更始帝的大将。更始帝为了防范他，迅速派来了部队，由一位叫谢躬的将领指挥，也驻扎在邯郸附近（分别扎营）监视他。同时，更始帝向河北各地派去了新的官员，加强控制。刘秀接下来要做的是，利用邯郸的优势位置，各个击破，统一河北，摆脱更始帝的监视。

恰好，在邯郸的东方有一支很大的赤眉军，号称铜马军，刘秀借着征讨铜马军的名义，派兵离开邯郸。但他首先没有攻击铜马军，而是迅速北上，乘更始帝派去的官员没有来得及接手时，将这些官员一一擒获，控制了北方的幽州。再合并幽州的兵力南下，在馆陶（现河北馆陶）、蒲阳（现河北大名）一带击败铜马军。

铜马军是一群乌合之众组织的队伍，却有数十万人之多，被击溃后，投降的士兵大大地丰富了刘秀的军队。

铜马军灭亡后，在南方的山阳（现河南省修武县）、射犬（现河南省武陟县境内）一带，还有另一支赤眉军，号称青犊军。山阳、射犬地区位于黄河北岸的平地上，但靠近太行山山脉，又距离洛阳不远，已经接近更始帝的战略中心区域了。

刘秀挥军南下，名为针对青犊军，实际上是要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黄河一线。在他向南移动时，更始帝派去监视他的谢躬也将军队南移，来到了邯郸南面的邺城（现河南安阳境内）。刘秀一方面联络谢躬，要求双方配合着一同对付赤眉军，取得了谢躬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乘谢躬减轻了防备，利用离间计，收买守邺城的魏郡太守陈康，将谢躬斩杀。

谢躬的死亡，让刘秀彻底脱离了更始帝的控制，开始独立行动。当平定了青犊军之后，整个河北地区就落在了他的手中。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邯郸北方的鄗城（现河北省柏乡县固城店镇）称帝，正式拉开了逐鹿天下的序幕。

然而，此刻的刘秀只是占领一块平坦肥沃的土地，却由于无险可守，随时可能遭受四面的攻击。在各个割据势力中，刘秀后勤资源富足，却缺乏战略资源。一旦其他军阀反应过来，就会展开对这个四战之地的争夺。刘秀必须获得足够的山地，才能借助山河之险守住得来不易的成果。

可是，刘秀的下一个战略点在哪儿呢？

借助三晋，跃进两京

在刘秀收拾河北战局之时，另一支起义军樊崇领导的赤眉军正毫无目的地在中原大地四处乱撞。

更始二年（公元24年），赤眉军在扫荡了东部之后，由于缺乏战略性计划，人心散乱，纷纷想回山东老家。樊崇意识到如果不树立起下一个目标，队伍就散掉了。他决定进攻关中，利用战争提高队伍的凝聚力。赤眉军兵分武关（南路）、函谷关（中路）二路，向关中进攻。

在赤眉军进攻关中时，刘秀也派出了邓禹率领两万军队向关中进军。

樊崇选择了中路和南路，刘秀由于位于河北，选择了北路，也就是从黄河北岸，走安邑的道路。在历史上，这条经过晋南、豫北的道路是一条从秦进入河北地区的便捷通道，与经过函谷关的豫西通道平行。在战国时期，秦国进攻赵国就常走这条路。

选择走安邑，除了距离上的方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获取山西的战略要地。刘秀寻找的最关键的战略点就是山西，由此也引出了山西在北方战略中的地位。

在历史上，山西常常作为中原的脊梁而存在，这里有太行山、王屋山、中条山等一系列山脉，将山西割裂得七零八碎。与东面的河北和南面的河南相比，山西土地贫瘠，人口稀少，但由于地势高，易守难攻，是控制中原的堡垒。

刘秀如果控制了山西的关隘，就获得了稳固的落脚点。他可以依托山西的高地，加上河北的富庶，进可攻，退可守，敌人就很难消灭他了。

在山西的崇山峻岭中，有几个重要的小平原和台地，成了控制山西的关键所在。

第一个地区是靠近陕西、河南的黄河大拐弯处，由黄河拐弯，包围出一片三角形的地貌，这就是战国魏的古都安邑所在。在历史上，这一片地区被称作河内，也是进攻关中的北路必经之地。

第二个地区是长治所在的上党，这是一片较为平坦的高台地，北控太原，南通黄河，西达安邑，东扼邯郸，这里也是秦、赵当年争夺的重点地区。长平之战也发生在附近。

第三个地区是汾河谷地的临汾一带，这里是从太原顺汾河南下陕西的交通要道。

最后一个地区是太原盆地，太原盆地北可通大同，西可通黄河，东可以通过井陉前往河北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十字路口。虽然四通八达，太原本身的地形却有利于防御，更提升了它的军事价值。

在这四个地区中，如果要进攻和控制洛阳、关中，最重要的地区是靠南的安邑和上党。刘秀派邓禹走北路进攻长安，必经过安邑。邓禹率军在安邑击斩更始帝的守将樊参，又击溃了大将王匡，在进攻长安的同时拿下了安邑，为刘秀找到了第一个牢固的战略据点，可谓一举多得。

除了安邑，山西第二个要地是上党。这时的上党由一个叫作鲍永的人占据，鲍永表面上服从更始帝，却并不与刘秀对抗，保持着较为和平的关系。在后来刘秀攻取洛阳的过程中，鲍永始终观望不参与，他的态度给刘秀占领洛阳提供了机会。但为了防止鲍永态度改变，刘秀还是攻陷了从河南通往上党的必经之路天井关，确保了侧翼的安全。

当河北平定，安邑、上党的安全得到了保证之后，刘秀大举进攻洛阳。他一面派大将耿弇出兵洛阳东方，防止东方其他军阀乘乱而入，一面派大司马吴汉直攻洛阳。抵抗了三个月后，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九月，洛阳投降。这里成为光武帝刘秀的首都。

攻克洛阳，是光武帝刘秀统一中国的关键一步。短短的两年中，他从一个一无所有的逃亡者，到占领了河北平原，再进军山西安邑、上党，获得可攻可守的战略要地，到进攻和占领洛阳，成为东部军阀的佼佼者。

在中国东部，洛阳之所以成为十三朝古都，在于它在东部无与伦比的战略地位。洛阳盆地的四面皆山，崤山、伏牛山、嵩山环绕着西、南、东三个方向，北面邙山之外就是黄河，伊水、洛水穿盆地而过。在洛阳的周围有八个关口将它与其他地域分开，既可以防守，也是个富裕肥沃之地。同时，黄河和洛水还方便地把洛阳和外界沟通，便于外界的粮食进入。

从战略地位上，东汉时期的洛阳仍然无法与关中相比，因为关中的平原更大，产粮更多，地理要塞也更加险峻。但由于洛阳平原比长安平原小，使用更少的兵力就可以防卫。同时它比关中更靠近富裕的东部，使得洛阳成了乱世时期最佳的战略要地。只要关中、汉中、四川没有统一在一个人手中，洛阳就不用担心关中的压力。

幸运的是，光武帝获得洛阳时，关中地区正乱成一团糨糊。由于更始帝派了大量人马到安邑与邓禹作战，关中兵力空虚，让赤眉军捡了便宜。在刘秀取得洛阳的当月，赤眉军攻陷了长安，另立了一位汉朝宗室刘盆子为皇帝。

赤眉军之后，邓禹的军队也进入了关中地区。他避开了势头正健的赤眉军，选择攻取长安之外的其他领土。他平定了上郡、北地、安定等三个郡。这三个郡位置从陕西北部直到甘肃东部，对赤眉军形成了压迫的态势，导致赤眉军无法稳定社会，开展生产。

当把粮食耗光之后，流寇出身的赤眉军决定甩掉长安这个包袱，离开长安。随后，赤眉军先是向西北进军，在遭受了邓禹、隗嚣的攻击后转而向东，想回到中原，在崤山一带被光武帝刘秀的大将冯异击败，全军覆没。

赤眉军的遭遇凸显了光武帝的战略眼光。赤眉军曾经是全国最大的武装集团，又占领了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长安，却由于缺乏统一全国的战略，走一步看一步，越来越弱小，最终亡于刘秀之手。

赤眉军离开长安后，关中的混乱局势并没有好转。盘踞在汉中地区的军阀延岑看到了机会，从汉中出发进入关中平原，乘邓禹立足未稳，赶走了邓禹。

但延岑也无法收拾残局，因为赤眉军撤退后，关中各地进入了更加碎片化的时代，十数个小军阀各据一地，互不臣服，整个关中粮食断绝，人民颠沛流离。如果要平定这些小军阀，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勤基地，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将小军阀一一征服。

除了刘秀之外，另一个拥有后勤基地的就是汉中的延岑。但汉中地域还是过于狭小，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供军事需要，所以延岑也无法统一关中。

能够收拾关中混乱局面的只有刘秀。占据了洛阳之后，整个河北、洛阳地区已经成了全国的稳定之源，生产的粮食足以供应军队所需。随着延岑的败落，刘秀再次派遣冯异进军关中。

初次进军两年后，关中和长安落入了光武帝之手。到这时，全国最有价值的战略之地大都掌握在了刘秀手中。

在掌握了中心之后，他开始平定外围地区，以尽早统一整个中国。

关中时代的落幕

在历史上，陕西的宝鸡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它之所以重要，在于这里是两条大道的交汇点，一条是从宝鸡出发向南的陈仓道，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所谓陈仓道，也叫散关道、故道，即经过宝鸡南面的大散关，经过凤县、略阳进入汉中的道路。从汉中走另一条古道金牛道，进入四川盆地，到达成都。

经过宝鸡的另一条道路是通往甘肃天水的陇关古道。宝鸡在关中平原的西沿，天水已经上到了青藏高原的边缘山区，处于文明的边缘。但从天水可以向西进入兰州，再北上河西走廊和新疆，因此这条路是著名丝绸之路的起始部分。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宝鸡和天水都在渭河边，古人又有沿河修路的习惯，但是，从宝鸡到天水的道路不仅没有沿渭河前行，反而从宝鸡向北折到了陇县，再翻越巍峨的陇山，这里有著名的关口大震关和瓦亭关，最后顺山谷绕到天水。那么，古人为什么不直接顺着渭河而上直达天水呢？

古人之所以这么选择，是因为这一段的渭河在巨大的峡谷中穿流，两岸悬崖峭壁，间不容发，只有到了现代，利用机械化开凿隧道才有可能沿河修路。中国古代这条奇怪的绕道翻越陇山的道路，就成了历代征服者的噩梦。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五月，一支八九万人的军队来到了陇坻（现陕西陇县西南），他们属于光武帝刘秀，在著名将军耿弇的率领下，向陇山之上的守军进攻。

守关的部队是天水军阀隗嚣的部队。光武帝已经平息了整个东部的军阀，决定向西部进军了。

但这次，耿弇却大败而回，汉军没有占到便宜。这也证明隗嚣才是光武帝真正的劲敌。

隗嚣又是个奇怪的军阀，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配合，光武帝就很难这么容易地统一天下。当光武帝平息东部时，隗嚣似乎与光武帝达成了默契，不与他为敌，不在西部进攻他的后方，这才让光武帝放手统一了东部。只是在光武帝统一东部之后，隗嚣又不甘于向他称臣，双方才发生了战争。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光武帝统一东部的过程，再回头看他如何对付隗嚣。

四年前，光武帝获得了长安和洛阳之后，开始制订统一全国的战略。

在当时，全国一共还有十一个较大的军阀，其中西部有四个：隗嚣（天水）、公孙述（巴蜀和汉中）、窦融（河西走廊）、卢芳（九原）；东部有七个：刘永（睢阳）、董宪（郯城）、张步（齐地）、李宪（庐江）、秦丰（江陵）、田戎（夷陵），另外还有一个幽州的彭宠，曾经帮助光武帝平定河北，但随后又反叛了光武帝。

面对十一家争雄的局面，光武帝如何选择，才能逐一消灭，最后完成统一呢？如果没有隗嚣等西方军阀的配合，光武帝的难度要大很多。

在西方的四位军阀中，卢芳地处偏远，除了自保，野心不大。窦融曾经属于隗嚣集团，后来则与光武帝相善，到最后投靠了光武帝。只有公孙述和隗嚣两家实力较强，特别是公孙述，占领了四川和汉中，有实力也有野心北进关中平原，一旦他统一了关中、汉中和四川，就有了当年秦朝和刘邦的优势，光武帝就不容易消灭他了。

幸运的是，光武帝能够拉拢天水的隗嚣来对付公孙述。隗嚣的地盘不足以统一全国，却由于地理优势，能够居高临下打击任何觊觎关中的人。公孙述屡次进攻关中，都被隗嚣击退。隗嚣的存在，使得光武帝能够制订先平东部，再平西部的战略。

他的战略可以总结为：当已经拥有了长安和洛阳时，由于关中平原周边地区还处于分裂之中，可以利用西部的矛盾，让他们持续分裂，先腾出手来统一东部的中原地区。当整个东部、洛阳和关中盆地都被控制后，剩下的西部地区就无力与他抗衡了。

此刻东部也处于分裂之中，每个小军阀都无法单独与光武帝抗衡，他们很快都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开始的四年里，光武帝先后平定了秦丰、田戎、刘永、彭宠、董宪、张步、李宪等人，将东部统一。

统一东部后，光武帝将重点放回了长安所在的关中，将公孙述和隗嚣列入了攻击范围。

在这两人中，又以隗嚣对关中威胁最大。天水除了可以居高临下进攻关中平原之外，还是通往四川的制高点。如果不先取得天水，即便想进军四川，也可能被隗嚣从背后袭击。为此，必须首先并吞隗嚣，才能对公孙述采取行动。

但是，光武帝的第一场伐隗嚣之战，就以惨败告终。这也表明，占据了地理优势的隗嚣，在战略上并不处于下风。

随后，双方开始了拉锯战。由于陇山的地理优势，光武帝无法攻入陇山以西。但由于光武帝的总兵力有优势，隗嚣也无法从陇山下来，占领平原的关中地区。

在拉锯战过程中，光武帝顺便消灭了卢芳，并招降了窦融，进一步孤立了隗嚣，却仍然找不到进入陇西的方法。隗嚣为了对付光武帝，也和四川的公孙述和解，向公孙述称臣，双方抱团与光武帝对抗。

相持了两年后，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的大将来歙才找到了一次巨大的机会，攻入了陇上。他的这次攻击，也给从关中地区进攻陇上指明了方向。

事实证明，想从正面的陇坻，直接进攻是不现实的。但陇山除了这条大道之外，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孔道，只有绕到守军背后，才有可能成功。

来歙率领两千人马，从回中道北上番须（现甘肃省华亭市南），从番须向西找到了一条人迹罕见的小道，他们伐山开道，从北方绕过了隗嚣军队的防守，又绕回到主道上，直接从侧面攻下了主道上的略阳（甘肃省秦安县陇城镇一带），切断了隗嚣的军队。

略阳在陇坻的西面，作为陇山路上的重镇，是连接陇上和陇下的关键地区。从略阳向西可以到达隗嚣的统治中心天水，向东就是陇山前线的各个关口。隗嚣失去了略阳，意味着陇山各个关口与天水之间的联系被斩断了。

两百多年后，略阳已经被人遗忘，但在它的附近，几乎是同一个山谷里，另一个著名的重镇崛起了，它就是诸葛武侯北伐时的重镇街亭。

来歙的奇袭让隗嚣大惊失色，他一方面命令各个关口加强防守，一面亲率大军抢回略阳。来歙拼死守住了略阳城，在隗嚣筋疲力尽的时候，光武帝率领大军，与窦融等人相配合，一同向陇山各个关口进攻。这次进攻终于打穿了隗嚣的防守，击溃了他的军队。隗嚣被迫放弃了天水，退向了天水以南的西城，做困兽犹斗。

这次进攻也成了历代进攻天水的指路明灯，从此以后，人们知道，从陇坻直接翻山进攻天水并不是好的方法，必须从北方或者南方绕上陇山，形成夹击态势，才有可能攻克这座堡垒。

但是光武帝与隗嚣的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隗嚣只剩下最后一个据点时，汉军突然得报，东部的颍川发生了叛乱，为了镇压叛乱，光武帝离开了陇西。他走后，隗嚣又把汉军赶回了关中。这场战争又持续了两年，直到隗嚣死后，汉军才终于攻克了陇山，占据了进攻四川的制高点。

消灭了隗嚣，汉军就只剩下四川没有平定。

在平定四川的过程中，汉军的进军路线也预示着关中时代的结束。

在此之前，要想进军四川，只有从关中越过秦岭进入四川这一条路可以走，也就是从散关道（子午道、褒斜道等）进入汉中地区，再走金牛道（或者米仓道）进入四川盆地。

但到了东汉初年，随着人们对长江地区的开发，从湖北经过长江进入四川的大道已经成为可能。虽然秦国曾从四川顺长江而下进攻湖北，但如果想逆流而上从湖北进入四川，必须等条件更成熟才行。

光武帝派遣了两路大军，分别从秦岭道和长江道进攻四川，而起决定作用的已经是从荆州出发，顺长江而上的部队。这支部队由岑彭和吴汉率领，进攻者进军江州（重庆）后，岑彭兵分两路：一面从嘉陵江、垫江西进，吸引了公孙述的主力军；另一面顺长江而上，从南方沿岷江接近成都。这次奇袭打开了成都的大门。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吴汉率军攻入成都，为期一年的入蜀战争结束。

入蜀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光武帝对中国的再统一。

光武帝的战争，是对从周代形成的战争传统的反叛。从周代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军事上的关中时代，所谓得关中者得天下。周武王伐纣、秦始皇统一、楚汉战争都是首先统一关中，再蚕食中原的最好例证。

关中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这个地区容易形成一家独大的局势。关中统一后，再向外扩张，就可以将四分五裂的中原一一击败。

周武王时期，中国的文明区域还太小，一个关中就足以将中原降服。到了战国和秦代，随着六国对中原地区的深耕，特别是楚国对南方的经营，关中已经从世界的二分之一下降为三分之一，仅凭关中已不足以和中原对抗。但秦国幸运地发现了四川的重要性，处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可以打击楚国的湖北，却很难被楚国反向进攻。在四川粮食的支援下，关中重新获得了战略优势，帮助秦统一了六国。

楚汉战争基本上重复了秦统一的战略思路，由于轻车熟路，战争的进程也加快了。

但又经过了两百年的开发，随着中原地区的进一步富裕，以及长江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关中已经从世界的三分之一掉到了四分之一，即便加上四川，也最多只能算半壁江山，中国的战略优势已经逐渐地从关中向东转移了。

光武帝正是利用了战略优势的转移，抓住了关中和四川分裂的机会，从河北迅速占领山西的战略要地，再获得洛阳，随后将关中最富裕的平原地区抓在手中，占据了中国最核心的“洛阳—关中”轴心，再利用这里的粮草优势，各个击破，从东到西完成统一。

此时，四川也不再是关中的后花园，从这时开始，直到数百年后完成，长江通道逐渐成为通往四川的主流通道。由于水运的承载能力远大于陆运，蜀道逐渐成了客运通道，而物资交流则转移到了长江之上。失去了四川的关中显得更加寂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中时代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凄然落幕。

历史突然进入了第二个时代：分裂时代，也是长江时代……

第二部　分裂时代（公元189—公元589年，三国到南朝）

第五章　《隆中对》：开创分裂时代的大战略（公元189—公元219年）

三国初期，人们仍然认为决定中国统一的关键在于北方，长江上的四川和江东只是附属性的，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诸葛亮第一个提出，依托于南方，也同样可以完成统一大业。他的《隆中对》之所以具有开创性，在于确定了南方和长江在中国军事战略中的新地位。

东汉末年的军阀分为老军阀和新军阀。老军阀大都是东汉的第一代州牧出身，新军阀则是依靠反对董卓起家。东汉末年到三国的转型，就是新军阀依靠战争取代老军阀的过程，最终只剩下三家新军阀脱颖而出。

决定了曹操在北方胜出的，是战争的后勤。曹操是最重视后勤的军阀，采取了屯田措施。官渡之战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是曹操对袁绍后勤的打击。

在诸葛亮之前，吴国的张竑已经独立提出了从南方进攻北方的战略构想。他建议孙策首先占领江东，再溯江而上占领长江中游的赣江盆地和荆州地区。依靠江东、赣江盆地和两湖盆地，就足以与中原对抗。张竑的提议成就了孙氏数代的霸业。

江东的重心在南京，要想保卫南京，必须保卫两侧的镇江和马鞍山。这里有两条古道通往北方。中国数千年的长江战线莫不与这两条通道有关。

诸葛亮《隆中对》的实质，是利用西南的战略地理反攻中原。这要求刘备必须同时占据四川和荆州，利用四川作为粮仓，再利用汉中与荆州两条通往北方的通道，实施钳形攻势，进攻中原。

荆州作为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被诸葛亮发现，这里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在这里会合，因此成了战争的胜负手。

长江成为中国的战略重点后，南方政权要想防卫长江，不能只退缩到长江以南被动防守，必须占据江北的缓冲地带，才有可能守住长江。江北的淮河流域与荆州就作为长江的锁钥而进入了历史。

江东战略和《隆中对》是南方对北方的一次逆袭，表明南方不再是北方的附庸，而是拥有独立地位的地理单元。在这两个战略之下，吴、蜀分别建国，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在南阳郡邓县一个叫作隆中的地方，迎来了一位流浪的军阀，他是去拜访一位隐士。这位军阀就是刘备。

在拜访隐士之前，刘备是典型的丧家之犬，在争夺中原的战争中失败得极其彻底，很难翻身。

要想了解刘备到底有多狼狈，必须从当时的流行思潮谈起。在三国之前的中国历史上，要想建立王朝，必须占据关中和中原地区，中原的夏、商、东汉，关中的周、秦、西汉，都是成功的例子。一旦离开了这些区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小角色，失去了逐鹿的舞台。

刘备在早年，也曾积极地参与对中原地区的争夺。由于实力不足，他四处投靠，却都不得善终。

他最初在东汉朝廷当小官，跟随大将军何进。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何进预谋清除宦官，自己却遭遇杀身之祸，还导致了后来的董卓之乱。

刘备又投靠了盘踞北方的军阀公孙瓒。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公孙瓒被袁绍所败，自杀身亡。

当公孙瓒与袁绍发生连绵不绝的战争时，刘备又瞅准了机会投靠了公孙瓒的拥趸、盘踞青州的军阀田楷。在投靠田楷期间，刘备获得了平生第一次重大机会。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以徐州牧陶谦是杀父仇人为由， 率军进攻陶谦，攻克十余城，在陶谦的老巢彭城（现江苏省徐州），曹军烧杀掳掠，杀死了数万人，尸体堵塞了泗水。

就在此刻，刘备跟随着青州刺史田楷出兵援救陶谦，受到了陶谦的优待。他抛弃了田楷，选择陶谦做了新主子。作为回报，陶谦上书皇帝，封刘备为豫州刺史。

第二年，陶谦病死，将徐州让给了刘备，刘备升级成为徐州牧，第一次获得了与曹操、袁绍等顶级军阀并称的资格。后来，曹操为了拉拢刘备，又上表请求封刘备为镇东将军、宜城亭侯。

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术进攻刘备，两人相持时，另一个著名的流浪军阀吕布偷袭了刘备，夺取了徐州。刘备再次颠沛流离。流浪中的他人困马乏，下属互相攻击争夺食物。迫不得已，他投靠了敌人吕布。

但不久，刘备又和吕布反目，只好夹起包裹投靠了曹操，并借助曹操的力量杀死了吕布。

不过曹刘的蜜月期并不长久，刘备仍然想夺回徐州的控制权，他杀死了曹操的徐州刺史，举起了反旗。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击败了刘备，把他的老婆孩子加上大将关羽全都俘虏。如同丧家之犬的刘备立刻打包投靠了袁绍。

很不幸，就在当年，曹操在官渡决定性地击败了袁绍，在整个中国北方获得了优势。此刻的刘备在中原已经待不下去了，再次夹起尾巴逃跑。这次他逃向了南方，投靠了同为汉室宗亲的荆州牧刘表。刘表亲自到郊外接待这位本家，并划了一座城让他留守。

刘备所守的城叫新野，位于南阳和襄阳之间，地处交通要道。他在这里度过了较为平静的七年时光。

在当时的人看来，靠近长江的荆州已是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区，这里虽然很安逸，却缺乏战略上的重要性，到了这儿，就基本上被排除在了顶级军阀之外了。

在荆州西面的四川盆地，是偏安一隅的益州军阀刘璋；在东面的长江下游，则是刚刚站稳脚跟的江东军阀孙权。荆州、益州和江东，虽然在战国时期就进入了中国历史，但一直被中原人士当作偏远地区，不具有战略决定性。刘备时代，这种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真正被人们看重的，是强大的中原和关中，它们都被曹操抢到了手。

根据以前的经验，每一次中原和关中的对决，决定了谁能够完成统一。当北方统一之后，进军南方只是顺带性的和象征性的，大军一到，南方也就平定了。这一次，人们也认为，当曹操在北方获得了足够的优势，就会轻而易举南下，荡平这几个小据点，完成又一次统一。

刘备就是在这种悲观的气氛中拜访了在隆中居住的隐士。也只有了解了前面所谈的背景，才知道这位隐士提出了一个多么具有革命性的战略设想。

诸葛亮的《隆中对》将四川和荆州，以及江东提到了与中原同等重要的地位上，认为即便在这些中华文明的边角地区，也一样可以借助地理优势统一中原。

他如同先知一般觉察到，中国的战争局势早已变化，其轴心已不再是那条短短的“长安—洛阳”轴线，长江的地位可能超过了黄河，成为中国战争下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

分裂时代来临了。

东汉末年的老军阀与新军阀

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年189年），东汉灵帝去世，年方十四岁的少帝刘辩继位。不久，影响东汉国运的两大势力就展开了直接的对撞，它们是外戚势力和宦官势力。

在东汉历史上，光武帝削减了百官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却不经意间造就了外戚和宦官的得势。一旦出现小皇帝和弱皇帝，由于百官权力过小，中央行政机关立刻出现半瘫痪状况，而这种权力的真空，就被外戚或者宦官填补。

少帝时期外戚势力的代表是少帝的舅舅大将军何进，为了巩固权势，他与太傅袁隗、中军校尉袁绍等人策划，将大权在握的宦官们消灭。但由于性格优柔寡断，何进被宦官们抢先杀死，随后，何进的下属向宦官进攻，将他们全部屠戮。

这次事件以外戚和宦官的两败俱伤而告终，这原本是对东汉政府有利的事。但何进在死前的一个决策却毁掉了东汉政权：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何进试图招回在外的将领来保卫他，他招揽的将军叫董卓。

董卓时任并州（现山西境内）的州牧，驻军在安邑。得到命令后，董卓立即渡过黄河，率军向京城洛阳进军。何进死后，董卓并没有停下步伐，还是按照原计划进攻洛阳。

董卓进入洛阳后，把持了朝政，废除了少帝，另立灵帝的儿子刘协为帝，这就是汉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

董卓的作为引起了群臣的不满，许多人乘机逃离了京城，大部分逃往了东部和北部，开始招兵买马，以诛董卓为号召拉起了义旗。随后，这些人将军队集中在了洛阳的东面，主要占据了酸枣、封丘、河内、陈留等地，都在现在的河南省境内。

但在具体作战时，这些将领虽然都反对董卓，在出兵时却显得过于谨慎。他们大都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出工不出力。很快，原本信誓旦旦的讨伐变成了一场滑稽剧，最终群雄各自散去。董卓安然撤离了洛阳，将皇帝劫持到更加安全的关中地区。

就在董卓以为掌控了局势时，内部的冲突却决定了他的命运：司徒王允与董卓的部下吕布合谋杀掉了他。但董卓的几员大将郭汜、李傕、樊稠等人继续将关中搅得鸡犬不宁。

当初征讨董卓的将领，乘着董卓死后的大乱，纷纷割据变成了军阀，他们主宰了中国随后几十年的命运。

东汉末年的军阀又可以分为新军阀和老军阀。所谓老军阀，指的是从汉灵帝时期的一项政策中受益的军阀。中平五年（公元188年），汉灵帝在他死前一年，设立了一个叫州牧的职位。

所谓州牧，是对光武帝政策的一次反动。光武帝刘秀为了防止地方反抗中央，故意剥夺了地方政府的军权，又削弱了地方行政官员的权力。这种做法在和平时期还看不出有什么危害，可一旦进入战争，立刻显得极其笨重。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政府发现官僚结构完全缺乏效率。军事官员、财政官员、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层层叠叠，每一个官员都想着如何守住地盘，防止别人侵犯自己的领地。从政府调拨来的财政支出成了各个官员的肥肉，你争我夺，却忘了敌人就在眼前，结果自然是屡吃败仗。

针对这样的局面，太常刘焉随即提出，皇帝应该设立一个新的职务，将一个地方的财政、军政权力统一授予同一个人，由他来整合调拨各种资源。在皇帝过问地方事务时，只需拿这个官员是问，再由他确定其他官员的责任。而投入该地的财政和军事资源，也由这个官员统一分配。

刘焉的提议得到了灵帝的赞同，州牧这个职位就这样出现了。

在东汉，州相当于现在的省，即仅次于中央的下一级单位。原本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刺史，刺史最初主管监察，后来也管行政，而州牧就是刺史的加强版，将军事职能赋予刺史，同时给他更多的资源调拨权。

并非每个州都立刻设立州牧，有的州只有刺史，有的州则由州牧管理，全凭当时的情况需要来决定。

一些关键州设立的州牧，就成了东汉末年的第一代军阀。比如，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刘虞，徐州的陶谦，冀州的韩馥，都属于第一代州牧出身的军阀。其中刘焉是州牧政策的提出者，又被封往益州，他的地盘后来被刘备所夺，成了蜀汉的根据地。刘虞的部下公孙瓒也可以算作这一代军阀，他先是取代刘虞占据了幽州，后又被袁绍所灭。

除了这些老军阀之外，另一批新军阀则出自反对董卓的各位将领，他们虽然在反董卓上徒劳无功，却借助由此聚集起来的军队，与老军阀展开了角逐，最终成了佼佼者。

这些新军阀，包括袁绍、袁术、曹操、孙坚、刘备等人。三国形成的过程，就是新军阀如何取代老军阀，再在新军阀中展开混战，最终只剩三家的过程。

除了这两个来源之外，东部的军阀中还有一家不得不提，他是原来董卓的将领吕布，在董卓失败后，参与了东部的角逐，并最终被曹操击败。

在这所有的军阀中，经过混战，在东部的北方逐渐强大的是袁绍和曹操两家。袁绍在伐董卓失败后，率军取代了韩馥，进占冀州（主体在现河北省南部），成了冀州牧。在当时，也恰好是幽州的公孙瓒取代原来的州牧刘虞之时，公孙瓒杀掉了德高望重的刘虞，又借助镇压青州黄巾军的机会，占据了青州（主体在现山东省东部），派遣他的大将田楷担任青州刺史，势力跨幽、青两州。

袁绍在占领了冀州之后，又进军群龙无首的并州（主体在现山西省），将中原屋脊的并州收入囊中，派遣外甥高干担任并州刺史。

随即而来的是袁绍与公孙瓒的对决，他们各据两州，缠斗不止。最终，袁绍击败了公孙瓒，成了四州的首领。在全国的十三州中，已经有了将近三分之一。

在袁绍之南，曹操也在快速地扩张。

曹操在讨伐董卓失败后，乘青州黄巾军进攻兖州（现山东、河南、河北、江苏交界地带）的机会，获得了兖州的统治权。在兖州的北方，是袁绍的冀州、并州，公孙瓒的幽州、青州；在东南方，是陶谦的徐州（主体在现山东、江苏交界地带）；南方是袁术占领的豫州（主体在现河南中南部）；西方则是相当于首都直辖区的司隶校尉部（包括洛阳和长安所在的平原，以及两者的连接部，当时由董卓的余党所控制）。

在周边的区域中，徐州由于没有遭到兵乱，最富裕也最有后勤价值。曹操随后对徐州展开了进攻。

曹操没有想到，当他进攻徐州的陶谦时，流浪军阀吕布却从背后袭击了曹操的兖州，只有三座城市（范县、东阿和鄄城）没有投降吕布。而徐州牧陶谦死后，将州牧的职位让给了投靠他的刘备，兖州和徐州的形势为之一变。

曹操随后与吕布展开搏杀，收复兖州的同时，将袁术所据豫州的一部分北方领土也一并占领，而这部分领土中包括了后来魏国的都城许昌。

曹操定都许昌时，关中的董卓旧将郭汜、李傕等人展开了内讧，汉献帝借助内讧的机会逃出了他们的控制，在杨奉、韩暹、董承等人的帮助下，从长安迁往洛阳。到达洛阳后，汉献帝发现曾经的首都变成了一片废墟，百官公卿连饭都吃不上，皇帝都只能吃野菜为生。

在当时，皇帝已经成了烫手山芋，谁得到了他，意味着立刻成为周围军阀的攻击对象。各个军阀都认定汉代天下已经完蛋了，接下来只是谁来取代他，谁也不肯接受这个皇帝。

曹操接受了荀彧的建议，派兵获得了献帝的监护权，并将献帝迁往了他的首都许昌。

此时，曹操的相邻对手有三个：第一，占据了徐州的吕布；第二，一个曾经身为董卓旧部的张绣占据了南阳盆地；第三，以寿春（现安徽寿县）为中心的袁术还控制着豫州的一部分，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流域的扬州（十三州之一）。

曹操对三者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张绣，先是以军事为主，后来则以政治手段收编了张绣。吕布逃出兖州后，从刘备手中抢走了徐州，继续与曹操对抗，是最直接的大敌，被曹操击败、俘获、斩首。剩下的袁术缺乏战略，又生活堕落，在曹操获得汉献帝后，袁术试图自己称帝，最终被曹操击败。

经过对周边地区的吞并，曹操一跃成了与袁绍并肩的军阀，拥有了兖州、徐州，以及豫州的大部、司隶校尉部的一部分。整个中原地区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两个人之手。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以袁绍攻击曹操开端，双方的战争正式拉开帷幕。主战场在黄河与支流济水之间。在中国古代，济水是黄河的一条主要支流，现在却已经不见了踪影。东汉时期，济水上最主要的渡口叫官渡（现河南省中牟县境内）。

在这场战争中，袁绍是兵力更强的一方，同时拥有着地理的优势，将曹操压缩到济水边上，处于背水的位置。如果按照实力对比，失败的将是曹操。

但决定了战争成败的却是双方对于后勤的态度。

在三国时期，曹操是最注重后勤和粮食的军阀，而袁绍却相反，是最不注重后勤的军阀之一。实际上，三国时期，由于军阀众多，战乱频仍，人们最缺乏的是粮食。

各个军阀都吃过后勤的苦头。董卓为了筹集军费，将秦始皇时期留下的铜人都熔化了铸钱，但最后却发现有钱买不到粮食。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曹操是最先意识到粮草重要性，开始有计划进行屯田收集粮食的。袁绍对于粮食和后勤工作的忽略，让曹操找到了可乘之机。

官渡之战中，最先乏粮的是曹操。但他从战俘口中审出了袁绍运粮车队的行踪，出兵袭击了车队，造成袁绍军队也缺乏粮食。

随后，袁绍的属下许攸投降曹操，将袁绍辎重基地（在乌巢）的位置透露给了曹操。虽然袁绍已经吃了后勤的亏，但没有长记性，仍然没有对乌巢的后勤基地做太多的防范，导致曹操烧毁了袁军辎重。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曹操进攻他的后勤时，袁绍想到的还是进攻，趁曹操没有回来，完成袭击。虽然他派出一支兵马救助辎重，但重头部队却仍然放在了袭击曹营上。不幸的是，一旦曹操击破了袁绍的辎重部队和援军，那些进攻曹营的袁军不仅没有完成任务，反而投降了曹操。

袁绍军破后，曹操又用了七年时间，才最终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袁绍的两个儿子袁尚和袁熙均被击败，死于辽东。

到这时，曹操已经统一了整个华北地区。关中地区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掌握在几个小军阀韩遂、马超、张鲁手中。按照后汉光武帝的战略，一旦获得了华北，就应该扫荡东部，将荆州的刘表、江东的孙权收服，在东部安定后，西部军阀将不可撼动曹操的优势。

根据之前的经验，荆州和江东一直是作为中原的附属而存在的，并不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曹操降服这两个地方不应该太困难。

但这一次，南方却第一次成了北方的对手。

张竑与孙策：一代霸主的江东战略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一位年仅十九岁的年轻人拜访了正在江都（现江苏扬州）家中赋闲的一代名士张竑，向他请教未来的选择。张竑的回答将江东这一片土地从中原的附庸变成了与中原对抗的堡垒。这位年轻人，就是东吴江山的实际开拓者——讨逆将军孙策。

东汉末年群雄起兵对抗董卓时，大部分都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有两人拼尽全力与董卓对战，一个是曹操，另一个是孙坚，也就是孙策的父亲。

孙坚是三国时期最被低估的人之一，曾封破虏将军，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他在袁术麾下担任豫州刺史，率军进攻董卓九死一生，攻克了洛阳。董卓被迫撤出了洛阳，向关中退却。在《三国演义》中，人们津津乐道“关公温酒斩华雄”的故事，但实际上华雄是孙坚在讨伐董卓时斩杀的。

就在孙坚准备向关中进发时，讨董军队内部出现了裂痕，袁绍派军袭击了孙坚所在的豫州，断绝了他的粮道。孙坚仰天长叹，被迫退兵。他的撤退给董卓留下了空当，董卓从容不迫地撤入了关中，再分兵把守险要。勤王军队失败。

在群雄割据的时代，孙坚一直是袁术得力的战将。当北方的曹操和袁绍扩充实力时，南方的袁术（豫州）和刘表（荆州）也打得不亦乐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孙坚接受袁术的命令，征讨荆州的刘表，在襄阳一带大战。孙坚被暗箭射杀，功亏一篑，死时只有三十七岁。

孙坚死后，他的军队被袁术收编。长子孙策居住在江都，拜访了生活在这里的张竑，向他请教，张竑推脱再三，最终被他感动，提出了建议：投靠丹杨（现江苏省丹阳市）的舅舅吴景，再以此为基地将江东的土地一一占领，接着顺长江而上，攻占荆州，为父亲报仇。占领荆州之后，孙策就可以倚靠长江，向北方进攻，匡复汉室。

张竑的话就成了孙策日后进军江东的战略路线图，这也是长江第一次成为影响中国命运的战略天险。张竑提出的构想实际上早于诸葛亮，可以视为《隆中对》的先声。

在秦汉时期，一旦统一战争打到了长江，就进入了尾声阶段。由于长江以南的经济繁荣程度远低于中原，中国人大都将这里视为蛮夷之地，只有在统一了中原之后，再顺便来收拾一下江南。但张竑却意识到，随着东汉经济的发展，江南特别是江东地区已经足够发达，可以支撑得起一个割据政权，甚至可以用来作为反攻中原的基地。张竑作为最早意识到江东价值的人，成就了孙氏数代的霸业。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江西九江开始，长江转而向东北方向流淌，经过安庆、芜湖、马鞍山、南京，到达镇江。这一段长江将土地分成了东南和西北两块，而处于东南的一块也被称为江东。

江东的战略中心，也是最突出部，在南京一带。而为了守卫南京，两个战略要道分别位于东侧的镇江和西南侧的马鞍山。镇江和马鞍山也分别对应着两条江淮之间最重要的古代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从寿春（现安徽寿县），沿着巢湖和淝水形成的水道，直达长江，入江口恰好在马鞍山附近的采石矶一带。从这里，可以沿水路或者陆路抵达南京。

第二条道路是从淮河进入春秋时期开凿的一条古运河——邗沟（也是京杭大运河的前身）——到达扬州，再过长江到达镇江，因此，镇江成了进入南京的门户之一。

孙策的战略目标是：扎根于南京一带，并向南略地，占领当年吴越的土地，也就是现在的苏州、杭州一带。利用这一带的资源，形成割据局面。再从南京沿长江向上游进发，进攻柴桑（现江西省九江），获得柴桑后，再沿赣江南下占据豫章（现江西省南昌），江西的地貌是一个类似于簸箕的结构，南、东、西三面都是山，北面簸箕口朝向长江，中间是赣江冲刷的平地。这里只要开发出来，也是不错的鱼米之乡。

获得了江西的赣江平原后，再继续向长江上游前进，征服荆州，获得两湖盆地。

如果孙氏能同时获得江东、赣江盆地、两湖盆地，就占据了三大粮食基地，足以养活数量庞大的军队，与曹操的华北平原、关中平原大小不相上下。而双方争夺的区域将是四川盆地和淮河平原。孙氏退可以成为一代霸主，进可以统一全国。

更幸运的是，张竑遇到了一位行动力很强的人来执行他的战略。

为了实现目标，孙策试图向袁术借兵，他得到的帮助却极其有限。孙策大失所望，认识到袁术无法成就大事。他率领父亲的老部下周瑜、黄盖、程普等，从当涂（在现马鞍山附近）渡江后，依靠舅舅吴景的帮助，展开了统一江东的战争。

他首先击溃了盘踞在曲阿（现属于江苏省丹阳市）的扬州刺史刘繇，再长途奔袭，袭击了吴郡（现江苏苏州）和会稽（现浙江绍兴）之间的固陵（现浙江萧山区）。固陵的地理位置恰好将吴郡和会稽分开，而吴郡和会稽分别由吴郡太守许贡和会稽太守王朗占据，对孙策持敌对态度。拿到了固陵，就切断了两地的联系，随后，两地被孙策各个击破。

占据了长江下游，孙策开始顺江而上，向豫章（现江西南昌）、夏口（现湖北武汉）方向前进，经过苦战，占领了豫章。在向长江中游进军的过程中，孙策的将军们对长江的地理位置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是他们在赤壁之战中能够精确卡位，战胜曹操的关键因素之一。

孙策与父亲一样，除了骁勇善战之外，还时刻不忘恢复汉室。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恰逢中原地区曹操与袁绍大决战之时，曹操为了拉拢孙策，避免两线作战，将弟弟的女儿嫁给了孙策的小弟孙匡，又为自己的儿子曹章娶了孙氏的女儿。经过一系列的拉拢，曹操以为孙策暂时不构成威胁了。

他不知道的是，孙策一面与曹操虚与委蛇，一面又暗自厉兵秣马，他的目标很明确：进攻许昌，迎接汉献帝。

但就在孙策做军事准备的时候，一个刺客杀死了他。 他进军中原的梦想也随之东流，江东的江山留给了弟弟孙权。

粉面书生的千年之对

曹操坚持北方战略，先统一北方再进行南攻。孙策坚持江东战略，先统一江东，再顺江而上，夺取一个个战略要地，最后进攻北方。这两个战略都是逻辑上自洽的，如果能够得到人和与天时，都有成功的可能性。

而在荆州的小地方新野，局促的小军阀刘备正在拜访毛头小伙诸葛亮。

与刘备的坎坷经历相比，诸葛亮的前半生过得较为平静。他是山东琅琊（现山东临沂）人，由于父亲早死，他跟着叔父豫章（现江西南昌）太守诸葛玄到了任所。但随后，汉朝选择了另一个人代替诸葛玄任太守，诸葛玄带着侄儿来到荆州，投靠刘表。

古人从江西到荆州，走的是水路，顺着赣江进入长江，再溯江而上到达荆州。由于有这样的经历，诸葛亮对于从九江（柴桑）到武汉（夏口）再到荆州一段的水路也有所了解，这可能是他唯一的实际经验。

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在襄阳和南阳之间的隆中居住，等待机会。他为人高调，自比于管仲、乐毅，却由于没有实务经验而受人轻视。在刘备拜访他的当年，他虚岁也只有二十七岁。

一边是落魄军阀，一边是愣头小子，两人的相见又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历史往往就是在这不经意间完成转折。

落拓一生的刘备之所以如此颠沛流离，在于他缺乏整体性的构想。他不断地寻找可以依附的势力，辗转于战争的间隙。他很少有时间考虑如何获得一块长期的根据地，如何经营自己的势力，而不是仰仗别人的鼻息。在他前半生的绝大部分时光，他都是作为别的军阀的附属品而存在的，公孙瓒、田楷、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人都习惯于将他看作手下来使唤。时间长了，他虽然保持着成为老大的野心，却缺乏老大的视野和能力，以及独当一面的勇气。

他唯一一次独当一面，是陶谦死时把徐州牧让给他。不幸的是，他证明了自己的确没有当老大的实力，很快把徐州输给了吕布。

当然，徐州之所以这么快丧失，也因为这里并不适合作为根据地。一个完美的战略要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拥有足够多的肥沃土地，生产粮食作为军备；第二，拥有强大的地理条件作为防守。徐州地处江苏大平原的北部，在汉末，这里河湖纵横，有利农业，符合第一个条件，但是，也正因为地处平原，徐州缺乏必要的军事屏障，反而由于富庶成了各方军阀争夺的对象。只是在首府徐州城附近有些许起伏的小山，却不足以成为定都的条件。

西楚霸王项羽的遭遇已经证明，任何占领徐州的人都无法建立王朝，刘备也不例外，就连驱赶了刘备的吕布，不管他怎样英勇，也无法守住这片土地。徐州成了众多英雄豪杰梦想的墓地。

辗转一生的刘备到荆州时，仍然是丧家之犬。在北方，强大的曹操统一了中原。在长江下游，孙权也坐稳了江山。荆州、益州（四川）两大军阀刘表和刘璋也貌似稳固。此刻的刘备仍然没有表现出战略头脑，他满脑子里想的，还是直接攻击北方的曹操。

就在他会晤诸葛亮的同一年，在北方，曹操远征北方的少数民族乌丸，刘备听说后，立刻请求刘表赶快攻打曹操的许都，被刘表忽视。

后人对刘表的评价一直不高，认为他缺乏勇气和头脑，但至少刘表知道自己占领的荆州无法和强大的中原直接对抗，如果贸然出兵，必然和吕布、袁绍等人一样，被曹操消灭，或者如刘备一样丧失根据地，成为丧家之犬。

刘备缺乏战略性思维的缺陷却由于他遇到了诸葛亮得以弥补。诸葛亮提出的建议也让人第一次见识了这个年轻战略家的风采。

与刘备念念不忘的北伐相比，诸葛亮建议他先忘掉北伐，而是掉头向南和向西，占据在当时人看来最边角的土地。他的战略包括几个层次：

第一，首先肯定曹操和孙权的优势地位，暂时不与他们争锋。

第二，曹操和孙权又是不同的，相对于曹操，孙权的南方战略刚刚完成了一半，占领了江东和赣江盆地，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占领两湖（那要打败刘表）。可以说，孙权也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是刘备的联合力量。 实际上，后来的历史证明，蜀国的发展依赖于与吴国的和平友好，一旦闹翻，蜀国就会立刻陷入被动之中。

第三，既然暂时不与魏、吴争锋，那么又怎么发展呢？诸葛亮战略的核心放在了两个地方：荆州和益州（四川），只要占有了这两个地方，未来就有可能进攻中原，统一全国。这两个地方只要有一个丢失了，就基本上丧失了统一全中国的可能性。

人们往往理解四川为什么重要：这是一个完美的盆地，周围一圈全是高山，要想进攻四川，在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行：一条是从荆州坐船沿长江而上，进入四川盆地；另一条是走古代的蜀道，从陕西翻越秦岭和大巴山进入四川。

但这两条路都相当难走，只要把守得当，几乎是固若金汤。

先说长江道，古代的船只只能靠人力和风力，顺水而下时容易，逆水时却非常困难，加上入蜀必须经过狭窄湍急的长江三峡地区，更增加了难度。历史上只有东汉光武帝成功地从这条路打入四川，但还是在四川被昏聩的公孙述占领的情况下。

至于从陕西出发的道路，不仅仅有古人遇到的各个峻峰险阻、玄关栈道，在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陕西地区是东汉末年受兵灾最严重的地区，根本无法供应军队粮食，曹操很难从这个方向发动持久的进攻。

另外，四川还有一个特殊的属地——汉中。占领了四川，就容易占领汉中，而汉高祖当年就是从四川和汉中起家的。

同时，四川和汉中都是大粮仓，特别是东汉时期经济发展，四川的粮食产量更加提高，使得这里成了天府之国，即便无法统一中原，也可以建立起不错的小王国过日子。

不过，如果仅仅占领四川和汉中，仍然是不够的。接下来，就要看荆州在诸葛亮战略中的重要性了。而这一点，也是人们很少了解的。

可以这样断言：四川是一个守成之地，有了它，就有了根据地，但荆州却是统一之地，有了它，才能够统一全国。

荆州的意义在于：这里是当时全国的交通枢纽，是从长江通往中原的高速公路。要想最终打败曹操，必须从荆州出发，才能最快地入侵中原。

三国时期，从曹操所在的中原地区向南到达长江流域，由于两者之间西部山岭纵横，东部河流密布，可以走的道路并不多。

在陕西与四川、湖北之间，横亘着庞大的秦岭；在河南与湖北之间，则是外方山、熊耳山、大别山等一系列的山脉；在江苏境内，虽然没有了山，却是沼泽遍布的地方，并不利于行军。如今的江苏是大平原地貌，但在一千多年前，却是难以通行的湖沼地貌。

在山脉的缝隙里，以及东部沼泽里，古人们探寻到的通道不外三条，这三条道路在本书的《楔子》里已经有说明，这里不妨回顾一下。

三条通道分别是：第一，从陕西经过汉中入蜀的道路（西线）。第二，从南阳到襄阳、荆州的道路，也被称为方城隘道或者南襄隘道（中线）。第三，淮河平原通道，这条路又可以细分为两条支路：第一条支路围绕着寿春、合肥，经过巢湖到达马鞍山附近渡过长江（东一支线）；第二条支路从徐州向南，跨过淮河到达扬州附近渡过长江（东二支线）。

这四条道路中，最具有意义的是第二条南襄隘道，也就是中原通荆州道。在东汉与三国时期，广义的荆州包括了如今的湖北和湖南。这两个省的地形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盆地：在盆地的北面，是与河南交界的一连串山脉；盆地的西面，则是秦岭、大巴山、荆山等巨大山脉，把两湖与陕西、四川、重庆、贵州隔开；盆地的南面是南岭，与广东、广西分开；盆地的东面是罗霄山脉，与江西分界。在盆地的中央，浩荡的长江一穿而过，成了沟通东西的要道，顺着长江，西可以进入四川，东可以到达南京。

在盆地的北方，造物主形成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孔道通往中原。从荆州北上南阳后，在南阳下属的方城（现河南方城县），在万山丛中恰好有一条平坦的通道，可以到达许昌、洛阳一带，这里也就成了自古以来进入中原最重要的孔道。在春秋的楚国时期，这条孔道就已经被广泛使用。

南（阳）襄（阳）地区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南可通荆州，北可达中原，西可入关中。荆州又是下一个十字路口，南方通往湖南，东方通往江西、江苏，西可达四川。南阳、襄阳、荆州，就共同构成了进攻中原的最好跳板。

根据诸葛亮的计策，刘备必须同时拥有四川和荆州，才能利用四川为基地生产足够的军需，同时利用荆州的地理条件北伐，完成统一大业。缺乏了荆州，就只能满足于偏安一隅，无法顾及天下了。

更对刘备有利的是，在他与诸葛亮见面时，荆州和益州这两个地方恰好都掌握在软弱的人手中。荆州的刘表是个聪明人，但没有并吞天下的野心，只想如何苟活下去。他不断地摇摆着，既想保持独立性，又倾向于投靠曹操。而益州的刘璋则更是昏弱不堪，依靠着父亲的庇荫才获得了不该拥有的地位。

诸葛亮认为，刘备此时应该考虑先夺取刘表的地盘，同时和东吴的孙权保持友好关系，再向西发展，击败刘璋获得益州。另外，在汉中地区盘踞的是早期道教组织五斗米道的军阀张鲁，只要获得了四川，以四川为基地进攻汉中也是很有把握的。

如果能够将四川、荆州和汉中同时拿下，那么也就掌握了从四川进入陕西的孔道，以及南襄走廊，从这两个地方同时发兵，形成钳形攻势，就可以进军中原了。

这就是诸葛亮《隆中对》的实质。在当时，当群雄醉心于争夺中原时，只有少数人从更大的角度看待问题，发现了四川、荆州、汉中等地区在全国战略中的重要性，而诸葛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当然，四川、荆州、汉中不仅对刘备，对曹操和孙权也同样具有决定意义。在孙策拜访张竑时，张竑已经将东吴的策略说得很透彻：先占领南京一带，再向上推进占领荆州，然后进攻四川，最后向北推进，进入中原。

孙权如果能获得荆州和四川，就统一了南方，以江东平原、赣江谷地、两湖盆地和四川盆地，加上汉中小盆地的资源，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北方，足以一争天下。

而荆州和四川对曹操也有着很大的战略意义，如果曹操占领了它们，则拥有了进攻四川和东吴的交通要道，后来的西晋就是借助这样的优势击败东吴的。

江东战略和“隆中对”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南方对北方的一次战略逆袭。在此之前，北方一直是中国军事战略的重心，人们心目中的战略重点都放在了北部。自从张竑等人提出长江的价值，以及诸葛亮发现了荆州的枢纽地位，并提出从南向北发展的统一理论后，南方正式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与北方并驾齐驱了。

但是，诸葛亮的理论到这时仍然是纸上谈兵，刘备也只不过是一座小城市的守将而已，根本没有实现远大理想的资本。

第二年，荆州刘表去世，他的儿子刘琮随即投降了曹操，使得刘备遭遇了当头一棒。不甘心落入曹操之手的他只好逃离了新野，再次开始了逃难生涯……

赤壁之战：长江防线进入历史

诸葛亮提出西进、南进战略，暂时对刘备的处境没有丝毫的改变。

这位心怀大志的流浪诸侯仍然守在新野一座孤城里。虽然他依附于刘表，刘表对他也颇为照顾。但刘表又对他充满了防备之心，避免他夺取更大的地盘。在北方就是虎视眈眈的曹操，随时准备南下统一中国。

曹操的机会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出现，这一年，刘表去世，他的小儿子刘琮继承了州牧的职位，驻扎荆州。在樊亭侯蒯越、从事中郎韩嵩、东曹掾傅巽等人的劝说下，刘琮决定投降曹操。

在投降之前，刘琮并没有向刘备说明情况，直到曹操率军到了南阳，当时守在樊城的刘备才知道南方的刘琮已经投降，仓皇逃走。

此刻，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也经历了一场最大的危机：如果荆州被曹操并吞，意味着曹操已经获得了南襄走廊的主导权，并且切断了刘备西进四川的道路。“隆中对”战略从此无从谈起，刘备毕生只能作为流寇四处逃窜。

更要命的是，刘备不合时机的义气也恰好发作了。为了挽救“隆中对”战略，诸葛亮向刘备进言，直接向南攻打荆州的刘琮，如果能够夺取荆州，那么还有可能抗拒曹操的进攻。然而刘备却认为当初刘表对自己不薄，不忍心进攻他的儿子，再一次丧失了可以据有荆州的机会。

在荆州城的百姓听说曹操到了，十多万人跟在刘备的后面一起逃走。这些百姓和士兵拥挤在一起，拖慢了刘备逃窜的速度。曹操派遣五千精锐部队以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的速度在后面追击。最初刘备还舍不得把跟随他的民众散兵抛弃，但在曹操的追击之下，到了当阳的长坂坡，刘备最终连老婆孩子都抛弃，骑马带着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几十人逃走。

然而他们能够逃到哪里去？刘备的意图是去广西投靠苍梧（现广西壮族自治区苍梧县）太守吴巨，苍梧靠近广东，属于中国的边缘地带，缺乏足够的战略空间建立强大的政权。一旦进入苍梧，也就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但这时，一位东吴的使节挽救了刘备的政治命运。这位使节就是鲁肃。

鲁肃是孙权派来吊唁刘表的。他所带的使命是：打探刘表死后荆州的动向，如果刘表的儿子能和刘备同心协力抗击曹操，就安抚他们，与他们联合。如果荆州四分五裂，东吴就乘机插手。

在鲁肃的战略中，同样把荆州看作一块要地，只要东吴获得了荆州，就可以控制南襄走廊，获得向北进军的通道；而如果丢掉了荆州，那么孙权所占领的江东也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鲁肃到达夏口时，已经听说曹操挥军南下，准备进攻荆州。他到达南郡时，得到消息刘琮投降了曹操。鲁肃连忙去见刘备，在当阳的长坂坡迎上了他。鲁肃不顾刘备狼狈的境地，毅然邀请刘备共同抗曹。

除了鲁肃之外，诸葛亮无意中的一步棋也挽救了刘备。

在刘表生前，由于他喜欢小儿子刘琮，令长子刘琦深感不安。刘琦向诸葛亮虚心请教如何自保，诸葛亮给他出主意：如果留在刘表身边，很可能会被阴谋所害，只有申请外派，离开刘表，才能自保。

刘琦按照诸葛亮的计策，向刘表申请外派到江夏（现湖北黄冈和武汉一带）担任太守，驻扎在如今叫武昌的夏口城。当弟弟刘琮投降曹操后，哥哥却决定抗曹守土。

诸葛亮与刘备，在鲁肃的陪伴下，逃到刘琦的夏口，在有了落脚点之后，开始筹划抗曹大计。

此刻，刘琦与刘备的兵力一共只有一万人，曹操的兵力有二十几万， 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必须与东吴军队联合，才有抗击曹操的可能性。诸葛亮和鲁肃匆匆前往东吴寻求联合。

在东吴，孙权身边恰好聚集了一批主战的将领，以周瑜、程普、鲁肃、甘宁、吕蒙、黄盖等人为代表，诸葛亮的游说恰好点燃了孙权与这批将领心中的火焰，于是，孙刘联合成为现实，周瑜成了东吴军队的统帅。

这些将领大都参加过孙策在长江沿岸的征伐，对长江的熟悉程度远高于曹操，经过观察，周瑜将战略重心放在了武汉周边的长江地区。从如今的湖南省岳阳开始，到江西九江，长江形成了一个向北突出的三角地貌，三角形的三个顶点，除了岳阳、九江之外，第三个（也是位于中间的一个）则在武汉附近。

由于曹操的军队大都来自北方，不善于走水路，这个三角形构成的陆路通道就成了东吴的东方锁钥。曹操大军可以在岳阳下游的某个地点渡江，然后走陆路横穿现今的湖南境内，到达九江后，再顺江而下攻击南京，或者顺赣江而上，进攻南昌，逐渐压缩东吴的生存空间。

在岳阳下游，最佳的登陆地点位于一个叫作陆溪口（现湖北省嘉鱼县陆溪镇）的地方，这里有一条河流入长江，形成了一小片平地。在陆溪的西南方，有一片江边峭壁，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赤壁了。

陆溪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古代的长江两岸大都是沼泽湖泊地貌，行军困难，只有陆溪口一带地形相对较为简单，又有一条通往柴桑（现江西省九江）的道路。

只要东吴能够守住陆溪口，一方面可以阻挡曹军的水军顺长江直下九江，又可以防止曹军登陆。对东吴军队更有利的是，在陆溪口的对岸，是一个叫作乌林的地方，这里遍布着烂泥塘，一旦曹军被迫在北岸登陆，就会陷入泥沼中行动困难。

除了陆溪口（和赤壁）这一个点之外，周瑜还必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防御。曹操除了从江陵（荆州）顺长江而下之外，还有一支军队从汉江上的襄阳而来，顺着汉江可以直接到达夏口（现湖北省武汉），这支军队准备直接攻击夏口。周瑜一方面抢在曹操之前占领了赤壁和陆溪口，另一方面又在夏口布防，阻挡从汉江而来的军队。

刘备则跟在了周瑜的后方，保存实力的同时又做好准备，一旦周瑜胜利就参与进攻。

当周瑜与曹操的主力在长江相遇后，由于周瑜抢占了陆溪口和赤壁的南岸，曹操在一战不利的情况下，选择了江北岸的乌林下营。在相持中，由于发现曹操将所有战船用铁锁连接，周瑜利用黄盖的诈降，用小船将曹操的战船全部烧毁。

失去了战舰的曹军立刻陷入了江北的泥泞之中，刘备也乘机派人从小道绕到曹军的侧翼实行打击。

曹操九死一生逃回荆州后，面临周瑜和刘备的双重进攻，北撤回到了襄阳，将荆州的南部让给了敌人，而荆州北部（襄阳及其北方）则成了曹操的前线。双方在荆襄地区形成了拉锯战，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的三国模式。

赤壁之战，反映了长江防线的崛起。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长江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但随之形成的荆襄拉锯战，却反映了长江防线的另一个方面：长江防线固然重要，如果只是退缩到长江以南去防守却是极端危险的。事实上，长江防线的关键，在于一定要在江北控制足够的缓冲地，才能抵抗住北方的攻击。

在未来，守卫长江的关键在于襄阳和淮河流域，一旦襄阳和淮河流域失手，也意味着长江防线很可能会崩溃。所以，历代南北对峙政权争夺的焦点不在长江本身，而在于襄阳与淮河。

四川不再是附庸

历史上将赤壁之战视为南北战略的转折点，也是开启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模式的第一场战役。

对于刘备而言，这场战役的意义却是：它使得早已希望渺茫的“隆中对”战略复活了，荆州本来已经输给了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借助余勇，孙刘联军从曹操手中又夺回了荆州城和南襄走廊的南部。

由于诸葛亮的事先预置，当曹操战败，周瑜与曹操在江北周旋时，刘备乘机派兵将长江以南的四个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一一收入囊中，将现今湖南的南部地区变成了刘备的势力范围，加上在江夏的刘琦，刘备实际上控制了湖南、湖北的广大土地。

然而，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能看懂，实际上当时有一批人都看到了荆州所在的两湖盆地和四川的重要性。

在这些人中，对问题看得最清的是东吴都督周瑜。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周瑜被拿来反衬诸葛亮的智慧。但在实际历史中，周瑜的才智和能力却并不在诸葛亮之下。赤壁之战中，周瑜的火攻之计最终打败了曹操的水军。同样是周瑜对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有着最深刻的认识。

赤壁之战后，周瑜牢牢地将荆州的主城江陵控制在手，避免刘备在荆州的势力过大。当刘备希望获得更多的地盘时，周瑜仅仅是割了两个县给他，而战略地位最重要的江陵仍然归属东吴。

但周瑜的防范却被别人破坏了。当刘备向孙权提出要借荆州时，主张孙刘联合的鲁肃竟然力主将荆州借给刘备。于是，孙权调回了周瑜，刘备得到了荆州的主要区域。

鲁肃的目的是让刘备正面面对曹操，为东吴挡住曹操的进攻。却没有想到，将荆州借给刘备后，实际上也阻断了东吴进攻四川的通道。当年张竑提出的江东战略也不再完整，因为东吴丢失了两湖盆地，就只能成为割据政权，无法做到统一中国了。

赤壁之战后不久，周瑜又对孙权提议分割刘备的势力。他认为，刘备是天下的枭雄，又有关羽、张飞的辅佐，必然不会久为人下。要想让刘备彻底屈服于东吴，只有把刘备迁到吴国去，给他建筑宫室，送给他美女，让他耽于享乐。同时，将张飞、关羽分开，让他们驻扎在不同的地方，置于东吴将领之间。只有这样，才能利用他们的价值，同时不会被他们所伤。而鲁肃提出的借给刘备荆州，并让他们合兵一处的做法，是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然而，孙权为了对付曹操，没有采纳周瑜的建议。

随后，周瑜再次提出了另一条战略：进攻四川。

在周瑜版的进攻四川中，将主动权掌握在东吴手中，由东吴合并刘焉，完成南方的统一，再进攻汉中的张鲁，掌握进入甘肃的道路，再与甘肃境内的马超联合，形成对陕西的大包围。夺取陕西后，就拥有了天下的三分之二，压迫中原的曹操并击败他。如果他的计策得以实现，势必意味着诸葛亮“隆中对”战略的失效。

孙刘双方围绕着到底谁来进攻四川，展开了一系列的钩心斗角。

最初，孙权提议由双方共同组成联军进攻四川。刘备认为，由于他处于中间位置，等攻下四川后，孙权很难越过他进行统治，四川必然是他刘备的，想答应下来。但荆州主簿殷观认为，孙权是想让刘备打头阵做牺牲，一旦攻打不下四川，刘备的实力势必被削弱了，会被孙权所乘机。刘备采纳了手下的建议，阳奉阴违赞扬孙权的提议，却不出兵。

当孙权准备独自攻打时，刘备开始威胁他，表示刘焉是自己的宗亲，不能放任别人伤害亲戚。他派遣关羽、张飞、诸葛亮各守要害，将所有的道路都卡死，避免吴军通过。

就算这样，刘备仍然无法抵挡周瑜并吞四川的决心。在孙权的许可下，周瑜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伐蜀行动来。

然而就在这时，上天帮助了刘备：在追击曹操的战斗中，周瑜被曹仁的部队用箭射伤，身体一直不好，赤壁之战两年后，周瑜突然间死在了任所。周瑜死后，继任的恰好是主和派的鲁肃。东吴攻打四川的危险过去了，将四川留给了刘备和诸葛亮去征服。

与诸葛亮一样对四川重要性了如指掌的，还有刘备的军师中郎将庞统。在刘备所有的人马中，庞统是伐蜀最坚决的支持者。当刘备因为与刘璋的宗亲关系犹豫不决时，庞统却力主进军蜀地。

中原的形势再次帮助了刘备。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因为从东方进攻长江流域受阻，决定西进包抄。曹操的做法是：先进攻位于汉中的张鲁，在取得汉中之后，从北路进攻四川，一旦拥有了四川，就可以从长江上游向下游进攻。

在中国历史上，张鲁一直是一个异数。与欧洲不同，中国缺乏严格的政教合一政体。但有趣的是，张鲁却在三国的乱世中把握住机会，在汉中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他首先创立的是一个教会——五斗米教，这是一个带着黄巾精神的道教组织，再通过这个教会控制了地方政权，成了汉中的主宰。

曹操的军事行动让陕西（关中）地区的军阀产生了误解，这些军阀虽然都暂时承认了曹操的权威，却并不希望丢掉军队。当曹军借道陕西进攻汉中时，军阀们担心曹操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在马超和韩遂的旗帜下，关中军阀开始反叛。曹操用了一年时间，才击败了关中军阀，完成了关中地区的再统一。

曹操在陕西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四川刘璋的惊慌，他意识到，曹操一旦解决完陕西，就会顺势进攻汉中的张鲁，而汉中是四川的门户，一旦汉中丢失，曹军就会继续南进，拿下四川。这是秦汉以来中原和关中进军四川的常规步骤。

作为反击，刘璋必须赶在曹操之前拿下张鲁的汉中，做好防守，才能保护四川的门户。

但刘璋的军队早已习惯了四川的安逸环境，缺乏战斗力，必须引入新的力量才能击败张鲁。别驾从事张松乘机劝刘璋借刘备的兵对付张鲁，放刘备入蜀。 刘璋派遣法正去迎接刘备。不想法正却做了内应，见到刘备后，向刘备陈述可以借机获得四川。

入蜀后，刘备带去数万大军，刘璋又给了他三万人，虽然庞统、法正等人力主直取刘璋，但磨不开面子的刘备还是率领着人马缓慢地向汉中进军。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出征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磨磨蹭蹭还没有到达汉中的刘备乘机向刘璋申请回军，双方开始起冲突。

刘璋杀了刘备在成都的内应张松，并下令关防不要让刘备通过。这正好给了刘备借口，他挥师向成都进军，同时命令除了关羽镇守荆州之外，诸葛亮、赵云、张飞等人都从荆州出发，沿长江进入四川，形成钳形攻势，双方的战争正式爆发。

这次战争到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才告结束，刘璋出城投降，刘备占据了四川地区。在同时拥有了荆州和四川之后，诸葛亮的《隆中对》距离实现又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对诸葛亮战略的考验并没有就此结束，这次对刘备发难的不仅有老对手曹操，还包括他的盟友孙权。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就在刘备获取四川无暇顾及汉中之时，曹操对汉中发起了闪电战。这次战争从三月开始，曹操率军出现在通往汉中的陈仓道上，到七月已经攻克了汉中的中心南郑，将张鲁的军粮府库一窝端。张鲁逃往四川北部的巴中地区。

当年十一月，由于刘备对巴中的进军，张鲁再次逃窜，投降了曹操。作为一股势力，张鲁和他的五斗米道就此结束。刘备与曹操的边界也划在了金牛道的两端，曹操控制了汉中，刘备得到了巴中。

这样的结果对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是不利的。在战略中，蜀军必须占领汉中，才能以汉中为跳板进攻陕西地区，与荆州的关羽做配合发动钳形攻势。失去了汉中，就没有了从西部北伐的落脚点。

就在曹操获得汉中的同时，东吴对刘备的发难也来了。当初刘备名义上是从孙权的手中借走了荆州，既然他占领了四川，有了根据地，孙权随即派人来索要荆州。

如果归还了荆州，刘备就丧失了从东部北伐的落脚点。由于汉中在曹操手中，荆州如果再给了孙权，统一中国就无从谈起。

为了拖延孙权的要求，刘备提出：只有当他从四川北上，获得了凉州（在现在的甘肃一带）时，才会归还荆州。

刘备的托词让孙权大怒。在与刘备打交道的过程中，孙权积累了一肚子怨气。早在进攻成都问题上，由于刘备一直欺骗孙权，孙权就气愤地咒骂：“猾虏乃敢挟诈！”

作为对策，孙权对刘备发动了有限攻势，派遣吕蒙向两湖盆地进攻，夺取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率军进入荆州，派遣关羽在益阳与东吴对峙。

此刻对于蜀汉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再次出现了重大考验，荆州和汉中缺一不可，而蜀汉却两面受敌，到底如何选择才能保证战略的顺利推进？

政治智慧最后一次保佑了刘备的政权。在诸葛亮、法正等人的努力下，刘备确定了继续联合东吴的政策。在荆州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以湘江为界将荆州划分成两半，其中江夏、长沙、桂阳所属的东区归东吴，南郡、零陵、武陵所属的西区归蜀汉。这样的划分既满足了一部分东吴的领土要求，又为刘备保留了北进的基地。作为南襄走廊最核心的南郡留给了他。

不过，由于湘江并非天险，以湘江划分的国界处于不稳定状态，任何一方想攻打另一方都很容易。这种不稳定的国界更加倚重于双方的和平诚意。任何一方如果另有企图，都会打破这种微妙的国界平衡，为未来留下隐患。

与东吴的纷争暂时解决后，法正劝刘备借曹魏内乱之时，向汉中进军。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是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最具有希望的一年。这一年，刘备从西部大举进攻汉中地区，而东部荆州的关羽也在准备北上抗曹。荆州和汉中这两个着力点形成的钳形攻势正在展现出威力。

第二年，刘备在汉中有了巨大的收获，曹操在汉中地区的主帅夏侯渊完败被斩，曹魏撤出汉中，刘备加冕汉中王。

这时可以将刘备与当年的刘邦做一个对比。刘邦也是封为汉王后，同时控制四川和关中，吹响了兼并天下的号角。刘备也和刘邦一样同时获得了汉中与四川。但刘邦时，天下一共有十九个王，是一团乱粥。而刘备时，天下三分，要想进攻就不容易了。

更何况这时的中原和江东都已经发展起来，要比当年的实力强大得多，四川和汉中在世界中的地位实际上下降了。

不过，刘备比刘邦多了一个荆州，也就多了一条进军中原的道路，使得他同样有希望统一天下。

与此同时，关羽以荆州南部为基地开始北伐，他的首要目标是南襄走廊上的襄阳和樊城，在这里，他水淹七军，斩魏军大将庞德，并迫使于禁投降。主将曹仁侥幸逃走。

如果攻下樊城，蜀军将径直北上南阳，打开走廊的北端，中原已经在朝着关羽招手。

钳形攻势显出了极大的威力。但就在这时，东吴的行动却让诸葛亮设计的奇谋战略功亏一篑，成为千年的遗憾……

第六章　“隆中对”战略的失败：武侯伐岐山的是是非非（公元220—公元234年）

决定“隆中对”战略失败的，是吴蜀战略的冲突。吴国试图利用江东为基地统一南方，蜀国试图占据西南和中南，再反攻北方，这两个战略最多只有一个能够实现。当蜀国在实施“隆中对”战略时，吴国夺取荆州的计划，最终破坏了诸葛亮的全盘部署。

吴蜀虽然达成了划湘江而治的协议，但由于湘江不是天险，双方的边境是不稳定的，要么蜀国将吴国赶入赣江谷地，要么吴国将蜀国赶到四川，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边界。

丢掉了荆州，意味着蜀国北伐的钳形攻势丢掉了最主要的一钳，再也没有了统一全国的可能性。

丢掉荆州后，诸葛亮的北伐只能从汉中进攻关中。从汉中进攻关中的道路一共五条，诸葛亮的北伐就是在这五条道路中不断尝试、不断失败的过程。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选择了最西面的祁山道，从天水方向翻越陇山进入关中平原，以达到奇袭的效果。但由于马谡丢失了陇山道上著名的连接点街亭，造成蜀军无法翻越陇山，第一次北伐失败。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选择了陈仓道，仍然失败了。之后，魏国分三路进攻蜀国汉中，也失败了。巨大的秦岭对于双方都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诸葛亮倒数第二次北伐，遭遇了司马懿的闭门不战。蜀军耗尽粮草，只能退军。这次退军，也证明，从四川和汉中单臂出击，几乎没有可能攻克关中。汉高祖乘三秦分裂夺取关中，只是孤例。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着重解决粮草问题，他采取了屯田的做法。但他的死亡为这次本有希望的进军画上了句号。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蜀汉的钳形攻势正撼动着曹魏的西南防线，年迈的曹操在保汉中还是保襄阳的选项中犹豫不决。这时，蜀汉的东线大将关羽收到了一位东吴年轻将领的书信，信中带着谦卑和仰慕的语气向老前辈致敬。这位年轻的将领就是陆逊。

陆逊之前，东吴的西线将官是老谋深算的吕蒙。正是吕蒙的偷袭，使得蜀汉失去了荆州东部、湘江以东的三个郡。然而，吕蒙的身体已经很差，孙权考虑到他的健康，将吕蒙调回了首都建业，用陆逊来取代他。

陆逊接替吕蒙后，立刻给关羽写信。在信中，他作为同盟，对关羽的功绩大加赞赏，将他比作晋文公和韩信，又千叮万嘱，让他小心曹军的阴谋，以求取得完胜。

关羽收到陆逊的信，意识到东吴换这个毛孩子为将，是解除了东面的隐患。在吕蒙时，由于吕蒙是收复荆州的鹰派人士，关羽在向北进攻曹魏的襄阳、樊城时，并没有忘记在南面的公安和南郡留下大量的兵士，以防范吕蒙可能乘人之危。陆逊替代吕蒙后，由于北方战事久拖不决，向着不利于蜀汉的方向发展，关羽开始将南方的军队向北方调动，以求尽快结束北方的征伐。

随着北方战事的拉长，军队的粮草也成了大问题，关羽将南方的粮草储备也运往了北方。

但在做这些调动时，关羽并不知道东吴真正发生了什么。

实际上，吕蒙的病并没有严重到必须召回的程度。关羽一发动北伐，吕蒙立刻给孙权写信，主动要求召回。他这样做，正是希望关羽会放松警惕，而自己回到建业，更便于组织军队和后勤，以便完成一次奇袭。

在吕蒙回建业的途中，他遇到了一位青年。这位青年专程赶来看他，责问他为何在如此重要的关头离开岗位。

吕蒙回答：因为我病了。

这位青年立刻提议：既然你病了，关羽就会放松警惕，等你到了国都，请禀告君主，制定好计策来收复荆州。

吕蒙吃惊于青年的老练，但仍然托词说关羽英勇善战，又拥有人心，不容易攻打。

然而，吕蒙一见到孙权，立刻向他推荐这名叫陆逊的年轻人，让陆逊代替自己镇守东部。于是，诸葛亮精心设计的“隆中对”战略，在吕蒙与这位年轻人的手中拉响了警报……

蜀吴战略冲突与东线崩溃

吕蒙、陆逊等人之所以急于得到荆州，在于蜀国和吴国战略上的冲突。

在张竑和孙策设计江东战略时，取得了江东、赣江盆地后，第三步就是占据荆州所在的两湖盆地，第四步是从两湖跃进四川，从而获得整个南方地区，拥有了南部，就可以从关中地区包抄中原。

而在诸葛亮制订的“隆中对”战略中，荆州同样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意义。只有拥有荆州，才能够实行钳形战略，从双线夹攻北方的曹魏政权。

当蜀国和吴国同样把荆州当作核心战略时，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蜀国和吴国虽然达成了划湘江而治、平分两湖盆地的协议，但这个协议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由于湘江算不上天险，如果一方有图谋，很容易出其不意将对方赶出两湖地区。蜀国和吴国只要划江而治，就一定处于不稳定状态，必须随时防范对方。

对于吴国更紧迫的是：如果关羽北伐成功，蜀汉的实力就会得到极大的增强，到那时，湘江边界的不稳定将向着对蜀汉有利的方向演化，很可能未来的东吴会被迫退到罗霄山之后的江西赣江谷地之中，将两湖地区彻底让给蜀汉。

东吴要想巩固两湖地区，只有拿到了整个荆州，将蜀汉赶入三峡后面的四川盆地，依靠着雄峻的巴山阻隔，才能形成两国较为稳定的边界。

为了达到目的，孙权不惜与曹操暗通有无：一方面表示将帮助曹操进攻关羽，另一方面劝说曹操称天子。

陆逊赴任前方的同时，吕蒙在后方的建业开始准备袭蜀事宜，这是古代版本的一次珍珠港事件。大军由吕蒙亲自指挥，为了迷惑关羽，东吴的大军伪装成商船，由士兵穿上商人的白衣摇橹，其余的都伏在船舱中，不分昼夜地赶路。

关羽在长江沿岸设置了警卫哨。吴军每到一处哨卡，都利用伪装将哨内的兵士全部抓获，不让他们传出信息。

由于保密工作成功，直到吴军到达关羽的老巢南郡和公安，蜀军都没有发现吴军的到来。当吴军将江陵和公安围住时，吕蒙决定用智术取胜。他致信把守公安的将军士仁，伪称之所以能这么快、悄无声息地完成包围，就是因为有内应，如若不投降，就失去了最后存活的机会。士仁相信了吕蒙的话，在恐惧和彷徨之间选择了投降。吕蒙又依靠士仁劝降了江陵守军。

吕蒙不损耗一兵一卒，就端掉了关羽的大本营。入城后，他规定军士不得骚扰人民。对于蜀军的家属，更是优遇抚慰。关羽府邸的财宝都封存起来，等待孙权的到来。吕蒙日日夜夜拜访当地的老人、名士，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为他们看病拿药。

关羽听说大本营被端后，连忙派人前去查看，并和吕蒙有了书信往来。凡是关羽派来的人，吕蒙都丰盛地招待。这些信使看到城里井井有条，家家户户都照常过日子。关羽的军士得到家人无恙的消息，都归心似箭，再无斗志。军队还没有回到江陵，已经投降了大半。

关羽父子逃往麦城，被吴军断了后路，擒获后被杀害。关羽的头颅随即被孙权送往了曹魏。

关羽之死，不仅仅是蜀汉气运的转折点，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诸葛亮制定的战略从此残缺不全。失去了荆州，意味着蜀汉北伐的钳形攻势丢掉了那只主要的钳子。从荆州北上中原要比从汉中经过陕西，再过潼关的道路方便得多，本来是诸葛亮设想的主要进攻点。

荆州一失，对于蜀汉领土的连带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荆州是蜀汉三峡以东领土的中心，一旦这里丢失，意味着整个三峡以东领土都会慢慢地被东吴蚕食。蜀汉必须退到四川一隅，要想从万山丛中找到东进和北伐的出路，已经不再现实了。

更麻烦的是，在关羽镇守荆州前期，对周围各地方的震慑作用已经出现了有利于蜀汉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被打断了。比如，在汉中到襄阳之间，有一条著名的水路相连——汉江。在汉江沿岸以及南侧的山地中，有一系列城市，如现在陕西省安康市在三国时期称为西城，是扼住了汉江的交通要道，在汉江以南的武当山中分布着房陵（现湖北省房县）、上庸（现湖北省竹山），都处于沟通长江与汉江的交通线上。当刘备势力在汉中地区扩张时，这些原本属于曹魏的城市纷纷投降了刘备。

一旦获得了这些城市，就可以将汉中与襄阳沟通起来，更利于从南阳方向进攻曹魏的首都许昌。

然而，关羽死后，不仅进攻襄阳成了泡影，就连荆州也失去了。西城、房陵、上庸等地都变成了蜀汉的飞地，于是矛盾立刻爆发，房陵、上庸等地相继重归魏国，从南阳进入蜀汉的道路被彻底封闭。

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称帝不久的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更为了夺回荆州的控制权，重新打通南襄隘道，率领大军从三峡进入湖北境内，向东吴所控制的荆州发起了攻击。

蜀汉群臣纷纷苦劝刘备不要出兵，都被刘备置之不理。诸葛亮、赵云等人由于不同意刘备的意见，都被留在了后方。刘备最宠爱的法正已经去世，诸葛亮事后回忆，如果法正还活着，就能劝说主公不要东行，就算一定要去，也不至于如此大败。

在准备出兵时，刘备开局不利：大将张飞被部将所杀。

此时，东吴方面的指挥官吕蒙已死，指挥权交给了年轻的陆逊。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东吴一方面继续向曹魏称臣，另一方面积极布防。

刘备出兵三峡后，首先占领了秭归，再继续东进，到了夷陵（现湖北省宜昌），在夷陵之南的猇亭，他遭遇了东吴陆逊的主力军，双方形成了对峙。

就像赤壁之战时曹操为了图方便，将所有战船用铁链连接在一起，被东吴一把火烧光一样，刘备在这次战争中也留下了一处死穴。为了防御敌人的袭击，刘备在从秭归到猇亭之间设立了大批的军营，绵延七百里，又用树栅环绕，防止敌人偷袭。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七百里联营如同一个巨大的火把，一旦被火攻，将全军覆没。陆逊抓住了机会，火烧刘备联营，再调遣大军猛攻死打，将刘备军营一一攻破。

这次惨败，只是荆州之战的续篇。荆州之战注定了蜀汉守不住三峡以东的剩余土地，火烧连营只是实现了这个命运，让蜀汉丢掉了这些地区，重新划定了吴蜀边界。

蜀汉退回了四川盆地。从地理上讲，由于四川盆地与湖北平原之间山林密布，只有一条长江道可以通行，一旦双方把守好了边界，几乎都不可能攻入对方的领土。这里是比湘江更天然的一条边境线。

但如果放眼整个中国，就会发现，东吴与蜀汉的战争形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在中原地区，北方与南方的主要通道有三条，一条位于蜀国，是从陕西走汉中的通道；一条位于吴国，经过巢湖和淝水，中心在寿春的通道；第三条位于吴蜀冲突区，是荆州、襄阳到南阳的通道。

吴蜀战争之后，对蜀汉来说，失去了襄阳道，就失去了进攻北方一个最重要的前进据点，统一北方成了空谈。对东吴来讲，原本只需要承担巢淝通道的防御任务，现在突然要同时承担两条通道的防御，分散了兵力，加大了消耗。

其中又以蜀汉的损失更大。在战争前，蜀汉的军事策略基本上遵循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在刘备活着时，诸葛亮更多的使命是镇守成都，负责后勤工作。至于征战之事，具体实施则由刘备与关羽等驻外将军负责。刘备死后，接受了托孤重任的诸葛亮获得了掌管蜀汉政治、军事的全权。只是当他全盘负责时，蜀汉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一臂荆州，腾挪空间瞬间局促。

可以说，到此时，诸葛亮制订的“隆中对”战略已经失败了。

汉中战争与祁山通道

荆州的丢失，宣告诸葛亮“隆中对”战略已经失败，但诸葛亮却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新尝试。

在历史上，四川是一个奇特的地方， 它物资富裕，地理封闭，是争霸天下优秀的后勤基地。但历史又告诉我们，任何人如果只想凭借四川的天险守成，不想扩张，就必然会越来越弱小，最终被吞并。

诸葛亮显然也知道四川的危险，丢掉了荆州，如果不思进取，一味防守，最终连四川也是守不住的。一旦敌人从北方或者东方攻入腹地，必然引起巨大的灾难。

为了避免蜀汉的衰落，诸葛亮试图在狭隘的空间里重新找到一条收复中原的道路。于是，“隆中对”战略就有了修改版：在失去荆州（也是进攻的右臂）后，利用仅剩的左臂——汉中——重新制订北伐计划。汉中本来是“隆中对”战略中较为弱势的一钳，路途遥远，远离曹魏的核心区域，曹操将此区域称为“鸡肋”。 在正常情况下，汉中是作为与荆州的策动存在的，如今主要攻击点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策动点。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荆州的钳形配合，显得困难重重又软弱无力，连年兴师动众却收获有限。

在从汉中出兵之前，刘备死后留下的烂摊子还亟待处理。在东吴的攻击下，蜀汉的周边区域进入了崩塌状态，除了荆州地区失守，房陵、上庸等地归属了魏国之外，蜀汉西南方的外围区域也出现了动摇。比如，南部的益州郡（现云南昆明）、永昌郡（现云南省保山）、牂牁郡（现贵州省镇宁县）、越嶲郡（现四川西昌）都试图叛离蜀汉，投靠东吴，如果不制止后方出现的叛乱，东吴很可能会继续攻入四川盆地。

对蜀汉有利的是，东吴占据荆州后，为了避免东吴势力太大，曹魏开始从背后，经过寿春和巢湖，或者走广陵（现扬州）打击东吴。曹魏的打击让孙权意识到，北方才是东吴最大的敌人。诸葛亮忍辱负重，与孙权恢复了联盟关系。此后直到蜀国灭亡，吴蜀关系经过了重重考验，始终保持了下来。

在与东吴恢复关系后，诸葛亮率军平定了南方，攻心为上，七擒七纵蛮王孟获，换取了对方的归顺，将原本的蛮荒之地变成了蜀国的粮食基地。

蜀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在处理完内务，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之后，终于率军进入汉中地区，开始北伐。

在汉中所在的汉江盆地与关中所在的渭河盆地之间，横亘着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秦岭。秦岭的一段，从长安到宝鸡，又被称为终南山。宝鸡以西则进入了甘肃南部的山岭地带，这里树立的山脉叫作陇山，陇山之北则是六盘山。陇山之后的甘肃境内被称为陇右地区，陇右地区以高原和峡谷为主，向东有若干条峡谷通道可以下到宝鸡所在的盆地之中。

古人认为，从长安出发，穿越终南山到达汉江的大山谷一共有六处，分别是子午谷、牛心谷、傥骆谷、蓝田谷、横岭谷和褒斜谷， 但其实这有凑数的成分。其中牛心谷和横岭谷都只是在长安以东，蓝田道的小分支，本来不应该与其他四条同列。蓝田谷称得上是一条大道，但它通往的是南襄盆地而不是汉中地区。

秦汉以来，直接穿越终南山到达汉中的道路就只有子午谷、傥骆谷和褒斜谷三条。从北方来的人，首先进入山北的子谷、骆谷和斜谷，顺着山谷而上，翻越终南山的山脊后，进入午谷、傥谷、褒谷，下山就进入了汉江谷地。

子午、傥骆、褒斜三条山谷本来就地势复杂，特别是子午谷和傥骆谷，都不易大军前往，经过了三国战乱之后，已经衰落，很难通行。

在秦汉时期，还有一条路是绕过终南山的西面，从宝鸡向南经过大散关进入嘉陵江上游的谷地，从西面到达汉中的道路，这条路被称为陈仓道，或者故道、散关道。当年汉高祖就是利用这条路偷袭三秦，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步伐。

汉高祖利用陈仓道，是因为这条路在西汉初年还不常用，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可是到了三国时期，陈仓道已经成了大道，不具有奇袭的效果了。另外，陈仓故道由于曹操第一次撤离汉中时的破坏，也不易通行。

除了这四条之外，另一条更往西的通道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从宝鸡北上陇县，翻越陇山进入陇右地区，从陇右南下一个叫祁山的地区，从祁山进入汉江谷地，到达汉中。这条路在东汉光武帝时期已经出现，光武帝就是从这条路攻击陇右的军阀隗嚣的。

三国时期，这条路还很偏僻，一直不是首选通道，却可以达到奇袭的效果。

总结起来，从汉中进攻关中，诸葛亮可以选择的道路主要包括五条：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在子午道东面，原本还可以顺汉江直下，经过安康、南阳，绕过陕西直接进攻中原的许昌，在荆州没有丢失时，蜀汉曾经打通了这条路，连接了南襄盆地与汉中地区，但随着关羽战死，西城（安康）、房陵、上庸等地投降魏国，这条路已经不通了。

诸葛亮北伐之前，曾经有一次小小的转机。率领西城、房陵、上庸投降魏国的是蜀国大将孟达，由于在魏国不受重视，孟达又想率领人马重新投靠蜀国，他与诸葛亮开始通信，约定投降计划。

孟达的行为让魏国的司马懿感到紧张，他知道汉江中游的重要性，一方面安抚孟达，让他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快马加鞭、昼夜兼程，赶往汉江。孟达以为司马懿一个月内能赶到战场，司马懿却只用了八天时间，就将孟达围在了上庸。他迅速攻城，将孟达斩首。魏国对汉江中游加强控制，彻底封杀了诸葛亮从汉江进入中原的希望。

无法从汉江进入中原，却仍然有五条道路可以使用，但这五条道路都充满了艰辛。

诸葛亮到底选择从哪里进攻关中地区呢？

寻找古街亭

从陕西省的陇县出发，向西前往甘肃省的张家川县，就是古代从关中翻越陇山到陇右的大道，古人进入甘肃天水，必经过此山。途中要经过历史上一系列著名的关隘，大震关和安戎关两道巨关，横亘在陇山之上。

从地理上看，渭河从渭源出发后，经过天水向东直达宝鸡。但由于渭河两岸的高山峡谷地貌，古人无法顺着河岸前行，反而只能向北绕路，翻越陇山，才能沟通两地。

在陇山上，有一个叫作关山草原的地方，地势在这里突然变得较为平坦，形成了一片巨大的草场，号称空中草原。过了关山草原，人们就站在了陇右的高原之上，到达现在的张家川县。

从张家川继续向西，经过龙山镇，十几公里后，就到达了一个叫作陇城镇的地方。陇城镇在一个峡谷中，一条叫作清水河的河流贯穿而过，南北两侧都是连绵的山峰。这条谷地是从天水通往陇县的一条交通要道。

在陇城镇的东南部，有一个叫作女娲祠的建筑，过了女娲祠向山上走，就会看到半山腰的一片平地上，竖立着一个低矮的汉式古亭，上面写着“街亭”两个字。

实际上，街亭古战场在哪里，在历史上曾经争论不休。除了陇城镇的街亭之外，在甘肃省天水市的麦积区，也有一个叫街亭的地方。在陇城镇被发现之前，人们曾经认为那儿是街亭古战场。但从地势上看，陇城镇所在的清水河河谷更具有战略价值，加上有一定的文物支撑，更可能是街亭的所在。

在东汉初年战争时期，街亭附近曾经有另一座著名的城池叫略阳，光武帝征隗嚣期间，曾围绕着略阳展开了攻防。略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位于天水和陇山各个关口之间，只要切断了略阳，陇山关口的守军就失去了天水的后勤补给，变得不可守了。

到了三国时期，略阳城的名称已经被街亭取代。要想从天水进攻关中，街亭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连接点，如果天水一方得到了街亭，就可以从陇山冲下、直达关中平原：如果关中一方得到了街亭，就切断了天水的进攻路线。

不过，即便人们相信陇城镇是街亭所在，但马谡当年具体屯兵的地点却已经不可考，现在的亭子只是可能的地点之一。从亭子远望河谷，能看见对面连绵的山峰，大致上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影响了局势的战斗——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在这里失败。

在北伐之初，蜀军该从哪条路进攻长安，就有着不同的争论。争论中有两种意见最为主流。一种是魏延提出的经过子午谷和褒斜道直捣长安，他认为，魏国防守长安的主将是安西将军夏侯楙，这人以曹氏的女婿身份飞黄腾达，却没有什么本事。魏延希望能够率领五千精兵（另有粮草军五千）翻越秦岭直捣长安，诸葛亮的大军在后面配合。

为了减少在魏国地域内的时间，魏延选择最东面的子午谷。子午谷虽然地势险峻，却是到达长安的最直接通道。这一带的秦岭属于不毛之地，处于双方的控制之外，蜀军也不会被敌人发现。只有出了子午谷，到达秦岭的北侧，接近长安时，才算是进入了魏国的控制区。从这里到达长安已经不需一天，夏侯楙听到蜀军的消息后，必然逃窜，只剩下长安的太守、御史等官员守城。魏延这时可以一面围城，一面从周边搜刮粮草。而蜀军进攻的消息从长安传回许昌，再到魏帝下令派兵，赶到长安，必然要花费二十多天。在这二十多天里，诸葛亮有足够的时间率领主力部队从更加平坦的褒斜道前来，与魏延一起攻克长安城。

诸葛亮则认为，魏延的策略听起来振奋人心，却是赌博式的做法。只有做到环环相扣，才能成功，任何一环的脱节，都必然导致后面环节的失败。

比如，如果魏军恰好在子午口有一支军队，阻挡了魏延进入关中盆地，那么后面的事情都无从谈起；如果夏侯楙没有如魏延所料逃走，而是奋力抵抗，魏延的军队很可能在诸葛亮主力部队到达前，就全军覆没了。

从安全角度出发，应该选择更加出其不意的路线。这条线路就是走陇右的祁山道到达天水，再走天水以北的陇山道下到关中地区。

陇右主要包括了如今的甘肃陇南、天水、甘南甚至兰州一带的广大的地区。这片土地既有峡谷，也有可以耕种的高原土地，进可攻，退可守。由于地处偏远，魏国的防御并不充分，要调动军队前来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一旦占领了整个陇右，借助地形的优势，可以居高临下，如水泼一般将军队泼向关中平原。

当然从陇右出发，也有它的劣势，主要问题在于许多城市还在魏军掌握之中，蜀军必须一路上逐个攻克魏军占领的城市，出兵速度相对缓慢。即便占领了陇右，具有了进攻优势，但毕竟还不是占领关中本身，要想进入关中，仍然需要较长时间。

但诸葛亮权衡之后认为，相比起劣势来，进攻陇右仍然是一种较为稳妥的方法。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初，诸葛亮利用声东击西之法，开始了北伐。他首先派赵云等人在褒斜道屯兵，造成要从褒斜道出击的假象，再从汉中向西，经过现在的勉县、略阳、成县等地，出兵祁山（现甘肃省西和县境内）。

诸葛亮的出兵果然起到了奇袭的效果，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纷纷倒戈投降了诸葛亮，北伐看上去一片光明。

但蜀汉群臣可能都低估了魏军的实力。魏延认为长安的夏侯楙是个草包将军，一战可定，可实际上，魏国在西部的军事力量比想象中要强。当诸葛亮出兵的消息传来，魏国迅速做出了军事调动，魏明帝亲自坐镇长安，派遣张郃西进、抵御诸葛亮，又派曹真在褒斜道口驻扎，防止赵云的北进。

张郃领兵后，从陇城（现在的宝鸡陇县）翻越陇山，进击蜀军。诸葛亮占领天水之后，也马不停蹄地赶往天水以北，希望尽快占领陇山的关口，以便拥有进入关中平原的通道。

双方的前锋在街亭相遇。街亭突然成了双方争夺的关键枢纽：如果蜀军能够稳定地占领街亭，就可以借助地理优势，东进直插陇山，进入关中平原；如果魏军占领了此地，就封死了蜀军前进的道路，一旦蜀军陷入了持久战，必然会由于缺乏粮食，不战自败。

在街亭，马谡捷足先登，占据了有利地形；张郃后来赶到，处于地理和时机上的双重劣势。

但就在这时，局势却突然因为马谡的错误决策而恶化了。马谡希望占据高处，选择了在山腰较高的位置扎营，一旦张郃来攻，可以居高临下进行打击。现在的街亭纪念亭虽然不见得是当年的所在，却也设在半山腰，以符合当时的场景。

但马谡却忽略了一点：水源。在山谷中流淌着一条清水河。但在半山腰的街亭，由于山体高度不够，没有形成永久性泉水。张郃大军赶到后，封死了蜀军下山通道，蜀军很快陷入了缺水的境地，最终被击败。

街亭的丧失，让蜀军的失败成了必然。很快，粮草的困扰出现了，诸葛亮不得不撤退。不仅退出了街亭，还退出了天水、祁山，回到了攻击发起的原点——汉中。

投降蜀汉的三个郡也都被魏军夺回。蜀军的远征以徒劳无功而告结束。

在蜀军计划中，天水地区已经有了产粮条件，可以做长久支撑。但在执行起来却发现，天水仍然太偏僻了，即便可以自给自足，却无法供养大批的军队，只有回到了汉中，才能最终解决给养问题。

蜀军的失败不仅影响了士气，更提醒了魏国，在西方加强了守备。诸葛亮曾经派兵的两条线路——祁山道和褒斜道，都成了魏军加强防卫的重点，即便蜀军在未来发动再次攻击，也不会像第一次那样有奇兵的效果了。

秦岭：无法击破的屏障

在第一次伐祁山失败的当年冬天，诸葛亮再次出兵北伐。由于前一次的失败，诸葛亮已经带上了很浓的宿命论色彩，在给皇帝的信中，语气中透露出“北伐未必成功，但不北伐必然灭亡”的意思。

之所以在一年间两次北伐，在于这一年，魏国与吴国突然发生了冲突，当年曾经击败刘备的陆逊再次击败了魏军。诸葛亮希望趁这个时机，从西面进攻魏国，与吴国形成呼应。

但第二次行动比第一次失败得更快。由于第一次使用了祁山道与褒斜道，魏军都加强了防卫，诸葛亮这次选择了陈仓道进军。

陈仓道曾经是关中通往汉中的主道路，秦朝时期的关中四塞之一大散关，就在这条道路的北端，汉高祖伐关中就走的这条路。但这条路到了曹操时代就被破坏了，曹操退出关中时，对陈仓道进行了有计划的破坏，此后，陈仓道的地位被褒斜道取代。

诸葛亮选择陈仓道，也有出其不意的意图，然而北上后，却被魏国大将曹真阻拦，无法前进。随着粮食的告竭，诸葛亮只能退兵，这次短暂的北伐再次以失败告终。

随着诸葛亮对魏国的连续攻击，魏国也不甘只处于防守地位。两年后，魏军开始反击。

在大司马曹真的策划下，魏国进行了一次三面包围的进攻，从西、北、东三侧都动用大军向汉中进攻。

在西侧，以张郃为统帅，选择祁山道进军汉中。在北侧，曹真率领军队从子午道和褒斜道两条路直接进攻汉中。另外，由于从南阳到汉江的西城（现陕西安康）在魏国手中，曹真还设计了一条东道，命令司马懿从南阳出发，沿汉江谷地进入西城，再沿汉江而上到达汉中。

曹真的目的是三路大军齐发，共同包围和拿下汉中，再以汉中为基地进攻四川。但在出发之初，他的计划就出现了问题。

在北侧和东侧，曹真和司马懿率领的主力军遭遇了三十余天的大雨，山洪暴发摧毁了道路，还没有到达，就损兵折将。而诸葛亮在各条道路的出口都进行了重点防守。于是，群臣纷纷劝谏不要进军，魏明帝只好下令召回了大军。

在西侧，情况又有不同。由于西侧的祁山是诸葛亮重点利用区域，蜀军在这里不是纯粹的防御，而是带着进攻意图。诸葛亮派出魏延等人率领一支军队，绕过张郃军，进入魏军的后方一路骚扰，由洮河谷地一直进入湟水，直达青海省与甘肃省接壤的羌中地区。

魏延的进军再次将西部的地图扩大。之前，陇右战争的中心区域在甘肃天水，而蜀军此次却将触角伸出了甘肃之外，到达了青海东部，青海这个边缘省份进入了中原的视野。诸葛亮死后，蜀国大将姜维能够去西部发展，就与魏延在西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有关。

在蜀军的防御下，魏军的攻势被遏制住了。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进行了他一生中的倒数第二次北伐。这次北伐仍然以祁山和陇右为出击目标。前几次北伐最终都受困于粮草危机，蜀汉的粮草除了一部分来自汉中之外，更多的是来自成都所在的四川盆地。

在古代，粮草运输多借助水路，进入陇右的粮草多采取从嘉陵江进入汉中地区，再沿着嘉陵江支流西汉水接近祁山一带。再往上，运输就必须走陆路，也是在这一次，诸葛亮设计了传说中的“木牛”来运输粮食。木牛的形状和制造技术都已经失传，作为合理猜测，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在山路运输粮草的车辆。

携带木牛的军队到了祁山，但这次，他们碰到了强大的对手——司马懿。

由于曹真患病，魏军临时换将，由司马懿代替曹真进行指挥。司马懿上任伊始，就展现出了魄力。由于进军关中的路有五条，魏国还不确定诸葛亮走哪一条，大臣们大都赞成对五条路分兵把守。但司马懿却认为，分兵把守是分散了兵力，而要想获胜必须集中兵力，他没有采纳在散关、斜谷处处设防的提议，而是率领所有人马奔赴陇右。

在陇右，司马懿留下一部分兵力守住上邽（在天水旁边），稳住了天水，随即率主力南下，保卫祁山。

不想，就在司马懿主力南下后，诸葛亮却分兵北上攻取了上邽，这就截断了司马懿的后勤线，迫使他回军。

这次战斗让司马懿明白，要想击败诸葛亮并不容易，主动出击不是最好的选择。从此时开始，他采取了另一项策略：闭门不出，等待蜀军粮食耗尽，自动撤退。蜀军最大的问题不是兵力，而是后勤能力，看透了这一点，就决定了魏蜀战争的走向。

果然，在司马懿的坚守下，蜀军只好撤退。

蜀军的撤退，基本上已经证明，从四川和汉中单臂出击，几乎没有可能击败位于陕西的敌人。汉高祖从汉中的逆袭在历史上只能发生一次，却再也不会发生第二次。由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持续发展，四川的定位只能是偏安一隅。这个结论在现在如此明了，却是当年诸葛亮用血和泪尝试过，才得到的。

“隆中对”战略的最终失败

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进行了最后一次准备周密的北伐。在前几次北伐中，由于粮草问题无法解决，每一次的最后，诸葛亮都不得不饮恨退兵。

加上吴蜀之间缺乏配合，每一次都给魏国留下了单独行动，只针对一翼的机会。诸葛亮在来日无多的情况下，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做最后一次尝试。

这次北伐经过了三年的准备。为了对曹魏造成双重打击，诸葛亮联合东吴，从东西双方，对魏国形成钳形攻势。孙权率领的中路大军主攻巢淝通道，主攻点在合肥。陆逊、诸葛瑾率领的西路进攻南襄隘道的襄阳。孙韶、张承从扬州走邗沟进攻徐州。

蜀国则采取了新的进攻策略：屯田。在三国时期，曹魏很早就使用了屯田作为解决后勤的方法，而蜀汉却一直没有加以采用，直到最后一次北伐，诸葛亮才想到了屯田。

由于屯田的需要，蜀军抛弃了不适合屯田的祁山道，选择了更加直接的褒斜道。

关中的渭河流域土地肥沃，如果大军不在山区纠缠，而是快速跃进，进入关中平原，在渭河流域寻找到一个前进基地，以这个基地为核心进行屯田，就可以较少依靠翻越秦岭的后勤系统，直接从当地获得粮草。为了快速进入关中，褒斜道比起遥远的祁山道要便捷得多。

这个战略迅速取得了成功。诸葛亮大军通过了褒斜道，在道口以北的渭河岸边，一个叫五丈原的地方找到了扎营的基地。五丈原位于渭河南岸，现在的陕西省岐山县境内。这个土台东、西、北三面均为悬崖陡坡，北部宽约一公里，南北长二点五公里，是理想的扎营之地。

以五丈原为基地，还可以迅速将渭河上游与长安的联系切断。由于诸葛亮占据了五丈原，魏军就很难再西进援助陇右的守军，蜀军却可以分兵将陇右的魏军城池各个击破，再从陇山而下，将宝鸡一带的平原攻克。如果能够完成这一步任务，那么五丈原以西就成了蜀国的领土，这不啻又一个小汉中。由于居于渭河上游，随时可以顺流而下打击长安。宝鸡一带土地肥沃，可以耕种生产粮食，在未来，蜀军就不用每次花费巨大人力来解决粮食问题了。

当蜀军战略顺利推进时，魏国西部将领郭淮却领悟到了蜀军的威胁，劝说司马懿在五丈原以西二十几里，在渭河北岸的北原扎营。这样，诸葛亮从五丈原向西进军，必然遭遇到北原的抵抗，要想打通西路，必须首先消灭北原的守军。而要向东进军，又碰到了司马懿的抵抗。诸葛亮的战略就由于北原的存在而打了折扣。

但蜀军的计划仍然在推进之中。诸葛亮一方面绕过北原，先行争取打通陇山道和陈仓道，另一方面迅速展开屯田工作，力图将粮食问题本地化。

如果诸葛亮有足够的时间，将五丈原打造成前进基地，那么未来的局势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但这次决定成败的却是最自然的因素——人的寿命。

由于操劳过度，诸葛亮的身体垮了。司马懿最先料到了诸葛亮的身体状况，当诸葛亮派遣使者到魏营时，他询问诸葛亮的饮食起居和工作情况，得出结论：蜀国丞相的工作强度太大，不会支撑太久。

司马懿坚壁清野，绝不与蜀军硬战，而是等待蜀军内部的变化。即便诸葛亮给他送来女人的衣服，都无法逼迫他出战。

司马懿的坚守终于换来了收获。当年八月，诸葛亮由于积劳成疾，死在了五丈原。诸葛亮死后，蜀国撤军，一并协同作战的吴国也被魏国击败。南方反攻北方的高潮过去了。

诸葛亮的死亡让他精心设计的“隆中对”战略彻底失败。这个战略从开始提出，显得那么天才，与张竑的江东战略一道，为南方反攻北方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江东战略与“隆中对”战略互相影响，北方一家独大，南方却双雄并立，蜀、吴每一方都无法做到集中南方所有资源与北方一战。

具体到“隆中对”战略，在孙权占领荆州之后，已经变得遥不可及，只剩下残肢断臂与最艰险的道路。

诸葛亮拖着疲惫的身躯不肯认输，屡次北伐却徒劳无功。在最后一次北伐时，战略更新，更具有了实际操作性，却随着他的死亡被人遗弃。

如果更抽象一点儿，可以说，四川虽然是富庶之地，但由于它的偏僻位置和单一的道路，使得它无法担当起统一全国的重任。诸葛亮给四川加上了荆州和两湖盆地，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机动性。但两湖盆地与四川盆地之间的崇山峻岭，却注定了四川与两湖无法兼得。从这个意义上，也许东吴击败关羽获得荆州，并非是那么偶然，而是宿命使然。

第七章　西晋：北方反击战（公元234—公元280年）

三国时期最被低估的军事家是邓艾。邓艾的奇袭不仅灭亡了蜀国，也为后来人们进攻蜀地指出了一条道路，使得人们可以绕过狭窄的金牛道，从西部直捣成都。

在灭蜀战争之前二十年，邓艾就要求魏国必须为十万大军准备至少五年的粮草，才可以言战。邓艾选择的军粮基地在寿春一带。粮草的充足，为后来魏、晋灭蜀、吴奠定了物资基础。

魏国兵分五路，进军汉中。围困了蜀国在汉中最重要的两个城池：汉、乐二城，并迫降了通往蜀道的门户阳安关。但随着蜀军在汉寿（剑门）的加强防守，魏军无法突破进入四川盆地。如果没有邓艾，伐蜀将以失败告终。

邓艾发现，桥头与四川盆地只隔了一座摩天岭，只要寻找伐木的小路翻越摩天岭，就可以绕过汉寿，直插四川盆地，奇袭成都，逼迫蜀汉投降。他的发现是灭亡蜀汉的最关键因素。

从邓艾以后，四川不再是天险，随着大量西部道路的发现，北方政权可以更加方便地进军四川。

四川丧失了独立地位后，却成了南北对峙的胜负手。如果北方政权占领四川，就可以借助上游优势打击位于下游的江东；如果南方政权占据了四川，就足以与北方抗衡。

西晋灭吴是一次充分利用了地图宽度的大规模协同作战，为后来的南北对峙战争指明了方向。

总结曹操赤壁之战的教训，西晋认定如果把兵力集中在一点，双方展开对决，容易放大北方军队不习水战的劣势。必须采取多线路的协同作战，才能避免劣势，并放大自己的人数优势。

西晋伐吴的军事战略可以总结为五纵一横，即利用南下建业（南京）的五条南北道路，同时向南进军，对吴军形成压倒性攻势，再利用在四川境内囤积多年的水军舰船，顺长江直下，分别经过这五路大军的防区，直达建业。

六路大军中，达到奇袭效果的是第六路，沿长江的横向进攻。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领巴蜀的水军，浮江而下，先后经过纵向五路的战区，直捣建业，完成灭吴。

东晋以后，北方对南方战略的基本模式是：充分利用地图的宽度，将南方的四川、两湖、赣江谷地、江东四大单元逐个剥离，再兵分数路集中于江东。这个战法至今有效。

蜀汉兴元元年、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国的征西将军邓艾接受了一项牵制任务。这一年，魏国在司马昭的组织下，开始对远在四川的蜀汉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

在远征中，担任主力的是镇西将军钟会，他率领了十二万大军从长安出发，进攻汉中。钟会出兵时，蜀国已经在庸君和宦官的共同作用下变得无比衰落，却仍有一人让钟会感到担心，他就是蜀国大将姜维。

不过姜维并不在成都，为了躲避宦官之祸，他率领军队屯驻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叫作沓中。沓中的位置与一千年后蒙古人进攻云南的起点达拉沟很接近，也是位于四川、甘肃交界地带，在白龙江的上游。

这里距离成都和汉中都很遥远，很难对魏军构成威胁。但姜维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曾经率领人马七次与魏军征战，是司马昭最忌惮的蜀国将领。

为了防止姜维千里跃进驰援汉中，司马昭下令在陇右地区的征西将军邓艾出兵，主动进攻姜维，将他拖在陇右地区，不要阻挡钟会的大部队。

邓艾并不同意司马昭的计划，他认为，要想征服一个国家，必须等这个国家内部出现了叛乱，才能征服它。蜀国虽然弱小，却并没有出现内部的纠纷，征服这样的国家得不偿失。

不过，作为军人，他忠实地执行了司马昭的命令。

这一年九月，邓艾并分三路：一支从狄道（现甘肃省临洮）南下，进攻沓中的东部；再有一支军队从洮阳（现甘肃省临潭）出发，直接打击沓中的北部；而另一支军队绕道西面的高原地带，从沓中的西面进军。这三路大军形成包围之势，指望将姜维围困擒获。

邓艾正要进攻时，钟会出兵汉中的消息也传到了蜀国军队，姜维恍然大悟，连忙率军向东方撤退，前往汉中。邓艾在后面紧追不舍，不断地袭击并打败了姜维。

不幸的是，姜维虽然战败，却乘机逃走了。邓艾拖延姜维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姜维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摆脱了邓艾，魏国却为他准备了双保险。司马昭怕仅仅靠邓艾无法拖延住他，又暗地里派遣另一位大将、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三万人马，在武街（现甘肃省武都境内）和一个叫桥头的地方等待姜维。

在三国时期，沓中所在的甘肃南部是一片蛮荒之地。要想去往沓中，必须从金牛道上的汉寿（现四川省昭化）并入嘉陵江的支流白龙江，从白龙江绵延数百里，经过武街进入白龙江上游，这里就是沓中。

在白龙江谷地的南北两侧，分别是迭山和岷山两大山脉，逼仄的峡谷如同一条地缝，将进攻者和守卫者都局限在这一脉的地盘上。而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两个地点，一个是位于现在武都的武街，另一个是位于白龙江和其支流白水江上的一座桥，这里因为这座桥得名桥头。

白水江在白龙江以南，经过一座叫作阴平的城市（现甘肃省文县），在桥头汇入白龙江。白龙江则先经过武街，再到达桥头。

从阴平也有一条小道直达沓中，叫作阴平道。从沓中去往桥头既可以走白龙江道，也可以走阴平道，两道在桥头汇合成一条。

姜维没有走白龙江道，而是选择从阴平道撤离沓中，到达阴平后，再顺着白水江前往桥头。当他还没有到桥头时，突然听说，诸葛绪的军队已经在桥头布防等着他了。后方的邓艾也正在赶来，与诸葛绪前后夹击，要将他歼灭在白水江上。

情急之中，姜维决定冒险翻山。在白水江和白龙江之间，隔着一座巨大的山脉——岷山，在岷山之间有几条山谷小道，很难行军。姜维强行穿过岷山，从一个叫作孔幽谷的地方北上进入白龙江流域的武街，再顺白龙江而下，从背后打击诸葛绪的军队，试图打通桥头要道。

这时，诸葛绪犯了一个错误。当他听说姜维的军队消失在白水江畔，进入白龙江时，害怕武街的防卫空虚，连忙撤离了桥头，向上游的武街赶去。这样，桥头这个最重要的防御地点就被放弃了。

姜维打听到诸葛绪已经离开桥头，他并没有去武街，而是挥军返回，通过了无人把守的桥头，率军东下。

魏军用了两员大将、六万人马，也没有拖住姜维，让他成功逃出，去解救汉中。

到这时，这场斗智斗勇的大戏看上去以姜维的胜利而告结束。如果姜维能够守住汉中，必然成为三国时期最重要的军事家被人铭记。

但就在这时，在后面追击的邓艾却采取了关键性的一步险棋，直捣成都，让姜维的努力功亏一篑。邓艾，这个最被低估的军事战略家，也以这一次冒险而被记入了史册。

魏国政治斗争中的伐蜀议题

在司马昭对蜀国发起总攻之前二十年，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三月，魏国大将军曹爽就开展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征蜀运动。

曹爽是大将曹真之子，魏明帝去世时，将年幼的儿子齐王芳留给了曹爽和司马懿，令二人辅佐新皇帝，稳固魏国江山。曹爽随即与司马懿发生争权，将司马懿排挤出权力核心，大权独揽。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和地位，曹爽制订了伐蜀的计划，如果能够征服蜀国，那么大将军的权势将变得稳固，没有人再质疑他是无功受禄。

当年，曹爽在长安征发了十万军队，又从周围调拨了大量物资，出发了。在选择进军汉中的道路时，他选择了一条平常很少有人走的路——傥骆道。

汉中与长安之间的秦岭，主要道路有三条：子午道、傥骆道和褒斜道，在秦岭之西，还有陈仓道和祁山道。诸葛亮的北伐多使用祁山道、陈仓道和褒斜道。而子午道和傥骆道因为更加险峻，被排除在外。

以傥骆道为例，傥骆道的北口叫骆谷，南口叫傥谷，谷道长四百二十里，其中险峻的山路八十里，有八十四盘，中间有三大险要的关口，分别是沈岭、衙岭和分水岭。在南口则有著名的兴势山，是个易守难攻的地点。

当时，蜀国在汉中的守军只有三万，如果能出其不意，汉中的确有可能在曹爽大军的碾压下分崩离析。

但由于过于兴师动众，无法保密，魏军的行动很快被蜀国知悉。在蜀国大将王平的布防下，蜀军在南口设立了防守，将曹爽阻截。

粮食和军备问题随之突显出来，十万大军的军粮也要通过狭窄的谷道运输，大批的牲畜死亡。到最后，曹爽不得不退兵。在退兵时还遭到了蜀军的截击，差点儿回不去。

这次魏国的出兵可谓损兵折将，也凸显了伐蜀的难度。

曹爽的失败加速了他的灭亡，在与司马懿的争斗中，曹爽被俘获斩首。

曹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秩序都被内部争斗所打乱，国与国之间的互相攻伐虽然不少，但主流的矛盾已经转换成内部群臣之间的斗争。

以魏国为例，司马懿剿灭曹爽后，司马氏就取得了魏国的主导权，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相继废掉了魏国的两任皇帝。司马氏的秉政引起了魏国许多大将的不满，而反抗最剧烈的地区，则是与吴国接壤的寿春一带。这里属于前线地区，统兵将领的权力更大，也更加忠实于曹魏政权。司马氏必须将这些将领的权力收回，将他们换成自己的心腹，才能控制住整个魏国政权。

在寿春，先后有三大诸侯王凌、毌丘俭、诸葛诞造反，最终被一一镇压。

与此同时，吴国孙权死后，诸葛恪、孙先后担任权臣，屡次出兵魏国却鲜有收获，反而引起了朝野的内乱，削弱了吴国。

而在蜀国，造成国力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蜀国后主刘禅声色犬马，依靠宦官黄皓等人，内政混乱；二是以姜维为首的将领继承了诸葛亮的遗志，屡次北伐却徒劳无功，消耗了蜀国的国力。由于宦官势力的增大，为了避免被宦官迫害，姜维被迫离开成都，前往遥远的沓中地区，离开了权力中心。

蜀国在汉中的军队也衰弱到无力进行全面防守的地步。在之前，在汉中的防守以守卫边境各个险要地带为主，也就是说，对于秦岭的各个孔道，都在险要地方设防，以期第一时间发现和阻拦敌人，不让他们进入汉中平原。

但随着军队的衰弱，蜀国已经无法做到这种撒网式的防守策略，不得不把兵力收缩，放弃各个险要关口的守卫，而将兵力集中在诸葛亮建立的两座城市——汉（现陕西省勉县境内）、乐（现陕西省城固县境内）二城。

当魏国进攻时，可以通过各条道路直达汉中平原。蜀国守军龟缩在汉、乐二城内，等待魏军找不到足够的粮食，自动撤兵。如果魏军越过汉中平原继续向蜀地前进，那么汉、乐二城里的守军就袭击魏军的粮道。

这种定点式的防卫，实际上是实力减弱的一种无奈之举。事后证明，魏国恰好利用了这一点，快速地占领了汉中。

邓艾：被低估的军事天才

在三国历史上，邓艾是一位最被低估的将领。他是孤儿，年少时给人放牧为生，还有口吃的毛病。如果不是出于乱世，被司马懿发现，在东汉时期近乎板结的社会结构中，必然只能当一个下等人。

历史上的名将，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只管行军打仗，在战术上百战不殆的将才；另一类是运筹帷幄，从全局上筹划战争的帅才。前者只管打仗，后者除了对于兵法的精通之外，还需要对政治、经济、地理有一个全盘的了解。

在三国时期，符合帅才的人寥寥无几，邓艾就是其中之一。军阀混战时，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士兵，而是经济和财政。只要有粮食，就能招足够的兵来替自己卖命。很多小股部队不是被击溃，而是被饿散了。

在所有军阀中，最重视粮草问题的是曹魏。曹操之所以能够统一北方，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的屯田工作做得最早，解决了后勤问题，当其他的军队只能靠掠夺来筹集辎重时，他已经有了固定的税收来养活武装。

曹魏的众多谋士中，对于经济与军事的联动理解最透彻的人里就有邓艾。

魏齐王正始四年（公元243年），距离蜀汉灭亡还有整整二十年，距离东吴灭亡还有三十七年，邓艾就看到了统一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粮食。

他为司马懿筹划时，写了一篇《济河论》，认为如果要统一全国，必须在财政上做好准备，具有了压倒性的财政优势，才能动用军队，并将对方的军事实力消耗光。当初曹魏之所以能够占领半壁天下，就是因为屯田积累了足够的粮食。

根据邓艾的计算，如果要征服南方，至少需要准备好十万大军，用五年的时间。如果准备不充分，就会耗费巨大的财力却空手而归，不如不战。要供应十万大军吃五年，意味着必须有三千万石的粮食储备。

但问题是：怎么才能储存三千万石粮食呢？

邓艾环顾曹魏的土地，发现最大最肥沃的没有被利用的土地，出现在寿春地区 。寿春地处魏国和吴国之间的中间地带，虽然被魏国占领，却常常受到吴国的军事骚扰，这里曾经是肥沃的土地，却由于河湖纵横，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变成了一片灾荒之地。

在邓艾看来，寿春仿佛是一个天赐的粮食基地。他认为，如果合理地开凿运河进行灌溉，土地产量可以提升三倍。只要五万士兵参与耕田，加上水源充足，就可以每年上缴五百万石的稻谷作为军粮，经过六七年后，就可以凑够三千万石之数，为战争做好准备。

邓艾的提议被采纳，曹魏在寿春大修水利，兴兵屯田，南方的气象也为之一变，在这里官田和民田交错其间，一片繁忙景象。东吴发现邓艾计策的威力后，曾经长期以破坏寿春的农田为目的发动骚扰战，却仍然无法击碎魏国的财政能力。

邓艾的计策为司马氏的统一奠定了物资基础。财政成为西晋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除了对战争资源有着深刻的认识之外，邓艾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也恰到好处。吴国的孙权死后，诸葛恪掌握了吴国的权力，他为了巩固权力，树立权威，立刻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北伐，令魏国朝野震动。当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失败退军后，魏国群臣都担心他还会回来，只有邓艾对司马师说：诸葛恪不会回来了，他的灭亡马上就要到来。

邓艾的理由是：孙权刚死，大臣都还没有归心新主，特别是吴国有很多江东本土的大户人家，都有私人军队，依仗着武力与中央对抗。诸葛恪新掌权后，不是先对内巩固根基，而是想靠对外侵略立威，驱赶着大批的士兵，随意地驱使人民。但兴师动众不仅没有攻克合肥，反而死了上万人，这样的人必然会被立刻推翻。诸葛恪回去后，果然如邓艾所言，被政变所杀，夷灭三族。

另外，除了帅才之外，在指挥打仗上，邓艾也同样擅长，他与姜维在西部周旋十数年，没有让姜维占到便宜，直到最后完成了伐蜀奇功。

当人们谈论三国时期，总是提到关羽、张辽等人，却忽略了为人低调的邓艾，的确是一种历史的不公平。

击穿金牛道

蜀汉兴元元年、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就在邓艾进攻沓中，诸葛绪试图在路上阻截姜维的同时，魏国的主力军队在镇西将军钟会的领导下，兵分五路向汉中进军。

这次的进军几乎利用了所有的通往汉中的通道，数路兵马分别从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进军。同时，还动用了从南阳经过安康的汉江通道直上汉中。

与邓艾不赞成攻打蜀国不同，钟会却是进攻蜀国的最主要支持者。

钟会出身于官宦世家，是司马氏的宠臣。在司马氏平定毌丘俭和诸葛诞的叛乱中，钟会表现抢眼，声名鹊起。随后，他更加积极地支持司马氏向南进军，剿灭蜀国。实际上，在魏国的内部争论中，除了司马昭和钟会之外，大部分人并不支持伐蜀，这使得司马昭对钟会更加信任，委派他担任主攻将领。相比较而言，邓艾只是一方的偏将，负责协同作战而已。

如果诸葛亮仍然在，钟会的兵分五路出击必然被迅速粉碎。在诸葛亮时期，蜀国的防守策略是把守各个要道，将敌人阻挡在关口之外进行痛击。但诸葛亮死后，随着蜀国的疲惫，汉中的防守策略有了很大改变，守军龟缩在汉、乐二城，而将各个通道拱手让给了魏军。这就让钟会捡了个大便宜。魏军兵不血刃就进入了汉中盆地，随后，对汉、乐二城展开了猛攻。

除了汉、乐二城之外，蜀国的另一个防御地点在金牛道（从汉中通往四川的通道）口的阳安关。虽然魏国五路大军看上去很威武，但不管走哪条路，都只能到达汉中，如果要从汉中继续进入四川，必须走金牛道，经过阳安关，这里是个绕不过去的地方。

蜀国的防御策略是：死守汉、乐二城和阳安关。只要守住了阳安关，魏军就无法顺着金牛道南下蜀道进入四川。当魏军在阳安关口感到疲惫时，蜀军就利用后方的汉、乐二城，对魏军进行打击。

这个策略从表面上看显得颇具智慧，但唯一缺陷是：它要求非常严格的执行力。首先，阳安关必须严防死守，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能投降，一旦投降，蜀道洞开，敌人不需要攻克汉、乐二城就可以南下进军四川；而汉、乐二城也不能投降，一旦汉、乐二城失手，即便阳安关仍在，但整个汉中地区却再也无法收复，持久下去，阳安关也必定丢失。

三城必须相互配合，有一方松动，都会让另外两方的压力突然间爆炸，将整个汉中平原乃至蜀国丢失。

但是，到了蜀国后期，已经不可能再有如此强的执行力了。这是钟会捡的第二个便宜：当他率军到达阳安关下，阳安关将领蒋舒竟然率军投降了魏军，这个最重要的关口竟然在两天之内就被攻克。

阳安关的失守，让汉、乐二城成为孤军，被攻克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即便蜀军能够借助更南方的几个关口防住金牛道，也不可能收复汉中了。

阳安关失守后，下一个战略点是金牛道上的剑门关（剑阁）。剑门关在现在的四川广元，在三国时期叫作汉寿，这里位于嘉陵江和白龙江的交汇处附近，不管从陇右还是汉中，都必须经过剑门关才能进入四川盆地。但它也已经是进入四川盆地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失手，就门户洞开了。

阳安关失守时，从四川盆地来的蜀国援军已经北上，听说来晚了，只好退守剑门关。与此同时，姜维的部队也从桥头退回到剑门关，将这里变成了守卫四川盆地的最后防线。魏军则一面围困汉、乐二城，一面南下在剑门关与蜀军对峙。

随着姜维对剑门防守的加强，魏军捡便宜的时机过去了。钟会大军的粮食问题凸显了出来。对于魏军来说，最可能的结局，是守住阳安关，逐渐消化汉、乐二城，保住汉中的果实。至于前进四川、攻克成都，已经不再可能。

到这时，魏国的灭蜀战略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果，基本上是整体失败了。

但历史往往是被一些偶然的人和偶然的事件所推动的。

邓艾在前面的战争中都只是牵制性的边缘角色，谁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间打破了双方的战略平衡。

当姜维逃脱了邓艾的追击时，邓艾的战略使命本来已经以失败告结束。但他在姜维身后紧追不舍时，却打听到，在四川盆地北部的群山之中，还有其他道路可以不经过剑门这个“必经之路”，直插成都。

人们常走的正路是从阴平城经过桥头，从桥头往东去剑阁。但实际上，桥头到四川盆地只隔着一座巨大的摩天岭，如果能够找到一条伐木的道路，翻越摩天岭，就可以不经过剑门，直接进入四川盆地。

邓艾率领大军从这里向南，没有路的地方就凿山通道，没有桥的地方就架桥，途径了七百余里的无人区。这里山高谷深，艰险异常，又由于缺乏粮食，部队屡屡进入险境。到了没路的地方，邓艾率先裹着毛毯从高处滚下，将士们在山崖上攀着树木，鱼贯前行。

翻过了摩天岭，就是四川盆地内的城市江油，由于魏军出现太突然，蜀国的守将马邈立刻投降，邓艾获得了在四川盆地内的第一个立足点。

魏军的出现震惊了四川盆地，接下来阻挡邓艾去路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连忙在绵竹摆开阵形等待邓艾大军。在这里，邓艾经历了进军四川最严峻的一战，如果失败，他的人马连退守的地方都没有，会直接被围困歼灭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

邓艾依靠着置之死地的勇气督战，甚至差点儿杀掉了他的亲儿子邓忠，才死战得胜。诸葛瞻战死。

诸葛瞻阵亡的消息传回了成都，也成了压垮蜀汉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蜀后主刘禅不顾众人的劝阻，出城投降。蜀国正式灭亡。姜维在北方听说后，仰天长叹，投降了钟会。

蜀国的灭亡，表明四川的战略地位进一步下降。战国时代，中国其他地区进入四川只有金牛道（去成都）和米仓道（去重庆）两条路，而且必须经过汉中，造就了四川的战略优势。但到了东汉时期，除了经过汉中的道路外，长江通道已经逐渐进入了主流视野，于是从湖北也可以进攻四川了。

三国时期，随着对陇右地区的进一步探索，人们发现，原来汉中也不是陕西进入四川的必经之地，在更西部，还有很多道路可以进入四川。邓艾的奇袭，是发现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但绝不是终点。

随着这些道路的发现，进攻四川，其核心变成了如何选择一条通道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而随着通道数量的增加，守卫四川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汉高祖当年靠汉中和四川一统天下，但从三国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通过控制四川来争夺天下了。

不过，四川对于北方政权却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同当年秦统一，只要北方政权获得了四川，就拥有了打击两湖盆地乃至江东的上游优势。

当中国出现南北对峙时，如果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方政权拥有四川，就足以与北方抗衡；可如果丢失了四川，就连两湖与江东都很难守住。

接下来的东吴灭亡，恰好证明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进军东吴：最完美的战略进攻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伐吴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协同作战。它利用了中国疆域的宽度，在绵延三千里的范围内同时展开作战，最终达到战略目标。在利用马匹和自然能源（水力、风力）作为动力的冷兵器时代，能够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做到有条不紊的协同，可谓是一个奇迹。蒙古人进攻南宋的协同作战可以从晋朝攻吴找到源头。

这次协同作战也可以看作三国时期军事探索的总结性战役。从吴、蜀开始探索南方战略以来，他们借助南方的地形条件尝试了许多作战方案，基本上把南方的地理优势和劣势都摸清了。西晋恰好利用了前人的探索成果，将南方地理进行通盘考虑，充分利用南方的宽度，发动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作战方案，并取得了成功。它的成功也给后人指明了道路，未来南北对峙的战争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西晋灭吴的经验。

在灭亡了蜀国之后的第二年，魏国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一年掌握了魏国大权的晋王司马昭去世，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儿子司马炎。司马炎仅上台几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将当年曹丕编写的禅让剧本再次上演了一遍，将曹魏皇帝废黜，建立了晋朝政权。

在晋朝建立的同时，位于东南方的吴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廷，相比于同时拥有中原、陕西、四川的晋朝，吴国的江南地区过于狭小，无力抵抗。但北方的少数民族叛乱（以鲜卑人秃发树机能为首）阻碍了中国统一的进程，直到十几年后，晋朝灭亡了秃发树机能，才又腾出手来准备对吴战争。

在战争开始之前，以羊祜、杜预、王濬等人为首的晋朝将领已经开始制订战略计划，并大力推进伐吴事业。在中央，也有司空张华等人积极策划。

几十年前，魏武帝曹操进攻东吴以惨败告终，当时的人们总结认为，北方军队不习水战，所以才会失败。几十年后，东吴水军依旧，晋朝又如何避免魏武帝式的失败呢？

晋朝总结的经验是：曹操当年的进攻以一条路线为主，双方都将兵力布置在一个点上进行角力，这样容易将北方的水战劣势放大。如果要进攻南方，必须采取多线路协同作战，这样才能利用自己兵力众多的优势，避免一个点上的失利变成全盘的失败。

东吴与北方之间，漫长的国境线上，有若干条孔道形成了进军路线。在最西侧，晋国与吴国在长江以南的分界线大致与今天的省界重合，晋国占领了四川、重庆，而吴国占领了湖北和湖南。在两国边境上是险峻的川东群山，如武陵山等，这些山脉阻碍了晋军的攻势，使得晋国很难直接进攻长江以南的湖南地区。

晋国能够利用的第一条进军路线是从四川、重庆沿长江顺流而下，经过巫山、宜昌直达吴国控制的荆州地区。更远方，晋军甚至可以从长江乘船直达吴国的首都建业（南京）。

下一条路是从西晋的南阳、襄阳，到吴国的荆州的道路，这条路是当年关羽北伐的反向，也是曹操当年入侵之路。

在晋吴对峙时代，另一条不大重要的小路也开发了出来，那就是从现在的河南信阳地区，直接翻山进攻如今的武汉地区。现在的京广铁路就经过这条路，但在古代并不是最主要的大道。

在长江中下游的江淮地区有一条主要通道，这条道又形成两条分道：一条从寿春、合肥一带进入巢湖，再顺着巢湖进入长江；另一条是从淮河经过广陵（现江苏省扬州）入江。此外，由于晋军已经占领了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晋军还开辟了第三条路，由距离吴国首都建业最近的涂中（现安徽省滁县）向长江进攻。

人们常常认为，在吴国和晋国之间，起到两者分界线作用的是长江天险，但实际上，东吴之所以能防御魏、晋几十年，依靠的却是长江以北的土地。历代的战略家谈到长江、淮河的形势时，都认为，要想保住长江，不能仅仅从长江入手，而应该进驻淮河，不让敌人抵达长江。一旦敌人占了长江北岸，就可以随时发动渡江，即便一次不成功，也可以发动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某一次成功。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总结了这些看法，认为有淮河才有长江，如果没有淮河，那么长江以北的诸多港湾和芦苇荡中，都是敌人可以渡江的所在。杨万里则认为：“固国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也。”

不幸的是，在吴国与北方的对峙中，吴国虽然占领了一部分北方地区，却始终没有将淮河以南完全收入囊中。魏国和晋国始终牢牢地占据了淮河以南的一系列战略要地，如涂中、合肥、六安、广陵等地，作为进攻吴国的基地。正是在这种基调下，吴国虽然能够坚持几十年，却始终处于下风。

在晋国制订的伐吴战略中，就充分利用了这些战略要地作为前进基地，迅速推进到长江北岸，让吴国君臣闻风丧胆。

晋国的军事战略可以总结为五纵一横，即利用南下建业（南京）的五条南北道路，同时向南进军，对吴军形成压倒性攻势，再利用在四川境内囤积多年的水军舰船，顺长江直下，分别经过这五路大军的防区，直达建业。

伐吴的六路大军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彼此的协调。由于地理广阔，在古代几乎很难做到协同作战。然而，由于晋军上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做了长期准备，形成了成熟的决策和信息传递链条，使得协同不仅没有成为问题，反而成了优势所在。

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晋军的征服行动开始，五纵一横大军集结完毕，齐头并进向晋吴边境挺进。在中央层面上，起到统一指挥和协调的是大都督、太尉贾充，冠军将军杨济是贾充的副手。

纵向五路大军分别为：镇军将军、琅琊王司马伷从晋军占领的前线城市涂中出发，直接向建业（南京）以北进军，威胁南京的正北方长江；安东将军王浑从江西（现在的安徽长江西岸）出发，向巢湖进发，并试图攻克马鞍山附近的采石矶，这条线是历史上进出江东最成熟的线路之一，也是战斗最激烈的线路；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这两路大军主要目的是占领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城市，便于进一步机动；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也就是从襄阳到荆州的线路，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关口，为晋军的舰队打通通路。

除了纵向五路之外，更重要的是沿长江直下的那路横向大军：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领巴蜀的水军，浮江而下，先后经过杜预、胡奋、王戎、王浑、司马伷的战区，与陆军配合。

六路大军一共动用了二十万人。

为了统一指挥权，不至于出现混乱，当王濬到达杜预的战区后，就受杜预的指挥，经过王浑的战区时，就受王浑的指挥。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初，双方的大军开始接触。陆路的五军中，司马伷、王戎、胡奋的部队任务相对简单，而战斗最激烈的，是王浑和杜预指挥的部队，他们面对的是沟通南北的最主要道路，受到的抵抗也最多。杜预为了征服荆州地区，甚至不得不调动了进攻夏口的胡奋部队。而王浑则直接遭遇了吴国丞相张悌的精锐部队三万人。

在张悌率军北渡之前，吴国将军沈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敏锐地觉察到晋军最可怕的部队不是五路陆军，而是从上游顺水而下的王濬水军。他认为，为了防御水军，吴军不应该过江，而是应该在南岸等待水军到来，再拼死一战。一旦击败了晋国的水军，其他的军队都会退却。

但张悌却仿佛知道东吴躲不过此次灾难，带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担心如果军队不过江，王濬水军没到，吴军已经丧胆溃散了。他宁肯北渡一战，用吴国的国运赌一赌。

张悌毅然率军北上，不出意料，在陆战中吴军溃败，丢失了最后的精锐，张悌本人也死于阵中。

张悌的死亡和吴国精锐部队的丧失，注定了吴国灭亡的命运。然而，王浑战胜了吴国的主力军后，却并没有立刻渡江，他害怕独自承担责任，担心万一渡江攻打建业失败，必然受到耻笑和惩罚。虽然部下都劝他赶快过江抢头功，但他却坚持，收到的命令只是打到江边，然后等待王濬的部队，再水陆联合一起进攻建业。与王濬一同作战，即便失败，责任也是共同承担。

王浑在江边等候时，王濬的水军已经杀了过来，他从成都一路南下，进入长江，到达江州（重庆）。再顺长江进军涪陵，在这里兵分两路，一路从彭水向东进入武陵（现湖南省常德境内），再顺水到巴陵（现湖南省岳阳）与主力会合。而主力部队七万人则继续顺长江直下。到达建平（现四川省巫山）时，由于吴军抵抗，王濬直接绕过建平，拔掉了建平附近吴军设在江中的铁索铁矛，进攻丹阳（现湖北省秭归）、西陵、荆门、夷道（现湖北省宜昌），直达江陵。

在江陵，本来王濬应该接受杜预的指挥，但杜预显然了解充分授权的重要性，写信给王濬，叫他发挥能动性，尽快赶往下游，不用等自己的命令。王濬立刻乘水而下，帮助王戎和胡奋攻打夏口与武昌。攻克两城后，王濬一刻不停，急忙向建业进发。

到达距离建业五十里的三山附近时，在长江边等候王濬的王浑发出命令，让他停船接受调遣，一同攻打建业。王濬此时已经停不下船，决定抢攻吴都，回绝说：“风利，不得泊也。”当天舰队就到了建业。

此刻，已经无计可施的吴国君主孙皓早已写好降表，分别送给了王濬和江北的王浑、司马伷，由于王濬的舰队当天就到达了建业，孙皓出城向王濬投降。

到这时，这场三国时期最大的协同作战宣告结束。虽然经历了二王争功的不愉快，但整体配合上的成功，以及时序上的精准，为未来的协同作战留下了一个不朽的榜样。

这场战争显示：南方虽然已经很富裕，但由于人口的缺乏、战略纵深的不足，仍然不足以与北方抗衡。不管是诸葛亮的“隆中对”战略还是张竑的江东战略，都很难在四川、两湖、赣江谷地、江东四大单元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协同，因为它们太分散了。

如果北方要攻打南方，最佳的战略方案是充分利用地图的宽度，将南方的几个地理单元逐个剥离，再兵分数路集中于江东。

在未来的一千多年内，这个战术如同魔咒一般笼罩着南方，不管是南北朝人还是蒙古人，都是在这个基本战术的基础上进行变形，获得更加机动的效果，完成了对南方的并吞。

那么，南方又依靠什么战略来进行自保呢？东晋的淝水之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

第八章　东晋时期的南北争霸（公元280—公元581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枢纽在寿春。寿春沟通南北的巢淝通道也成了当年的兵家必争之地。

司马炎希望靠分封诸侯王来防止吴、蜀故地的离心倾向，却由于赋予了诸侯王过大的权力，反而造成了西晋的分崩离析。

刘渊和石勒的出现，为中国军事史增添了另一种模式：如何利用山西的高原山地来统一中国的北方。

山西作为中原屋脊，有着发达的交通系统。两晋南北朝时期，山西进入陕西的通道有四条，进入洛阳地区的通道有三条，进入河北地区的通道主要有两条，还有无数小道。这些道路使得山西成了控制北方的锁钥之一。

要从山西统一中国，必须趁中原大乱之时。这是因为山西地理优势很明显，却缺乏粮食资源，当中原统一时，山西是无法抗衡的。

刘渊和石勒的策略都是首先占据山西和河北，拥有了地形优势与粮仓，再进攻洛阳，最后获取关中。这种策略成了中国北方最新版的统一路线图。

随着前秦的崛起和统一北方，加之前秦利用闪电战获得了四川，它已经控制了世界的三分之二。利用“晋灭吴”的模式，本来有机会并吞东晋，统一全国。

东晋比当年东吴命运稍好，在于它多控制了淮河流域几座城市，把战略线设在了淮河之上，而不是长江之上。

前秦完全采取了“晋灭吴”的模式，却在淝水之战失败了。它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数路大军没有有效协同，变成了各自为战；二、东晋在淮河的防守远比东吴守长江要有优势得多。

秦汉时期关中防卫中原的要塞在函谷关，魏晋之后，关中放弃了函谷关，改为在潼关做防守。之所以换到潼关，是因为潼关的山河之险更加利于防守，从此之后直到近代，潼关都是关中地区的最重要门户。

历代都是北方并吞南方，很少有南方统一北方，这一现象源于南北两方的战略纵深不同。南方由于缺乏战略纵深，一旦丢失了南京（宋代是杭州），政权就结束了。在北方由于战略点更丰富，南方政权很难通过占领单一城市而控制整个北方的局势。东晋南朝有过许多次北伐，都因为无法守住成果而失败。

2015年初夏，对寿县的拜访在大雨中进行。

前往寿县，需要从南京坐火车到淮南，再从淮南换两次汽车，到达这个淮河流域的小城。2015年淮河流域发大水，在火车上就可以看到，铁道的两旁已经变成了水的世界。大片的水面上，只有偶尔露出的高岗，许多房屋也只有房顶露出水外。

从古至今，寿县一带就是洪水的天下，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在淮河与黄河的共同作用下，和华北平原上大部分地区一样逐渐变成了沼泽地。如今，华北平原已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淮河地区却更加保留着水的特征，大面积的水域，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构成了寿县附近的主要地貌。

在从淮南去往寿县的途中，由于道路积水，甚至汽车都不能通行。寿县县城仍然保存着古代的城墙，城墙外就是那条著名的淝河。由于发水，水面已经超过了河堤，大量的水正涌出河道，倒灌进东面的城门，但路过的人们仿佛司空见惯，不带有任何的惊慌。

寿县，在三国两晋时期名叫寿春，是江淮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其重要性远超过现在的安徽省会合肥。这里经历过无数次的争夺，曹魏、东吴、两晋、后赵、前秦、北魏等国家为了抢占这个位于淮河和巢湖地区的枢纽，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拼死厮杀。

当年，曹魏正是占领了这个枢纽，并重修了著名的勺陂水利工程，将附近的沼泽改造成良田，才依靠屯田获得了对东吴的优势，在淮河流域站稳了脚跟。灭吴之战的王浑主力军也是从寿春出发前往长江。

在寿县以北，就是著名的八公山。八公山属于大别山的余脉，只能算不起眼的丘陵，最高峰也不过只有两百多米。但由于寿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小小的八公山也成了这个枢纽地区的制高点，具有了军事价值。

八公山前流淌的淝河，就是当年淝水之战的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地理的原因，在南北争霸中往往是北方处于进攻的地位，而南方是防守的角色。北方为了进攻南方，创造了层出不穷的战术，魏晋两朝已经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利用“各个击破”和“协同作战”的方法，逐渐蚕食南方。

然而不幸的是，晋朝灭掉吴国不久，就丢掉了北方，仓皇南渡，陷入了当年吴国的境地。北方的强敌大可以学习当年西晋灭吴的战略将东晋掐死。

那么东晋王朝又是如何做到战胜北方强敌，顽强地将南方的国运延续了两百年呢？

这一切，都要从西晋王朝的失败谈起……

想巩固政权，却导致皇族内乱

司马炎建立的晋朝并没有形成稳固的根基。

晋朝是在三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三国之前，中国是统一的汉朝，但经过几十年的分裂，各国的社会已经有了不同之处。比如，魏国继承了汉代的集权制；而东吴则依靠江东的世家大族，权力更加分散；蜀汉由于地理的封闭，与其他地区相比有很强的离心倾向。

与秦朝遇到的问题一样，当中央政府将各地都统一在一个王权下之后，如何将统一的官僚制度也延伸到吴国和蜀国，形成有效的统治？

晋武帝司马炎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统一后，他随即开始了个人享乐，将问题堆积了下来。到他死前，他想到了利用同姓王侯进行统治的方法，这是借鉴了汉代的经验，却由于给同姓王侯赋予了过大的权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离心倾向。

晋朝时期，皇帝最担心的区域是四川和江东，而枢纽的位置则是荆州、淮南（也就是寿春和广陵所在地区）以及陕西（防范四川），晋武帝就设置了四个拱卫中原的大诸侯王，分别是占据关中的秦王、统领荆州地区的楚王、掌管江淮的淮王，以及占据原来曹魏故都许昌的汝南王。这四个王，再加上遍布全国的其他十几个王，共同构成了晋朝防御政变的军事体系。每一个王都拥有私人军队，其中管辖两万户以上的大国，可以有上中下三军，一共五千人；万户左右的次国，可以有上下两军，共三千人；五千户的小国也有一军共一千五百人。

为了防止王侯分裂，晋武帝最初不让各个王前往封国，而是住在首都。但在武帝晚年时，由于太子是个傻子，随着外戚势力控制了中央政府，武帝担心他死后外戚乱政，就让各个王回到封国，以便互相呼应防止外戚，这也是汉朝的经验。

但晋武帝没有想到，他建立的这套制度离心力如此之强，在他死后立刻引起了一系列的冲突。外戚、本家各王如同走马灯一样在朝廷出入，你方被杀我登场，西晋政权也随即分崩离析。

最初干政的是晋武帝的皇后杨氏和她的父亲杨骏，接着惠帝皇后贾氏借助楚王司马玮的力量灭掉了杨氏。

随后掌握中央权力的是汝南王司马亮，以及太保卫瓘，贾后又将这两人视为眼中钉，借助楚王司马玮的力量除掉了他们。之后，贾后反咬楚王擅权，杀掉了楚王司马玮。

贾后为了巩固地位，废掉了太子，这给了另一位王侯——赵王司马伦——机会，司马伦起兵灭掉了贾后的党羽，并杀掉了反对他的淮南王司马允。

司马伦大权在握，又引起了齐王司马冏的反对，齐王联合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乂、河间王司马颙，击杀了赵王司马伦。

随后，四大王侯在政权分赃上又起了冲突，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先后杀掉了齐王司马冏与长沙王司马乂。

最后，司马颖和司马颙的统治又引得群情激奋，东海王司马越异军突起，消灭了两王。

司马亮、司马玮、司马伦、司马冏、司马乂、司马颙、司马颖、司马越，八个王侯先后登台，除了司马越之外无人善终，他们引起的巨大战乱最终摧垮了晋帝国。

在八王之乱爆发时，原来属于蜀汉和东吴的地区，反对晋朝的武装斗争也展开了。在四川，曹操第一次进入汉中时，有一群少数民族（氐人）跟随他进入了汉中地区。到了晋朝时期，氐人继续迁移进入了四川。这支流民在李特兄弟的带领下，从顺从到反抗，最后建立了一个叫作大成的政权，在西晋的中央政府还没有崩溃时，四川就先分离了出去。

在孙吴统治的区域内，先后爆发了两次武装冲突。最先是荆州地区一个蛮人张昌领导的反抗运动，张昌被镇压后，参与镇压他的晋朝将军陈敏随即占据了东吴的核心地区——江东，开始了新的叛乱。

幸运的是，陈敏的叛乱也被镇压了下去。司马越为了对付东吴的反抗势力，派去了一位诸侯王——琅琊王司马睿——去镇守江东，在王导、王敦两兄弟的辅佐下，司马睿在江东的统治成了东晋王朝开国的基础。

两赵之役：从山西统一北中国

八王之乱还没有结束，北方为西晋敲响丧钟的势力就出现了。刘渊和石勒的出现，也为中国军事史增添了另一种模式：如何利用山西的高原山地来统一中国的北方。

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战略基地是长安所在的关中盆地，以及洛阳所在的伊洛平原。然而三国时期关中地区遭受的巨大战乱，让这个曾经富裕的地区很难恢复过来，暂时无法与中原的富庶相抗衡。洛阳地区虽然拥有着极其险要的地理优势，却有一个克星——山西。

山西古称并州，位于黄河以东和以北、太行山以西，被黄河与太行山隔绝成一片特殊的地区。这里沟壑纵横，地貌支离破碎，地势较高，易守难攻，被称为中原的屋脊。不管从陕西、河南还是河北，想要攻克山西，都必须进入山区，顺着几条山间通道前行。而从山西进攻陕西、河北和河南，都占有着地利优势。

两晋南北朝时期，从山西进入陕西，进攻长安的道路主要有四条，分别是：

第一，从太原顺汾河而下，在河津市附近的龙门渡河，从北方进攻长安。

第二，从更南方的临晋关（蒲阪）渡过黄河，向西袭击长安。

上面这两条路都是利用所谓的河内地区，也就是山西西南方被黄河包裹的三角地，渡过黄河后进入陕西。

第三，从三门峡旁的黄河渡口太阳渡渡过黄河，到黄河南岸的三门峡（陕州），并入了长安—洛阳大道，沿渭河进攻长安。

这条路也是秦汉时期最常用的通道，直到隋唐时期仍然是连接两京的大道。

第四，从最北方的离石一带渡过黄河，进入陕北的延安、榆林地区，再南下进攻长安。

这一条路是最偏僻的，古代较少被利用，因为它靠近山西西北部的蛮人区域。但石勒、刘渊本来就是少数民族，这条路对他们反而更加容易利用。

从山西进入河北的道路也有数条，这些路都利用太行山天然的峡谷通道进入华北平原。最著名的两条是通往邯郸的滏口道，以及通往石家庄的井陉道。两条路属于著名的太行八陉（即穿越太行山的八条通道），是八陉中最著名的。

从山西进入河南进攻洛阳的道路也有三条：一条是先进入河北，再顺着太行山东麓，南下经过荥阳进入河南境内，从东方进攻洛阳；一条是从太阳渡渡口渡过黄河，从西方进攻洛阳；还有一条是经过上党，过天井关，再过黄河孟津渡口，从北方袭击洛阳的道路。

正由于山西的地势高，道路四通八达，它成了一代枭雄寻找根据地，进而统一中国北方的最佳地点之一。如果要从山西统一中国，必须是趁天下大乱的时刻（或者弱政府时刻），因为山西本身耕地不够多，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来供应军队。如果中原是统一的且足够强大，即便山西拥有地势优势，仍然不足以与中原抗衡。可是一旦中原出现了乱局，就有人能够利用山西的地理优势，逐渐将中原纳入手中。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将整个中原地区变成了碎片，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在曹魏时期，由于中原空虚，许多北方的蛮族人向南迁入了山西的山川之中，在这里形成了一定的聚居。比如，刘渊所在的匈奴部落就住在黄河东岸的离石地区。随着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各地的诸侯王不得不雇佣蛮人来作战。

在对抗东海王司马越时，成都王司马颖封了一位匈奴人做北单于，希望他能够帮助抗击位于北方的司马越的大将王浚和司马腾，这位匈奴人就是刘渊。司马颖没有意识到，他的任命敲响了西晋的丧钟，将蛮人势力引进了中原。

刘渊的祖先进入山西的离石已经传承了四代，投靠过曹魏和司马氏的晋朝，到了八王之乱时，匈奴的根基已经稳固，将山西北部当作故乡，对中原也不再陌生和崇拜，反而有了一逐天下的意图。

得到封赏的刘渊并没有感激司马颖。回到离石后，他与手下商量，认为司马颖是把他当作另一个呼韩邪单于使用，当年呼韩邪单于就是西汉牵制北方蛮族的工具，而他则被司马颖用来打击政敌。他认为，大丈夫不要当呼韩邪，而应该当汉高祖，随即拉开了反晋的序幕。

刘渊的目的很明确：进军西晋的首都洛阳以及关中的中心长安，拿到两京，灭亡西晋。同时打出了复兴汉室的旗号，宣称汉高祖曾经把女儿嫁给匈奴王冒顿，从这个意义上，刘渊是汉室外孙的后代，所以定国号为汉。

刘渊的出发地是他的家乡——山西的左国城（现山西省离石），最终目标是洛阳和长安，但他并没有立刻西进，而是以河北为中间目标，看上了河北的广袤平原。为此，他派遣了二十位将军，十位从离石进入山西北部，再顺着太行山的井陉道进入常山（现河北省石家庄），再南下进攻邺城。另十位将军走山西中部的长子（现山西省长治），出滏口道，攻击朝歌（现河南省淇县）和邺城。

这次进攻实际上利用的是山西进攻河北的两条主道：井陉道和滏口道。

占据了山西、河北之后，刘渊就有了进攻洛阳的基地。随后，他派遣大军从三方面打击洛阳：一路大军从山西西部的安邑渡过黄河，从西面进攻洛阳；另外一路从长子直接南下；最后一路从河北进入河南，从东部打击洛阳。

这又是同时利用了从山西打击洛阳的三条通道。

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继续父亲的战略，攻克了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刘聪随即转向进攻长安，攻打了三次，才真正获得了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灭亡。

但刘聪政权并没有来得及稳固下来。东晋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刘聪病死，大司空靳准作乱，杀死了刘聪的儿子刘粲。最终，刘渊的族子刘曜登上了王位，改国号为赵，历史上称为前赵。

前赵本有机会统一中国北方，但刘氏战略中的一些小漏洞，却产生了致命的作用，使得前赵政权没有平定整个北方，反而被后赵并吞。这些漏洞是：在他们每一步的军事行动中，都没有把事情做踏实，留下了不少的军阀势力，到后来无法扫平。

比如，在山西扩张时，山西太原一带始终有一个忠于晋朝的军阀刘琨。而进攻河北时，河北的北方也有另一个忠于晋朝的军阀王浚。刘琨和王浚的实力都很强，前赵一直无法将其歼灭，反而养成了大患。而位于山东的青州，还有另一个军阀曹嶷。

到了后来，从前赵内部又分出了许多军阀势力，最典型的就是后来的后赵皇帝石勒。

当前赵以洛阳和长安为目标进军时，却忽略将这些军阀剿灭，到最后，处处都有反抗者。前赵的力量又不足以对付这些内部的反抗力量。更何况在南方，东晋已经占领了寿春、襄阳等地，如果不是晋元帝司马睿软弱，甚至可以收复中原。

在这重重的压力之下，前赵的君主无力消解，最终将统治权拱手让给了后来兴起的石勒。

石勒曾经是刘渊手下的将领，在攻克了洛阳之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直到完全占领了山西、河北之后，才与刘曜脱离了关系。

石勒统一北方、建立政权的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刘氏开基的翻版，也是从河北、山西开始，以进攻洛阳和长安两京为最终目标。但石勒的做法与刘氏又有一定的不同，这些不同决定了他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晋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决定独立的石勒开始寻找自己的根据地。他放眼全国：在南方是后来的东晋元帝司马睿，洛阳已经被前赵占据，而在山东、河北、山西，除了一部分归属于前赵之外，还有几位强大的忠于晋朝的军阀占据的地盘，唯一能够占领的地方，是长江、淮河之间的一部分领土，以寿春为中心。他最初的目标定在了寿春一带，并以此为依托，要进攻江南。

司马睿发现了石勒的意图，连忙派大军进驻寿春，击败了石勒。在江南的大雨中，石勒军队饥寒交迫，损失大半。这也是石勒的命运最危险的时刻。

就在石勒走投无路时，他开了一个参谋会议，请求将领们提出各自的看法，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去哪儿？众人七嘴八舌，有人提议去河朔，有人建议先往高处避水，有的建议痛击司马睿的部队。

在众说纷纭中，谋臣张宾提出了一个建议：北上河北地区，在那儿寻找根据地。 这个提议开创了石勒的事业。他率军北上，当年便占领了位于现在河北省邢台的襄国城，并以这里为首都。

但在当时，襄国并非是一个理想的都城，在它的西方和北方，有两个强大的军阀势力，分别是并州的刘琨和幽州的王浚，在东部的青州则是另一位军阀曹嶷。在幽州、并州和青州的压迫下，小小的襄国城如同危卵一般随时可能被挤碎。

但在危机之中，石勒却看到了机会：如果他能够将幽州和并州各个击破，就占领了山西战略要地，并辅以河北的粮仓，这两个地方足以成为进攻洛阳的基地。当年刘渊也是靠山西和河北起家。而石勒要做得比刘渊更彻底，刘渊在没有清理完山西和河北时，就贸然南下，导致背后的根据地并不稳固，石勒则希望完全并吞之后，再行南下。

为了迷惑敌人，他首先向王浚和刘琨示弱，降低他们的敌意，然后，再以王浚为首要目标，北上幽州，王浚以为他是来效忠的，开城门请他进入，被石勒所杀。

除掉了王浚，石勒翻越太行山进入并州，赶走了刘琨，再返回幽州，消灭了王浚死后乘机盘踞在幽州的段匹磾。

占据了幽州和并州，是石勒事业的关键。但小心谨慎的他不想重新犯错，在进攻洛阳之前，先向青州进军，并吞了曹嶷。巩固了北方之后，方才南下攻击洛阳。在攻击洛阳的同时，又将东晋占领的兖州、豫州一带相继占领。

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石勒在已经巩固了洛阳周边的情况下，攻占了洛阳，第二年顺理成章占领了长安。

在前赵时期，当长安被占领后，北方各地还有大量的军阀存在，使得前赵虽然建国，但实际控制区域却是支离破碎的。而石勒的后赵从攻克长安那一刻起，就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帝国。中国北方除了凉州之外都已经在石勒的控制之下。第二年，凉州也向石勒称臣，虽然凉州政权一直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名义上，后赵已经统一了北方。

在石勒统一北方时，在南方的东部是东晋政权，四川则是氐人建立的大成政权，实际上又形成了一次三国鼎立的局面。只是，这一次的三国鼎立没有形成稳定结构，而是迅速分崩离析了。

石勒的国家也是短暂的。他可以建立一个帝国，表面上也消灭了敌对势力，但在将这个支离破碎的帝国从表面上捏到一块之后，却无法让它生长出筋骨变成真正的整体。只有帝国内部取得足够的经济发展时，才会产生足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蛮人的石勒懂得厮杀，却并没有完成后一步。

后赵攻克长安二十年后，再次陷入了内乱，一个叫作冉闵的将领夺取了皇权，建立了短命的冉魏政权。一年后，冉魏政权被北方崛起的慕容氏燕国所灭。北方再次陷入了分崩离析的混乱之中。

前秦：从关中到北中国

东晋永和六年（公元350年），一支氐人的部队在首领苻健的带领下完成了一次千里跃进，从位于后赵首都襄国南方的枋头城（现河南省浚县）迁往关中地区。这次迁移也成了前秦统一北方的第一步棋。

最初，氐族居住在甘肃天水一带，在苻健的父亲苻洪时期，恰逢北方乱世，苻洪先后投奔过刘渊的前赵政权和石勒的后赵政权。在后赵君主石虎时期，石虎为了保卫首都襄国，将大量的胡人从关中地区调往了中原内地，苻洪和他的族人也被石虎调走，驻扎在枋头城。

随后，后赵发生了内乱，石虎为了巩固统治，将原来守卫东宫的一批守卫（号称东宫力士）废黜，送往西面的边关。这些东宫力士走到雍城（现陕西省宝鸡）时，在梁犊的率领下发生了叛乱，迅速聚集了十万人，回头进攻洛阳。石虎派遣两员大将前往关中，镇压了梁犊。这两员大将中，一员是苻洪，另一员是姚弋仲，后来分别成了前秦和后秦的开国鼻祖。

借助镇压梁犊，苻洪回到了关中。但这次停留并不长久。

石虎死后，后赵进一步陷入了内争，最终掌握了大权的是权臣石闵（又称冉闵，石虎的养孙，后取代后赵建立大魏国，史称冉魏）。石闵意识到，苻洪回到关中地区，就像鱼儿回到了大海，要想防止苻洪叛乱，必须把他调回中原。

石闵的调令让苻洪愤怒不已，但他仍然遵守了调令，率领人马回到了枋头城。他开始与东晋政权接触，投靠了东晋，被封为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

机会对这支氐人部队非常有利。在苻洪投奔东晋时，后赵政权已经进入了垮塌期，在后赵的南方和北方，两股势力夹击着要取代它控制中原。

在南方的势力就是东晋。永和五年、六年、八年（公元349年、350年、352年），东晋权臣殷浩组织了三次北伐，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也占领了一部分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土地。

在北方，是一支新兴起的鲜卑族人，他们号称慕容氏，在如今的燕山以北建立了政权，号称大燕，历史上称为前燕。

慕容氏的燕国最终敲响了后赵的丧钟，在燕王慕容儁的策划下，前燕分三路大军从燕山以北向南挺进。他们首先的目标是燕山以南的蓟城（现北京），再以蓟城为基地南下攻取后赵的首都邺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京以北的战略地理进入了中原的视野。

公元350年，燕王慕容儁率三路大军南伐，只用了一个月就攻克了蓟城。在这一年，石闵（冉闵）也终于废掉了后赵的君主，取而代之，改国号为魏。

两年后，冉闵被燕王擒获斩首，冉魏灭亡。前燕国定都邺城，成了占据中国北方东部的大国。

在东晋和前燕南北夹击灭亡后赵（冉魏）时，苻洪和他的儿子苻健却决定离开中原的是非之地，回到曾经占据的关中地区。

苻洪是位颇具战略眼光的统帅，他率领十万之众，要击败当时的几个对手，取得天下，难度并不大。 而最重要的是寻找一个“形胜”的根据地。他的军师麻秋认为，这个形胜之地就是关中。但真正实现占领关中，却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儿子苻健完成的。

苻健兵分两路：一路从孟津过黄河，从黄河南岸经过潼关入关；另一路走黄河以北，经过轵关，从蒲坂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从起兵到占据长安，只用了三个月。

前秦获得长安后，北方最主要的敌人是东部的前燕。 就在这时，东晋的一次征伐帮助前秦统一了北方。

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东晋大将桓温北伐前燕，以失败告终。 但这次征伐却削弱了前燕，给前秦留下了机会。

公元370年，前秦大将王猛从关中出兵，首先占领了洛阳，将敌人吸引到南线，再派人经过山西走北线渡过黄河进攻晋阳（现山西太原）。当敌人两头无法兼顾时，王猛再从洛阳出发进攻上党。通过夹击，前秦获得了整个山西，从而具有了打击河北的地理优势。前燕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了。

前燕灭亡后，前秦获得了中原腹地，将长安、洛阳、邺城（前燕首都）三个战略要地都掌握在手，接下来就是由近到远收拾那些北方的小政权了。

首先要对付的，是处于关中平原上游的仇池国。仇池山位于甘肃省西和县西南，在当年诸葛亮北伐的祁山以南，是从汉中进入陇南地区的要道，也是进入四川地区的跳板之一。要想征服汉中和四川，仇池是一个很好的战略高地。

仇池国同属于氐族，其中一个杨氏首领趁晋末的混乱占据了仇池山，建国已经几十年。为了生存，他接受各个政权的封号，却顽固地保持着事实上的独立性。前秦时期，这种做法终于失效。在灭燕的第二年，苻坚派兵并吞了仇池国。

两年后，前秦击败东晋凉州刺史杨亮，获得了汉中地区。就在东晋政权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前秦大将杨安立刻率领三万人马从剑阁进入了四川盆地。 从双方在汉中交兵，到占领整个四川，前秦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当年曹魏费尽心机才占领的四川，被前秦轻松拿下。

除了拿下四川之外，公元376年，苻坚派出两路大军进攻位于河西走廊的前凉。大军分别从金城（现甘肃省兰州）出发，一路北上姑臧（武威），另一路沿湟水进入如今的青海西宁以东，再向北折入扁都口，直接到达张掖以南，截击凉军的后路。在夹攻下，前凉国主张天锡投降。

在北方，还有一个叫作代国的小国，它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魏的前身，但在前秦时期，代国只是一个偏僻的小国。就在攻克前凉的同年，苻坚以帮助匈奴人刘卫辰抗击代国为借口，发起攻击，代王投降。到这时，前秦王苻坚已经彻底统一了北方。

前秦统一北方时，东晋却由于丢失了四川，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性。前秦随时可以从四川派军顺流而下，借助地理优势进攻东晋的湖南和湖北一带，乃至直接顺江而下进攻首都建康，当年西晋就是在这样的优势下进攻东吴得手。

在前秦没有获得四川时，双方显得势均力敌，各据中国二分之一的领土，获得四川后，前秦已经有了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领土。只要按照当年“晋灭吴”的模式，利用地理优势发起进攻，东晋的灭亡也指日可待。

但接下来战争的进程却并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式进行，东晋不仅没有被灭亡，还在淮河流域创造了新的神话。

那么，到底东晋是怎样抵抗住强大的前秦呢？

淝水之战，让人们更加意识到，决定南方命运的防线不在长江，而在淮河……

淝水之战：淮河防线成关键

东晋太元三年、前秦建元十四年（公元378年），前秦王苻坚怀着统一全国的野心，向东晋发动战争。

此刻，前秦已经获得了汉中和四川，将西面的边境线推到了三峡一线。但在下游地区，东晋却借助着北方恶斗的机会，占领了秦岭、淮河一线的大量战略要地。

在南襄隘道方向，东晋手中保留了南阳、襄阳、荆州等要地，占据了几乎整个南襄隘道。在河淮地区，东晋占据了彭城（现徐州）、下邳、淮阴、寿阳（即三国时期的寿春）等地区，将防守线推到了如今山东与江苏的边境上。

前秦要想进军江南，必须首先清理这些战略要地，将它们作为中间目标。只有获得了这些中间目标，才可能继续南下进攻东晋首都建康。

苻坚的军事部署也在东西两方面同时进行。在西面的荆州方向，以进攻南阳、襄阳为首要目标，主要军力共十七万人。在东面，则以淮阴、盱眙为目标，以便占据淮河。

这次战争的结局对于前秦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前秦占领了若干处战略要地，特别是在西部，攻克了南阳和襄阳，打通了汉江通往长江的通道，并在荆州对东晋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

而在淮南地区，前秦却在初期的成功之后遭遇了惨败。最初，前秦顺利攻克了淮北重镇彭城，打开了进军淮河的通道，接着攻克了战略目标点淮阴和盱眙，获得了淮河上的立足点。最后直捣长江上的广陵（现江苏扬州）。但随后，晋军反扑，将秦军赶回了淮河以北，秦军最终只获得了彭城。

战争结束后，双方的地理分界线已经南移。南阳、襄阳、彭城等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城市进入了前秦的疆域。这些城市的易手，让东晋的防御捉襟见肘起来。对东晋来讲，它此刻的处境与当年灭亡前的东吴已经极其相似。

在公元280年西晋伐东吴的战争中，西晋占领了四川、陕西和中原，在湖北的分界线也是以襄阳为界，东吴占荆州，西晋据襄阳。东晋与前秦的分野也同样划在了这里。

东晋唯一比当年东吴强的是在淮南地区。当年西晋占领了寿春、淮阴等地，将边境打在了淮河与长江之间，而如今寿春（寿阳）和淮阴仍在东晋的掌握之中，没有被前秦夺走。所以，东晋的战略纵深比当年的东吴稍强。

但就是这一点点区别，造就了淝水之战的奇迹。

东吴之所以速亡，在于它没有足够的纵深来进行防御，它的防御线就设在了长江之上，一旦长江失手，政权立刻崩溃。东晋由于多了一点儿纵深，战略防御设在了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虽然防线只比东吴北移一两百公里，但不要小看这一点儿距离，即便到了现在，寿春周围到了雨季也是泥泞不堪，在当时更是河流密布。这种地形对于北方军队来说就是死地，一旦陷入其中，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苻坚终于下决心完成一次规模巨大的协同作战，其作战方略基本上照抄了西晋伐东吴的策略。

前秦的兵马分成了四路大军：第一路是从四川沿长江而下的水军，试图模仿当年王濬顺江而下直捣建业的壮举；第二路是在襄阳集结的陆军，这一路军进攻荆州境内的据点，并配合第一路水军完成从西面的进攻；第三路是苻坚率领的主力军，负责从中原南部的项城（现河南南部）进攻寿阳（寿春，现安徽省寿县），从寿阳沿巢淝水道可以到达东晋守卫的历阳重镇（现安徽省和县，在马鞍山以西的长江对面），再在当涂附近过江进攻建康；第四路部队来自河北，他们从彭城而下，沿泗水进入淮河，直指广陵，直下建康。

关于前秦军队的人数，史书告诉我们有慕容垂率领的二十五万前锋，再加上长安的骑兵二十七万、步卒六十余万，绵延千里。苻坚的主力部队已经到了项城，凉州兵才到达咸阳。就连运输辎重的船舶都有上万艘，沿黄河、汝水、颍水直达淮河流域。作为比较，当年西晋伐东吴动用的军队不过只有二十万人，苻坚以几倍的数量作战，必然能够产生更大的动力。

在东晋方面，抵抗力并不比当年的东吴强。为了对抗苻坚，晋军分成了东西两翼，西翼以荆州为中心，由桓冲指挥；东翼以江淮为中心，由谢安指挥。

更无望的是，东晋的军队是错配的，其中西翼有十万人，而东翼只有八万人。人数更少的东翼却要抵挡前秦的主力大军。

虽然前秦从实力到战略都处于优势，却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第一个弱点在于协调能力。当年西晋部队之所以能够攻克东吴，除了复杂的战略、数路并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协同。西晋的五路大军与王濬的水军必须在时间上配合好，从各个方向共同挤压东吴的防线，直到将其压垮。为了协同，西晋专门设了司令官贾充，负责处理数路大军的协调工作。

苻坚既然模仿了西晋的战术，也必须在协同上慎之又慎，要求各路大军能够同时发起进攻，并协调作战。特别是由四川而下的水军，如何与其余各路相配合，也是一个难点。当年西晋作战时，依靠杜预的宽宏大量，对王濬充分授权，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苻坚刚刚统一不久，他的军队是由各个征服地域抽调的，缺乏协同能力，在战争中无法做到有效的协调。更致命的是，苻坚本人就是一路军的总指挥，当他离开了大本营之后，各路大军之间并没有一个统一下命令协同的司令官，结果，一旦出发，立刻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

其中，苻坚自己率领的攻寿阳部队在他的督促下，按时到达了战斗位。从襄阳出发的慕容垂也较早赶到，投入战斗。其余部队却拖拖拉拉，不知所措，形不成配合。结果从出发开始，前秦模仿的西晋战略就变了味，向着失控滑去。到最后，变成了其他各路在观望，只有苻坚的主力军在战斗的局面。

当其余各路无法协同时，苻坚领导的主力军将秦军的第二个缺点无限放大：淮河流域的泥沼起作用了。

由于地形复杂造成的移动过慢，在进军寿阳的过程中，苻坚等不及后续军队的到来，突然决定速战速决，在大军还没有集结完毕时，就率领一部分军队向寿阳快速行军。这样，秦军人多势众的优势被削弱了。对于晋军而言，最大的机会则是趁秦军集结未稳，尽快发动进攻，将苻坚一举击破，形成震慑效应，逼迫其他部分退军。

双方在淝水河边相遇。

交战时，晋军指挥官谢玄向苻坚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建议：希望秦军暂时后退，让晋军能够渡河作战。这个提议让苻坚欣喜不已，认为可以让晋军渡河之后，形成背水阵，没有退路时，再将晋军完全歼灭。

这本身是一个没有问题的策略，但苻坚没有想到，他的部队由于缺乏必要的协同能力，竟然连整体后撤的动作都无法完成。在秦军集体后撤时，晋军降将朱序乘机大喊：“秦军败了！”随后，秦军的阵形彻底散掉，从后撤变成了逃跑，苻坚再也无法有效指挥部队，被晋军掩杀。

苻坚主力败退后，各路大军在没有到位时就开始撤离。更为复杂的是，前秦由于刚刚统一北方不久，各地仍然弥漫着对前朝的记忆。当秦军败后，各地迅速开始了重新独立运动。于是，中国北方再次碎成了小块，并且破碎得比以前更彻底。

在东方，慕容氏的后裔建立了后燕，在西方还有一个小小的西燕存在，曾经占领了长安，最后定都长子。前秦的西部关中平原则被姚苌占据，建立了后秦，苻坚也被姚苌俘获杀死。苻坚的大将吕光在河西走廊地区建立了后凉。鲜卑人的代国也重新复国，后来改为魏国，是为北魏。

南方东晋的疆界也达到了分裂后的极致，北达黄河边，将荥阳、洛阳等重镇收复。原来丢掉的四川、襄阳等地也尽数取回，只有汉中地区仍然掌握在北方的后秦手中。

淝水之战的胜利，让人们意识到，西晋灭吴式的胜利不是北方的必然。西晋之所以胜利，包含了几个条件：第一，获得四川；第二，在淮河以南获得立足点，尽量将防线压到长江上，减少南方的纵深；第三，各条战线协同作战。

一旦这三个条件无法同时满足，北方的军队可能会陷入淮河流域的泥沼之中，那就是南方的机会。

但接下来，东晋遭遇的是另一个问题：守住了南方之后，它必然选择北伐收复中原。那么，南方北伐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不管是诸葛武侯还是张竑都曾经提出了南方北伐的战略，却都没有成功。东晋在同时获得了江东、赣江谷地、两湖盆地和四川这几个地理单元后，终于有机会北伐了。

它能成功吗？

尴尬的北伐

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东晋大将刘裕组织了东晋南朝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北伐。北伐的对象是盘踞在关中、洛阳地区的后秦。

在东晋后期刘裕掌握朝政后，这位能量充沛的平民将军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除了北伐之外，还包括镇压反叛的一系列内战。在内战中，他先是剿灭了篡位的桓玄，又镇压了孙恩和卢循的起义。在桓玄篡位中，四川脱离了中央政府，另立了一个叫谯纵的新王，刘裕还组织了征伐四川、剿灭谯纵的战争。除此之外，刘裕还和当年一同反对桓玄的兄弟们反目成仇，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压活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为篡夺东晋政权做好了准备。

在这一系列的征伐中，最著名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仍然是北伐。

刘裕的北伐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讨伐南燕的战争。当北魏灭亡了后燕，燕国的一部分残余在如今的山东境内建立了南燕国，定都在距离齐国古都临淄不远的广固（现山东省青州）。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率军走水路，在广陵（现江苏扬州）经过邗沟向北进入淮河的淮阴，再从淮阴顺淮河直上，到达泗口（泗水入淮河的河口），经过泗水到达下邳。在下邳弃船登岸，向琅琊（现山东省临沂）进军。占领琅琊后，再经过莒县，翻越沂山，进军广固，灭亡了南燕。

南燕灭亡时，曾经向后秦求救，从那时开始，刘裕心中就种下了对付后秦的念头。在处理完内部问题，获得了东晋的绝对控制之后，公元416年，做过精心准备的刘裕亲自率军进行第二次北伐。

在制定进军线路时，刘裕特别注重战争的可持续性，最主要的自然是后勤问题。他参考了前面几次北伐，认为，进军关中的道路无非就三条，分别是：从四川、汉中地区北上翻越秦岭的道路；从南阳走武关、蓝田，直接进入关中的道路；以及从东面的河南境内走三门峡、潼关进入关中的道路。

但刘裕并不相信前面两条道路，第一条曾经被蜀汉丞相诸葛亮多次尝试，却徒劳无功，这条偏僻的道路一是太难走，二是后勤问题无法解决。在前几次东晋的北伐中，也曾经尝试过走汉中，却都以失败告终。

至于第二条，武关—蓝田路，同样由于山路过险，后勤问题突出，历次北伐凡是直接采取这条路的，也都失败了。

如果要解决大军的后勤问题，只有选择第三条路，也就是走黄河、渭河进入关中的道路。在大军前进时，辎重部队沿着河流跟随，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军队士兵手中。

基于这样的考察结论，他放弃了第一条四川—汉中道，对第二条道蓝田—武关道，也只派遣了一支小部队，由将军沈田子率领，起到牵制和骚扰的作用。

至于大部队，都安排在了第三条路上，也就是从洛阳向西，进入三门峡地区，走潼关进入关中。

在秦汉时代及以前，连接长安和洛阳的关口主要设在了如今河南省灵宝市境内的函谷关，这条路修建在一条巨大的峡谷中，人走在其中如同进入箱子里。但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关中的防卫者发现了一个更加显眼的、可以设立屏障的地方，这就是函谷关以西百里左右的潼关。

潼关位于黄河边的一个小土塬上，土塬睥睨着远处的黄土地，四面都是高耸的崖壁，如同一座天然的堡垒，让人肃然起敬。更难得的是，在潼关以南紧挨着土塬，有一条天然的大沟——禁沟。这条大沟长三十里，深达百米，两岸的宽度只有十几米，禁沟东西两侧的人可以隔着禁沟聊天，但如果想一块儿去下棋，却要顺着近乎垂直的沟壁下到沟底，再从另一边爬上去。如果有人率军从东方攻打潼关以西，仅仅一条禁沟，就需要折腾半天才能通过。

潼关也是后秦防守的最关键所在。在刘裕的计划中，为了攻打潼关，大军必须先在洛阳进行休整、集结完毕后，再西进潼关。

当时洛阳也不掌握在东晋手中，而是被后秦占领。于是，东晋的战略就成了这样：首先派遣各路大军从不同的道路赶往洛阳，在洛阳集结完毕，再一同西进潼关。

派往洛阳的部队走的路线也各个不同，其中先锋部队由龙骧将军王镇恶和冠军将军檀道济率领。先锋之外，另一支陆军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领。接着是建武将军沈林子和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的水军，他们从黄河顺水而上。

在这些军队之后，是刘裕亲自率领的主力。大军从江南出发，沿淮河和泗水赶往彭城，利用位于现山东省巨野的一个大湖巨野泽（沟通了黄河与泗水）进入黄河河道。水路的运输能力，既能保证大军的运输，也保证了后勤补给。

大军出发后，最初的进展出乎意料地顺利，王镇恶、檀道济顺利攻克了洛阳。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达成。

两位将军应该等刘裕的大军前来，再一并兵发关中。但王镇恶和檀道济被前面的胜利所激励，没有等刘裕的大部队到达，就率军西进，直达潼关脚下。在这里，他们遭遇了后秦的顽强抵抗，虽然突破了潼关，但秦军随即退到了距离潼关不远的定城，在这里，两军陷入了僵持。

先锋已经陷入苦战，刘裕的大部队却由于绕远，迟迟无法到达。加上当时黄河的两侧属于不同的国家，北面是北魏的领土，南面则被东晋占领。由于担心晋军“假道灭虢”，北魏派出大军边设防边骚扰晋军，拖慢了刘裕的速度。刘裕于几个月后，才到达了河南与陕西交界的陕县，与两位将军距离不远了。

就在人们揣测接下来战争应该怎么打时，突然间，一条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原来，刘裕曾派遣沈田子率领三千人马进军武关，希望对敌人进行骚扰和牵制。不想，当后秦在潼关一带投入大军抵御王镇恶时，却漏掉了对沈田子的防御。沈田子不仅攻克了武关，还率军直达蓝田的青泥关，已经进入了关中平原，距离长安还有百里之遥。

仓促之间，后秦皇帝姚泓不知道沈田子的部队有多少人，连忙将征召来防守潼关的大军派往青泥关对付沈田子。而刘裕却知道沈田子人手不够，只有三千人而已，连忙派遣士兵从华山翻山而过，走险峻的小道去支援沈田子。

沈田子的出现吓破了后秦将士的胆，在随后的战斗中，沈田子以极少的兵力击溃了后秦军队。这次决定性的胜利也帮助了潼关一带的将士。在王镇恶的率领下，晋军一路掩杀，直达长安，敲响了后秦政权的丧钟。

这次北伐帮助刘裕获得了黄河以南的中原，以及整个关中地区，本来可以成为一次历史教科书式的远征。但是，当军事成功之后，事情却变得更加复杂。

由于在建康安插的心腹死亡，刘裕急忙赶回了江南，去稳固自己的势力并组织禅让，从东晋皇帝手中接过政权。他把关中留给了未成年的儿子刘义真（时年十二岁），并让大将王镇恶辅佐刘义真。王镇恶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在关中地区有着很高的威望，他的辅佐有利于稳固关中。

但刘裕又不放心王镇恶，害怕他寻求独立，于是又安排沈田子来监督和牵制王镇恶。不想他离开后事情随即恶化，沈田子害怕王镇恶谋反（这可能是子虚乌有），先下手为强杀死了王镇恶。另一位大臣王修以沈田子滥杀大臣的名义，诛杀了沈田子。随后，刘义真又杀掉了王修。

王镇恶和沈田子，两位在北伐中功劳最大的将领就这样死于非命。

更严重的事情来自外部。在北方，一位叫作赫连勃勃的匈奴人建立了一个政权号称大夏，对关中地区早已虎视眈眈。当他听说刘裕退兵后关中闹起了内乱，立刻率军进入关中。他采取了“关门打狗”的战略，进攻潼关，同时封锁了武关以北的两座要塞青泥和上洛。这三个地点的封锁，让关中的晋军没有退路，要想直接回中原和江南已经回不去了。之后，赫连勃勃对长安发起了攻击。

刘裕一看事态恶化，连忙召回儿子，让大将朱龄石负责关中事务。但由于王镇恶的死亡，关中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晋军，朱龄石掌握军权后，关中人民也跟着赫连勃勃一同反对晋军，朱龄石逃跑时被抓获斩首。

刘裕北伐进军关中虽然获得过阶段性胜利，最终却一无所获，折损了数员大将和大量的军队，却为别人作嫁衣，将关中让给了赫连勃勃。

这次北伐的命运，也是其他历次北伐的一个缩影。在整个东晋南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所有南方政权发起的北伐大都虎头蛇尾，以失败和得不偿失告终。

比如，在东晋刚建国时，旅居在京口的祖逖就曾率军北伐，表示不收复中原不回头，他攻克了江淮间的某些地方，最后以寿春为基地进行抗战，直到死亡。祖逖的弟弟祖约卷入了苏峻的叛乱，死于内战之中。这次北伐没有跃出淮河流域，更别提收复两京。

东晋永和五年（公元349年）开始，东晋以殷浩为首组织了三次北伐，第一次以彭城和长安为目标，第二次以后赵的首都邺城为目标，第三次到了许昌，最后全都吃了败仗而回。

东晋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东晋权臣桓温以长安为目标发起北伐，到达灞上，距离长安只有一步之遥，但仍然失败而回。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以前燕为目标发动北伐，再次失败。

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后，北方大乱，本来是收复中原的好时机，但东晋的进攻仍然只能停留在黄河以南，最多只是在如今的山东境内更向北一些。

刘裕的北伐最接近于成功，但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即便刘裕攻克了长安，却无法持久占领。人们设立了许多假设来证明刘裕已经成功，比如，如果刘裕不回去争夺皇位，而是留在北方，也许长安就不会丢失；东晋大将如果不出现纷争，就没有赫连勃勃的机会，等等。但这些假设即便应验，南方仍然很难守住长安。

进入南北朝时期，仍然有北伐，比如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宋文帝的北伐，一举打到了黄河沿岸，占据了数个战略要塞，但最终仍然败还，留下了“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千古遗憾。

到了后来，南朝的政治越来越糟糕，实力越来越弱，就只有等待北朝南伐的命运了。

如果把历史界限放宽，就会看到，从蜀汉时期开始计算，直到元代，都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案例。明太祖朱元璋第一次利用元朝末年的混乱，投机取巧成功了，但这个特例并不能改变南弱北强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南方的北伐大都以失败告终，无法取得持久的成就呢？答案隐藏在中国的战略地理之中。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政治地理中心在长江边上的南京，一旦南京失守，就宣告南方政权的结束，所有的抵抗也会慢慢终止。皇帝即便想逃也没有地方可逃：在当时浙江杭州一带仍然属于边缘地带，政治影响力不足，蛮人多，逃到那儿就基本上丧失了对中原的影响力；荆州一带虽然是战略要冲，但由于它四面临敌，如果实力不足，逃到荆州就等于陷入了死地；湖南和江西如同两个布袋，一旦进去就难以出来。所以，南方政权就相当于南京政权，北方攻克南京，就等于大功告成。

而北方的政治地理却要复杂得多。在北方缺乏一个一旦占领，就能让所有抵抗土崩瓦解的中心。

比如，刘裕可以暂时攻克长安，但是在山西、河北、甘肃仍然可能会有大量的抵抗力量，一旦刘裕松懈，这些力量就会将他赶走。在洛阳也是如此，如果不获得山西的控制权，仅仅占领洛阳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山西的敌对势力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攻洛阳。在东面，仅仅占领河北也没有意义，同样是山西的存在，使得占领成本太高，无人能够承受。

所以，南方政权如果要北伐成功，必须控制洛阳和长安；为了稳定控制洛阳和长安，必须获得山西；而为了获得山西，必须进攻塞外，环环相扣，到最后，没有人能够完成如此众多的任务。

历代历次北伐行动，只有刘裕完成了攻克长安这一步，而大部分甚至连洛阳都没有攻克，就已经结束了。更多的则陷入了在淮河流域或者荆襄地区，对某一个具体城市的争夺，在耗尽了军事资源之后，就回军了。

最终，秦岭—淮河就成了中国军事地理的分界线，如果南方政权能够控制秦淮一带，就能暂时稳定住，但他们最多也就是达到秦淮一线，无法继续向北。只有北方政权能够一举而下，冲破秦淮防线，攻克南京，统一中国。

直到近代，热兵器的普及、机械化的使用，才有可能改变南方的命运，但即便如此，北方在战略地理上的优越性，可能仍然无法改变。

第九章　南朝：长江混沌战（公元307—公元581年）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内战，是围绕着两座城市的战争。长江下游的建康（南京）与长江中游的荆州组成了一个长江轴心，形成了两极争霸，主导了东晋南朝的政局。

在轴心的一端，是以首都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两岸，这里是皇帝所在，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区域；在轴心的另一端，是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和襄阳盆地，这里往往由一个权臣所占据。由于占据了荆州这个仅次于建康的经济中心，这个权臣的实力足以和中央对抗。

围绕着这条轴心，南方的内乱常常是荆州与建康的对抗，工具就是水军，道路就是长江。

南方的“建康—荆州”权力轴心，在三个方向上会发生变奏。三个方向分别是：第一，首都建康北面，长江、淮河之间地区，这里也是南北政权交战的主战场；第二，首都建康东面苏州、杭州一带，这里是建康的粮仓，稳定首都的关键；第三，江西赣江谷地和湖南湘江谷地，顺赣江和湘江可以直达两广地区，是长江的重要侧翼。

要想理解南方的军事行动，必须记住一个轴心，两个重点区域（建康和荆州），三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四条江（长江、汉江、湘江、赣江），五座城市（镇江、马鞍山、九江、岳阳、武汉）。

东晋开国时期王敦与晋元帝的关系，为后来东晋南北朝的“皇帝—权臣”模式提供了样板。南朝在这个模式中颠簸了三百年，才被北朝灭亡。

东晋的第二个权臣是位于荆州的陶侃，但他本人野心不大，不想篡夺皇位，只想守住权力。陶侃帮助东晋击败了叛乱者苏峻，帮助东晋稳定了政权，并获得了南方人士的承认。

从重庆通往成都的河流主要有三条，分别是内水（涪江）、中水（沱江）、外水（岷江）。两晋南北朝时期四川盆地内的战争，往往从三条河流中选择进攻线路。

桓温、桓玄父子作为第三代权臣，虽然没有完成改朝换代的步骤，却为接下来的刘裕提供了榜样。刘裕作为第四代权臣完成了改朝，建立了南朝宋。

卢循是中国历史上从广东进攻北方的开创者。从广东进入北方的主要通道是赣江谷地和湘江谷地，北伐往往是从这两条路中进行选择。

南朝梁末年荆州的丢失，决定了南朝再也没有能力与北方抗衡，下一个统一时代即将来临。

在南京老城城西，有一处叫作石头城的地点。如今的石头城被开辟成一个国防园，还放了一些飞机大炮等武器供游人参观。这个身份倒是很符合石头城的历史地位。

历史上，石头城曾是南京最险要的要塞，也是南京城的拱卫之一。

石头城如今已经是南京城墙的一部分，但在历史上却是单独的一座小城池。孙权时期，为了守卫首都建业城，在建业城旁边毗邻秦淮河的清凉山上修建了一座城，由于整座山是一座石头山，城池就命名为石头城。

石头城的建立就是为了屯兵和守卫首都。从东吴开始，到东晋南北朝，各个在南京建都的朝廷对于石头城的守卫都特别重视。那些企图进攻首都的人，也都知道，要攻克首都，首先要占领石头城这个制高点。

直到明代，修建新的南京城墙时，才将城市面积扩大。石头城也包括在新的城墙以内，整个石头山就成了城墙内的最高点。在修建城墙时，有一块岩石过于突出，无法包在城墙内，于是城墙外就露出了一块大石头，如同巨大的鬼脸，人们因此称它为“鬼脸城”。

由于石头城并入南京，久而久之，南京就有了石头城的别名。

从东晋南迁开始，到陈朝灭亡，首都建康成了南方最大的战场。这里除了经历过历次改朝换代的战争之外，那些企图篡权的野心家也时常率军来到这里。从东晋建立伊始的王敦、苏峻、祖约，到南朝将近结束时的侯景，都进攻过这座长江边的城市。

南方政权纷纭扰攘，却给北方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每一次内战都削弱了南方的实力，北方借此逐渐蚕食着南方。从南朝开始，南方的国土面积在逐渐缩小，从最大时期抵达黄河南岸，到最后丢失了四川、荆州和长江以北的所有地区。

陈朝建立时，南方只剩下了江东地区与赣江谷地，丧失了淮河流域的一切战略据点。到这时，被北方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当长江流域的南朝发生内战时，除了建康这一个战略地点之外，还有另一个点同样重要，那就是位于西面的荆州。如果一个朝廷能够同时控制这两座城市，就控制了南朝的政局；如果朝廷只拥有建康，而将荆州让给了另一位权臣，那么朝廷就陷入了巨大的不稳定。

长江混战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两座城池的控制权争夺上。荆州和建康也因此见证了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时光的血雨腥风。

荆州与建康的两极争霸

如果我们要根据地理来总结战争模式，那么南方比北方要相对单调。在北方，最重要的几个地理特征是：黄河、关中平原、山西山区、洛阳盆地、南襄隘道、秦岭、太行山、华北平原、淮河；次一级的地理特征包括：固原盆地、河套地区、陇西、汉中、太行八陉、渭河、汾河等。任何一个制订战略的人都必须吃透这些地理要素，才能制定出万无一失的战略模式，来指导军事行动。

但在南方，由于山区太多，直到魏晋时期仍然发展得不如北方，使得人们大都居住在河谷地带。具体而言，南方的居住区主要在建康所在的长江中下游（江东）、九江和南昌所在的赣江谷地、两湖盆地、四川盆地这几个地方。两湖盆地还可以细分，包括长沙和岳阳所在的湘江谷地，以及以荆州（江陵）和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

这几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交通主要顺着几条河流沟通，分别是：长江、赣江、湘江和汉江。南方的战争模式，也主要围绕着这几条河流展开。

在东晋南朝时期，几乎所有的南方内部冲突中都包含了一条明显的哑铃状的权力轴心，这条轴心由两个区域所界定：在轴心的一端，是首都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两岸，这里是皇帝所在，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区域；而在轴心的另一端，是以荆州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和襄阳盆地，一直延伸到武汉一带，这里往往由一个权臣所占据。由于占据了荆州这个仅次于建康的经济中心，这个权臣的实力足以和中央对抗。

连接建康和荆州这两大中心的是长江，于是建康、荆州和长江，共同构成了东晋（包括南朝）的权力轴心地带。

围绕着这条轴心，南方的内乱常常是荆州与建康的对抗，工具就是水军，道路就是长江。双方的战争形式也较为简单，就是率领水军沿长江而动，不是你把我赶到长江头，就是我把你逼回长江尾。

另外，这条巨大的权力轴心地带还有几个小小的分支：围绕着建康，上游的马鞍山一带是一个巨型渡口，下游的镇江地区是另一个巨型渡口，这两个地方也都有通道可以进入淮河一带，所以，人们除了争夺建康之外，也利用这两个地方的淮河通道进行军事行动。

另外，在建康东南的江浙一带，主要是苏州和杭州这两个地方。这些地方由于地处偏远，政治势力有限，却是建康的粮仓，如果要保有建康，这两个地方也是不能丢弃的。

围绕着荆州（直到武汉），也有若干种变化，比如，从武汉可以顺着汉江直达襄阳，而从襄阳可以从陆路到达荆州，于是，襄阳、荆州、武汉组成的三角地域以内，又是一个军事行动密集的地区。

除了两头之外，在中间的岳阳和九江、湘江和赣江汇入长江。顺着湘江和赣江向南，可以直达南岭地区。同时，湘江谷地和赣江谷地也是出产粮食的好地方。于是，人们在争夺哑铃两端的建康和荆州时，又往往将湘江谷地和赣江谷地当作中间目标。

除了这些要地之外，其余的地方覆盖着山脉和森林，很难展开作战。所以，要想理解南方的军事行动，必须记住一个轴心，两个重点区域（建康和荆州），三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四条江（长江、汉江、湘江、赣江），五座城市（镇江、马鞍山、九江、岳阳、武汉）。理解了这些重点区域，也就可以看透纷繁复杂的南方战争了。

王敦：“皇帝—权臣”模式的开创者

永昌元年（公元323年）闰十一月初十，东晋开国五年之后，晋元帝司马睿死在了宫中。 他死前已经心灰意冷。虽然他是东晋的建立者，却作为失败者死去。

在半年多以前，他的大将王敦刚发动了一次针对皇帝的战争，攻克了首都建康，杀死了他倚重的尚书令刁协，赶走了镇北将军刘隗。

王敦占领首都后，晋元帝只好写信给他说：“如果你心里还有晋朝，就息兵让天下安定一会儿吧。如果你心里已经没有了，我就回我的琅琊（晋元帝当皇帝前，是琅琊王），退位让贤。”

王敦暂时没有废黜晋元帝，却开始为禅让做准备。半年后，晋元帝离世，将不确定的未来留给了继任者。

王敦与晋元帝的关系，也为后来东晋南北朝的“皇帝—权臣”模式提供了样板，在这种模式下，权力从皇帝的手中转移到了众多的地方霸权者手中，并在这些霸权者之间形成一种脆弱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产生出一个超级巨头，这个巨头的权力比皇帝还要大得多，到这时，就变成了超级巨头与皇帝的对抗。如果对抗成功，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如果对抗失败，那么皇帝周围就会产生新一批霸权者，等待着下一次机会。

在东晋时期，前几次超级巨头与皇帝的争夺都是失败的，但为后来的人积累了经验，直到刘裕出现后，取得了成功，推翻了东晋建立了南朝宋。刘裕的榜样又带来了接二连三的跟随者，直到最后一个超级巨头侯景出现。侯景的叛乱打碎了梁武帝时期的繁荣，由于破坏性太大，导致南方政权疲弱到再也无力抵抗北方政权。北方政权的统一战争结束了南朝的“皇帝—权臣”模式。

不过，王敦在最初并不是晋朝的敌人，反而是东晋开国的功臣。

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当西晋帝国在蛮族的打击下解体时，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看到北方已经乱成一团，派琅琊王司马睿到江东地区镇守。司马睿邀请了一位叫作王导的人做他的亲信，帮助他治理江南。而王导的堂兄弟王敦则被司马越任命为扬州刺史，随后王敦为司马睿所用，成了东晋开国的另一位元勋。

于是，东晋从开国伊始，就形成了权臣掌权的局面，其中王导在首都建康和中央政府层面制定政策、安抚民心。而王敦则使用武力，从扬州出发，将上游不肯听从司马睿指挥的各个州郡一一征服。

在最初，司马睿连首都都无人听从，后来逐渐征服扬州，再向上游夺取江州（治豫章，即江西省南昌）、湘州（治长沙）、荆州（治襄阳），成就了东晋的江山。二王功勋卓著也大权在握，被称为“王与（司）马，共天下”。

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固，晋元帝也开始考虑削夺权臣权力的问题。自从汉代以来，皇帝就享有着近乎独裁的权力，直到西晋八王之乱，这种权力才告松动。既然已经恢复了半壁江山，晋元帝开始考虑整理内部。

为了对抗王氏兄弟，他开始重用中书令刁协、侍中刘隗，并疏远了王氏兄弟。在两兄弟中，王导为人洒脱，不在意功名，并没有太多抗议。而王敦则不仅加强了防备，还为堂弟鸣不平。

当王敦表现出不满时，皇帝与超级巨头的对抗，就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危机。王敦的不平让皇帝当成了反叛的信号，开始加紧削夺他的权力，皇帝的进一步削权，又让王敦担心皇帝要拿自己开刀，不得不备战将来。

王敦与皇帝的部署，也代表了未来斗争的样式。皇帝的基地在建康，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而权臣的基地则设在了权力轴心另一端的荆州，双方各据基地，在长江上寻找战场。

在晋元帝与王敦的对抗中，这条权力轴心更偏向于王敦一些。如果要让两边平衡，那么权力轴心的中间点应该在从江西九江到湖北武汉之间的某个点上，一人占据东部，一人占据西部。而王敦的实际控制区域却是在芜湖一带，距离建康已经很近了。从这里出发进攻建康可谓易如反掌。

皇帝的控制区除了建康之外，还包括江北的淮阴和合肥一带，依靠这两地作为补给基地，才勉强维持了独立性。

但这种独立性在王敦的进攻下立刻粉碎。公元322年，王敦轻而易举攻陷建康的堡垒石头城，随后进入建康，控制了皇帝本人。晋元帝忧郁而死。

不过，让晋室感到幸运的是，王敦并没有比晋元帝多活太久。元帝死后，王敦也得了重病，加上他本人没有后嗣，只有一个养子，这就失去了创立一代王朝的必要条件。

王敦病重时，其余的人看见了出头的机会，他们团结在了晋明帝周围，开始制订反对王敦的计划。

王敦虽然在死前试图扶养子上位，却有心无力。在他死时，讨伐大军已经与他的军队开战了。这次的大军主要来自建康北方的江淮一带，也就是从马鞍山到镇江这段长江的北方，皇帝控制的主要城市是寿春、临淮（又名盱眙）、广陵（扬州），这些地方也是建康常用的后方基地，在历次内战中都能起到关键作用。

王敦的反叛被平息，使得东晋渡过了第一次危机，但是，“皇帝—权臣”的模式、“建康—荆州”的权力轴心，都已经出现，这注定着东晋南朝是不太平的朝代。

陶侃：力挽狂澜

讨伐王敦战争后，在中央政府担任权臣的人换成了庾亮。王导在控制中央的时期，由于不在乎个人得失，做事公允，政策宽容，得到了人们的好评。即便他的堂兄王敦作乱，王导也一直忠于皇帝，帮助皇帝一同对抗王敦。

但到了庾亮时期，情况却变了。庾亮的妹妹是晋明帝的皇后，晋明帝死后，庾亮借助太后势力成了权臣。但与王导相反，庾亮做事毛糙、性格偏激，很快就引起了朝内大臣和朝外权臣的不满。

庾亮的敌人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位居上游荆州的陶侃，当王敦死后，陶侃占据了原本王敦的位置，成了下一个超级巨头。另一个则是实力较小，却距离首都更近的苏峻。苏峻在征讨王敦的战争中功勋卓著，被封在历阳（现安徽省和县），与军事枢纽马鞍山仅一条长江之隔。

庾亮最初防范陶侃时，并没有把苏峻放在眼中，但在他清理政敌的过程中，由于牵连到了苏峻，庾亮决定对他进行讨伐。

苏峻得知此事，不得不先发制人。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他从历阳起兵，向建康进发。

苏峻起兵后，各地纷纷表示要帮助朝廷镇压叛乱，远在荆州的陶侃也愿意提供帮助。但庾亮估计错了形势，他把陶侃当作更大的敌人，担心陶侃会乘机占领首都，于是拒绝了帮助。首都就变成了朝廷军队的孤军奋战。

朝廷没有帮手，苏峻却找到了帮手。在淮河流域的寿春，是豫州刺史祖约的地盘。祖约的哥哥就是著名的祖逖。在西晋末年的大乱中，祖逖率军北上，在长江中“中流击楫”，发誓不收复中原不再南渡。但最终，由于实力不足和缺乏支持，祖逖只是占据了寿春地区，成了一个小型的军阀。他死后，弟弟祖约继续盘踞。祖约对庾亮在中央的政策也极为不满，听说苏峻起兵后，也跟着发兵攻打建康。

叛军进攻时，庾亮却一再犯错。在首都的上下游，各有一个重要的军事重地，分别是上游的姑孰（又名当涂，在现安徽省马鞍山）以及下游的京口（镇江）。苏峻出发的历阳就在姑孰西面的长江彼岸。在他进攻时，姑孰除了有军事地理上的战略重要性之外，还储存着大量的粮食。如果中央军守住此地，不仅可以避免粮食落入敌人之手，还可以牵制敌人，不要让他们过快进攻建康。

但姑孰被庾亮放弃，苏峻占领姑孰后继续前进，他没有走水路，而是从建康以南的陆路直接打击首都。

在苏峻、祖约的联合攻势下，东晋政权遭受了第二次首都之围，并很快沦陷。庾亮逃走了。

对于东晋王朝来说，幸运的是，与王敦相比，苏峻的叛乱更缺乏政治目的，纯粹是对庾亮政策的一种应激反应。另外，与王敦不同，苏峻并不是权臣中的超级巨头，以实力而论，他比占据荆州的陶侃要小得多，也没有能力征服陶侃。因此，攻陷建康的那一刻，就是苏峻真正危机到来的一刻。

此刻的“超级巨头”陶侃并非是一个野心家，而是更乐于维持现状的中庸分子，只想保持自己现在的地位，对东晋的皇权不感兴趣。苏峻破坏了这种现状，就成了陶侃的敌人。于是，“建康—荆州”这条权力轴心有了新的变奏：这一次忠于朝廷的不是建康这个首都，而是荆州这个次中心。

被苏峻赶走的庾亮放下架子向位于荆州的陶侃求救。陶侃也放弃了对庾亮的防备，决心出兵攻打苏峻。

陶侃没有犯庾亮的错误，他率军东进时，首先攻击了姑孰，切断了苏峻（在建康）和祖约（在历阳）之间的联络，造成了祖约的后勤无法解决。

陶侃先击败祖约后，再继续前进，围困了建康。此刻，苏峻的败局已定，剩下的只是挣扎多久的问题了。

苏峻、祖约之乱被平定后，陶侃又平定了发生在江州（九江）的另一次小叛乱——郭默叛乱。陶侃的出现，让东晋进入了一个平静期，他位高权重又不图谋帝位，由他镇守权力轴心的上游，让东晋能够尽快稳定下来，也避免了另一个超级巨头的产生。

这次稳定，也让南方人终于对这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产生了信心，不再排斥它，把它看作外来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陶侃击败苏峻起到了力挽狂澜的效果，挽救了东晋政权，也避免了南中国重陷军阀混战。

但这样的好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由于地理上的不平衡，十几年后，另一个权臣已在路上了。

颠覆东晋的权臣父子

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一位叫作桓温的将军率领晋军从荆州西进，目标直指在四川的大成国（成汉）。

桓温并非出身于著名的世家大族，却在东晋乱世中崛起。这一年，担任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的桓温，听说成汉与北方后赵准备联合伐晋，决定先下手为强，向四川进军。这是东晋历史上第一次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四川盆地。

桓温的军队从荆州出发，顺长江直上，经过三峡进入四川盆地。在晋代，随着中国人长江航行经验的丰富，从三峡向西进攻成都的水路已经非常通畅。

从三峡到达重庆后，通往成都方向的河流主要有三条，分别被称为内水、中水、外水。

所谓内水，指的是嘉陵江的支流涪江，这条江水可以到达成都东方的德阳（现遂宁，并非现在的德阳），或者成都北方的涪城（现四川绵阳），从德阳或者涪城走陆路直插成都。

所谓中水，指的是沱江，这条江北上经过成都东面。

所谓外水，指的是岷江。岷江在历史上曾经被人们当作长江的主干道。顺外水北上可以到达成都南面的彭模（现四川彭山），或者成都西面的都江堰，再改走陆路。

三条水路各有优劣，其中外水的登陆点距离成都最近，水路却最迂远。内水的劣势是登陆点距离成都较远，却可以抵达成都北方的绵阳，与北方的金牛道相呼应，形成两方的联动。

桓温此次选择的是外水航道，直达彭模向成都进军。成汉政权一触而溃，从此四川进入了东晋的版图。后来，四川在桓温的儿子桓玄之乱中，曾经短期脱离过东晋政府，由一个叫谯纵的人割据。东晋大将朱龄石再次征服成都，朱龄石选择的仍然是外水航道，但他在内水做了一次佯动，又向中水派遣了一个支队。

四川的征服增加了长江混沌战的复杂性。在之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建康—荆州”权力轴心。现在，在荆州的西部又出现了四川，是否权力轴心也变成了“建康—荆州—成都”了呢？答案是，成都虽然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但这种复杂性并不能高估。

作为中央政府抵抗荆州分离倾向的工具，建康的朝廷总是希望向四川派遣可靠的人，让他从上游对荆州施压，避免离心力。但四川由于距离荆州太远太险，对荆州的压力有限，甚至本身也有很强的离心力。在大部分时间里，四川作为一个单独的地域而存在，对东部的纷争影响力不大。

桓温占据了长江中游的荆州、江州（九江）等地，而下游的建康（南京）则是围绕在皇帝周围反对桓温的基地。到了晚年，桓温曾经有篡夺政权的企图，却由于几次失败的北伐而威望下降，加上在建康主政的谢安对桓温采取了拖延战术，直到桓温死去，仍然没有完成改朝换代的手续。

桓温死后，他的儿子桓玄太小，权力被交给了桓温的弟弟桓冲。幸运的是，桓冲对于晋朝的忠心超过了他的权力欲，他决定与在建康的谢安合作，东晋王朝渡过了这次改朝换代的危机。

前秦南侵的淝水之战时期，桓冲负责以荆州为核心的长江中游防务，建康为核心的下游防守则交给了谢安。东晋王朝在这种权力分配机制下变得较为强大，击败了前秦的进攻。

但是淝水之战后，桓冲和谢安相继死去，东晋的政治分裂就越来越明显。先是东晋宗室司马道子在建康擅权，司马道子的胡作非为又引起了荆州刺史殷仲堪和青州、兖州刺史王恭的不满，两者联合起兵，却兵败被杀。

在两刺史起兵的过程中，原本失去了实力的桓温之子桓玄却突然间坐大，成了统治西部地区的最大军阀。

在中央政府的一再退让下，桓玄除了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还都督荆州、司州、雍州、秦州、梁州、益州、宁州、江州这八个州， 以及扬州、豫州所辖八个郡的军事。加上其他桓氏家族成员还占据了诸多的官职，桓玄已经权倾朝野。

东晋元兴二年（公元402年），桓玄率军从荆州出发，顺江而下，到达姑孰（现安徽当涂），以此为基地兵分两路讨伐东晋，攻克了首都建康。

第二年，晋安帝禅位给桓玄，桓玄建国号大楚。这是南朝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如果桓玄能够将政权稳固，就可以成为新王朝的开国之君。但可惜的是，占领了建康之后，桓玄放松了警惕。他以为从荆州到九江，再到建康都已经是他的势力范围，却忽略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建康以东的京口、广陵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镇江和扬州一带。

这里由于有一条古运河——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又可以控制吴越，也就是现在的苏杭一带。加之京口距离建康很近，更是一个容易出事的区域。

当桓玄将这里忽略时，有一个人却抓住了机会，他就是刘裕。

刘裕家境贫苦，与东晋时期担任权臣的世家大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出身于行伍，从低级军官做起，逐渐成长为著名将领，拥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

刘裕一眼就看到了桓玄棋盘上的漏洞，决心利用这个漏洞起兵反对桓玄。在他的号召下，扬州一带的城市纷纷起义，提供了士兵和物资，让他得以向建康挺进。在到达建康时，桓玄甚至都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就匆匆决定率军撤离，逃往西部。

于是，篡位者从西方赶来篡位不久，就又向着西方匆匆逃去。这也成了东晋南朝战争的模式：将军们在长江上一会儿上行，一会儿下行，他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往往一场战斗就决定了他们向哪个方向走。

桓玄逃亡西部时，四川也反叛了，一位叫作谯纵的人获得了四川，建立了一个新的蜀国，史称谯蜀。它只存在了九年，就被刘裕的大将朱龄石灭亡。

谯蜀的建立，让桓玄又丧失了进一步西逃的可能，当刘裕最终占领荆州时，桓玄以及他的桓氏后继者的命运就走到了尽头。

赣江、湘江变奏曲

在东晋的“建康—荆州”权力轴心中，偶尔会有一些变奏曲的存在，使得战争的范围超过了长江，而进入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这些区域主要发生在三个方向：一是首都建康北面，长江、淮河之间地区，这里也是南北政权交战的主战场；二是首都建康东面苏州、杭州一带，这里是建康的粮仓，稳定首都的关键；三是在江西赣江谷地和湖南湘江谷地，顺赣江和湘江可以直达两广地区，是长江的重要侧翼。

在这三种变奏中，发生在东晋义熙六年（公元410年）的卢循叛乱就是第三种。发生在南朝宋泰始元年（公元465年）的晋安王刘子勋叛乱中，建武将军吴喜对吴越等地区的进攻则属于第二种。南朝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导致南朝彻底衰落的侯景之乱则属于第一种。

这里只说卢循叛乱（以及其前奏孙恩叛乱）和赣江、湘江的作用。

卢循叛乱是一次政策失误造成的。在东晋大臣司马道子执政时期，曾经试图削弱士族门阀的权力并增加兵源。在当时，许多人为了不当兵和成为官奴，纷纷跑到世家大户手下充当佃客。一旦成了世家的佃客，就不再承担国家义务，不用服兵役，也不用出国家租税了。由于国家人口不足，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决定将这些“佃客”从世家大族中清除出来，送到首都供政府指使。

这项政策不仅引起了那些佃客的不满，也引起了拥有佃客的大户的不满。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琅琊人孙恩乘机起兵反对东晋政府，获得了当地许多人的支持。

东晋政府先后数次起兵攻打孙恩，孙恩后来逃到了东海中的海岛上，以海岛为基地，对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在打击孙恩的数次军事行动中，有两个人的功劳特别突出，一个是东晋大将刘牢之，另一个则是正在崛起的刘裕。

在东晋政府的一系列讨伐之后，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孙恩兵败投海自尽。

不过，孙恩的起兵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妹夫卢循将残部集结起来，渡海南走，进入了广东地界，在南海郡（治所番禺）盘踞下来。

随着东晋政府在桓玄之乱中疲惫不堪，卢循也受到了招安，摇身一变成了广州刺史、征虏将军、平越中郎将。

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刘裕率军北上并吞南燕，卢循以为得到了机会，在他的姐夫徐道覆的劝说下，展开了北伐东晋的军事行动。这是秦汉之后，广东再一次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在地理上，长江中下游与广东、广西之间隔着一条山脉——南岭。南岭在历史上称为五岭。所谓五岭，指的是江西省大余县与广东省南雄市之间的大庾岭、湖南省蓝山县和广东省连州市之间的都庞岭、湖南省郴州市和宜章县之间的骑田岭、湖南省江华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之间的萌渚岭，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北面的越城岭。

在秦伐南越的时候，曾经在五岭开辟了五条通道。到了后世，较为常用的通道变成了两条主道，以及由主道分岔形成的若干支道。

所谓主道，指的是由五岭而下的两条长江支流——湘江和赣江。这两条河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南岸最重要的支流，一条从南岭北上穿过整个湖南地区，在洞庭湖一带流入长江；另一条是江西的主动脉，从南岭北上贯穿江西，最后从鄱阳湖流入长江。

赣江道没有支道，从古至今人们都是顺赣江而上，在大庾岭上一个叫作梅岭关的地方翻越南岭，进入广东南雄，再经过韶关进入岭南低地，直达广州。

而湘江道却有若干支道，最著名的支道是一条水路——灵渠，由秦朝官员史禄开凿。当年，史禄观察到，从南岭发源的两条河一条向北流，另一条向南流，分别是湘江（向北流流入长江）和漓江（向南流流入珠江），这两条河道的上游距离很近，只有几十里，湘江的水位比漓江稍微高一点儿。于是史禄就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河水从湘江流入漓江，这就是灵渠。有了灵渠之后，人们就可以方便地从湘江经过水路进入漓江，再汇入珠江直达广州。这条路便于物资转运，使得大规模的军事辎重运输成为可能。

但这条路却有一个缺点：太远。由于漓江向西转了个弯，先要进入广西，再折入广东，这就拉长了旅行的距离。为了抄近路，可以从广东韶关或者连州北上翻山进入湘江谷地。所以，从两广进入湘江的道路就有了两条主要支路：水路更远却运输量大，陆路更近却险峻。

除了河道之外，人们还可以走海路到达岭南，海路在东吴时代开通，但一直不够安全。东晋南朝时期，如果是小规模的海盗，还可以考虑走海路，如果是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仍然以陆路和内水为主。几条道路之外的大片山地，还覆盖着原始森林，无法通过。

卢循从广州攻打东晋，也采取了湘江和赣江两条水路。

两路大军的出发点都在广东的始兴，在这里，卢循率军从湘江下长沙，经过巴陵（现湖南岳阳），向长江上游的江陵进军，而徐道覆则从赣江过豫章（现江西省南昌），经过寻阳（现江西省九江），向建康进军。如果能攻克江陵和建康这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也就拿下了东晋江山。

一路上，两支军队的进展都颇为顺利，徐道覆按计划攻克了豫章、寻阳，沿长江向建康挺进。卢循在经过长沙、巴陵之后，原计划是向江陵进军，突然听说，东晋大将刘毅率领大军从姑孰赶到，害怕徐道覆一人应付不了，就改变计划，顺江而下，与徐道覆合兵，共同击败了刘毅。到这时，建康的防线已经向卢循洞开，这位当年的海盗即将成为一个帝国的主人。

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干扰了卢循的计划。在他们制订战略时，就指望刘裕还在北伐燕国的途中，没有办法南下救援。他们不知道的是，刘裕已经攻克了南燕，听说南方有威胁，马不停蹄从北方赶回，在建康加强了防守。

在建康，刘裕占据了石头城巨防，加固了城墙，加强了守卫，卢循快速占领首都的计划失败了。

经过几场拉锯战，卢循损失了不少人马。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军粮跟不上了，整个建康地区已经坚壁清野，让他无法获得粮食。

情急之下，卢循决定退守寻阳，再按照原来的计划进攻荆州，试图占据长江的上游，对下游形成持久的压力。他派遣徐道覆率领三万人马进攻江陵，却再次遭到了失败。

最后，卢循只能率领人马按照来时的道路向南逃窜，由于路远，选择长沙和湘江的道路已经不可能，只好从豫章沿着赣江回到了广东。由于他战败的消息已经传回广东，根据地也不再稳固，卢循在一路逃窜中被杀，结束了他的帝王梦。

卢循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借助广州向北进攻的军阀被记入史册。在此之前，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一直是中华的附庸，缺乏军事地理的重要性。每一次岭南战争大都是北方侵略广州，轮不到广州主动侵略。但卢循的探索却为将来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广州虽然地处偏远，却并非毫无价值。一旦中原内乱，群雄割据，从广州出发，也不是没有逐鹿中原的可能性。

卢循之后，陈朝开创者陈霸先、唐代末年的黄巢，以及北洋政府时期的孙中山，都有过成功从广州北伐的经历。

南方帝国的衰落

南朝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宋武帝刘裕废黜了晋恭帝司马德文，灭亡了东晋，建立了南朝宋。

刘裕一生南征北战，除了篡晋之外，还灭掉了南燕和后秦，重新掌握了四川，将南朝的领土扩张到最大。宋武帝、文帝时期，也是南朝发展的巅峰。这个时期，南朝的疆域一直扩张到了北方黄河的南岸，与北朝相对峙。而作为中部战略据点的彭城、下邳、寿春、南阳、南郑等地都掌握在南朝手中。

除了与北朝在中部地带厮杀之外，在南方沿着长江的内斗仍然是主旋律。南朝宋第二个皇帝宋文帝由于想改立太子，被太子刘劭杀死于宫中。随后，武陵王刘骏在长江中游西阳（现湖北省黄冈）起兵对抗，获得了荆州集团的支持，率军沿权力轴心进攻建康，杀掉了刘劭即位，史称宋孝武帝。之后荆州集团又拥立南郡王刘义宣起兵反抗孝武帝，被镇压。

孝武帝死后，十六岁的皇太子刘子业继位。由于刘子业（前废帝）声色犬马和倒行逆施，最终被刺杀。这时，在权力轴心的两侧出现了两个皇位竞争者。

在下游的建康，继位的是明帝刘彧，而在权力轴心的另一端，则是镇守江州的晋安王刘子勋。刘子勋是孝武帝的第三个儿子，而宋明帝刘彧只是孝武帝的弟弟、宋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从继承世系上来说，刘子勋更有资格取得皇位。

刘子勋的起兵也更早，在前废帝还在位时就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不过，由于前废帝是在建康被杀的，刘彧就乘机登上了皇位，占据了首都的先机。

但形势对刘彧却非常不利。全国大部分的地方官员都选择了支持刘子勋来对抗刘彧。徐州、冀州、郢州、豫州、益州、湘州、广州、梁州等地都是刘子勋的支持者。而刘彧获得的，只有首都建康，以及丹阳、淮南等几个郡而已。当大部分的州郡都选择支持对手，而所有的粮食都不送往首都，刘彧的处境就很危急，陷入了几乎必败的境地。

为了说明刘彧处境的危急，我们可以通过权力轴心体系来看。在以往的对抗体系中，战争的双方往往各据权力轴心的一端，一方占领荆州及其周围，另一方占领建康及其周围，而战场往往设在江西九江到湖北武汉之间，并逐渐向战败的一方境内推移。在刘彧与刘子勋的作战中，刘子勋占据了权力轴心的中间位置（九江），整个权力轴心的上游（荆州方向）都是他的支持者。除此之外，从江西赣江、湖南湘江直到广东，也都支持刘子勋。更致命的是，在以往，首都建康以东往往是建康方面的支持者，特别重要的是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杭州一带，这两个地方是首都的巨大粮仓，但这一次，吴越地区也加入了刘子勋的队伍，将建康从东面包围了起来，使建康方面成了孤军。

刘彧唯一的机会，就在于能够平定吴越，将这个后方的粮仓收回，才有可能集中兵力西向，沿着权力轴心向九江、荆州进攻。但在四面楚歌之下，到底谁有能力完成这件逆天的任务呢？

一位叫作吴喜的人出现了。东晋南朝时期，受重用的往往是武将，而吴喜却是个典型的文人，掌管图书、卖弄刀笔，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此刻，吴喜却要求刘彧给他三百人马，前去平定吴越。由于要求不高，刘彧强压下各方的质疑，将吴喜派往东南战线。

虽然吴喜是文人出身，却出使过几次吴越地区，他做事公道，性情平和，得到了当地人的信任。当他进军时，各地纷纷望风而降。

吴喜从太湖西岸掠过，直插钱唐（现浙江省杭州），再进攻会稽（现浙江省绍兴），并派另一支人马进攻吴郡（现江苏省苏州），于是整个东方被迅速平定。

东方的安定，使得刘彧有机会西进与刘子勋在长江决战，扭转了败局，成为皇位竞争的胜利者。

吴喜的平吴之战，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个长江攻防战的另类样本：当苏杭地区不稳定时，对建康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如果想对外作战，必须首先平定东方，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的支援基地。

事后来看，宋明帝刘彧的掌权对于南朝并非福音。宋明帝性格猜忌，心狠手辣，杀掉了所有威胁他的宋室王侯，让南朝宋本来就不稳固的执政基础变得摇摇欲坠，为萧道成的篡权做好了准备。对功臣，他也绝不手软，就连立了大功的吴喜也被杀死，原因仅仅是他太受欢迎，对皇太子不利。

明帝死后，萧道成逐渐掌握了大权，并以首都健康为基地，消灭了反对萧道成、占据了上游荆州的沈攸之。最后，萧道成篡夺了南朝宋的皇位，建立了齐国，这是南朝的第二个朝代。

只不过，经过了太多厮杀的南朝越来越弱小，并逐渐丧失了北方的土地。最先丢失的，是如今山东境内黄河以南和以东的土地，随后在中原地区的势力也逐渐缩水，到后来，不仅黄河流域全部丢失，就连淮河流域也丢失了一半，也就是淮河以北的地区大都被北朝占领。到这时，南朝已经越来越无力与北朝对抗了。

而对南朝衰落影响最大的，除了宋明帝以来的内乱之外，另一个则是梁朝时期的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与南朝末日

南朝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南方又回光返照，进入了经济和文化的一个好时代。

在位的皇帝是梁武帝萧衍，他已经八十五岁高龄，在南朝皇帝中最为高寿。

萧衍之前，南齐皇朝变乱不断，皇帝任意诛杀大臣，北方的外患不已，江南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颠簸。南朝齐中兴二年（公元402年），萧衍取代了齐和帝，建立了梁朝，之后的四十多年里，南朝在这位老皇帝的率领下变得富裕和平，形成了一次中兴，享受了最好的时光。

萧衍厉行节约，推行文化，尊崇佛教，在乱世之中形成了一片礼仪的孤舟。甚至北朝人都对此羡慕不已，开创东魏和北齐的权臣高欢就说过：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公元548年，已经接近萧衍统治的晚年，做了一辈子皇帝、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老人本有希望在安详中死去。但就在这时，一场出人意料的灾难出现了。这场灾难令人猝不及防，不仅让萧衍失去了皇帝的荣耀，也造成了整个南朝的衰落，为将来的北朝统一打下了基础。这场灾难就是侯景之乱。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收留敌国流亡者的传统。比如东晋开创之初，王敦发生叛乱进攻晋元帝时，晋元帝最倚重的大臣是刘隗。在皇帝一方败北后，刘隗逃向了北方，投奔了后赵的石勒，官至太子太傅。

南北朝时，各方的大臣更是交流频繁，战场上的叛变层出不穷，两边的朝廷也都习以为常。只要对方的将领接洽投降，能够带来一定的军队，或者贡献一两个城池，就会被接受。至于他的忠心有多大，并不重要。投诚的将领也绝不是因为忠诚而投降，只是因为成了斗争的失败者而已。

萧衍统治的晚期，北方的东魏发生了一次权力更迭，东魏权臣高欢去世，他的儿子高澄继承了职位。高澄的继位让高欢手下的一员大将感到不安，他和高澄一直不和。这位大将叫侯景，于是率军投靠了南方的梁朝。

侯景是少数民族的羯族人，曾经在北魏权臣尔朱荣手下效命，当高欢征讨尔朱氏时，他又改换了门庭，效命于高欢。最后又叛离了高澄，率军向南方投诚。

侯景的投诚在南朝引起了震动。要了解这个震动有多大，就要明白侯景的权力有多大。在他叛逃时，他是东魏的太傅、大将军、河南大行台、上谷郡公，统治着东魏的整个南方，也就是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按照侯景自己的说法，是“函谷以东，瑕丘（现山东省兖州市）以西，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黄河南边仅有青、徐数州或许不曾包括在内。

这片地区在南朝宋时期，曾经归属于南方，后来被北方逐渐吞噬。这里是南北方的主战场，谁占有了它，就占据了南北战争的主导权。

自从南朝宋后期丧失此地之后，历代南朝皇帝费尽心机北伐都无法取得这片土地，却被侯景一股脑儿送给了梁武帝，可见诱惑之大。

经过与大臣的讨论，梁武帝决定接受侯景送出的大礼，封他为河南王，并派遣军队从悬瓠（现河南省汝南）出发接应侯景。

梁武帝光看见了利益，却没有想到获得利益的难度。发现侯景叛逃后，东魏的高澄立刻派兵日夜兼程向侯景进攻。这时，南方的接应还没有到，也无法与东魏的军队抗衡，侯景在远水无法解近渴的胁迫下，又向北方的另一个政权——西魏——求救。西魏的首都在长安，根据地在关中地区。侯景将河南地区靠近西魏的土地又许给了西魏，换取西魏来解救他。这些土地就成了“一女二嫁”。

但此刻，侯景仍然向梁武帝保证，割让给西魏一部分，是为了获取西魏的救助以活命，而剩下的部分仍然要割让给南朝梁，他的最终归宿也是南方。梁武帝接受了这种说法，继续帮助侯景南归。

谁知，西魏获得了侯景的部分土地后，又与侯景闹翻。而梁军与侯景合兵后，遭到了东魏的进攻，最终，将侯景所辖的土地丢失得一干二净。南朝没有捞到任何实惠，只捞到了一个大麻烦——侯景本人。

侯景丢失辖地后，需要新的落脚点，他率领残余人马来到梁军据守的寿阳（又名寿春，现安徽省寿县）一带，强行将此城攻占，变成自己新的基地。于是，南朝梁不仅没有任何收益，还赔上了寿阳。侯景只是名义上属于梁朝，但寿阳的行政权已经脱离了梁的控制。

梁武帝做了亏本买卖，却从道义上同意让侯景继续盘踞寿阳。但梁军与侯景的摩擦随即而起，让侯景意识到，寿阳并非久居之地。

这里位于东魏和梁的中间地带，又是各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如果只占领这一个地方，用不了多久，就会遭到兵灾而陷落。只有占据了更广阔的基地，才能保证此处的安全。

侯景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一种，向北攻东魏，占据现在的山东省作为新基地，变成另一个南燕；另一种，向南攻梁朝，占领建康一带，变成另一个梁朝。他选择了更加软弱、容易攻打、好处更大的梁朝作为目标。梁武帝萧衍本来以为占了大便宜，最终却发现接了杯毒酒。

公元548年八月，侯景向南方发动进攻。梁武帝最初并没有把他当回事，认为这只丧家之犬虽然善于打仗，却无法和一个帝国对抗。他派出了四路大军，从四个方向寿阳集结，准备包围和消灭这支实力并不算强的部队。

出乎意料，就在南朝大军向寿阳进发时，侯景却采取了一条铤而走险的道路：迅速向首都建康跃进，经过历阳、采石、姑孰，直捣首都。经过长期围困后，攻克了建康。

梁武帝成了侯景的阶下囚，这位八十六岁的老皇帝本来可以安度晚年，却由于一次错误的决策，在白发之年暴死，与他一起被埋葬的还有南朝的黄金时代。

侯景的叛乱线路，代表了从淮河流域入侵首都建康的经典案例，战争局限在“建康—荆州”权力轴心的一端，并没有进入荆州一极。

按照侯景的设想，当他把建康占领，控制了梁朝的皇帝时，就可以一面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方面逐渐消灭各地的反抗。但他没有吃透南方的权力轴心，也不理解南方的皇帝权威并没有那么大，在权力轴心另一极的荆州，也不会听他的调遣。

反抗侯景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轴心的另一极荆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南方的广州。广州的领袖是始兴太守、西江督护陈霸先，他从广东出发，经过大庾岭北上进入江西的赣江，从赣江直指寻阳（现江西省九江）进入长江。荆州的领袖是湘东王萧绎，他派出大将征东将军、尚书令王僧辩向东顺江而下。

此时，侯景的机会只有一个：先不管广州北上的敌军，迅速击败荆州，获得整个长江轴心，再回头从东西两方夹击陈霸先的部队。

但侯景并没有这么做，他分散了兵力分别对付两支敌军，结果一支被陈霸先击溃，另一支则被阻于巴陵（岳阳），也随即被击败。

巴陵一战成了这次战争的转折点，侯景失败后掉头东逃，回到首都。随后又被逐出建康，流落在江东一带，直到被杀。

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继位称帝，是为梁元帝。由于元帝的权力基础在荆州，“建康—荆州”权力轴心暂时向荆州倾斜。

侯景给南朝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是一次叛乱，它实际上是南朝衰落的转折点。在它之前，南朝在梁武帝的治理下，虽然问题重重，却又有着小康的家底。在侯景之乱后，疆土迅速缩小，许多战略要地先后丢失。

首先出现的是两帝争立。除了在江陵的梁元帝之外，在四川，另一位皇室成员武陵王萧纪在成都称帝，于是梁朝出现了两位皇帝。更致命的是，两位皇帝距离位于关中的西魏太近，成了西魏插手的机会。梁元帝为了消灭四川的竞争对手，决心向西魏求助。于是，西魏的军队先是攻占了四川，再以四川和武关为基地，攻克了江陵。

对于梁朝来说，江陵的失去意味着“建康—荆州”轴心不再完整，荆州已经成了敌国的领土。丧失了四川和荆州，也意味着长江中游防线崩溃了，孤立的建康再也没有力量保护自己了。

这次领土的变迁甚至改变了北方两大政权的实力对比。在这之前，东魏和西魏的争夺中，西魏是弱势的一方，它的领土主要在关中地区，而东魏则由于占据了广阔的华北平原和黄淮地区，资源更加丰富，兵力更充足。但自从荆州和四川归了西魏，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变，西魏已经获得了如同秦朝和汉高祖一样的优势地位，不仅占据了荆州、四川两大粮仓，还占据了一系列的战略要点。

如果说，在梁朝内乱之前，东魏更可能并吞西魏，那么梁朝内乱之后，以西魏为基础统一全国，成了更有可能的选项。

在西魏从南朝夺取大量土地时，东魏也从南朝夺走了长江、淮河间地，将战线推到了长江边，东魏与梁隔江相对。丢失了淮河流域的南朝已经失去了防御的完整性，加上长江上游的丢失，灭亡已经是迟早的事了。

梁绍泰元年（公元555年），镇压侯景叛乱的两大功臣陈霸先和王僧辩发生冲突，陈霸先击斩王僧辩。

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陈霸先取代了梁静帝，篡位称帝，建立了陈朝。但陈朝的领土已经只局限在长江以南到洞庭湖的狭小区域内，苟延残喘。在北方的两个大国北周（取代了西魏）和北齐（取代了东魏），谁能并吞另一方，谁就可以顺势而下统一中国。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时代在南朝衰亡的基础上进入了尾声，唐宋时代即将来临了。

第三部　失衡时代（公元384—公元907年，隋到唐）

第十章　北朝：从黄河到长江（公元384—公元589年）

南朝刘宋时期，北方的鲜卑人统一了北中国，建立了北魏。北魏文明程度虽然落后于南方，却从一张白纸之上建立了新的制度，避免了南方积累了几百年的弊端，在国力上逐渐压倒了南方。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虽然暂时没有显出太大的用途，但从战略上，却意味着北朝将战争重心转移到了南方，为将来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玉壁古战场位于汾河以南的台地上，诉说着当年东西魏的厮杀，也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东西对立。此后，随着江南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分裂模式往往变成了南北对立。

玉壁城正好卡在从汾河进入黄河的岸边，这座城市的存在，让东魏不敢越过黄河进入关中平原，从而保证了关中的安全。

西魏对东魏的打击主要针对中路的洛阳，却由于河阳三城与虎牢关的存在，让西魏即便占领了洛阳，也无法越过洛阳进攻豫东和太原。

西魏乘南朝内乱，获得四川与荆州，这两个超大粮仓成了改变战争局势的胜负手，使得原本弱小的西魏一跃成为中国最强大的政权。

隋唐时期，长安和关中平原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中心，随着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关中盆地虽然还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却已经成了中原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定都长安，导致中国在军事战略上进入了一个失衡时代。

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后，七拼八凑的前秦帝国崩溃了，另一支少数民族政权却正在复国。

在如今山西省北部，曾经存在着一个鲜卑人的小国——代国。它地理位置偏远，国土面积也不大，与中原接触不多。前秦王苻坚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在兼并其他地区的空隙中，顺便将代国也并吞了。

前秦在淝水之战失败后，各个北方少数民族纷纷独立。代国前首领拓跋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乘机崛起，重建了代国，定都盛乐（现内蒙古和林格尔）。后又改国名为魏，史称北魏。在随后的扩张中，北魏重新获得了山西北部地区，又跨过黄河，拥有了陕西以北的河套地区。

在拓跋珪扩张时，中国北部的前秦已经消失，地图上换成了占据关中的后秦（定都长安），以及拥有中原的后燕（定都中山）。此外，在山西的长子还有一个小国西燕（也是前燕王室后裔所建），在甘肃河西走廊是前秦大将吕光所建立的后凉。

这些敌人中，最直接和最具威胁的是同处于北方的后燕，两国只隔着一座太行山遥遥相望。相比起北魏，后燕位于平原之上，缺乏制高点，这给了拓跋珪机会。

不过先发制人的是后燕，北魏登国十年（公元395年），后燕王慕容垂派遣八万大军，从中山出发，越过太行山的井陉关口，进入晋阳（现山西省太原），再从晋阳北上经过平城（现山西省大同），出雁门，向北魏的首都盛乐进发。

事实证明，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地区并不适合闪击战，当后燕大军到来时，北魏迅速向西方撤退，一直撤退到千里之外的河套地区。后燕由于无法保障后勤，进退两难，被机动性更强的拓跋珪击败， 大部分降卒被坑杀。

第二年，拓跋珪再次击败了燕王的部队，并投入了反攻。

拓跋珪占领的地区主要是山西和内蒙古地区的草原地带，要想通往华北平原，主要道路有两条：一条从北京以北的军都陉（现居庸关）穿过燕山山脉，进军幽州（现北京）；另一条从山西北部南下，经过马邑（现山西省朔州），攻克晋阳（现山西太原），再从井陉穿越太行山，直达后燕的首都中山。

拓跋珪两道并进，大破燕军，灭亡了后燕。

后燕的灭亡，让拓跋珪同时获得了山西北部和河北地区。山西提供了险要的地形，河北提供了粮仓。之后，北魏将首都迁往了平城（现大同），成了北中国的豪强。

北魏灭后燕时，恰好也是南朝宋刘裕向北扩张时期。南朝最远占据到黄河南岸，北魏则拥有黄河北岸，双方以黄河为界对峙。

与此同时，在北中国的西部，关中平原上的主人已经从后秦换成了匈奴人赫连勃勃。当年刘裕北伐关中，灭亡了后秦，但他攻克长安后却匆忙南返，位于陕西北部的匈奴人赫连勃勃乘机进入长安和关中，建立了夏国。

对北魏而言，后燕灭亡后，北中国只有一个强大的敌手就是夏国，其余的小地方政权已经不构成威胁。

即便是夏国，实力也无法与北魏相比。北朝时期的关中地区由于常年战乱，早已不再是富庶之地，无法与华北相抗衡，北魏只需要采取蚕食战术，就可以慢慢将夏国消灭。从北魏始光元年（公元426年）九月开始，到公元431年，北魏用五年时间灭亡了夏国。

之后，北魏击溃了位于辽东的慕容家族残余势力北燕，并击败了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柔然，统一了中国北方。

北魏统一北方时，南方的刘宋仍然处于巅峰时期。但随后，南朝进入了绵绵的衰落期。与之相反，蛮族建立的北魏却启动了建立国家制度的过程，将一个以游牧为主的民族部落变成了定居的国家。一系列制度确立，政权更加文明化。

于是，此消彼长之间，天平已经向北方倾斜。

定都洛阳的利弊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乘南齐武帝逝世的时机，魏孝文帝率军从首都平城（现山西大同）向南进发，准备攻击南朝齐。

但天公不作美，大军到洛阳后，一直淫雨绵绵，将士们疲惫不堪，不想继续向南。孝文帝不得不屈服于将士们的意志，但他提出一个要求：如果此次不进行南伐，就必须迁都洛阳。

大部分大臣都留恋平城的偏安，迁都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安逸的生活，千里迢迢带着家眷，随孝文帝来到洛阳重建家园。但是，相比起南伐，他们宁愿选择迁都，于是，迁都洛阳就成了魏孝文帝的既定政策。

大臣们没有料到，所谓迁都，其实只是孝文帝南伐的一个步骤而已，迁都洛阳之后，与南方政权的军事冲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迅速增加，进入了一个战争连绵的时期。

魏孝文帝时，北魏的制度建设已经进行了数十年，历代皇帝将一个半游牧半开化的国家建设成了一个与汉人政权在文化上不相上下的国家。

特别是在孝文帝时期，由文成文明皇太后冯氏主导的一系列改革，更是成了历代改革的范本之作。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北魏实行了官员的班禄制改革。在这之前，北魏的中央官员都没有俸禄，官僚阶层依靠许多不正规的手段，如战争劫掠和霸占土地获得收入。随着战争的远去，官僚阶层没有了战利品，更多地依靠骚扰民间来获得收入，太后决定给官员发薪水，发薪水的钱则来自从民间征收的一笔特别税。

为了从民间征税，太后又在第二年启动了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人民去耕种，建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直到唐代仍然继承的土地制度。

分地进行得并不顺利。要向人民分发田地，必须掌握人民的户籍资料。可是北魏的统治者还不知道怎么去统计和管理户籍。太后在秘书令、南部给事中李冲的建议下，她开始建立社会基层组织，在县以下建立三级村民机构（三长制），由这些机构负责基层的户籍和税收管理。

班禄制、土地改革、三长制，如同环环相扣的一出大戏，让北魏的官僚制度成了当时最先进的范本。

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北魏也同样从落后到反超。北魏历代皇帝都很重视佛教的发展，开凿石窟，发扬佛法，南朝的佛教往往注重繁文缛节和奢侈豪华，而北朝的佛教则更注重义理和修行，在影响力上丝毫不比南朝差。

北魏还是一个尊崇儒教的国家，由于对汉族文化的尊崇，儒教在皇家的扶持下逐渐成了气候，并主导了一系列神化皇权、加强仪式感的运动。而在南朝，儒教却呈现衰落状态，到了唐代，当人们再次想回归儒教的时候，只能从北朝的传承中去学习。

在政治上，北朝的各个皇帝都很在意制定一套符合时代的法律。由于南朝继承了两汉魏晋时期的社会制度，许多利益集团已经彻底把持了政治，任何改革都不再可能。北魏却是从一块白板上新建立法律制度。结果，北朝的法律制度很快超过了南朝，不论从公平性，还是从统一性，都成了后代的样本。

北魏的改革高峰随着冯太后的死亡告一段落。当孝文帝独立行使权力时，他想继承改革，却总是改得不是地方。为了表现出比冯太后更加汉化，他加强了意识形态特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改汉姓、穿汉服、禁胡语等。这些改革看上去很激进，却意义不大，只是激起了鲜卑族人与中央政府的对抗。正是这些对抗，导致了北魏的分崩离析。

虽然魏孝文帝其他措施不尽如人意，却有一项改革意义非凡，那就是迁都洛阳。

人们往往把迁都洛阳也作为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迁都之事不是为了汉化，而是服从于战略需要。

北魏平城时期，人们只要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南北两大皇朝之间的地理错位。南朝的首都设在了长江边上的建康，而北朝的首都却在遥远的平城（大同）。

之所以定都平城，与北魏建国初的政治形势有关。在建国初，北魏的对手一直是柔然、燕国、夏国等北方国家，与南朝的交往并不多。

但随着北魏统一北方，北魏的军队却发现，如果要南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出兵的战线太长。

以孝文帝的南伐为例。孝文帝在平城组织军队，亲自率军南下。平城位于现在的山西省北部，已经属于中原帝国的边缘地带。从平城南下必须首先经过太原，再从太原南下上党，渡过黄河，进入洛阳地区。到洛阳时，士兵们已经翻山越岭走了一千五百多里路，就算是没有大雨，也必然疲惫不堪，而此刻军队连国境还没有出去。

因为首都太靠北，北魏已经吃过一系列的亏。在北魏灭亡后燕后，燕国流亡者在如今的山东境内建立了一个小国南燕，如果北魏的首都在洛阳，就很容易沿黄河向东灭亡南燕，但由于首都距离太远，出兵不便，反而让刘裕乘机北上夺得了山东。这是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政权边境最靠北的一次，甚至威胁到了北魏在河北地区的统治。

而北魏历次与南方的作战，虽然拥有着兵力优势，却大都因为距离太遥远，指挥不便，而不得不半途而废。

孝文帝此次迁都的目的，不是因为大雨被迫留在这儿，而是希望借助迁都来巩固北魏的南疆，并以此为基地，出发打击南朝，节省一千多里的道路。

孝文帝迁都两年后，再次开始了向南进军。这次进军以失败告终。更为严峻的是，虽然这是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决策，却由于与孝文帝一系列不必要的改革混在了一起，成了保守集团攻击的对象。在保守集团分裂倾向越来越严重时，北魏的政治被撕裂，从而影响了军事。北魏分裂了。

但孝文帝的迁都，却为后来的东魏和西魏打下了基础，也是从这时开始，北方从更短的用兵线出发，将战线南移，获得了绝对优势，为后来的统一做好了准备。

最后一次东西对峙

山西省稷山县是一座在汾河北岸的城市。汾河水向南经过临汾后，继续经过襄汾和新绛，然后折向西方，经过稷山、河津，最后汇入黄河。如果从黄河出发，汾河就成了进入山西，特别是临汾、太原的一条最便捷谷道。

除了沟通长安和太原之外，从汾河谷地的新绛县向东南翻越中条山，可以经过垣曲到达济源，这是另一条沟通汾河与黄河的道路。从济源既可以渡河去洛阳，也可以在黄河北岸继续向东去往河北。

两条路的交叉，赋予了汾河谷地（新绛到河津段）以特殊的意义。稷山县恰好就处于这一段河道上。

从稷山县向西，在汾河北岸行走两公里，再向南渡过汾河，继续前进两公里左右，就来到了一个叫作白家庄的村庄。这个不起眼的村庄在东西魏时期却是大名鼎鼎，即便到了现在，仍然保持着古战场的形态。

在白家庄村外的西方，有一个巨大的黄土台地，顶部平坦如桌，边缘垂直如削，在台地四周还可以看到一圈古人修建的土墙遗迹，这就是当年的城墙。台地顶上，古代的瓦片、骨片俯首可拾。西缘有一条巨大的冲沟，将整个台地刻成了“凹”字形（那一凹，就是冲沟的位置）。在冲沟边缘的土墙下，依然可以看到厚厚一层完整的人类骨架，大腿骨叠压着脊椎骨，下颌骨上的牙齿显示死者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当地人称这里为万人坑。

这些骨架，都是一千四百多年前死去的战士，可能达到数万具之多，后来被集体埋葬于此。除了人的尸骨之外，还可以找到马的尸骨，说明当年战争的惨烈。

在台地上，还能看到地道的痕迹，这些地道是当年攻城者挖掘，希望能够从地下攻入城中，却又被守城者放火封锁。一千多年后，地道犹存，甚至在地道口还可以找到大量的骨片，可能就是攻城者留下的。

这座城市叫玉壁城，是当年西魏揳入东魏的最深入堡垒，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围困和攻击，却依然屹立。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类活动明显，历史上的古战场大都不能保持原样。但玉壁却由于位于临河的台地上，且人口相对较少，躲过了人类活动的破坏，向我们诉说着当年的杀戮。

魏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王朝，经历了一系列的内部纷争而衰落。北魏末年，一场席卷北方的大骚乱打乱了这个刚刚文明化的王朝。

北魏时期，除了与东、西、南三方的敌人作战之外，在北方还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强大对手——柔然。太武帝拓跋焘曾经大力打击柔然，将蛮族赶向了更北方。为了防止柔然回来，他在黄河以北、大漠以南，沿阴山山脉建立了六个军镇，分别是武川（现内蒙古武川）、抚冥（现内蒙古卓资山）、怀朔（现内蒙古五原县）、怀荒（现内蒙古乌兰察布境内）、柔玄（现山西省天镇县境内）、沃野（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境内）。在六镇中担任将领的大都是鲜卑贵族，士兵以鲜卑人为主，也有来自中原的汉人。由于六镇起着保卫首都平城的作用，在北魏的军事和政治中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方的重要性在北魏朝廷中降低了，六镇也不再感觉到皇权的照耀。

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沃野镇和怀荒镇首先举起了造反的大旗，随后，从关西到河北地区都发生了叛乱。

为了镇压这一系列叛乱，北魏政府不得不借助于另一位军阀，位于秀容（现山西省忻州境内）的尔朱荣。于是，尔朱荣就成了北魏版的董卓，被政府邀请进入了洛阳，获得了大权，另立了皇帝孝庄帝。尔朱荣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北魏政权，他镇压叛乱的同时，却大肆杀戮不服从的官员。

不肯充当傀儡的孝庄帝杀死了尔朱荣，却又被尔朱荣的从弟尔朱世隆所杀。此刻，尔朱家族的权力已经遍布天下，许多家族成员都身居要职。但最终，尔朱家族被以高欢为首的另一个武装集团消灭。

在一系列的纷争过后，北魏形成了以高欢为首、以晋阳和邺城为核心的东部集团，以及以贺拔岳为首、盘踞在关中的西部集团。贺拔岳死后，西部权力落在了他的手下宇文泰手中。

高欢和宇文泰并没有称帝，而是从北魏皇族中选择不同的人担任皇帝。于是，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高欢和宇文泰死后，他们的后代分别篡位，成立了北齐和北周。

在中国历史早期，当中华文明仍然以黄河流域为主时，不同政权大都是以崤山和黄河为界的东西对立，到了后来随着江南的发达和关中的衰落，就变成了以秦岭、淮河为界的南北对立。东西魏（北齐、北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东西对立。

双方大致以关内和关外的传统分界线作为国境线，也就是以现在陕西和山西之间的黄河为边境。边境线从黄河到蒲坂后，离开了黄河，经过潼关，南下武关，在襄阳西北与南朝梁的国境接壤。

唯一的一点例外在陕北地区靠近内蒙古的地方，这里在黄河以西有一座城市叫统万城，曾经是夏国的首都，被东魏占领。

双方国境线决定了，不管是东魏进攻西魏，还是西魏进攻东魏，都主要沿三条路线进攻，这三条路线从战国时代以来就一直是沟通关内外的主要通道。

以率先发起进攻的东魏为例。东魏军队可以从晋阳（太原）沿着汾河谷地，经过临汾、稷山等地，从龙门或者蒲坂渡过黄河进攻西魏（北路），也可以从洛阳出发进攻潼关，然后再向长安进军（中路）。除了这两条之外，第三条路线并不常走，即从南面的武关进攻上洛、蓝田，直捣长安（南路），这条路过于遥远，山路难走，对补给要求高，往往只是作为协同而使用。

在进攻中，东魏的高欢喜欢两路并进，一路从太原沿着汾河谷地过黄河（北路），另一路从洛阳进攻潼关（中路）。这两条路中，使用北路更多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山西地区是高欢曾经的辖地，也是重兵布防的所在，出于调兵方便，常常走北路。

西魏的宇文泰则喜欢在北路持守势，而在中路使用攻势，数次派出大军经过潼关直捣洛阳。由于西魏掌握了潼关天险，又逐渐占据了位于现在三门峡的陕县一带，从中路进攻到达洛阳，已经相对容易。在历次征伐中，西魏都能顺利地到达洛阳，并继续向北，企图突破黄河直插山西的晋阳，或者向东进攻位于河北的东魏首都邺城。

但西魏在洛阳东北的黄河边，却总是遭到决定性的失败。

在洛阳以东，有两个决定战争走势的军事据点，一个是位于汜水的虎牢关，距离如今的河南省会郑州只有几十公里。虎牢关地处黄河边，在秦汉时期，虎牢关附近就是著名的荥阳城，在楚汉相争时代刘邦和项羽围绕着荥阳展开过激烈的争夺。到了北朝时期，人们在荥阳旁的黄河边上修筑了一座关口，就是虎牢关。

虎牢关位于黄河南岸，这里全是黄土构成的悬崖台地，台地之间沟壑纵横，几乎无法通过。只有一条叫作汜水的小河汇入黄河，如果沿着小河而上，就可以进入一个如同大肚宝瓶一样的谷地，谷地的四周都是峭壁，即便老虎进入这里，也如同进入了笼子。虎牢关就卡住了笼子的入口。如果西方的军队要向东前往豫东地区，只有占据了虎牢关，才敢于向东方进军，否则就会被虎牢关从背后卡住脖子。

另一个决定走势的据点是距离洛阳更近的河阳三城，位于洛阳东北的黄河渡口孟津不远。这里的黄河中心有一座小岛，在岛上和黄河两岸，各筑有一座城池，加起来一共三座，三座城市用浮桥相连。西魏在占领洛阳后，如果要渡过黄河向北进攻上党（现山西省长治一带）、晋阳，那么必须将河阳三城拿下，才能顺利渡过黄河并且没有后顾之忧。

西魏的军队就在虎牢关和河阳三城这两个据点屡屡遭受失败，无法占领。虽然它每次都可以进攻并占领洛阳，但最后由于军粮耗尽，无法防守，只能退出洛阳盆地，回到陕县或者潼关。

西魏在中线的进攻无法得手，在北线的防守却总是非常成功。在如今的山西运城地区，有一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三角地带，夹在黄河、汾河之间，在古代称之为河内地区。这个三角地带是北路和中路交会的中间地带，如果东魏占领了这里，就可以沟通北路和中路，形成策应，共同打击敌人。如果西魏占领了此地，就如同一个打入敌人七寸的楔子，让敌人不敢越过黄河进攻关中。

在这个三角地带，西魏大将王思政发现了一个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这个地点在如今稷山县西南五公里的地方，在汾河南岸的一个高高土台上。这个土台四面绝壁（只有东面相对高差一些，但是这里筑有坚固的城墙），顶部平坦得像一张桌子。在土台的西壁，又有一个巨大的冲沟，使得整个土台变成向西的“凹”字形。

如果在这个土台上筑城，就等于扼住了汾河的咽喉，东魏如果派兵从汾河进入黄河，就必须从玉壁城下经过。由于地势险要，东魏将士几乎不可能打下玉壁。如果东魏将士想要绕过去继续前进，玉壁城的守军就会从后方掐断他们的补给线。

王思政认为，只要占有了玉壁，就防守住了北路，让东魏无法通过此路进攻关中。唯一的难度是，这里在黄河东岸，已经深入东魏的境内，对于西魏来说，要守住这样的城市，也有很大的难度。

幸运的是，西魏在黄河南岸占有了潼关和弘农（陕县），这两座城市与玉璧恰好构成一个三角形，潼关和弘农就是三角形的两个底角。“潼关—弘农—玉壁”三角正好与“黄河—汾河”三角重合，西魏占据之后，东魏就很难从中路和北路进攻关中了。

自从建立之后，玉壁城就成了两魏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场。高欢每次率军进攻西魏，都必须首先要进攻该城。他利用地道、攻城车，所有的武器都尝试过，却留下了数万具尸体，被迫撤回。

正是有玉壁的存在，西魏才巩固了北部的边防，有力量组织军队，对洛阳实施打击。西魏本来就比东魏弱小，却能在历次战役中不落下风，得益于玉壁这座城市的杰出防卫作用。

对西魏更加有利的是，梁朝的侯景之乱改变了南北方的实力对比。在东西对抗的同时，西魏（北周）还腾出手来夺取了南方的四川和荆州地区，获得了两个超大的粮仓。于是，北方双雄的胜负手已经悄然变换。原本资源处于劣势的西魏已经成了中国最强大的政权，在经过了多年的鏖战之后，西魏的大反攻来到了。

统一与失衡

北齐武平三年（公元572年），一场针对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的阴谋正在进行中。

斛律光是北齐名将，甚至可以说是北齐当时唯一的依靠。他的父亲斛律金同样是名将栋梁，他女儿是当朝皇后，更难得的是，斛律光本人毫无野心，忠心耿耿地服侍着北齐皇帝。

但这时，民间突然传出了很多民谣，比如“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如“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在古代的计量单位中，一百升就是一斛，而明月则是斛律光的字，北齐的皇族姓高。这些民谣所指向的都是斛律光，暗示他有野心，要篡位。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北方政权在学习汉文化时，往往以汉代为蓝本，而汉代流行天人合一的谶纬，对民谣中蕴含的各种暗示都充满了警惕。这些民谣的出现，必然令北齐的统治者感到慌张。

在民谣的助推下，另两位权臣祖铤和穆提婆开始构陷斛律光，劝说北齐君主高纬杀掉斛律光。

高纬以奖励斛律光一匹马的名义，召他前来谢恩。毫无心机的斛律光没有丝毫怀疑。高纬的卫士刘桃枝从背后偷袭并杀死了他。斛律光在死前故意不做反抗，表示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朝廷的事。

斛律光的死，与当年南朝宋的名将檀道济一样，成了自坏万里长城的典范。檀道济是军事名著《三十六计》的作者，也是帮助宋武帝刘裕打天下的人，却由于宋文帝的猜忌而被杀。檀道济临死前说：你在毁掉你的万里长城！他死后，北魏君臣弹冠相庆，庆幸南方再也没有能够打败他们的将领了。斛律光死后，北齐的对手北周则庆祝得更为夸张，北周武帝得知后，干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大赦，庆祝一番。

斛律光之死除了是奸臣所害之外，还是北周大臣韦孝宽的计谋，那些民谣就出自他的手。韦孝宽一辈子为北周立下两宗大功：一宗是守卫玉壁，气死了当年的东魏权臣高欢；而第二宗就是除掉了北周的最大对手斛律光。

在斛律光执政的最后年代，强大的北齐由于制度的失灵已经衰落。弱小的北周得到荆州和四川后，却变得强大起来。只是由于斛律光等人的拼死搏杀，才保持了相对的均衡。

在斛律光死前九年，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北周曾经发动过一次激烈的统一战争。这次战争中，北周选择了与突厥人联合，试图从一条北齐意想不到的线路进攻。

突厥人和北周大将杨忠从山西的正北方，向晋阳（现山西省太原）进攻，而另外两支部队则沿着传统的北线和中线，分别进攻平阳（现山西省运城境内）和洛阳。但这次拼凑的进攻以失败告终，特别是在北线和中线，斛律光先是在平阳阻击了北周军队，又驰援南方逼退了洛阳的敌军，可谓居功至伟。

斛律光死时，北周武帝的下一次战争已经在准备了。

这一次，他决定不再像上次那样分散兵力，而是集中在一个方向进行重点攻击。到底选择北路，还是选择中路，就成了战略决策的焦点。

北周武帝希望选择中路，他亲率大军直攻洛阳，再以洛阳为跳板，过黄河，进攻北齐的首都邺城。这条路接近于当年武王伐纣的道路。有三位大臣却建议走北路，从汾河进攻晋阳，以晋阳为中间目标，再越过太行山进攻北齐的首都邺城。这条路近似于当年韩信袭击赵国的道路。

北周武帝经过衡量，仍然被洛阳古都的气质所吸引。不过，他对计划也做了变通，不准备直接进击洛阳，而是顺河而下，先进攻洛阳东北黄河上的河阳三城。

北周武帝的军队长驱直入，攻克了位于黄河南岸的河阴城，阻止北齐军队从山西前来救援洛阳。然而，虽然占领了河阴城，位于河水中间的中潬城和北面的河阳城却久攻不下，洛阳城也一直在坚守，不肯投降。山西方向北齐的救兵又快到了。

北周武帝只好撤军。由于选择进攻方向的错误，他丧失了第一次机会。

事实证明，在从陕西向东进攻河北时，中路之所以不如北路，在于中路的战略中间点洛阳处于平地之中，从洛阳打击河北，缺乏制高点，也过于遥远。如果平地作战，必须有足够的机动性，打闪击战，但黄河的阻隔让进攻者的机动性也丧失了，快不起来。

对手却占据了山西的高地，反而可以很容易地实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北周的进攻就只有失败一条路了。

一年后，北周武帝再次伐齐。这次，他吸取了前面的教训，选择了北路。与中路相比，北路虽然位于山西的崇山峻岭之中，却由于一直顺着汾河谷地前进，比起洛阳道的形势更加简单。

山西地区的晋阳（太原）由于位于各条山脉的中心，拥有居高临下的气势，有着控制河北、河南的作用。所以，北周武帝此次的目的，是利用晋阳从高处控制华北，再居高临下对北齐首都邺城进行打击。

这次的策略奏效了，在北周的打击下，北齐灭亡。

随着北周统一了北方，南方的陈朝小政权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

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了北周，建立了隋朝。

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为了给伐陈做准备，文帝废除了位于江陵的傀儡国家后梁，进一步部署军事计划。

公元588年底，占据了四川、荆州和整个长江北岸的隋文帝开始安排一次类似于西晋伐吴的军事协同行动。

隋朝大军兵分八路向陈朝猛攻。在西面，隋军经过一个月战斗，占领了长江中游地区，而在东面的进攻选择了春节时。由于在春节期间陈朝将领们纷纷请假回家过年，士兵也没有防备，隋军顺利渡过长江。二十天后，首都建康城破，陈后主被俘。

经过了两百八十年的乱世纷争，中国再次统一在了一个政权之下。

中国历史上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大分裂，中间只经过西晋的短暂统一，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南北对峙状态。三国时期，曹魏统一了北方，南方的蜀、吴分别制订了北伐战略，却由于南方的分裂，无法集中资源完成北伐。

东晋之后的南方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统一状态，而北方却分分合合，一直不够稳定，这本来是南方反攻北方的好时机。

但事实证明，南方反攻北方的难度比诸葛亮和张竑想象的要大。南方之所以难以反攻北方，在于北方的地理特征过于纵深。南方即便攻克了洛阳，未必能攻克由潼关保护的长安；南方即便进入了长安，抵抗者仍然可以退到山西，借助地理优势居高临下打击入侵者。

北方进攻南方时，只要攻克了建康，战争就算结束；而南方进攻北方时，即便占领了华北平原、洛阳和长安，战争也只是刚刚开始。

不过，即便从南方很难完成统一大业，但东晋南北朝的大分裂丰富了南方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内，南方政权在发展经济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开发出一条“荆州—建康”轴心，长江也成了战略调兵的通衢大道。同时，广州也进入了战略视野，卢循和陈霸先两次利用广州为基地进攻长江流域，前一次失败，后一次却取得了成功。

南北对峙下，淮河流域的战略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认识。“要守长江，必守淮河”已经成了南方政权的魔咒，在未来一直受到了遵守。任何守不住淮河的政权必然丢失整个国家。

最后一次实验这个魔咒的是国民党政府。公元1949年，蒋介石虽然在长江上布满大军，却禁不起解放军的一次集体冲击，就是明证。

分裂虽然不利于人民的生活，却是发展战略的最佳时机。南北朝之后，中原的战争战略基本已经定型，只有向外扩张时，才由于新的地理因素的引进而有所发展。

但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由于北周是从长安起家的，它的后续王朝隋和唐也都定都长安。在隋唐时期，长安和关中平原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中心，这里已经供养不起一个帝国的体量。随着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关中盆地虽然还有一定的战略重要性，却已经成了中原的附庸。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选择定都长安，必然引起新一轮的失衡，不管是和平时期供养长安物资，还是战争时期保卫长安，都必须付出足够大的代价。于是，中国在军事战略上进入了一个失衡时代。

第十一章　唐代建国：关中的最后辉煌（公元589—公元622年）

隋炀帝组织了上百万人（号称两百万）的东征高丽行动，由于无法在如此庞大的军队中进行有效协同而告终。历史证明，军队不是越多越好，超过需要的军队无法组织协同，还会把军粮吃光，反而成了失败的根源。

隋朝的崩溃在于财政机器太高效，将高于民间承受能力数倍的税收从民间抽走。由于财政收入来得太容易，刺激了皇帝的野心，修建了一系列的大工程，并发动了数场耗资巨大的战争，拖垮了隋朝。

在各地叛乱时，隋炀帝本应该留守北方镇压叛乱。但他却选择去战略地位远不及北方的扬州，实际上放弃了北方，这也宣告隋朝的统一结束了。

隋末杨玄感起义时，李密向杨玄感提出上、中、下三策，其中进攻洛阳是必败的下策。不想杨玄感却采取了下策，兵败身死。当李密成长为隋末最重要的领袖时，又一次面临着进攻关中还是进攻洛阳的选择，不想他仍然选择了进攻洛阳这个下策，从而耽误了机会，被唐王李渊捷足先登，占据了关中。

李渊进攻长安最大的障碍不是军事，而是安抚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李密，趁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完成自己的作战目标。李渊利用低姿态迷惑了他们，从而完成了军事计划。

李渊是最后一次利用“关中—四川”模式统一全国的开国君主。他的策略是：首先从山西借助汾河谷道进入关中地区，获得四塞之地，再将汉中、四川收入囊中，并平定甘肃、山西内的反抗势力，拿下所有对关中可能产生威胁的战略点。

一旦关中安全，就东进洛阳和华北平原，取得这个巨大的粮仓和后备基地。获得北方后，南方由于支离破碎，已经无力抵抗北方的攻击。

唐代之后，关中的地位继续下降，依靠关中就不可能再取得整个国家了。

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是一年一度百戏大会的日子。

自从大业二年开始，为了炫耀国家的富裕和强大，隋炀帝每年都会组织庞大的欢会和游行活动。在会上，会集了海内外数万人的乐工和舞者。政府只要听说哪里有好的歌舞表演者，都会邀请到东都。

这场集会从春节开始，持续十五天。鼋鼍龟鳌，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各种戏法，应有尽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

春节还是万国来朝的时期，大量的外国人拥入，在戏场上来回穿梭，惊叹于中国的富裕和繁荣。

公元610年春节，突厥的启民可汗与许多小国的国王一同前来东都。这一年的百戏大会设在了天津街。朝廷拿出了上万亿的经费来组织。各种奢侈的器玩，华丽的衣服，缀满了珠宝金银，修饰着锦绣罗绮，蜡烛火炬映红了天空，让外国人目不暇接 。

但在欢乐的背后，隋炀帝却在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远征。他向天下的富人加税，购买马匹，又下诏征兵，向北方的涿郡（现北京）集结，准备东征高丽（现朝鲜和韩国北部）。

在隋代，一共开通或者疏浚了五条运河。隋文帝时期修建了一条从首都大兴城（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河，当粮食从中原地区经过黄河运送到潼关附近时，就可以转广通河直达首都。

隋炀帝时代则建立了三条，并疏通了另外一条已有的。第一条是从洛阳到淮河南岸的山阳（现江苏省淮安）的通济渠，这条河从洛阳引谷水和洛水入黄河，再引黄河水入淮河。第二条从淮河到长江，则采用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修建的邗沟旧道，进行了加宽，这条河从山阳直到江都（现江苏省扬州）。第三条是渡过长江之后，从江都对面的京口（现江苏省镇江）到余杭（现浙江省杭州）的江南河。

这三条运河构成了“洛阳—杭州”运河的主航道。

另外还有第四条运河，是向北连接的永济渠，从黄河北岸延伸到涿郡（现北京）。这条河将洛阳与北方连接了起来，直达现在的北京附近。

涿郡也就此成了北伐的转运中心，不管是物资还是士兵，都会首先运到涿郡，再经陆路朝东北出发。

第二年，征伐高丽的军事行动继续准备，皇帝下令建造三百艘海船集结在东莱海口（现山东省烟台），作为从海上打击高丽的基地。官兵们日日夜夜造船，甚至为了赶工期不敢上岸，腰部都生了蛆。

炀帝本人则在四月抵达涿郡，随后下令建造五万辆运输车，送到高阳（现河北省高阳县，位于保定东南），再由士兵拖往前线。七月，江淮以南的民夫开始将大量的粮食从洛阳附近的洛口仓、黎阳仓运送到涿郡，运河中一时挤满了船只，上千里不绝，路上奔波的运输工达到了数十万，死亡的不计其数。

所有的粮食运送到涿郡后，就无法使用水路了。接下来，要由民工用牛车运到下一站——怀远（现辽宁省阜新境内）。由于东北地区较少开发，一路上坎坷泥泞，又造成了大量的死亡。

到这时，许多人禁不起折腾，已经走上了逃亡或者叛乱的道路。沿着运河各地，小的叛乱此起彼伏，炀帝只好命令各地政府进行镇压。

那么，如此折腾的运输，到底组成了多大一支军队呢？答案是：一共征发了正规部队二十四军，加上御营军，一共凑了三十个军和十二卫，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两百万人。

这两百万人又分成水军和陆军，其中水军以东莱为基地，渡海直接打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陆军则从陆地经过三道防线，进攻敌人首都。

其中第一道防线是在辽东（现辽宁省辽阳）的辽河防线，第二道是现在中朝边境的鸭绿江防线，第三道是在如今朝鲜境内的萨水（清川江）防线。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二，隋炀帝终于下达了出发的命令。每天出发一军，每军相隔四十里，一共花了四十天，所有的军队才出发完毕。隋军在绵延上千里的进军线路上旌旗招展，蔚为壮观。

隋炀帝动用如此庞大的军队去征服一个弹丸小国，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实际上，许多人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支号称两百万的部队，这个庞大的部队必然导致协同的不畅，引起效率的低下，被敌人各个击破。

即便不会在战场上失败，吃饭的压力也最终会压垮补给线，造成军队的分崩离析。

在进攻过程中果然问题不断。最合适的进攻方法是由段文振提出来的：为了避免军需压力，应该水陆并进，快速打击，直接进攻首都平壤，速战速决。

但是隋炀帝并没有采纳这个提议。于是，这支笨拙的大军就以每天四十里的速度向高丽的边境爬行。

三月十四日，隋炀帝到达辽河，开始准备渡河事宜。为此需要搭三道浮桥，但工部尚书宇文恺造的浮桥却比河短了一丈有余，结果士兵们上了桥仍然无法到达彼岸，只好撤回，丢下了大量的尸体。十天后，隋军才终于渡过了河。接着，隋军的任务是攻克河对岸的辽东城。这件看似不麻烦的任务又耗去了隋炀帝两个多月时间。

辽东城曾经多次想要投降，可炀帝要求将军们不能自作主张，必须向他汇报。可每一次将领们找到他，报告完毕，又经过他决策之后，敌人已经重新安排好守备，继续抵抗了。

到了六月初，隋炀帝嫌攻城太费时间，于是分出了九个军共三十万五千人先行东向，渡过鸭绿江进攻平壤。这支由于仲文和宇文述领导的部队本来要和水军会合，可是由于陆军行动太慢，水军已经被高丽先期击败，退走了，陆军只好单独出发。

到了鸭绿江，高丽派遣大臣乙支文德前来商谈投降事宜。将军们在自作主张和听从皇帝之间摇摆不决，又耽误了不少时间，还放走了乙支文德。

最后终于开始了攻城行动。

但就在这时，宇文述又发现了新的问题：隋军的粮食吃光了。出发时，本来每个士兵带了百日的粮食，可由于粮食和武器装备太重，士兵们偷偷把粮食都遗弃了。结果，围困平壤还没有开始，最先感到饥荒的反而是隋军。

宇文述只好退军。但在士兵们渡过萨水不到一半时，高丽人发起了进攻。活着的隋军向鸭绿江奔逃，庞大的三十万大军只有两千多人逃回。

这次远征，是一次军事协同作战的巨大失败。在本来需要协同的任何环节，都出现了极大的失误。但实际上，以当时的技术能力，任何人都不可能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要想获胜，就必须减少士兵人数，降低后勤难度，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协同性。军队的数量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合适。

进攻高丽，也是隋朝崩溃的开始。这次远征刚开始，运河沿岸的人们就已经开始造反。随后，炀帝又进行了第二次远征。第二次远征刚上路，就经历了大臣杨玄感的叛乱，结果，所有的军事准备、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都白费了。

大业十年第三次远征以高丽王表面服从而告终，但这时，隋朝社会已经失控，中央政府再也无力挽救局面了。

隋朝崩溃于大跃进

隋朝建国后的政策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古代版的“大跃进”。

隋文帝本人生活节俭，为人刻薄，特别重视财政，并以财政来衡量民间的富裕程度。隋代由于经过了长期的分裂，刚刚统一，隋文帝的雄心壮志也造成了同样的问题。为了表现盛世繁荣，隋文帝很重视户籍和土地的增长情况，他一方面加大对人口的核查力度，将每一个不纳税的逃籍户都找出来；另一方面加大对土地的丈量和分配，务必让全国没有隐藏的土地。由于隋代的税收是根据土地、人口、户数三方面进行征收的，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就能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

结果，隋代统计的土地和户籍数据在政府的倡导、官僚的浮夸下，出现了极大的失真。以土地数据为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根据政府的统计，隋代的土地达到了十九点四亿亩 ，约合现在的二十一点三亿亩土地，已经超过了中国现代的耕地面积。而事实是，在汉唐时期，中国耕地数量在五亿亩（现代亩）左右徘徊，明代之后才大幅度攀升。

隋代的土地统计偏离了实际数据四倍，如果按照这个数据进行征收，必然导致税率水平抬高了四倍。到了隋炀帝时期，浮夸更加严重，官员上报的数据是五十五点八五亿亩， 已经超过实际情况十倍。

人口数据虽然没有这么离谱，却也有些惊人。根据统计，恢复和平没有多少年的隋朝户数达到八百九十万户，人口四千六百零二万人。 作为对比，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时期，官方统计的人口不过三百万户而已， 相当于炀帝时期的三分之一。

正是隋代的财政丰盈，才导致隋文帝和炀帝父子两人都热衷于大规模的工程。他们大建首都宫殿楼堂馆所，开凿和疏浚了五条大运河，在洛阳附近修建了一系列大型的仓库堆放粮食。经过两位皇帝的不断消耗，民间的粮食仍然源源不断地堆满粮仓。

当财政丰盈时，对外战争就成为必然。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是除了蒙古人之外，跑得最远的皇帝之一。在他统治期间，曾经向南发动战争，进攻如今在越南中部的林邑国，也就是历史上的占婆国。又遣兵进攻了现在台湾的流求国。在北方，为了震慑突厥人，修筑了位于黄河、燕山以北的三千里御道，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而在西方，也对位于新疆和中亚的西域诸国进行了打击。

但他在东征之前最著名的远征，是向祁连山中的蛮荒谷地进军。

在如今，如果坐汽车从张掖南下去西宁， 汽车先是在河西走廊的干旱土地上行驶，接着就会进入山区，顺着河谷逐渐爬升，植被也从农田变成了山区林地，最后是草原，在道路的两侧，则是祁连山脉四千米高的白色雪峰。这里现在被称为扁都口，古代被称为大斗拔谷。

随后，汽车翻过山口，进入一片巨大的草场，一座叫作峨堡的古城遗址在草场上耸立，经过草场后，爬过一串雪峰，就进入了青海省西宁所在的青藏高原地带。

这条路在夏天还充满了绿草鲜花，到了冬天则白雪封路、天寒地冻。在古代，由于没有现代的道路系统，只能沿着陡峭的河边行走，对于行人更是九死一生的体验。

但这条路，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条行军道，直接连接了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它还是中国统一皇朝的皇帝（蒙古人除外）最远到达的所在。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领军队从长安出发，举行了一次著名的远征。 为了征伐吐谷浑，他率军从首都大兴向西出发，进入甘南，再向西北进入如今的青海西宁一带，这里就是吐谷浑的所在。

但隋炀帝并不以到达西宁为满足，他从这里北上，翻越祁连山脉，经过大斗拔谷（扁都口）。在谷地里，风雪弥漫，天昏地暗，炀帝与他的随从失去联系，士兵冻死了一大半。

翻越祁连山到达张掖后，隋炀帝接受了高昌王麹伯雅的朝见，高昌王向隋炀帝献出了位于新疆的大片土地，皇帝在那儿设置了四个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这是隋代疆土的鼎盛时期。

从河西走廊回来后，隋炀帝就开始准备东征高丽了。在征高丽之前，隋朝的社会经济已经在巨大的财政机器下被压榨得嘎嘎直响，但这个高效的机器却又总能继续压榨，给皇帝带来巨大的幻觉。

但这种幻觉随着远征高丽带来的巨大的军事财政负担，终于破灭了。隋炀帝三征高丽结束时，全国已经陷入了持续的动荡之中，各地规模以上的叛乱达二十多处。

但即便叛乱如此之多，隋炀帝仍然有财力举行下一次征伐，他率领大军进入山西北部的雁门，要与突厥人作战，被突厥人围困差点儿被俘。

突厥解围后，隋炀帝本应该迅速从雁门回到首都大兴（长安）坐镇，指挥镇压叛乱。当时从雁门回长安的道路有三条：一条是从雁门走北方的河套地区，从陕北直达长安；另一条是经过太原，走汾河谷地，渡过黄河回长安；最后一条，也是最远的一条是经过东都洛阳，再走潼关回长安。

炀帝本来应该走前两条，以最快的速度回去，但他先是贪恋洛阳（军队、大臣的家人大都在洛阳），决定走最后一条路。到了洛阳之后，又决定不回长安，而是前往南方的江都（现江苏省扬州），这就把整个中国北方抛弃了。

江都虽然富裕，但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却远低于北方。当中国北方陷入战乱时，隋炀帝想学习东晋的做法，在江都建立首都。这种做法更加失策，这是由于：第一，北方统一南方容易，南方反攻北方却非常困难，隋炀帝的做法实际上是放弃了北方；第二，皇帝的部下大都是北方人，且有家属在北方，他们开始表达不满。

这时，大臣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乘机杀掉了炀帝，率军北归。

隋炀帝的死亡，意味着隋朝的统一已经不再，各地分成了几十个小政权互相作战，局势向着另一次乱世滑去。

李唐：低调示人的黄雀

在隋朝的所有反叛者中，最有希望继承正统的是李密。

隋炀帝第二次东征期间，在黎阳（现河南省浚县）督运军备的礼部尚书杨玄感突然爆发了叛乱，导致东征失败。

在隋代，围绕着东都洛阳，中央政府曾经在各个河口交汇处建立了一系列的大型仓库，便于全国的税收（当时以粮食为主）调拨。其中比较重要的几座是：位于洛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洛口仓，围绕着东都洛阳的回洛仓、含嘉仓和河阳仓，以及主要负责北方粮食的黎阳仓。杨玄感占据了黎阳仓，也就切断了北方隋炀帝的军事补给。

杨玄感的知交李密从长安赶往黎阳，加入了叛乱。对于叛军何去何从，李密给杨玄感提出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从黎阳向北方进军，占据北京，然后出兵临榆关（山海关），与高丽前后夹击攻击隋军。由于杨玄感断绝了隋炀帝的粮道，不用多久，就可以战胜炀帝。这样做，皇帝几乎不可能逃过被击败的命运，叛军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中策是：从黎阳向西进军，尽快占领关中地区和长安，利用关中的地形进行守备，再逐渐统一全国。这样做必然可以获得关中地区。但由于关中的地位在全国已经下降，获得了关中不一定能够统一全国，叛乱头子很可能成为地方军阀。

下策是：进攻距离黎阳最近的东都洛阳，因为出征将士、百官的家属大都在这里。但洛阳的防卫也极其稳固，易守难攻，如果叛军在百日之内无法攻克，等到各地勤王的军队都来到了，就是叛乱者的败亡之日。

出乎意料，杨玄感却选择了下策，他的盘算是，先占据洛阳，把在洛阳的官兵家属当作人质，让隋炀帝的军队瓦解。

事实证明，李密的预测是对的。叛军对洛阳久攻不下，各地勤王军纷纷到达，杨玄感的军队处于绝对劣势之中。他被迫转向中策，向关中进击。但此刻改弦更张已经过晚，加上进军路上犹豫不决，屡屡为城池所累，最后叛乱被平定。

杨玄感失败后，李密改名换姓踏上了逃亡之路，他逃到了一个叫瓦岗寨（现河南省滑县境内）的地方，加入了一伙强人，头儿是一位叫作翟让的人。

由于李密是文化人，逐渐成了瓦岗军的首领。这支军队离开瓦岗之后，向南占领了恒山南方的阳城（现河南省登封市告城镇境内），在这里，李密制订了进军洛口仓的计划。在当时，洛口仓位于洛河与黄河的交界处，粮食储备是隋代几大粮仓中最为丰富的，又地处交通要道，封锁了洛口水路，就截断了东都最主要的补给线。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二月，李密率军从嵩山西面擦过，经过轘辕关进攻洛口仓，乘机占领了这里。

此刻，李密突然间面临着与当年杨玄感同样的局面：在洛口仓获得了粮食之后，他有两种选择：要么向西进攻关中和长安，要么就近进攻东都洛阳。

当年李密给杨玄感制订计策时，将进攻关中作为中策，而把进攻东都洛阳当作下策。

李密的部下也向他提出进攻长安，获得关中四塞的天险，利用关中来平定全国。

此刻成为统帅的李密却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认为，进军关中的确是最好的方法，可是考虑到自己手下的素质，却无法做到。李密的兵大都来自翟让领导的乌合之众，他们更看重眼前的胜利，不在意全盘的形势。如果连东都都攻不下，没有人肯相信李密，跟着他去攻打长安。

从公元616年到公元618年这三年时光，这支隋末最重要的底层军事组织就耗费在进攻东都洛阳的战役之中。隋朝派来了大将王世充与李密对峙，虽然王世充败多胜少，却成功地阻止了李密的西进。

与此同时，在江都杀掉了隋炀帝的宇文化及率军北上，希望回到关中地区，却被李密在黎阳击破，宇文化及辗转于河北、山东一带，被另一支叛乱军队窦建德所杀。王世充也乘着李密战胜宇文化及之后的骄傲与疲惫，击溃了李密。

就在李密与王世充缠斗，失去了进攻关中机会的时候，却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另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乘机向关中进军。这支力量就是唐王李渊和他的三个儿子。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就在李密与王世充在东都对决时，在晋阳（现山西省太原）担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已经忍不住了。

李渊是北朝贵族世家，在隋代担任唐国公，也曾多次担任地方长官。后来由于隋炀帝猜忌，被召回了炀帝的身边。但随着天下大乱，炀帝被突厥人围困，李渊再次被起用，赴任太原镇守山西重镇。

李渊赴任时，社会局势已经乱到了极致。李渊作为朝廷命官，又有数千人马随行，当他率领人马沿着汾河谷地前往太原时，竟然遭到了一位民间叛乱分子甄翟儿的袭击，被围困在山西介休一带的雀鼠谷中，如果不是儿子李世民及时相救，差点儿遭遇了不测。

到达太原后，李渊在儿子们的帮助下，迅速平定了太原周边。

此刻，隋朝江山已经分割成了无数小片，除了李密之外，在河北有窦建德，河南有卢明月，鲁郡（现山东省兖州）有徐圆朗，马邑（现山西省朔州）有刘武周，朔方（现陕西省横山县）有梁师都，榆林有郭子和，陇西有薛举，河西有李轨。

在李渊身边有一群人敏锐地认识到，即便想回到隋朝也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只是到底谁能脱颖而出，统一全国的问题。

此时，李渊已经五十二岁，他的几个儿子都已经成年。这个年龄已经接近老年，但对古代的开国帝王来讲却是黄金年龄。

虽然人们谈论年轻人的冲劲更足，但在开创一代新王朝上，年轻人往往不够成熟。群雄灭秦之时，刘邦已经四十岁，而项羽只有二十六岁，刘邦积累了足够的人脉，得到众多的帮手来完成多方出击的战争。过于年轻的项羽却无法获得人才优势，只能依靠单方面的打拼，他走到哪儿，就胜到哪儿，但他照顾不到的地方，却屡屡吃败仗。

刘邦之后的历代开国者大都是年长者开国，只有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个例外（三十岁称帝）。还有几个依靠禅让的朝廷，在父亲打好基础后，由年轻的儿子完成禅让的最后一步。

李渊太原起兵时，也积累了足够的人脉资源，有阅历来处理与部下将领的关系，形成多头出击。令人羡慕的是，他的三个儿子都野心勃勃、能力出众，弥补了他作为老人的体力和胆量的不足。

更难得的是，李渊同时是一个合纵连横的高手，围绕着最终目标，在螳螂和蝉争斗的时候，只是静静地行动，绝不打扰他们。当其他人缠斗完毕，回头一看，才发现李渊已经占据了先机，到这时，他的优势已经不能动摇了。

公元617年，在儿子和属下的鼓动下，李渊杀掉了隋炀帝派去的副手王威、高君雅，获得了绝对的权力，随后在太原起兵，向西南方向进攻长安。

虽然进攻长安是目的，但最首要的任务是保卫好自己的后方和侧翼。由于太原北方还有突厥和另一个军阀刘武周的威胁，而在南方的洛阳，势力最大的反叛者是李密，只有安抚好突厥、刘武周、李密这三方势力，才能保证在出兵长安时，太原基地不会丢失。

李渊首先派人前往突厥，向突厥人献上厚礼并称臣，表示了联合的意向。他提出，出兵之后，自己只要土地，而劫掠的财产归属突厥。突厥人接受了这个提议，并送了两千匹马作为支援。由于马邑的刘武周也是投靠突厥的，李渊搞定了突厥，也就搞定了刘武周。于是，李渊的北方边境得到了保证。

对南方，李渊则派人与李密联系，奉李密为盟主，放低了自己的姿态。李密获得了沾沾自喜的资本，而李渊却巩固了南方边界。

唐军进军关中的难度最主要不是军事上的，而是人际关系上的，当李渊以低姿态摆平了几个竞争者之后，他已经占据了先机。

这个小心翼翼的黄雀最终会让当初忽略他的人大吃一惊。

在太原与首都长安之间，最便捷的通道是向西南汇入黄河的汾河谷地。在谷地中最险的一段，是介休附近的雀鼠谷，谷地向南经过贾胡堡到达霍邑（现山西省霍州），霍邑就是李渊起兵中的第一大障碍。

从霍邑向南，经过临汾，就到达了隋朝重兵守卫的另一座城市绛郡（现山西省绛县），是为第二大障碍。

从绛郡出发向西南，当时人们最常走的路是经过河东（现山西省永济），在蒲坂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平原的道路，而河东城更是重兵把守之地，是为李渊进攻的第三个障碍。

过河之后，在渭河边上有一个巨大的仓库永丰仓，到了这里，唐军就获得了重要的补给，是为进攻长安之前的一个中间目标。

李渊出发一个月后，到达了霍邑城下，此刻守卫霍邑的是隋朝守将宋老生。隋军的最佳战略是守险不战，直到进攻者筋疲力尽再消灭它。但缺乏经验的宋老生在李渊的挑战下贸然出击，被断了后路，霍邑被轻松攻克。

霍邑的失守引起了连锁反应，李渊迅速向南推进，先后占领了临汾和绛郡，半个月后，唐军已经站在了龙门的黄河边。

此刻，在黄河的东岸仍然有一大威胁等待着唐军，就是位于河东的隋朝守将屈突通。河东位于黄河蒲坂道的枢纽地带，屈突通又是有经验的老将，不会轻易被攻克。李渊在尝试之后，决定采取另外的策略：从另一条稍微绕远的道路，也就是汾河与黄河汇合口附近的龙门渡过黄河，同时留下一部分人马进攻河东，避免屈突通从后面骚扰。直到李渊进入长安之后，河东据点才被攻克。

渡过黄河，李渊的唐军占领了永丰仓，获得了大量的补给。打开仓门，开仓放粮，得到了人们的拥护。接着，他兵分数路，一面围攻长安，一面分兵在渭河谷地四下平定叛乱。两个月后，当长安城最终被攻克时，长安周边已经基本被平定。

在之后的数个月内，李渊除了攻克河东和潼关之外，还获得了汉中、四川、陕北、灵武、南阳等多个地方，到这时，秦汉时期的关中四塞基本上都掌握在了唐军手中，由于李渊还占据了四川和汉中，已经获得了秦朝和汉朝统一之前的地理优势。既有粮仓，又有险关，到这时，一条像当年秦皇、汉祖统一全国一样的道路展现出来。

但在隋唐时期，关中的优势更加衰落，中原的富庶、江南的崛起让关中的经济地位变得微不足道。李渊即便占领了关中和四川，还有没有可能搭上末班车，再一次利用“关中—四川”模式完成统一呢？

有人说，李渊比起当年秦皇汉祖的优势在于，他还掌握了山西高地，对于中原地区有压迫性。但实际上，山西也并没有全面掌握在他的手中，在山西的马邑还有另一个军阀刘武周，限制了山西的军事优势。

那么，李渊如何行动，来最大化自己的优势，从而搭上关中的末班车呢？

清理后院的战争

在夺取了关中之后，李渊接下来的最大任务是占领东都，而要占领东都，最大的敌人是李密、王世充和位于河北地区的窦建德。随着李密被王世充打败，李渊在北方最大的对手就只剩王世充和窦建德了。

与李渊相比，王世充和窦建德虽然实力强劲，可在地理上却都处于平原地区。还有一些小军阀实力不如他们，却占据了险要，如果不把他们清除掉，在唐军向东方进攻时，他们就会在背后进攻，牵制唐军的军事行动。

这些小军阀位于陇西、河西走廊和山西北部，只有清理了这些后院，才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对付位于中原和华北平原上的敌人。

这些较小的叛乱者是：在甘肃南部，以天水、临夏、兰州为中心，盘踞着军阀薛举和他的儿子薛仁杲；在河西走廊地区，是号称凉王的李轨；在山西的马邑（现山西省朔州）则是投靠了突厥人的刘武周。

另外，在如今的北京地区（幽州），还有一位军阀罗艺，李渊进入长安后，罗艺一直对李渊表现出效忠。幽州的臣服，使得李渊在遥远的北方获得了一个坚固的同盟者。

最先对李渊发难的是位于甘肃南部的薛举。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随着李渊刚刚获得关中地区，薛举也开始以天水为基地，向唐军发起了进攻。

在隋唐时期，从天水进攻关中平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最常用的（南路），从天水经过陇山，下陇山后到达如今的陇县一带，继续向东进攻扶风（现陕西凤翔县境内）。扶风位于群山之中，有五条河流（汧、渭、漆、岐、雍）交汇于此，是长安城西面的屏障。一旦获得了扶风，就拥有了从渭河上游打击长安的地理优势。

另一条（北路）是从北边绕远的道路，从天水经过六盘山，在如今的固原南面顺着弹筝峡向东去平凉，再下泾州（现陕西省泾川）。这一条路连接固原地区，从长安去往塞外就用这条路进入固原。

薛举使用了最直接的陇山—扶风道，他的儿子薛仁杲下陇山围困了扶风，但被李世民率领的援军击败，退回了陇山之上。

当南路被唐军扼守时，薛举转而寻求从北路突破，大举进攻泾州。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薛举率军从天水出发，进入北方的泾州地区，由于泾州有唐军守卫，薛举越过泾州，击败唐军，向长安进军。

此刻，也是李渊的唐王朝最危急之时，如果丢失了长安，就意味着关中地区的混乱。即便未来唐军能够夺回长安，却由于失去了时间，东部群雄可能已经整合完毕，不容易进攻了。

但是，幸运的是，薛举突然死了，他的儿子薛仁杲威望和能力都不足，无力发动新的攻势。

同年下半年，唐军大举反攻，逼迫薛仁杲投降。

薛仁杲的灭亡，消除了唐军关中地区最大的隐患。第二年，唐军又击败了盘踞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军阀李轨。到这时，李渊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进攻洛阳来。

在洛阳地区，击败了李密的王世充已经杀掉了隋朝的傀儡皇帝杨侗，自称皇帝，建国号为郑。而在河北、山东一带，窦建德也已经称王，建国号夏。

就在唐军准备东征时，突然却传出了北方军阀刘武周入寇的消息。刘武周曾经在隋朝担任过武官。当隋末群雄大乱之时，他在马邑发动了叛乱，并依靠突厥人，占据了山西北部地区。

当李渊从太原率军进入关中，开创一代王朝时，在他的背后，还有另一个人决定全盘照搬，复制他的军事行动。

刘武周决定利用自己在山西北部马邑的地理位置，首先进攻太原，将李渊发迹的老巢据为己有，再顺着李渊进攻长安的道路向西南进军，也完成一次进攻长安，夺取关中地区的控制权。

刘武周在大将宋金刚的帮助下率军南下。由于晋阳（太原）驻扎着唐朝的晋王李元吉（李渊之子），刘武周绕过了太原，首先进攻太原南面的榆次，再继续南下占领了平遥和介州（现山西省介休），并以介州为基地，击败了唐军的数次援军。

在如今介休东南十公里左右，有一个叫作张壁的小村子。这个村子建设在一个三面环沟的土塬之上，沟深数十米，是个易守难攻的军事宝地。如今的张壁村仍然环绕着城墙，街道两旁房屋高大、小巷狭窄，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在张壁村的地下，保留着复杂的地道，这些地道四通八达，又分为数层，是中国少有的古代地下系统。

当年刘武周就利用这些地道和坚固的堡垒，击败了唐军的进攻，切断了太原和南方的联系。由于唐军的救援无法到达，李元吉逃离了太原，将这个山西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拱手让给了刘武周。

刘武周继续南下，先后攻克了晋州（现山西省临汾）、浍州（现山西省翼城）等地，并控制了渡过黄河的龙门通道。这时，除了西南一隅（河内地区）之外，整个山西都掌握在了刘武周手中。

刘武周的南下，让李渊不得不推迟进攻洛阳，首先对付这个山西的竞争者，保证侧翼安全。为了避开敌人的势头，有人提议唐军撤出山西，退到黄河以西，再集结力量与刘武周决战。

这个提议被李世民否决，他率领军队东进，与刘武周相持在绛州一带。在如今新绛县以西的汾河南岸，有一个叫作柏壁的小村子。这个村子距离东、西魏玉壁大战的战场玉壁城只有二十公里左右，与玉壁一样，同样属于黄土台地地貌。

柏壁村的位置恰好位于几条道路的交会点附近，它西可以通黄河的龙门通道；东南可以经过垣曲县，到达济源，再过黄河前往洛阳；北可以沿汾河谷地而上，去往太原。李世民选择柏壁的意图很明确，和当年西魏占据玉壁一样，李世民只要占有了柏壁这个位于高台地上的堡垒，刘武周就不敢贸然东进进攻长安，而它在几个方向上的交通线也都会受到柏壁的骚扰。

为了克服柏壁的屏障，宋金刚率军围困了这里。李世民一面下令运输粮食囤积在柏壁，做好长期围困的打算；一面坚守不战，以消耗敌人的物资为主。最后，再派军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造成了敌人的粮食匮乏。

半年后，宋金刚放弃了速胜的打算，由于粮食无以为继，终于率军撤走。在撤退途中，遭到了唐军毁灭性的打击。

刘武周进攻时势如破竹，在撤退时也崩盘得非常迅速。一路上，他放弃了占领的所有据点，包括晋阳，退回了北方的马邑，又逃入了突厥，最终被杀。

刘武周的失败，让唐军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到这时为止，影响关中地区的所有战略点都已经被唐军控制。王世充与窦建德虽然凶猛，但他们处于地理上的绝对劣势之下，唐军巩固了关中和山西堡垒之后，开始出关向最大的敌人进攻了。

关中的最后辉煌

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六月，经过多次耽搁之后，唐军进军东都的战役终于爆发。

此刻，由于唐军的迟迟不发，王世充已经借机占据了大片的领土，南方直达襄阳，东方达汴州（现河南省开封）、杞州（现河南省杞县）。在东北方向，则与另一个军阀窦建德相接，窦建德占据了河北和山东的广大地区。

唐军进攻时，王世充的主要兵力除了分布在洛阳和几个卫星城之外，还有襄阳、虎牢、怀州（现河南省沁阳）等交通要道。

王世充的薄弱点在西面的崤山、函谷关一带，由于唐军占领了从关中到河南的天险潼关、陕州（现河南省陕县）一带，王世充在西面缺乏抵御唐军的地理优势。为此，王世充采取的方法是“机动防御”与“固守首都”的结合。

所谓机动防御，指的是由于缺乏天险，只能派出机动军队，在唐军主力的方向做防守。另外，自从隋代以来，洛阳就汇集了天下的粮食，建立了一系列的粮仓，可谓兵强马壮。王世充希望在首都做防御，当唐军久攻不下，而粮食又出了问题时，就会撤军。这种思路与当年王世充和李密决战时是一样的。

唐朝大军在李世民的率领下东进，王世充采取了机动作战，派出三万人阻挡唐军的前进，却被李世民击败。他只好东撤，回到了洛阳一线，放弃了机动作战，开始认真组织洛阳防御战。

为了对付王世充的坚城防御，李世民则采取了蚕食战略。他知道一时无法攻克洛阳，就从外围入手，首先切断洛阳与周围的联系。

洛阳的南面，与江汉平原的联系主要通过龙门山（现龙门石窟所在）上的伊阙塞进行沟通，通往伊阙可以前往南阳、襄阳。李世民派军向南进军伊阙，切断洛阳与南方的联系。

洛阳的北面，是黄河和孟津渡口，黄河以北又是军事重镇怀州（现河南省沁阳），而在黄河以南则是著名的粮仓回洛仓，也是洛阳的粮食基地。李世民派军进攻怀州（沁阳），再从怀州向黄河进军，切断回洛仓与洛阳的联系。

洛阳的东面是另一大仓库洛口仓，也是李密当年进军洛阳的基地。李世民同样派军占领了洛口仓。

李世民本人则率领大军继续进攻洛阳城。

在唐军的节节进逼之下，王世充退入了越来越逼仄的空间之中，大批的军队投降了唐军。外围的据点逐渐被清理干净，洛阳越来越成为孤城。

然而，对唐军来说，这样的策略也有巨大的风险：在唐军与王世充对垒时，位于河北、山东地区的另一个军阀窦建德的走向令人关注。如果他乘机加入反对唐军的一方，必然导致唐军的腹背受敌，陷于危险。

为了拉拢窦建德，李渊在进攻洛阳之前，就与窦建德取得了联系，约定建立同盟关系，共同出击王世充。但在实际战争中，由于窦建德忙于平定东部的另一个小军阀孟海公，并没有参与对王世充的军事行动。

当王世充逐渐失去领土，而唐军也因为食物匮乏，出现了厌战情绪时，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救。此刻，窦建德突然间明白了，如果他继续与唐军联合，那么等王世充灭亡后，下一个目标就会是他。

窦建德及时改弦更张，开始与王世充联合。他首先派出使者，希望双方罢兵。窦建德的提议让唐军感到紧张，因为唐军也到了强弩之末，很难再抵御新的敌人。

但李世民决定孤注一掷，坚决不撤兵。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三月，窦建德大军呼啸西进，荥阳、阳翟（现河南省禹州）等地应声而下，大军直达虎牢关东面的东原。东原在历史上以广武而知名。在楚汉相争时期，广武城分为楚国占据的东广武和汉军占领的西广武，两个广武城中间是一条深深的大沟，即鸿沟的所在。

在西广武的西面二十余里，就是著名的虎牢关。李世民占据了虎牢关，与窦建德的东广武遥遥相对。唐军主守势，窦建德被阻挡在虎牢关以东，无法救援洛阳。

此刻，窦建德的下属提出了一个“围魏救赵”的建议：既然无法前往洛阳，就应该率领大军向北渡黄河，沿着黄河北岸向怀州、河阳进军，越过太行山到达上党地区，再进入汾河谷地，向关中进军。这样一方面可以占据山西的高地，居高临下监视洛阳；另一方面又可以震慑关中，逼迫唐军放弃洛阳，回关中守卫长安。

窦建德想采用此计，却又禁不住王世充三番五次的求救。他的犹豫不决直接影响了士气。在这之前，处于两方夹击之中的唐军显得更绝望。但随着时间的拖延，窦建德军队士气下降，唐军的地位又开始好转了。着急的反而成了窦建德，他必须尽快打一个胜仗，才能解决军队的士气问题。

到双方真的在战场上相见时，李世民利用了窦建德急于决战的心理，故意拖延布阵，让布好了阵的窦建德军从辰时足足等到午时，方才利用对方人困马乏之际展开战斗。这次战斗的结局是：唐军一举击溃了对方，俘虏了窦建德。

李世民虽然一战封神，却带有很大的侥幸。在双方上战场之前，都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在地理上也没有一方具有绝对优势。可以说，胜面只是五五开。但心细胆大的李世民却孤注一掷，利用一切机会拖延和消耗敌人，将敌人的心急和厌战情绪尽量放大，这才取得了胜利。

虎牢关一战同时解决了唐军最难缠的两个对手，窦建德被俘后，王世充见援军没有了，只好举城而降。

唐军占领了东都和山东，幽州的军阀罗艺一直是唐朝的友军。整个北方已经为唐所有，到了收拾南方的时候了。

在中国的南方，割据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家。

占据荆州地区的是南朝梁的皇室后裔萧铣，他乘隋末大乱，占据江陵，希望恢复南朝的统治。当唐朝占据了襄阳和四川后，在三峡和襄阳与萧铣对峙。

占据如今江西省地域的是军阀林士弘，他定都豫章（现江西省南昌），自称楚帝。

而盘踞江淮一带的则是军阀杜伏威。在李渊称帝后，杜伏威与北方幽州的罗艺一样，一直是唐朝的忠实盟友，并称臣于唐。当唐平定南方时，杜伏威为了防止唐皇的猜忌，主动要求进京交出兵权。但他离开后，大将辅公祏却举起了造反的大旗。

这三家互不隶属，由于地盘不大，本身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唐军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原则，先兵分三路，灭亡了萧铣。之后进攻林士弘。最后平定辅公祏。

当最后一个军阀被唐王朝平定时，一个足以比肩汉朝的庞大帝国，第二次屹立在中国大地。这一次，它存在了二百八十九年。

李渊最初起家于山西，他的策略在于首先从山西借助汾河谷道进入关中地区，获得四塞之地，再将汉中、四川收入囊中，并平定甘肃、山西的反抗势力，拿下所有对关中可能产生威胁的战略点。

一旦关中安全，就东进洛阳和华北平原，这里是巨大的粮仓和后备基地。获得北方后，南方的支离破碎，仍然无力抵抗北方的攻击。

但这已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利用陕西统一全国了。唐朝之后，关中的地位进一步下跌，人们发现，如果同时占据了山西和华北平原，依靠山西的地势和华北的粮食，已经远远超出了关中地区的实力。

唐朝的统一已是关中的最后辉煌。

第十二章　安史之乱：缺乏制高点的叛乱（公元622—公元763年）

安史之乱初期，当安禄山占据洛阳后，由于叛军缺乏制高点，唐军本有望通过侧翼进攻的方法，在河北一带切断叛军，击败安禄山，但这个机会被杨国忠等人浪费。

在杨国忠等人的压迫下，唐军将领哥舒翰不得不搁置自己死守潼关的正确战略，率军出击。哥舒翰被击败后，安禄山突破关中，逼迫唐玄宗逃走。

节度使的出现是由于唐代财政问题的恶化。唐代的财政一直不健康，财政收入不够养兵，节度使就是为了解决军事财政问题而一步步出现，直至彻底失控的。

安禄山的军事计划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保住河北和北京的大本营；第二，由于出征的距离遥远，要想获胜，必须保证军事补给线的畅通；第三，必须尽快破坏敌人的军事补给线，让敌人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战争的消耗；第四，出其不意，迅速占领两京，瓦解唐王朝的指挥中枢。

保护自己的补给线，掐断敌人的补给线，这两条充分展现了安禄山的军事智慧。

唐代首都长安一直是失衡的，它只是政治中心，却必须靠江淮的物资来养活。江淮到首都的通道包括两条，一条走大运河，另一条走武汉、汉江到汉中，再翻越秦岭到达长安。安禄山成功地封锁了第一条通道，在封锁第二条通道时却失败了。

由于忽略了山西，安禄山的军队被困在了反“L”形的平原之内。缺乏制高点，无法应付侧翼攻击，这是他战略上最大的失误。

郭子仪打通朔方到太原的通道，使得唐军掌握了一条从侧翼进攻安禄山后方的道路，这条路在整个安史之乱时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长安失陷前，唐军采取关门打狗战略：将安禄山限制在北京到洛阳的平原地带，将四周封死，利用山西高地，打击敌人的侧翼，直到安禄山疲于奔命。但这个战略由于杨国忠等人的干预而失败。

运河失守后，唐朝建立的第二物资转运线成了支撑战争的生命线。这条线路是：江南和江汉的粮食汇集在荆州、襄阳一带，沿着汉江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地区向北翻越秦岭，绕过长安，从西面直达宝鸡一带，再继续北上，经过固原送往北方前线。

长安失陷后，李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暂时不收复两京，而是借助两京拖垮安禄山，再从北方塞外出奇兵直捣他的老巢，将其击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想象力的战略之一，却没有被皇帝采纳。唐军虽然收复了两京，却无法彻底击败叛军，造成了更长久的破坏力。

为了镇压永王和安史之乱，设立的内地节度使，种下了唐中期藩镇割据的苦果。安史之乱结束时，全国已经有了三十六个节度使。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中，起兵造反的安禄山第一次尝到了四面楚歌的滋味。此刻，他已经占领了唐朝的东都洛阳，并在这里称帝。

然而，唐军的顽强抵抗也让他始料未及。按照计划，他从幽州（现北京）发动叛乱，挥师南下，经过河北，渡过黄河，占据洛阳之后，应该一面率领军队过潼关占领唐朝首都长安；另一面则派人继续南下，从淮河、襄阳两个方面切断唐朝南方的税收，彻底瓦解唐帝国。

大唐是一个失衡的帝国，它的政治中心在长安，但经济和税收中心则转移到了江淮一带，一旦切断了税收线，整个帝国就如同缺血一般陷入困境。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安禄山的意料。他的大军占领洛阳之后，却在三个方面都遭受了挫折。

在西面，由哥舒翰率领的唐军据守潼关，挡住了西进的道路，他无法在短期内突破哥舒翰的阻碍。

在东南方向，安禄山的大军也同样遭受了激烈的阻挡，两座不起眼的小城挡住了叛乱者的大军，这两座小城叫雍丘（现河南省杞县）和睢阳（现河南省商丘）。一位叫作张巡的小人物血战不屈，先是据守雍丘，后来退到睢阳，致使安禄山的大军无法越过睢阳而占据江淮的粮仓。

在西南方向，南阳太守鲁炅也在叶县设防，后来又退到了南阳继续防守，阻挡了安禄山占据南襄隘道。张巡和鲁炅两人的顽强抵抗，起到了阻止战局恶化的作用，为唐军争取了反击的时间。

唐军的抵抗，将安禄山压制在了一个反“L”形的平原地带，这个反“L”形以幽州（北京）为顶点，伸向郑州附近的平原区域，在这里转折向西，到达另一个顶点洛阳。

这个反“L”形区域位于富庶的中原地带，是唐朝领土的中间位置，将剩余疆土隔得四分五裂。

可安禄山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高地，也就是战略防御点。这个反“L”形的四面都有唐军对其形成压迫，最重要的地点在太行山背后的山西，这里是高原地带，具有高屋建瓴的作用，却由唐军牢牢掌握。

如果安禄山不能突破这个反“L”形区域，迟早如同风箱中的老鼠，在唐军的攻击下疲于奔命。

果然，事情向着恶化奔去。就连安禄山的老巢也遭受了唐军的打击，局势变得越来越艰难。安禄山起家时，担任着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同时担任河北道的采访处置使，是整个中国东北部的最高长官，他的根据地在幽州和河北一带。

当他进攻洛阳后，根据地却逐渐陷入了混乱，先是有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在河北地区反抗安禄山，宣布效忠唐朝。其后，李光弼和郭子仪先后率军从太原方向打击河北，要切断安禄山军队在洛阳与根据地幽州的联系。

安禄山忧心忡忡，在留守洛阳还是返回幽州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至于进军关中，占领长安，早已经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了。

此刻也是安史之乱的第一个关键点，如果唐玄宗能够把握好时机，继续让哥舒翰、张巡、鲁炅等人死守，同时让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从背后打击安禄山，那么反叛者的部队很可能会溃散，这场叛乱在两年之内就会被迅速剿灭。如果是这样，大唐的江山也不至于伤筋动骨，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基础犹在。

但突然间，朝廷却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让安禄山的命运柳暗花明。他不仅没有退回幽州，反而占据了长安，将唐玄宗逐出了关中。

错误的缘由来自唐朝内部的争斗。担任宰相的是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在唐玄宗后期，两位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擅权，引起了人们巨大的不满。有人劝说驻守潼关的天下兵马副元帅哥舒翰，让他率军首先进长安把奸相杨国忠清理掉，再去处理安禄山的问题。哥舒翰拒绝了，但杨国忠却担心有朝一日哥舒翰会重新想起这个提议。他一方面建立效忠自己的部队做防范，另一方面则催促皇帝，命令哥舒翰不要留在潼关以西，而是赶紧出战。他的情报显示，安禄山在潼关以东的兵力薄弱，如果哥舒翰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

哥舒翰、郭子仪等人都主张不要与安禄山硬拼，在潼关取守势，在敌人的背后（河北）进行打击。这种侧翼迂回攻击的效果远大于正面对抗。但在杨国忠的一再催促下，哥舒翰别无选择，他大哭一场，率军上路。

果然，杨国忠的情报是错误的，那些战斗力不强的老弱病残只是诱饵，当唐军进入山谷之中时，被敌人从山上扔下大石块砸死无数，敌人随后又放火焚烧，唐军大败。

在哥舒翰之前，唐玄宗由于听信了宦官边令诚的谎言，杀掉了镇守潼关的大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换上了哥舒翰。此时哥舒翰失败后，为了避免遭遇高仙芝同样的命运，他投降了安禄山。

结果，原本陷入绝境的安禄山竟然交上了好运，享受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胜利。他的对手唐玄宗在潼关陷落后闻风丧胆，向四川境内逃跑。

一场更大的灾难席卷了大唐江山，盛世再也不复返。

都是藩镇惹的祸

要想看清安史之乱的根源，就必须追溯到唐代初期建立的制度。

唐代继承了隋代和北周的军事制度，建立了以府兵制为基础的军事制度。所谓府兵制，指的是士兵以府为单位聚居，他们既负责打仗，在打仗之余也要种粮食养活自己。

之所以要让士兵自我谋生，与唐代极其简化的财政制度有关。唐朝的前两位皇帝都不重视正规的财政税收，而是想建立一套自我经营的养官体系，不用太多的税，就能让官员和士兵自我生财。

简单来说，就是划出一部分土地给士兵和官员，士兵种地供应军费，而官员分得的土地叫职分田，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出租这些职分田，获得收入作为俸禄。就连官府的办公经费也不依赖于正规税收，而是由中央政府划拨一部分土地出租，来作为办公经费，这些土地称为公廨田。

除了土地之外，中央政府还一次性给每一个政府机关一笔钱，让它们放高利贷，把利息作为办公经费，这些钱叫公廨钱。

唐高祖和唐太宗认为，这个架构完成了政府机关的自我维持，不需要中央政府划拨太多的财政拨款，就可以照常运转。由于对财政税收依赖小，唐代前期的税收一直不正规。

然而，这套“自我维持”手段却被证明是失败的。虽然府兵们有土地，可是随着惰性的增加，士兵并不乐于种地，而划拨的土地也不够维持他们的军事行动经费，最后只能靠政府拨款。

官员们的职分田也引起了麻烦，许多官员理财不善，收不上足够的租金，最后政府只好再发一份俸禄。

充任各级政府办公经费的公廨田和公廨钱也都失败了，特别是公廨钱，由于官员不会管理公家财务，放出去的钱收不到足够的利息，甚至出现了亏本，到最后，只好采取强买强卖，把钱硬是贷给一些富户，强迫他们按照年率百分之百给政府交钱。不过即便这样，办公经费仍然不够，中央政府还是得调拨经费。

就这样，一方面自我维持系统失败了，另一方面，政府的财税体系又没有建设好，造成了唐代财政一直处于紧张之中。

财政收入不够的同时，财政支出却越来越大。唐代恰好处于一个周围的少数民族都很发达的时代。唐朝皇帝们要对付蛮族，除了传统的突厥人之外，还必须与薛延陀、回纥、吐谷浑、高昌、龟兹、高丽、百济、奚、契丹、突骑施、吐蕃、大理作战，甚至最远到达了中亚地区，与穆斯林直接发生了冲突。

如此庞大的战争需求对不健康的财政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随着府兵制的恶化，到了玄宗时期，已经没有办法依靠正规财政来供应军队需求了。

唐玄宗执政初期，是两种思想的碰撞时期：一种思想认为，要解决财政问题需要节省开支；而另一种思想坚持，要解决财政问题，在于增加收入。

这两种思想区分了两个集团，可以分别称为“贤相集团”和“聚敛集团”。在玄宗执政前期，贤相集团在朝廷占据优势，但随后财政的恶化，聚敛集团逐渐兴起。玄宗后期，聚敛集团已经将贤相集团排挤走，控制了朝政。这样，中央政府就被一群以聚敛为目的的技术性官僚所控制。他们执政唯一的目的，就是以财政为目标来考虑政策，任何能够带来财政收益的都是好手段。

在聚敛集团的主导下，唐代的军事制度出现了巨大的变革。

唐代采取的府兵制中，全国各地设有总管府（都督府），这些府本来只管军事，不负责民事，地位在民事的各州之上。有的都督府驻扎在一个州内，但是又节制周边的数个州，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结构。但基本上而言，军事与民事是分家的，而军事又直接受中央政府节制，不参与地方财政。

唐高宗时期，由于军事行动中需要协调各方关系，高宗给一些军事官员（都督）授予了节度使的称号。他们由中央派出，带着皇帝的令符，负责节制当地的军事。这时的节度使并不是一个官职，只是临时性的称号。

唐睿宗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给凉州（现在的武威）都督贺拔延嗣了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作为官职正式出现。

所谓节度使（藩镇），既不同于之前的都督，因为都督只负责军事，不参与民事；也不同于地方的州刺史，因为刺史不管军事，只负责民事。它还不同于观察使，因为观察使只有监察权，没有军事和民事权。节度使是将所有这些权力都合而为一、权力高度集中的官职，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权，同时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任命权和监察权。

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和直接长官结成非常强烈的忠诚关系，皇帝反而边缘化了。

为什么要设立节度使？因为军事财政的需要。唐代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养兵，府兵制的战斗力又太差，设立节度使的意图就是，将军们除了带兵之外，还负责地方财政，从地方上直接搜刮钱财养兵，而中央政府不再管这事了。

由于士兵们脱离了劳动，节度使的兵战斗力更强，当他们守卫边关时，对蛮族的威慑力更大。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项有利于军事作战的改革。但问题在于，以前的兵都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而现在由于节度使搜刮钱财养活士兵，士兵们就认为自己是节度使的私家兵，对节度使的忠诚逐渐替代了对唐朝政府的忠诚。

由于节度使士兵的战斗力更强，又不用花中央政府的钱，唐朝政府开始削减其他士兵，到最后，边关地区的藩镇兵已经占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造成了严重的失控。

玄宗时期，围绕着唐代边关，北方、西南、东南，一共设立了十个节度使。

唐玄宗时期的另一个错误，是对节度使的控制力太弱。最初，为了保证节度使的忠心，皇帝还特别注意派遣可靠的官员，比如请一些退职和没有退职的宰相来担任或者兼任节度使。

随着贤相集团的崩溃，帝国的宰相职位被聚敛集团掌握。这些聚敛集团有着严酷的内斗传统，为了打击政敌，获胜的人不会把节度使的职责放给那些失败者（退职宰相）。

玄宗后期，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于是，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经过数次演化后，落入了蛮族之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外族名将就掌管起了庞大的唐朝军队。

李林甫时期，依靠着个人魅力和手腕，能够保证这些蛮人节度使的忠诚。但他一离任，这种平衡立即打破。

李林甫的接任者杨国忠不仅没有魅力，还立刻与节度使们起了冲突。他首先要对付的，是兼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此刻，安禄山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地步，如果他想叛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

杨国忠想削弱节度使的职权，但他的削藩举动又进一步激起了安禄山的疑心。双方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大，到这时，一场叛乱已经不可避免了。

安禄山的智慧与失误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长安城内发生了一次秘密搜查行动。这次行动由宰相杨国忠授意，他首先派门客四下打听，又派人搜查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宅邸，抓捕了他的两位食客李超、安岱，叫人在御史台将这两人勒死。接着，杨国忠把安禄山安插在京城的亲信贬出了长安。

杨国忠之所以这么做，有几个目的：一是为了动摇安禄山在首都的根基；二是寻找证据让唐玄宗醒悟；三是激怒安禄山，让他露出马脚。

可惜的是，杨国忠的策划并没有让唐玄宗醒悟，反而让安禄山铁定了心发动叛乱。他打出的名义就是诛杀皇帝身边的奸臣杨国忠。声名狼藉的杨国忠没有想到，当安禄山打出这个招牌时，大部分人竟然拍手称快，持观望态度。

安禄山最初的计划，是以献马的名义，派精兵护送马匹到洛阳，一举拿下洛阳后，再进攻长安。这个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被河南尹达奚珣识破。随后，安禄山制定了另一个更加可靠的战略。

安禄山占据的土地是卢龙、范阳和河东三地，具体说来包括三部分：一是现在北京附近，二是北京以西的辽东地区，三是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

与安禄山势力范围接壤的地区中，山西太原在唐军手中，而黄河以西的河西地区，则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地盘。幸运的是，唐朝由于掌握了山西与河西，无意之间占有了战略地理上的优势。只要能够守住山西太原及其以南地区，就把控了华北的屋脊，将叛军压缩在平原地带，这一点决定了后来的战局。

在河北地区，安禄山由于是河北采访处置使，也拥有着较强的控制力。但在河北道所辖的二十五州，仍然由各州的民政长官控制，安禄山只有监察权。安禄山必须依靠自己的权威，首先镇住河北，才能巩固北方基地。

综合上述形势，安禄山制订了计划，这个计划一方面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战略才能，另一方面又展现了他的不足。

安禄山的计划可以分成几个方面：第一，保住大本营；第二，由于出征的距离遥远，要想获胜，必须保证军事补给线的畅通；第三，必须尽快破坏敌人的军事补给线，让敌人在财政上无法支持战争的消耗；第四，出其不意，迅速占领两京，瓦解唐王朝的指挥中枢。

他对于“保护自己后勤”和“破坏敌人后勤”这两方面的强调，尤其显示出一个军事家的智慧。

针对上述四个目标，具体的计划是：

第一，安禄山的大本营主要是大同、幽州、辽东一带，三地又以幽州最为重要。而对幽州造成最大威胁的，是唐军在太原的基地。从太原到幽州，中间只隔着一座太行山。为此，安禄山一方面在太行山主要通道井陉布设了军队，防止太原唐军从这里过境；另一方面，派遣大同的军队进攻太原，期待攻克这座城市，彻底保证侧翼的安全。

第二，安禄山的基地是幽州，要进攻的第一目标是洛阳。从幽州到洛阳最重要的通道是隋炀帝开通的运河永济渠。为了保证这条运河的安全，安禄山在运河沿线设下了重兵进行防守。

第三，在唐代，首都长安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唐代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江淮一带，而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虽然在秦汉时期是巨大的粮仓，可到了唐代，关中的产量已经无法供应庞大的首都人口，只能依靠从江淮地区转运粮食来维持首都的消耗。

从江淮转运粮食到首都，有一条主要通道和一条次要通道。主要通道是从淮河通黄河的通济渠（大运河），一旦通济渠被截断，长安的粮食就会立刻陷入紧张。次要通道则是利用长江将物资转运到武汉地区，在武汉转入汉江，经过襄阳地区，最后到达陕西汉中，再从汉中走陆路，翻越秦岭，到达长安。次要道路需要经过陈仓道或者褒斜道，都是古代重要的通道，却并不好走，在翻越秦岭时必须放弃水路而走陆路，所以并不经常使用，只是作为应急道路。

安禄山为了掐断首都长安的粮食供应，在进入黄河流域后，就派人出发去攻占江淮，以切断主要通道；同时又向襄阳进军，以封锁次要道路。

如果这两条通道得以封锁，时间持续久一点儿，长安可以不战而溃。

第四，当军队到达黄河后，打闪击战，尽快攻克洛阳和长安。

但百密一疏，安禄山作为军事家又是不合格的，他虽然制定了复杂的计划，却轻视了一点：山西。之前，不管是后汉光武帝还是刘渊和石勒，他们在打击洛阳之前，都必须首先考虑山西。由于山西地处高原，不先拿下或者结盟山西，当进攻洛阳时，就很容易受到从山西发动的侧翼进攻。

安禄山必须考虑首先拿下山西的太原盆地、长治盆地和临汾盆地，才能够封锁住侧翼进攻线，否则，即便攻下了洛阳，唐军只要仍然控制着山西，就随时可以从高处调兵打击叛军。

安禄山并非不重视山西，只是由于最初的进攻过于顺利，起兵不到一个月，就已经过了黄河向东都洛阳进逼。当进攻东都迫在眉睫时，山西问题被搁置了。

山西被搁置引起的问题暂时不会显现，但时间长了，叛军始终在反“L”形的平原内活动，随时被山西压迫，这时想起来当初的决策，才会发现失误有多大。

叛军进攻洛阳时，唐玄宗仓促任命了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前往东都招兵。封常清飞驰到洛阳，紧急招兵六万人，开赴虎牢关。安禄山已经攻克了荥阳。在两军对峙中，由于封常清的士兵没有经过训练，缺乏战斗力，被安禄山击溃。当年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占领了洛阳。

洛阳的占领达成了一个重大目标：长安的交通命脉被切断了。洛阳控制了从江淮地区到长安的水路，这也是唐代最主要的粮食运输道路（也就是长安、江淮两条交通道的那条主道）。洛阳一失守，长安就陷入了恐慌之中，道路被封锁后，时间长了，必然会导致物资和粮食的匮乏。

封常清撤退到陕州，与唐玄宗仓促任命的副元帅高仙芝会和，两人商议退守潼关，凭借天险阻挡安禄山进攻长安。高仙芝与封常清都是唐代名将，在唐代边关征战多年。特别是高仙芝，近代英国探险家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在中亚探险时，曾经探访了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境内一系列的高山峡谷。这些峡谷在一千多年前，曾经被中国将军高仙芝征服。高仙芝曾率军从现在的新疆西南部出发，进入喀喇昆仑山的崇山峻岭之中，完成奇袭，征服了小勃律，即便是现代人借助现代机械，仍然很难到达。

高仙芝与封常清退守潼关是个军事上非常正确的决定，一方面，将安禄山关闭在从洛阳到幽州的低地上；另一方面从侧翼袭击他，在正面战场却暂时不与他作战，以免他攻破了战线进入长安。

但固守的做法在政治上却很难被采纳。一方面，由于安禄山断绝了长安的粮食运输线，皇帝担心长安会缺乏粮食，希望能够尽快打通交通线；另一方面，宫廷内斗使得更多的人质疑将军们坚守不战的做法。

大宦官、监军使边令诚利用了这种质疑，乘机上告皇帝要求诛杀两位将领。唐玄宗竟然批准了这个请求。 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死亡显示了唐军的混乱与皇帝的昏庸。

但就在这时，安禄山却遇到了第一次转折点：他的好运似乎就要结束了。

唐军的关门打狗战略

就在安禄山制定策略进攻两京，并破坏了中央政府的经济交通动脉时，唐军也逐渐适应了战争的特殊时期。局部反攻的时候到来了。

反攻的最关键地点就在安禄山忽视的山西太原。虽然安禄山也试图从大同出兵进占太原，甚至派人渡黄河打击位于陕北和宁夏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但由于战略没有落实，真正将山西利用起来的，反而是唐军将领郭子仪。

郭子仪一面组织人马击败了来犯的敌人，另一面派遣了大将李光弼、仆固怀恩等人出兵向大同反攻，占领了中途的马邑、雁门一带。虽然大同仍然掌握在叛军手中，但马邑和雁门却有一条路通往太原，这样，郭子仪就掌握了从朔方到太原的关键性道路。唐军源源不断地通过这条路支援太原，再从太原出发，通过井陉进入河北地区骚扰安禄山。安禄山的后院开始受到威胁，他千方百计确保的交通线和后勤线不再稳固。

当郭子仪从山西高处打破了叛军的战略意图时，河北也有了抵抗。在河北率先起事的是颜杲卿和颜真卿兄弟。

颜氏兄弟都在河北道任职，颜杲卿担任常山（现河北省正定）太守，颜真卿担任平原（现山东省平原）太守，本来都受安禄山节制。特别是颜杲卿所在的常山，就在井陉口的东侧，与太原隔太行山相对，是安禄山阻击太原的前线。

安禄山叛乱后，率军从河北掠过，南下进攻洛阳，在背后的颜氏兄弟则先后起兵效忠唐朝。在二颜的鼓动下，河北各郡纷纷响应。

河北二十五个州郡中，一共有十七个郡反正归唐，真正铁心效忠安禄山的只有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等少数几个郡。到这时，形势开始对唐朝有利。

为了对付二颜在河北的起兵，安禄山派大将史思明从北方赶来，加入了混战。颜杲卿战败被杀，颜真卿继续抵抗。

当河北战局再次向安禄山倾斜时，唐玄宗派李光弼出井陉，过太行山进入河北地区，加入战团，击败了史思明。山西的战略地位再次得以显现。

李光弼出兵后，安禄山在河北的困境并没有出现根本变化。

河北大乱时，南方也并没有按照安禄山的战略顺利进行。按照计划，一旦占领了东都洛阳，叛军就要兵分三路：一路向西攻打长安；一路向东南方向进攻，经过淮河到达长江，占领江淮地区的大粮仓，彻底破坏唐代的军事财政系统；另一路则向西南进攻南阳盆地、襄阳和荆州，夺取长江中游。

但这三路的进军都遭到了抵抗。在西路，唐玄宗虽然杀掉了高仙芝和封常清，却又任命了另一位边关悍将哥舒翰担任守将。哥舒翰同样继承了高仙芝的战略，在潼关坚守不战，以消耗叛军的锐气。

在叛军截断了大运河到黄河的物资运输线之后，唐王朝匆忙间搭建了另一条物资运输线（也就是原南北交通的次要道路），沿长江而上，到达武汉，再转汉江，过襄阳，沿着汉江进入陕西汉中地区，再从汉中走陆路送往长安。这条路虽然非常绕远，却避开了叛军占领地界，让唐王朝勉强可以维持战争财政需求。

要想截断这条新的运输线，必须向西南进攻南阳、襄阳，从襄阳断掉唐朝的运输船队。安禄山第三路军正是要攻打襄阳。

叛军到来后，南阳太守鲁炅（升职为南阳节度使）率军北上叶县，抵抗两个月后退守南阳，在南阳又抵抗了整整一年，随后弃南阳保襄阳。这种有计划的抵抗和撤退，始终没有让叛军摧毁襄阳的运输线。

而在东南，安禄山的军队在小城雍丘（现河南省杞县）和睢阳（现河南省商丘）遇到了顽强的抵抗。雍丘令张巡和睢阳太守许远坚决阻止敌人南进，一共抵抗了二十一个月，直到叛军势头过去，已经无力南侵，才告沦陷。

到这时，安禄山的军队正式被限制在一片广大的反“L”形平原地带：从现在的北京向南，抵达华北平原，但在“南阳—许昌—睢阳”一线被唐军阻止，无法继续南进；在西面则被阻于潼关；他虽然占领了山西北部的大同，但在以太原为中心的山区直到黄河北岸，也就是所谓华北屋脊地带，仍然由唐军占领。

唐军战略也已经成型，可以归结为“关门打狗”战略：把安禄山逼在一条狭长的平原通道内，将四周的门封死，你打一下我打一下，让他四处乱窜直到最终被消灭。

唐军的战略，是几员大将不经意间配合的结果：哥舒翰负责关上潼关的门，李光弼负责骚扰安禄山的北方基地，同时，郭子仪则开始在太原囤积军队，准备从上党地区南下黄河，进攻安禄山占领的洛阳，完成对他最后的击破。

但就在这最紧急的关头，由于宰相杨国忠的私心，他逼迫潼关的哥舒翰出战，被安禄山乘机利用，攻破了潼关，冲破了唐军设下的“牢笼”，形势瞬间直下。

李泌奇谋空叹息

潼关失陷的当天，消息已经传到了长安。一天后，宰相杨国忠提议西逃四川。第三天，皇帝召集百官商议，所有的人惊慌失措，却无人提供对策。第三天晚上，大量的官员开始逃亡，到了第四天上朝时，剩下的十无一二。第四天晚上，皇帝也开始做逃跑的准备。第五天一早，唐玄宗带着皇子、皇孙、妃子、近臣踏上了逃亡之路。

在长安西面的马嵬坡，跟随皇帝的将士发动叛乱，杀死了宰相杨国忠，逼迫皇帝绞杀了杨贵妃。

将士们希望皇帝不要进入四川，因为四川是偏安一隅的地方，一旦去了四川，就失去了对北方的控制权。唐朝即便没有完全灭亡，也会变成一个龟缩在四川的小政权。

安禄山虽然攻入了关中平原，但关中四周的险要（除了潼关之外）都还掌握在唐军手中，皇帝并没有丧失希望。特别是在北方，以灵武和太原为中心，已经是反击安禄山的核心，随时打击敌人的侧翼。

灵武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地界，他是唐军最坚强的后盾。如果皇帝能够撤向灵武，无疑是对唐军的一大鼓舞。

但灰心丧气的唐玄宗没有接受这个提议，撤向了四川的大后方。他的太子李亨决定留在北方，与父亲分道扬镳后，前往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

肃宗前期，是唐王朝最艰难的时期。潼关的失守，导致歼敌的大好形势瞬间反转。郭子仪和李光弼被迫离开了河北，撤回到太原和朔方。在河北一直抵抗的颜真卿等人被迫转移，将整个河北留给了叛军。安禄山占据了长安后，获得了两京的控制权。

安禄山占据了华北和关中，唐朝控制的领土却显得七零八散。西北的朔方和太原是主要的军事集结地区，但这个地区却缺产粮食，必须从外界运粮救济。江南、江淮、江汉和四川地区虽然有粮食，但运河交通线被敌人破坏后，如何把这些粮食运到北方，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江南地区，唐朝的宗室永王李璘也发生了叛乱。由于南方的租税粮食大都囤积在江陵（现湖北省荆州）一带，驻扎在这里的永王决定自立门户，不再听从北方唐肃宗的领导，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南方政权。

永王沿江东下，直取江东。为了对付永王，唐政府不得不继续分权，新设立了几个节度使，让高适担任淮南节度使、来瑱担任淮西节度使、韦陟担任江东节度使，由他们镇压永王李璘。

节度使的随意设置，让唐王朝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为未来的藩镇割据打下了基础。

所幸的是，唐朝危急的时刻，安禄山也犯了错误。

占据长安之后，他本应该继续以长安和洛阳为基地，迅速将关中周边的关塞，以及山西南部平定，如果能够有效控制北方的制高点，就形成了有效占领，唐朝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但安禄山此刻却出现了战略空白期，除了继续向江淮和江汉用兵之外，在关中却缺乏合理的战略，导致叛军盘踞在长安不知所措。出了长安不远，就已不在叛军的控制之中。

长安西面的扶风地区（现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本来是长安的侧翼，仍然掌握在唐军的手中。唐军利用扶风、宝鸡地区，形成一条新的通道，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

这条通道是这样的：江南和江汉的粮食汇集在荆州、襄阳一带，沿着汉江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地区向北翻越秦岭，绕过长安，从西面直达宝鸡一带，再继续北上，经过固原送往北方前线。

这条路虽然极其绕远，却勉强解决了唐军的后勤问题，使得肃宗能够继续领导将军们抵抗安禄山。

在山西地区，史思明在潼关陷落后，向太原发动了进攻，太原却被李光弼死死守住。保住了太原，也就能继续从太行山后出兵，从侧翼打击河北地区。

在南方，张巡、鲁炅的抵抗仍在继续，确保了江南的安全。

与此同时，一个叫李泌的人进入了肃宗的幕僚团队。李泌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士之一，他才思敏捷，声名远播，当年玄宗有意让他入仕，却被拒绝了。李泌以布衣的身份与当时的太子李亨结交。后来为了避开杨国忠的迫害，他隐居于湖北。

肃宗即位后，李泌再次前来，却坚持不要官，仍然以布衣的身份帮助皇帝，成了皇帝的首席幕僚。

针对当时的形势，李泌敏锐地观察到安禄山的困境并不比唐军少。唐朝的地盘虽然分散，却以大包围的形势将安禄山裹在了当中。安禄山南过不了淮河，北占不了太原，虽然占领了长安，但长安城外几十里就是唐军的势力。留给他的，只有长安和洛阳之间的一条通道。

针对这个形势，李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暂时不收复两京，而是借助两京拖垮安禄山，再捣毁他的老巢。

这个战略具体的内容是：

第一，派遣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扰乱安禄山控制的河北地区，由于北方是安禄山的老巢，李光弼的出兵可以拖住安禄山在河北的大将史思明和安守忠。

第二，派遣郭子仪从冯翊（现陕西省大荔）渡黄河进攻河东（现山西省永济），由于河东在潼关以北，威胁潼关、华阴，郭子仪的出兵可以拖住安忠志和田乾真。安禄山拿得出手的大将除了这四位之外，只有阿史那承庆。

郭子仪在占领河东之后，不需要进攻潼关和华阴，给安禄山留一条在洛阳和长安之间的通道。由肃宗、郭子仪和李光弼轮流在长安以西、长安与洛阳连接部以及河北三地打击叛军，让安禄山率领阿史那承庆四处救火，如风箱里的老鼠在三地间奔波，直到把士气消耗完。

第三，再派肃宗最英勇善战的儿子建宁王李倓率军从北方塞外出发，绕过河套，从燕山以北进入北京地区，与李光弼南北夹击，把安禄山老巢端掉。当叛军失去了老巢，位于两京的叛军就无处可去，就只有灭亡一途了。

李泌的战略有两点最值得称道：第一，出其不意，从大北方绕道北京以北，进行大包围，直捣安禄山老巢。这条路虽然在隋代就已经打通，但是在军事上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李泌时期，北方道路才进入战略视野，并在未来宋、元、明、清的战争中成为一条战略要道。

第二，肃宗曾经认为这个战略过于麻烦，不如率军直捣两京来得痛快，何必放着眼前的两京不打，反而千里迢迢去攻击遥远的幽州？李泌说出了这么做的好处：如果直捣两京，的确可以把敌人赶走，但是不能把敌人歼灭。即便唐军收复了两京，安禄山必然率军逃回老巢，事后还将卷土重来。

肃宗最后采纳了李泌战略的前两步，派遣郭子仪、李光弼分别进军河东和河北，但是拒绝了最关键的第三步，他还是选择了直接进攻两京。

事情果然如李泌所料，在经过几次尝试后，唐军在回纥人的帮助下占领了两京，而此时，安禄山已经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退出两京后，率军回到了河北的邺城。

安禄山的大将史思明投降了唐军，却由于李光弼试图除掉史思明，逼迫史思明再次叛乱。

史思明的叛军南下救助被围困在邺城的安庆绪，获得优势的唐军派出了九位节度使组成的大军将邺城团团围住，却被史思明击溃。

史思明进入邺城，杀掉了安庆绪取而代之。

唐肃宗没有采纳李泌的策略，导致唐军无法彻底剪灭敌人的老巢，史思明父子代替了安禄山父子继续叛乱，给唐朝造成了更多的伤害。

在中国历史上，李泌奇谋与当年秦取四川统一中国、蒙古借道云南包围南宋一样，是最具想象力的战略。如果肃宗不急于夺回两京，而是选择从北方夺取幽州，那么战争后中央政府仍然可以重树权威，唐朝可能不会陷入后来的藩镇割据局面。但由于皇帝没有采纳，这个奇谋只剩下了一声叹息，留在了历史的夹缝里供人讨论。

安史之乱的后半段已经变成叙利亚战争式的消耗战。史思明已经失去夺取全国的可能性，但唐王朝却一时无法消灭他。

唐军邺城战败后，战线再次被拉回了洛阳一带。史思明乘机占领了汴州（现河南省开封）和洛阳。统率唐军的李光弼（郭子仪为战败负责被撤职）再次以山西为依托，开展了对史思明的骚扰作战。他不急于进攻洛阳，而是占据了洛阳北面、黄河上的河阳城。如果史思明向西攻打长安，李光弼就从河阳出兵，在背后攻击他。如果史思明进攻河阳，李光弼就采取固守的策略，利用背后的山西支援河阳。

只有在叛军完全疲劳之后，李光弼才会从山西出发，对河北、洛阳的敌人分别进行打击和切割，各个消灭。

但李光弼的作战意图仍然没有实现，干扰他的还是皇帝和太监。太监鱼朝恩游说皇帝，逼迫李光弼出兵洛阳，导致唐军在洛阳北面的邙山下再次惨败，还丢失了河阳城。形势再次变得对唐军不利。史思明厉兵秣马，又准备进攻长安。

幸运的是，这时叛军再次起了内乱，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杀掉了父亲篡位，叛军内部的风雨飘摇让他们对长安的进攻无疾而终。

经过了长期的拉锯战，叛军的力量终于开始削减。唐军在新统帅仆固怀恩与回纥兵的帮助下，最终收复了洛阳，把战线推回到了河北地区。

在收复河北的过程中，仆固怀恩为唐朝留下了最后一个隐患：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仆固怀恩认为，应该争取史朝义的几员大将反正。除了对他们叛乱的经历既往不咎之外，还由朝廷委任他们为当地的节度使。

在仆固怀恩的安排下，史朝义的大将薛嵩、李宝臣（原名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都成了唐朝的节度使，继续统治着河北地区。这些河北的节度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角，是中央政府支离破碎的罪魁祸首。新的叛乱种子已经种下。

安史之乱结束时，全国已经有了三十六个节度使，这些节度使有些是以前的，有些是为了镇压叛乱，在临敌的前线临时设置的，还有河北的降将们。

节度使们拥有着地方统治的全权，又有兵权，控制着地方财政，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力被逐渐消解，最终产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有的节度使甚至对抗中央，完成了世袭制。当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以为战争结束了时，却发现，现在的唐王朝早已经面目全非。

第十三章　藩镇的群狼谋略（公元763—公元820年）

唐代后期，每一个藩镇都是一个小军阀，他们不能独活，却又抱团取暖顽强地存在着。中央政府无力消灭藩镇，只能孱弱地活在几十个军阀的夹缝里。

节度使并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他们只是为了自保。为了自保，他们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抱团，二是世袭。保证皇帝无法将他们调走，又能通过联盟关系对抗皇帝的“军事入侵”。

唐朝中央政府虽然失去了地方控制权，藩镇却由于过于碎片化，必须依赖中央政府名义上的授权，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中央政府与藩镇争夺最激烈的是征税权，谁控制了征税权，谁就有能力组建更强的军队。最初征税权被藩镇拿在手中，在唐宪宗时期，收回了部分征税权，达成了一定的平衡。

唐德宗时期，最危险的藩镇有六个，分别是位于河北地区的河北四镇，以及位于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和位于许州（许昌）的淮西节度使。六镇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河北与江南的税收路线，成了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

皇帝征召藩镇的军队，必须付给藩镇三倍的军粮作为补贴。这导致藩镇出工不出力，拿到了补贴，却作壁上观，或者谋求自我利益。中央政府在战争中花费巨大却成果有限。

唐德宗时期的泾原兵变显示出藩镇战争的复杂性。为了镇压淮西，皇帝动用了泾原的军队。但由于皇帝付不起军费，泾原军发生了叛变，将皇帝赶出了长安，一场局部战争变成了全面战争。

泾原兵变表明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越了财政能力，由于军事财政无法得到保证，又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和崩溃。

唐宪宗依靠武力收回了一部分藩镇权力，但这也耗空了唐朝国库，使得唐宪宗的中兴变成了昙花一现，并且再无力阻止唐朝的分崩离析。

代宗时期的藩镇周智光，代表了唐后期藩镇的风采。

周智光出身卑微，在军队中服役时，靠巴结太监鱼朝恩上位。

在代宗时期，吐蕃人成了唐朝的心腹大患。由于中原发生了安史之乱，唐朝平叛无暇他顾，吐蕃从青藏高原下来，占领了新疆南部，以及整个陇右（甘肃南部）和河西走廊地区。另外，从川西到云南也是吐蕃的势力范围。

代宗继位不久，吐蕃军继续向东，下了陇山进入了关中地区。代宗一看大事不好，连忙抛弃了长安，逃难去了。这是唐朝皇帝第二次逃离首都。吐蕃进入长安大肆劫掠一番，由于无法形成有效统治，只好撤离。

代宗时期，吐蕃并不是唯一的威胁，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仆固怀恩也出了岔子。由于功高震主，仆固怀恩与中央政府之间无法建立信任关系，他担心成为政府的打击对象，决定先下手为强，勾结吐蕃和回纥进攻唐朝。

为了对付仆固怀恩，唐代宗派出了各路节度使组成的联合军队北上抵抗，其中一支部队就由同华节度使周智光率领。这位节度使由此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虽然被征召，但周智光并没有认真对付叛军，而是夹杂了大量私货。他在攻击吐蕃人时，率军到了忠于朝廷的鄜州（现陕西省富县），当时的鄜州属于鄜坊节度使杜冕，刺史是张麟。周智光与杜冕有仇，乘机攻下了鄜州，杀死了刺史张麟，并把困在城里的杜冕家人八十一口全部活埋。

鄜坊节度使被灭门，这样的事情朝廷竟然毫无办法，只能听之任之。当军事行动结束后，周智光继续担任他的同华节度使。

所谓同华节度使，主要是镇守长安东方的同州（现陕西省大荔）和华洲（现陕西省华县），华州是从关中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而同州则是通往山西的必经之路。正是两座城市的战略地位，让周智光成了唐代宗时期的一霸。

他聚集了大量的无赖子弟，随意地截留送往关中地区的漕粮，掠夺各级官员的财物。按照传统，到长安赶考的学子，在去往京城的一路上要到每个地方的官府里点个卯，但他们听说了周智光的所作所为，赶赴京城时都悄悄地通过同华地界，避免惊动他。周智光听说学子们故意避开他，勃然大怒，立刻率军袭击他们，造成了大量的死伤。

就连朝廷官员，一语不合，周智光也一样随意杀伐。陕州（现河南省陕县）本来与同华节度使的地盘相邻，但周智光与陕州刺史皇甫温翻了脸，于是将皇甫温的手下张志斌杀死做成了菜。

周智光如此猖狂，就连皇帝拿他也没办法。当皇帝听说周智光杀了杜冕一家八十一口之后，根本不敢主持公道，只是悄悄地把杜冕送到远处的南郑躲起来，免得被周智光发现。

周智光听说后，立刻出兵想截住前往南郑的杜冕，但没有成功。随后，他向皇帝讨要陕州、虢州、商州、鄜州、坊州五个州，皇帝不答应，他就立刻出兵自己去拿。

皇帝之所以拿周智光没有办法，是因为中央政府已经孱弱到无法镇压藩镇的地步了。

最后，皇帝实在忍无可忍，只好偷偷地下令让郭子仪出兵干掉周智光。他不敢明着下令，因为同华距离首都太近，万一郭子仪没赶到，周智光却先进攻长安了，皇帝的命都难保。

周智光只是藩镇的代表之一。他虽然灭亡了，但唐代中央政府的孱弱地位却很难改变。

这样的藩镇在唐代有几十个，他们大权独揽，名义上属于中央，却有相当的独立性，甚至职位都可以世袭。他们如同一个个土皇帝，收税、招兵、截留皇帝的收入，将中国变成了一盘散沙。

那么，既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唐代为什么无法回到开元、天宝年间的稳定，反而陷入藩镇割据之中呢？

这其中既有中央政府的失误，又有藩镇的私心。他们共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由于各地充斥着犬牙交错的小型军阀，他们每一个都无法独活，却又依靠抱团取暖，大部分都顽强地生存着。

正是由于每一个军阀的力量都不够大，孱弱的中央政府才能在夹缝中继续存在着，起起落落，又维持了一百多年，才最终被取代……

割据，是为了自保

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原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的死亡，让唐代的地方将领感到心寒。

来瑱是安史之乱中著名的大将，镇压过永王李璘的叛乱，阻止过安禄山军队的南侵。他守卫的南阳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南阳丢失，那么中央政府建立的汉江运输线就会断掉，而唐代之所以能够组织起对安禄山的反攻，这条运输线又是必不可少的。

正因为来瑱的功劳巨大，他先后担任过淮南西道节度使、河南节度使、山南东道节度使、陕虢华等州节度使等重要职位。

安史之乱临近结束，皇帝担心这些节度使的独立性太强，会学习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开始削弱他们的权力。来瑱也被调回了中央，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虽然仍然兼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却不再赴任襄阳，而是留在了长安。

这时，会揣摩皇帝意图的人来了，大太监程元振以前曾经请求来瑱办事，遭到了他的拒绝，一直怀恨在心。他发现皇帝对来瑱充满了警惕，立刻上告来瑱谋反。唐代宗采纳了程元振的说法，将来瑱贬到贵州，又在路上下诏赐死。

来瑱的死亡让所有的将领感到寒心。一位太监在皇帝面前呼风唤雨，就能决定功臣的生死。他们意识到，此刻的朝廷已经不再可靠，任何人离开了手里的军队，被调回长安，都可能遭遇与来瑱一样的命运。

来瑱死亡最直接的冲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之乱第三号功臣仆固怀恩的叛乱，二是来瑱所在的山南东道的变局。

在安史之乱后期，由于皇帝想遏制郭子仪和李光弼的声名，派出仆固怀恩担任战争的总指挥。仆固怀恩在平定叛乱后，功劳巨大，一家四十六口死于王事。但关于仆固怀恩的功高震主的谣言也越传越烈。他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处境。

从后来的情况看，皇帝并没有干掉仆固怀恩的意图。但在皇帝与将军之间，却无法建立起一条互信的管道让将军放心，而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也让仆固怀恩寒心。

由于镇压叛乱动用了回纥军队，加之仆固怀恩是回纥可汗的老丈人，在他送回纥兵出境时，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在太原故意把他们当敌人一样防范，不给补给，不犒劳军队，惹得仆固怀恩上书控告。

为了解开两者的矛盾，朝廷派太监骆奉先前来调查。但骆奉先吃了辛云京的贿赂，仆固怀恩却不知道送礼，骆奉先回京后继续造谣说仆固怀恩反叛。皇帝与将军的正常沟通渠道已经不存在了，只能依靠一些太监从中传话。

恰好此时，来瑱的死变得尽人皆知。不管皇帝如何安抚仆固怀恩，都无法再让他放心。仆固怀恩终于与回纥、吐蕃人联合起来，对抗唐朝。

仆固怀恩病死于反叛的前线，他死后，唐朝借助郭子仪的名声与回纥达成谅解，并击败了吐蕃人，躲过了一场新的劫难。

但躲过了外来的灾难，内祸却无法避免。来瑱死后，他的部下、山南东道裨将梁崇义立刻抓住机会，杀死了唐朝在襄阳的官员，自封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不仅继承了来瑱的职位，也大声为来瑱喊冤。他给来瑱立庙烧香，声称来瑱是无辜的，要求惩罚罪犯和凶手。

皇帝只好找替罪羊，借机贬斥了程元振，并承认了梁崇义的篡权，册封他为正式的山南东道节度使。

这件事让人们突然间意识到皇帝原来已经这么虚弱。梁崇义明显的篡权行为不仅不受惩罚，反而得到了承认。只要节度使不去京城长安找死，紧紧手握地方兵权，就可以为所欲为。节度使的命运戏剧般地两极化了：要么待在驻地称王称霸，要么回到长安被皇帝处死。

那些身居最紧要地位的节度使从这时开始考虑如何进行长久统治的问题，他们大部分并没有灭亡唐朝的野心，仅仅靠一个节度使管辖区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保。

为了自保，节度使们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形成互保联盟，在节度使之间进行通婚，依靠婚姻关系形成复杂网络。一家有难，其他家立刻来帮忙，哪怕是对抗朝廷也在所不惜。这很像是一种群狼战术，一只狼在自然界很难生存，可一旦结成了群，战斗力立刻发生质的变化，让狮子都不敢小觑。

第二，谋求世袭制，脱离中央政府的官员任命体系，不准中央政府任意调动他们的职位，再将职位传给子孙。世袭制一形成，士兵就有了归属感，不用担心节度使死后秋扇见弃，对节度使的忠诚感加强了。

唐代宗时期，藩镇（节度使）已经遍布全国。在玄宗后期，只在边关设了十个节度使。在安史之乱时期，为了对付安禄山和史思明，原来民事、军事和财政分家的地方政治体系已经不适合保卫领土了，中央政府必须在与叛军接壤的地区设立大量的节度使，只有同时掌握了财政、军事和民事全权，才能协调足够的资源来守城和抵抗。

这个时期，在华北、江淮、江汉一带都有大量的节度使出现，他们大的控制十几个州，小的控制三四个州，代宗时期节度使有三十六个，以后又增加到四十多个。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已经不可能回到民事、军事、财政分离的体系去。

对中央政府来说，最可行的方法是：保留节度使，承认他们在地方上的全权，但同时设法让节度使不要世袭，而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只要中央政府能随时调动节度使，他们就无法发动叛乱。

到这时，中央政府和藩镇的目标有了极大的冲突。中央政府的目标是把节度使变成“流官”，也就是随时可以调往别处的官员，而节度使的目标却是世袭，永远不离开自己的领地。

当目标矛盾时，两者的冲突就爆发了。

唐德宗：失衡的关中与高昂的军费

代宗死后，唐朝又迎来了一位雄心勃勃的皇帝——唐德宗李适。童年时在玄宗宫廷成长的德宗试图恢复唐朝的开元盛世。为了实现目标，必须首先把不听话的藩镇干掉，让中央政府能够控制藩镇的辖地。对中央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权力是税收权，只有能够从全国征税，中央政府才能建立更加强大的军队来实现实质上的统一。

在唐朝，首都关中地区不再是经济中心，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转移到了华北和江淮。不幸的是，经济中心却掌握在各个藩镇的手中，藩镇又控制了征税权，让皇帝无法从这些发达地区获得足够的收益。

全国的藩镇中，最危险的有六个，分别是位于河北地区的河北四镇，以及位于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和位于许州（许昌）的淮西节度使。

为了让安史之乱尽早结束，仆固怀恩建议唐朝接纳了几个史思明的大将，让他们留任河北地区的节度使。这些降将虽然名义上服从中央，但由于担心遭到仆固怀恩、来瑱的命运，他们不理会中央政府的征召，拒绝离开驻地，又通过婚姻、联保等各种方法，达成了互相支援的协议，一家受攻击，另外几家都要出兵帮助。

这些藩镇号称河北四镇，分别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他的儿子李纳继任），他是河北四镇中规模最大的，最初下辖淄、青、齐、海、登、莱、沂、密、棣九个州。在代宗时期发生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叛乱，李正己帮助皇帝镇压叛乱时又获得了德州。后来在汴宋节度留后（代理节度使）李灵曜的叛乱中，获得了曹、濮、徐、兖、郓五个州。这时，李正己一共统治了十五个州。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他的儿子田悦继任），下辖魏、博、相、卫、洺、贝、澶七个州。田承嗣曾经在代宗时期反叛，皇帝无法通过军事解决他，只好达成了和解。这次和解也让河北地区的藩镇看到了皇帝的虚弱。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下辖恒、易、赵、定、深、冀、沧七个州。

幽州节度使朱滔，下辖幽、蓟、妫、檀、莫五个州。

河北四镇控制了最繁华的华北地区，让中央政府几乎无法从华北收税，也就无力镇压他们。更糟糕的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另两个节度使地处交通要道，分别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他们的辖区分别位于淮河地区和汉江地区，唐代税收的转运主要依靠淮河、运河与黄河，从扬州一带转运到长安，必须通过淮西节度使的辖区，一旦淮西节度使把运河封锁，长安就会出现饥荒。

如果不走运河，从扬州一带向长安转运粮食，还有一条备用路：从武汉走汉江到襄阳，继续沿汉江到达汉中，再转运长安。山南东道节度使的辖区恰好封锁了这条备用路。

一旦淮西节度使和山南东道节度使同时反叛朝廷，江南的税收就无法进入长安。如果六个藩镇一同反对长安，那么江南与华北两大粮仓的粮食就都被截断了。

六镇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对皇帝充满了戒心，也不肯轻易服从中央。当胸怀大志的唐德宗开始削藩，试图增加中央政府权威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失衡的地理，以及孱弱的中央。长安的地理弱点，也让唐朝成了最后一个定都于此的全国性政权。唐朝之后，看清了长安劣势的开国皇帝们纷纷避开了这里，选择距离经济中心更近的华北地区定都了。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他的儿子李惟岳按照传统请求接任。但这次，唐德宗试图打破世袭的规矩，拒绝了。李惟岳随即与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发动叛乱。

在这次叛乱中，幽州节度使朱滔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初选择支持皇帝，派兵协助镇压叛乱。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地盘，不是为了帮助皇帝。特别是李希烈，从一开始就对准了山南东道，试图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流域。

在皇帝的指挥下，各路大军纷纷赶来参与了对四个叛乱军阀的战争。然而，这场战争的代价也是高昂的，按照规矩，中央政府征调藩镇的军队，必须支付开支。在皇帝与藩镇间，军费的分配如下：如果藩镇只是在自己的统治区里调动军队，那么军费由藩镇负担；如果藩镇的军队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离开了他的统治区，那么从离开的那一天起，皇帝必须支付给藩镇一笔丰厚的军事补贴，叫出界粮，每个士兵的花费相当于平常的三倍。

许多藩镇为了拿补贴，故意把军队派出境外，却作壁上观，不打仗专门拿津贴。中央政府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花费高昂，却效果有限。

以李希烈为例。当他进攻山南东道时，皇帝必须支付给他三倍的军粮，而一旦攻克了襄阳，李希烈本人却想占据襄阳不走，把山南东道也纳入他的藩镇之中。皇帝负责开支，利益却归藩镇，显然这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幽州节度使帮助皇帝打仗，也是为了从成德、魏博的手中获得足够的利益。

这场战争起先规模并不大，几个月后，李希烈已经打败了梁崇义，占据了襄阳。一年后，在幽州朱滔的帮助下，三个叛乱的河北藩镇也岌岌可危，眼看就要失败。

但就在这时，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李希烈原本想占据襄阳，皇帝却并没有给他。朱滔指望获得更大的利益，皇帝也不能满足他。于是，李希烈和朱滔转身加入了叛乱者一方，形势瞬间急转直下。

在河北地区，由于马燧、李抱真等名将的参与，中央逐渐控制了局势，将朱滔赶回了幽州。但在淮西地区，事情却越来越麻烦，直到彻底失控。

泾原兵变：回到原点

在镇压淮西时，最初皇帝从附近的藩镇调兵，都被李希烈打败了。为了继续镇压，必须从更远处寻找兵源。调兵的半径也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遥远的陕西西部。

在长安的西面，有一个泾原节度使辖区，管泾、原、渭、武四州。由于距离淮西太遥远，如果皇帝不是迫不得已，是不会调动这么远的军队的。

随着战局的拖延，德宗终于命令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经过长安，再向东去援助在襄城被围的唐军。但调兵的同时，皇帝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付泾原军的出界粮。德宗的官员们只好采取了拖延战术。

泾原军的士兵却并不知道此情，他们远道而来，满怀着对丰厚赏赐的憧憬。

泾原军到达长安附近时，遭受了第一次打击：皇帝不仅不让他们进入近在咫尺的长安玩耍，还没有给他们一丁点儿赏赐。直到从长安城外走过，到了东部的浐水时，京兆尹王翃才匆匆忙忙为他们准备了吃的，且全是粗茶淡饭。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让士兵们拒绝前行，一阵阵的谣言在军队中传播，说长安城里有数不尽的金银珠宝，皇帝一个人享受着荣华，却置士兵的死亡于不顾。

唐德宗大惊失色，赶快下令对泾原军进行安抚，派人前去犒军。这次的赏赐是每人两匹帛。当赏赐下发时，士兵们更加被激怒了，他们感觉皇帝如此吝啬，不仅不值得替他卖命，还应该把他推翻，换一个大方的。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只能任由士兵转头前往长安，怀着对财宝和劫掠的渴望，冲向了帝国的首都。泾原兵变爆发。

泾原兵变是一个复杂的产物，表明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越了财政能力；军事财政无法得到保证，又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和崩溃。

在唐德宗仓皇逃离首都，前往长安西面的奉天避难时，造反的泾原军却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们既无法建立稳定政权，又不能投降。

最后，他们把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哥哥朱泚抬了出来。朱泚本来是幽州节度使，皇帝为了防范，将他调离，居住在长安。朱滔造反时，曾经试图联络哥哥一同反叛，信件却被唐德宗截住。德宗认为朱泚并不知道弟弟的消息，没有追究。

但对叛乱者而言，朱氏兄弟却是最有可能建立新政权的人物，弟弟掌握幽州，哥哥占据长安，控制了北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在士兵的拥立下，朱泚称帝，率军攻打德宗所在的奉天，却失败了。

朱泚的失败说明，唐朝中央政府虽然失去了地方控制权，藩镇却由于过于碎片化，必须依赖中央政府名义上的授权，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时的唐朝很像春秋时期的周王朝，周王的权力逐渐缩小，却又必不可少，屹立不倒。

不过，屹立不倒并不意味着没有困境，唐德宗在奉天不得不发出“罪己诏”，向天下人承认错误，宣布改过自新。这份罪己诏除了对皇帝本人大加贬斥之外，还总结了战争为什么失败的根由。皇帝认为，自己轻率地发动战争，没有考虑到战争成本，是失败的根源。

由于低估了战争消耗，德宗本来以为对四镇的征伐是很容易的事，却没有想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被征调，影响早已超出了河北和江淮一带，整个中国都要承受战争成本。军饷需要从千里之外运到，士兵也要大量换防。人力不足，造成了大量的田地荒芜，战争引起的社会动乱已经初现端倪。

实际上，在泾原兵变中，长安城里的人们因为德宗皇帝的苛捐杂税太多，不是支持皇帝，而是迅速与叛军合流了，因为叛军进城时只想掠夺皇帝的宝库，对社会却是免税的。

到这时，德宗的战争已经不可能再打赢了，他必须缩小规模，对一些叛乱分子进行安抚，把有限的财力运用到最主要的叛乱方，才有可能回到长安。

在罪己诏中，德宗皇帝宣布大赦，大赦范围之广超乎想象。在最初的叛乱四镇中，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已经灭亡，成德节度使李惟岳也被灭了，这两人不牵扯到赦免问题。而淄青节度使李纳（李正己之子）和魏博节度使田悦都得到了赦免。后来加入叛乱的李希烈，以及代替了李惟岳的王武俊也都得到了赦免。

更难得的是，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哥哥朱泚已经在长安篡位称帝，是大逆不道，应该灭族的罪行，但皇帝仍然赦免了朱滔，继续让他担任幽州节度使，只对称帝的哥哥朱泚进行追究。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想将大部分叛军争取回中央政府阵营，因为皇帝已经打不起仗了。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些节度使仍然耀武扬威地控制着自己的地盘，不听中央的命令，统一帝国继续向着四分五裂滑去。

这场战争以朱泚的被杀、皇帝回到首都为结局。叛乱的各个诸侯命运也各不相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不肯投降，还自称大楚皇帝，由于皇帝的罪己诏已经团结了大部分人，李希烈被李勉等人击败。

不过李希烈死后，淮西节度使的职位又落入了军阀吴少诚手中，吴少诚和后代继续抗命中央，一直持续到唐宪宗时期。

河北四镇中，田悦的弟弟田绪杀害了哥哥，继任了节度使，王武俊和李纳都得到了赦免，继续把持本部。朱滔被赦免后不久就死了，幽州的大权留给了部将刘怦和他的儿子刘济。但总的说来，四镇擅权依旧，朝廷毫无办法。

德宗皇帝浪费数年，花费无数，换来的结果既没有更糟，也没有更好。这就是唐代藩镇割据的实质：每一个藩镇都想保护好自己的土地，但每一个藩镇都没有实力一争天下，不管哪一方付出巨大的努力，到最后都回到原点，对全盘形势没有太大的改善。

德宗在位后期，想尽一切办法积攒财政，为未来唐王朝的中兴做准备。他期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获得全国的控制权。他的搜刮的确积攒了大量的军费，有了重新统一的资本，但他没有见到那一天，就孤独地死去了。

中央王朝的回光返照

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清晨，唐朝宰相武元衡正准备从位于首都的家里去往皇宫上朝。当他骑上马，带上侍从，刚刚从静安里东门出来时，突然间有人呵斥他们把蜡烛熄灭。随从由于跟着宰相，有恃无恐，也朝对方呵斥。

就在这时，突然从暗中飞出一支箭来，射在了武元衡的肩膀上。在阴影里冲出几个人，将他的随从驱散，另一个人则用棒子击打武元衡的左股。当随从都逃走后，这群人拉住武元衡的马向东南方向走了十几步，然后将宰相杀害，将他头颅割下带走了。

随从们带着救兵回来时，发现无头的宰相躺在血泊中。他死亡的地点，距离家的东北角只有一墙之隔。

当时黑夜还没有过去，路上大都是上朝骑马的官员和随从，这些人呼喊着四下传播，都说宰相被杀了，声音一直传到了朝堂上。文武百官面面相觑，不知道哪个宰相死了（唐朝宰相不止一个）。武元衡的马还按照既定路线，一路走到了上朝的地方，看到了马，人们才知道死的是谁。

皇帝上朝时，走到紫宸门，才听说了武元衡的死讯。他惊讶万分又沉痛不已。这次宰相遇刺事件中，另一位官员裴度也遇刺却逃过了一死，说明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

事后，人们查找杀死武元衡的凶手。在当时，中央政府正与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发生战争，武元衡和裴度都是坚定的主战派，他们的遇刺一定与吴元济有关。

吴元济的帮手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两人有可能是王承宗刺杀的。可后来，人们又认为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刺杀的。

宰相的死亡虽然成了悬案，却给了唐宪宗清理藩镇的最佳借口，也是唯一的时机。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忍辱负重的唐德宗去世，太子继位后由于身体有病，又让位给了儿子李纯，是为唐宪宗。

唐宪宗时期，全国节度使增加到了四十九个，但与德宗相比，由于财政状况的好转，中央政府已经有了更强的实力去平定诸侯。雄心勃勃的宪宗发起了剪除不听话的藩镇的斗争。

与德宗一样，宪宗的目的仍然不是为了废除节度使制度，它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唐代的官僚制度之中，不能动摇了。宪宗想做的，只是：第一，将不肯听话的藩镇拿掉，换上听话的人；第二，在做到第一步后，再有限地剥夺藩镇的财权和兵权，让他们没有实力与中央抗衡。

与德宗时期相比，随着藩镇的世袭化，节度使们也丧失了当年的锐气，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决心大大削弱，军队实力也不如当年，甚至有的藩镇决定投靠中央，这是对皇帝有利的一面。

除了当年的河北四镇和淮西节度使之外，宪宗时期决心与中央抗衡的藩镇还有两处，分别是位于四川西部的西川节度使，以及位于现在江苏省镇江的镇海节度使。

宪宗的策略是，从容易的入手，先将不听话的外围藩镇收复，树立中央政府的威信，然后再对最难解决的河北四镇动手。

与河北四镇的互相勾结、形成联保不同，西川和镇海都处于孤立状态，在它们四周都是服从于中央的地区。特别是西川节度使，虽然位于四川地区，而四川自古以来就有着易守难攻的特质，但此时的四川被分割成了东川和西川两部分，从关中去往四川的蜀道大都在东川境内，所以，西川并没有天险可以防备中央的进攻。

公元805年，宪宗刚刚继位，原本镇守西川的节度使韦皋去世，韦皋对中央忠心耿耿，但在他死后，他的副手刘辟夺取了西川，最初他只要求皇帝册封，随后又想攫取更多的土地，与中央形成了对峙。

继位的第二年，皇帝派神策军使高崇文率军平定西川。高崇文从褒斜道进入汉中，再过剑阁，一路过关斩将，用了八个月时间就平定了西川叛乱。

这次平定刘辟，给了皇帝极大的威望，人们开始憧憬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能够恢复当年的盛唐气魄。

第二年皇帝对镇海节度使李锜的镇压，更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李锜除了担任镇海节度使外，还担任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在唐代后期，盐铁转运使是最有油水的职务，相当于中央外派负责财政的专员，管辖各地的国有企业，并将它们的利润转运到中央。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结余收入，供转运使本人支配。

但李锜的好日子结束了。宪宗为了加强中央权威，将财政权力回收，只给他保留了镇海节度使的职位。李锜心怀不满，不服从中央命令，被宪宗抓住把柄，派兵征讨。皇帝的军队只用了一个月，就将李锜平定，送往长安腰斩。

宪宗征讨藩镇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亡，他的儿子王承宗希望继承父亲的职位。

但这次宪宗却不同意世袭，成德立刻以反叛回应。

在征讨成德时，唐宪宗选择了一个宦官吐突承璀担任讨伐军的总指挥。在宦官的指挥下，政府军徒劳无功。不过，吐突承璀却暗地里与王承宗议和，让他上表归顺，皇帝也顺水推舟将节度使授予他。

议和的结果，是中央权威再次下降，各地藩镇又各自为政，宪宗的集权努力眼看就要失败。但突然间，魏博节度使辖区发生的变局，让中央再次感到了柳暗花明。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他的儿子太小，亲戚田兴（也叫田弘正）逐渐掌握了权力。与其他节度使不同，田弘正已经嗅到了变天的气息，他力排众议，决定投靠中央政府。在以后的历次平叛中，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中央一条阵线。

田弘正的反正，如同一枚致命的楔子，插入了河北四镇之中。在魏博的配合下，皇帝开展了数次平叛战役。

首先是对付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由于得不到皇帝的册封，吴少诚的儿子吴元济发动叛乱。这次叛乱一直持续到公元817年，才在名将李愬的努力下平定。李愬雪夜袭蔡州，也成了唐朝平定藩镇叛乱中最有名的战役。

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后，为了替宰相报仇，除了与吴元济继续作战外，中央还展开了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战争。当吴元济平定后，四面楚歌的王承宗也决定投降，中央保留了他节度使的位置，却让他的两个儿子入朝当作人质。

由于后来查明武元衡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杀的，公元816年又展开了对李师道的讨伐。三年后，李师道被杀死。淄青节度使辖区是河北四镇中最大的，最多时曾经下辖十五州，即便在宪宗时期，也有十二个州。为了便于管理，李师道死后，皇帝将淄青辖区分成了三份，防止未来这个藩镇再出问题。

公元820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亡，他的弟弟王承元被调任别地，朝廷将原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调任成德节度使，再派遣名将李愬担任魏博节度使。这样，原本世袭的职位变成了由朝廷任命的流官，也就不会再成为坐地虎了。

这一年也是幽州节度使结束盘踞的日子，原节度使刘济的儿子刘总曾经毒杀了他的父亲，看到周围的节度使们都一个个倒下，刘总也意识到好日子结束了。他决定弃官去当和尚，落发之后不知所终。中央政府的最后一个心腹之患也消失了。

历史上习惯于把唐宪宗称为中兴，除了他平定了各个反叛的节度使之外，还由于他想从机制上约束所有的节度使，不管是顺从的还是不顺从的。

唐宪宗推出了两个改革来限制节度使的权力。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宪宗针对地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前，地方上缴中央的财政是上贡式的，州政府征税后，留一部分给自己，剩下的交给节度使，节度使留够了自己的，剩下的才会上缴（或者进贡）给中央。

唐宪宗试图限制藩镇的征税权。由于每一个藩镇（节度使）都下辖几个州，藩镇选择其中的一个州作为驻扎地（直辖州）。皇帝规定，节度使驻扎的那个州（直辖州）征税完全交给节度使支配，中央不再指望这个州的财政。但是对于其他的非直辖州，其财政则完全上缴中央，不再经过节度使。

中央政府这种自断一臂，保全身体的做法，其实将节度使的权限减少了。之前的节度使可以对下辖的几个州财政全部插手，现在只能插手一个州。相当于将节度使的财政降到了和州同样的级别。

十年后，皇帝再次推出了另一项制度：针对藩镇的军事制度，采用与财政制度类似的规则。节度使直辖州的军事完全归节度使统辖，而非直辖州的军事权力被授予州的刺史，州刺史所辖军队也不再听从节度使的调遣。

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将军事权交给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加强了地方分权，但由于削弱了节度使的军事权力，藩镇对中央政府的反抗能力大幅度减少。

但唐宪宗的军事征服和改革已经是唐朝的回光返照。宪宗本人依靠他的祖父德宗积累的中央财政，完成了重新统一。但军事行动消耗了大量的财政，又再次让社会付出了代价。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雄才大略的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庆谋杀。他死后，各地的藩镇又陷入了和中央政府的摩擦之中。只是这时候，中央政府已经没有钱，很难再组织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获得藩镇的归顺了。

当黄巢的叛乱兴起后，唐朝在黄巢的军事打击和藩镇的割据之下，终于分崩离析。

第十四章　黄巢：最漫长的长征（公元859—公元907年）

由于经济中心的转移，唐代之后长安再也没有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相继成为首都的洛阳、开封、南京、北京都在东部。但东部诸城市却缺乏长安的形胜，使得中国的军事战略也出现了变化。唐代之前军事行动主要依托于战略地理，守住城池是战争的关键因素；宋代之后，机动战的特征更加明显，守城逐渐让位给了野战和机动战。

黄巢的流窜作战提供了一个机动战的样本，并为后来的军事流窜作战做出了榜样。它的特征是：以运动战和流窜的方式，寻找中央帝国的薄弱点进行打击，利用机动性拖垮帝国的财政，从而造成帝国的分崩离析。

唐代末年，一群思乡的士兵在庞勋的领导下，在桂林发动起义，展开了流动战，千里跃进向徐州进军。成功到达徐州后，他们守住徐州的努力却失败了。庞勋起义打开了一条可贵的战争经验：在中央政府控制力已经腐朽时，运动战比起守城战，更适合实力弱小的起义者。黄巢、李自成、中国工农红军都借鉴了这条经验而取得成功。

唐末王仙芝前期由于坚持了机动战，成了唐朝的心腹大患，但后期却放弃了机动战，被唐王朝击败身死。与此同时，黄巢却坚持机动战的打法，他转战数万里，活动范围从山东到广东、陕西，利用运动战拖垮了唐王朝。

黄巢从广州数千里跃进，直到攻克了唐朝首都长安。但此后，黄巢也陷入了运动战和守城战的悖论。运动战意味着可以通过劫掠来获得给养，而保卫战却必须在固定的地盘上来解决粮草问题。随着机动性的丧失，黄巢灭亡了。

即便到现在，黄巢也是中国长征距离最远的军人。那些更加出名的后来者不管如何，从距离和难度上，也都无法超越这位前辈。

唐代的繁荣和社会发展把关中的地理劣势暴露得一览无余。关中在秦汉时期仍然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并拥有着地理上的战略优势，在函谷关（潼关）、武关、大散关和萧关的保护下，易守难攻，是成就帝业的基地。

然而，经过了东吴、东晋、南朝的拓殖，到了隋唐，长江下游地区已经成了新的经济引擎和粮食基地，其产量和经济活跃程度超越了关中。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下游地区曾经是湖沼遍布的泥泞土地，随着湖沼的干涸，变得更加适合作物生长。与这两个粮仓相比，关中地区已经不再具有经济上的优势。

唐代时，关中本来已经不再适合成为首都。以唐为例，首都长安发展成了一个超级国际大都市，这里充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官员，以及从中亚来的大量外国人，众多的非生产性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来养活。在西汉，依然可以通过关中平原的生产来满足长安的粮食需求；到了唐代，狭小的关中平原即便把所有作物都贡献出来，依然无法满足长安的口粮。

隋代时炀帝已经看到了类似的问题，他的解决之道是在更靠近全国粮仓的洛阳和扬州设立新的中心城市，并修建运河将各个行政中心连接在一起。

但在修筑运河过程中，通往关中地区的河道仍然是最困难的。隋唐时期，江南的粮食需要集结在扬州，再沿着古邗沟北上进入淮河，再沿着通济渠（大运河）进入黄河，从黄河进入渭河体系，或者进入与渭河平行的广通渠到达长安。最困难的河道有两段，一段是从运河进入黄河时，由于黄河水每年有荣枯，只有数月能够通船，运输粮食的船只在黄河口往往需要等待很久。另一段是进入黄河后，最艰难的是三门峡河道，这里河道中间有数座巨大的礁石山，沉船无数，充满了艰险。

重重困难导致从江南向长安运输粮食极其不易。即便运粮成功，也由于路途遥远而时间漫长，形成了巨大的统治成本。

作为首善之地，首都必须更靠近经济中心，而长安已经不再适合这个角色。

在安史之乱中，叛军切断运河通道造成的首都粮食恐慌还历历在目，让人们看到了关中的软肋。秦汉时，守住关中四塞，就能利用形胜而获得军事优势，但在唐代，只要切断中原通往关中的粮道，就能让关中变得羸弱不堪。

唐代到宋代，正是这种趋势的强化时代。唐代之前，长安是历代皇帝心目中理所当然的首都。唐代之后，长安就再也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统一王朝的首都。与此同时，洛阳、开封、南京、北京等地相继崛起，它们距离中国的粮仓更近，也更加容易完成后勤补给。

不过，在军事地理上，不管是洛阳、开封还是南京、北京，与长安相比都有地理上的劣势。开封是四面平原的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最不适合做首都；南京、北京、洛阳虽然也有天险可守，但四面的关防却缺乏长安的完备性。

随着行政中心的转移，中国的军事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长安时代，最常见的军事战略，是借助地理上的战略枢纽，固守城池，将进攻方拖疲，最后依靠反攻来取得胜利。

唐代之后，由于东方区域缺乏长安这样的形胜之地，战争双方越来越多地依靠机动战来取胜，城池的重要性减弱，野战和闪击战却大幅增加。

这种趋势，在唐末已经得到了体现。唐末的两次底层叛乱，都带有很强的军事流窜特征。由于东部河网纵横，平地千里，缺乏有效的山脉阻隔，叛军在东部流窜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后来的模仿者，为中国军事史上的机动作战提供了战略样本。

在唐代之前，除了西汉末年的赤眉军短暂地利用流动作战攻克了首都，大部分情况下，要想获得政权，首先必须考虑在一个战略要地扎根（通常为长安或者山西高地），再以此为基地并吞周围的平原地带，稳扎稳打获得胜利。唐朝末年的黄巢却不建立战略基地，而是在大半个中国之内流窜，依靠闪击战攻城略地，不断壮大，直到攻克了首都长安。

黄巢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国内防守的脆弱性，并确立了另一种作战风格：当中央政府控制力衰退时，以快速行军为基础，不断寻找中央政府防守最薄弱的地区，攻城略地，并快速转换作战阵地，直到中央政府在军事和财政上完全无法承受而垮台。

前奏：思乡武士叛乱记

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一场爆发于桂林的兵变吹响了唐王朝解体的号角。这场兵变最初只有八百人，却转战千里，为后来的黄巢提供了经验借鉴，也展现了唐代末年运动战的魅力。

这场兵变的缘由可以追溯到云南的大理王朝。在唐代，位于云南洱海边的南诏国一度强盛，成了西南方除了唐朝和吐蕃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南诏国长期依附于吐蕃，后来改为依附唐朝。但在安史之乱前，南诏国由于唐朝云南太守张虔陀的不法，起而反叛，与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将鲜于仲通出征南诏大败，战死六万人，三年后，唐将李宓率军七万攻打南诏，又全军覆没。

现在的大理下关有两座巨型古墓，号称千人冢和万人冢，据说就是当年唐军将士的集体墓葬。虽然战争过去了千年，大理人仍然通过集体记忆，记得当年唐军将士进入洱海盆地后，在龙尾关外的平地上被全歼和埋葬，他们死亡之地现在成了下关市中心区，但附近的街道仍然被当地人称作“战街”。

这两次战役让唐朝的军事情况更加失衡。由于主持战争的是宰相杨国忠，也从侧面助长了他与安禄山对抗的可能性，导致了安史之乱。

唐代晚期，南诏再次展开了对唐代边疆领土的进攻，主要的进攻点除了兵向四川、贵州、广西之外，还向现在的越南河内（交趾）一带进攻。为了对付边关寇乱，唐政府派出高骈去收复交趾，并在内地大肆征兵戍边。

征兵命令传到徐州境内，这里分配了两千名的征兵名额。被征集的新兵统一前往南方集散地。在南方集散地，又有八百人被二次分配到桂林。

按照规矩，戍边三年后，士兵就可以调回原籍。然而由于兵源的缺乏，地方政府并不能很好地执行中央定下的规矩。三年期满，突然徐州的行政长官决定延长服役期三年。军队中开始出现牢骚，但士兵们仍然服从了政府的命令。

公元868年是戍卒们六年期满的日子，但这时又传来了命令，徐泗观察史崔彦曽再次命令戍卒们延长服役一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戍卒迭代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这牵扯到从徐州招兵，再把士兵派往数千里之外，同时把远方的士兵调回去。运输、军供成本大都由地方财政承担。士兵们就成了政府节省经费的牺牲品。

士兵们这一次再也不愿等待了，他们意识到，如果不反抗，政府会将他们无限期搁置在边关，永远离开父母老婆和孩子。他们哗变了。

哗变的领导者是一位叫庞勋的人，他是这支部队的粮料判官。庞勋率领士兵杀掉了主将，开始了归家之路。

与普通的叛乱不同，士兵们并没有多少野心，他们的诉求只不过是回家看亲人。中央王朝的庞大规模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已经显露无遗：大理、交趾距离徐州有五千里，而桂林距离徐州也有三千多里。为了遥远的大理和交趾的争端，徐州的士兵必须远赴三千里之外的桂林。当他们起义后，又必须跨越三千里，才能回到家乡。其间需要经过无数城市和节度使辖区，处处都有军队可能拦截他们。这区区的八百人能够跨越地理上如此遥远的距离，与亲人见面吗？

幸运的是，唐末的另一个特征帮助了这群思乡的武士，让他们不仅没有被吞没，反而逐渐壮大。这个特征就是节度使制度。

唐代的节度使一度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唐宪宗时期，开展了对节度使的一系列战争，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兵权，又承认了他们一定的独立性。到了唐末，藩镇制度继续异化，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命令在藩镇的领地内都会打折扣；另一方面，藩镇本身也老化了，不仅中央政府兵力不足，就连藩镇本身也没有太多可用的兵。有的城市只有几十人、数百人，且大都无法作战。

当战争威胁传来，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打仗，而是自保，或者把起义者引入别家地盘，只要不威胁自己就可以了。

在这种特征下，庞勋的归家士兵们很少被阻拦，甚至受到各州县的款待，只求他们尽早离开。

从桂林前往徐州的路是这样的：在桂林北上严关，可以到达灵渠，这里是长江（湘江）流域和珠江（漓江）流域的分界线，顺着漓江南下可以进入珠江水系，而顺着湘江北上则进入长江。庞勋的士兵们进入湘江后，顺流而下，直达潭州（现湖南省长沙）、岳阳，进入长江，再顺长江而下，到达大运河的长江起点扬州，顺运河进入淮河，转泗水进入徐州。

随着离家越来越近，庞勋的士兵担忧起自己的命运来。他们通过起义实现了见到亲人的愿望，可之后又该怎么办？他们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原谅吗？由于地方官员的错误，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发生兵变，但中央政府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声吗？实际上，地方政府早已在报告中将他们当作彻头彻尾的叛乱分子了。

这时，庞勋和他的士兵们开始密谋如何获得中央政府的承认。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可循：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徐州节度使崔群被他的部下王智兴发动兵变驱逐，由于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无法镇压，只好承认了王智兴的合法地位。庞勋认为，只要他们武力攻打下徐州，并能巩固住地盘，中央政府就会被迫承认他们的地位，士兵们不再是叛乱分子，还能统治自己的家乡。

按照计划，他们顺利地打下了徐州，并以徐州为基地，向四面扩张，希望控制淮河、泗水、运河流域的土地。

庞勋的计划看上去完美，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唐末，当一个流寇比当一个坐寇要有利得多。由于地方的守备不足，流寇可以一跃千里，向政权的薄弱处渗透。可一旦他想以某个地方为基地停留下来，立刻就侵犯了周围各个藩镇的权力，也为中央政府不容。

在历史上，徐州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控制着黄河、淮河之间地带，四周平原物产丰富，历代政权都将徐州视为必须控制的地区。这使得任何一个想控制徐州的军阀都要花费比别人多数倍的努力，还大都以失败告终。

庞勋选择以徐州为基地，就意味着这支小小的部队凶多吉少。果然，为了夺回徐州，唐政府派出大军，在周围藩镇的配合下，对起义者发动了进攻。士兵们虽然竭尽全力支撑了一年，最终仍然被政府军剿灭。

庞勋以失败告终，却为后来的起义者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与普遍的认知相反，如果起义者力量还不够强大，就不要在一个地方死守，而是应该打运动战，流亡四方。在流亡的过程中不仅不会被政府的军队消灭，反而会越来越壮大。另外，打运动战应该向政权力量薄弱的地区去发展，直到实力足够强时，再突然间跃进中原，甚至进攻关中，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守住徐州也许是比攻克长安更加艰难的任务。

庞勋的经验被黄巢付诸实现。

王仙芝：失控社会的流窜作战

庞勋起义对唐朝政府的打击，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财政上的。由于唐政府动用了大量军队参与镇压，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财政平衡被打破，民间经济越过了能够承受压榨的临界点，唐代也随即进入了起义频发的末期状态。

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在山东地区的濮州（现河南省濮阳境内），有一位叫作王仙芝的人借助饥荒开始造反，第二年，冤句（现山东省曹县）人黄巢也加入了王仙芝的队伍。这次起兵是西晋末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民间运动，也向世界展现了运动战的魅力。

不管是王仙芝还是黄巢，都充分发挥了起义军擅长的游击战。由于唐末地方政府的盘踞分隔，几乎很难对持续运动的军队形成有效打击。唐代中央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政来支持战争，只能仰仗地方割据势力。而战争制造的流民又源源不断加入起义队伍，使得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当起义规模超过了地方藩镇势力之后，就没有人能够制止他们直捣关中了。

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王仙芝的死亡作为分界点。在前个阶段，起义者的活动范围还有所收敛，被政府军围困。而到了后一个阶段，黄巢开始了极为大胆的长征，在唐代的边境地区穿插发展，使得政府无力再应付。

最初两年，两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如今的山东西部一带，以濮州、曹州为中心，并向东南方进攻沂州（现山东省临沂）。为了镇压起义，唐代中央政府派出了周围的五路节度使军队，分别是镇守郓州、曹州、濮州的天平节度使，镇守江都（现江苏省扬州）的淮南节度使，忠武节度使（现安徽省淮阳），宣武节度使（现河南省开封），义成节度使（现河南省滑县）。后来又动用平卢节度使宋威参与救援。

但政府军犯了一个错误，宋威率军将王仙芝、黄巢在沂州城击败后，以为两人已经死亡，就上奏中央罢兵了。罢兵之后，要想再次召集军队，势必引起更大的不满，甚至士兵的哗变，对于镇压更加不利。

王仙芝、黄巢兵败后，离开了他们的老家根据地，开始了更加广泛的军事机动。从这一刻开始，唐朝传统的镇压方法变得不再灵光，因为藩镇兵不愿离家太远，无法跟上起义者的行军速度。

王仙芝的下一站进入了现今河南境内，很快攻克了阳翟（现河南省禹州）、郏城（现河南省郏县）等八县，这些城市都靠近现在的许昌、郑州一带，距离洛阳已经不远，威胁到了唐王朝的东都，变得更加危险。

唐朝政府被迫部署东都的防守，并派人守住了潼关，避免王仙芝流窜进入关中平原。此刻，王仙芝的军事实力还不够强，虽然能够攻克一系列的城市，引起东都巨大的震动，却无力攻打东都。他在政府军的逼迫下，继续向西南方机动，寻找薄弱点。

王仙芝寻找的薄弱点是洛阳南方的邓、唐一带，以这里作为跳板向汉江流域的南襄平原进军。南襄平原是江汉平原的一部分，在湖北的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进入湖北、湖南的跳板，占领了这里，就扼住了两湖与中原之间的最主要通道。

王仙芝与黄巢在南阳、襄阳地区攻城略地，攻克郢州（现湖北省钟祥）、复州（现湖北省仙桃）、随州、安州（现湖北省安陆）等地，又派人向东面的淮河、长江流域渗透，攻打申州（现河南省信阳）、光州（现河南省潢川、光山）、寿州（现安徽省寿县）、舒州（现江西省安庆）、庐州（现江西省九江）等一系列地区。如果这些地区丢失，意味着从中原到长江流域交通的阻滞。唐朝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只有南襄隘道、武汉以北的义阳三关、寿州以南的巢淝故道以及大运河四条路可以走，王仙芝活动区域扼住了前三条通道，只有最后一条道尚没有触及。

唐朝的地方官员为了自保，纷纷闭关不出，也不参与讨伐。中央政府第一次感觉到无力镇压，于是开始考虑封赏和招降王仙芝。

在王仙芝和黄巢之间，也有了矛盾，王仙芝不排斥招降，而黄巢则是更加坚定的起义者。

第一次招降虽然没有成功，却分化了王、黄两人，此后，黄巢北上回到了山东根据地，并在山东、河南、湖北的宽广区域内来回流窜，而王仙芝的活动范围则主要在湖北中西部、河南西南部。

到这时，两人的命运也有了区别，黄巢仍然把军事机动贯彻到底，攻克州县是为了劫掠，不是长期占领。如果碰到绝对优势的敌人，就明智地避开。王仙芝由于受到招降的影响，开始寻找根据地，他的目光盯在了湖北西部。他攻克了鄂州（现湖北省武昌），但随着盘踞意识的增强，机动性大大下降，随着伤亡的积累，军队也逐渐被削弱。

当军队被削弱后，唐王朝的招安意识也越来越淡，更倾向于武力镇压。

在南襄地区无法立足的王仙芝决定向荆州进军，企图夺取荆州作为基地，但进攻失败。他的军队实力、士气等都受到了严重打击，最终在黄梅被杀。

王仙芝早期的成功，在于他的机动性作战原则，使得唐朝调动军队的能力已经超出了极限，不得不对他招降。王仙芝要么接受招降，要么坚持机动性，但他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丧失了机动性的他不得不承受失败的代价。

在王仙芝兵败被杀后，他的搭档黄巢却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胆的机动行军，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壮大，直到拥有了推翻唐王朝的实力。

黄巢：最漫长的流窜

在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深山里，藏着一条古代进出福建的主要道路。如今的人们要到达这里，必须先从福州坐火车前往一座叫作建阳的小城，从建阳乘坐汽车到达浦城，这是一座深藏在武夷山中的小城市。武夷山横亘在江西省与福建省之间，自古以来将福建与其他省份隔绝开，如同一处巨大的桃花源。

从浦城再坐车向浙江方向前行，在一个叫作达坞村的小村子下车，再步行前往一个叫作龙井的小村庄。这座村庄在半山腰，过了村子，就是前往仙霞岭的古道。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要想前往福建，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从浙江进入福建的，从杭州沿钱塘江（浙江）经过金华、衢州、江山，再翻越仙霞岭，进入福建的浦城、建瓯，进入闽江流域，这一条是主路。另一条是从江西翻越武夷山，从上饶地区进入福建的武夷山市，这一条路在后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两条路距离并不遥远，都位于如今福建省的西北角。

在仙霞岭主道上，至今依然保存着古代的卵石路面，从福建翻山进入浙江后，在北侧的山坡上，有一座现代人树立的武士像，他就是黄巢。

当年，黄巢就是借助仙霞岭进入福建地区的。通过仙霞岭后，他率军进入了福建沿海，并凿山开路，从福建进入广东。

在唐代，虽然海上交通已经发达，但从浙江到福建、广东一带，仍然属于偏僻的边疆区域，就像现代人看待四川、云南、甘肃的山区一样。

在黄巢之前，叛乱者一旦向边疆逃窜，就意味着进入衰亡期，不再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只有黄巢是个例外，当他消失在茫茫武夷山中时，皇帝一定松了口气。不想随后更强大的黄巢却从广东杀了回来，变得坚不可摧了。

乾符五年（公元878年），王仙芝死后，黄巢的境遇也危险起来。此刻，他盘踞在家乡附近的沂州（现山东省临沂），政府的军队正从四面八方赶来，试图剿灭这支叛乱者的最后武装。

黄巢决定跳出包围圈，向东都洛阳所在的河南进军。但唐王朝调拨部队守住了洛阳和潼关，击败了黄巢。

这时的黄巢和唐王朝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军事财政已经崩溃，政府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钱财来组织战争，只能听任各个节度使和地方政府自己组织抵抗。

中央政府临近崩溃时，黄巢也已精疲力竭，无力打仗。到底谁能首先缓过劲儿来组织最后的打击？

黄巢决定以退为进，他率军南下，渡过了长江，向中国的边缘地带撤退。他进入了如今的江西，到达了饶州（现江西省上饶），上饶已经在武夷山的北端，属于江西、浙江、福建的三角地带。从上饶，他率军进入了浙江，想劫掠绍兴所在的太湖平原。这时，他遇到了此生一大对手——高骈。

在唐末，朱温、李克用等人崛起之前，高骈是唐朝最强的战将。他前往交趾对付过南诏，又担任荆南节度使镇守边关。唐朝政府为了对付黄巢，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治所在镇江）。他不负众望，击败了黄巢。

黄巢认识到，浙江仍然不够偏远，他需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休整，于是向南撤退，进入了武夷的茫茫大山之中，经过仙霞岭到了闽江流域，在福州等地劫掠。

高骈在黄巢身后紧追不舍，黄巢看到福建仍然不够遥远，继续撤退，他沿海岸线前进，再经过福建与广东边界的山区，进入了广东，并围困了广州。

此时，他已经跳出了高骈的辖区。按照规矩，节度使出辖区是要经过批准的，高骈只好上报中央政府，请求越区打击，但遭到了皇帝的拒绝。

在唐朝，广州已经成了著名的大城市，也是面向东南亚的巨型海港。这里云集着众多的海外商人，据说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等聚集了十几万，是中国少有的国际型城市。黄巢攻克广州后，士兵将这座城市的财富劫掠殆尽，并杀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外国人。

广州的休养，让黄巢获得了足够的财政支持。休养过后，他决定率军北返。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唐朝政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休养，财力没有恢复，士兵疲于奔命。

黄巢没有考虑按照来时的路返回，因为这条路过于偏僻。在唐代，从广州北返的通道除了福建之外，还有两条：一条是翻越梅岭进入赣江的通道；另一条是经过桂林和严关，进入湘江的通道。后一条路是庞勋所走的路，黄巢也选择了这一条。湘江通道可以直达湖北和湖南，距离洛阳和长安这两个政治中心更近，离黄巢最大的敌人高骈更远。

黄巢从广州沿珠江（西江）和漓江直上，攻克了桂州（桂林），顺湘江直下，到达了潭州（现湖南省长沙），并北上攻克了荆州。就在一帆风顺的黄巢自信满满继续向两京靠近时，第一次打击来到了：他在进攻襄阳时，被唐军击败，被迫南撤。

他收集了残军，撤往了鄂州（现湖北省武昌），并再次转战江西。到这时，他不得不再次面对敌人高骈。

幸运的是，此刻的高骈也陷入了唐王朝内部争执之中。由于高骈抗巢有功，已经升任了天平、淮南、镇海、西川、荆南、安南六镇的行营兵马都统，权力更大。但妒忌高骈的人也越来越多，他本人也更加防范其他将领与他分功。

黄巢利用高骈的心态，先是宣称要投诚，骗取高骈将其他各路军队都遣返回去。威胁解除后，他再次出尔反尔，击败了高骈的大将张潾。随着高骈与朝廷矛盾的激化，他干脆自保一方，只要黄巢不入境，他也不再出击。

高骈态度的改变，让黄巢安全通过了他的辖区，渡过了淮河向北挺进。唐朝的主力军队主要由高骈领导，分布在江淮地区，一旦黄巢渡过了这个区域，在茫茫的北方，就很少有部队能与之抗衡了。

黄巢的大军横扫了安徽、河南，攻克了东都。此刻，在长安的唐僖宗终于意识到，他的敌人比他还强大，于是匆忙间率领百官逃往了兴元（汉中）。黄巢随即攻克潼关，占领了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

然而，占领了长安的黄巢却突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此前他以运动战击溃了唐朝，可一旦占领长安之后，却立刻从运动战变成了守城战。

运动战意味着可以通过劫掠来获得给养，而保卫战却必须在固定的地盘上来解决粮草问题。另外，唐王朝虽然失去了首都，大部分的藩镇对唐朝也并没有太深的感情，但藩镇们又感觉到，相比起草莽起家的黄巢，宁肯接受唐王朝的领导。

黄巢控制了长安及其周边，却无法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建立统治。藩镇在回过神之后，决定恢复一个孱弱的唐王朝。他们组织了一个大联合，除了各个藩镇兵马之外，还请来了少数民族沙陀人的骑兵，共同对付黄巢。

于是，运动战专家黄巢突然间变得笨拙，不知所措，被唐朝军队围困，最终失败。他率军逃离了关中，退回了河南，直到被围困、击毙。

缩短的分裂期

黄巢起义之后，一个统一的唐王朝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

在这种分崩离析的模式下，虽然还有皇帝，却不再受到尊重。节度使几乎都拥有了独立的权力，他们之所以还承认中央政府，是因为每一个节度使的实力都不够强大，无法统一全国，在无政府状态下也无法保证自己不被别人蚕食。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选择，莫过于维持现状，维持一个孱弱的中央政府，却不用遵守中央政府的规则。

但是，暗地里取代唐朝中央政府的努力却开始了。节度使们互相吞并，从小变大，直至产生出最后的胜利者。

在众多的节度使中，有几位强大的候选人。

最强大的一位是宣武节度使朱温（治汴州，即开封）。朱温曾经是黄巢的将领，后来投靠了唐朝，获得了封官。朱温不学无术，却懂得扩张的重要性。他以汴州为基地，并吞了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湖北的大片地区，最后又进攻关中，获得了关中长安一带的控制权。

与朱温针锋相对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治晋阳，即太原），李克用是少数民族沙陀人，在镇压黄巢的反叛中荣立首功，分封到了太原。他以太原为基地，控制了山西的大部分，他也学西晋时期的刘渊和石勒，想同时掌握山西与河北，于是向东扩张进入河北，却被朱温击退。

他的地盘虽然小一些，也没有平原地区富庶，却由于控制了山西的形胜之地，是朱温最大的威胁。与此同时，朱温地盘面积虽然更大，却由于缺失了山西这个制高点，显得危机重重。

在幽州，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地界。刘仁恭最初依靠李克用起家，随后又投靠了朱温，他的实力较小，没有能力统一，只有能力割据。

在关中的凤翔地区，是陇右节度使李茂贞的地盘，他控制了陕西西部地区，直到甘肃南部区域。他曾经与朱温联合，在朱温称帝后又与李克用联合反对朱温。

在江淮地区，是高骈的部将杨行密的天下。高骈被他收留的黄巢降将毕师铎所杀，部将杨行密击败了毕师铎，获得了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控制权。从控制面积上来说，杨行密是仅次于朱温的第二大军阀。

在湖南省长沙一带，由一位叫作马殷的将领控制。在湖北省荆州一带，则是高季兴的势力范围。盘踞两广的是军阀刘隐。四川盆地则由王建控制。在福建，王潮成了名副其实的主人。浙江沿海的吴越地区，则由一位叫钱镠的人控制。

唐朝末年的军阀割据，基本上是地理形势的自然延伸，由于中央控制力不再，节度使们从自己辖区向外扩张，直到地理形势不允许他们继续。

只有在北方的中原地区，由于这里是巨大的华北平原，形成了一个超级军阀区，谁控制了这个区域，谁就有了号令天下的权力。而其他区域则分裂成了一个个的小政权。

所谓五代十国，就是这些军阀控制区的自然演变。那个巨大的超级军阀区换了五次控制人，于是就有了梁、唐、晋、汉、周五代的更替。五代无法控制的小区域内，小军阀们纷纷独立建国，就构成了十国的基础。

最初控制超级军阀区的是朱温。朱温获得关中后，废掉了唐朝皇帝，建立了后梁王朝。不过，后梁王朝控制的领地只有河南、河北、山东大部，安徽、湖北一部，其余地方仍然是割据的。

后梁只存在了十六年，就被盘踞在山西的李存勖（李克用之子）所灭。后梁只在华北和关中平原地带，没有山河之险。李存勖充分利用山西的形胜，在后梁强大时，可以与它分庭抗礼；当后梁衰弱时，就从高地下来灭亡了朱家王朝。

李存勖建立了后唐。后唐的领土稍大，除了继承自后梁之外，还包括了山西、北京（他击败了幽州的刘仁恭父子），同时，关中的李茂贞也向后唐臣服。在大将郭崇韬的努力下，又并吞了四川。

在内乱和契丹人的联合攻击下，后唐也灭亡了。

后唐灭亡后，这个超级军阀区又相继出现了后晋和后汉，两者的国土面积中又减去了四川。后汉又被后周篡夺，后周让位于宋。之后，宋朝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步伐。

在超级军阀区之外，则是各个小军阀独立后的国家。幽州军阀刘仁恭被李存勖的后唐灭亡。陕西李茂贞服从于后唐，没有单独成国。除此之外，王建在成都建立了前蜀，前蜀被后唐灭亡后，后唐大将孟知祥又盘踞四川建立了后蜀。

杨行密在江淮地区建立了吴国。他死后，吴国被将领徐知诰（即李昇）篡夺，建立了南唐。高季兴建立了荆南国。刘隐建立了南汉国。钱镠建立了吴越国。王潮建立了闽国。马殷建立了楚国。另外，在后汉被后周取代后，后汉的残余势力盘踞在晋阳（现山西省太原）建立了北汉。

吴、南唐、前蜀、后蜀、荆南、楚、吴越、闽、南汉、北汉，就构成了十国。

从原因上来讲，五代和十国都只是唐王朝崩溃之后的小碎片。它们要么努力自存，要么吞并别人。但在走向统一的道路上，五代十国都成了失败者。

直到宋代，才又重新将中国捏合成一个整体。与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不同，这次分裂时间不过五十几年，也说明中国统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进入中央帝国模式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分裂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过了这个时段，随后的王朝更迭中，分裂的时间都很短就结束了。即便是清朝之后的“中华民国”，由于统治民族的更替和外来冲击的影响，维持了较长时间，但清政府崩溃三十八年后，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就接管了全国。

分裂时间的缩短，除了说明人们已经习惯了统一带来的巨大好处，也是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进步的体现。随着全国地图的打开，人们对于山川地理有了全面的了解，军事行动更加坚决和快速。

秦代对于中原地理，三国对于长江形胜，都摸索了足够长的时间，才彻底了解了新的区域。隋唐时期的战争已经将几乎所有信息都汇集起来，战略显得更加完整和丰富，战争的速度也加快了。安史之乱骚扰了大半个中国，黄巢之乱更是席卷了全国，但这种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都可以在短短的数年间完成。五代时期，中国分裂成如此众多的小碎片，把它们捏合起来也不过只用了几十年。

时间虽然缩短，但战争的破坏性却并没有减少。事实上，随着技术和战略的发展，战争带来的平民和军人死亡都大幅上升。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军事财政的消耗也呈几何级数般上升。

在海外，两次世界大战都被称为“绞肉机”；在中国，抗日战争虽然打了十四年，但战争带来的破坏性，却比历代任何一次战争都大，也是战争提速的最新例证。

第四部　中原时代（公元907—公元1279年，五代到宋）

第十五章　后周世宗：新王朝的奠基人（公元907—公元979年）

后周与北汉的初次对决，决定了中国的大方向。如果周世宗获胜，就可以制订统一全国的战略；如果北汉获胜，依靠契丹人的北汉只能建立另一个弱政权，拖延中国统一的时间。

作为合纵连横的高手，后梁太祖朱温从汴梁出发，将华北地区和山东地区的军阀一一剿灭，成了一代霸主。但由于山西制高点掌握在对手李克用手中，朱梁一直无法统一北中国。在南方，朱梁也被位于江淮的杨行密击败，江淮也因此成了五代的边界。

后唐李存勖借助山西的形胜，灭亡了后梁，并击败了北京的割据势力刘仁恭父子。在获得了关中的臣服后，进军四川灭亡前蜀。但李存勖没有解决扩张之后的稳定问题，在进攻江淮前，在内乱中被杀，浪费了五代时期第一次统一的机会。

后晋和后汉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北中国少了对北方游牧民族最重要的战略防御点。后晋和后汉还丧失了四川，后周比起后汉又少了山西。柴荣的统一之路并不平坦。

由于后周缺乏天险，周世宗在继位初期，首先获得了陇右地区，以防止来自四川的进攻，又夺取了南唐的淮河流域，将防线压到了长江，这两步确定了后周的战略安全。之后，世宗并没有立刻灭亡南唐，而是让南唐帮助维持南方的稳定。他首先向北开战，夺取燕云十六州。他始终知道，对于中原威胁最大的，是契丹所占据的燕山以南土地。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为了避免下一次兵变，改革了中国的官僚制度。简单说，宋太祖的制度变革，就是加大官员和兵员的冗余度，让这些冗官和冗兵互相制约，互相监督，避免任何人有过大的权力来发动政变。

周世宗想首先解决十六州问题，再统一南方政权。赵匡胤大部分思路继承了周世宗，却做出了一点改变：先解决南方，最后再对付契丹和十六州。这点改变，决定了北宋永久性失去了十六州，因为一旦获得了南方，需要投入精力维稳，也就缺乏足够的锐度去进攻北方了。

宋朝虽然统一了全国，但有几个地区却被排斥在外，除了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归属于契丹，南方的安南（现越南北部）也在这时获得了独立，云南全境和四川西南部也有大片地区成为外国。

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在当年秦赵长平之战的战场上，又发生了一场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争的双方是刚刚失去了开国君主的后周，以及前朝余孽北汉。

三年前，后汉隐帝刘承祐大肆杀戮功臣，被大将郭威追杀身死，郭威立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帝。刘赟是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的儿子，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

刘赟称帝不久，郭威在率军讨伐契丹的途中，在澶州（现河南省濮阳）突然被士兵披上黄袍，来了一次兵变。郭威回军汴梁，杀死了刘赟，自立为帝，建国号周，历史上称为后周。

刘赟的父亲刘崇听说儿子身亡，在晋阳（现山西省太原）称帝，继续称汉，历史上称为北汉。

刘崇为了给儿子报仇，挥师南下，被郭威击败。三年后，后周太祖郭威逝世，继承皇位的是养子郭荣（一名柴荣）。刘崇听说郭威死去，再次起兵进攻后周，试图夺回江山。这次战争就成了对年轻的柴荣的第一次考验。

刘崇的军队从太原，到达上党地区后继续南下，准备渡河袭击汴梁（后周首都）所在的大平原，柴荣则派兵北上天井关，双方大军在高平相遇。

这是一场充满了偶然性的战争：如果柴荣获胜，这位年轻有为的君主将凭借着战争建立的威望，制定统一全国的战略；如果刘崇获胜，由于他勾结契丹，只能建立另一个儿皇帝政权，推迟中国统一的时间。

幸运的是，这次战争的胜利方属于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胜利后，他率军围攻太原，但由于这次战争他是被迫应战，没有准备好进一步行动的计划，最后只得撤兵。

撤兵让周世宗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就很难有远虑去击败对手，乃至统一全国。

为了给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他首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编了军队，增强了战斗力，并建立了面对契丹的北方防线，防止在战争中遭受契丹的骚扰。同时，他鼓励粮食生产，治理水患、发展漕运。为了逼迫人们从事生产，他甚至开展了灭佛行动，减少寺庙数目，强迫僧人还俗从事生产性活动。

在他的努力下，经过五代混乱的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人们开始幻想重新统一。周世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大战略。

与唐代的统一不同，后周（和宋）是中国第二次从中原出发开展的统一战争。之前的统一往往从关中开始， 只有后汉光武帝利用关中的混乱，捡漏式地从中原完成了统一。

周世宗时期，关中已经失去了重要性，中国的重心转移到了东部，最大的两块领土是后周所在的华北地区，以及南唐所在的江南地区。光武帝依靠王莽引起的混乱而统一，可在五代时期，各地军阀却牢牢地掌握着手中的地盘。华北的地形也并不算有利，因为这里是大平原，缺乏战略制高点。

北方的制高点是山西，如果周世宗拥有了山西，那么会更加容易发动南方战争。可山西却掌握在与后周敌对的北汉手中，随时准备从后方袭击，这样的地理条件明显不利于后周。

周世宗如何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完成新的统一呢？

五代时期的军阀整合

自从唐朝经过黄巢之乱，破碎成十几个小块后，把中国重新捏合成一个整体的努力就在不断尝试之中。

最初做出尝试的是梁太祖朱温。朱温的根据地是汴梁（现河南省开封）。在黄巢灭亡后，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的军阀势力是这样的：黄巢余党秦宗权占据了河南的西部地区，并向朱温所在的汴梁进攻；兖州一带，是天平军节度使朱瑄和泰宁军节度使朱瑾两兄弟的领地，兄弟俩分别以兖州和郓州为基地；徐州，是武宁军节度使时溥的地盘。在北方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地带，则是魏博节度使罗弘信的辖区。在山西，是朱温的死敌李克用。

朱温是一个解读形势的高手，他知道自己一时无法消灭李克用的山西，便将精力主要放在了并吞秦宗权，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上。只有这样，才能让朱温的国家有足够的厚度来承受来自山西的冲击。

为了并吞几个猎物，朱温一方面对李克用严防，一方面联合魏博节度使罗弘信。秦宗权选择主动出击朱温，是最先要对付的对手，朱温不惜联合朱瑄、朱瑾，击败了秦宗权。

随后，他决定先解除南方的威胁，出兵进攻时溥的徐州，将徐州拿下后，从北、西、南三面形成了对朱氏兄弟的夹击，最终击破了朱氏兄弟。

到这时，朱温已经获得了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江苏北部。他接下去试图对付江淮之间的杨行密（即后来的吴国），但以失败告终，江淮地区也就成了五代时期的南北分界。

既然南下不成，朱温转而北上。

在现在的河北省中部，山西的李克用已经翻越了太行山，占据了邢、洺、磁等州。如果朱温不出击，那么很可能整个河北就成了李克用的天下。一旦李克用借助山西高地又获得了河北平原，就形成了对朱温的全面优势。

朱温率军北上，将李克用赶回了山西。他甚至对山西发动了进攻，虽然没有占领太原，却让李克用暂时无力对抗自己。

北伐让朱温获得了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北京地区仍然在军阀刘仁恭的手中，暂时无法得到。

朱温接着向关中地区进军，进入了唐代首都长安。他成功地控制了皇帝，完成了禅代，建立了梁朝。但他撤军后，关中地区仍然在军阀李茂贞的控制之下。

朱温最后的征伐是针对山东省东部的淄青节度使王师范，在剿灭了王师范后，后梁的疆域达到了最大，包括如今的河南、山东全境，以及河北的中部和南部、江苏北部。但由于缺乏制高点，朱温虽然东征西讨，后梁的形势却一直打不开，无法冲出低地的束缚。

后梁之后，轮到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进行新一轮的并吞了。在朱温扩张的高峰期，李克用被死死地压在太原一隅。但在朱温死后，李存勖首先巩固了晋南，然后越过太行山进入了河北，开始扩张。

在北京，是幽州节度使，后来称燕王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的领地，刘氏父子投靠过李克用，也臣服过朱温，他们的首鼠两端让李克用死前叮嘱儿子一定要灭掉刘氏父子。在大将周德威的攻击下，刘氏父子被消灭，李存勖获得了北京地区，并顺利地进入河北，将战线推进到了黄河，获得了对后梁的全面优势。

双方在黄河展开了拉锯战，为了阻滞敌人，梁军不惜掘开黄河，制造黄泛区。李存勖利用大将郭崇韬的计策，避开了梁军的正面，从东面绕过了黄泛区，经过郓州（现山东省东平）、中都（现山东省汶上）、曹州（现山东省菏泽），直取汴梁。从出军到灭梁，一共只用了十天时间。

李存勖灭亡后梁，建立后唐时，除了囊括后梁的疆界外，还包括了山西和北京一带。关中的李茂贞死后，他的儿子李继曮归属了后唐，使得后唐拥有了陕西和甘肃南部。

由于控制了几乎整个北中国，统一全国的契机第一次出现了。在郭崇韬的建议下，后唐军队大举进攻前蜀的王衍（王建的儿子），灭亡了前蜀，拥有了四川境内。到这时，只有江淮地区的吴国（杨行密）、荆州地区的荆南国、位于湖南的楚国、位于浙江的吴越国、位于福建的闽国、位于广州的南汉国仍然游离在外。不过，这些国家中，只有吴国是大国，其余国家都只是割据势力，一旦吴国灭亡，都将顺应形势回归中央。

一切就绪，后唐的内乱却爆发了。李存勖杀死了功臣郭崇韬，又在内乱中被杀。继位的新皇帝李嗣源忠厚老实，却缺乏动力，后唐扩张的高峰期过去了。

在五代时期，最有可能统一中国，也最遗憾的就是后唐。如果能够巩固新获地域，保持政治的稳定性，中国有可能更早获得统一。但李氏并没有能力解决快速扩张带来的整合问题。

在后唐的内乱中，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决定借兵北方蛮族契丹来夺取江山。契丹人帮助石敬瑭打败了后唐皇帝李从珂，建立了后晋。

随着后唐的灭亡，位于四川的后唐大将孟知祥立刻脱离了中原统治，建立了后蜀政权。到这时，后唐时的领土又开始分裂。

为了酬谢契丹，石敬瑭在从山西到辽东的北方国防线上，划出了十六个州送给契丹，这就是著名的燕云十六州。丢失了十六州后，中原失去了北方屏障，契丹人随时可以大举南下，对处于平原地区的首都汴梁形成致命威胁 。

后晋很快就尝到了燕云十六州丢失的危害。建国十一年后，两国反目成仇，契丹军队立刻大举南下，灭亡了后晋。但由于契丹社会和政治上过于落后，无法在中原建立有效统治，位于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机南下，恢复了中原政权，建立了后汉。

后汉时期的疆域与后晋相当，由于这一朝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年，更无力策划统一中国。随着郭威取代了后汉，建立了后周政权，后汉的残余又回到了太原，是为北汉。于是，后周的领土又比后汉少了山西。

后周皇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谋划重新统一中国。

周世宗的命题作文

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周世宗突然下了道奇怪的命令，让他的臣下必须写一篇命题作文。

在现代社会的考试中，考生们最怕的就是所谓命题作文。老师出一个刁钻古怪的题目，考生们无所思考还必须装作若有所思，写出言不由衷的文字，希望老师能网开一面给个高分。

这一年出题人却是皇帝，考生则是他的以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为首的二十位大臣。题目有两篇，分别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由于周世宗的地位已稳固，他开始考虑接下来如何避免后唐和后晋时期的混乱，并乘机平定南方。他希望大臣们帮助他思考，如何制订战略，才有可能做到统一。

与现代考生一样，大臣们大都只求稳当，对皇帝的题目并不感兴趣，也没有想明白皇帝为什么要让他们写。

不过，大臣中也有个别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些人包括陶蒨、窦仪、杨昭俭、王朴等，其中又以王朴的《平边策》最著名，让皇帝叹服。抛弃其中关于民心的陈词滥调，从技术上说，王朴认为统一首要目标是南方，而南方目标中，又以南唐为重。

在所有国家中，除了后周之外，南唐的地方最大、资源最富裕，与后周接壤的边境最长。王朴希望先施行骚扰策略，利用少量兵力疲敝南唐，再夺取长江以北的土地（淮河流域和长江、淮河间）。一旦失去了长江以北，南唐就失去了屏障，后周大军就随时可以大举平定了。

南唐如果灭亡了，那么剩下的南方国家都不构成威胁。一旦平定了南方国家，就可以兵向北方，夺取山西和幽州，完成全国的统一。

周世宗对王朴的作文非常感兴趣，他未来制订的统一策略，就是采取类似的措施。

具体而言，周世宗的策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自保；第二，平定南方；第三，平定北方。

世宗继位时，后周的江山是五代中第二小的。后梁占据了天下七十一州，地域上只是在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地带。后唐的疆土最大，为一百二十三个州。后晋由于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最大时疆土为一百零九个州。后汉疆土一百零六个州，而到了周世宗初期，只有九十六个州。

与后汉相比，后周缺乏了山西地区；与后唐时期相比，更是丢失了燕云十六州的北方屏障。这样，后周的土地只限于华北平原、山东半岛和陕西的一部分领土。

从地域上来说，这片土地是没有天险可守的。以往在北方，燕山是中原的屏障，可是自从丢了燕云十六州，契丹人在北方控制了燕山以南，随时可以长驱直入进攻首都汴梁。

山西的刘崇也虎视眈眈，希望从太行山上下来，夺回江山为儿子报仇。

在南方，江淮地区有一大部分是在南唐的手中，从淮河进攻汴梁，只需要从水路直上就可到达。

在西部，后蜀控制了汉中地区和陇右地区，要攻打关中也很方便。可以说，后周控制的是一片军事价值薄弱，随时可能遭受攻击的土地。

周世宗首先要做的，不是如何统一全国，而是如何守住这片土地以自保。他战略的第一步，是将国境线推到安全线以外，通过构造天险实现存活。

要想守住中原，如下土地是必需的：第一，在西部的陇右之地，如果要想防止四川的后蜀进攻，只有占据了陇右的高地，遏制住陇山通道和故道（陈仓道），才能保证关中的安全；第二，对南唐，必须占领淮河流域，将国境线定在长江，以长江为天险，才能保证南唐无法进攻首都汴梁；第三，必须攻克契丹的燕云十六州，特别是位于燕山以南的几个州，防止契丹人从北方进攻。

夺取了上面的土地，才能保证这个国家长期稳定存在。其后，再按照王朴所说，从南方开始逐个消灭敌对政权。当南方统一后，再对付北汉和契丹，统一全国。

在历史上，山西一直是中原和陕西的最大威胁，可周世宗却决定将山西留在最后解决。原因在于，山西必须与关中或者河北结合起来，才具有最大威胁。如果刘氏只是占据了山西，虽然拥有形胜，却没有足够的物资，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

另外，刘氏也并没有获得整个山西，后周控制了山西南部的上党地区，实际上已经塞住了刘氏进军洛阳的通道，山西已经很难制造麻烦了。

周世宗定好了战略，开始了他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

最初的战争在与后蜀的边界爆发。这是一次小规模的战役，不以进攻四川本土为目的，只求占领陇右的土地，最多再试图占领汉中，使得后蜀无力从四川对中原形成打击。

战争攻克了秦州和凤州，保障了关中地区的安全，基本上达到了战略目标。

之后，周世宗对南唐的战争打响。此次战争的目的是占领长江以北的土地，特别是淮河流域。从淮河进攻首都汴梁，只需顺淮河的支流涡水（涡河）直上即可。要想保证首都的安全，必须将淮河全境占领。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争，从公元955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958年初，共经历两年五个月。

在淮河流域，南唐最坚固的堡垒是寿州（现安徽省寿县）。淮河最大的支流颍水（颍河）从嵩山发源之后，经过周口、阜阳，在寿县境内汇入淮河。周世宗的军队顺颍水而下，进入淮河后，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寿州。

南唐从寿州开始，沿着淮河大量布军，直达东面的楚州（现安徽省淮安）。作为西面起始点附近的城市，如果寿州无法攻克，必然成为淮河上游的威胁，即便周军攻克了下游的城市，也随时可能遭受到来自上游的攻击。

除了沿淮河一线之外，在五代时期，从寿州还有陆路可以直达东面的定远、滁州、六合、扬州，到达长江北岸，威胁南唐首都金陵的安全。

然而，寿州的南唐守将、节度使刘仁瞻让周世宗大吃苦头。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他屡屡挫败了周世宗的进攻，让这座战略要地始终屹立。

由于久攻寿州不克，周世宗只好退而求其次，绕过寿州，一方面派兵向淮河下游进军，在涡河河口附近大败南唐的援军。涡河是淮河的另一大支流，顺涡河直上，可以直接抵达后周的首都汴梁，打通了涡河河口，也算部分实现了保障首都安全的目标。

另一方面，他分出另一支兵马，由殿前都虞侯赵匡胤率领，离开淮河，经过定远、滁州、六合，直达长江边上的扬州、泰州，与南唐江南重镇润州（镇江）隔江相望。

即便如此，寿州仍然没有攻克。由于寿州的威胁，周世宗南下的军队也数次撤回，无法形成进一步的成果。一年后，刘仁瞻得了重病眼看就要断气，他的下属才偷偷地投降了后周。进入寿州城，周世宗亲自下令封刘仁瞻为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以示对这位不屈守将的褒奖。然而，刘仁瞻在当天就去世了。

获得寿州后，后周军队沿淮河大举东进，攻克了泗州、楚州，并沿运河线南下占领了扬州，直捣金陵。这次军事行动逼迫南唐后主李煜割让长江以北的土地，并纳表称藩。

周世宗控制了长江北岸，从此，南唐已经成了囊中之物。但周世宗并没有借机灭亡南唐，而是接受了李煜的称臣，甚至鼓励他修整甲兵，维持一方治安。为什么他不一举灭亡南唐呢？

因为统治难度。

周世宗始终知道，对于后周最危险的敌人在北方，只要燕云十六州仍然在契丹人的掌握之中，汴梁就随时有可能受到攻击。当年后唐并吞了前蜀，却被北方人的契丹所灭，这样的教训不能再次重演。

为了进攻契丹，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如果消灭了南唐，后周必须拿出大量的精力来维持南方社会的稳定，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叛乱，南方和北方同时受敌。与其浪费精力，不如暂时维持一个稳定的南唐。也因为后周已经获得了江北的土地，南唐不再构成威胁。当后方稳定之后，就可以放手向北进攻，夺取失去的十六州了。

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开始了北伐，目标：收复燕云十六州。

但不幸的是，在刚刚收复了最靠南的瀛州、莫州之后，周世宗突然得病身死。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再也没有时间来完成他的统一战略了。

赵匡胤的军事变革

后周太祖郭威永远想不到，他一手导演的兵变大戏会被别人“依样画葫芦”，用同样的手段篡夺了他的江山。

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率军北伐的郭威在澶州突然被士兵们披上一面黄旗当作黄袍，挥军入京取代了前朝。九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大将赵匡胤的身上。这次，赵匡胤更加等不及，走到距离首都不远的陈桥驿，就让士兵披上了黄袍。

当上了皇帝的赵匡胤意识到，既然郭威和自己都可以通过兵变当上皇帝，那么，在现有的体制下，一定会有下一位权臣利用机会登上帝位。要想防止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只有从制度上来遏制。

五代时期最大的制度特征，仍然是以节度使为代表的武将控制政局。节度使们成了每个地方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拥有军队，从地方收税来养兵，甚至有自己的官僚系统。

宰相赵普向赵匡胤提出了三点计策：在政治上，削夺其权；在军事上，收其精兵；在财政上，制其钱谷。

政治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外，加上了许多附属性的监管措施，来防止官员擅权。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宋代设置了副宰相（参知政事）。又将兵权分出去，划归了枢密院。同时将财政权力分出去，设置了三司使。

在地方官制上，财权、军事、行政权力也各个分离，官员皆由中央任命，并且互相牵制。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最复杂的朝代，各种官僚盘根错节，任何人想要反叛，都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

军事上，五代时期为了对抗节度使的权力，形成了枢密院领兵制度。为了限权，除了枢密使之外，还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组成的三衙。这三衙统领全国的禁军和厢军，负责军事训练。

三衙负责练兵，枢密院负责调兵，而打仗时还要另设将帅领兵。路、州、县各个地方政府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军事职务，负责当地驻军的监管、协调和后勤工作。

不管是官员还是军队，都没有独立的财政权。中央对地方和军队的制约，表现在财政上的“制其钱谷”。宋太祖剥夺了地方的独立财权，派遣了大量的使职官僚下去。他规定，财政官员直接向中央负责。地方财政事务都由中央政府设立的转运使掌握，而地方长官（节度使、防御使、观察使、留后、刺史等）均不掌握财政事宜。通过这个做法，皇帝就架空了地方机构的财政权力。

在中央层面上，皇帝设立了三司使，专管财务。三司与宰相、枢密院并立，号称计相。财政官员的地位提升，并独立于行政之外，皇帝更加掌握了对于财政的控制权。

简单地说，宋太祖的制度变革，就是加大官员和兵员的冗余度，让这些冗官和冗兵互相制约，互相监督，避免任何人有过大的权力来发动政变。

这样做的结果，是如此复杂的制度经过自然生长过后，其复杂度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到最后，就连皇帝都无法控制事态。北宋中后期，冗官和冗兵如同巨大的肿瘤生长在社会肌体上，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去掉。

为了养活冗官和冗兵，宋代不得不生成了极端复杂的财政体系，从国有企业、专卖制度、金融体系等各个方面，从民间抽取财富，即便这样，仍然无法满足政府的需要。

与此同时，士兵的战斗力却得不到保证，将军们由于没有足够的权力，处处受到制约，在战争中败仗连连。

可以说，宋太祖在防止内部叛乱上极端成功，却以牺牲了对外作战能力为代价。这个特征，决定了宋代的战争大都是对外的，而内部的叛乱规模小，也容易镇压。

但在宋代初年，这些弊端还都没有显现，宋太祖仍然可以借助后周的余勇来统一全国。

柴规赵随统一全国

幸运的是，后周虽然被取代，历史却没有重演当年后唐的一幕。后唐庄宗李存勖差一点儿统一了中国，却由于内乱而身死国灭。周世宗制订的战略，在他死后被宋太祖赵匡胤继承了下来。宋代的统一，基本上继承了后周的思路。特别是在南方，完成了周世宗当年没有完成的统一。只是在北边作战上由于战斗力不强，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而已。

赵匡胤取代后周后，在数个月内接连发生了两次忠于后周的军事官员起义。其中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所辖区域为潞州（现山西省长治）、泽州（现山西省晋城）、沁州（现山西省沁县），位于山西南部的上党地区和黄河北岸，是山西进入河南和洛阳的交通要道。在地理上，从河南进入上党，需要翻越太行八陉之一的天井关，也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在山西省太原地区还盘踞着北汉政权，如果李筠和北汉联手，意味着整个山西都站在了宋的对立面上。

在南方的淮南军节度使李重进则控制了扬州、楚州（现江苏省淮安）、滁州、和州（现安徽省和县）、寿州（现安徽省寿县）、庐州（现安徽省合肥）、舒州（现安徽省怀宁）、蕲州（现湖北省蕲春）、黄州（现湖北省黄冈）、安州（现湖北省安陆）、沔州（现湖北省汉阳）这十一个州，从淮河直到长江，从扬州直到武汉，这里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场区域，中原政权和江南政权的主要交锋区域就在这里。当年，后周世宗与南唐战争争夺的就是这个区域。

如果李筠和李重进联手，再借助北汉、契丹和南唐的力量共同进攻赵匡胤，那么宋这个新兴的朝代必将腹背受敌，经历第一次重大危机。幸运的是，这五方力量虽然有心联合，却又各自为政。赵匡胤利用各方无法协调的空当，发动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灭掉了李筠，随后挥军南下，乘李重进犹豫不决之际剿灭了他，渡过了第一次危机。

在解决了内部兵变之后，赵匡胤继续了周世宗的战略，依次解决各个割据政权的问题。不过，他对周世宗的战略做了一定的调整。周世宗去世时，契丹成了他想解决的首要问题，赵匡胤却把契丹问题当作最后要解决的，把首先的打击目标放在了各个弱小的南方政权上。

这点改变，让北宋永久性地失去了十六州。因为一旦解决完南方，就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维持当地的治安，以北宋的架构，很难再有余力夺回十六州了。

在南方，最强大的政权是盘踞在南京的南唐，其次则是四川的后蜀。江南和后蜀因为它们的富裕，处于一东一西两极，而在它们的中间和南方，则有南平（中心在荆州）、湖南、吴越、闽国（在福建）、南汉（在广东）。

其中湖南此刻由周保权占据。湖南原来是马殷所建立的楚国，尽管楚国已经被南唐灭亡，但南唐无力直接控制这里，导致政权几次易手，最终落入大将周行逢之手，又传给了儿子周保权。

南唐、后蜀之外的五个小国并无力抵抗宋军。征服五小国，可以将南唐和后蜀隔开，便于各个歼灭。宋太祖最初将位于南唐和后蜀之间的南平、湖南列入了打击对象。

恰好这时，湖南的周行逢去世，未成年的儿子周保权无力控制局面，大将张文表乘机反叛。北宋以平叛的名义，借道南平，进入湖南。南平王高继冲知道不借道凶多吉少，借道也是灭亡，决定把居民、土地、册籍都上交给宋朝，并入大宋。宋朝也乘机南进，将湖南合并。

并吞了南平和湖南，向南可以进攻广东的南汉，向西可以进攻四川，向东则可以进攻长江下游的南唐。

宋太祖首先对四川的后蜀用兵，兵分两路，分别从陕西的汉中地区，以及湖北的荆州地区，进军四川。后蜀王孟昶无法抵挡宋军，选择了投降。

宋军占领四川后，对四川进行了严苛的经济掠夺。在宋代，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每一个区域实行的经济制度是不一样的。以基础性的货币制度而论，北宋大部分地区流行铜钱，可是四川却是铁钱，原因在于北宋初期北方一直缺乏铜，形成了钱荒。在四川，孟氏政权则既发行铜钱也发行铁钱。北宋征服四川后，为了解决北方的钱荒，就把四川的铜钱全部运走，只剩下铁钱留在了当地。久而久之，四川就成了著名的铁钱区。于是，四川的经济依然保持繁荣，可是金融却显得极为荒诞，由于铁钱太重，携带不便，四川人只好创造性地发明了纸币交子。

另外，压榨过度也导致了四川人的反叛，这就是著名的李顺、王小波起义。

平定四川后，南方唯一的大政权就是南唐了。为了孤立南唐，宋太祖决定从湖南南下广东，先将南汉拿下，断绝南唐的后路，形成包围之势。

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宋军开始攻伐南汉，几个月后，南汉投降，岭南地区也进入了北宋的边界之内。

由于与北方的北汉发生冲突，攻打南唐的计划被搁置了几年。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宋军开始进攻南方最重要的敌人南唐。由于南唐失去了淮河地区的保护，北宋又占据了上游地区的荆州，这次攻打的难度并不大。南唐仅仅抵抗了一年，就投降了。

南唐灭亡后，仅剩小国吴越和福建。在此之前，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南唐挡住了宋军的进路，到这时，也纷纷表示献地给宋朝。赵匡胤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

赵匡胤去世后，宋太宗从河北、河南两路进攻北汉，获得了山西太原地区。到这时，北宋的统一宣告完成。

但是，北宋的统一又遗漏了哪些地区呢？

最著名的是北方燕云十六州，这些曾经属于唐朝的州郡被契丹人占领，没有再回归。在南方，曾经的安南（现在的越南河内）也是唐朝交州的领地，唐朝灭亡后，交州进入割据状态，与南汉发生了长期的战争，甚至杀死了南汉的太子刘弘操。

宋朝灭亡南汉时，统治越南的是丁桓所建立的丁氏王朝，后丁朝又被黎桓建立的黎氏王朝取代。但丁朝和黎朝都只向中国纳贡，不再受中央政府领导，这就是越南独立的起点。

在西南，由于唐代与大理地区的南诏国有过长期的战争，宋太祖在地图上用玉斧画线，表示大渡河以外不再是中国领土，导致云南省和川西南的大片土地被排除在外。

所以，宋代疆域是唐朝疆域的缩小版。但在宋国境内，由于信用的扩张和政府对于贸易的鼓励，经济发达程度却超过了唐代。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宋朝的文化修养也高于唐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是中国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第十六章　十六州忧思（公元936—公元1125年）

燕山作为游牧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起到了保卫农耕文明的作用。一旦游牧民族在燕山以南获得据点，无险可守的华北就处于危险之中。

十六州之所以重要，在于围绕着幽州的数个州已经位于燕山以南，丧失这些山前州，意味着无法防范游牧民族对华北的进攻。

中国北部每一个城市作为首都都有弱点。长安（唐代以后）由于不够富裕，无力承担和平时期首都的责任。开封没有险阻，无力承担战争时期首都的责任。洛阳比长安富裕，比起开封又四周环山，但它在两方面都只能算平庸，只能算是折中的选择。

北宋定都开封，无险可守，使得北宋一代必须有大量的军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与女真、蒙古相比，契丹是一个汉化严重、失去了锐气的民族，正因为此，北宋才能抵御住辽国的进攻，在签订澶渊之盟后，又与辽国和平共处了一百多年，成就了双方的盛世。

为了保卫无险可守的河北平原，宋代在河北的各个城市堆积了大量的冗兵。但由于北宋与辽国长期保持和平，如此众多的冗兵非但没有起到保家卫国的作用，反而吃垮了宋国的财政和经济。

从北京出发向北数十公里，经过昌平，再向西北方向进入山区，就到了著名的居庸关。这里也是中国气候和文明的分界线。

从北京向南，是与华北平原相接的平地地貌，在北京的西侧和北侧，横亘着一条著名的山脉——燕山山脉。从地理上看，燕山更像是太行山的一条余脉，但燕山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却显得非常重要。

在燕山以南，是适合耕种的平原区域，燕山以北则画风一变，进入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世界，农耕文化让位给了游牧民风，这里也成了农耕社会保卫文明的前线。

在古代，人们常说太行山中有八条通道，连接了太行山内外两侧，号称太行八陉，其中最后一条其实在燕山山脉与太行山交界地带，叫军都陉，在军都陉设立的关口就是居庸关。

从居庸关向西北方向，经过官厅水库，就到了河北省境内的怀来县和宣化县，这里在宋代被称为妫州和武州，都位于燕山山脉所在的山区。

如果继续向北，可以到达河北省张家口市。从张家口向北，经过著名的野狐岭，地势突然从绵延不绝的山地变成了平坦的高原草甸，也就出了燕山，进入了北方草原的范围。

在宋代，这片区域更加著名，因为它就是燕云十六州的所在。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大将石敬瑭与契丹签署协议，以十六州为代价请契丹出兵灭掉后唐。两年后，十六州正式交割给了契丹人。

除了十六州，还有三个州必须提到。在石敬瑭之前，契丹人已经从刘仁恭手中获得了营州（现河北省昌黎县）、平州（现河北省卢龙县）和滦州（现河北省滦县），这些州也都位于燕山山脉以南、河北省的东部，契丹人占领了这里，就意味着可以从燕山以南出兵直接打击中原。石敬瑭又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契丹就尽数占有了北京和山西北方的重要战略地，随时可以进军中原了。

所谓十六州，是从山西到河北的北方边境线上，事关战略生死的十六座城市和附属土地，大约处于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境内。属于现在北京的有四州：幽州（现北京）、檀州（现北京市密云）、顺州（现北京市顺义）、儒州（现北京市延庆）；属于现在天津的有一个州：蓟州（现天津市蓟州区）；属于现在河北的有六个州：瀛洲（现河北省河间）、莫州（现河北省任丘）、涿州、新州（现河北省涿鹿）、妫州（现河北省怀来）、蔚州（现河北省蔚县）；属于现在山西的有五个州：云州（现山西省大同）、应州（现山西省应县）、寰州（现山西省朔州市马邑）、朔州（现山西省朔州）、武州（现山西省神池县）。

这十六州的重要性又各不相同，其中幽州（也称燕）和云州最重要，分别是从北方进入河北和山西地区的主要通道。幽州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云州则是面向山西的基地。山西北部的大同（云州）和太原分别在两个小型盆地之中，两个盆地中间夹着一座雁门山（古代称为句注山，或者勾注山），著名的雁门关就设在这座山上。北方历次进攻山西的部队都是在云州集结完毕后，再乘机南下雁门关，向太原进攻。

按照十六州的地理位置，又可以将其分为山前诸州和山后诸州。所谓山前州，是指位于燕山山脉以南和太行山以东的几个州（幽、顺、檀、蓟、涿、瀛、莫） 。剩余的山后州则位于燕山、五台山、雁门山等山脉的北面。

对于北宋政治中心华北平原来说，山后诸州还没有那么迫切，只要把守好居庸关和雁门关，还可以阻挡敌人入侵。可山前诸州的丢失却是不可忍受的，一旦丢失了这些州，就再也没有稳固的战略要地可以防守，敌人以山前州为基地，可以一马平川泼向华北平原，直至北宋首都汴州（开封）。

除了幽州之外，瀛洲和莫州的地理位置已经非常靠南，接近于中原的腹心，在周世宗的北伐中，这两个州被收复，解除了一定的威胁。但随着周世宗的死亡，其余州仍然掌握在契丹人的手中。这时，人们又把契丹控制的山前的景州（现河北省遵化）和易州（现河北省易县）加进去，又凑够了十六州之数。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了南方之后，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就提上了日程。但北宋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围绕着十六州的争执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双方亡国方才结束……

东京汴梁的功与过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北宋朝廷发生了一次争吵。这次争吵的主题是：应该把都城设在哪里？

在此前一年，随着灭亡了南唐，宋太祖赵匡胤命人到唐东都洛阳查看。此刻的洛阳由于战乱的影响，破烂不堪。当年的宫殿、城防早已损坏，城里的人民也都走散，至于官衙宫庙，更是不见了踪影。太祖命人赶快对宫殿进行了抢修。

第二年，太祖率领群臣从汴梁来到洛阳。汴梁是前朝（后周）的首都，也是宋太祖暂时的都城，而洛阳是他心仪的想要迁都的地方。但在洛阳，人们纷纷进谏宋太祖不要迁都。

其中起居郎李符的上表最为具体，他总结了迁都洛阳有八点难处：京邑凋敝、宫阙不备、郊庙未修、百司不具、畿内民困、军愿不充、壁垒未设、盛暑扈行。

还有人提出，汴梁是各大运河交汇的所在，由于交通方便，粮食不会匮乏，如果迁都洛阳，则意味着要改造运河系统，工程量大，劳民伤财。

甚至连太祖的弟弟、后来的太宗赵光义也说不便迁都。

但宋太祖不为所动，甚至认为，迁到洛阳只是第一步，等以后还要想办法迁到长安去。如果太祖能够活长久一些，那么迁都也许会成为事实。但随着对北汉战争的准备，迁都没有成为现实，当年太祖就死去了，迁都的争议也正式被搁置。

那么，为什么宋太祖坚持要把都城从开封迁到洛阳呢？这要从开封的地理位置说起。

在历代古都中，北宋首都开封的命运最为曲折。现在如果前往开封，会看到巍峨的城墙和雄伟的开封府，将人们带回北宋当年的繁华。

但这只是幻象，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产物。事实上，与洛阳、西安等相比，开封很少有宋代的遗迹保留下来。现在人们看到的城墙是清代后期修建的，那座巍峨的开封府更是现代人的产品。至于宋代的开封，只存在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之中，以及十多米深的地下。

开封处于黄河改道南下后的河道旁，地势平坦，成了黄河最大的受灾区之一。历代的黄河泛滥将原来的文化层深深埋没。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的一次黄河决堤，泥浆就产生了三米厚的地层，宋代开封府也相应地下移了三米。

“开封城、城摞城”的历史，也反映了这座古老都市的命运：它处于河南东部的广大平原之上，属于华北平原的一部分，也是数条河道交汇之处，最著名的是汴河。这条河流早期是战国时期魏国开凿的鸿沟，一直是沟通淮河和黄河的人工运河，之后的隋唐大运河也是就着汴河的河道开掘的。除了运河，这里还有淮河支流涡河，以及改道之后的黄河。

河流环绕，没有险阻，使开封成了一个经济富裕却四方争夺的地方。所以这里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都城的。

战国魏曾把大梁（开封）作都城，但魏国随后成了齐国、楚国、秦国争夺的战场，不管从北、南、西方，都可以轻易地到达开封，这导致了魏国后期的孱弱。

战国魏之后，开封一直作为一个重要城市，却非战略城市存在。直到唐代末期，后梁太祖朱温做节度使时，由于封到了汴州（开封），在开国之后，就把首都定在了这里。

后唐灭亡后梁后，又跟随当年唐朝的做法，把首都迁到了洛阳，成了五代时期唯一把都城设在洛阳的朝代。后唐被契丹人灭亡后，洛阳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后晋、后汉、后周三代只好跟随后梁的做法，将首都设在了汴梁。北宋又取代了后周，开封就这样阴差阳错成了这个著名王朝的首都。

宋太祖统一全国之后，意识到五代之所以短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定都不当。除了后唐是内乱之外，其他朝代由于都城在汴梁，几乎都无法经受北方的打击。只要契丹人从北方而来，一路上经过的全是华北的广袤平原，几天之内就可以到达黄河岸边。而黄河作为防卫开封的唯一屏障，由于过河地点多，线路复杂，需要大量的士兵来守卫，一旦疏忽，就会被攻破。

如果要让朝代稳定，必须将首都迁出开封，到一个有险阻可守的地方。不幸的是，在整个华北地区，除了北京有险阻可守之外，其余的地方都不够险，而北京还被割让给契丹人了。

洛阳算是一个不坏的选择，它四面环山，又有黄河之险，中国古代许多朝代选择洛阳，就是看中了这一点。但洛阳周围的山并不算高，到了宋代，随着游牧民族充分发挥了机动性，洛阳也并非不可攻破。

宋太祖认为洛阳至少比开封强，他甚至想最终迁往长安，就是担心洛阳也不够稳固。

但长安也有长安的问题。从地理上讲，长安的确是四塞之地，但由于陕西的经济落后，这里已经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口。如果说，开封是在战争时期无法承担首都的职责，那么长安是在和平时期都无法承担首都的职责。毕竟和平的时间更长，因此，长安也不再符合要求。

总结而言，在华北地区，每一个城市都不是完美的，但相比较而言，还是洛阳的优势最大。

在与弟弟的辩论中，宋太祖提出：之所以要迁都，是为了利用山河的险固，来减小军队的规模。军队规模减小了，又可以减少财政需求，从而刺激民间的发展。

赵光义则学究气地回答：在德不在险。试图从道德的角度寻找答案。

最终这次迁都未成，宋太祖因此发出感慨，定都汴梁，未来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冗兵问题。果然，终宋一世，冗兵一直如同鬼魅一般缠住了北宋王朝。

由于北方没有燕云十六州的险阻，宋代与辽国的边境几乎是顺着平原上的几条小河划界；又由于首都无险可守，辽军可以随时进军，所以为了对付辽国，宋代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堡垒，构筑了三条防线，这就需要庞大的军队。

而士兵太多，又对财政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持军费，宋代开始从各个方面找钱，建立国有企业、开展特许经营、搞金融投机等，最后拖垮了社会经济秩序。

更可怕的是，即便有如此众多的士兵，仍然没有办法解除北方的威胁。金国灭亡北宋之前，著名将领种师道曾经提出了汴梁的危险性，认为这里无法抵御金国的进攻，宋钦宗必须立刻离开汴梁，迁到长安固守。在当时由于洛阳也成了前线，同样不安全，将首都迁往长安是个保险的举措。

但种师道的提议被宋钦宗的大臣们否决了。于是，在下一轮战争中，金人长驱直入进攻汴梁，宋钦宗开门投降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从这个角度看，当年决定定都汴梁时，就注定了北宋最后的命运。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但只要北宋无力抵抗北方进攻，对方迟早会赶到汴梁城下，演出擒贼擒王的历史大戏。

要想避免历史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一个办法：收复十六州（特别是山前州），将防线重新推回到燕山之后，利用燕山的险阻来完成防守任务……

宋太宗：失败的收复战

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刚刚征服了北汉的宋太宗赵光义率军从太原回到了太行山以东的镇州（现河北省正定）。他决定乘胜率军迅速北上，直指辽国在燕山以南的中心城镇幽州。

宋朝大军用十天就攻克了涿州，直达幽州城南，在如今北京西直门外的高梁河驻扎。

到达幽州后，宋太宗一面围城，一面派兵向北进军。在幽州北面的得胜口（现昌平境内，距离居庸关不远）还有一支辽军，由南院大王耶律斛轸率领。宋军暂时阻止了耶律斛轸的南移，防止他援助幽州。

如果宋军能够做到彻底阻止契丹援军，通过围城迟早可以攻克幽州。然而，由于不熟悉地形，宋太宗并没有将辽国与幽州的另一条主要通路——古北口封锁。在北宋时期，从关外进入关内一共有五大关口，从西往东分别是：位于现河北省易县的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现河北省宽城县西南）和榆关（即山海关）。其中紫荆关和居庸关位于太行山，剩下三个位于燕山。

居庸关和古北口是距离北京最近、最常用的关口。现在，北京通往承德的公路就经过古北口长城。

居庸关沟通的是北京向西北方向，与河北、内蒙古的交通，而古北口沟通的是北京向东北方向，与河北和东北的交通。由于东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开发晚，古北口的开发也比居庸关晚，南北朝时期的慕容氏燕国建立，才有人开始注意它。到了辽、金和清代，由于敌对势力已经转移到了东北，古北口的重要性超过了居庸关。

宋初，人们的关注点仍然在太行八陉，对古北口重视不够，宋太宗也因此忽略了古北口。故他虽然封锁了居庸关，但辽国的援军却可以通过古北口进入北京盆地，支援幽州的守军。

果然，在宋太宗攻打幽州城时，辽国派出了大将耶律沙和耶律休哥各自率军前来援助。由于宋军没有封锁古北口，两支军队先后到达了幽州城外。

耶律沙与宋军先开战，宋军赢了。但就在宋军已经感觉疲惫时，耶律休哥的军队突然来到，他们每人持两个火把，联合耶律沙的残兵，加上耶律斛轸和幽州城内的守军，终于冲垮了宋军的战线。

赵光义乘坐驴车一直逃到涿州，又担心涿州守不住而继续南逃。臣下因为找不到他，以为他阵亡了，甚至考虑另立皇帝。

此次战败，标志着北宋收复燕云十六州计划的复杂化：宋朝进攻过后，该契丹人反攻了。

与宋军单路出击不同，北方（辽国和后来的金国）进攻南方，往往同时选择两条线路进攻。一条是从北京南下河北，另一条则是从山西的大同经过雁门关，南下太原，再从太原经过上党高地直达河南。两路大军隔着太行山，还可以通过太行山的几条通道互相联系。最主要的通道是通往石家庄的井陉，以及通往邯郸的滏口陉。

高梁河战役几个月后，辽军在元帅韩匡嗣的率领下，经过幽州向河北进军，在河北省满城境内遭到失败。另一支辽军从山西北部向雁门关进攻，也被宋将杨业击退。

在河北地区，宋辽交界形成了以益津关（现河北省霸州）、瓦桥关（现河北省雄县境内）、岐沟关（现河北省涿州西南）为前线的交界线。与其他的关口相比，河北三关都设在平地上，依靠不大的河流进行防守，使得防守难度加大。

第二年，辽军在耶律休哥的率领下，进攻瓦桥关，宋军以极大的损失阻止了辽军的前进。第三年，辽军再次进攻，又被宋军击败。

宋军之所以能够守住河北、山西防线，与其说是宋军的英勇，不如说是辽军进攻能力的不足。

与后来的女真人、蒙古人相比，契丹人是一个汉化程度较高、战斗力不强的民族，当它所建立的国家重心转移到北京一带时，它便已经失去了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偏北，缺乏大规模粮食生产能力，契丹人的军队很难做出长时间的远程打击。

辽国的进攻模式往往是这样的：辽国进攻宋境，在攻克了前几个据点后，受阻于某一个城池之下无法前进；由于机动能力不足，很难越过据点进行远程打击；粮食辎重不足，又很难演化成长期进攻；已经占领的据点，由于无法建立有效统治，也无法固守；最终，在大肆掠夺之后辽军向北撤退，回到传统边界之后。

到了女真人和蒙古人时期，随着机动性的增加，骑兵可以一跃千里，实行更加远程的打击，北宋的厄运才真正降临。

由于辽军进攻能力不足，加之辽国内部的权力更迭，宋辽休战了几年。宋太宗认为应该重新尝试一次夺回燕云十六州。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宋军开展了一次协同作战，利用山西和河北两个方向，向辽国进攻。

宋太宗对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派遣了五路大军，从河北和山西的基地进攻辽国，五路大军的最终目的，是会师幽州。

这是一次颇具现代化的战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采取了旋转策略，在法德交界的南方地带以防守为主，甚至可以主动撤退一点儿，拖住法国的军队，而在北方则发起进攻，闪电进攻法国北部。整个战局如同一个巨大的旋转臂，按照逆时针旋转，北方朝法国境内旋转，而南方朝德国境内旋转（撤退诱敌）。

宋太宗制订的战略与德国的战略有很大相似之处，简单来说，就是“西方主攻，东方主守”。在东方的河北境内，天平军节度使曹彬负责进攻涿州，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从雄州（现河北省雄县）出发北进。不过这两路大军主要的任务是拖住敌人，不要快攻，而是慢攻，牵制敌人的兵力，让敌军远离幽州和山西。

在西方的山西、河北交界，以及山西境内，宋太宗派遣了三路大军负责进攻。第一路是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他的基地在河北的定州，按照命令，他必须走河北、山西的交界地带，出太行山上的飞狐口（飞狐口南面就是紫荆关，沟通关内外五条道路的第一条，也是最西面的一条），进攻幽州东面的蔚州（现河北省蔚县），从侧翼包抄幽州。第二路是太原的忠武军节度使潘美（评书《杨家将》中的潘仁美），他一面防守太原，一面从五台山出军，与田重进一起打通蔚州。第三路是云州观察使杨业（评书《杨家将》中的杨继业），他从北方的雁门关出发，以收复山西北方的四州为目的，再转而东向，与其他各路一起进攻幽州。

当西面的军队攻克了既定目标之后，东方的两路大军再转为积极攻势，兵向幽州，五路大军共集结在幽州城下。

从战略上讲，宋太宗的部署颇有新意，与上次仓促北伐不同，这次的行动只要执行得当，的确可能成功。

但问题就出现在了执行层。

战争开始后，西方三路军进展顺利。杨业在潘美的帮助下，很快攻克了山西北方的诸州，包括战略意义仅次于幽州的云州（大同）。田重进的大军挺进飞狐口，顺利占领了蔚州。潘美则与田重进会师于蔚州。辽军损失惨重。

东路军本来应该采取缓慢进攻的策略，等待西路军布置到位，占领了各个城池后，再快速进攻。然而东路军统帅曹彬却犯了抢功的错误，一路进攻，连下数城，快速推进到涿州城下。这从战术上看是一种胜利，但从战略上，让辽军过早地明白了宋军的意图，将重兵收缩到幽州一线，对蔚州的防守强度也大大增加，对于整个战局来说非常不利。

当辽军在蔚州加强防守后，田重进、潘美的部队被阻挡在了蔚州一线，无法按照预期越过太行山，会师于幽州。到这时，曹彬就只能孤军与辽军作战了。

曹彬的宋军和辽军对峙于涿州城南的岐沟关一带。指挥战争的辽军统帅耶律休哥袭击了曹彬和米信的粮道，导致东路大军的崩溃。

东路军的崩溃又影响了西路军。辽军随后对蔚州的田重进和潘美发动进攻，宋军在被围困后，突围撤退，在撤退中损失惨重。

杨业攻克的山西北部四州也无法独存，只能把居民撤离，留下空城还给辽国。在撤退中，由于潘美（他是杨业的上司）的指挥错误，杨业兵败被俘，绝食三天而死。

当年底，辽军大举进攻，大败宋兵于君子馆（现河北省河间市境内）。

岐沟关和君子馆的惨败，让宋军再也没有能力去谈收复燕云十六州，辽国随后的进攻也没有成功，双方又回到了均势，维持了十几年。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去世，他的儿子继位为真宗，辽国又借机发动了南侵。

买来的百年和平

在二十四史中，元代丞相脱脱主持编撰的《宋史》是规模最大的一部。虽然规模庞大，编撰此书却只用了两年半时间，从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开始，到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结束。

因为时间短，《宋史》显得庞杂混乱，讹误众多。但也正因为缺乏精心剪裁，书中反而保留了许多非常活泼的文字，足以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宋宰相寇准的传记就有这样的特点。特别是在描写澶渊之盟的章节中，寇准的苦口婆心、皇帝的惊慌失措都跃然纸上，如同小说一般精彩。

宋真宗继位的前几年，辽国认为真宗皇帝占位未稳，是进攻宋国的好时机，先后发动了三次南侵，对北宋的土地进行了大肆劫掠，但最终都由于无法形成长期固守而撤退。

辽人的入侵对宋代君臣形成了巨大的精神震慑，甚至产生了谈辽色变的气氛。有的大臣甚至建议，首都汴梁和河北都无法待了，最好还是撤退得远远的，避开辽军的势头。

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军的骑兵部队再次在北宋境内骚扰，但这些部队却有意不和宋军接触，宋军一进攻，他们就撤退。当边将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皇帝时，宰相寇准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辽军在搜集军事情报。寇准立刻建议皇帝开展战备。

辽军的进攻一般选择在秋冬季节。半年后，辽军果然开始进攻。当其他大臣如坐针毡时，寇准似乎胸有成竹，边关的求救文书一天来了五封，全被他扣押下来不交给皇帝，他饮食自如、谈笑自若。

第二天上朝时，寇准的同僚们终于有机会见到宋真宗，将辽国入侵的消息上报给了皇帝。皇帝也立刻陷入了恐慌之中，问寇准该怎么办。寇准徐徐回答，如果要对付入侵，其实只需要五天时间就足够了。他请皇帝御驾亲征，坐镇澶州抵抗辽军。

他的同僚们一听说寇准让皇帝亲征，立刻想托词离开，避免与皇帝一起送死。他们的托词被寇准挡了回去。皇帝也想溜进后宫，寇准对皇帝说，陛下一旦回到后宫，就肯定躲着不见我了，到时候就大事去矣，请陛下留步，把亲征的事定了再说。

在寇准的软磨硬泡之下，皇帝和群臣极不情愿地答应出征，但具体的措施仍然没有决定。

通过这样的描写可以看出，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北宋的群臣都恐慌到了什么程度。

事实也证明，这次辽国的军事行动规模比以往都要大。在以往，辽军往往只能推进到幽州以南数州，就会被宋军阻拦，很难到达黄河沿岸（黄河是北宋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多能够派出一支偏军打破封锁，到山东、河北南部掳掠一番，就回北方。而这一次，辽军却成功地突破了河北诸州，直捣黄河北岸，如果突破了黄河防线，北宋江山就可能易主。

澶州城在黄河岸边，由于防御的需要，这里设置了两座城市分居黄河两岸，中间有吊桥相连接，是从宋都汴梁到北方的最主要通道。按照以往的作战经验，宋军总是兵败如山倒，敌人还没有到达北岸，南岸的士兵就都逃光。寇准把皇帝放在澶州，就是想避免出现这样的崩盘，借助皇帝的权威来稳定军心。

当敌人向澶州进发时，首都汴梁的君臣仍然在争吵具体的行动。这时，又有人跳出来宣称皇帝不应该向北进攻，而是应该向南撤退。比如，作为副宰相的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他就主张宋真宗应该学习晋朝的经验去金陵（现江苏省南京）避难并准备反攻，把首都留给辽国去掠夺。而另一位四川大臣陈尧叟则主张皇帝应该学习唐玄宗的经验，跑到四川成都去。

皇帝犹豫不决，询问寇准这两个人的看法，寇准佯装不知是谁提的，大声说：出这些馊主意的人都应该直接砍了！

皇帝终于怏怏不乐地上路了。等他们到达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后，宋真宗再次不想走了。大臣们心领神会，劝说皇帝停在这里，查看军势。寇准连哄带骗请求皇帝继续上路，表示如果皇帝不过黄河，就是对胜利没有信心，士兵们看见了会心寒。再说，黄河以北还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对付辽军，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士气。

皇帝仍然不肯前行，寇准只好私下里找到太尉高琼，请他帮忙劝说。高琼在皇帝面前也赞同寇准的言论。皇帝这才心怀忐忑地过了河。

过河后，皇帝登上北城的门楼，让远近的士兵都能望见御盖。士兵们踊跃欢呼，让契丹人感到惊愕害怕。

由于宋军的顽强抵抗，辽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辽国的统军元帅萧挞览被宋军射死。当辽国皇帝发现进攻无望时，决定派遣使者，商谈议和条件。宋真宗立刻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决定与辽国议和。

按照寇准的观点，希望一次性从辽国手中夺回幽州，哪怕和谈也要以幽州为条件。只有把辽军推回到燕山之后，才能保证河北不受到骚扰，进而保证首都的安全。

但宋真宗已经吓破了胆，他派遣曹利用与辽人和谈。谈判策略则是以金钱换土地。宋方的要求是不割地，但可以赔钱。在私下里皇帝告诫曹利用，只要是每年一百万以内的赔偿都可以接受。而寇准则偷偷告诫曹利用，赔偿必须控制在三十万以内，否则回来等着被斩首。

曹利用最终达成条件：每年给辽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当他回到宋营向皇帝汇报时，伸出了三个手指头。宋真宗大惊失色，惊叹说：怎么会三百万！过了一会儿，又转口说如果三百万能够息兵，也值了。

宋太宗时期，北宋的财政收入大约是两千万。宋真宗后期，则涨到了一亿五千万以上。 三十万在整个财政盘子中，即便按宋太宗时期的标准，也只有百分之一多一点儿。以这样的代价换取两国的和平，对于北方防线孱弱的北宋来说，的确是值得的。

这场以金钱换和平的协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到了三十多年后的庆历年间，由于北宋和西夏的开战，辽国威胁重开战争，要求增加上供，于是北宋的上供又增加了十万两白银和十万匹绢。

不过，辽国与北宋的确实现了相对和平，为北宋河北和长江地区的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辽国之所以愿意拿钱不愿意打仗，还是与它本身并不算强大的军事实力有关。拿钱息兵，对于辽人来讲，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从这个意义上讲，澶渊之盟并不公平，却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双方的受益，也维持了北宋核心地带一百年的和平，打造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盛世。

无险可守的边境线

回顾一下北宋与辽国的边境线。

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丢失，北宋与辽国之间缺乏天险，在河北广大的平原地区，形成了一条几乎无法守卫的边境线。

澶渊之盟签订后，北宋与辽国进入了和平状态。但为了防范未来的风险，巩固北方防线，北宋政府采取了广修城堡的策略，在边境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的堡垒。辽国如果要进攻北宋，必须突破这些堡垒群，才能到达黄河地区。过了黄河，才可能接近北宋的首都汴梁。不过，由于地势过于平坦，一旦敌军突破了黄河，首都基本上就没有了保卫的价值。

在北宋的防御体系中，可以分出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紧贴辽国占领区，在山西，以恒山、句注山为界，两国之间最著名的三个关隘是宁武关、雁门关和平型关。在河北，北宋在大清河、拒马河构筑防线，在河畔有益津关、瓦桥关和岐沟关三关。在霸州、雄州、易州、定州、保州（现河北省保定）、祁州（现河北省安国）等地，则设立了大量的堡垒驻军。

如果辽人攻克了第一道防线，则会遭遇北宋以滹沱河为中心构建的第二道防线，这条防线上有瀛州（现河北省河间）、沧州、冀州、贝州（现河北省清河）、邢州（现河北省邢台）等城池，可在受到进攻时互相援救，形成互保。

宋代的第三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就是黄河防线，其中著名的城市是大名、滑州、澶州、濮州、郓州（现山东省东平）、博州（现山东省聊城）、棣州（现山东省惠民）、齐州（现山东省济南）等地。

宋太祖当年为军队的冗兵感到忧虑，但直到北宋灭亡，仍然无法解决冗兵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北方防线无险可守，只能靠人来堆积。

即便是和平时代，由于河北地区需要守卫的城池太多，军队仍然无法削减。河北平原本来是北宋的粮仓，但当它成为两国边境，需要投入重兵进行防卫时，其农业和经济价值也受到了影响。也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南方的经济正式超越了北方。

当和平到来后，辽国的军事能力也在退化。由于长期不用打仗，加上地理位置过于偏北，辽国的经济一直无法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到最后，随着蒙古人和金人的崛起，辽国显出了颓势，无法应付更加北方的敌人了。

从战争和对抗程度上看，对北宋造成最大危害的不是辽国，而是西北的西夏。北宋与辽国的战争持续了二十几年就告结束，之后双方维持了一百年的和平。但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却进行了一百多年，直到北宋被金灭亡，与西夏不搭界了，双方的战争才告结束。

为了应付与西夏的战争，北宋的财政步入了危机，皇帝开始四下找钱，却始终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北宋在河北的冗兵既拖累了财政，也没有起到保家卫国的目的，可谓得不偿失。

第十七章　西北争夺战（公元982—公元1085年）

保存至今的好水川战场上依然尸骨凌乱，诉说着当年宋夏百年战争的残酷。

北宋在与西夏边境一共设置了六个（行政区划）路，六个路中，一共形成了四条进攻线路，其中鄜延路和泾原路境内的两条进攻线是最常用的。

宋仁宗时期的宋夏战争，均以北宋惨败收场。其中发生在泾原路的一系列惨败让皇帝痛定思痛，决定改革。但只坚持了一年改革就不了了之，停战后，皇帝和大臣又都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宋夏战争还导致了一种新型货币盐钞的产生，由于政府总是缺钱，只好以政府垄断的盐为信用，设计了复杂的机制发行纸质凭证。盐钞在北宋曾经作为纸币使用，到末年却由于政府发行过量而沦为废纸。

宋神宗时期最大的一次对夏协同战有过成功的可能性，一共动用了五路大军，沿着宋、夏四条交通道（前两路共用东部通道）发起进攻。却由于宋军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而拖延、失败。

与西夏的战争消耗了北宋大量的财政，却总是徒劳无功。西夏对于北宋的拖累远超辽国。

清晨，士兵们正在做饭。他们在一个红色小山岗的侧面支了灶。灶火上，陶罐里正冒着热气，小米粥的香味引得人食欲大开。

就在这时，四周突然响起了号角，西夏人如同水泼一般从小山的背后冒出来，借着地形优势从高处冲下。正在做饭的士兵们手忙脚乱地寻找着武器，面对凶恶的敌人，准备不足的他们经历了一场大屠杀。

很快，宋军士兵就溃散了。他们的尸骨七零八落地散布在这座小山周围。陶罐里还在冒着热气，灶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只是，再也没有人回来享用了。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这个战场很久都没人收拾，那个陶罐就一直放在那里，直到里面的粥都干了。尸骨和陶罐被埋在地下破成了碎片，干了的粥继续碳化。

直到九百七十四年后，我来到了古战场，发现了那个破碎的陶罐。在碎片内部，有一些非常轻的黑色物质，经过仔细辨认，能确定那就是当年没有喝完的粥。在陶罐旁还散落着许多尸骨的碎片，它们属于那些死去的宋军战士。

公元2015年，我前往固原去寻找一个新发现的宋夏战争古战场，虽然经过了一千年，北宋将士的尸骨仍然历历在目。

从甘肃省东南的平凉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有一条从关中通往西北的大动脉。从平凉向西，就进入了充满黄土台地和沟壑的六盘山区。泾河通过一个叫作弹筝峡的峡谷奔流而下，先是向南，遇到六盘山后改为向东经过平凉。

在秦代，这里有著名的关中四塞之一——萧关。

秦代萧关的具体位置已不可考，但大致位置就在弹筝峡形成的河谷某地，现代人在泾河拐弯的附近修筑了一个类似于关口的建筑，算是一种纪念。

过了这个现代人修建的萧关，有一座秦汉时期著名的朝那古城，如果继续向前，则是现代的固原城。固原曾经是秦代的边关，著名的秦长城就在这里通过，至今仍然保留着其庞大的身影。

从固原坐车向西到达西吉县，这个县和北方的海原，加上固原，在现代被称为“西海固地区”。由于雨水稀少，是著名的贫困区，进入了联合国名册。对于古迹，雨水稀少反而是一种幸运，正因为这样，固原地区才保留了如此众多的古迹。

西吉县向南，一条叫作葫芦河的河谷经过一个小镇——兴隆镇。新发现的古战场在距离镇政府南方两公里的张家堡子。葫芦河与一条支流（名叫好水川）在这里相遇，两水交叉处的旁边有一座红色的小山，被当地人称为红岗。

红岗在近一千年前曾经目睹了一场大屠杀。当年，西夏王元昊把指挥中心设在了红岗之上，宋军从好水川谷地西行，在进入葫芦河谷之前，与西夏人遭遇，大败。

这场战役之后，红岗再次变成了一座无人过问的荒山。甚至人们都不知道当年战场的具体位置。直到现代人发现了大量的枯骨，才意识到这就是当年好水川战场的所在。

如今，在一面现代人掘土产生的断崖上，能看到大量的白色人骨，头盖骨、股骨、脊椎骨散乱地丢弃在地上。在战场所在的地层上，随眼可见大量的陶器和瓷器的残片，或许当年的宿营地就设在这里。

那个破碎的陶罐就是在这里发现的。本章开头的战斗场景来自我的想象，历史记住的只是：宋军全军覆没。没有人关心他们在死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把陶罐残片、黑色物质以及将士的尸骨搜集起来，拍了照片，用土简单埋葬，纪念这些死于近一千年前的戍边战士。

在好水川战场北方数十公里，还有另一处宋代的遗迹——黄铎堡。在北宋时期，它叫平夏城，是当时的边关要地之一。在平夏城遗址附近曾经出土过西夏士兵的尸骨，与几十公里外的宋军尸骨一并诉说着战争的残酷。

除了好水川和平夏城，北宋著名的定川寨之战也发生在附近某地，但现代人已经不知道定川寨的具体位置了。

这些当年的古战场，只是一场百年战争的一部分。西夏作为北宋最难对付的敌人，从建国开始就与北宋纠缠厮杀，直到北宋灭亡，才因为双方不接壤了，不得不落幕。

西夏战争是陕甘宁地区近代之前最后一次影响全局的战争。北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转移，陕西、甘肃已经落后成为华北和江南的附属品，但小小的西夏却依靠着凶猛的战斗精神和对于战略的精准把握，硬是成了北宋（在女真人出现之前）最难缠的敌人。

宋夏的四条进攻线

谁也没有把一个小小的叛乱分子当回事。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党项人李继迁打出造反的大旗时，没人想到他会成为北宋王朝的心腹大患。

西夏的起源，按照史书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的皇族拓跋氏。实际上，它可能与川西甘南地区的羌族人有血缘关系。在唐五代时期，党项人一直是活跃在西北的一支重要势力，分布在如今的陕西西北、宁夏等地。

宋太宗时，党项首领李继捧向宋称臣，留在了京师。宋朝派遣官员统治党项人的居住地。

李继捧归顺宋朝时，他的弟弟李继迁居住在银州（现陕西省米脂县境内），宋朝派员接收银州时，李继迁不合作，率领几十人逃往了茫茫北方。在如今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有一个巨大的沼泽地，叫地斤泽，这里成了李继迁的根据地。

李继迁和他的儿子李德明或战或降或叛，在不经意之间，攻克了宁夏、甘肃、内蒙古境内，以及陕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在西北形成了割据。北宋前往讨伐的军队即便能够暂时获胜，却无法阻止李继迁的渗透。对于宋军来说，他们的进攻是点状的，而李继迁在西北的势力则是面状，以点控面，最终必定无法成功。

和北宋边界稳定后，党项人已经将北宋西北的土地尽数掠走。他们活动的中心地带，在灵州（现宁夏灵武）和兴州（现宁夏银川）地区，也就是如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腹心地带，向西占据了河西走廊，向东到延安以北和以西地区，向南则抵达宁夏固原以北，以及甘肃兰州附近。

在青海地区，分布着一些吐蕃族的部落，他们保持着与北宋的友好关系，为了切断吐蕃部落与北宋的联系，夏人还进军到甘南地区，这里也就成了西夏人入侵的最南端。

当西夏的崛起成为事实，宋军开始采取守势，在西北边境地带建立了一系列的堡垒进行防御。

北宋在陕西地区（包括甘肃、宁夏）主要有六个路，每个路以管辖的两个最主要城市命名，分别是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兰会路、熙河路、秦凤路。

鄜延路以鄜州（现陕西省富县）和延州（现陕西省延安）为中心，是对夏的最东部的前线地带。环庆路以环州（现甘肃省环县）和庆州（现甘肃省庆阳）为中心。泾原路以泾州（现甘肃省泾川）和原州（现甘肃省镇原县）为中心。兰会路以兰州和会州（现甘肃省靖远）为中心。熙河路以熙州（现甘肃省临洮）和河州（现甘肃省临夏）为中心。秦凤路以秦州（现甘肃省天水）和凤州（现陕西省凤翔）为中心。

在这六路中，又实际上包括了四条宋夏对峙的军事线，也就是西夏攻打宋军的线路。

第一条在鄜延路境内，也就是从陕西的正北方，以延安为中心，经过陕北的大沙碛（北宋称为旱海）进攻银川。

第二条在环庆路，以环州为中心，从青刚川（现环江，黄河支流）直下，向黄河挺进，进攻银川。

第三条是从泾原路出发，经过镇戎军（现宁夏固原），沿鸣沙川（现清水河，黄河支流）向黄河挺进，到中卫再向北进攻银川。

第四条在兰会路境内，从兰州出发，沿黄河直捣银川。

至于秦凤路和熙河路，相对更靠南，从这两路前往西夏，往往要先经过泾原路或者兰会路，所以陕西六路一共有四条进攻线。

离开这四条线，从西夏到北宋的边界就要经历一系列的山脉和沙漠。在北方河西走廊，是巨大的祁连山将西夏与北宋、吐蕃隔开；黄河与河西走廊之间则是广大的沙漠地带，无法通行。在南方则有六盘山、横山组成的陕北山脉，将关中平原与陕北沙碛隔开。在机器时代之前，这些地方除了固定的山口之外，人类要想穿越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在这四条进攻线中，尤其以鄜延路进攻线和泾原路进攻线用得最多，这两条路开通得最早，也是西北通往关中平原的最主要通道。在面对西夏所在的银川地区时，更是千里跃进的最佳位置。宋夏战争的发生地，大都在鄜延路和泾原路所在的范围内。

引发改革的惨败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起用一位刚从战场上回来的重要朝臣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并由他负责组织宋代第一次重要改革——庆历新政。这位大臣就是范仲淹。

在仁宗时代，北宋的经济发展恰好达到了最高峰，皇帝也个性宽容，生活节俭。那么，到底是什么动力让仁宗下决心推动改革呢？

原来，五年前，北宋经历了一次战争危机。危机所带出的问题，使得仁宗痛下决心进行改革。

这次军事危机，就是由西夏王李元昊引起的宋夏战争。

在宋真宗、宋仁宗时代，北宋和西夏的关系有过一段时间的缓和。当宋辽澶渊之盟达成后，北宋社会和平稳定，经济高速发展。

但是，到了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西夏人的领袖已经换成了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与祖父和父亲不同，李元昊更加果敢大胆，他不仅进攻甘南，切断了北宋与吐蕃人的联系，还大胆地要求与宋、辽平级，自称皇帝。

李元昊割据时，北宋还能够接受和忍耐，他一称皇帝，立刻触到了北宋的忌讳，双方爆发了严重的军事冲突。

西夏最初的军事攻击点设在了鄜延路所在的延州（现陕西延安）附近。公元1039年和1040年，接连两年，西夏大军虽没有攻陷延州，却屡次击败宋军，俘虏宋将。北宋在屡屡吃亏之后，派出了一批较为能干的大臣守边，包括泾原秦凤路缘边经略安抚使夏竦，以及他的副手韩琦和范仲淹。

由于延州是西夏打击的首要目标，所以范仲淹前往延州组织军事。他加强了军事管理和训练，改掉了以前边关将士散漫的作风，又重视军粮的征集和运输，为战争打下了后勤基础。北宋习惯在国境线上修筑大量的堡垒，形成链条互保，守卫边境。范仲淹也整顿和修整了各个堡垒，加强了边关的警戒和防卫。

经过范仲淹的大力整治，延州的防御有了较大的改观，西夏人从延州进攻，已经很难再占到便宜。这时，李元昊改变了进攻方向，开始频繁地向固原所在的泾原路进攻，由于环庆路距离泾原路较近，也受到了进攻的波及。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下半年，转而进攻泾原路的李元昊再次战胜了宋军，这次的战争地点在三川寨，三川寨位于镇戎军附近，夏军的进攻杀死了宋军五千人。

为了应付夏军的进攻，宋仁宗决定采取攻势。但宋军的攻势却由于皇帝直接插手指挥权，以及各个将领之间的协调失误，屡屡无法推出，反而是李元昊的反攻接踵而至。

宋太祖为了防止将领擅权，将军事训练和指挥权切割成碎片，授予不同的将领。这种传统让宋代的军事行动总是迟缓，将领们互相成为对方的负担，在战场上无法做出快速响应。

李元昊进攻泾原路，这里归韩琦负责。韩琦派遣镇守环州的环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率领九万八千名宋军从环州出发，前往镇戎军，与泾原军配合作战。这批士兵肩负着截断元昊后路的重任，等元昊回师时将其击破。

任福率军来到了六盘山区，他的军队顺着两条平行的谷地前进，两条谷地相距数里，各有一条小河流淌其中，其中一条就是好水川。

任福率军沿好水川前进时，西夏王李元昊已经率领精兵等待着宋军的到来。任福原想出其不意打伏击，却落入了对方的伏击圈中。此刻，由于长途奔袭，宋兵已经人困马乏，粮食不继。

就在任福率领先锋军来到好水川和葫芦河交汇的河口时，突然间，有人发现几个泥盒，里面有响声。任福打开盒子，从里面飞出百十只鸽子。随之西夏的伏兵四起，任福才知道中了埋伏。宋军在仓皇间拿起武器迎战，却无法阻止事情变成一场大屠杀。

葫芦河是一条从如今西吉县流向南方的河流，好水川是它的一条支流。在好水川口，红岗小山如同堡垒般镇守在这里，是整个战场的制高点。西夏士兵十万人埋伏在红岗的两侧，在旗帜的指挥下，从山后冲出，顺着地势从高处冲下，将宋军阵营击溃。

在屠杀中，任福身中十余箭，换了三次马，最终死于阵中。他死后，夏军转而攻击宋军的后续部队。整个战斗结束时，宋军死亡一万零三百人。

好水川之战，是宋夏战争中最令人震惊的屠杀。在好水川之前，宋军还有士气与西夏决一死战，并寻找主动出击的机会。屠杀过后，宋营里的求和声逐渐高涨，并最终取代了主战派，成为主流。

好水川之战后，李元昊转兵东方，从北方绕过了范仲淹所在的延州，想去进攻与山西交界处、极北方的丰州、府州和麟州。这三州都在陕西、山西交界处，位于黄河几字弯的右上肩部，是从北方前往山西的要道，也是宋、辽、西夏三国的边境地带。

在夺取了丰州后，乘着北宋调兵遣将时，李元昊又千里跃进，转回泾原路，继续在固原盆地进行打击，在固原以北的定川寨击败了宋军，杀死将近一万人。宋军指挥官、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也被杀。

定川寨与好水川，成了宋夏战争中起到决定意义的会战。到这时，宋朝已经没有决心继续打仗，双方的议和随即展开。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条约以类似于宋辽的方式，由北宋支付一定的钱款换取与西夏的和平。最终议定北宋每年送给西夏银七万两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

与此同时，辽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经过谈判，北宋对辽的岁币在每年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基础上，再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由于战争的屈辱，宋仁宗决定重用范仲淹，发起了著名的庆历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减税、减少冗兵冗官、提高军事和行政效率。

然而，由于宋太祖设计制度时，就从基因中注入了防范官员反抗的机制，这个机制本身必然产生相互制约和冗官、效率低下。所以范仲淹的改革措施得不到官员的真心拥护，庆历新政持续了一年就失败了。

新政的失败导致了朝廷上下普遍的失望感，也丧失了渐进式改革的最佳时机。随后上台的王安石开始了激进化改革，所引起的党争最终毁掉了北宋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仁宗时期的军事危机，成了北宋改革和失败的催化剂，从而改变了历史轨迹。

与西夏的战争还引起了另一项影响人类的重大变革——盐钞。为了作战，北宋政府需要大量的钱财充作军费，但朝廷又拿不出这么多钱。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一位叫范祥的太常博士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困扰中央政府的军事财政问题。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各种专卖制度的高峰，盐、茶、香药、奢侈品等都只能由政府专卖，类似于现代的国有企业。而专卖的钱，就作为政府财政的补充，用来养官和打仗。

由于盐是生活必需品，只能由政府买卖，就成了社会都乐于接受的商品。但是，即便是大商人也很难搞到盐，因为政府不允许。

范祥提出，可以由政府配给商人一部分盐，让商人去卖。不过这是有条件的，要求商人帮助政府解决军事后勤问题，把军队急需的钱、粮食等，自己组织人力运送到边关，由边关发给凭证（可以称为盐票），证明他送过来多少货，就发多少盐票。商人再拿着这个盐票到山西运城的盐池里去换盐。

由于商人们都很喜欢盐，他们都乐于通过向边关输送物资来换取盐票。后来，人们就给这种盐票起了个名字，叫盐钞。再后来，盐钞甚至可以当钞票使用。有盐钞的人不一定要去换盐，他们只要用这张纸，就可以换来所需要的其他商品。这样，盐钞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纸钞。

当北宋政府发现盐钞可以当纸币使用后，就偷偷地发行了很多。结果，盐钞的数量超过了人们对盐的需求，造成了盐钞的贬值，这就是北宋的通货膨胀。北宋灭亡时，盐钞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

不过，盐钞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特殊的纸币实验，仍然值得现代人研究和借鉴。这也是宋夏战争带来的一个副产品。

失败的协同战

北宋与西夏之间的最后一次大战，发生在宋神宗改革的时代。皇帝为了扭转积弱的现状，利用王安石发起变法运动，对财政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由政府控制各个经济命脉，并以计划经济、国家参与的方式，来谋求财政最大化。王安石认为，当经济中加入一定的计划因素，由政府控制之后，能够提高生产率，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作为现代计划经济的鼻祖，王安石的改革也以失败告终，并形成了内部官僚系统的党争，使得中央政府的分裂倾向更加明显。为了增加内部凝聚力，宋神宗决定对外发动战争。

早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在宋国将领王韶的策划下，宋军从西夏人手中收复了甘肃省西部和南部的河州（现甘肃省临夏）、岷州（现甘肃省岷县）、宕州（现甘肃省宕昌）、洮州（现甘肃省临潭）、叠州（现青海省同仁）。这些州是当年李元昊为了切断北宋和青海吐蕃人之间的联系而攻克的。当宋军夺回五州之后，就断掉了西夏的右臂，也恢复了与青海的联系。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宋神宗制订了详细的北伐策略，这次策略以五路大军，从不同的方向进攻西夏的灵州，待会师之后，再进攻距离灵州不远的西夏首都兴州。

在北宋历史上，这次进军是最有可能获得胜利的对夏进攻。它的战略完备，利用了几乎所有与夏相接的通道，动用大军三十多万，民夫也使用了十多万，执行力度也达到了北宋能够组织的极限。

五路大军分别是：第一，在东面，由著名将领种谔率领鄜延路的士兵五万四千人，再加上另外三万九千人，从延州出发，向西北方的灵州进军。

第二，由于担心种谔兵力不足，又派遣了另一路人马，由大将王中正率领，共六万人，从山西省太原出发，越过黄河进入陕西北部，与种谔会合后一同进攻灵州。

第三，在中部的环庆路，派遣大将高遵裕率领八万七千人，沿着环江向北直接攻击灵州。

第四，在环庆路西面的泾原路，派遣大将刘昌祚率领五万人北进。根据命令，刘昌祚应该受到高遵裕的节制，与高遵裕会合后，再一同进攻灵州。

第五，在最西面，由李宪率领熙河路和秦凤路的士兵，向兰州和会州进军，沿黄河北进，进攻灵州。

这五路大军将宋夏之间的四条道路都囊括在内，又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和配合关系，让敌人顾此失彼，从而达到共进的目的。

在进攻初期，虽有一些意外，但整体的进军情况又令人满意。所谓意外，指的是东面两路大军的遭遇。种谔本来应该直接进攻灵州，向西北方前进，但是，为了与从太原出发的王中正配合，他不得不首先向北进攻银州、夏州等地，这就偏离了向灵州的方向。

但令人欣慰的是，种谔虽然偏离了方向，在进攻米脂寨（现陕西省米脂）的过程中却斩首夏军八千人。夏军溃败时，尸体充斥着城外的无定河水。这是北宋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大捷，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种谔也乘机兵进夏州东南方向的石州。

在最西面，李宪的推进也极为顺利，他率领的大军兵向兰州和会州，并顺利地攻克了会州。

宋军的另一次大捷是泾原路的刘昌祚带来的，他率领人马北上，沿着清水河谷，到达磨脐隘后，遇到了西夏的军队。由于西夏军队预料到宋军会从环庆路和泾原路方向进攻，所以在这里布下了重兵。刘昌祚不惧与西夏的主力作战，一番鏖战后获得了胜利。在如今的宁夏，沿着清水河从固原前往中卫的路上，还有一个地名叫大战场，就是当年宋军与西夏交锋的地方。

在五路大军中，最不利的是从太原进军的王中正，以及从环庆路进军的高遵裕。

王中正率领的太原军到达陕北时，已经落在了种谔的后面。种谔一路上大砍大杀立功很多。由于将士们的军功主要靠砍人头的个数计算，外快则主要来自掠夺，王中正晚到后，既找不到人头，也没有战利品，于是开始四处出击，以掠夺为目的作战。这不仅耽误了进攻灵州，还导致了军粮匮乏，士兵开始饿肚子了。

高遵裕本来是刘昌祚的指挥官，节制环庆和泾原两路军队，但刘昌祚在磨脐隘获胜后，继续北进，进攻了鸣沙（现宁夏中卫），获得了大量辎重，然后进攻到灵州城下，距离最终目的地兴州已经不远了。刘昌祚是第一个进攻到灵州的将领。高遵裕落在了后面，既缺乏粮食，也无力作战。同时，他还怕刘昌祚提前攻克了灵州，抢了他的军功，又下令刘昌祚慢慢攻打，刘昌祚被迫在灵州城外等待上司的到来。

在等待中，电光火石之间，机会已经过去了。

由于超过了预定时间，把粮食吃光了，东路军还没有接近灵州，就出现了食物匮乏。首先崩溃的是王中正从太原而来的部队，这支部队纪律最坏，四处掠夺，却仍然无法解决粮食问题。随后，种谔的部队也被王中正拖垮了，两支东路军在饥饿中被夏军击溃，成为溃军奔向延州。

李宪顺利到达了兰州和会州之后，接下来的进军却无法前行，被阻止在会州一带。

高遵裕继续北行，与刘昌祚会和。然而，高遵裕首先想的不是打仗，而是如何与刘昌祚争功。两人冲突越来越大，高遵裕甚至差点儿将刘昌祚斩首。在内斗中，攻克灵州也成了空话。不仅无法继续进攻，还只得撤回。

这次协同战以不协同而告结束，也反映了北宋军队中复杂的关系，一个将领要应付的不仅仅是战场，还包括与同僚的争执。在某些时候，最凶狠的敌人不在战场的对面。

接下来的两年，西夏的反攻让宋军丧失了灭夏的可能。于是，双方再次回到了打打和和的地步。这种偶尔间断，又一直处于摩擦中的状态持续到北宋末年。大量的物资被消耗在宋夏前线。

直到最后，金国的出现结束了北宋的痛苦，接手了与夏的国境线。

第十八章　变换的北方防线（公元1115—公元1208年）

宋高宗放弃北方四都的那一刻，也就放弃了整个北中国，注定只能成为偏安的南方政权。由于地理的制约，一个王朝一旦退到南方，几乎没有再回中原的可能。

与辽国不同，金人和蒙古人有意避免完全汉化，希望保留好战的血统，对中原文化虽然向往，却有很强的防范之心。

金灭辽的过程中，北宋本应该帮助已经文明化的辽国防御金军，让辽国当作中国的北方屏障，以抵挡游牧民族的冲击。却由于童贯等人的主张，北宋采取了海上之盟，与金人瓜分了辽国。

海上之盟包括两部分：明的条约与暗的口头协议。即便条约能够遵守，口头协议却在不断变化。这也预示着双方不可能完全遵守条约。一旦金国了解了十六州的价值，协议必然无法执行。

毁约的首先不是金人，而是北宋，这给了金国更多的借口，在攻灭辽国之后转而进攻北宋。

金国的进攻策略：西线从大同经过太原、上党直下河南，东线从幽州经过河北直下汴京。两路军之间通过太行山孔道进行协同，并在汴京完成会师。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尽快赶到北宋首都。

汴京之围和北宋灭亡，更凸显了北京和太原的重要性，表明这两点是中国防卫北方民族的关键点，一旦失去，就要受到惩罚。

宋高宗撤往南方后，在宋、金的政治核心区域之间，有一千多里的空白区域（从北京到扬州的距离），金军实施打击，必须首先克服地理上的距离，当他们行军一千多里后，已经进入了疲劳期，难以完成致命一击。金军由于政治落后，无法在空白区域内形成有效占领，导致他们不可能缩短进攻线，也无力灭亡南宋。

一旦国家内部出现困难，就容易借助对外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但由于内部矛盾必然导致无法组织起高效的战争财政，这样的战争也必然以失败告终。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国将领金兀术（完颜宗弼）进行了一次令人吃惊的远程进攻。此时，金朝已经灭亡了北宋，是对宋高宗赵构建立的南方政权进行打击的时候了。

此时宋高宗赵构的宫廷还没有来得及撤到后来的杭州行在所，而是在长江北岸的扬州停留。

金人灭亡北宋后，由于无法控制庞大的疆域，曾向北方撤回了兵力。其实际控制区只到达河北地区和山西太原一带。至于东京汴梁、西京洛阳，以及江淮等地都还在宋军手中。宋高宗的大臣们曾围绕着一个问题争吵不休：到底皇帝应该留在北方，还是南下躲避？

宋高宗没有受制于大臣，他认定开封、洛阳都不能待下去，选择了南方的扬州作为落脚点。扬州地处长江北岸，是大运河的重要停靠点，进可以去淮河流域，退可以渡过长江图保江南，是个不错的选择。

金人撤往北方整顿完毕，再次挥师南下，他们派出三路大军，分别从陕西、山西和河北出击，向南方进军。其中东路军在完颜宗辅的率领下，从河北进入山东劫掠，与宋军大战于山东地区和淮河以北。

鉴于形势，宋高宗的大臣们开始讨论皇帝撤往江南的可能性。但由于战线还在淮河以北，朝廷迟迟没有行动。

但突然间，完颜宗辅派出一支五千人的骑兵部队，由金兀术指挥，昼夜兼程向扬州进袭。

正月二十七，金军从东平一带出发，三十日，五千骑兵已经到达了淮河上的临淮（现安徽省泗县境内）。金军都戴着白毡的斗笠，与宋军装束完全不同。但宋军的守军并不认识金军的装束，还以为是山东地区的溃军。直到抓到了几个骑兵，才发现是金兵。守将一面派人向扬州汇报，一面阻止金兵渡河。但哪能阻止得了，金兵当天就渡过了淮河，继续南下。

也是在当天，宋高宗得到了汇报，皇帝命令大臣开会讨论。大臣们带着不相信的神色，嘲笑着情报。但不管怎样，朝廷终于动起来了，开始搬运行李，为向江南逃跑做准备。

二月初一那天，宋高宗乘着御舟在运河上转了一圈。突然间，人们发现了皇帝，以为他要逃走，整个城市如同爆炸了一般。为了平息民情，高宗决定暂时不离开，而是派人偷偷地把国库的三分之一搬上了船。从扬州上船后，必须先走一段运河，到达瓜州渡口，才能进入长江。虽然长江宽阔，但运河里只能容下一艘船的宽度，大量船的涌入，立刻拥堵了河道，造成了严重的混乱。

二日，金兵到达天长以北，宋军闻风而逃。三日，金兵终于逼近了扬州。此刻，宋高宗还在派人侦查金兵的动向，当侦查人员带回消息说金兵已经到达时，他连忙穿着甲胄骑上马，抛开了臣下，向扬州城南逃去。

在路过城内街道时，有人认出了皇帝，大喊官家跑了！城内大乱。大臣黄潜善是当初力主逃到扬州的人，人们对黄潜善恨之入骨，想乘机杀了他，却错杀了另一位大臣司农卿黄锷。

由于运河河道堵塞，皇帝先从陆路向长江上的瓜洲渡口逃窜，再登船直入长江，终于在金兵到来之前上了一艘小船，赶到了长江对岸的京口（现江苏省镇江）。京口的军民听说金兵来了，也逃得精光。由于没有被子，皇帝夜间只能睡在一张貂皮上。

当晚，金兵追到瓜州，由于无船渡江，才不得不目送宋高宗离开。

在扬州的运河中，由于船只的阻塞，大量的宫廷物资无法及时运出，都被金兵截获。瓜州长江岸边，十万民众聚集着等待过江，近半的人死在了江中，即便侥幸渡江，也都支付了昂贵的费用。金兵来后，更有人相拥投水而死。长江边上也堆满了金银珠玉，被金兵掳掠。

在扬州城内，则是另一番景象。那些不打算逃走的人为了存活，早已忘记了宋朝的故事，张灯结彩欢迎着金兵的到来。

欢呼的另一面，是那位越逃越远的皇帝，他不敢在六朝古都的南京停留，继续向东南方，逃到了临安（现浙江省杭州）才收步，收拾这残破的江山。而遥远的北方，早已经不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了……

是是非非海上盟

北宋与辽和平共存了一百多年，原因在于契丹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从唐代开始，契丹就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中原充满敬畏。即便五代分裂时期，契丹人也更多是中原的帮手而不是对手。

在与石敬瑭达成的燕云十六州交易中，契丹人承诺通过帮助石敬瑭取得中原，来获得十六州的统治权。在达成协议后，契丹大军从太原南下，帮助石敬瑭击溃了后唐在山西南部的守军。还没有过黄河，契丹君主就对石敬瑭说：大局已定，就不陪你进军河南了，作为异族人如果前往河南，会引起当地百姓的惊骇。

他们承诺会待在山西继续观察战局，一旦石敬瑭河南战线不利，就挥军去救他。直到石敬瑭获得了洛阳，他们才北返。北返前，还嘱咐“世世子孙勿相忘”。

从这些举动来看，契丹并没有野心并吞中原。在宋辽战争过后，一旦与北宋达成了和解，就满足于每年获得那些岁币，不再南下。

与契丹相反，北方的女真人和蒙古人都没有对中原政权报太多的尊敬。他们对北宋的评价采取了另一个标准，崇尚马上打天下，对于所谓的经济和文化更加轻视，甚至认为文化会使一个民族软弱。

从完颜阿骨打祭起对辽国反叛大旗的那一天，女真人的顽强和野蛮就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从北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女真反叛，到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金灭辽国，只用了十一年时间。

辽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不稳定。在燕山以北的关外地区，女真人对地理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辽国，而在燕山以南，辽国只有幽州周边的数个州，也容易探查。

辽国的国防线以防卫北宋为主，是朝南的，在幽州和云州（大同）以南布置了重兵堡垒，而在辽阔的关外北方，控制力却很弱。

金兵在关外扫荡时，辽国的重兵仍然在北京和大同，即便这两个点对北方的防御也是薄弱的，特别是大同，由于处于塞外，从北方到大同没有太多阻隔。北京由于有燕山阻挡，相对进攻难度大一些，成了辽国最后的守卫地。一旦北京失守，辽国就只能向西北方逃窜了。

金国作战的顺序是，首先从阿骨打起兵的最北方——松花江嫩江流域进攻辽国的宁江州（现吉林省扶余），占据了如今吉林和黑龙江境内的北方领土，再南下辽宁，进攻辽东，随后转向辽西。

辽国设立了五个都城，分别是：东京辽阳府、上京临潢府（现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中京大定府（现内蒙古赤峰境内）、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现北京）。金国人从东向西，首先攻克东京、上京，再获得了中京，将辽人压往了与汉人地区接壤的西京和南京。

在最后两京中，由于燕山山脉阻隔，金军首先进攻西京，最后再兵向南京。辽国残余部队在耶律大石的率领下逃往了如今的新疆西部和中亚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西辽（也叫喀拉契丹）。西辽最终被蒙古人的敌人屈出律灭亡，又成了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当金军灭亡辽国时，北宋朝廷却经历着一场大辩论：到底是与金军一同瓜分辽国，还是帮助辽国防御金军？

主战派以当时的枢密使童贯为代表。童贯的主战可以追溯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当年北宋派员出使辽国，出使的大臣是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和大太监童贯。童贯虽然是太监，却掌管枢密院，是朝廷的军事重臣。在辽国，童贯认识了一位叫作马植的人，因为在辽国受到排斥，马植结交了童贯，谋求对辽国的报复。他透露辽国已经很孱弱，建议北宋做好攻伐辽国的准备。

童贯将马植带回北宋后，马植改名李良嗣。到了金人开始攻辽时，李良嗣通过童贯向皇帝建议，与金国联合进攻和瓜分辽国。他的提议得到了童贯的大力支持。

由于宋金不搭界，北宋使臣必须从渤海坐船，才能到达辽宁境内金国的领土，所以双方的结盟称为海上之盟。

双方约定从南方和北方共同夹击灭亡辽国，北宋把给辽国进贡的岁币转给金国，金国同意将燕云十六州交还给北宋。

主战派的提议受到了主和派的反对。

在主和派中，比较典型的是一位叫作安尧臣的官员（他是前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同知枢密院安惇的族子），他上书表示，一个国家的祸端，往往是从和平走向战争的那一刹那。北宋之所以不和契丹争燕云十六州，也是考虑用土地换和平。既然已经维持了上百年，一旦重启战端，往往会得不偿失，让原本已经疲惫的民间更加无法承受。

另外，辽国已经是一个开化、爱好和平的国家，与北宋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个国家虽然称为帝国，其实却是北宋的北面屏障。一旦辽国没有了，换成更加野蛮和勇猛的女真，那么北方就再也没有和平可言了。

宋徽宗最初同意了安尧臣的看法，但随后，在蔡京、童贯等人的主导下，皇帝再次偏向了战争。

就在金军进攻时，金人东面的高丽国派人来求医，宋徽宗派了两名医生去提供帮助。医生带回来的消息：高丽全国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认为女真（金人）是虎狼之国，必须赶快做准备。建议北宋皇帝千万不要和女真交往。

最后，对于收复北方领土的渴望还是影响了宋徽宗，他决定与金人联合。李良嗣（后改名赵良嗣）出使金国，与金军签订了夹攻协议。

其实海上之盟在一开始就有无数的问题。

金国之所以同意这个要求，不是经过认真考虑，而是无知的结果。金国地处偏僻，对辽国充满了仇恨，但对十六州的价值却了解不深，眼中只有辽国北方领土。

可也正因为这样，一旦它了解了十六州的价值，就很难遵守协议。更何况，所谓协议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着的框架，另一部分则是口头协议。十六州中燕山以北的诸州都是以口头协议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口头协议被遵守的可能性更小。

宋金协议如果要执行，只有一个办法：北宋迅速进军，利用金国的无知，加上金军没有反应过来，就收回了十六州。否则必然陷入更大的纠纷之中。

然而这个办法，却在北宋军队的拙劣表演中葬送了。童贯所领导的宋军仅仅攻占了涿州和易州，就被辽军阻挡，无力北进。反而是金人“解放”了大部分十六州。

以幽州为例，这个州原本划归北宋去解放。按照协议，金军不过燕山，燕山以南的州都交给宋军处理。但在进军幽州时，宋军却屡吃败仗，只好求助于金军。金军这才进入关内，兵不血刃获得了幽州。

但到这时，金军仍然是守约的。辽国灭亡后，金国首先交割了幽州和其他六个州（蓟州、景州、檀州、顺州、涿州、易州）给北宋。

只是在守约的大前提下，又勒索了北宋一笔钱作为赎城费。且金国在撤出之前大肆掳掠，带走人口，只留下了空空如也的城市。在山西方面，朔州、应州和蔚州守将向北宋投降，金国还将武州还给了北宋。

但致命的是，通过与宋国打交道，金国已经逐渐了解了天下的广阔和十六州的价值，也知道了赵宋君臣的懦弱与无力。

这个战斗的民族本来还比较严肃地对待政治协议，反而是北宋在许多方面屡屡破坏协议，给了金国足够的借口。

就这样，事情起了变化……

靖康之变：物质文明遭遇部落战争

辽国灭亡后，北宋原本占有了幽州，将防御线推进到了燕山。但由于无力在新获得的几个州实施有效统治和占领，所以宋金战争一开，北宋新获得的各州立刻被金军占领。

原本辽国与北宋对峙的边境线就成了宋金的新边防线。

北宋的防御线主要是依托于河北地区的河流大清河、易水，以及山西地区的山脉恒山、管涔山、句注山，辅以城市防御。河北地区的战略点在霸州、雄州、保州、定州、真定，其中定州和真定是主要驻军区；山西地区的防线设在了蔚州、代州和岚州，最主要驻军区在太原。

如果敌人攻克了这道防御线，北宋就会退到黄河一线。在河北方向，有一系列的城市（大名、澶州、浚州、滑州，以及黄河北方的瀛洲、深州、冀州、邢州、磁州、洺州）作为防御，在山西地区则是隆德府（现山西省长治）、怀州、河阳等黄河北方地带。

宋辽对峙时期，辽国进攻南方的线路主要有两条，分别是从山西大同直下太原、长治，渡过黄河进攻河南的西线，以及从北京出发，进攻河北，渡过黄河进攻北宋首都汴梁的东线。

辽国人在进攻时还往往犹豫不决，到底是选择其中一路，还是选择两路并进？即便两路并进，也总是协调不好两路的关系，无法完成协同。

但金国从一开始，就坚决地选择了两路齐头并进的思路。这一点也展现了金国军事比辽国更加强大，也让北宋猝不及防。

在战略上，金国与辽国也有明显不同。辽国深受中原影响，在战争中强调有效占领，尽量不要在战线背后留下没有被攻占的城市，他们虽然偶尔也采纳纯粹的掠夺式进攻，派军队进入敌人的后方大肆劫掠一通就撤回，但大部分情况下，仍然以占领为目的。

这种战略让辽国倾向于稳扎稳打，不会孤军深入，也缺乏了锐度，无法一击致命。

金国由于是新兴的国家，战略体系还没有成型，反而能够打出孤军深入的经典战役。他们不惜在身后留下众多没有攻克的城市，冒险直达最远方。这种冒险性战略属于部落战争的典型打法。在部落战争时期，只要孤军深入将敌人的部落首领抓住，整个部落随即臣服，战争结束。

金国对北宋采取了类似的打法，却意外地获得最大化的收获：由于北宋皇帝怕打仗，一旦金国孤军深入直捣首都，皇帝就会吓得和谈甚至投降，并主动压制驰援首都的军队；北宋的其他区域虽然屯有大量军队，但很难快速行军救援首都。

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在灭亡辽国的当年，金军兵分两路，分别从东线河北和西线山西进攻北宋。其中进攻河北的左路军（东路军）由南京路副都统完颜宗望（又名斡离不，宋人称之为二太子）率领，进攻山西的右路军（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又名粘罕，宋人称之国相）指挥。

完颜宗望率领的东路军首先进攻的目标是现在北京所在的燕山路（原来的幽州、辽南京）。自从金人将燕山路割还之后，北宋政府就在这里驻扎了大军防卫。如果军事部署能够起到作用，金人就很难越过燕山，从河北南下。

然而，金人从燕山进入檀州、蓟州之后，燕山路守将郭药师（原来的辽人降将）在白河与金人大战失利后，投降了金人，致使北京地区沦陷。

北京沦陷后，完颜宗望长驱直入河北。他们进攻中山（定州），无法攻克。但金军没有像当初辽军一样与宋军相持，而是继续南进，直指北宋首都汴京。经过庆源府（现河北省赵县）、信德府（邢州，现河北省邢台）、邯郸、浚州，到达黄河北岸。

宋军听说金军已经向黄河进发，出现了大溃逃。金军到达黄河北岸时，不仅北岸溃军已经无影无踪，南岸的士兵也烧毁浮桥逃走了。金军在没有防卫的情况下，花了五天时间，用能够找到的所有小船将骑兵全部渡过黄河。如果宋军能够固守南岸，金军根本没有机会渡河。

金军渡河后，宋军最后的屏障已经失去了。

在完颜宗望兵围汴京时，金军的西路军却在太原受阻，无法与东路军会合进攻汴京。围攻汴京的只有东路军的六万人。北宋以士兵数量著称，常在一百万以上，只算在金兵围城期间，从各地赶来的勤王大军也有十几万人。

最著名的是北宋西北边将、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以及位于西北泾原秦凤路的武安军呈宣使姚平仲。最坚决的主战派则是朝内大臣兵部侍郎李纲。

从数量看，宋军更具优势；从防守看，北宋首都汴梁也有着完整的防御系统；从后勤上看，金军长途奔袭，本无后勤保障。

但宋钦宗却急于与金军达成和议，以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条件，换来金兵北归（三镇并没有完成交割）。完颜宗望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偿，心满意足。

如果皇帝与群臣能够取得一致，坚决抗敌，那么不用多久，金兵如果不北归，也必然会因为孤军深入而崩溃。

东路军撤离后，金军的西路军继续围困太原，围坚打援，击溃了北宋数次援军，并最终攻克了太原。

太原的失守使得金国在西路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在第一次南征中，由于东西两路大军配合出了问题，且西路受阻于太原，无法完成攻克汴京的战略目标。

但由于获得了太原，在第二次进攻时，他们的战略必将更加成熟。

宋钦宗以为金军北归，事情就结束了。但事实上，东路军获得了大量的赔偿，必然让西路军更加心动。金国的军队还不是兵饷制，而是掠夺制。表面上，皇帝征召军队都是不出钱的，由各个部落自己组织军备，这样使得皇帝基本上没有养兵成本，在财政上极其灵活。但皇帝必须允许士兵在攻克城池后进行掠夺，获得战争收入。东路军在第一次战争中获得了太多的收入，西路军却一无所获，于是完颜宗翰率领的西路军成了坚决的主战派。

不到一年时间，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八月，在完颜宗翰的推动下，宗望和宗翰分别率领东、西两路大军，再次进攻北宋。

他们仍然采用快速打击、略过坚城、闪击首都的方法。

与第一次相比，他们特别注意两路大军的协调，避免像第一次那样，当东路军赶到时，西路军却无法会合。

西路大军首先在攻克太原后，从长治方向过天井关渡过黄河，与此同时，东路大军仍然采取上次的线路进军汴京，两支大军渡过黄河后在汴京城外会合。

北宋朝廷中，此刻主和派又占了上风。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中立了大功的李纲已经被贬到南方任职，另一员大将种师道已经死亡。在死前，他预计到金兵还会再来，向皇帝提出迁都陕西长安，利用潼关天险进行长期抗战。这个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好方法被钦宗否决。

汴京之围，也表明了北京和太原在防卫游牧民族袭击中的重要性。它们只要掌握在南方王朝手中，就封死了北方的进攻线路，一旦两城丢失，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游牧民族直达黄河了。

在一片慌乱中，东京围城战持续了一个月。由于经济和军事上的双重崩溃，外界的援军很难有效组织。加之城内的指挥失误，金军最终攻克了汴京，北宋灭亡了。

金军进攻北宋的两次战役，也诠释了汴梁作为首都的不足。当足够强势的北方军队南下时，由于缺乏天险，对方可以快速渡过黄河，对首都形成围攻。闪击战之下，全国可能来不及救援，首都就已经陷落。

在灭亡北宋的过程中，金军还表现出虚虚实实使诈的天才。即便在宋钦宗投降之后，天下的大势也并没有确定。各地勤王的部队虽然缺乏有效组织，在数量上并不少，康王赵构也举起了反金复国的大旗。

但金军一直给宋钦宗以希望，仿佛他们掠夺过后就会撤退，将江山还给赵氏。满怀希望的宋钦宗配合着金军完成了投降之后的交接工作，甚至压制对金人的反抗。

直到最后，金军才告诉徽、钦二帝，要一网打尽，将两位皇帝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女妃嫔都带回北国。除了已经逃脱的康王赵构之外，两位皇帝的子女全成了俘虏。

金军的做法在部落战争中并不稀奇，胜利者战胜一个部落，便将首领一家带走，换另一个傀儡当首领。失败首领的儿子被迁到受监视的偏僻之地，女儿嫁给战胜者。

根据这种做法，金军把赵氏全部带走，换上他们认为听话的张邦昌当皇帝。两位皇帝和他们的儿子们都可以保全性命（除非死于疾病），被分送到北方各地居住，他们的女儿和妃嫔则嫁给金军将领，或者充当官妓。

但中国并不是一般的部落，皇帝也不是部落首领。在一般的部落里，首领家族并不大，一般几个人几十个人足够了。但要将整个北宋皇族迁走，却造成了一次近两万人的大迁移。在部族传统中，女人嫁给胜利者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华夏民族而言，皇室子女死的死，卖的卖，有的成了蛮人的小妾，有的进了洗衣院（可能是面向皇帝的带有妓院性质的妇女储备中心），却是奇耻大辱。

靖康之耻留给汉人的，不仅仅是失去了两个皇帝，而是华夷失序所带来的哲学崩溃，这种创伤远远超过了徽、钦二帝的寿命，直到现在，仍然被称为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之一。

逃往海洋的皇帝

历史习惯于将徽、钦二帝被金人掳掠当作北宋灭亡的标志，但实际上，两位皇帝被俘并不一定意味着灭国之灾。

虽然金军攻陷了首都汴梁，但要想把占有的土地都消化，却显得困难重重。

作为新兴民族，金国出征时并没有想到，它要征服的是一个面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更没有费心考虑如何去统治这个大国。他们对这片土地和社会都处于极其无知的状态。

两位元帅获得了首都汴梁，却由于无法建立有效统治，只有树立傀儡这一条路可以走。

金国树立的傀儡叫张邦昌，曾经是宋代大臣（担任过少宰和太宰，都属于宰相）。金人北还后，将广大中原留给了摇摇欲坠的傀儡政权。

但在一个拥有着强烈君臣观念的社会，人们对张邦昌的认可甚至还不如对金人。张邦昌也很识时务，他放弃了帝位，迎接唯一没有被带走的徽宗皇子康王赵构当了皇帝。在当时的人看来，除了两位皇帝北狩之外，大宋江山又恢复了，甚至连汴梁和洛阳两个首都也都回到了汉人手中。

金国实际控制的中国土地是极其有限的：在北方，燕云十六州归了金国；在山西，宋朝丢失了太原（含）以北地区；在河北，金国借助占领了燕京的势头，逐渐南向渗透，但实际控制地依然只在北京以南数州，其余地区要么依附于宋，要么处于半独立状态。

宋朝仍然控制了山东、河南全部，山西、河北南部，以及陕西南部（其北部是西夏，不是金控制），所失去的领土并不多。北宋除了首都汴京之外，还有三个陪都，分别是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现河南省商丘）、北京大名府。这四京之地都掌握在宋朝的手中。

在高宗君臣的讨论中，大都贯穿着如何利用大半河山完成抗敌，甚至收复山西、河北北部地区。但有一个核心问题无法绕过：是否迁都？

由于北方领土的损失，汴梁已无险可守，太容易受到打击，不迁都很容易遭受徽、钦二帝的下场。但如果迁都，又影响了士气，意味着放弃了北方。

围绕着迁都问题朝臣分成了若干派别，比如宗泽主张不要迁都，以东京为基地进行抗战；李纲借鉴了种师道的主张，认为可以迁都，但最好迁往陕西地区，利用陕西的天险与金国抗衡。还有人主张迁都应天府（即商丘），商丘是宋高宗即位的地方，仍然属于北方地区，不至于影响士气。

这些人的主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皇帝不要离开北方。不管是东京、长安，还是应天府，都在抗金的前线。皇帝只要留在北方，那么未来收复北方失土就是有望的。

朝廷中还有另一派人主张南迁，他们有的主张迁往东晋南朝的首都建康（现江苏省南京），有的主张迁往湖北的荆州。主张南迁的人一个始终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当朝廷距离北方边境过远时，很可能意味着北方领土的永久丢失。一旦皇帝离开，金国将重新蚕食中国北方，宋金将形成以淮河流域为边境的新边界。到那时，所有的北伐都会成为空谈。

但南迁派手中又有一个王牌：皇帝的安全。宋高宗赵构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经过靖康之变后，皇帝首先要防止的是成为下一个宋钦宗。

争执过后，宋高宗决定迁都南方。他首先退到了扬州，将扬州建成了暂时的首都（在宋代，皇帝暂时驻扎的地方称为行在所，或者简称行在）。这次搬迁也决定了宗泽、李纲等主战派的疏远。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由于在汉境树立的傀儡张邦昌退位，处于军事极盛期的金军再次南下。

此刻，更加了解南方地形的金军兵分三路，对长江以北三个最重要地带进行打击：西路军从山西进入陕西，试图征服这个地处西北的战略要地；中路军在元帅完颜宗翰的领导下，从山西南下，渡过黄河后向洛阳进军；东路军的右副元帅完颜宗辅和他的弟弟完颜宗弼（又名金兀术）从北京出发，向河北、山东地区扫荡。东路军和中路军又负有另一个使命：南进后，他们将合势再次进攻东京汴梁。

这次，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西路军攻克了长安；中路军攻克洛阳后，继续南向到达襄阳、房州、邓州，并向长江流域施压；东路军则掳掠了山东地区。

但在东京汴梁，老将宗泽成功地组织了东京保卫战，阻止了金军的继续南下。后由于金军的后勤出了问题，三路军都不得不退军，将所侵略的领土尽数让出。战争以宋军的战略胜利而告结束。

这也是金军第一次显出疲态。由于金国是单一民族武装的国家，女真族人口不多，这支武装具有足够的锐度，却缺乏厚度，可以迅速奔袭，却无法维持占领。

当宋高宗撤到南方后，在双方的政治中心之间留下了庞大的空白地带，从河北地区直到黄河，再到淮河、长江之间，直线距离有一千多里，金军每一次发动袭击都必须首先跃进一千多里，才能抵达宋代的新政治中心。而完成跃进后金军已经开始疲劳，进入了衰竭时期。

如果要想克服此处不利，金国必须将前进基地迁往南方靠近淮河流域的地方。但由于金国的政治过于落后，无法形成有效统治，所以很难建立起稳定的政权来控制黄河、淮河地区。

对于金军来说，唯一的机会就是实行闪电战，派出军队进攻宋朝皇帝，迫使他迅速投降，利用皇帝的权威让全国归顺。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守卫东京的老将宗泽去世，金军随即开始了第二次南侵。这次南侵除了与第一次一样兵分三路，分别进攻陕西、河南和山东之外，还增加了机动性要求，在各个将领分兵掠地时，东路军的完颜宗弼则率领人马直捣扬州，试图在宋高宗没有反应过来时，就兵围扬州，擒获皇帝。

于是，就有了本章最初的一幕，皇帝在金兵到来之前仓皇渡江，逃过了被俘的命运。由于金兵没有准备渡江，缺乏器具，只得第二次撤军。

但是，此次偷袭扬州将宋高宗吓破了胆，他不仅不再考虑将首都迁回北方、收复旧土，甚至连长江沿岸都认为不再安全，将首都迁往了更加遥远的杭州。

宋高宗迁都杭州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金军的作战臂长很难到达杭州，这也决定了宋金战争将演变成长期的对峙；第二，北宋的彻底灭亡，随着皇帝南迁杭州，北方领土由于过于遥远，相继沦陷。陕西的关中平原，河南的东京汴梁、西京洛阳，河北、山东全境，逐渐被金国占领。双方对峙线向淮河地区南移，形成了以淮河流域为主体的新防线。

由于金国无力统治如此广大的领土，在山东、河南地区又设立了一个新的傀儡——号称齐国的刘豫政权。直到公元1137年金国的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后，才废掉了伪齐政权，对中原实行直接统治。

在宋金对峙转化成长期之前，金军做了最后一次尝试。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冬，金将完颜宗弼以山东为基地兵下寿春，向江南扑来。在到达寿春后，又兵分两路：一路向江西境内扑去，追袭位于洪州（现江西省南昌）的隆祐太后（宋哲宗的第一位皇后，也是汴京围城时唯一没有被金军带走的当过皇后的女人）；另一路则走传统的巢淝故道，兵下采石矶，渡过长江后进攻建康（现江苏省南京），再从南京向高宗所在的杭州地区进军，意图一举消灭南宋王朝。

与完颜宗弼大军相配合的，还有西路进军陕西和东路进军淮河岸边楚州的军队。然而，对南宋真正形成威胁的还是完颜宗弼率领的中路军。

扑向江西的金军顺赣江而上，直扑洪州，却由于隆祐太后的南走，没有成功，最后从江西绕道湖南，从潭州（现湖南省长沙）、岳州（现湖南省岳阳），经过襄阳北归。

而完颜宗弼亲自率领的军队，在采石矶渡江，击溃了建康的防务后，迅速南下。一路上由于进军太快，守将根本无法完成防务。当地人即便看到金军，也以为是宋朝的溃军，直到金军射箭进攻，才意识到是金军来了，纷纷逃走避难。

金军到达杭州时，高宗已经逃走，到了东海边上的定海（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在这里，他乘船出海，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第一次为了逃难而到了海上。与唐明皇逃到四川不同，茫茫大海上无法保证后勤，稍有不慎就是死路。由于船只不够，大量的士兵和家属都被扔下，如同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一样。金军一直追到了舟山群岛上的昌国，才由于对海洋准备不足遭到了失败。

这次著名的逃亡，成了南宋挫败金国速胜企图的最后努力。如果金国失败，必定无法再组织起下一次如此巨大规模的远征，双方将进入均势状态，以淮河为界各自统治一半中国。

完颜宗弼撤退时，在如今南京附近的黄天荡遭到了韩世忠的阻击，韩世忠以八千人围困了金兵十万人达四十八天，金兵才由于另掘新的河道而逃走。这次战役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破除了金军不败的神话，也终结了金国军事的上升势头。

金国对河南地区的经营几经波折。由于经营不善，甚至想将汴梁、洛阳、长安地区还给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40年）。由于元帅完颜宗弼的力争，金国才没有这么做。最终，金国不得不在征服的土地上开展政治建设，消化中国北部，即便不情愿，也走上了汉化之路。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2年），宋高宗以杀害抗金名将岳飞为代价，与金朝议和，维持了以进贡换和平的传统。此前，宋金之间的拉锯战又维持了十年，才以淮河为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新国界。金国获得了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在内的北方地区。这是双方军事实力再平衡的产物，一旦进入均势，就很难再打破。

公元1161年，新夺取帝位的金国海陵王完颜亮率军南侵，试图从采石矶过江灭亡南宋，却遭到了决定性失败，海陵王也在兵变中身死。这时的金国已经如同当年的辽国一样，无力对南宋构成决定性的威胁了。

又到尴尬北伐时

南宋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底，一位饱经风霜的词人匆匆赶往首都临安（杭州）。他满怀激情与希望，因为当朝宰相韩侂胄召他去参与讨论一项重大的事件——北伐。

这位词人叫辛弃疾，出身于山东沦陷区的他在海陵王南侵时曾经参加过敌后游击队。来到南方后，又以激烈的主战姿态著称。

海陵王南侵失败后，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南宋孝宗乘机组织了一次北伐。这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宋金达成了隆兴和议。隆兴和议比起高宗时期的绍兴和议进贡有所减少，却被割去了商州（现陕西省商洛）和秦州（现甘肃省天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后，宋金进入了和平时期，辛弃疾也受到了排斥，不得已回家务农。

四十年后，亟须树立权威的宰相韩侂胄再次祭起北伐的大旗，立刻吸引了辛弃疾的注意。当时，金国北方的蒙古人已渐成气候，金国除了考虑南方的南宋，更要防备北方的蒙古人。韩侂胄显然想利用金国战略地位的削弱，来先发制人。

辛弃疾首先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半年后，皇帝又任命他镇守江南重镇京口（镇江）。在离开绍兴之前，辛弃疾拜访了隐居在绍兴的另一位主战派词人陆游。

陆游此刻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辛弃疾也已六十三岁。在起用辛弃疾之前，韩侂胄首先起用陆游担任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但陆游很快看到韩侂胄军事准备的仓促和花哨，心灰意冷，便离开了朝廷继续隐居。

陆游并没有用自己的情绪影响辛弃疾，而是鼓励他上路。到达镇江后，心怀壮烈的辛弃疾登上了镇江的北固山。

如今的北固山已经成了著名的风景区，这座在长江边上的小山是三国时期孙刘联姻的所在，也是历代长江攻伐的见证者，在山上还有吴国大将太史慈的墓葬。

距离北固山不远，就是著名传说“水漫金山”的金山所在。从山上向下望去，长江如同一条巨大的飘带横亘于北方。站在山顶上的北固亭里，辛弃疾写下了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了对于北伐的渴望，又表达了对于韩侂胄北伐仓促的忧虑：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显然，他也和陆游一样，看到了韩侂胄北伐中的问题。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韩侂胄之所以想北伐，是为了用这个不世功业来替自己涂粉。但所有人都被他的草率与仓促吓住了。

韩侂胄一方面大搞内部政治斗争，排除异己；另一方面，却没有做太多军事准备，将帅任用不当，士兵没有经过严格训练，马匹不足，军事后勤工作也没有做，山寨堡垒都处于荒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北伐必然引起极大的麻烦。

即便辛弃疾和陆游这样的主战派，最后也被排挤，不受重用。于是，这场北伐的效果就可以想象了。

不过，即便脱离当时人们的思维局限，从更大的战略角度出发考虑，也会发现，即便充分准备，南宋仍然没有成功的可能。很大原因，就在于从南往北进攻的难度太大，南方缺乏地理上的战略支撑点，而北方只要占据了关中地区、山西、北京，就很容易在华北平原地区和淮河流域拖住南方的进军步伐。

如果要想克服这个地理上的劣势，必须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而南宋根本称不上军事优势。虽然金国的军事能力也因为北方蒙古的崛起而大受影响，但仍然优于南宋。更何况，由于韩侂胄的内政，南宋的经济和金融正处于困难时期，更加大了北伐的难度。

最终，开禧北伐成了一场儿戏，宋军还没有打到中原地区，在淮河和襄阳一线就崩溃了。

为了满足金人的议和要求，宋宁宗不得不杀掉了韩侂胄。幸运的是，这次和议，金国只要求增加岁贡和战争赔偿，没有要求割地。这使得南宋政权又苟延残喘了七十年才最终消失。

金人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他们想及早结束与南宋的冲突，好把力量用在北方与蒙古人的对抗上。金国虽然获得了对南宋的胜利，但它只存在了二十六年，就被蒙古人灭亡了。

第五部　帝国时代（公元1179—公元1911年，元到清）

第十九章　成吉思汗眼中的世界（公元1179—公元1449年）

蒙古人是世界上最擅长迂回和奇袭的民族，在历次战争中，将迂回攻势运用到了极致。比如夺取金国中都（现北京）、灭金之战、迂回大理进攻南宋、迂回布哈拉包围撒马尔罕，都属于迂回战的最高境界。

蒙古本土的地理由三座山脉组成，自东向西分别是肯特山、杭爱山和阿尔泰山，这三座山脉之间有许多山间盆地，适合各个部族居住。成吉思汗在蒙古的统一，就是依托于一个超大型盆地，将其他盆地并入统一旗帜下的过程。

西部的克烈部、乃蛮人、吉尔吉斯人，东部的塔塔儿、卫拉特、蔑尔乞、洪吉喇，以及属于蒙古本部的泰亦赤乌人、札只剌部，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拦路石。

由于蒙古地形，成吉思汗先统一了平坦但是拥有足够纵深的东部，再进攻西部两个巨型谷地（盆地），统一了蒙古地区。

成吉思汗在东方崛起时，花剌子模恰好在西方崛起，双方的战争就成了决定谁是世界霸主的战争。

花剌子模与蒙古的对决，是两种战争模式的对决：花剌子模采取封建模式，士兵多从附庸国抽调；蒙古采取集权模式，每一个曾经的士兵都必须对上一级组织绝对服从，压榨出最大的战斗力。蒙古人的震撼战术也起到了作用，只要城市抵抗，就全部杀光，不抵抗的城市可以几乎不受影响地生活。

蒙古第一次西征的主要目标是中亚的花剌子模国，除了灭亡花剌子模，还获得了阿富汗、伊朗西部，最远向南到达巴基斯坦，向西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俄罗斯境内。

蒙古第二次西征（长子西征）的主要目标是：从里海、黑海以北向现在的俄罗斯地区进攻，再向西南方，越过喀尔巴迁山进入欧洲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罗马尼亚、匈牙利地区。

蒙古第三次西征的目标回到波斯和中亚，彻底灭亡了巴格达的哈里发国，并扫平了当年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哈萨辛派（刺客派）。

西藏归顺蒙古人，给蒙古带去了佛教作为国教。蒙古人则把西藏并入了中央帝国，并帮助藏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现代中国的南方界限是由蒙古人划定的。之前有许多地区还属于外国，但之后，那些被蒙古征服并入中央帝国的国家在未来大都成了中国的领土，而蒙古人没有征服的地区，现在大都成了外国。

一个落后民族占领了更加先进的地区后，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保持传统，却无法保持占领地的控制力，最后由于占领地的反抗而退走；二、被同化，从而丧失原来的民族性。元朝在这两条路中摇摆不定，国家也在摇摆中解体成了碎片。

明朝之所以能完成历史上唯一一次从南到北的统一，并不是自身的强大，而是蒙古政权分崩离析后的无力造成的。

明朝时，蒙古人的旁支卫拉特人统一了中国北方。明朝为了限制卫拉特人，断绝了北方的正常贸易，却又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卫拉特人以进贡的形式开展贸易。这种贸易产生的冲突导致了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卫拉特人（瓦剌人）俘虏。

元太宗窝阔台二年（公元1230年），蒙古人开始准备一次天才的进攻。这次进攻发生在本书《楔子》描写的征服云南之前，但采取的方式却近乎一致：大迂回。

蒙古人进攻的目标是金国。此前蒙古人夺取了金国在北京、河北、山西地区的土地，金国也将都城从中都（现北京）迁到了当年北宋的首都汴梁（现河南省开封）。金国主要的领土是河南地区，以及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

根据经验，要想从北方进攻开封，一般有两条路，从山西直下上党地区，过黄河进入河南，或者从河北直下黄河。金国对这两条路都非常熟悉，金军灭亡北宋时，就选择了从这两条路齐头并进，利用钳形攻势夹击汴梁。

但这两条路有一个缺陷：无法防止南方政权继续向南逃窜。比如金军攻打汴梁虽然成功了，却留下了隐患，让宋高宗逃到了南方，金国无法完全将宋朝消灭。

在金国时期，南方还有南宋政权，本来无处可逃。但如果仅仅从一面压迫，也容易引起困兽犹斗。蒙古人显然是不会这样随便进攻的，必须利用一次奇袭将金国彻底歼灭。

为此，窝阔台大汗设计了一次经典的大迂回攻击。

他派遣拖雷从山西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地区。由于金国的兵力不足以同时防守陕西和河南，拖雷很快占领了关中平原。

在获得了关中平原后，窝阔台兵分三路向汴梁进军，试图将金国残余势力包围起来。前两路采取了传统的攻击线路：一路从山东、河北地区向汴梁进攻；另一路由窝阔台亲自率领，从山西渡过孟津，迫近汴梁。令金国感到震惊的是拖雷所率领的第三路军，这路兵马只有三万人，却在对金战争中起着关键作用。

拖雷的兵马从陕西出发，沿着进四川的道路，经过大散关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顺着汉江而下，经过安康、襄阳，到达唐州和邓州一带，从南方抄后路进攻汴梁。

在中国历史上，蒙古人是第一次利用汉江进行大迂回的军队。当时的汉中、安康等地都属于南宋的领土，蒙古人选择这条路，实际上已经深入了南宋的地界，仅仅以三万人挑战两个国家，可谓大胆的冒险。

为了防止腹背受敌，拖雷的军队进入汉中地区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南对蜀道进行骚扰，避免南宋派军队从四川截断蒙古人的后路；另一路则顺汉江而下，到达光化（现湖北省老河口）一带。

蒙古人从光化花了四天工夫渡过汉江，与金兵遭遇。两兵接触之后，蒙古人突然退却，消失得无影无踪。金兵感到迷惑不解。实际上，蒙古人就躲藏在光化对岸的树林里整整四天，白天不吃饭，晚上不下马，让金兵以为他们离开了。

四天后，蒙古人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金军面前，将其击败。金国溃兵进入了邓州城死守。

由于暂时无法攻克邓州，拖雷略过了邓州城向北方前进。泌阳、南阳、方城、襄城、郏城等地相继被蒙古人攻克。拖雷进军神速，金军在堵截中疲于奔命，顾此失彼。

双方的主力在钧州（现河南省禹州）以南的三峰山相遇。此刻，正值冬天，大雪纷飞。金军中有女真人，也有汉人，对寒冷的天气并不适应。蒙古人采取接连不断的骚扰战术，让金军得不到休息，又冻又饿，被全歼于三峰山。

至此，拖雷的大迂回取得完胜。由于蒙古人已经获得了金国北方、西南方、西方、东北方，而金国的东南方又与宋接壤，已经没有了后方基地可以利用，灭亡已成必然。

蒙古人作为世界上最擅长迂回和奇袭的民族，在历次战争中，将迂回攻势运用到了极致。在夺取金国中都（现北京）的战役中，蒙古人从山西迂回紫荆关，抄中都的后路。灭金之战中，又从陕西经过汉中进入湖北，迂回到金国以南。在与南宋的对峙中，又迂回到云南大理，以图对南宋实行全包围。在对中亚花剌子模的战争中，又先迂回到更遥远的布哈拉，将首都撒马尔罕包围。

蒙古人的闪电奇袭，加上杀人无数的震撼战略，使得蒙古人成了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霸权。

这个霸权在创立之初，只不过是亚洲北部一个小山谷里的一群牧马人而已。那个小山谷，曾经是一个叫作铁木真的孩子眼中的整个世界。当他死亡时，他的世界却突然暴涨了数百倍。在他的一生中，这个世界是怎样扩张的？他又采用了什么步骤，一点点获得了他的家天下？

我们首先回到蒙古草原去寻找他的发迹之路。

从流亡者到蒙古之主

公元2013年，我骑车穿越了整个蒙古国的西部地区，对于蒙古的地貌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也理解了成吉思汗是如何从这个沙漠、草原、湖泊、山脉遍布的荒凉之国崛起的。

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国境内是由许许多多的大小部落组成的。这些部落分别居住在蒙古地区众多的山间盆地之中。

打开蒙古地图，对于军事地理最重要的是三列山脉：

在如今首都乌兰巴托之东是肯特山（Khentii Mountains），这座山没有明显的走向，而是一群山峰的聚合，所以也可以称为肯特山丛。

在乌兰巴托之西、蒙古中部偏西的位置，是杭爱山（Khangai Mountains），这里也是汉代远征匈奴最远到达的地区，在杭爱山东侧的草原上，也是匈奴、突厥等民族曾经的王庭所在。

蒙古西部与中国新疆、俄罗斯交界处则是阿尔泰山（Altai Mountains），这条山脉是蒙古的天然西界。中国新疆最著名的旅游景区喀纳斯湖，就深藏在阿尔泰山之中。

除了这三列主要山脉，蒙古境内其余的山脉大都可以看成这三列的延伸或者余脉。

三列山脉（丛）中最高的是阿尔泰山，密布着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峰。其次是杭爱山，它的主峰接近四千米，夏天时峰顶只有少量的积雪。肯特山最低，最高峰亦不超过两千米。但不要小看了最低的肯特山，从蒙古文明发展的重要程度而言，最矮的肯特山却是最著名的。

肯特山和蒙古东部高原融为一体，在这个山丛南面还有一个巨大的河谷平原，平原上有三条河流过，分别是克鲁伦河（Kherlen River）、图拉河（Tuul River）和斡难河（Onon River）。这个河谷平原就成了整个东部地区最好的草场，也是成吉思汗成名之前所居的土地。

除了三河河谷之外，整个东部由于地势平坦，生活着许多部落，这些部落又由于地形关系，更容易被统一成一个整体。成吉思汗统一东部后，就在肯特山区南面，一个叫作库库诺尔（Khokh Nuur）的小湖旁边加冕成为蒙古人的头领。

西部的两条山脉由于更加高大，从战略地理上来看，这样的山脉形成了若干易守难攻的战略地点。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之后，西部的重要性逐渐上升。

在乌兰巴托西面四百公里的地方，位于杭爱山的东麓，有另一片著名的河谷地带——厄尔浑谷地（Orkhon Valley），这片谷地曾经是匈奴和突厥人的王庭所在，可能是蒙古西部最大的谷地，后来成了蒙古古都哈拉和林（Kharkhorin，或者Karakorum）的所在地。

继续往西越过杭爱山，在杭爱山和阿尔泰山之间，又有一个巨大的盆地，这个盆地中间有着两个超大型湖泊吉尔吉斯湖（Khyargas Nuur）和乌布苏湖（Uvs Lake），由于气候干燥，乌布苏盆地宜居度远不如东部。但这里却是进攻西方的前进基地。如果继续向西，越过阿尔泰山，就进入了新疆北部，也就是准噶尔盆地所在。

除了这几个巨大的河谷盆地之外，在蒙古还有许多小型的盆地，特别是中部和东部，每一个小盆地都可能是一个游牧部落的居所。

这些盆地都环绕着一圈山峰，部落只要占据了四周的制高点，就可以随时发现入侵者，至于盆地中间，则是上好的马场，也是妇女儿童的居所。这样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游牧部族居住，一个小盆地正好可以养活一个部落，部落的大小由盆地的大小决定。只有少数几个超大型盆地，可以容许几个部族共同使用。

至于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是在盆地之间发生，大的部落并吞小的部落，其实就是把对方的盆地攻打下来。超大型盆地内部的战争更加频繁，直到出现一个超级部族占据了全盆地，这个超级部族由于占据了大型盆地，对于周围小盆地的小部族就有了优势地位。

成吉思汗的任务，就是依托于最大的三河谷地（平原），首先将东部大草原上的各个部落统一起来，变成超级部族，再向中部和西部扩张，将中西部的部落也都纳入统一的旗帜之下。

与地理相对应的是成吉思汗早期的蒙古部落分布。

在如今蒙古国最东部、靠近中国东北兴安岭的地方，居住着洪吉喇部，这个部族是成吉思汗妻子的部落。紧挨着洪吉喇部的西面，克鲁伦河以南，居住着强大的塔塔儿人。在成吉思汗时代，塔塔儿一直是金国的重要盟友，与蒙古人对立。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就是被塔塔儿人毒死的。

塔塔儿的西北方，在克鲁伦河、图拉河和斡难河的河谷，就是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地域。不过，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死后，蒙古人的另一支系泰亦赤乌人与成吉思汗支系分裂了，成吉思汗所在的部族影响力已经微不足道。除了泰亦赤乌人，蒙古人的札只剌部也是成吉思汗的敌人，这个部族有一个领袖叫札木合，他曾经是成吉思汗的安达（拜把子兄弟），最后却成了统一蒙古的竞争对手。

蒙古本部的北方还有两支不容小觑的势力，分别是分布在最北方贝加尔湖北岸的卫拉特人，以及南岸的蔑尔乞人。

蒙古人（包括与成吉思汗敌对的泰亦赤乌人、札只剌部）、塔塔儿人、卫拉特人、蔑尔乞人和洪吉喇部，就构成了整个蒙古东部的政治版图，也就是如今乌兰巴托以东的地带。

杭爱山和阿尔泰山所在的蒙古西部，则有另两个强权。最大的强权属于一个叫作克烈部的部落，克烈部的首脑叫脱忒邻勒，后来以王罕著称于世。脱忒邻勒（王罕）是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的安达。克烈部居住在杭爱山以东地区最肥沃的土地上，蒙古最著名的厄尔浑河谷就处于克烈人的控制之下。

克烈部以西，也是杭爱山以西，则是更加凶狠的乃蛮人。乃蛮人几乎是一切蒙古部落的敌人，在成吉思汗之前，他们不被认为是蒙古人。乃蛮人的中心在现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带，也就是杭爱山与阿尔泰山之间。

从文化上来说，克烈部和乃蛮人比成吉思汗那些人要先进得多。克烈部是一个信奉基督教（景教）的民族，乃蛮人也有不少基督信徒。

蒙古以外，在如今的新疆境内，则居住着畏兀儿人，也就是古代回纥人，现代维吾尔人的祖先。回纥人原本居住在蒙古，后来被吉尔吉斯人赶走，在唐代时进入了新疆。克烈部的景教信仰，就是从畏兀儿人那儿传过去的。

除了克烈部和乃蛮两个相对开化的种族之外，在他们的北方、现在的俄罗斯境内，还有一部分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人是突厥人的一支，在唐代时，它赶走了强大的回纥人，成了蒙古中部的主人，可后来又逐渐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在蒙古的西北方游荡。

西部的克烈部、乃蛮人、吉尔吉斯人，东部的塔塔儿、卫拉特、蔑尔乞、洪吉喇，以及属于蒙古本部的泰亦赤乌人、札只剌部，就成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拦路石。

由于东部地势相对平坦，西部更加陡峭，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采取了先统一东部，再并吞西部的策略。

他之所以崛起，得益于与两个部落的联盟关系，这两个部落分别是西部的克烈部（首领王罕）和东部的札只剌部（首领札木合）。在成吉思汗年轻时，他的妻子曾经被蔑尔乞人抢走，就是在这两个部落的帮助下把妻子抢回来的。

在统一东部的过程中，成吉思汗首先瞄准的是蒙古人的公敌塔塔儿人。塔塔儿人是较为开化的游牧部落，一直依附于金国，承担着帮助金国守卫边疆的责任。但由于塔塔儿人帮助金国镇压其他部落，成吉思汗惩罚塔塔儿人的战争得到了众多部落的支持。他甚至让金国人相信塔塔儿人背叛了金国，与金国联合夹击，消灭了塔塔儿。

塔塔儿人灭亡后，随着铁木真变得强大，东部的敌对势力都聚集在了札木合的旗帜下。札木合曾经是铁木真的安达，他和铁木真同样拥有统一蒙古东部的雄心，这两个人迟早要发生冲突。

在与札木合的决斗中，成吉思汗得到了克烈部的帮助。他们联合打败了札木合、泰亦赤乌人、蔑尔乞人。

洪吉喇部一直是成吉思汗的盟友，而卫拉特部远在北方，也逐渐被蒙古人所征服。王罕地处西部，在位置上与新征服领土距离较远。就这样，整个东部就成了成吉思汗的天下。

统一东部后，成吉思汗与王罕的克烈部发生冲突，双方各进行了一次奇袭。首先是王罕发动攻击，将成吉思汗赶到了蒙古与中国东北地区交界地带。但蒙古东部的后方却有极大的纵深，成吉思汗通过撤退避开了打击。蒙古人善于通过迂回打击敌人，截断敌人的退路，更善于通过纵深避开敌人的打击，避免被敌人截断退路。王罕由于进攻臂长超过了补给能力，不得不撤回，将蒙古东部还给了成吉思汗。

东部有纵深，王罕所在的西部却没有足够的撤退空间，在他的背后，还有乃蛮人顶着，不可能无限制撤退。当成吉思汗发动奇袭式远征，王罕由于没有纵深，被击败了。

王罕的灭亡，让成吉思汗势力扩张到了杭爱山东部，巨大的厄尔浑谷地成了蒙古人的跑马场。人口增加，放牧地数倍增长，使得成吉思汗拥有了更强大的实力去对付蒙古本土的最后一个敌人——乃蛮人。

乃蛮人处于蒙古西部，在杭爱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甚至扩张到了新疆北部地区。成吉思汗翻越杭爱山，击溃了位于乌里雅苏台地区的乃蛮人塔阳汗。

到这时，蒙古全境都并入了成吉思汗帝国的版图。平定了乃蛮人之后，成吉思汗一面继续平定位于蒙古的其他小部落，一面开始准备对外战争了。

蒙古的帝国时代

成吉思汗对于蒙古之外的地理是逐渐认识的。

在他统一蒙古时期，只知道在东南方向有一个大国：金国。塔塔儿人就是金国的附庸。

金国为了防范蒙古人，曾经修筑了一条长达数千里的长城，从黑龙江直达山西大同之外。蒙古人和金国的边界以大兴安岭、苏克斜鲁山（大兴安岭南段）、阴山为界，金国在这条界线上修建了一连串的长城和堡垒，防止游牧民族侵入。

除了金国，成吉思汗认识的第二个国家是西夏。在击败乃蛮人的过程中，乃蛮人曾谋求与西夏合作对抗蒙古。虽然西夏没有出兵，却被成吉思汗当作劲敌。蒙古人与西夏边界在阴山、贺兰山区。

再向西，则是畏兀儿人和西辽（喀拉契丹）的地界。成吉思汗击败塔阳汗时，塔阳汗的儿子屈出律先是逃往了畏兀儿人处，由于畏兀儿人投靠蒙古，屈出律继续逃窜，到了西辽，被西辽国王耶律直鲁古收留。屈出律取代了耶律直鲁古，篡夺了西辽。这次篡权使得西辽进入了蒙古人的视野。

在西辽更远方，则是位于中亚地区的大国花剌子模（Khwarezmid）。花剌子模除了是一个国家名字之外，更常见的是作为一个地区的名字。花剌子模地区位于中亚咸海南岸、里海东岸，花剌子模国最早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小国家，以此为基地进行对外扩张，最大扩张时期囊括了整个中亚。

巧合的是，当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时，花剌子模也恰好处于扩张时期，刚刚统一了中亚。

关于花剌子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塞尔柱突厥（Seljuqs）统治中亚的时代。在塞尔柱之前，从阿拉伯半岛到波斯、中亚的广大领土都属于阿拉伯人建立的哈里发帝国。随着哈里发国家的衰落，从中亚出发的塞尔柱突厥人攫取了帝国的守卫权，他们表面上仍然尊奉哈里发，实际上哈里发却只是傀儡，塞尔柱人以苏丹（这个称号是低于哈里发的）的名义统治着伊斯兰世界。

塞尔柱苏丹时期，一位官员的奴隶由于勤奋和精明，在朝廷中担任了官职。塞尔柱朝的官职与封地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官职对应着一片封地，官员靠封地的出产来供养自己。这位名叫讷失的斤（Anush Tigin Gharchai）的人封地在咸海南岸的一个叫作花剌子模的地方。后来，这个地方就成了王朝的名字。

他的儿子获得了花剌子模沙（Khwarezm-Shah）的封号。他的孙子阿即思（Atsiz）已经强大到可以和塞尔柱苏丹对抗。

随后的几代经历了混乱，直到一位叫帖乞失（Tekish）的人在喀喇契丹（西辽）的帮助下登上了花剌子模沙的位置。帖乞失先是和弟弟苏丹沙（Sultan-Shah）缠斗多年，之后开始南征北战的征服历程，他的铁骑到达过中亚的每一寸土地，将大部分的城池划入了花剌子模的势力范围。

公元1200年，苏丹帖乞失死去时，花剌子模已经有了帝国的架构。接替苏丹帖乞失的就是他的儿子苏丹摩诃末（Muhammad II）。摩诃末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归并了伊朗和阿富汗大大小小的政权，从山区的古尔王朝，到里海南部诸国，都统一在苏丹的手中。

在弱小时，花剌子模曾经是契丹人建立的喀喇契丹（西辽）的附庸。摩诃末强大后，决定对西辽作战。西辽当时占领了中亚最富裕的河中地区（Sogdiana），那儿有历史名城撒马尔罕（Samarkand）和布哈拉（Bukhara）。借着和乃蛮残部屈出律的联盟，两家共同瓜分了西辽。

在当时人看来，花剌子模是比蒙古还强大的国家，也是西部首屈一指的大国。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并不了解，也不够自信，最初的野心只是针对西辽、西夏和金。

他首先选择了进攻西夏王朝。西夏位于金国和西域中间，从军事角度讲最为重要，是包抄金国的很好进攻点。公元1205年到1209年，成吉思汗三次攻打西夏，迫使西夏国王求和。

保证了西夏的归顺之后，成吉思汗开始对金国用兵。公元1211年开始，成吉思汗挥兵南下金国，从山西、河北、辽宁三方面用兵进入金国的领地。蒙古兵虽然取得了无数胜仗，却始终无法攻入重兵把守的北京城（金中都）。

几年后，金国求和，金国皇帝在取得和平后，主动将宫廷撤出中都，重新定都开封。这给了成吉思汗机会，他再次挥兵南下，从已经丧胆的守将手中夺取了中都。这里注定成为蒙古人未来的政治中心。

但就在蒙古人要灭亡金国时，突然从西方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由于蒙古人靠掠夺和贸易来获得军需，他们对商人特别友好。公元1218年，当一群蒙古商人（四百五十人）到达讹答剌城（Otrar，位于现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Chimkent附近）的时候，该城的主帅得到了花剌子模沙的默许，将蒙古商人尽数杀死。只有一个人逃离了灾难，把悲惨的消息带给了成吉思汗。

这件事就成了两大强权之间对决的起点，也是蒙古人西征的开始。

在战争起步时，人们更看好花剌子模，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蒙古人却一直隐藏在历史阴影之中，鲜为人知。但双方的战术却又迥然不同。

花剌子模继承的是中亚和波斯人的战法，即：战争中的军队以联军为主，兵力从各个附庸国抽调，指挥形式相对松散。在打仗的同时，主要运用政治手段同时打击敌人，利用合纵连横之法引诱敌人的盟友背叛。

成吉思汗却创建了一套崭新的军事架构。这个架构依靠对他的绝对忠贞来进行指挥。每一个将领对大汗本人都绝对服从，而二级将领又完全服从于一级将领。在兵员上也采取了全民皆兵的方式，蒙古社会完全按照出兵的数量进行划分，设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进行统治。

大汗一旦下命令出兵，蒙古虽然看上去是松散的游牧人群，却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从社会上压榨出最多的兵卒，并保持对于君王的绝对忠诚。他们会尽自己的全力去争取胜利，不会背叛，更不会逃避。

另外，蒙古人在进攻西夏、金的时候，摸索出了一套心理震撼战略。进攻城市时，最好的方式不是直接进攻，而是制造恐怖。将抵抗的城市夷为平地，将人口全部灭绝，对不抵抗的城市给予优待。最温顺的城市几乎不会受任何影响，蒙古人只派一个人去担任象征性的最高长官，真正负责行政管理的政治架构都不改变。

西征首先解决了盘踞在新疆一带的乃蛮人残部，也就是屈出律取代西辽后的政权。在蒙古大将哲别的打击下，屈出律未及交锋就落荒而逃，被捉住后送给蒙古人处死。

解决了屈出律，蒙古大军兵分四路向中亚扑去。在蒙古本部与中亚之间，是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盆地的东侧靠近蒙古，隔着著名的阿尔泰山，而在盆地西侧，经过天山余脉和伊犁河谷，与中亚著名的两河流域（河中地区）相连。这两条河流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冰川之中，汇入中亚地区咸海内陆湖，东边的河流叫作锡尔河（Syr Darya），西边的叫作阿姆河（Amu Darya，在成吉思汗时期，阿姆河可能汇入咸海西面的里海）。

锡尔河和阿姆河所在的河中地区，与伊拉克两河地区，中国的长江、黄河地区一样，依靠两条河流，在河流中间地带形成了繁荣的文明。文明的中心有三个，分别是：东南方的首都撒马尔罕，在撒马尔罕西侧、靠近阿姆河的布哈拉，以及在阿姆河下游的玉龙杰赤（Kunya-Urgench，在土库曼斯坦境内）。其中玉龙杰赤是花剌子模的发源地，撒马尔罕、布哈拉一直是中亚最著名的两座城市。

成吉思汗的目标是：兵分数路越过东面的锡尔河，向撒马尔罕进军，灭亡花剌子模。为了达到目标，他首先派出哲别向南从疏勒（现新疆喀什）进攻两河的上游浩罕（Kokand），让花剌子模以为蒙古人要从这里进军。但实际上他派出大军从更北方的伊犁向西进入锡尔河谷。在这里，他再将大军一分为四：

由二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率领一支部队进攻战争的挑起城市讹答剌，就是这座城市杀害蒙古商人导致了战争。

长子术赤率领另一支大军顺锡尔河向下，一路厮杀，目的地是下游城市毡的。

另外一支部队向锡尔河上游进军，进攻费尔干纳、浩罕等地。

成吉思汗则亲率大军越过锡尔河，向布哈拉进军，从后方包围撒马尔罕。

与成吉思汗亲征相比，摩诃末却在后方指挥，依靠着各地的将军们各自为战。

蒙古大军摧枯拉朽般扫到了锡尔河沿岸。在讹答剌，守城的哈尔只（也是杀害蒙古商人的守将）坚持了五个月。这座城市分成外城和内城，外城由他的部下守卫，最后，部下乘夜间逃走了，蒙古人占领了外城。哈尔只在内城又坚持了一个月，拼到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个人才被俘。

在费尔干纳首府苦盏（Khujand），守将帖木儿蔑里在河中沙洲上建立了堡垒，蒙古人的攻城器械和投石器伤害不到这里。而他却时常派出船只去骚扰蒙古人。当守军的人数终因消耗过大而越来越少的时候，帖木儿蔑里意识到除了逃走没有别的办法。他把辎重、财务搬上了七十艘船，自己率人登上一艘大艇，燃起火把，如同闪电一般顺流而下。

蒙古人先是在岸上跟随着他的船队，被他用弓矢打退了。当船队顺着河流到达下一个城市费纳客忒时，这座城市已经被蒙古人占领了。为了拦住他们，蒙古人拦江拉起了铁链。但帖木儿蔑里将铁链斩断，继续前进。

下游的两座城市毡的和巴耳赤刊都已经被术赤占领。术赤在毡的拉了一排船，在船上架好了火炮，专门等待这些逃亡者前来。帖木儿蔑里上岸奔逃，一度只剩三支箭，他被三个蒙古人追上。用一支钝箭射瞎一个蒙古人的眼睛，又对另外两个蒙古人说：“我还剩两支箭，舍不得用，却刚够你们二位消受。你们最好退回去，保全你们的性命。”蒙古人退走了。帖木儿蔑里抵达花剌子模，重新准备战斗。

但不管花剌子模的将军们如何英勇，蒙古人荡平了锡尔河岸之后，中亚名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也相继被攻克。苏丹摩诃末逃往了南方的呼罗珊地区（Khorasan伊朗、阿富汗与土库曼斯坦交界地带）。

成吉思汗再次分兵，让他的儿子术赤、窝阔台、察合台向北进攻花剌子模的老巢玉龙杰赤，他本人率兵南下，去进攻花剌子模的阿富汗领地，他的小儿子拖雷向西南前进，征服呼罗珊，而两位大将速不台和哲别则率兵向更西方前进，追击逃窜的苏丹摩诃末。

蒙古人在路上杀人无数，荡平了大量的城市，让中亚变成了一片血海。这次西征彻底击溃了花剌子模，占领了花剌子模在中亚、伊朗、阿富汗等地的领地，直达印度（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

在消灭对手的同时，成吉思汗又打听到了更远处的消息。

原来，哲别和速不台追击敌人时，竟然来到了里海和黑海之间的高加索山（Caucasus Mountains）一带。高加索山脉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也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山脉之一。

哲别和速不台通过了高耸的高加索山，绕过了里海，向北进入了现在的俄罗斯境内。他们打败了当地的土著钦察人（Kipchaks），并击败了一次俄罗斯联军。

大胜之后，因为作战距离太长，哲别和速不台撤回。但他们带来的消息就构成了蒙古人第二次西征的主要内容。

第一次西征后，成吉思汗回军继续处理西夏和金国的问题。拥有了攻城经验的蒙古人首先灭亡了西夏。在进攻西夏时，成吉思汗去世。

西夏灭亡后，蒙古人采取了本章引言叙述的战略，借道南宋，迂回进攻金国。灭金战争中，南宋决定与蒙古人合作进攻金国。两国的军队合力攻克了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现河南省汝南）。

由于南宋急于在灭亡金国后抢夺失地，与蒙古发生冲突，随之而来的是南宋与蒙古的战争。

但在叙述宋蒙之战前，先看看蒙古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西征。

由于哲别和速不台在第一次西征越过了高加索山到达了欧洲，加上成吉思汗把他的大儿子术赤（以及术赤的儿子拔都）封在了靠近欧洲的金帐汗国，蒙古人决定对欧洲境内发动一次新的远征。

这次远征并非由大汗窝阔台亲征，而是交给了四大支系的长子们，所以称为长子西征。辅佐长子们的是老将速不台，利用他第一次西征经历和战争经验来保证西征的胜利。

这次西征的主要目标是：从里海、黑海以北向现在的俄罗斯地区进攻，再向西南方，越过喀尔巴迁山进入欧洲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罗马尼亚、匈牙利地区。根据俄罗斯人自己的史书《诺夫哥罗德编年史》 记载，公元1223年哲别和速不台第一次远征时，一群语言未知、名称未知、种族未知、信仰未知的人突然从东面的黑暗中冲出来，打败了俄罗斯人的邻居钦察人。俄罗斯人组织了庞大的援军与蒙古人作战，他们懒洋洋趾高气扬地上马，以为是去解决个小问题就回家。但俄罗斯援军被蒙古人彻底击溃，满脸酒气的基辅公爵没有回家，反而被抓住折磨死了。

就在俄罗斯人战战兢兢等待蒙古人继续进攻时，哲别和速不台却撤退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俄罗斯人在忐忑中等了近二十年，几乎忘掉了蒙古人，突然间，第二次打击到来了。蒙古人的到来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实行的，他们派来了一个巫婆和两个随从到俄罗斯的梁赞公爵那儿，要求俄罗斯人向蒙古人进贡。公爵回答：“只有当我们一个不剩的时候，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的。”（Only when none of us remain then all will be yours.）

蒙古人采纳了公爵的提议，俄罗斯草原几乎经历了一次恐怖的毁灭，蒙古人攻陷了一座座城池，把城里的居民全部杀光。这是一次系统的灭绝行为。

上演了多次屠杀之后，蒙古人稍微休息了两年，再次开始了进攻，他们攻克了俄罗斯人的政治、文化中心基辅（Kiev）。基辅遭到了毁灭。接着，蒙古人从俄罗斯人的土地上经过，进入了东欧，他们在波兰打败了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联军，进入了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奥地利，甚至到达了达尔马提亚，前行到地中海附近。

就在这时，窝阔台大汗逝世，由于蒙古人没有很好地解决继承问题，各个长子要回去争夺大汗之位，第二次西征结束。在蒙古人回军时，他们最远到达的达尔马提亚与西欧世界的中心罗马只有一海之隔，直线距离不到五百公里。

第二次西征使得术赤的儿子拔都成为俄罗斯草原的主人，金帐汗国的领土到达了顶峰。

在进攻了欧洲后，蒙古人第三次西征再次回到了波斯和西亚。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之后，随着蒙古军队的撤出，花剌子模的后代扎兰丁又夺取了波斯的部分地区。蒙古派出了搠儿马罕去重新收复波斯，扎兰丁在搠儿马罕的紧逼下节节败退，最后死亡。搠儿马罕得到了波斯和阿塞拜疆，他的继任者拜住则迫使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地区臣服。

搠儿马罕和拜住的征服为第三次西征创造了条件。当蒙哥进攻南宋时，他同时派出了弟弟旭烈兀进行西征。

第三次西征的地域中，有两处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第一处是一个叫作阿拉木特（Alamut）的堡垒，这座堡垒在里海的南岸，属于一个奇怪的小教派哈撒辛派（Assassins），这个教派是什叶派下的伊斯马仪派的一个小分支，在历史上以刺客闻名。

旭烈兀第二个打击目标是巴格达的哈里发。蒙古人之前，阿拔斯朝的哈里发统治世界已经五百年了，即便哈里发早就失去了真正的权力，如同明治维新之前的天皇一样成了政治的摆设，可是没有人敢于废黜他们。不管突厥人还是波斯人，他们最多敢称为苏丹，却不敢僭越哈里发的称谓。

在蒙古人的打击下，巴格达的哈里发王朝正式结束。蒙古人一直打到了如今的叙利亚境内，继续向南扩张时，才被埃及的马木留克（Mamluk）王朝击溃。这也是蒙古人扩张的极致。

西藏、大理与蒙宋战争

在蒙古人征服的地理范围内，有两个特殊的地区值得提到：大理和西藏。

公元1247年，在西北的凉州（现甘肃省武威），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这时恰逢蒙古人派兵越过四川进军大理的前期，蒙古将领、王子阔端在这里会见了一位来自西藏的高僧萨迦班智达。这次会见史称凉州会盟。

萨迦班智达之所以来凉州，是代表西藏商谈投降条件的。当蒙古人征服了西域和中亚，并扩张到欧洲、西亚之后，西藏如同一个巨大的楔子横亘在蒙古人的统治地域中间。在蒙古人获得了中国北部之后，当时西藏到中原的道路经过藏东北的昌都地区，向北过无人区到达青海湖的东侧， 这里比邻蒙古人控制的陕西与甘肃，已经进入蒙古人的战争范围。

在宋代，大理对于中国仍然是不折不扣的附属国，保留着相当的独立性。而西藏在唐代（公元七世纪）时，曾经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国家吐蕃，由历代赞普进行统治。安史之乱后，吐蕃人一度成为唐朝最强大的对手，占领了西部地区，直达新疆，甚至攻陷过唐代的首都长安。

最初赞普政权是一个带有当地宗教苯教性质的世俗政权，松赞干布做赞普时，从尼泊尔和中国内地引入佛教。佛教地位抬升，成了国教。

数代之后，由于佛寺占了社会过多的资源，世俗政权的税收大幅度减少，吐蕃政府吃不消了。赞普朗达玛选择了灭佛，由此引发了严重的教派、宗派斗争。唐朝末期，统一的吐蕃也分崩离析，藏域的佛教归于消亡。

一个多世纪后，一位印度的僧人阿底峡再次把佛教带回了雪域高原，佛教重新在西藏兴盛。但此时西藏并不统一，各地由许多小型的世俗政权所统治，即便有的小国君皈依了某个教派，但由于存在众多的政权竞争，很难说当时的政府是政教合一的。

当蒙古人进攻西藏时，西藏由于没有统一政权，群龙无首，甚至连个与蒙古谈判的人都不好选。这时人们突然想到了在藏域威望最高的僧人——萨迦班智达，决定请他出山与蒙古人谈判。

萨迦班智达属于西藏萨迦地区的一个佛教小支派——萨迦派（俗称花教），萨迦班智达出使蒙古，表面上是将西藏地区和平地移交给蒙古人，实现了蒙古人在西藏的统治，但另一方面，却意外地让蒙古本部皈依了藏传佛教。

西藏和蒙古的合流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蒙古人从此有了国教，变成了宗教化的民族；其次，蒙古帮助西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虽然经过波折，却一直保留；再次，蒙古人在西藏建立了官僚制度，这也是历史上西藏并入中央帝国纳入管辖的起始阶段；最后，西藏的归附，也让蒙古人获得了足够的信息，经过吐蕃人的土地对大理发动了一场堪称经典的远程打击。

蒙古人与南宋的冲突，开始于蒙古从金国手中获得河北、山东地区。由于与南宋有了小部分的接壤，两者产生了零星的冲突。

但双方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则是在蒙军与南宋联合灭亡金国之后。由于蒙古人口少，制度落后，无力在已经征服地区维持稳定的政权，在灭亡了金国之后，将大军撤回了北方，在黄河一带留下了大量的空城。

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后，获得了湖北省西北部和河南省西南部的唐州、邓州地区，但南宋念念不忘的三京（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都在蒙古人的掌握中。南宋决定乘蒙古人北归，袭取三京，却遭到了惨败。蒙古以此为借口，开始对南宋进行大举征伐。

南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在金国灭亡的第二年，窝阔台大汗开始南征宋朝。在本书的《楔子》中已经详细谈到，当时，蒙古人与宋朝交界主要有三条通道，分别是西方陕西、四川交界的蜀道，中部河南、湖北交界的南襄隘道，以及东部江淮地区通道。

窝阔台派次子阔端经过蜀道攻打四川，三子阔出走襄阳，大将口温不花和史天泽进攻江淮。

在三路大军中，阔端率军从大散关进入汉中地区，击溃了宋军的重重抵抗，直入四川盆地。在接下来几年内，四川遭受了蒙古军队的大范围蹂躏。蒙古人甚至直达长江口，进逼湖北，只是由于蒙古人没有能力建立稳定政权，四川才能在蒙古人蹂躏过后，重新被南宋控制。

中路军在攻克了襄阳后，被宋朝大将孟珙阻挡，随后，孟珙发动反击，取得了在中路的主动权。

东路军虽然在江淮地区烧杀掳掠，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极端凋敝，却被名将杜杲阻挡，无法渡江。

公元1241年，随着大汗窝阔台的死亡，蒙古人对南宋进攻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虽然南宋在对辽、金的战争中表现得极其糟糕，在对蒙战争的初期，却表现了极高的军事技巧。蒙古人撤退后，四川在名将余玠的镇守下，在关键地带建立一系列的城堡，利用步步防守来牵制蒙古人的进攻；荆州地区则在孟珙的领导下，建立了完备的防御体系。在各位名将的主持下，南宋成了蒙古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大汗蒙哥即位后，利用将领郭宝玉几十年前提出的计策，选择实施远程攻击，利用吐蕃人的信息进攻大理，再从大理、陕西、湖北、江淮对南宋实行多重夹击。

于是就有了本书《楔子》中那一幕。公元1253年，忽必烈大军兵分三路灭亡大理。大理平定后，忽必烈北归，留下镇守云南的大将兀良合台率军向西北方向，降服了云南全境，并以云南为基地，向南进攻越南北部（安南），迫使安南国王称臣。

在获得了西南地区之后，蒙哥命令南北夹击，组织新一轮征宋。这一次征宋本应该成功，却由于蒙哥大汗在钓鱼城下突然死亡，南宋又逃过一劫。

蒙哥死时，蒙古人的凝聚力已远不如第一、第二代大汗时期，各个支系都争着回去选举大汗，联合攻宋计划也随之被放弃。

从战略上讲，蒙宋战争的战略高峰是这次蒙哥的进攻，他利用了整个中国的宽度，从陕西到大理，再到越南、广西、湖南，加上常规路线的配合，也是中国军事战略史上的一个巅峰，却最终功亏一篑。

但进攻所造成的冲击力让南宋王朝也到了尾声。为了应付蒙古人的进攻，首先垮掉的是南宋的财政。为了筹集军事款项，南宋政府往往依靠滥发纸币获得财政收入。但由于军事需要过大，纸币出现了与国民党在公元1948年造成的法币灾难同样的情况，纸币已经形同废纸。南宋政府又想靠土地来解决财政问题，进行地权改革，但改革的结果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崩盘，到这时，政府再也没有钱来进行大规模的作战了。

南宋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获得了大汗之位的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大将阿术（兀良合台之子）从中路进攻两湖地区，蒙古人开始了对襄阳持续数年的围困。公元1273年，蒙古人攻克襄阳。到这时，南方的大门终于打开。

一年后，鄂州失守，又过了一年，建康失守。年底南宋首都临安被围困，并于第二年元月被攻陷，南宋灭亡。

蒙古人最终以最不擅长的消耗战获得了对南宋的胜利。

蒙古帝国塑造的现代中国

在中国人看来，元朝只是一个如同唐、宋、明、清一样的朝代而已，但蒙古人却认为，他们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中国只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他们把元朝看作是对汉地的征服，而不是对汉人政权的继承。

不管谁是谁非，有一点却是明确的：蒙古对现代中国疆域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甚至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南方界限是由蒙古人划定的。之前有许多地区还属于外国，但之后，那些在蒙古征服中被并入中央帝国的国家在未来大都成了中国的领土，而蒙古人没有征服的地区，现在大都成了外国。

最典型的是西南方的西藏和云南。在宋代，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放弃了大渡河以外的领土，使得云南被排除在宋朝疆域之外，而西藏在唐宋时期也一直保留着较强的独立性。经过蒙古征服，这两个地方正式进入了中国的统治范围，直到现在仍然保持在政权之内。

在宋代，与西藏、云南类似独立的还有东南亚的众多国家，这些国家与大理一样，属于附属国却有独立的统治权，蒙古人也试图征服这些国家，却失败了，导致它们现在仍然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并吞南宋时，蒙古人的扩张已经进入尾声，版图边缘的各个小国对蒙古人的抵抗越来越有成效。全世界似乎联合起来对付蒙古。

蒙古人在东南亚遭遇了数次惨败：他们试图入侵越南南部的占婆，但海上的入侵行动被占婆人坚壁清野拖住了。他们又试图借道越南北部的安南进攻占婆，当时统治安南的是一个陈姓王朝（越南人称为陈朝），陈朝皇帝知道唇亡齿寒和假道灭虢的道理，派遣著名将领陈兴道两次击败了蒙古。陈兴道也成了越南人最尊崇的武圣，其地位高于胡志明。

蒙古入侵过缅甸和泰国，都无法在那儿建立长久的统治，只得撤回。蒙古人进攻爪哇也没有成功。

这些蒙古人没能建立统治的国家（越南、缅甸、泰国）就永久性地成了外国。由于明代继承了元代的版图（又有缩小），清代也以蒙古为蓝本来规范版图，使得中国的疆界逐渐稳定，从帝国圈形成了更加稳定的归附性政治体。

除了东南亚之外，蒙古人在东亚也遭到了失败，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都以失败告终。朝鲜虽然暂时被征服，但其反叛力量始终没有被消除，无法像其他地区一样形成有效统治。

唯一例外的是蒙古本土，按照这个划分，蒙古本土也应该包括在现代中国领土之内，却在民国时期独立了出去，成了独立的国家。

除了亚洲东部之外，在其他地区，蒙古的扩张也遇到了阻碍，进入了衰退期。

在南亚，蒙古曾有机会征服印度，在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时，就进入巴基斯坦境内（当时属于印度），却没有形成有效统治。成吉思汗死后，西部的蒙古人一直处于严重的内争之中，察合台汗国和波斯汗国之间长期敌对，察合台汗国还和忽必烈打仗，使得他们腾不出精力来对付这个广阔的次大陆。后来蒙古人终于有时间对付印度了，印度却进入了繁荣期，一个伟大的国王阿拉乌德丁（Alauddin Khalji）毫不留情地把蒙古人击败，把蒙古士兵的头颅割下来垒起了金字塔。阿拉乌德丁也成了印度人的英雄。

在西方，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成了穆斯林的英雄，战胜了蒙古，遏制了蒙古的扩张，埃及从此成了伊斯兰教的中心。

在俄罗斯，蒙古始终无法接近波罗的海，他们停留在距离港口城市（也是北方文化经济中心）诺夫哥罗德（Novgorod）数百公里的地方。俄罗斯的王公们逐渐恢复了生气，积攒着实力，他们虽然臣服于蒙古人，却又保持着独立性，等他们足够强壮时，将从蒙古人手中接管领土，建立同样庞大的俄罗斯帝国。

帝国分崩离析时

公元1368年八月，朱元璋的军队攻陷了元大都，元顺帝率军撤往了关外的上都，之后继续逃窜，撤回了蒙古的故地，在那儿建立起了残余的北元政权。北元所控制的人口只有百万左右，与动辄上亿的元帝国无法比拟。大汗国（即元朝）这个蒙古汗王之首，建立不过百年（从忽必烈算起）就在风雨飘摇中倒台。

在元朝倒下之前的十一年前，蒙古的另一个巨大汗国——波斯汗国已经倒下。波斯汗国在一百零一年间换了十六位汗王，可见其内部斗争的激烈和不稳定。当旭烈兀打下江山之后，历任汗王都眼睁睁看着埃及人在跟前挑衅，却无法将其征服。

准确地说，在公元1335年，波斯汗国就解体了，许多个地方政权崛起，将旭烈兀的后代们变成了傀儡。最后的汗王甚至已经没有了记载，只能从发现的古钱上辨认他们。

位于中亚和新疆南部的察合台汗国存在的时间更久，这个汗国本有可能征服印度，但它的汗王们更热衷于与北面的窝阔台汗国、西面的波斯汗国打仗，甚至与金帐汗国、元朝发生冲突。结果印度还在那儿，察合台汗国却分裂了。

它曾经兼有中亚的河中地区和新疆，但随后汗国分裂成了两部分，西面的河中地区突厥化了，他们自称突厥人，东面的新疆地区仍然自称察台人（即察合台人）。接着，成吉思汗之后突厥人帖木儿（Amir Timur）在河中的兴起，彻底抹掉了西部的记忆。帖木儿还扫净了波斯汗国的残余，再次将中亚统一起来。

帖木儿之后，一个从血缘上是帖木儿（父系）和成吉思汗（母系）双重后代的人——巴布尔（Babur）——终于挥兵印度，将这颗最璀璨的明珠收入囊中，建立了伟大的莫卧儿（即蒙古）帝国（Mughal Dynasty）。莫卧儿帝国直到英国人进入印度才逐渐消亡，对印度影响深远，可以算是蒙古人难得的遗珠。

察合台的东部汗国存在到公元1570年，被同属于察合台世系的叶尔羌汗国所灭。不过，蒙古人仍然是新疆的主宰，直到他们被清朝的军队击败。

金帐汗国存在了两百多年。俄罗斯的王公们先是服从于蒙古人，再逐渐积攒力量，到了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时代终于击败了蒙古人。金帐汗国分裂成了喀山、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几个小汗国，这些汗国有的存在到18世纪晚期才被俄国人并吞。

蒙古帝国之所以解体和消失，源于蒙古人口稀少、社会和制度落后。这样的民族占领了更加先进的地区后，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保持传统，却无法保持占领地的控制力，最后由于占领地的反抗而退走；二、被同化，从而丧失原来的民族性。

蒙古人在汉族区域的统治可谓两种选择的摇摆，一会儿希望保持独立性，一会儿又不得不汉化，内斗和外部反抗同时摧毁了蒙古帝国。

元朝后期，由于蒙古人无法控制如此庞大的社会，结果元朝不是突然间死去，而是如同一个麻风病人，身体逐渐溃烂、脱落、解体。

由于对南方的统治始终薄弱，最先脱落的地方从南方开始。随着元末统治的削弱，在山东、河南一带出现了汉人反抗蒙古人的运动。但最大的反抗还是出现在原本南宋的地域内。

这里分裂出了许多不听从蒙古人的小碎片，这些小碎片拥有着军队武装，驱赶着蒙古人的统治。他们分分合合，互相竞争，试图取代蒙古人。由于无力派军南下，蒙古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碎片并吞壮大。

其中最强大的几个碎片都位于长江流域。在上游的四川、重庆地区，是一位叫作明玉珍的军阀，他定都重庆，建立了一个称为大夏的政权。在中游的江州（现江西省九江）和武昌，是军阀陈友谅的天下，他建立了大汉政权。明玉珍和陈友谅原本都属于红巾军徐寿辉的部队，徐寿辉起家于湖北，最终被陈友谅所杀。

在陈友谅的下游，是一位前和尚的地盘。朱元璋在集庆（后来的应天府，现江苏省南京）建立了大吴政权（朱吴）。朱元璋曾经从属于郭子兴，郭子兴死后独立，他眼光独具，认准了南京这个古都，并以此为基地开始向外扩张。

但在朱元璋刚刚定都应天府时，他的位置却并不是特别有利，遭受了来自长江上游和下游两个方面的压力，上游就是陈友谅的大汉政权，下游占据苏州、杭州、上海一带的，是另一个与朱吴同名的政权——张士诚建立的大吴政权（张吴）。

在张士诚南面的浙江南部，还有一个军阀方国珍。

在方国珍的南面，如今的福建一带，是军阀陈友定。广东是军阀何真控制的地区。这两个军阀忠于元朝，却无法左右政局。

真正的竞争出现在长江中下游的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和方国珍之间。特别是陈友谅和朱元璋，两人胸怀大志，任何一人击败了另一方，都会立刻北伐中原，取代元朝。而次级军阀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更多采取了割据的做法，无力统一全国，却又不想被统一。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南到北完成统一的战争，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做到逆规律而行，其原因更多是由于元朝势力的薄弱，如果北方政权足够强大，朱元璋并没有机会完成统一大业。

朱元璋统一的战略是：

一、首先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首当其冲的是盘踞在江西和两湖的陈友谅，之后则是盘踞苏杭一带的张士诚。一旦获取了这两个地方，就得到了中国的粮仓。

二、完成第一步之后，再通过地理优势压迫浙江南部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和广东的何真，将南方掌握在手中。到这时，整个中国南方只有四川的明玉珍和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仍然在控制之外了，不过，这两个地方并不影响统一的大局。

三、掌握南方后，再进行北伐。北伐从与江苏接壤的山东开始，由山东进入河南，这两个地区被占领后，也就获得了进攻元朝首都以及河北地区的基地。

四、北上进攻元朝首都，将河北地区收入囊中。一旦完成了将蒙古人赶出大都的任务，把守住了燕山关口，元朝就象征性地落幕了。这时，再派军扫荡其他地区。

五、扫荡其他省份的步骤是：从河北进入山西，从山西进攻陕西，从陕西和湖北两方面进入四川，再从湖南和四川（重庆）两道进入云南，完成最后的统一。

如果不是蒙古的分崩离析，朱元璋要想反攻北方，会在华北平原遭到来自山西的压迫。从南方进攻北方，暂时性获得平原并不难，但北方只要不放弃山西、豫西、北京以北的高地，就总可以利用暂时的撤退加大南方进攻的臂长，当他们疲惫时，就是反攻的时机。

但蒙古人早已不似当年，缺乏战斗力，又得不到统治区汉人的拥护，才让朱元璋完成了近代之前唯一一次从南到北的统一。

土木堡：蒙古旁支的逆袭

在河北省怀来县城东面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叫土木堡。这里曾经耸立着一座城堡建筑，可所有的防御设施都已荡然无存。土木堡看上去只是北方农村一个最普通的小村子。

如果仔细打听，可以找到一个电信发射塔下的小院子，现在是个卫生所。小院的角上有一座小庙，庙门紧锁，水泥的门楣上写着：显忠祠。整个建筑小到让人无法相信它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由于有了公路和汽车，从北京到土木堡只需要坐两个小时的汽车。向北出了北京城，经过居庸关，一过官厅水库，就到达了土木堡，公路距离不到一百公里。但这段微不足道的距离，在明代却成了一位皇帝无法走完的行程。

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在大太监王振的怂恿之下，明英宗御驾亲征与属于蒙古人远支的瓦剌人（现在叫作卫拉特人）作战。二十万明军在太原附近与瓦剌人一接触，就感觉大事不好，连忙向北京撤退。

在北京的西方和北方，自古以来有两条路沟通了北京与北方草原，最著名的一条是从北京向北经过居庸关到达河北的怀来、张家口；另一条不那么有名，却也属于“太行八陉”之一，是从北京西面的易县翻越紫荆关，前往蔚县（也就是战国时期的代地）和大同。

明英宗从居庸关出兵去往大同，却在回师时犹豫不决。当皇帝最终选择了居庸关时，已经晚了。大军撤退到土木堡，被瓦剌人团团围住。此时，明军距离居庸关只有百里之遥。

土木堡处于高地之上，水资源缺乏，皇帝的大军饥渴难忍，掘地两丈都找不到水。瓦剌人的首领也先佯装撤退，皇帝立刻中计，以为是逃跑机会。当明军放弃了防守，拔营向南撤退时，也先杀了回马枪，将明军彻底击溃，二十万大军在瞬间消失。大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等大臣死难。

皇帝在太监喜宁的陪同下，向也先投降。这就是历史上令人震惊的土木堡之变，也是蒙古人对中原王朝的又一次打击。

自从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建立了明朝，新王朝的历代皇帝都很重视如何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明太祖和明成祖进行了多次得不偿失的北伐，以消灭蒙古人残余势力为目标。

真正让蒙古衰落的，不是明朝的进攻，而是内部的纷争。由于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即所谓的黄金家族）不断内斗，沉浸在光荣的过去无法跳出，反而是蒙古人的一个旁支卫拉特人得以壮大。

卫拉特人最早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他们就是广义蒙古的一支重要力量，那时候他们被称为斡亦剌。由于蒙古人居住在草原，而卫拉特的地方属于森林，卫拉特就是“林木中人”的意思。

草原上的居民已经进入了畜牧业时期，森林中却仍然以打猎为生，生活方式更加落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过程中，卫拉特人并非主角，却先后参与了扎木合的大联盟，以及乃蛮人塔阳汗的联盟，对抗成吉思汗，这两次联盟都遭败绩。

当成吉思汗将塔塔儿、克烈部、乃蛮人一一击破，卫拉特终于顺应了潮流，承认了成吉思汗的领袖地位，卫拉特人因此成了蒙古人的一支。由于他们很配合，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对卫拉特人也格外优待。在蒙古人的各个汗国中，卫拉特人出了不少皇后和妃子，也出了不少驸马。比如，在早期，卫拉特的首领就娶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女儿和术赤的一个女儿，他的女儿也嫁给了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当贵由成为第三任大汗时，这个女人就成了地位显赫的皇后。

由于扩大领地的需要，卫拉特人也从贝加尔湖岸的森林中走了出来，向西迁移到了蒙古的西北以及邻近的俄罗斯地方，居住在萨彦岭和唐努乌梁海一带，那儿有条大河叫叶尼塞河。

这里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带，在它的北侧是吉尔吉斯人，南侧是曾经的乃蛮故地。蒙古各大汗国扩张时，卫拉特人恰好居住在西南的察合台汗国、西方的金帐汗国、东方的元朝和蒙古本部之间，是各个汗国拉拢的对象。卫拉特人也在各个汗国之中服务着，不时帮助这个攻打那个，又帮助那个对抗这个。

元朝灭亡时，位于中亚和新疆的察合台汗国也处于衰落之中。明朝的军队始终不够强大，无法占据关外的广大地域，只能用长城锁链死守中原。卫拉特的各个部族乘机向四面扩张，他们进入了蒙古西部地区，占据了新疆的北部和俄罗斯、哈萨克的一部分，变得愈加强盛了。

当黄金家族的蒙古人被明朝击败后，卫拉特人甚至占据了乌里雅苏台到哈拉和林一带的蒙古中部，成为明朝不可小视的力量。这时的蒙古已经分裂成了以卫拉特人为代表的漠西厄鲁特蒙古（西蒙古）和以黄金家族为代表的东蒙古。为了对付蒙古人，明廷采取了合纵连横的方式。当东蒙古强大的时候，就支持卫拉特人，当卫拉特人强大的时候就支持东蒙古。但由于东蒙古从地理位置上夹在卫拉特和明朝之间，在三者的博弈中逐渐处于下风，地域广大的卫拉特部越战越勇，大有统一之势。

公元1418年，一位叫作脱欢的卫拉特人继承了父亲的首领地位，并统一了卫拉特各部。公元1434年，脱欢又战胜并杀死了东蒙古的首领阿鲁台，统一了东西蒙古。这是北元衰亡后，蒙古本部第一次获得了统一。只是权力已经不掌握在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手中，而是落入了卫拉特人之手。

由于遵从黄金家族成员才能称大汗的传统，脱欢并没有称大汗，他把一个叫作脱脱不花的黄金家族成员扶上了汗位，自己满足于“太师”的职位。

脱欢死后，他的儿子也先继承了太师之位。也先南征北战，卫拉特蒙古人的势力从朝鲜半岛起，联合了东北的女真人，横越整个蒙古大陆，包含了新疆北部地区、甘肃省的北半部、内蒙古的长城以北，直达中亚的楚河、塔拉斯河一带。

从地域上看，卫拉特人创造的大帝国足以和匈奴人、突厥人、柔然人，以及蒙古帝国早期相媲美，一个新的游牧帝国正在冉冉升起。

最不愿看到这一幕的是位于中原的明朝皇帝们，他们把卫拉特人称为瓦剌，心怀惴惴地望着北方日益狰狞的邻居。但在如何对抗卫拉特人的策略上，明朝政府却采取了自伤和掩耳盗铃的做法。

一方面，明朝政府知道卫拉特人的强大，为了遏制他们，政府关闭了与卫拉特人的边贸，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方法。在明代，各个边境城镇出于税收和繁荣经济的目的是乐于设立集市的，但明廷认为，如果贸易过于繁荣，卫拉特人从中原得到更多的物资，会变得更加强大，威胁明朝的安全。他们下令限制与卫拉特人做生意，除了武器、金属等战略物资之外，甚至茶叶等生活物资也不准买卖。

明廷没有意识到，贸易永远是对双方有利的，限制对方的同时，也限制了己方的发展。正因为这个，明朝的边关永远只是不发达的边关，以军事目的为主，军人们生活艰苦，谁也不愿意长久待下去。

但明朝的禁止并不会消除卫拉特人的贸易，只会逼迫他们转向西方和南方，从西方获得金属和武器，从南方的藏区直接获得茶叶，将贸易链条绕开了明朝控制的区域。

绕开明朝的做法，又让明廷感到不安。北京政府不得不在禁止贸易的同时，开辟新的口子采取怀柔政策，这就是所谓的进贡制度。

在明代，进贡对于外藩来说，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买卖。每次对方纳贡时，朝廷给他们的赏赐总是要超过纳贡的价值。外藩纳贡越多，获得的回报越丰厚。由于明朝禁止中外贸易，纳贡就成了外国人和中国做买卖的唯一机会，而且是有利可图的大机会，所以，外藩都抢着纳贡，而朝廷则要限制外藩纳贡的规模和次数。

比如，资源贫乏的日本为了获得明朝的奢侈品，就接二连三向中国皇帝进贡工艺品、木材、刀具等皇帝并不需要的东西，来换取奢侈品。由于日本进贡太频繁，来人太多，皇帝只好对日本做出限制，一方面对日本的贡品大幅度压价，甚至只给到日本人希望价格的六分之一；另一方面规定日本人不得频繁地进贡，每十年进贡一次，每次只允许两艘船、两百人。

结果，这些限制根本无法满足日本人的贸易需求，日本就只好发展海盗行动，这就是倭寇时期。 所谓倭寇，并不纯粹是日本人的贪婪造成的，也是明朝政府限制贸易的结果，导致许多沿海居民与日本人勾结起来，对抗中央政府错误的贸易政策。

与日本人一样，卫拉特人也发现进贡可以赚钱。卫拉特的朝贡队伍也越来越庞大，最初一次的朝贡只有几十人，后来则达到几百人，最后有数千人之多。蒙古人还从朝贡次数上做文章，以前一年一次，后来则一年两次、多次。每次来人，一路上各个地方衙门就要出人出力提供马匹车辆、楼堂馆所，地方政府也叫苦不迭。朝廷在赏赐上的花费也越来越高，即便富有天下的皇帝也受不了，只得变相地允许蒙古人在边境处做一部分贸易，不用把所有的贡品都带往北京。即便这样，还是有大量的人拥入，随着卫拉特的强大，局面越来越失控。

公元1448年，当也先又派了一个号称三千五百人的大型朝贡团前来的时候，明英宗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一面叫人严格核对人数，发现贡团实际上只有两千人；一面叫人按照实际人数以及蒙古人希望价格的五分之一付账。

明英宗的做法激怒了也先，第二年，他派出了庞大的骑兵开始进攻明廷。明英宗在宦官的怂恿下决定亲征，这才有了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后，也先乘机进攻北京，被于谦挫败。

这时，卫拉特人的势力达到了高峰，甚至人们开始担心它又会形成另一次帝国时代。但就在这时，情况却发生了逆转。也先的傀儡大汗——黄金家族的汗王脱脱不花——不再甘心受人摆布，开始反抗也先。也先只能杀死他，自己当上了大汗。

根据蒙古人的规矩，只能由黄金家族的人担任大汗，也先遭到了部下的反对，被部下杀死。

也先死后的卫拉特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威慑力，但没有人再能够统一蒙古。黄金家族的人再次被拥立为汗王，却并不掌握实权。直到属于黄金家族的达延汗即位后，形势才有了改观。

达延汗统一了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将卫拉特人赶出了蒙古的东部和中部。从此，卫拉特人开始定居在如今的新疆北部。只是，达延汗可以统一大漠南北，却无力再向中原扩张，蒙古人的时代过去了。

第二十章　清帝国的新疆域（公元1618—公元1911年）

山海关不是明长城的终点，明代为了防范女真人，还修建了一条以山海关为起点，向东北到鸭绿江边的辽北边墙，因此，长城的终点在丹东市东北虎山南麓鸭绿江畔。

清朝之所以能够把漠南蒙古牢牢控制，是因为它建立了一套牢固的政治制度，将蒙古人分成了八旗二十四部，这些旗部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就这样，漠南蒙古的游牧民族就被中央集权化了，无力再挣脱中央政府的控制。由于在漠北喀尔喀蒙古无法建立强大的控制，只好仍然采取招抚模式，这导致清朝灭亡后，两地出现不同的归宿。

清朝初期，蒙古人已经分成了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其中漠西厄鲁特蒙古属于卫拉特人，也是清朝的劲敌。清初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清和准噶尔的碰撞史，且只能有一个赢家。

噶尔丹从新疆出发，攻克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并借道漠北喀尔喀蒙古进攻北京，被康熙皇帝击败。在噶尔丹之前，漠北喀尔喀蒙古不愿归顺清朝，但在噶尔丹的逼迫下，他们不得不依靠清朝对抗噶尔丹。清朝降服喀尔喀蒙古，可以说得到了噶尔丹的“帮助”。

准噶尔人为了进攻西藏，翻越昆仑山，纵穿了西藏北部的羌塘无人区。这个无人区至今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无人区，也是生命的禁区。

清朝击败了准噶尔人，获得了对西藏的全面统治，设立了驻藏大臣。又是准噶尔人帮助了清朝。

乾隆帝时期，下令平定了准噶尔人，使得这个割据势力除了留下一个名字，其余什么都没有剩下。清朝由此获得了北疆地区（准噶尔盆地）。

清军征服南疆，除了用军事手段之外，还运用了经济和政治手段：在征服地区使用当地人，进行怀柔统治；在未征服地区，以贸易的形式，用布匹换取当地的马匹和粮食，从而削弱了大小和卓的叛乱力量。

清代的改土归流运动，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彻底并入了中央集权模式，成了现代政权的蓝本。

大小金川之战后，清朝从扩张帝国转换成一个内敛的朝代，在当时的地理和经济、科技条件下，中国已经达到了允许的最大边界。

西方人到来之前，中国的战争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陆地地形的把握，只要掌握了中国的山川地理，就可以依据地理条件来进行防御或者攻击；第二，注重战略，不注重武器。千百年来，中国战争武器的进步非常有限，很难有一方在武器上有绝对优势。

西方人到来打碎了这两个战略，他们从海上发起进攻，并利用坚船利炮获得速胜，对于中国而言都是颠覆性的。海权时代到来了。

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明朝万历皇帝仍然沉浸在太平盛世的美梦中，在中国东北，一位女真人将领却发出了进攻明朝的宣言。

这份宣言列举了所谓“七大恨” ，表明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受到了明朝的七重伤害。实际上，宣言中所指的事件，只有第一条（明军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的确是巨大的伤害，其余的只能称为边境上的小型冲突。关于明军杀死他的祖父和父亲，还属于误伤，事实上，明朝与两人的关系很不错，他们是给明军带路时被误伤的。

所谓七大恨，带着很强的拼凑痕迹，与其说是双方已经陷入了不可原谅的仇恨之中，不如说只是一种战争的借口而已。

发表檄文后，兵马强壮的努尔哈赤在战争中屡屡获胜，明军陷入了彻底的被动。明代在辽东的疆域主要在辽宁省境内。我们常以为明长城是从西面的嘉峪关到东面的山海关，但实际上，为了防范东北的蛮人，明代还从山海关出发，向北方和东方修建了一道长城，起于辽宁省绥中县境内的锥子山，历经葫芦岛、锦州、阜新、盘锦、鞍山、辽阳、沈阳、铁岭、抚顺、本溪等市，直达丹东市东北虎山南麓鸭绿江畔，这道长城有另一个名字：辽北边墙。明代的疆域就在这道边墙之内，墙外是蛮人居住地。

努尔哈赤先是征服了墙外如今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广大地区，然后开始进攻墙内的抚顺和铁岭一带。他在抚顺以东的边墙外（现新宾县）建立了首都兴京，随后，以兴京为基地，在萨尔浒挫败了明朝的围剿。

明清之际，从北京前往辽宁地区的主要通道是山海关。这条路靠近海边，一面是松岭—黑山山链，另一面是大海，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连接辽宁的沈阳地区与北京，称为辽西走廊。在更遥远的古代，这里曾经是海边的烂泥地，唐宋时期，随着海退，人们开始利用这条通道，明代已经形成了坚实的土地，成了连接关内外最重要的孔道。

努尔哈赤经过了几次胜仗，已经接近了辽西走廊，却在这儿与明代锦州、宁远、山海关的守军对峙，无法前进。

努尔哈赤死后，儿子皇太极数次绕道进攻北京地区。除了山海关的辽西走廊之外，古代要进军北京，可以走河北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穿越燕山中的长城，到达河北和北京地区。这条路是山路，不便于进军。皇太极入关后只能形成骚扰战，劫掠一番就撤回关外，无法占领北京城。

皇太极进攻北京虽然失败了，他的进攻却已经造成了蝴蝶效应，产生了意料不到的后果，让明朝在内部崩塌了。

明朝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要对付清军的入侵，还要动用更多的军队。明政府只能靠加税来筹集军费，民间的税负普遍增加了一倍，社会经济的垮塌制造了大量的流民。

为了节省财政，甚至把驿站人员（驿卒）裁撤，这些走投无路的驿卒都变成了民间哗变的一部分。明朝的士兵由于兵饷不足，也频繁地闹事。

更意想不到的是，当清军进攻北京与河北地区时，从各地来的勤王军也纷纷造反。与清军作战的明军被打败后，逃兵们也加入了劫掠的队伍。

明朝就这样被大大小小的叛乱吞噬了。

叛乱分子经过多次整合之后，变成了两支著名的起义武装：李自成和张献忠。张献忠进攻四川建立了政权，而李自成更是从陕西进入山西，最后进攻北京得手，灭亡了明政权。

李自成进北京后，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随即投降了清廷，使得清廷获得了辽西走廊的控制权。一个政权的内部垮塌竟然如此彻底，对清廷而言，天险得来全不费工夫。

对于历史学家，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金国灭亡北宋之后，宋王室随即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并存在了一百多年。为什么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后，在南方却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南明政权呢？

这同样和明朝坍塌的形式有关。北宋虽被灭亡，但社会结构仍然存在，即便在北方区域内，也有着大量的自治势力组织民众与金人对抗。在南方，也形成了坚强的抵抗核心，并不时有北伐的举措。

明朝的坍塌却是来自内部，由于王朝过于集权化，当清人入侵后，随着民间反叛的兴起，集权式政府就彻底失灵了，它的失灵又导致了社会的崩塌。当清军占领北京后，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竟然没有成型的反抗力量。

另外，由于明朝的集权化过于严重，官僚们的能动性更小，不敢自己当家做主，没有了主子，就要赶快再找一个主子。许多地方不仅不反抗，反而在等待着清军的南下和占领。他们没有反抗意识，更没有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和对清朝的愤恨。

在南方，虽然明朝的宗室也建立了南明政权，但内部的不协调与纷争毁掉了南明政权的抵抗能力。结果，清军南下势如破竹，各个击破，南明的残余势力兵败如山倒，只能一次次南逃，从江淮地区撤到了浙江、江西，再继续退往广东、福建、云南。清军压境云南时，又只能从云南撤往缅甸。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缅甸人交给吴三桂杀害后，明朝宗室领导的抗清活动就彻底消失了。

在元代，由于元政府在南中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和税收机构，导致南方分崩离析。在清代，皇帝对汉族区域的控制要比元朝彻底得多，也造就了清朝两百多年的江山。清政府是中国中世纪制度中最完善的，它采取了经济上宽容民间，但政治和思想上强力控制的方式，保持对社会的牢牢掌控，却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果不是外来入侵，清朝也许还会多维持一两百年。

清朝的统治给现代中国也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我们现在的地理基础就是清朝打下的。在中国，完全帝国模式的王朝只有两个，除了元朝之外就是清朝。明朝是一个内敛的国家，其有效疆域大都限于如今汉人主导的地区，清朝的帝国主义传统却将西藏、新疆、蒙古、川西的广大地区纳入了中原的有效统治，这些区域占现代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

作为本书的结尾章，我们不去追究清军在中原的作战，因为它利用的山川地理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无数次涉及。本章只对清军在汉域之外的征服进行回顾。

黄金家族的黄昏

清朝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是对中华帝国外围地区的控制，这些地区人口稀少，却拥有着巨大的地理价值。在孱弱的朝代，它们独立成为一个个小国，即便在强大的朝代面前，它们虽然称臣，却保持着一定的独立行政权。

清朝不仅控制了这些地区，还通过改土归流将许多地方变成了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在其余的地区也派去了驻军，使得它们再也无法从中央帝国分离出去。

在所有的地区中，最早被清朝人征服的是如今的内蒙古地区。

满洲时期，蒙古人已经分化成了所谓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个部族。明朝时蒙元王室后裔回到漠北，传承了数代，被卫拉特人脱欢和也先所取代。但也先强盛过后，蒙古黄金家族再度复兴，成吉思汗的后代达延汗成了蒙古人的首领。达延汗死后，蒙古本部被划分成了漠南和漠北两部分。漠南继承了大部分的人马，由达延的长子统治，而漠北则留给了小儿子。这就是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的来历。

卫拉特人衰落后，向西方逃窜，进入了如今的新疆北部地区和青海省，构成了漠西厄鲁特蒙古。

这三个蒙古再继续划分，在漠南蒙古又分为察哈尔部、科尔沁部和喀尔喀部，察哈尔部就是达延汗的后代，是漠南蒙古的主体。科尔沁部靠近东北地区，是比达延汗更早的移民。喀尔喀部则是元代大臣的后裔，位于科尔沁部和察哈尔部之间。在距离满洲人较近的地方，还有满洲人（杂有蒙古人血统）的扈伦诸部，包括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等部族。

漠北喀尔喀蒙古分成了三个部分，从东到西分别是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清招降漠北喀尔喀蒙古时，又增加了一部叫作三音诺颜部，构成了漠北喀尔喀蒙古四部。

在漠西厄鲁特蒙古，卫拉特人也分成了四部，分别是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和硕特部占据了新疆乌鲁木齐一带，随着准噶尔部的崛起，又被排挤到了青海地区。土尔扈特最初在新疆塔城一带，后来被准噶尔人排挤，迁往了欧亚边界的伏尔加河地区。杜尔伯特部在北疆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准噶尔部最初在新疆伊犁河流域，后来扩张征服了杜尔伯特部，赶走了土尔扈特部，将和硕特部逼往青海，并征服了南疆的维吾尔人，成了新疆地区的霸主。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除了进攻明朝、降服朝鲜之外，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这些蒙古部族上。最先被收复的是同属于满洲人的扈伦诸部，其次轮到了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

科尔沁部与满洲人关系密切。虽然两者曾发生过战争，可是，当从正统的察哈尔部诞生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林丹汗时，情况出现了变化。科尔沁人发现，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度，与其接受林丹汗的统治，不如与满洲人结盟对抗林丹汗。这样，蒙古科尔沁部就成了满洲人最早和最忠实的盟友，在历次作战时都能看到科尔沁人的身影。

收服了科尔沁部之后，满洲人要对付的是漠南蒙古的喀尔喀部。后金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在努尔哈赤与明发生战争时，喀尔喀部的首领参与了纷争，被努尔哈赤擒获。

这次失败并没有让喀尔喀部完全臣服，它不时发动叛乱。但这部分蒙古人夹在几大势力之中，一面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一面是满洲与科尔沁联合体，另一面则是南方的明王朝，在三方势力的压迫下，喀尔喀部最终投向了努尔哈赤。

到这时，蒙古境内只有强大的林丹汗能够与努尔哈赤对抗了。林丹汗的统治中心在元代的上都、忽必烈当年所建的开平。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率领科尔沁、喀尔喀联军向林丹汗进军。林丹汗的暴虐导致了内部的叛乱，更削弱了他的力量。他被赶出了蒙古故地，向青海境内逃窜，死在路上。

清朝之所以能够把漠南蒙古牢牢控制，是因为它在蒙古建立了一套牢固的政治制度。在历代对付蛮族人时，总是无法将中央集权制度推行到蛮族，只能满足于对方的臣服权，但行政权仍然保留给了对方。一旦中央政府控制力下降，对方立刻反叛。

清政府却在漠南蒙古推行了一套与满洲类似的旗人制度，将蒙古人分成了八旗二十四部，这些旗部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就这样，漠南蒙古的游牧民族就被中央集权化了，无力再挣脱中央政府的控制。

但这套制度在漠北喀尔喀蒙古实行得却并不彻底。清朝在征服了漠南蒙古之后，漠北喀尔喀蒙古也顺势归顺。但清朝对漠北喀尔喀蒙古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招抚上。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部表面上归顺于清政府，行政权却相对独立，清政府的控制并不牢靠。

直到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被打败之后，漠北喀尔喀蒙古才彻底归顺，但是独立性仍然大于漠南蒙古，融合的时间又不够长。清朝灭亡时，漠北喀尔喀蒙古也分离了出去。

清朝取代了明王朝，又征服了漠南蒙古，臣服了漠北喀尔喀蒙古之后，有一个人却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人自认为是又一个成吉思汗，拥有着建立新帝国的野心，与清政府对抗了一辈子。但他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正是他帮助清朝获得了新疆、青海、西藏，并迫使漠北喀尔喀蒙古彻底投靠了清朝。

这个人就是准噶尔人噶尔丹。

准噶尔：最后的蒙古帝国

在如今蒙古西部，阿尔泰山和杭爱山之间，有一个叫作科布多盆地的平原，盆地的中央至今耸立着一座数百年的兵营废墟。

废墟在现代科布多城的北面，只剩下了一圈残破的泥土城墙。城墙的残高不超过三米，变得处处豁口，有些墙体已经夷平不见，但整体还能看出是个方形。

城墙里的建筑一概不剩，只是偶尔能在地面上看出一点点隆起，那可能是当初的官衙。根据记载，城区曾经有一座官衙和七座寺庙，现在都不见了踪影。另外还有一些几何形的土垄，那或许是建筑残存的墙体，或许是菜地的痕迹，而直线形的凹陷就可能是水渠。

曾经熙熙攘攘的城门也变成了一片土堆，在这里生活过的士兵们早已成了尘土。城墙里残存的大树或许来自当年的中国人，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树下，牛在吃草，孩子们在玩耍，一切显得和平安详。

整个古城区除了北部的数顶帐篷之外，没有任何持久性的建筑。在北面的城墙外，紧挨着城墙，当地居民建设了一批房屋，低矮、破旧，建造房屋的泥土可能就取自城墙。

城北方是巍峨的红羊山，整座山体都是红色的，形状奇特，让人产生敬畏。

这座城市在民国时期被一个叫作假喇嘛的军阀所焚毁，当地居民在古城的南部又建起了大片的建筑，就是现在的科布多城。

如今的科布多城属于穆斯林和佛教徒的混住区。这里有哈萨克人，也有卫拉特蒙古人。距离古城不远处是一座带着金顶的清真寺，清真寺马路对面，有一个不起眼的佛教寺院。对比巍峨的清真寺和渺小的佛寺，可以看出，占据主流的宗教已经变成了伊斯兰教。

科布多的市中心耸立着一座小型的剧院，旁边是苏联式的政府大楼。大楼的前面竖立着两座雕像，其中一座，是为了纪念一位卫拉特将领，在他的雕像基座上写着：噶尔丹，1644—1697。

噶尔丹是最后一个蒙古帝国的建立者。他属于卫拉特人中的准噶尔部。

科布多曾经是一座准噶尔人的城市，但现在这里住的却不是准噶尔人。清代的乾隆皇帝平定了准噶尔割据势力后，把另一支卫拉特人杜尔伯特部迁到了这里，科布多就变成了杜尔伯特人的大本营。

不过，杜尔伯特人仍然记得噶尔丹，建造了这座雕塑来纪念他。

在清朝征服了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时，西方的新疆地区还有一个足以与清朝掰手腕的漠西厄鲁特蒙古政权。漠西厄鲁特蒙古属于曾发动土木堡之变的卫拉特蒙古人。

在土木堡之变后，卫拉特人衰落了，从漠北蒙古迁移到了新疆北部，并分成了四部，分别是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和硕特部。起初和硕特部最强盛，但随后被准噶尔部取代。准噶尔部逼走了土尔扈特部，降服了杜尔伯特部，并将和硕特部赶到了如今的青海省境内。随后，准噶尔人又征服了南疆的维吾尔人，将整个新疆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其影响力直达中亚。

准噶尔和清朝分别占据了中国北方的东、西两端，都雄心勃勃地希望建立更大的帝国。幸运的是，清廷最终获得了中原。如果是西方的准噶尔人获胜，很可能建立一个更偏向于西部的政权，放弃中华传统。

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年轻时曾经在西藏学习佛法，他的一位同学叫桑结嘉措，后来当上了西藏的摄政王（第悉），噶尔丹本人也获得了达赖喇嘛的封赏，形成了准政教合一的体制。他拥有蒙古人的身份，又占据了新疆，持有西藏的信仰，这种背景很可能让他建成一个横跨蒙古、新疆、西藏的大帝国，并向中原和中亚扩张。

即便他不占领中国，只要他统一了蒙、疆、藏三部，那中国就被封锁在东亚地区，从陆路上与中亚相隔绝，丧失了与丝绸之路上各国的联系。

清廷征服漠南蒙古、中原，并让漠北蒙古臣服之时，恰好也是噶尔丹扩张的高峰时期。作为蒙古人，统一了新疆之后的噶尔丹首先想到的，是继续统一蒙古各部。噶尔丹最魂系梦萦的就是成吉思汗发源的漠北蒙古地区。

噶尔丹的大军从新疆进入蒙古西部，横扫了漠北蒙古四部，获得了漠北蒙古的控制权。

漠北蒙古的喀尔喀人属于黄金家族，并不想接受支系的噶尔丹统治，他们宁愿逃到清朝求救。漠北蒙古的求救给了清政府机会。四部与清朝原本只有松散的宗主关系，清朝想插手他们的内部事务，会立刻遭到反对。但噶尔丹入侵后，四部已成丧家之犬，只好彻底臣服于清朝，让清朝拥有了干预行政的权力和驻军权。

获得漠北蒙古后，一个新的计划也在噶尔丹的头脑中形成：借道漠北蒙古，从漠北蒙古东部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再南下北京进攻清王朝。如果这个计划成功，意味着准噶尔人将成为中国新的主人。

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噶尔丹借口清剿喀尔喀人，从漠北蒙古东部到达了位于中蒙边境的呼伦湖，从呼伦湖南进，越过贝尔湖，进入察哈尔部的属地。他击溃了漠南蒙古的部落联军，向北京前进。

为了抵御噶尔丹，康熙皇帝派遣大军从喜峰口和古北口北进，迎击噶尔丹，相遇在了如今赤峰附近的乌兰布通。

两个处于扩张期的游牧民族战斗力都很强，幸运的是，双方的火力水平却决定了战争的成败。

在与明军的交战中，清军已经火器化了，在清朝的部队中有了专门的火炮部队，使用的是威力巨大的红衣大炮。噶尔丹由于地处内陆，仍然以传统的骑兵为主，他赖以扬名的是大量的骆驼组成的驼兵部队。

在与其他部族交战时，骆驼兵的快速行进和吃苦耐劳成了准噶尔胜利的保障。但当噶尔丹的骆驼兵碰到清军的红衣大炮时，立刻处于劣势。在炮兵营的轰击下，骆驼阵崩溃了。噶尔丹沿着来时的路退回了漠北蒙古境内。

在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和中国时，在他的老巢新疆，一位年轻人——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了针对他的叛乱，控制了新疆地区。策妄阿拉布坦为了对付叔叔，立刻承认了清政府的权威。

当噶尔丹退回漠北蒙古时，发现已经无法回新疆了。他试图以武力进攻策妄阿拉布坦，却以失败告终，这位野心勃勃的君王拼尽一生，却发现无家可归了。他盘踞在漠北蒙古西面的科布多城等待机会。

更糟糕的是，康熙皇帝为了对付他，决定御驾亲征。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之外，只有明成祖和清初诸帝能够进入北方茫茫的草原。双方在如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南面的昭莫多遭遇，并展开了大战。这次仍然是清军的火器决定了成败，准噶尔人留下如山的尸堆，逃走了。噶尔丹最后的根据地也失去了。

离开漠北蒙古后，噶尔丹试图回新疆哈密地区，却被拦截。他只好南窜宁夏，试图经过青海，回到他曾经学习的西藏。这一次，他又被清军所阻。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自杀。

他死后，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却继承了他的野心，准噶尔人的战乱仍然没有结束。

西藏并入帝国疆域

在明代，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归顺附属关系，中央是西藏的宗主，实际的行政管辖权却有限。到了清代，最初中央政府也仅仅保留了象征性权力。

当准噶尔人把和硕特部赶到青海之后，和硕特部与西藏的关系密切起来。西藏正处于教派的内斗时期，达赖喇嘛虽然经过几次转世，但仍然只是众多的活佛之一，并没有掌握西藏的行政大权。

五世达赖为了控制西藏，邀请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从青海前往西藏，帮助他统一西藏。

和硕特蒙古由此和西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联，从理论上，达赖喇嘛是军事和民事的最高领袖。但实际上，却是由和硕特部的汗王出军队保卫西藏，而西藏的民事则掌握在达赖喇嘛任命的一位摄政王的手中。通过这种安排，和硕特部就在西藏拥有了极高的地位。

噶尔丹时期，他的同学桑结嘉措当上了摄政王，勾结噶尔丹杀掉了和硕特部的车臣达延汗（固始汗的儿子）。这时，拥有极高威望和权力的五世达赖喇嘛也去世了。摄政王桑结嘉措为了继续掌握权力，故意隐瞒了达赖去世的消息，迟迟不任命六世达赖，自己掌握了政权，代替死去的达赖喇嘛进行统治。

噶尔丹死后，和硕特部的拉藏汗见桑结嘉措没有了靠山，乘机从青海进入西藏，杀掉了桑结嘉措，和硕特部再次掌握了西藏的控制权。

取代了噶尔丹的策妄阿拉布坦同样野心勃勃，妄图建立庞大帝国。由于西藏掌握了蒙古人的信仰，他首先征服的目标就是西藏。

策妄阿拉布坦组织了一次极端大胆的攻击。 在清初，从外界进入西藏的常用道路只有三条，分别是从四川进入西藏的炉藏官道、从青海进入西藏的蒙元大道，以及从尼泊尔进入西藏的蕃尼古道。最后一条路是通外国的道路，不做讨论。

另两条路中，炉藏官道从四川西部的打箭炉（现四川省康定）折向北方，经过道孚、炉霍、德格、昌都、洛隆、边坝、嘉黎，最后到达拉萨，大略相当于从康定折向川藏北线，在昌都再走游人稀少的川藏中线到达拉萨。蒙元大道则由蒙古人开辟，从青海西宁出发，向南到达玉树地区，再折向西南，经过黑河（现西藏那曲）到达拉萨。和硕特部进攻西藏，大都走蒙元大道。

除了这三条常走的道路之外，在西部的阿里地区，还有一条与新疆喀什地区连接的克里雅商道，但由于过于艰险，很少有人使用。在克里雅商道与蒙元大道之间，则是一千多公里长的羌塘无人区。以昆仑山为界，山南是西藏高原的羌塘，山北则进入了新疆塔里木盆地。在历史上，羌塘无人区是令人谈之色变的死亡地带，几乎有进无回。

策妄阿拉布坦派出大将策凌敦多布进攻西藏，恰恰选择了这个不可能路线。策凌敦多布先是跨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南疆，再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昆仑山，进入了西藏羌塘无人区，一路向南到达拉萨。由于他选择的道路过于惊世骇俗，拉藏汗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出现，于是战败被杀，准噶尔人占据了拉萨。

策凌敦多布占领拉萨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康熙帝派遣大军一万三千人从青海（走蒙元大道）进入西藏，援助西藏人驱赶准噶尔人。大军进到了藏北的那曲地区，与准噶尔人遭遇。由于地处高寒，粮运困难，加上地形不熟，清军被准噶尔人袭击了粮道，弹尽援绝，支撑了百余日之后，全军覆没。这是清军在西藏地区的最大损失。

康熙帝听说大军失败，立刻决定再次起兵。他吸取了前次的教训，决定从四川和青海两方面同时进军。大将岳钟琪率军从四川沿炉藏官道直扑拉萨，与此同时，大将延信的军队从蒙元大道也到达了那曲地区。

准噶尔人由于在拉萨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受到了西藏人的反对，他们立足不稳，在岳钟琪的打击下，向北逃窜，在那曲地区又被延信击溃，狼狈逃走。

赶走了准噶尔人之后，清朝乘机在西藏地区建立了统治基础，设立了驻藏大臣。虽然日常行政工作仍然由当地政府负责，但驻藏大臣拥有否决权和重大事务决定权。清政府还规定了达赖喇嘛的转世规则，除了由当地人寻找达赖转世之外，还规定必须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仪式，加强了喇嘛转世的监督。同时，清政府开始扶持另一个大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并将后藏的部分地区划给了班禅，试图在达赖与班禅之间形成平衡。

经过了改造的西藏虽然仍然有很大的独立性，却已经嵌入了清政府的制度框架之中，形成有效管理，与其他更遥远的属国区分开来，西藏的特殊架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基础。

西藏归附后，准噶尔人或叛或附，仍然是清政府最大的敌人。康熙帝之后，雍正帝和乾隆帝都曾经为征服青海和新疆的蒙古人殚精竭虑。

直到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政府才最终平定了不驯服的准噶尔人。此时距离清朝建国已经一百多年，花了几代人的工夫才最终将西部和北部的巨大疆土收入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中。

作为独立性最强的准噶尔人，在乾隆时期遭到了灭顶之灾。这个部族曾经控制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却只有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 乾隆皇帝对这个民族恨之入骨，必让这片土地上不剩一个准噶尔的后代。 曾经的庞大帝国，以种族灭绝而告终。

在新疆的土地上，只留下了一个准噶尔盆地的地名，却再也没有了当年那个英勇的种族。

南疆的臣服

在准噶尔与清王朝争夺霸权的斗争中，现在新疆南部的维吾尔人地区最初从属于准噶尔人，当清廷获胜时，又成了清朝的附庸。

维吾尔人在唐朝时称为回纥人，居住在蒙古境内。在回纥人之前，蒙古居住着突厥人，随着突厥帝国的崩溃，回纥人占据了突厥人的领地。在唐末，回纥人又被吉尔吉斯人击败，逃往了河西走廊地区和新疆东部。随着蒙古人的兴起，回纥人继续南迁来到了现在的南疆地区，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各个绿洲上，选择了伊斯兰教作为他们的宗教。

当北疆的准噶尔帝国扩张时，维吾尔人地区由于信奉了伊斯兰教的不同支派，分成了白山派和黑山派两大势力。由于黑山派占了上风，噶尔丹以支持白山派为借口入侵南疆，扶持了白山派的首领，建立了傀儡政权。

随着准噶尔的灭亡，南疆表面上臣属于清朝。领导南疆的是两位兄弟布罗尼特和霍集占，当地人尊称他们为大和卓、小和卓。出于对独立的渴望，他们发兵对抗清王朝，于是大小和卓之乱爆发。

大和卓的基地在喀什，小和卓的根据地在叶儿羌（现新疆叶城）。兄弟两人起兵从南疆出发，沿塔里木盆地的西北沿，向中部重镇库车进军。但兄弟两人却被清军击败，被围困在库车城内。只是由于清军将领的疏忽，他们才逃回了南疆。

大小和卓出兵失败后，就轮到清军出击了。为了彻底征服大小和卓，清朝将军兆惠率军向南疆两和卓的老巢进军。兆惠首先进攻了叶儿羌，不想这次他又被围困在了叶儿羌，情况危急。

三个月后，清朝才发兵解救了弹尽援绝的兆惠，撤回了库车。

经过了此次围困，兆惠等人意识到，由于地理广阔，仅仅依靠战争是不可能获得南疆的。

由于大小和卓在战争筹款时，对当地人进行了严苛的压榨，加上用人不当，已经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兆惠展开了政治战和经济战。

一方面，在已征服地区进行减税，并任用当地人担任首领；另一方面，将南疆奇缺的物资如布匹运送来，与当地人交换粮食和马匹。南疆虽然缺少布匹，但布匹并不是必需的军事物资，而粮食和马匹却是战争最不可或缺的。清军利用这种隐蔽的措施，逐渐削减了大小和卓的军事优势。

兆惠再次发兵时，大小和卓已经很难抵抗清军的入侵。他们逃往了境外的巴达克山（现阿富汗境内），被当地人杀死后送给清军。

大小和卓的灭亡，让清政府获得了新疆的最后一块领土——南疆，也是新疆地区最富裕的所在，最终彻底统一了新疆。

清政府征服南疆的过程也预示着在未来统治新疆的思路。作为不随意屈服的民族，维吾尔人并不害怕战争，却又有着过好日子的渴望。只有理解和支持了他们的愿望，采取怀柔的政策，避免高压，才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同与支持。

作为最后一块征服的土地，新疆仍然是不稳定的。清代后期，新疆还发动了一系列的叛乱，但每次叛乱都作为契机，反而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即便在沙俄手中丢失了部分领土，但作为主体的新疆最终保持了下来。

大小金川：帝国扩张的极限到了

除了新疆、西藏、蒙古等新获得的领土外，清政府在一些内属的领土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在中国历代的历史地图上，人们往往习惯于夸大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比如，秦代已经在广东地区建立了郡级行政单位，但实际上，秦只能控制广州等城市周边很小的区域，而出了城市，进入广大山区之后，这里的山区居民并不归秦管辖，秦也不熟悉山区的地形和社会结构。广东虽然名义上属于中央帝国，却充斥着化外之地。

明代，在南方和西方各省仍然存在大量的化外之地，比如湖南、湖北西部，贵州、广西、云南的山区，以及四川西部。这些山区的居民不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仍然过着近乎独立的生活。

中央政府为了显示自己的控制力，往往满足于给部落首领加封一个官职，委托他进行统治，算是“归化”了他们。但实际的行政权仍然由首领们单独行使，中央政府无权干涉。首领死后，权力归他们的子女，不能由中央政府撤换。这些首领就是所谓的土官（或者土司）。

清代是对这些山区居民征缴最激烈的朝代，基本上将位于湖南、湖北、广西等地的山区飞地消灭，废除了土司制度，设立了行政区划，派遣外地的官员前来管理，这些官员就是所谓的流官。

即便在贵州、云南等更加偏远的地区，改土归流运动也在进行之中。中央政府习惯于把少数民族不服从中央称为叛乱，但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对原本近乎独立地区的合并运动，将它们整合到中央集权统治管理的框架之下。

在清代发动的所有的合并行动中，四川的大小金川反抗是规模最大的两次。

在北京西北方，颐和园通往香山的香山路上，路的北面是一排连绵的小山，这些小山北邻百望山，东临香山，南面则是玉泉山。在小山里，有许多成为废墟的石头堡垒。堡垒的墙壁异常高大，如同体格巨大的房屋，带着如同城垛的牙豁。这些堡垒已经存在了两百多年。

在四川西部的金川、小金和丹巴县境内，则有众多的碉楼，这些碉楼是石头所砌，高达几十米，如同巨大的烟囱三五成群地屹立在群山之中。

人们很难想象，北京的废堡垒与四川的碉楼实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两者长得不怎么像，但北京的堡垒是四川碉楼的仿制品。当年乾隆皇帝在攻打四川西部大小金川失利后，知道当地的碉楼是清军行动的最大障碍，特别在北京仿造了碉堡，用来练兵。直到现在，北京山中的堡垒仍然作为当年大小金川之战的遗迹而存在。

在四川省西部，有一条重要的长江支流叫大渡河。大渡河上游，在丹巴县附近由两条河汇聚而成，分别是东面的小金川与西北面的大金川。四川省现在有两座县城，金川县和小金县，分别坐落在两条支流上。

大小金川总人口只有几万人，但从大金川第一次叛乱，到第二次被征服改土归流，一共经历三十年（从公元1747年到公元1776年），其中热战时期也有十三年。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当地表现强势，欺凌周边，清朝派遣川陕总督张广泗前往镇压。由于大金川位于川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易守难攻，加上碉楼的保护，张广泗竟然吃了败仗，被乾隆帝斩首。

皇帝再次派遣名将岳钟琪前往，大金川才投降。这次战争经历了三个年头，以莎罗奔投降、皇帝赦免而告终。虽然只是一个小土司，清朝却一共花费了白银两千多万两（相当于鸦片战争的赔款额）才镇压下去。

公元1766年，乾隆帝再次联合当地九名土司征讨大金川。但这次征讨让当地土司们意识到，如果他们土著人不团结，清廷会将他们一一击破，土司未来的权力只会更小。于是，经过时断时续的战争状态后，原本与清廷结盟的小金川反而加入了大金川的叛乱。

这次叛乱直到公元1776年才告平定。清军动用了六十万人，花费了七千万两白银。由于地域狭小，具体的战争并不复杂，大多数时候是清军对堡垒的围困，却无法攻克。

大小金川之役以当地的改土归流而告结束，却预示着中央帝国的边界已经扩大到了极致。由于地理的限制，清廷哪怕想再往外扩展，都由于群山的阻隔，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

一个数万人、数百里的小地方在借助了地理优势之后，都必须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用如此长的时间才能攻克，那么，在更广阔的中亚、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几乎不再具有扩展空间了。

从这时开始，清朝从扩张转换成一个内敛的朝代，在当时的地理和经济、科技条件下，中国已经达到了允许的最大边界。它带着更大的野心，却服从了客观条件的限制。皇帝们不知道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在到来。

海权时代的来临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在通州与北京之间一个叫八里桥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改变中国战争观念的血战。

通州是古运河的终点站，漕粮从南方运到通州后，再经过一条细小的河流通惠河运往北京城。八里桥就在通州与朝阳区交界的通惠河上。

这一年，骁勇善战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三万骑兵和两到三万步兵，在八里桥一带布防，准备迎战从海上来到的英法联军。

在之前一年，僧格林沁在天津的大沽口打败了英法联军，击毁击沉了英国四艘舰船，打死打伤英法士兵五百多人。

然而第二年，卷土重来的英法联军依靠着阴谋诡计从大沽口北面的北塘登陆，绕到了大沽口炮台的后面进行攻击。炮台的大炮都是固定的，只能对海上射击，无法覆盖后方的陆地。英法联军攻克了大沽口，并占领了天津。

随后，联军向通州挺进，接近中国的首都北京城。在八里桥作战三天之前，僧格林沁已经在通州的张家湾与英法联军发生了一次遭遇战，战斗以清军撤退告终。

外国人的进攻之路是一条全新的、看上去充满了风险的路线。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都依靠陆地，借助山川之胜进行防守。以北京为例，自古以来，北京的威胁大都来自北方和西方的游牧区域。在游牧区域与北京之间，隔着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只要把守好燕山和太行山上的几条孔道，就基本上保证了北京的安全。

有时候北京也会受到南方的威胁，北京之南是华北平原，千里平原不容易防守，必须借助平地上的几条小河，在保定到沧州之间建立防御型的城寨，驻扎大量军队，依靠军队的机动性进行防御。

如果北方、南方、西方的兵力部署得当，北京就可以保证安全无虞。

在古代的军事家看来，最不可能出事的是北京的东南方。原因很简单：北京东南方的天津面朝大海，而海洋对古人就是一面无限高度的墙，没有人会从海上进攻北京。因此，这里是不用设防的。

西方人的到来终于打破了这条铁律，他们第一次从海上进攻中国。但清朝将领们似乎并不担心英法联军的到来。海上进攻看起来是出其不意，但船只的运输能力是有限的。英法联军能够运送上岸的不超过一万人。北京和天津之间是一马平川，缺乏战略地形，进攻部队即便登上了岸，也是背水而战，没有退路，很可能被拥有优势兵力的防守方消灭。

僧格林沁为了准备八里桥歼灭战可谓下足了功夫。张家湾之战虽然清军撤退，但这只是大战的前奏，战后，清军的主力不仅还在，甚至还得到了加强。

在八里桥布防时，僧格林沁投入了华北地区最精锐的部队，包括蒙古科尔沁、察哈尔部的野战骑兵。在清朝，除了与太平天国打仗的湘军、淮军之外，蒙古骑兵是最骁勇善战的部队。

英法联军总数不超过一万人，僧格林沁用六倍的兵力进行决战，拥有了必胜的把握。

英法士兵们并没有意识到清军已经做了埋伏。早上七点左右，他们从村子里出来列队上路，显得很随意。就在这时，突然从树林冲出了许多蒙古骑兵，他们目标分成了两个：第一，从正面冲击敌人；第二，企图绕到侧翼冲击敌人的后方。另外他们还布置了二十多门大炮，对英法阵地进行轰击。

一方是准备充分，另一方是仓皇上阵。谁胜谁负是可以预期的。

但战争的过程却超出了清军的理解。侧翼的包抄确实让英国军队中的印度部队慌了阵脚，一度距离敌人只有二三十米。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十米却成了无法突破的障碍。蒙古人的马刀无法落到敌人的脖颈上，就被枪炮撂倒，无法前进。

正面冲击也同样无法奏效。英勇的蒙古人一茬一茬倒下，又一茬一茬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英法联军只能无奈地一次次装填子弹、射击。

战斗结束时，最英勇的蒙古骑兵部队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有的死亡，有的溃散。通往北京的大门敞开了。咸丰帝听说了战斗的结局，立刻决定逃往热河避难，将北京城留给了联军去劫掠。

西方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战争哲学。在这之前，中国的战争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对陆地地形的把握，只要掌握了中国的山川地理，就可以依据地理条件来进行防御或者攻击；第二，注重战略，不注重武器，千百年来，中国战争武器的进步非常有限，很难有一方在武器上有绝对优势。

但西方人到来后所展现的却是另一种战争的可能性：依靠科学技术，跨越地理障碍，从原本不可能的方向发动袭击；利用先进武器，可以达到以一当百甚至当千的作用。僧格林沁的战术没有问题，但落后的武器系统却让任何战术都无法奏效。所谓战术，必须在双方武器基本对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施展。

一旦以前的战争规则都失效了，海洋不再是屏障，反而成了最危险的所在，武器的差距之大让军事家失业了。这意味着，敌人可以从海岸的任何地方实施打击，并且都能获胜。清末的主战场已经从秦岭、太行山这些地理要素转移到了广州、天津、大连这些海滨地区。

海权时代到来了。

直到清朝灭亡，整个国家都没有从海权冲击的休克中缓过神来。

但是，海权时代的到来，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都成了废纸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一旦武器再次获得了均势，一旦防守方将海防也纳入了战争考量，以往的经验会再次复活。

清朝之后的陆地战争又回到了旧的地理限制之中，当日本人侵略中国时，国民政府与八路军分别选择了中国西部的高山地区进行机动。日本人虽然从海洋出发，占据了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平原地区，却由于缺乏制高点，始终无法完全征服中国。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类似于黄巢机动作战的翻版，依靠机动寻找薄弱地区，等待对方政权财政失衡引起崩溃。长征在路线选择上，与当年蒙古人进攻大理有很大的重合，蒙古人顺着川西、甘南向南进攻，如果把路线倒过来，就是红军北上的线路。

当公元1949年国共双方在长江对峙时，仗还没打，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告诉我们，南京地区的命运不在长江，而在于淮河。淮海战役失败后，国民政府丢失了淮河，已经注定无法坚守长江了。

未来的战争如果在海外发生，制空权与制海权依然是最重要因素。可战争一旦回到本土，或者到了占领土地与建立政权的阶段，决定性的，仍然是那千年不变的山川地理。

后记

为了写作本书，我曾经花了很多时间在国内游走，访问历史上的战略要地。我认为，只有通过亲自观察，才能了解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成为战场，它的地理逻辑在哪里。

写作时，许多访问时的场景总是在眼前闪现，其中最难忘的有三个。

第一个场景发生在我走访燕国故地时，看到的满地古代战士的头颅。

在河北省易县，这里是著名的燕下都所在。县城之南，当年的都城还有迹可循。最令人感慨的还是燕下都南面的几座高大土冢。这些土冢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旁边，两千多年来没有人在意，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土冢之下一共埋藏着数万颗人类的头颅。

在中国古代，人们有利用战败者的头颅垒金字塔的传统，这些金字塔有一个名字：京观。河北易县的土冢可能是国内唯一保存完整的京观。这些人头属于战国时期的燕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不幸的是，当我来到现场，却发现这些土冢都遭到了盗掘。在土冢的周围，散布着大量的人类头骨碎片，大部分都碎了，但很多还能看出来圆圆的形状。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碎片都变成了软绵绵的一团，用手一碰就会粉碎。随着被盗掘，保存两千年的遗迹很快就会消失殆尽。

唯一能够长久保留的是人类的牙齿。在现场还散布着大量的牙齿，它们依然坚硬，混合在一起的还有一些简陋的陶片。除了陶片、牙齿和碎骨，没有别的，大概战败者的人头墩中不会陪葬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对于盗墓者而言，最没用的物品也许就是人类本身。一个箭头、一把剑，甚至一个陶片都比一具骨骸更有价值。人头骨与牙齿被掘出后随即扔在了地上，任由消失。对于考古工作者，数量庞大的骨头也没有什么价值，他们只是采集了几个样本，剩下的就任它自生自灭了。

感慨万千的我随手捡了一把牙齿，从磨损程度看，它来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战争中死去，被当作战利品埋葬在这里。

第二个场景发生在另一座古战场。

当我到达山西汾河岸边的玉壁古城遗址时，在一片黄土台地上，当地人指给我一个叫作万人坑的地方。

玉壁古城是中国保留比较完整、没有受到过多扰动的古城，这座城市专门为了打仗而建。当年东西魏的战争中，西魏为了封锁东魏的汾河进攻路线，在汾河南岸的台地上修建了玉壁城。当东西魏战争结束，玉壁也就慢慢荒废了。由于没有人类大规模居住，才保留到了现在。

从地貌上看，玉壁城如同是一座天然的巨大平台，高高耸立着，它三面是悬崖，只有一面较为平坦，守军在这一面修建了城墙进行防卫。在城市内，还能看到当年攻城者挖掘的地道痕迹。

在断崖上，白色的人类、马匹的尸骨、牙齿俯首可拾。

所谓万人坑，实际上是在悬崖上一个密布着人类骨骸的地层。人骨之密集，令人产生毛骨悚然之感。

在悬崖之下，也散布着许多脱落的人骨。随着悬崖的剥蚀，崖下的人骨竟然也铺了一层。可能是由于年代短了一半，且气候更加干燥，这些属于一千多年前东西魏大战时西魏将士的遗骨保存情况要比燕国京观的骨殖更加硬实。

最后一个场景在宁夏固原的好水川战场。这个新发现的古战场属于北宋与西夏战争时期。

战场在一座红色的小山坡侧面，同样由于地处偏僻，在近千年后，战场几乎还保持着刚刚打完仗之后的原貌。唯一的不同是，当年裸露在外的将士尸骨都被岁月埋在了浅浅的地下，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它们。

在一个断层处，我发现了一个破碎的瓦罐，看上去像是士兵们煮粥用的。在瓦罐里竟然还有许多非常轻的黑色物质，经过辨认，应该是小米粥干掉、炭化之后的痕迹。也许在那天，北宋的士兵刚刚做好饭，还没有来得及吃，就遭遇了灭顶之灾。

瓦罐里的粥不知道放了多久，慢慢变干、炭化，被浮土埋没。瓦罐在土下埋了很久才破碎，当我发现时，虽然碎成了几块，却并没有零落，仍然可以拼得严丝合缝。

在瓦罐的不远处，有一个人类的头盖骨。再远一点儿，断层里星星点点露出几片白色的痕迹。我用手轻轻一抠，发现竟然是人体的第一到第四块颈椎。它们必然属于一位北宋的士兵。

这位士兵被杀后，就一直留在了原地，直到积土将他埋葬，又被风雨从土中剥出、散落。当我看到它们时，只剩下了四块脊椎，其余都不知去向。

除了这三个场景，还有许多都能让我立刻穿越到过去。它们共同陪伴我写完了书稿。每一次我的思路停顿时，都回忆着那一幕幕鲜明的记忆，诅咒着该死的战争。

但战争就是人类的一部分，隔一段时间，总会有野心家冒出来，希望通过战争来满足他的私欲。战争和税，是人类社会无法避免的两种事物。和平时期，决定人类社会演化的最根本力量是经济和财政；到了混乱时期，决定演化的则是战争。

如果要想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课题。

我们谴责战争的残酷，却必须了解战争不会远去，做好理论上的准备，以免受人宰割。

本书追寻了从秦统一到清末这两千年的战争逻辑，以中国地理要素为中心，逐渐展开，叙述了各个朝代的大战略。

在秦朝统一时，中国的地理还局限在关中地区、洛阳盆地、华北、淮河、两湖地区、四川这几个单元。到了清代，已经扩张到了新疆、西藏、云南、蒙古，随着地图的打开，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的军事战略也发生着一定的变化。但变化中又有着持久的要素，因为中国的地理是不变的。

读者读完本书，可以理解中国疆域的形成，以及历次战争背后的逻辑性，从而更加热爱现在的和平与繁荣。

在写作过程中，我脑海中不时需要将我游走观察的现场图景与历史中的记载相印证。比如，当我叙述蒙古人进攻大理时，想到的是滔滔的大渡河水、白龙江两侧高耸的山脉，以及壤塘广阔的草原图景，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蒙古人策划了一次多么大胆的行动。

本书是“帝国密码三部曲”之一。2017年，我出版了《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其中提到除了“财政密码”，还有两部《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和《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正在写作之中。实际上“财政密码”写成于2015年春天，在那之后，我已经开始了剩下两部的写作，按照计划，首先写完的应该是“军事密码”，最后才是“哲学密码”。但由于“军事密码”的复杂度更高，反而是先写完了“哲学密码”，最后才完成了本书。

在这里，需要向读者说声抱歉的是，本书原本附有几十张地图。事实上，我在地图上花费的时间并不少于正文。但考虑到出版的复杂度，经过出版社与我再三慎重考虑，还是暂时将地图拿掉后出版。我明知道这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但在目前，这是本书出版的最好方法，请读者体谅。

关于地图，读者可以参考的包括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册部分。两种图册各有特色，但均有不足，所以，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还可以准备一张现代的全国地图，最好是带地形的，这会对理解本书内容非常有用。

未来，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再想办法将地图传递给读者。

在体例上本书也和“财政密码”“哲学密码”有所不同。两书大都附了详细的注释文字，加上附录中的参考书籍。而本书的内容主要出自中国的史书，书目见附录的参考书籍，我都视之为常规文献，因此，不再一一注明出处。书末的参考书籍也是我目前还在研读的书，其中一部分并没有在本书中得到反映，却是我长期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前两本书相比，本书的特点是更注重实际地理的考证。

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副产品。在写作到宋朝时，我突然意识到，北宋与辽、金的交往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展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最佳融合样本，于是将这部分抽出，查阅了上百种宋人文献，形成了一本新的书《汴京之围》，已经交给出版社进行处理，在此做一个说明。

在未来，时机合适时，我可能还会对明末、清初、清末、民国等各个时代进行类似的考察。但是时间未定。

感谢文学锋的帮助，我曾经在广州你的家中住了一年，本书的写作计划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感谢周杭君，大学里的友谊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并必将持续终生。进入中年，我们是仅剩不多仍在为理想拼搏的同学之二。周除了拼劲儿十足之外，还保持着最活跃的思维，在一个月前，她在饭店的外卖袋上免费印上了我的《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的广告，让这本书成了世界上第一本在外卖袋上打广告的哲学书。所有订她饭店外卖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郭建龙的人能吹一点儿哲学之水。在此，我也利用新书替周做一下宣传：在北京牡丹园和上地，各有一家叫上下亭的米粉店，在那儿，你能吃到最地道的湖南米粉。

感谢我的编辑雷戎、董曦阳所领导的整个团队，如果没有你们的鼓励，我很难坚持下来写稿，我们一直是配合最好的团队，本书是我们共同完成的。

感谢秦旭东、张赋宇、王力，写作过程始终得到了你们的鼓励。

感谢我的祖父母，他们将“理想”这个词深深地注入了我的灵魂。我多希望，他们的在天之灵随时都能看到，我仍然为了理想而不肯妥协。

感谢梦舞君的陪伴，让枯燥的写作充满了温馨。

此外，本书完成后，豆瓣网友麟狩提出了非常专业的意见，指出了本书的几处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他特别从古地理的角度对本书陈仓道的叙述提出意见（见三国部分），认为在汉初以前，古汉水流经陈仓故道，可以溯水而上直抵陈仓。但汉初武都大地震后，汉水不再流经陈仓道，断绝水路后的陈仓道军事运力比韩信时代大打折扣。这是诸葛亮不选择陈仓，而选择祁山道的主因（祁山道相对平坦，可以依托西汉水向陇西运粮）。我将他的话附于此处，便于读者理解。

本书构思于广州锋子居。本书的初稿写于大理才村走青春客栈。本书修改于云龙梦君庐。本书的终稿完成于大理风吼居。